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七子山旅游景点:第三次性开放在中国兴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3:06:49
          李杰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上网,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他上网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猎物。
  这个昵称为“BJ夫妻”的39岁的男人每天在网上的目的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换偶。意思很简单,就是两对夫妻只是为了简单的性而互相交换自己的配偶。
  李杰回忆,真正的转变是在进入了一个名为“换妻俱乐部”的网站之后。“很多有过换偶经历的人在这个网站的论坛里讨论彼此的感受,甚至在里面寻找同好。”
  他说服了他的妻子一同浏览这个论坛,然后两个人再交流感受。妻子开始很抵触,但是后来也逐渐地接受了。有一天,他给北京的一位同好发了封电子邮件,说出自己的想法:换偶。
  对方是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妻,学历都很高,其中丈夫还有出国经历。“我们第一次是非常矛盾的,反复了好几次才决定下来,尤其是我妻子,到最后出门的时候还犹豫不决,但是我们还是禁不住那种诱惑。”
  如果说李杰的换偶还算少数群体的行为,那么,阿蝶就是另外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的代表。阿蝶,南方人,25岁,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已经两年。
  阿蝶现在有一个男友,她说最确切的称呼是同居的朋友。两个人租了两室一厅的房子,一人一间,共同支付开支。彼此感觉需要的时候才在一起,平时大家都会忙自己的事情。
  “我想我们还是相爱的,但是我们对爱的定义是:不互相纠缠。”阿蝶说。
  每次感觉百无聊赖的时候,阿蝶就上网聊天,所以认识了许多网友。“有一次,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一个人跑出来,约了一个网友出来,喝了好长时间的酒,然后一起到他住的地方。事后彼此不再联系。”阿蝶非常开放地承认有过几次“一夜情”。
  不用20年便会赶上西方
  研究者的不同调查都表明:宽容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人在大城市里非常多,已接近半数。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会长高德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组他们尚未公布的数据:从全国调查来看,男大学生同意婚前性行为者占 70%;女大学生占60%。高中学生赞成婚前性行为者占15.5%。其中某些学校9.9%的高中生认为一见钟情就可以发生性行为,2.5%的学生甚至同意这样做:只要给点好处就可以发生性行为。
  这组调查涉及中国38所大学,1万名大学生。
  但从全国调查看,已发生婚前性行为者,男大学生占10.6%,女大学生占5.5%,中学生中,最高比例达到4%左右。
  着名性学研究专家李银河教授说:“中国人的贞节观已经发生大变化。中国人没有把性自由作为个性解放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行为上广泛地模仿。”
  模仿的范本是西方性革命。“不用20年,我们就能赶上西方。”
  中国的三次性开放
  把性作为放纵对象的群体正在中国膨胀,散布在各大城市的不同角落,比如北京通州着名的KEY-CLUB:只要你想,就可以在这里和刚刚认识的人上床。
  中国从1949年后进入了“性禁锢时代”,而且这个阶段持续了3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性观念极端保守,严格建立在婚姻基础之上,任何非生育性行为被认为是可耻的。
  “80年代是第一个分水岭。”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朱琪研究员从道德角度分析说,“前30年,越轨性行为受到社会道德的非常严格的约束。改革开放后,这种道德被摧毁。”
  在1978年后的20年里,中国人的原有的性观念被来自西方的性观念所改变。
  第二个分水岭出现在90年代末,“中国人的性行为越来越像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李银河说,“就是强调性是自己的权利。”
  中国第三次性开放的特点是人们对性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观。表现在女性身上,就是她们对于失身、处女膜不再注重。而性生活、性体验不再是夫妻的专利,对性与爱情、性与婚姻,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有关系,也可以视为没关系;可以同与自己相爱和准备结婚但还没有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同自己不爱也不准备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
  “性是人的基本权利,就像吃了一个馒头肚子不饱,又接着再吃一个一样,难道有什么不正常的吗?”这是性开放者的基本立场。
  政府尚未意识到性观念的巨大改变
  在李银河眼里,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大改变一个主要社会原因就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没有人饿着肚子还去想性的欢乐”。其次就是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于越轨的性行为不再有严厉的惩罚措施。
  李银河举案说法:以前法律中有一条“流氓罪”,现在的性放纵被称作“聚众淫乱”。性法律和性文化研究专家李楯认为,中国人对性犯罪的认定,在法理上有很大的变化。在1979年的刑法修改稿中,通奸是被作为犯罪处理的,但是争论非常大,焦点是通奸有没有侵犯人的权利,所以后来这条在法律中被取消了,表明从法律上也承认了性是人的一种权利。
  “其次,就是文化的断裂。”李楯说,“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就受到了破坏,1979年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对中国旧有的文化并不认同。”
  “1978年后中国性观念变革的主流是先富起来的商人、官员以及主张性自由的学者。”朱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而中国第三次性开放的主流恰恰是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强烈认同的年轻一代。“避孕技术包括避孕套的普遍使用,加上堕胎技术的完善,使性行为后的负效应
  被消除到最小程度,这是性行为增多的技术原因。”李楯教授分析说。
  敏感的学者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第三次性观念革命的隐隐风雷声,并做出预警。
  朱琪对美国性开放造成的社会问题做如下描述:性乱促使性病艾滋病流行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每年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18岁以下少女生育带来的社会问题仅1996年就花去纳税人70亿美元;性自由使离婚率激增,结婚率下降,在婚成年人仅约50%;家庭大量解体造成家庭的教育职能丧失,随之而来的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犯罪率上升。
  “性革命会造成社会的多元的文化,但是道德不能多元,这如同车子一样,文化多元就是车子可以有不同颜色和造型,道德单一就是必须要有轮胎、方向盘和刹车。那么政府在其中必须起到主导作用,性教育必须是性道德的教育。”朱琪说。
  李银河认为,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性观念变革的到来,“政府和教育应该提前做更有效的性教育,性泛滥只会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