如何治疗水痘带状疱疹:章士钊、马叙伦、张澜、黄炎培

章士钊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幼年时期

　　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杨守仁为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留学时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8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任职时期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1月，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翌年归国，任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先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1934年前，章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岑春煊等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岑任总裁，章出任秘书长。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新中国成立时期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2年，他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1]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

　　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送满十年。

　　1963年，毛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章向毛推荐高文，得以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刘调解，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卒被残酷现实打破。从此专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

求学生涯

　　在英国留学时期的章士钊(1881年-1973年)，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7年，赴英留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调和立国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章士钊即携眷返国，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及宋教仁被刺，章逃离北京。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任讨袁军秘书长。事败亡命日本，创办《甲寅》，倡言革新，反对专制，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因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回归传统

思想的转变

　　进入20年代， 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反对工商立国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婚姻家庭

娶妻吴弱男

　　章士钊24岁时，结识了19岁的吴弱男。吴弱男，生于1887年，小章士钊6岁，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儿，名门名媛，第一位东渡日本后去欧洲的妇女运动先驱，当时为孙中山英文秘书，4年后，于1909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为夫妻，第二年29岁时有了大儿子章可，30岁的时候回国为同盟会工作（章士钊从婚后就时来运转），其后到43岁前经历办报、赴日、反袁、任教、旅欧等诸多事宜。1973年4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生前，被周总理礼为辛亥革命老人，尊称其为“吴先生”。在章士钊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吴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三个儿子中，二男章用（1911年-1939年）生于英国苏格兰，在香港病逝，中国近代数学家。长子章可活到1983年。

纳妾奚翠贞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时，经黄金荣介绍结识了一个青楼女子（一说是黄的干女儿）奚翠贞，瞒着吴夫人暗中交往，到1924年后，43岁的章在北京当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后兼教育总长的时候，公开与奚同住。吴夫人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自然容不得章纳妾，吵闹之后于1929年断然分居（时年她44岁，章48岁），携三个儿子（二儿子是季羡林同学，二三子都在抗战时去世，没有成家）去往欧洲，到1937年欧战才回来。1936年，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时接了一笔官司，一个卖昂贵康克令金笔的女营业员（据说有报纸专门报道过其艳名，也算当时一超女），和一个追求她的大家公子生了一个女儿，不料大家公子早有婚配，其父要儿子与其断绝关系，女营业员为此找到了章士钊律师打官司。官司以公子（到底是谁没有定论，有人说可能是陈调元的公子）出了5万元了事，大人一拍两散，女儿倒是个麻烦。恰好章士钊的小妾奚夫人没有生育，于就抱养了过来。这个孩子那时8个月大，后来章士钊为其取名章含之。

纳妾殷德珍

　　1941年章士钊结识了杜月笙给推荐的一个戏子，60岁的章士钊就又纳了一个26岁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无生育，后收养一女章眉？19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钊另买了房子，与殷夫人同住。奚夫人就颇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忆也是见父亲的时候不多，也没什么感情。到了1949年，68岁的章士钊老人到了北京和谈，期间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从此被留在香港），后转投毛泽东，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11月的时候，把奚夫人、大儿子章可和14岁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

相关评论

影响因素

　　纵观章士钊一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出了大问题，要赶快另谋出路。

　　章士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现代化的进程。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着也。”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多样。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20代的《甲寅》虽已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诟病，仍然个性鲜明。那时的章士钊是独立的。后来，他先后就食于某些权势者门下，尽管社会名流的声威犹在，但廉颇老矣。了解这些经历和品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

章士钊故居

　　章士钊故居51号宅院位于史家胡同中部，是章士钊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住宅。

　　该宅原为三进四合院，章先生一家住前两院，将第三进院落分出去，由北面内务部街另辟门。现存建筑坐北朝南，广亮大门一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一进院大门西侧有倒座房五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北房为三开间的过厅，后出廊，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带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连各房。院内四隅种有海棠、苹果等果木，优美宜人。正房内的木装修颇为精美，北面抱厦部分的隔扇由两座八方屏门组成，其顶部为一个楼阁式书橱，上带朝天栏杆，书橱由西面次间内的一架楼梯上去。室内还有一槽碧纱橱。

章士钊先生去世后，该宅由其女章含之及女婿乔冠华居住。

马叙伦

马叙伦（1885.4—1970.5.4），现代学者、书法家。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男，汉族，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少年时入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介石，读《黄书》、《民约论》等。后因主持正义，一次学潮后被校方除名。出校后刻自学，致力于六法训诂、经史、韵文兼治新学，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 1949 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中文名：

马叙伦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浙江杭县

出生日期：

1885.4

逝世日期：

1970.5.4

职业：

学者

代表作品：

《新世界学报》、《政光通报》

　　自糼好书，开蒙之际便课八法。早年得力于欧。作书腕肘并悬，指臂齐运，擅楷、行兼及篆凝练。于秀丽中含劲健之姿，清代远简穆，风神竣朗。出版《马叙伦墨迹选集》、《 马叙伦 先生书法选集》等。作有论书绝句十首及短论数十篇，言简意赅。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于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建树。

人物简历

　　1902年，马叙伦毕业于杭州养正书塾，曾任上海《选报》、《国粹学报》编辑，后以教书为生。

　　辛亥革命前加入柳亚子等发起的南社。1911年赴日本，在东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浙江参与筹办民团，响应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参与浙江光复，任都督府秘书，后协助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

　　1913年，任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文职教员，并应邀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兼课。1913年冬，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辞职南下回上海。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邀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2年夏，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此后，曾任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1929年冬辞职，次年回北大任教。1932年应聘为国难会议议员。

1936年1月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被推为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因贫病交加，蛰居上海，化名邹华孙，专事著述。

　　1945年底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游行示威，被推举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团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1947年底，到香港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9年与李济深等赴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1949年至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从1952年到1954年是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

