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亚洲的平原的地形地势:童年的野趣书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7:06:38
我们这一代来自农村人的童年时期，虽然泥墙草屋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土布草鞋历经了世间的风雨霜雪，青菜粯（方言，读han）子饭充满了不尽的酸甜苦辣，但大自然却毫不吝啬的给予了无穷美好的享受，我们的天空是蓝的，大地是绿的，河水是清的，童玩野趣的记忆也是温馨的。
诗画农庄 梦里水乡
在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今天，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北农村犹如诗画水乡，一点也不为过。
都说“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水乡的风花雪月，苏北水乡有何尝不是如此！
漫步乡间，河网纵横，一条条不知源头的小河，清澈见底，在两岸芦苇的簇拥下，载着历史岁月的痕迹，悠然地穿过一座座小桥，绕过一个个村庄，调皮地亲吻着停泊在庄门的一条条木船，还不时惊起身旁的一只只水鸟，常年不知疲倦地流向远方，直至消失在茫茫天际间……。
金色的油菜花丛中，一只只蜜蜂停留在花蕊的顶尖，嗡嗡作响，像是因采集到花蜜而梦里水乡 诗画农庄发出的欢愉的叫声；各色的蝴蝶，穿花而过，或深深相见，或款款低飞。偶尔有几个玩耍的儿童，在嘻笑打闹，追逐蝴蝶。
绿油油的麦田，在微风吹动下，碧波荡漾，仿佛和蔚蓝的天空相拥相连。一块块平整的秧田，水沟里的水正潺潺流入，播下的稻种己泛出幼嫩的绿芽，就象一层毛茸茸绿地毯覆盖在水田间。秧田的中央，挺立着三两个“稻草人”，正在尽心尽职地为主人驱赶企图前来偷食的麻雀。秧田上空不时飞来几只春燕，或觅食，或衔泥，黑色的双羽上下翱翔，露出雪白的肚皮，阳光下银光闪闪，让人看得着迷，驻足神往。
信步走进村庄，你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临水而建，沿河而居。草屋茅舍、青砖瓦房、榆柳桃李、袅袅炊烟、鸡鸣狗吠，那些充满农村生活情趣的一景一物，不仅是古代无数文人墨客笔下千年吟咏不绝的主题，也是今日“小资”们抒情写意，浓墨重彩，把灵感转化为诗词歌赋的梦里水乡。无论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还是唐代诗人王建的“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抑或是盛唐时期著名诗人王维的“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都把乡村景色、农耕生活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种典型特征刻画得细致入微，出神入化，给人无限遐想留下无穷的回味。而传奇歌手邓丽君演唱的“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笼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更是用她那水晶般纯净的音质，带你离开尘世的喧嚣，在乡间田埂小道漫步，在小桥、河边流连，令你有一种再去乡间看看农家炊烟升起的强烈欲望。
我的老家居住的村子地处苏北南通县和如皋县两县交界处，两县在此隔河相望，一桥相连，对岸现在属如皋市白蒲镇界，那里是我中学读了六年书的地方。我家这个庄子是全村最小的庄子，只住有伯祖父家三口和我们家五口共两户人家、七口人。伯祖父和我们家住的都是当时农村典型的“一进三”的房屋，中间为堂屋，左首是卧房，右首为厨房，虽然都是茅草屋顶，但伯祖父家是正房，青砖墙，我们家是西厢房，土墙。伯祖父家后面是磨房，我们家房头是水车房。
小庄子树环水绕，可以说是一个半岛吧，从远方流来的一条小河，绕过我们两家的十几亩农田，在小庄子后面拐了一个弯并分出一条支流，将小庄子的东、北、西三面紧紧环抱。在庄子周围、菜园子边，农田四周的田埂、河岸，栽满了杨柳树、榆树、桑树，还有桃树、杏树、柿子树、石榴树、枇杷树，屋后是一片竹林，房前精心栽植了许多鸡冠花和几棵栀子花。应着时令开放的油菜花、桃杏石榴花、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和着屋后竹园里探出头来的嫩笋，房前屋后觅食的鸡群，在水沟里嬉水的小鸭，总是伴随着我童年的快乐时光。
