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抗原抗体:金融危机 一群华尔街人欺骗政府的游戏？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来势汹汹的全球金融危机，最近仍然未见平息之势，全球金融市场连续不断地报出新的新闻，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转型为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以投资银行业务著称的华尔街模式宣告终结。当世界各国的精英们，都在忙于应付这场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开始反思，危机的暴发是不是必然的，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否折射出了美国经济机构和监管机制的本质缺陷。从全球来看，世界金融体系将在危机之后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洗牌，中国又将如何应付，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近年来，他著述颇丰，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论文、文章300余篇，并完成五部专著，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研究10多项。在风云际会的金融学领域，郭田勇以观点独到、冷眼观潮著称于世。

金融危机 一群华尔街人欺骗政府的游戏？

王鲁湘：这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回过头来看的话，危机到了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我记得在半年以前，也是在《世纪大讲堂》请经济学家来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替华尔街的投行的这些精英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辩护和开脱。那么现在好像这个情况越来越清楚了，好像我们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声讨华尔街，而且也开始有一些证据也表明这中间是有些事情，可能是华尔街的投行的一些精英们精心设计的一个东西，甚至有人把他归结为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失误，而很可能后面有更深的更贪婪的一些其它的原因，那么您觉得应该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田勇：刚才我在车上，过来的时候，我的学生还跟我说，他说华尔街危机大概就是一群聪明的华尔街人欺骗了美国政府，就是说华尔街人利用这种冒险式的，或者说只计较短期利益的一种经营手法，逼迫美国政府来买单。但我们想，如果从形式上来看，金融危机大概是暴露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华尔街出问题了，由于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中，那么它向下游带动作用非常强，所以就得需要逼迫政府来救市，来救华尔街，当然我个人想，华尔街的投资家们，他们也不是说刻意要把金融机构给搞倒了它，让美国来救市，来保他们，而是讲，的确他从经营机制上，只在乎眼前收益，而对可能面临的风险的确考虑得比较少，

主持人：那么金融危机这个出现以后，很多人也认为在危机的同时，就象汉语这个字所表现的一样，它有危险，同时也有机会，那么这个危险的话，好像现在主要是西方时期的危险，但是机会的话，很多人认为似乎是新兴国家的机会，那么我们中国也是个新兴国家。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会有一个大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这个洗牌的机会显然我们中国应该抓住它，那么应该怎么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郭田勇：这个机会我想从前几天刚刚落幕的亚欧首脑会议，我想也是对后美国危机，对国际货体系未来怎么应该重构，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未来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我们想，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应当是有机会的，就是说我们在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和这个影响力都应该会得到不断的提升，当然不会说一蹴而就，我们假如能取代美国获得这种市场中主导性地位，但这里边，可能我们能看到由于美国出现这种问题以后，未来单一的这种美元霸主的货币格局可能会逐渐地发生改变.

主持人：那么金融危机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心危机，因为这种危机主要打击的是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有人说过，日本人生产汽车，韩国人生产手机，中国人生产冰箱和运动服装，还包括鞋。

郭田勇：玩具。

主持人：玩具，美国生产什么呢？美国生产债务，它把债务卖给全世界，而我们中国成为一个很大的买主，全世界的人，只要说这是美国的东西，那没问题，买它。对美国和美元对美国经济有这么一种盲目的一种信心，那么这样一种思维的定式，是不是也导致了今天的全球性蔓延一种不可收拾。

郭田勇：的确，你刚才讲的问题，美国它这个美元在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的确能够吸引国际资本都去大量地持有美元资产，那么持有美元资产，结果就是纵容了美国的这种过度消费，以及这种举债式的经营模式

主持人：对，它借全世界的钱，然后过美国人的幸福生活

郭田勇：对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郭教授演讲，郭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华尔街投行破产的警示，大家欢迎。

美国金融危机三点启示

郭田勇：关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我想大家在不同的，无论是报刊、媒体，还是同学们你们平时上课，可能听到这方面的原因，所以说，我就不去很细致地从这些成因，从宏观经济那方面问题去讲了，我只是讲，站在现在我们来看，我们想讲几点警示，几点启示，我想我大概就想讲这个三点，主要的这个启示。

那么第一点呢，我想说美国这个金融危机，它暴露了这个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因此呢，我们未来应当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要探索一种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表面上看，美国这个金融危机，它发生前期，就导致大量的资本，在美国经济增长很快的时候，大量的国际资本，

涌入到美国去，所以我们经常说，美国这个国家，它是采取一种举债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也存在过度消费的现象。我想并不排除东西方人在消费观念上有这种差别，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正能够形成美国经济过度举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这方面原因应当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美元它现在是全球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最为主要的一个投资货币，所以说它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货币。