　　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是马叙伦的建议。

　　关于马叙伦是否真的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学界又有新认识，详细请参阅2007年6月29日的《光明日报》“马叙伦加入过同盟会吗”一文。

生平经历

书香世家

　　马叙伦的高祖是农民，曾祖是鞋匠，开个小鞋铺。祖父三考出身，做过京官。父亲继承书香，写得一手好字，但一生坎坷，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他五岁那年，父亲就给他延师破蒙，期望殷切，督教极严。10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可是母亲偏要他继续念书，并嘱咐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爸爸争争气。”从此，这位贤母加倍辛劳，以十指所得，供他一人读书。他不负慈母期望，学习勤奋，过目成诵。11岁那年，他跟父亲生前好友汤颐琐先生到苏州读书。不久，他又随亲友去温州就读。13岁那年，他回到杭州，先后进宗文义塾和范文成老师的私塾读书。14岁那年，碰上戊戌变法，杭州有了新式学堂。翌年夏，他进养正书塾读书。

养正是一个比较新式的书塾，设有国文、历史、掌故、地理、数学、英语等课。对于地理、数学、英语等课，他总是格格不入，学不进去;但对于国文、历史、掌故等课，他则得心应手，在学习成绩上总是名列前茅。星期考试，一连考上七次第一。半年之内，连升两班。一年以后就升为特班生。当时他想:自己“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⑵成为历史名人。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革命浪潮打消了。

名师指导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挟着光绪皇帝逃出了北京城。一天。他从陈介石老师那里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好像天从头上压下来了”，不禁嚎啕大哭。这位老师却不声不响，等到他实在哭得太伤心了，才慈祥地对他说:“不要哭了，你回去吧，我慢慢地给你讲明白。”翰林出身的陈老师，是他平时所尊敬的历史学家，善于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那天以后，并没有找他谈话，只是在上历史课时给学生讲些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换代的历史。听了这些，他心里似乎亮堂多了.接着，陈老师又介绍他阅读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及《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禁书。得到这些书以后，他夜以继日地贪婪地阅读着。这些论著和史实，激起了他的义愤，打消了“尽忠报国”的糊涂思想。

　　接着陈老师又指点他阅读一些西欧进步书刊的译著，最先读到的是严复翻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当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时，他感到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极为新鲜的境界。

　　他又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法意》的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其后，他又读了法国卢梭的《民约论》。这本书阐述了天赋人权和平等自由的理论。论证了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的观点，被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

精忠报国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寻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清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不可了。他开始找志同道合的革命者。

　　在同学里，他把特班生里的汤尔和、杜士珍引为同志，并拜了把子。他们三人开始做组织同学的工作。

　　他们担任了备班生的教师，指导小同学们读书。他们向总理(校长)上书，要求开设体操课，增加体育设备，活跃体育生活。

　　他们用个人得到的奖学金购置书报，办起了一个小藏书楼，叫做“皆大欢喜藏书楼”，给同学们提供了阅览场所。

　　他们还组织各种时事演讲会、新知识辩论会，开展各种社交活动。

投身革命

　　1901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他和汤、杜两人将于翌年暑假毕业。校方已内定派他们三人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他们也互相约定赴日本学陆军，以便学成后干革命。可是就在毕业前两个月，校里发生一次学潮，把他和杜士珍卷进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校里有一位学正，官儿不大，平时威风却不小，早为同学们所侧目。一天晚上，有三位同学和学正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本来就不把学正放在眼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学正向他们怒目而视，他们却装作没看见，继续高声谈笑。这一来，学正发脾气了:“食不语，寝不言’，夫子之道也。你们懂得吗?”

　　“我们不懂。嘻，嘻!”

　　于是学正拍案而起，盛怒而去。同学们都替这三个人担忧.果然，没过多久，校里的监督(养正改为学堂后的校长)坐着四人大轿，冲进校门，立即在“君子堂”里召集全校师生，要把三个肇事学生宣布开除出校。

　　马叙伦和几位特班生急了，立即邀请总教习陈介石来挽救，陈老师毫不推辞，一口气跑进办公室。监督拿起朱笔正要写开除布告，陈老师迫不及待地嚷道:“不能!不能!"

　　“本监督自有权衡，该教习毋得干预!”

　　“那末我也辞职好了!”

　　听说总教习辞职，满堂学生都轰动了:“陈老师辞职了，我们都走!”

　　同学们说到做到，一面凑出钱来租房子，作为暂时安身之所，同时推几位特班生写呈文向三大宪(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控诉。第二天清早，大家向孔夫子牌位行个礼，就陆续离开学校，以示决绝。事情闹大了。校方就用分化手法，稳住了大部分学生继续上学。校里六个特斑生，除汤尔和因病未参加学潮外，都因带头闹事，被开除出校。

　　被开除出校以后，赴日留学的计划落空了。为了生活，马叙伦跑到上海从事报刊编辑工作。

　　那时，上海是维新和革命两种思潮集中角逐的场所，各种刊物蓬勃兴起.他身临其境，感到耳目一新.他先后帮蒋观云编辑《选报》，帮赵祖德办《新世界学报》，任主编。后来，他又和黄晦闻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陈佩忍、刘师培等人写文章.这个刊物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想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寻找反清、反帝的武器。出版以后，居然风行一时。在革命思潮的不断陶冶中，他提高了思想意识，更坚定了革命斗志。

　　一次他在西湖游艇里高声唱道:“一击满湖(谐“满胡”音)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20岁结婚时，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新房门口。上联是“卿桴独立鼓”，下联是“我揭自由旗”。   豪情壮志，放言无忌。

　　结婚以后，他在杭州、江山、诸暨等地做了两年教员，传播革命思想。1906年下半年，他应陈介石老师之邀，到广州两广师范馆和方言学堂先后教书。方言学堂学生有许多是同盟会的会员，他和学生之间，不仅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他当时以“戎马书生”自励。课余之暇，就练习武术、骑术。不久，他居然可以不用控缰踩镫，放手让骏马飞奔了。

