疥癣是什么意思:当前需要重聚共识再启改革

2011-11-10 　　作者：时红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今天面临着复杂的新形势，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进一步改革的取向，以及如何改革，对这些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这是三十多年前不曾有过的。各种利益诉求冲突，各种观点主张交织。决策层一方面不得不回应和面对，另一方面又无所适从。在互联网这种新型表达机制的强力作用下，决策甚至有可能被舆情所制，难以从容进行。
认识市场
当前市场化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责难，来源于三种思潮的共同作用。
一是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得传统生活方式下的稳固和自在感越来越远去。城市生活的竞争和工业社会的疏远，使不少人把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误以为过去曾经存在的历史加以怀念和追述，由此产生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疏远和鞭挞，一并产生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质疑和批判。这种思潮在工业化国家早期历史上都出现过。尽管20世纪初中国据称引进过西方的“民粹主义”，其实当年中国全面的工业化还远未启动，全社会的城市化还为时尚早。到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有条件也有需求好好“补上”这一课了。
二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监管饱受指责，但政府动用公共资金救助激怒了公众。
现在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事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考验着欧元的命运，欧盟国家最新的应对之策是求助于比它们落后得多的中国。似乎市场经济就是罪魁祸首，市场化半拉子的东西被誉为所谓“中国模式”，大有值得发达国家效仿的架势。
三是收入分配不公、财富差距扩大、官僚主义和腐败以及工程或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加之纷纷出现的社会乱象，使人们把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市场机制本身的问题。市场经济饱受怀疑和指责。
上述三种思潮引发的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分歧，存在于经济学者和非经济学者之间也很正常。值得警觉的是，在经济学者圈子内部，这种混乱越来越严重，提出的主张芜杂而且矛盾，不但令公众无所适从也令决策者不易决断。
例如，中国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率先见效，大规模公众投资扩张，让各级政府官员找到了空前的自信。已被历史证明破产的计划经济、政企不分再度萌生。评价资源配置的方式时，一些学者把政府监管与政府配置混为一谈，居然赞成由政府来代替市场。中国广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之比已经达到35％，加之政府债务融资，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政府配置资源的份额快速提高。全国6000多家政府平台公司，有的是财政局局长任董事长，有的是分管市长任董事长，抽调机关干部组建的建设项目指挥部，再加挂一块投资开发公司的牌子，大举征地拆迁、巨额贷款，政府“经营城市”公开写入地方党政文件中，而这些都打着“改革创新”的名号。
再如，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民生需求，一些学者不考虑国力基础和中国的社会条件，盲目主张政府做出远超自身能力的承诺，无视市场化改革对中国教育、医疗和住房领域的贡献，反而将这些领域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的问题当成反对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理由。像“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公共物品”等概念，本来理论上有着比较清晰的说法，可是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一些学者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刻意迎合，甚至不顾历经检验过的，也是长期所接受到的经济理论训练，居然对“公共物品”的内涵和外延重新界定，使本来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由政府来提供，要求政府直接替代市场。
发达国家人们骂市场或许可以理解，中国人恐怕最不应该骂市场。回想改革开放之前，全国人民都是穷人；我们人口达十多亿时，外国学者写书讨论“谁来养活中国”；现在我们13．5亿人口了，全国可能有一半左右的人在忙着减肥。这中间到底因为什么？说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吧，中华民族一直就勤劳智慧；说党的领导英明正确吧，我们党一贯英明正确。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经济。