这样的话就支撑起了美国这种过度举债的经济发展模式，针对这种情况，我想包括这次在北京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各国首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提出未来要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革，我想，未来我们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提高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同时呢，这些发展中国家应当对发达国家，特别对美国它的这个货币管理方式，进行有效的监督，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未来也应该不断地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未来我们中国，我们人民币也要不断推动它的国际化进程，争取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中也能够形成我们的一席之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启示，结合美国次债危机，我们还要妥善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那么虚拟资本的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单兵独进，我想这也是很重要一个方面。因为我们讲这个虚拟资本一般的来讲，是以金融业为代表，滥用和过度使用金融创新是次债危机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从前段时间所反映的现象中能看到，美国很多投资银行，一方面它这个资金的杠杆比例非常高。

比如说像雷曼兄弟，在它快要破产的时候，它的总的负债达到了6000多亿美元，而它的股东权益呢，只有200多亿，它的杠杆比例达到将近30倍，资金杠杆比例，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想跟在传统业务下，投资银行的这个盈利空间不断变薄，然后它去寻找新的盈利点是有关系的。因为投资银行最主要的，一个是新股的发行，我们讲那个承销IPO，还有一块是进行证券经济，那么在新股发行上，其实我们看美国各大投行这一些年在国内业务非常少，大量业务都要跑到中国来做来，做我们国内，中国的企业，进行还要上市，而在这个承销上，由于网络或这种互联网，等其它一些手段兴起，那么投资银行这个证券经济的盈利也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它本身去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的确就出现了负债比例过高，我们讲这种小马拉大车的进行方式，那么我们看到，一些包括像雷曼兄弟，像贝尔斯登在内的一些投资银行，它们大量地从商业银行购进这个次级贷款，购进次级债款后，然后向外销售，销售以后，再拿钱再去买，这样反复地来做，就形成了高杠杆的一种资金比例。形成这种状况。

当然投资银行为什么会这么做，恐怕我想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使然，就投资银行，它这么做业务，就是说投资银行里边其实这些人，都是华尔街最精英的一批人，难道他们从商业银行买来这些次级贷款的时候，他们难道就不知道这些次级贷款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吗？其实他也会知道这里边有可能会存在问题的，但是由于他追求短期利益，投资银行说我今年能够挣到这么多钱，能够盈到这么多利，然后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员工们，大家可以把这个钱给分掉，所以为了获得当期的利益，他对于这个资产包里面可能存在的风险，不会对外进行如实的披露，所以说我想他追求短期盈利最大化，而对于潜在的风险，当然就风险讲未来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所以说对风险可以以一种宁信其无，而不信其有的态度，我先把这个东西卖掉，眼前我能挣到钱，挣到手再说，我想大概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的。

那么第三点启示呢？我们觉得，针对这次金融危机，未来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使之与金融创新的步伐相匹配，从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这个金融监管，其实持续出现一种放松的情况，从二战以后，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这些年监管持续放松，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总体这个尺度在放松，但是美国的监管机构仍然也非常多，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一谈到它的监管体系，我们说它是双线多头式的监管体系，所谓双线，就是美国，特别金融机构，它有的是在联邦政府注册的，有的是在州政府注册的，那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这两条线都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这就是双线，多头呢，它的监管机构又非常多，比如除了美联储之外，还有它货币监理署，存款保险公司，还有这个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多个监管机构，美国总共有十多个，针对金融企业监管机构，大家都在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监管，但是在这种双线多头的监管体系下，由于大家都能监管，那么这里边职责划分不清楚，同时呢，也缺少一个有利的牵头方，就使得在监管中出现了一些漏洞，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监管的真空。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从监管机构来看，我觉得它还犯一个什么错误呢，比如说他对银行业的监管，它只重视从总体上的一种监管，它只是从宏观上，我看你的资本金，我看你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比如说83.7%规定的水平，不去干预一些很微观，很具体的东西，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所有的银行和贷款机构，都把贷款去放给同一类人的时候，你这个监管机构对这个问题就缺乏一种前瞻性，缺乏预见性。因为当所有的贷款机构都给这些没达到条件，或者不具有偿还能力的人去放贷款的时候，你仍然信奉一种我不去干预你的具体经营的监管理念的话，这个时候，局部性的单个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就会累加成一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说，我们觉得，监管的失误也是美国形成这种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在中国，也要汲取这种教训。