　　1908年，清廷颁布咨议局章程。次年l0月，各省咨议局开会，陈介石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长。马叙伦应陈老师之邀，辞去方言学堂教职，回杭州工作。_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课，在《浙江日报》担任社论主笔，还在咨议局兼了一个职务。通过教学和报纸，传播革命思想，鼓吹民族和民权主义，反对清廷统治和君主政体。19l0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陈佩忍、高旭等发起的南社。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l9l1年夏季，他专程去日本会见章太炎，商讨革命策略。经章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回杭以后，立即投入江浙两省民众为保卫沪杭甬铁路的权益而掀起的爱国护路运动。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发难。他立即商得陈介石议长的同意，由咨议局邀请杭州商会和各界绅士共同发起组织民团。成立民团局，推汤寿潜、陈介石分任总、副理。表面是维护治安，实际是准备响应起义。他和汤尔和、楼守光三人分别担任城区巡防，并联络驻军，准备发动起义。

　　到了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标统周承菼部起义成功，包围了巡抚衙门，活捉巡抚增韫。第二天大早，马叙伦到咨议局商量善后，决定由陈介石、沈钧儒、褚辅成和他四人署名，电邀汤寿潜来杭就都督职，接着就组成都督府，由褚辅成任民政司长。沈钧儒任教育司长，张鸿任财政司长，他被任为都督府秘书。

厨艺大师

　　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常与美食佳肴结缘。究其根源，食品文化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罢了。历史上很多名人如苏东坡、李渔、袁牧、曹雪芹等，不仅善作佳肴美馔，也纷纷将佳肴美馔写成著作或收集成食谱流传至今。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鲁迅，在少年时代写过的《戛剑生杂记》，也曾津津有味地提到过数种菜肴。马叙伦先生也有此种爱好。关于马叙伦先生，世人多知其为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还兼擅古文、诗词、书法，殊不知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我没有见过马老先生，只是与他的后裔有过交往。马先生字夷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任高教部部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患病而卧床，一九七?年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他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其它诸如参加南社、编辑《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等，是为当时士林之俊彦。民国以后任过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并在北京大学任过哲学教授，讲老庄哲学，对儒、道、释诸家兼而通之，著有《庄子义证》等。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马先生大愤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奔走呼号反对专制，组织民主促进会，引起国民党政权嫉恨，因而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一时声动全国；周恩来当时曾亲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对马先生的道德文章也颇为推崇，进北京后曾亲自登门拜访，新中国成立伊始即亲自指定马先生与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等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我见过一幅照片，那是一九五三年元旦宴会上，马先生曾与毛泽东主席比肩而坐；据说凡上下台阶，毛泽东均亲自搀扶，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叙伦的器重。

　　马先生的信仰诚如他自己所云是为社会“生死不计”，但他的兴趣却又是多方面的。从他早年出版的两种随笔集《石屋余渖》、《续渖》中，竟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美食家，竟善治佳肴美馔。

　　听老辈人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旧北京餐馆食谱中有三种以当时名人命名的肴馔：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而其中的“马先生汤”即为马叙伦先生所创。当时北平中山公园辟有茶座，为社会名流茗谈雅集之处。马先生常光顾那里的川黔馆长美轩，看到那里菜烧得好，惟独汤不甚佳，遂将自己所创“三白汤”的制作方法告诉厨师。长美轩仿制后命名为“马先生汤”，到此品尝者无不称赞，以后此汤便成为长美轩的一大特色。

　　何为“三白汤”？三白者，即白菜、笋、豆腐也。因皆为白色之物，故名。原料看似简单，做法却十分复杂。不但主料要选最好的，还要配以雪里蕻等二十余种作料。此汤烧制后，味极鲜美。马先生在《石屋余渖》中说：“……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蕻为要品……”看来作料中最重要的是雪里蕻，别的尚可“增减”，惟此不可缺也。

　　据说，长美轩仿制的马先生汤虽然鲜美，但比马先生亲手所制“三白汤”的味道仍要略逊一筹。其中奥秘恐怕自然在火候及作料配置上。现在中山公园里的餐馆中已没有“马先生汤”了，不妨可以说已是“广陵绝响”了，因为现在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没有品尝过。那时能在长美轩品尝“马先生汤”而今又健在者，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当时有一定社会身份。二、年龄起码要在二十岁左右。我认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张中行；他在《负曝闲话》一书中谈起过马叙伦和“三白汤”，但他没有品过。另一位是郑逸梅，他在其所著的《南社丛谈》一书中也提到过“三白汤”，但郑老也未曾品尝过。可见称之为“广陵绝响”并不为过。

主要著作

　　1、古书疑义举例札迻　1918年　铅印本　（1905年国粹学报1卷1、2号）

　　2．古书疑义举例三补校录　民国十三年秋刻本又收入长沙鼎文书社辑《古书疑义举例丛刊四种》　1924年版

　　3．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校语补正　1918年　铅印本

　　4、庄子札记　十四卷　上下册　1919年

　　5、庄子义证　五卷　民国八年　铅印本 三十三卷　附录二卷　192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6册） 校补记一卷（共三十六）

　　6、老子覈诂　四卷　1924年　景山书社　又1925年印本

　　7、老子校诂　1956年古籍出版社　1974年中华书局　（17万字）

　　8、说文解字研究法　1929年　商务印书馆版（1928年重定本）。 1933年　1988年　中国书店　（1935年一册）

　　9、中国文字之构造法　1927年上海暨南大学　铅印本

　　1O、读吕氏春秋记　1931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　铅印本

　　11、西溪历樊榭先生祠堂记　1932年　印本（马叙伦撰　余绍宋书）

　　12、周凤山先生墓志铭　1932年　石印本（黄侃撰　马叙伦书）

　　13、象山纪子庚墓志铭　1935年

　　14、故北京大学教授瑞安许叔玑先生之碑　1935年　石印本　（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15、读书小记　1931年　商务版　后收入天马山房丛书　（卷一卷二）