还有，面临社会上各种情绪化指责，一些经济学者没有承担起专业理性分析的职责，而是或者回避问题或者迎合情绪。例如，引起公众不满最为严重的贫困差距问题，一些专业人士跟着媒体走，总是从收入分配谈起，并且从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比例和增长率谈起。殊不知这些关系与收入分配差距是两回事，北欧国家政府收入份额占到GDP的一半左右，但并没有出现分配差距悬殊问题。如果真要实现均等化的再分配，政府收支份额过大、增长过快反而是应该的，如何又要招致批评呢？一方面批评政府收入多，另一方面又主张政府应该承担这、政府应该承担那，貌似高深却又不着边际地使用数据图表，对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只会添乱。
此外，一些学者表达的问题，大概只存在于其脑子里，而非现实中。谈收入分配没有向居民倾斜时，拿出数据图表证明“劳动者收入持续低迷”；讲中小企业困难、人们创业难时，又拿出另一堆数据证明“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大幅度增加”。中国两亿多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经商，实质上是劳动力要素大规模市场化的过程。在任何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历史中，都会出现劳动力要素报酬均等化趋势。今天我们到餐饮、洗浴、农贸、建筑等行业采访，或者在居民小区服务人员中询问，那些来自广大农村的劳动者，他（她）们的收入水平、满意程度远不是一些人渲染的那样。再者，城乡户籍劳动者之间的报酬相差可能还有，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已经小得多。如果这种差距在不断拉大，中国倒成为所有工业化、城镇化历史的反例了。
搞对市场
所谓搞对市场，就是改革要有利于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这些制度也许需要今后长期推进，但不一定是今后十年的事。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克服当下正在制约发展的障碍。那么未来十年内哪些改革的功课必须要做呢？
就产权制度来说，如果说分配领域中有问题，突出的不在于收入分配，而在于财富分配，在于财富差距悬殊、分配秩序混乱以及分配过程不公。要把握这些问题的重点和实质，仅仅依靠现行统计体系下的收入数据是很难的。而财富分配的方式、调节机制，也远远有别于收入分配的方式和调节机制。目前我国财富分配差距悬殊和不公，主要表现在两大产权制度下的财富分配上：即土地和矿产资源。单就矿产资源说，法律规定的国家所有权没有实现，现行法律法规一直误把矿业权（包括探矿权、采矿权）这种特许权视同国家对矿产资源物质财产的所有权。 2008年数据显示，不包括石油、天然气开采，其他矿产资源开采量达53亿吨，而当年矿业权收入为104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把矿业权当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的话，那么这一年这种所有权收入平均每吨不到2元钱。由此可见，这些年来出现那么多矿老板巨富，资源开采引起那么多资源浪费、生态危机、矿难，根源就在于这种资源产权制度出了问题。现行土地产权制度导致巨额财富不公正转移。
总之，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与矿产资源侵夺，是当前几乎引发“人神共愤”的社会乱源，说明现行土地产权、矿产资源产权是目前突出的两大制度性问题。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就要朝着明晰产权的方向推进，而不能继续这么混乱下去。
就交易制度来说，产权界定、政府监管，这些领域的改革，都应以降低交易费用为方向。商品和劳务的市场化交易问题不大，在要素交易中，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进展也比较顺利。现在的关键是资本要素的交易制度落后，严重背离市场化方向，缺乏效率。当前我们的金融业出现一种严重错配现象：没有破产清算之忧的债权人与同样没有破产清算之忧的债务人，配置了我们这个社会上金融资源的绝大部分份额。饱受政府保护的银行业、各级政府背景的投融资项目，留给最有活力、最有创造能力的民间创业者的已经不多。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的管制，尤其是准入壁垒长期打不破。一说放开金融就担心风险，一说监管就只讲严格准入。其实真正的监管应该是对交易主体行为和交易过程的监测与管理，而不是说不给 “准生证”，不给合法资格。这属于典型的“懒政”。如果说，发达国家金融领域出现的风险是因为放松监管的话，我们现在金融领域出现的风险恰恰是因为监管过于僵化和严厉。放松监管积累了风险，但毕竟提高了效率。而僵化和严厉的监管既没有带来过效率，也没有避免风险，这局面是最悲惨的。
所以说，要搞对市场，下一步重点：一在于产权制度中的土地和矿产资源产权改革，二在于金融改革的破除壁垒，加快健全资本市场。
再启改革
关于再启改革，我赞成重新组建主导改革的协调机构的提法。中国改革30多年了，有没有国家级的体制改革机构对于改革的总体把握和协调推进所体现出来的效果大家有目共睹。实践证明，依靠部门主导改革进程是靠不住的，因为难以避免部门利益对改革目标的冲击。大家常讲政令执行因行政体制的碎片化而打折扣，其实改革的深化也是如此。至于对改革红利的瓜分，改革的受益者很快变成阻碍进一步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这更是近年来理论界乃至全社会讨论的话题。
中国未来10年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要实现跨越，还得寻找重要的动力源，那就是坚持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现阶段大家都在说改革，有的是在是否深化改革上争论，甚至把“不折腾”理解为不再改革；有的是在资源配置机制上求助于政府还是市场的争论；还有的是把改革当做攫取利益或巩固既得利益的手段。因此中国下一步的10年跨越，当前的关键是要在推进市场改革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重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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