中国金融机构 如何应对未来金融危机

其实我们中国，很多方面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2006年到2007年，我们各大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也曾经非常快，但是中央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其实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政策还是很有必要的，假如说中央不去遏制它的话，房价比现在这个水平再去翻两倍，翻三倍的话，那么一旦经济向下行通道，价格一跌跌下来，那么形成这个损失恐怕也是以一种危机的方式爆发出来。

当然我这么讲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中资的经营机构，我们的经营能力，就一定比美国那些金融机构要好，因为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中资金融机构，这次所以受损失比较小，跟我们的国际化程度比较低是有关系的，假如说我们中国工商银行那种大银行，跟花旗一样，有一半的网点和一半的盈利都来自于境外的话，我们全球遍设机构，那么大家你可以想像，如果同样受到危机的话，我们有可能受到冲击，就比现在要大了。所以说呢，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要有一种未雨绸缪，未来，我们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同时，又要改革和完善我们现有的监管体系，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一直讲创新，我们不能因为这次危机，就全面否定金融创新，因为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讲，创新应该说都是这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会出问题，就是由于创新同时，风险控制没有跟得上，监管环节出现纰漏，所以说中国现在，一方面仍然要继续鼓励金融创新，当然金融创新，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很多商业银行都大量去搞资产型证券化，其实我曾经讲过，我们中国银行的储蓄率，银行的存款，存款水平非常高，我们存款足以支撑我们贷款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像美国那样，去大量进行资产型证券化，美国是属于这个储蓄率非常低的国家，银行没有存款，银行为了这个资金周转更为灵活，它必然要大量地采取资产型证券化的方式，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推动金融创新，同时呢，我们要看到未来金融业混业经营这块，应该是大势所趋，是未来发展方向。

所以说现在中国这种监管体系，一行三会，形成这种分业的监管模式，有很多方面跟未来的混业经营，跟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形成一些矛盾。未来怎么样有效地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针对未来金融机构经营层面出现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的趋势，来改革和完善我们现有的监管体系，现在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想这个启示我大概就讲这三个方面。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这个金融危机以后，应当说现在对中国经济还是带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当然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一个是降低利率，还有一个降低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块向下走都还是有空间的，那么大家学西方经济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它的作用最有效的是，当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把经济往回拉，这个时候货币政策最有效果，而如果是经济偏冷的时候，我要启动消费，我要刺激经济，这个时候呢，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的作用要更有效，凯恩斯也分析过，货币政策当遇到经济，要启动经济的时候，货币政策尽管不断松动，但是在下方呢、，要遇到流动性陷阱，就使得流动性作用大打折扣。所以说当前我们，恐怕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财政政策上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财政政策，我想就是主要一个出发点，应该进一步地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一个方面，我们整体的一个税负水平，特别对企业这块，无论是所得税，还是对服务企业的营业税，还是增值税，其实总体上来看，是可以继续往下调的

同时中间也应该注意加大机构性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谈，现在中小企业出现的问题比较大，未来我们怎么样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扶持一些高新技术类的企业的发展，那么未来比较重要。我们可不可以对这类企业，在所得税上，包括在营业税上，采取差别性的一种税率制度，当然从经济学理论上，我们也知道，讲一个国家，它的GDP，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现在进出口这一块，很明显出现下降以后，要拉动国内经济，恐怕要么依靠投资，要么依靠消费，这两块的增长，但这个里面，我们也要简单辨析一下，我们是不主张采取扩大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经济的，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容易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这种投资模式，本身投资的效率值得怀疑。第二点，它就对民营资本，或者对于民间资本，就容易形成挤出效应。

所以说，如果从拉动经济角度来讲，我们尽量是采取扩大消费的方式来拉动经济，但是扩大消费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件事，首先讲扩大消费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消费者，他们因为什么要消费，那么我就想，首先消费者要消费的话，得有收入他才能够消费，这里面我们就要看到，从收入角度来看，低收入的消费者和高收入的消费者他这个边际消费倾向是不相同的，或者说越是中低收入的人，它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因此，我们在扩大消费中，国家应该从这一种收入政策上来进行调整，就是说怎么样提高中低收入人的收入水平，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央针对农民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措施，都能够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因为这块形成收入以后，就能够更多地用来消费，而高收入的人，你再给他钱，他家里什么都有了，他也不一定能形成消费。

那么第二点呢，当然要让他有愿意消费，还要减少他消费的后顾之忧，这块可能就是说，在医疗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第三点呢，你要扩大消费的话，得让消费者真正买到一些性能好的，他所想买的商品。我们这些企业，要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经济机构的调整，经济机构的调整和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型非常重要，我们要提高这个企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它产品的附加值，真正生产出一些能够，引导需求的商品。这样的话才能最终扩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