　　16、读书续记　1939年　商务版　（卷三、四、五）

　　17、读书续记　五卷　（［按］1919年2月27日起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86　中国书店　（卷六、七）

　　18、六书解例　四卷　1931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9、六村解例　1933年　商务版

　　20．石鼓文疏记　1935年　商务版　1935年再版

　　21、天马山房丛著　1933年自费印行

　　22、尔雅讲义　民国间抄本　藏北京图书馆

　　23、殷虚书契前编所见许氏说文解字所无之字　1942年稿本（藏北京图书馆）

　　24、马叙伦言论集　1946年　山东新华书店编印

　　25．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从书之一）　1947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9月再版　1983年12月三联书店重版　又台湾文海版　又收入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沪版

　　26、石屋余渖　1948年上海建文书店　［按]1947年3月9日《文汇报》　浮世绘版开始连载　1984年上海书店

　　27、石屋续渖　1949年上海建文书店　1984年上海书店　（８万字）

　　28、石屋余渖　石屋续渖　1996年山西古籍出版社横排本

　　29、马叙伦学术论文集　1958年科学出版社

30、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1957年科学出版社（15册）　1985年　上海书店（8册）（244万字）

　　31、庄子天下篇述义　1958年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7万3千字）

　　32．读金器刻词　1962年中华书局

　　33．马叙伦墨迹选集　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34、马叙伦书法选　198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35、马叙伦先生法书选集　198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36．马叙伦政论文选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

　　37．马叙伦诗词选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

　　38、读书续记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1939年商务印书馆）又卷八～卷十五未及出版，原稿存北京图书馆

　　39、石屋余沈　上海书店1991

　　40、石屋续沈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张  澜

张澜（1872～1955），男，字表方，汉族，1872年生，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10月继黄炎培之后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至1955年2月9日逝世，享年83岁。

幼年随父耕读，25岁中秀才，补廪生，先后执教于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荇书院。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专攻经史。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教育。留学期间，因倡议那拉氏(慈禧)退朝，被视为大逆不道，遭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

　　回国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创办小学、中学和女校，实行新式教育。1911年领导标志民族觉醒的四川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促进了全川人民大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获孙中山赞扬。辛亥革命后，任川北宣慰使，继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15年联络川军北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和恢复后，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1917年升任四川省省长，时间虽短，建树殊多。1918年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抗日战争时期，张澜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10月继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1955年2月逝世止，共14年。他领导民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3年著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响应中共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反对内战。1945年12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提出民盟的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1946年代表民盟出任旧政协首席代表。内战爆发后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拒绝出席伪国大。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1948年1月，致信民盟三中全会，支持恢复民盟总部。1949年，因拒绝去台湾，在上海遭国民党政府软禁，后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

生平

英勇的保路运动领导人

张澜这个名字首次被人们知道，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他英勇地领导了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的一生。

　　1911年，腐败的清政府为着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将川汉铁路路极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用以举借外债。清政府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激起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于是各县推选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商讨对策，张澜同志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为扑灭这场“抗命”怒火，悍然逮捕了张澜等9名领导人。在大刀架颈、洋枪抵胸的威胁下，张澜同志不为威武所屈，大义凛然地据理力争，赵尔丰被驳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将他们无理囚禁，“候旨听斩”。凶讯传出，全川各县保路同志会动员武装群众10余万人，围困了成都城。清政府速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数予人入川解围。同情革命的新军予途中发生兵变，端方伏诛，赵尔丰被迫释放张澜等9位保路运动领导人。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防空虚，造成了革命起义的有利条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若无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

　　当年的保路运动，除了在军事上对辛亥革命超过导火线作用之外，其更为深远韵历史意义是，它表明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予帝国主义侵略者稚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淫威，敢于起来坚决斗争。这是民族觉醒的伟大象征，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伟大象征。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结识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同志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既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川继起声援，袁贼的所谓“洪宪”帝梦迅即在全国声讨中幻灭。张澜同志以一介书生，敢于冒险犯难，率先支援蔡锷将军的义举，实是近代史上的一页灿烂篇章。

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张澜同志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宏文书院学师范。日本的维新富强与教育事业的发达，对他启示颇大。他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主张变法立宪，被清政府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押送圆国。他回国后，积极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在创办南充中学时期，倡导学用结合，除普通中学外，增设农、工、医及师范等职业班，附设农场、工厂、医院供学生实习。他办的新式学校．对当时四川教育的革新起了先锋作用，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前往就学，其中包括朱德、罗瑞卿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0年，他在北京以四川省长名义与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捐助他的好友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一些入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

　　1925年，他任成都大学校长时，采取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蓄方针，坚持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他不顾校内外顽固守旧派反对，允许校内三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和国家主义者的惕社)同时存在，自由争鸣。在他的开放政策下，社会科学研究社在校内扩大了影响，一时成为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

为民主、 和平、统一而奋斗

　　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进入艰苦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希望。抗日战争中期，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同盟，这不是偶然的。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张澜同志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导和影响下，长期在领导民盟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民盟原为当年国民参政会里国共以外的三党三派参政员组成，所以初期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同志本是无党无派参政员。他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并连任至解放以后直到他逝世，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公正刚直，主张正义，爱国爱民，在这一三党三派联合政治组织中众望所归，同时也因他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关系，有利于在当地开展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 1943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压力下，虚伪地作出了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同志以年逾古稀的高龄，写了一本《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蒋介石看见后，当面威胁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同时下令禁止发行。但此书却在秘密传播中不胫而走，影响很大。他几次在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学生会召开的会上作公开演讲，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他说，救国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坚持团结抗战，大家不做亡国奴，一是救救“民国”，因那时的现实不是民国，而是“党国”。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同周恩来同志几次到“特园”和张澜同志密谈，为尔后中共与民盟共同奋斗奠定了基础。在旧政协会议中，民盟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旧政协的五项决议公布之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然而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张澜同志毅然决然地领导民盟同共产党合作，坚定地与人民共命运，经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

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6年10月，蒋介石利用和谈时间完成了全国性的军事部署，在从人民手中侵占张家口的次日，悍然宣布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明目张胆地最后撕毁政协决议，关闭和谈之门，妄图给法西斯政权披上合法外衣，更肆无忌惮地把全国人民推入内战火海。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所谓第三方面加以威胁利诱，迫使限期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的紧急关头，民盟内部的民社党步随早在政协开幕前夕即已叛离民盟的青年党后尘，单独交出了他们的代表名单。当时滞留重庆的张澜同志，从重庆“特园”同南京民盟总部通长途电话，他严肃说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当天下午和晚上他又接连两次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提交名单。他在这重大历史关头，以高度革命责任感，从政治上代表着广大盟员的心愿，保证了民盟上层领导的一致。直到他从报纸上看到民盟总部发表“决不参加”的声明，他才捻髯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

　　民盟继中国共产党之后拒绝参加伪国大，是我们民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人民同反动派斗争的最重大的关头，民盟站在人民一边，坚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作，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它的意义，正如陈毅同志于1955年2月15日在上海民盟市委举行张澜主席追悼会上所说，就党派关系上说，是保持了民盟和共产党的紧密团结；就阶级关系上说，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系；都是保证和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

　　1947年，反动派肆意逮捕、屠杀各地民盟盟员，查封盟办报刊，并于ll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同志不为横暴所屈，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向上海报界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不久，沈钧儒等同志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张澜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监视下未能赴港与会，除去信对三中全会决议表示同意外，还不时地接济民盟在港活动经费，资助去港同志路费。l949年春，他和罗隆基同被反动派监禁于上海疗养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幸由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

1949年平津解放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张澜同志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在一篇简短的致词中一连用了四个“革命到底”的字句。他称赞起宪法作用的政协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一。他表示“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同担负起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它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他这样说，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建国之初的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上，他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l950年土改法公布，他在政协一届第二次全委会七代表民盟讲话，表示热烈拥护。他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彻底的革命”，号召“全体盟员和全国人民来拥护这个新的法案，使它能够圆满完成中国土地革命的任务。” 在庆祝l950年国庆时，他发表文章说：“现在，我们是入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在政府中，我们担负了一部分责任。今后，我全体盟员自应以更坚强的信心，更整齐的步伐，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丽奋斗。”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三十周年，也正值民盟成立十年。张澜同志在庆祝党的三十周年文章中说。“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只有十年历史，在这十年的革命运动中，倘使我们没有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也决不能保证我们不走上错路，保证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他正确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日的中国民主同盟。1954年9月，我国公布了建国以后第一部宪法。张澜同志以极端兴奋的心情发表了《为制定我国第一个人民宪法而努力》的文章。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一方面是记录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成果的丰碑，另一方面又是在我国建设繁荣幸福的新社会的蓝图”，号召“今后，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文章发表半年之后，他就逝世了。

黄炎培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中文名：

黄炎培

出生日期：

1878年10月1日

逝世日期：

1965年12月21日

职业：

教育家

毕业院校：

南洋公学

代表作品：

《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曾字楚南（一作号），改字韧之（辛亥年在上海赵凤昌惜阴堂讨论国事会议记录签署。后见1915《学生会会报》、1917杭州《教育周报》），一作讱之，，又改任之（署见《学生会会报》），别号观我生，笔名抱一（见《小说月报》）、同父（见解放前《展望》）影射名王培芝（见龙公《江左十年目睹记》），人称珐琅博士（早年欲以抵制舶来品的搪瓷器皿，曾在中华职业学校设置珐琅科，附设珐琅工场，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口号，以致遭到少数人的讥刺为“珐琅博士”）。

　　1878年10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出生川沙镇内史第，早年父母双亡。1887年随外祖父发蒙，接受传统教育。迫于生计，年未弱冠，即在家乡任塾师。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1903年返乡兴办小学堂。期间，开始接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新学书籍。次年在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狱，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一小时，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继续兴办学校。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08年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浦东最早的供电设施。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5年4月，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报聘，考察教育，撰写《旅美随笔》。黄炎培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考察。

1917年赴英国考察，同年5月6日，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此后数十年时间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曾参与起草1922年学制，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筹备主任（现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

　　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如实介绍延安。

　　1946年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准备的普通中学。 至1949年前，先后又创办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维钧的骨灰也安放于此。

　　黄炎培文章峭拔清健、傲岸不群。笔歌墨舞、酣畅淋漓。诗初学温、李，继复寝馈李、杜。思力沉厚，趣味隽永，章调铿锵。兴到落笔，虽语必工，富于著述。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合作）、《中国教育史要》、《黄海环游记》、《断肠集》、《蜀道》、《抗战以来》、《延安归来》、《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黄炎培教育考察日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八十年来》、《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中国关税史料》、《对外贸易史料》、《淞沪抗日史料》，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家乡故居建有纪念馆。

往事略集

　　■早年神交，听黄讲演

　　黄炎培生在一个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塾师家庭。家道中落，13岁失母，17岁丧父。其父黄叔才，本地庠生，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到吴大澄（曾做广东、湖南巡抚，东河道总督）幕府当秘书，1894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1891年病故。

　　9 岁起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韵家丰富的藏书广读博览。1898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后，为生活所迫，他作过百货店的临时售货员、塾师，一面劳作，一面读书和习作诗文。由于诗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镇王筱云赏识，王将女儿嫁给他为妻。

　　1901年秋，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首届），选学外交科。特班总教习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学生读书、作文，还教学生日文和练习演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给黄很大影响。1902年秋，黄炎培到南京应乡试，中了举人。不久，学校发生风潮，学校总办将南洋公学解散。黄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回川沙办学，

　　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3 年春他主办的川沙小学堂开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还时常到别处讲演。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说，由于地方痞棍诬告他们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知事于6月23日将黄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在6月26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被保释出狱，随即乘船离开上海，亡命日本。

　　1905年秋在上海由当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的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因蔡赴德国留学，黄接任了蔡的职务。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07 年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谓黄炎培潜回上海运动杨斯盛办浦东中学，宣讲排满革命。端方饬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由于毛看重黄的才学，又有杨斯盛的担保，便下发公文，说不准“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1909年，黄任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0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1911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黄在苏州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2年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民国成立后，曾参与修纂《民国川沙县志》。1914年张勋任都督，黄辞职离南京返上海，任《申报》记者，始号抱一。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的著名人士中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二十年代，黄炎培并未见过毛泽东，但认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访黄求谈。到了1921年，黄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黄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俩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内战中，黄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沈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题上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

　　■搭台唱戏，艰难合作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徐特立是黄炎培的学生，是毛泽东的老师。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从1939年10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

　　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①。1941 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于是从1940年12月至1941 年3 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 年3 月19 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8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月16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等23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发展是尽了心力的。从抗战后期起，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黄炎培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黄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

　　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在黄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

　　民国之后，黄炎培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早已有不肯当官的美名。创办职教社后，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甚至自己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收入只相当于当时上层文化人收入的几分之一，黄的儿女们从小只能穿着旧的衣服到不收取学费并管吃住的公费学校去上学，后来黄不愿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黄。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生日时友人的礼赠，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建筑之一。抗战中，黄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也不是偶然的。黄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相见延安，共探“周期”。

　　1944年9月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发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黄自己是早已记不起来了。

　　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黄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

　　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为民做官，委以重任

　　1949年2月，黄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

　　黄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当然这时毛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的种种。

　　毛抵达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当日，毛、黄长谈良久。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

　　黄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接受了下来。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与毛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七十又四的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五四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黄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

　　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1965年1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

　　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

　　“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的的年代，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不很寻常的了。

　　■诗酒传情，共谱佳篇

　　“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在党的军事斗争舞台和新中国外交舞台上，陈毅都曾留下过光辉的身影。陈毅是身经百战的元帅，是挥洒自如的外交家，同时也是热血激情的诗人。

　　陈毅元帅喜诗、好酒，性情奔放，与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曾以诗论酒，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交往故事。

　　那是红军长征期间 ，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加紧军事上的围追堵截，一方面大肆进行舆论上的造谣诬蔑，谣传共产党人在途经贵州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著名的茅台酒池里洗脚。

　　然而，民主人士黄炎培对此谣传却不以为然，为此，他特意作了一首七绝《茅台》：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后来，这首诗流传到了延安。

　　中共的领导人在读了这首诗后都颇感欣慰。性情激昂的诗人元帅陈毅更是非常感动，将从未谋面的黄炎培引为知己。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访问。到延安的第二天，得知消息的陈毅就专程前来看望。一见面，陈毅就说：我们二十五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陈毅说：1919年我去法国勤工俭学，在上海交通大学操场开欢送会，你代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演讲共三人，另二位为蔡廷斡和朱少屏，还记得吗？黄炎培大悟，连说“好记性，好记性”。

　　隔日，毛泽东宴请黄炎培，桌上摆着茅台酒，周恩来、陈毅作陪。席间，陈毅提议饮酒联句，大家赞同。毛泽东率先作曰：

　　赤水河畔清泉水，周恩来续道：琼浆玉液酒之最。黄炎培接句：天涯此时共举杯，陈毅举杯一饮而尽，收句曰：惟有茅台喜相随。吟罢，众人不禁相视抚掌大笑。1952年冬，黄炎培到南方视察。途经南京时，陈毅特地以茅台酒宴来欢迎他。席间，陈毅又提到了那首《茅台》诗，并感慨曰：“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陈毅即席步原韵和诗二首，以答谢黄炎培。其一曰：

　　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黄炎培听了也很感动，端起茅台酒，紧紧握着陈毅的手，当场亦和诗一首：

　　万人血泪雨花台，沦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一个是元帅诗人，一个是民主人士，以文会友，以诗传情，共同谱写了一曲统战佳话。

　　■建国效力，共愿强盛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8 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9 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当选为常务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 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1959、1964 年继续任此职。1954 年至1965 年任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随着民建中央机构的演变，先后任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集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努力为人民服务。他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0年6月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

　　■家乡建设，牢记在心

　　上世纪20年代，随着川沙经济的发展，陆上交通已经明显不适应。1921年1月，黄炎培、张志鹤、凌云洲、顾兰洲、陆竹坪、陆莲溪等发起组织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筹划修条铁路。3月拟定招股简章，总股金50万元。后因工程浩大，决定分段实施。先募股金15万元，每股20元，在上海市区和川沙城内分别设立了股金收款处，认股者踊跃，很快募集到所需资金。1925年10月，庆宁寺至龚家路口一段工程竣工通车。沿线设庆宁寺、金家桥、新陆、邵家弄、曹家路、龚家路6站，每日乘客达千人，许多在沪的外国人也三五结伴乘火车来浦东郊游。这时，川沙城的居民可坐小轮船到龚家路再换乘火车。翌年1月，上川公司按原定计划，又募集股金15万元，修筑龚家路至川沙线路段，7月10日通车，增设大湾、小湾、暮紫桥、川沙站。1934年5月，上川公司与川沙县政府订立租用川钦县道合同，将上川铁路向东延伸至小营房。原在四灶港北的川沙站搬至川沙镇北重建。1936年3月，又从小营房向南修筑至南汇县的祝桥镇。至此，上川铁路全长达35.35公里。上川铁路促进了浦东地方经济的发展。直至1975年11月，上川铁路在经营了50年后被拆除。

　　晚年的黄炎培虽为国家领导人，仍念念不忘家乡。1963年他视察川沙毛巾工业后，写信给当时的纺织部副部长荣毅仁，说：“上海川沙是我国毛巾生产的发源地，但到目前还是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要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纺织部很快拨出了一批自动织机装备川沙各厂，使川沙的毛巾工业设备从木机、铁机时代跨越到自动织机时代。毛巾的品种、质量和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

教育思想

　　黄炎培在《实施实业教学要览》中给职业教育下的定义是：“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及乐趣，一面尽其对群众之义务，此教育名曰职业教育。”

　　1916年1月，他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一文中说：“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发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考察结果，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作用与地位

　　职业教育的作用——“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的地位应是一贯的、整个的和正统的。

　　■职业教育的目的

　　为“劳动者文化、业务水平的提高”，“造就新型知识分子”服务。

　　■职业教育的方针

　　社会化——强调的是职业教育须适应社会需要

　　科学化——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

　　■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

　　■职业教育思想的特点

　　教育与生活联系。黄炎培在职业指导上的要求就是“帮助个人选择、预备、决定及增进他的职业”，使他们能够做到“敬业乐群”和“裕国利民”，教育与劳动结合。黄炎培把“尊重劳动”作为职业教育所奉行的重要信条，把“劳工神圣”“敬业乐群”作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 注意学和用的联系。黄炎培反对劳心劳力分离，注意学和用的联系，主张手脑并用，“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只有手脑两部联合才能产生世界文明。

　　■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在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反思中国自办新教育以来的问题和教训，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经过洋务教育和维新教育的相继推进，促成20世纪初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其中，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是两个热点。但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逝去时，普通教育发展速度远高于实业教育，两者比例极不相称。大批受过普通教育的学生涌向社会，给社会带去怎样的影响?黄炎培于1913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对“癸卯学制”颁布以来中国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作了考察，指出学生在学校中所受到的道德、知识、技能训练，走上社会后毫无用处。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普通教育，加强学校教育与个人生活和社会需要之间联系的必要性。文章发表后，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形成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引发人们教育观念的变化。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标志着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

　　自此起，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成熟。反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改革普通教育的需要，黄炎培早期职业教育思想更多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为重，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20年代起，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目的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即既强调个人谋生，也重视服务社会；既强调职业技能训练，也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既强调一技之长，也重视全面发展。更多地探讨了职业教育内部的规律问题。

　　20年代中后期，黄炎培总结近十年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念，认为“(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所有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更多地探寻了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进入30年代后，民族危机加甚，黄炎培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事业，职业教育思潮逐渐消退，但其职业教育思想继续影响着此后年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

教育功绩

　　■川沙小学堂

　　川沙办学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开始。1904年亡命归来后，先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任教，后应爱国实业家杨锦春（斯盛）之聘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1905年与张骞等人组织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初名），任常务调查干事。1906年得杨斯盛出资银12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设立。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当时在上海的姑夫沈毓庆给他写信说，南洋公学要招考，你快来应考，如果考取的话，你不用担心家里的生活，由我和你的舅父来负责。黄炎培不负期望，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受知于蔡元培、张元济。不久，因学潮退学，临别蔡元培先生赠言：“你们应该组织起来更好地进修，愿回乡办教育的也好。”

　　黄炎培牢牢记着老师的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公布《高等中小学堂章程》，令各省把书院改办学堂。年底，黄炎培、张志鹤等联名呈文川沙厅，请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但阻力很大，他们于是顶风冒雪乘长江轮到南京，向两江总督张之洞投文，终获批准，川沙从此有了公立小学。初创时办学极为困难，黄炎培自己每天兼任3教时课务，却不领薪金，靠分送考中举人时的文章所得酬金维持生计。每天安排体育课，以强健学生体质。他还与张志鹤、邵力子等一起编译了7万字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首列历代大事年表，次地理、人种，再按各历史阶段分章叙述，简明扼要，极便省览。据说学校质量当时在江苏省名列前茅。1947年，黄炎培和表弟孟征祥夫妇商量，把自己幼时就读的东野草堂办成荫余小学，纪念外祖父孟荫余先生。

　　■震修学堂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知县裴大中在浦东杨家渡斗姥堂（今浦东南路）创办杨家渡义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黄炎培等改办新学，易名震修学堂。1961年改为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

　　■职业教育研究会

　　1916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经多方联络，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资助（从1917年起5年内，每年1000元）。

　　■中华职业教育社

　　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任办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48人联名发表的《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

　　职教社在城市办了职业补习学校，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与其他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职教社遭受打击。5月19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辞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职。

　　■《教育与职业》

　　1917 年10 月25 日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

　　■中华职业学校

　　1918 年8月20日，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定海公学

　　1921年，旅沪同乡刘鸿生先生捐资银行23.2万元，创办定海公学(即今舟山中学)。创办时，刘鸿生先生聘请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为办校顾问，在筹建过程和教学期间，负责规划设计以及延聘师资等有关事宜。陶行知先生还介绍多名有名望的进步教师如钟悌之等人到该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刘鸿生先生在上海国际饭店邀请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商议舟山中学恢复和发展大计。当时，袁仰安和我也应邀列席，刘先生说：“我当年捐资创办定海公学，出于游子思乡之情；但自己是搞实业的，对教育才疏学浅，因此聘请了我国教育界的三位权威指导办学，才使舟山的教育事业得以很好的发展。”

　　经三位教育家的具体策划，该校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校长董景安，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原为上海著名的沪江大学副校长；文史教师曹馥山，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等等。此外，为了提高外语水平，该校还从美国聘请美籍教师两名。学校师资阵容之强在当时确为全国同类学校所罕见。

　　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三位教育界权威对舟山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确是值得舟山人民崇敬与怀念。

　　■《生活周刊》

　　1925年10月创刊的《生活周刊》，经邹韬奋接办后，逐渐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每期印数只有2000份的刊物变成了很受读者欢迎的发行数万份的刊物。

　　■甲子社

　　1924年7月，黄炎培与史量才、马士杰等人发起创办了专门搜集史料、编辑图书杂志索引的人文类编辑出版机构甲子社。从甲子社成立起，即注重收藏过去和当时的重要报刊，编制报刊要目索引，以供参考。

　　1930年甲子社编印出版以现代经济史料为中心的《人文月刊》和丛书，《人文月刊》是全国首创的检索刊物。

　　1931年甲子社第六届年会议决，改名人文社，设人文图书馆筹备处。1932年计划建筑馆舍，经该社第七届年会议决，如有私人独力捐助购地建筑费及基金者，即以其人之名名此图书馆。

■鸿英图书馆

　　1932年6月25日，黄炎培与蔡元培、史量才、穆藕初等123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起筹建上海图书馆公启。

　　1933年4月3日，上海实业家叶鸿英（1860～1937年）捐款100万元，设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专办图书馆和乡村教育，蔡元培为主席，穆藕初等为副主席，黄炎培、钱新之等为常务理事。董事会决定人文图书馆全部图书归入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所拟办之鸿英图书馆。

　　■《救国通讯》

　　1931年12月23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国讯》），刊头揭示了“干救国工作须有四种根本上之修养”：高尚纯洁的品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

　　■《宪政月刊》

　　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发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

　　书法功底

　　黄氏不以书法专门，长期从事文教政事工作，自然儒雅过人。擅行楷书，结体略参碑学，个别字不时拓横引竖，以求势态，但总体仍以端稳平正为基调；用笔则圆笔内敛，纯为帖学路数。

书信往来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毛泽东给黄炎培[1]的两封信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一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2]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敬礼!

　　八月二十四日

　　二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黄炎培，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当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两位伟人的两件趣事

　　黄炎培珍藏着一部据说是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借来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仅仅过了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答复：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书法小心用木板夹好送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必须送到。毛泽东对黄的提前“索债”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周期率”对话

　　1945年黄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调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摘自金冲及：《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 第719-720页

　　这段对话也被称为“窑洞对”。

作品一二

　　天地示人真善美；

　　山河还我北南东。

　　（抗日战争期间自题春联 ）

　　公朴为民主而死；

　　民主为公仆而生。

　　（黄炎培挽李公朴 ）

　　聚以成仁，民之主也；

　　青天白日，人可杀乎。

　　挽李公朴、闻一多

　　大量容人，小心处事；

　　正身率物，屈己为群。

　　（自题 ）

　　死生以之，为中华民主奋斗；

　　知行合一，是先生教育精神。

　　（代民盟中央挽陶行知 ）

　　向以爱国主义为教育中心，今后当结合国际主义；

　　向以一般青年为教育对象，今后应特重工农青年。

　　（题厦门集美鳌园 ）

　　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

　　切莫奢侈过分，闻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

　　（自题书斋）

　　名理孕异梦，髫年抱秋心

　　（对联赠喻的痴）

　　蒿目时艰，痛公等罹难，已成社会国家之悲惨损失；

　　伤心永别，感吾侪后死，应为团结民主而加倍辛勤。

　　（黄炎培挽叶挺、王若飞等“四·八”死难烈士 ）

　　生平多莲幕文章，立功在定国先，惟吴下云阳尤不朽；

　　余事作枌乡教育，下笔尽惊人语，开江南风气而非师。

　　（黄炎培挽邹芸巢 ）

　　学生在学校里座谈，暴徒在群众中掷弹，是谁指使那个凶手；

　　最高学府何等尊严，青年生命何等宝贵，请你扪着自己良心。

　　（ 黄炎培挽昆明“一二·一”惨案遇难烈士 ）

　　几百青年，三间老屋，如此鞠躬尽瘁，到死方休，为人可以师矣；

　　廿年朋友，万方风云，回忆亡命归来，望门投止，道义何敢忘乎。

　　（黄炎培挽原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氏 ）

　　物则棉铁，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凡在后生，宜知勉矣；

　　早岁文章，壮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可憾乎。

　　（黄炎培挽张謇 ）

　　四十年交好，到老犹壮，最难赤手成功，万方衣被，付与儿曹好模范，惟自力乃获生存，由来富厚场中，几见飞黄上进；

　　五千里流亡，相依为命，不意刚肠招祸，永别尘缘，处分家事尚从容，信暴敌必然败复，料定凯旋门外，会看扶榇东归。

　　（黄炎培挽穆藕初 ）

　　锁铜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叩圜门。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不仅与他们合影，还赋诗一首）

　　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1961年，84岁的黄炎培于5月1日参加天安门广场晚会时）

　　长征队伍未身参，解放来归我自惭，卅六周年建军节，何曾共苦只共甘。

　　（1963年8月1日，黄炎培赋诗以纪念八一建军节）

　　黄氏后代

　　黄方刚 黄炎培长子，哲学家，梁思成清华同学。美国卡尔登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1901~1944）

　　黄竞武 黄炎培次子，革命人士。清华大学毕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经济硕士学位。（1903—1949）

　　黄万里 黄炎培三子，我国著名水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无头衔的学界泰斗 真正的学者。（1911—2001）

　　黄大能 黄炎培四子，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副理事长，我国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1916— 2010）

　　黄方毅 黄炎培五子，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黄自，黄炎培堂兄黄洪培的儿子，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家。（1904—1938）

　　黄孟复 黄炎培之孙，黄竞武之子，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黄观鸿 黄炎培之孙，黄万里长子，天津大学教授。

　　黄培英, 黄炎培堂妹，黄炎培的族叔黄士焕（伯文叔）之女，中国30年代知名的绒线编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