水乡的人离不开水，水成为水乡人生活的一部分。从浇灌菜园到洗衣做饭，用的都是河水。因此，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连接河水与人的台阶通道，我们都叫它“水踏子”。虽然水踏子是农家的寻常物，却也反映了各家各户的经济条件。“穷”人家的水踏子，是直接把河坡稍微夯一下，再修成一级级台阶就成了。这种水踏子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且经不起雨水冲刷，上下行走也容易摔跤。“富”人家做水踏子，要请上当地的泥瓦匠和木匠，把台阶修得坡度适中，并在台面铺上青砖。讲究的人家，水踏子台阶上铺的是整块青石板，再做一个“木梯子”，牢牢地固定在水中，搭上一块硬杂木做的踏板，站两三个人都没问题，而且可以随着河水的涨落调整踏板的高度，简直就是一个“水码头”。我们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是父亲自己动手修的，在台阶上铺了青砖，在水中钉了两根木桩，踏板是榆树板做的。
水踏子不仅是大人们的“工作场所”，也是我们小时候的“水上乐园”。夏天，可以站在水踏子上钓鱼，脱了鞋涉入水中摸鱼捉虾抓河蚌。
如今，此情已待成追忆，看看今日的农村，不免空生惆怅。儿时诗情画意般的农村生活已经难觅踪影，变成了“梦里水乡”。恰如一首诗所说：“对春天的回忆恰如一个梦，一个永恒在稚嫩的心灵中散发着乡韵的小曲儿……。”
本来，我国农村村庄的形成都有其自然、历史等渊源和经济、社会等条件，千百年来形成的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它不仅是农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而且是中华儿女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小桥、流水、人家，小溪潺潺绕村庄、杨柳依依垂水面、水鸟流水相和唱，展现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魅力；山高水长，阡佰纵横，屋舍俨然，竹翠林茂，炊烟袅袅，五谷飘香，春和景明，凸显出的是古朴、富庶、兴旺。徜徉在乡村的田园风光中，人们呼吸着泥土的芳香，远离城市的喧嚣，情感、智慧和理想纳入了一片宁静平和之中……。
然而，随着农村建设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流淌了百年的小河被改了道，生长了几十年甚至的大树被砍伐殆尽，池塘、水渠、原始地貌……，那些“抹不掉的记忆”，都被毫无自己特色的“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抹掉了；一排排与城市居民住宅毫无两样的“农舍”，让人再也看不到乡村气息，而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不文明的卫生习惯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整齐划一、截弯取直的河流也已被农药、垃圾、大大小小乡镇企业排出的污水浊流污染不堪，再也没有了清澈见底的河水、碧绿茂盛的水草、成群结队的鱼虾……。原本风土人情味浓郁的乡村瞬时间变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不仅使中国的农村丧失了特色，也从某种意义上斩断了延续千百年的中华人文传统。
家贫不失童玩童乐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家庭贫穷寒贱。但是父母亲顽强地生活着，他们辛勤地劳作，努力地生产，不觉得半点辛苦和劳累。我幼年时，他们经常带着我和小我两岁的大弟弟去田里干活。种麦子，摘棉花，收芝麻，挖花生，把我和弟弟往田头或树树荫下一放，任由我们自己玩，他们一边忙田里的活，一边关照着我们俩。我们长到三、四岁以后，父母亲去田里干活不再带我们了，让我们自己在家里玩，反复嘱咐我们不要到河边玩。后来有了小弟弟，父母亲又给了我一项任务——在家照顾他。
一个小小的农庄，一个贫穷的农家，有了我们三个“男伢儿”，虽然生活多了几分艰辛，却也增添了无穷的欢乐。我们利用庄子内外各种“自然资源”，享受着充满乡村野趣的童玩童乐。
最有趣的是春来掏蜜蜂，夏秋扣麻雀。春天里，在盛开的油菜花丛中飞舞的小蜜蜂，往往在草屋的土墙上打出一个个小洞，白天嗡嗡采花粉，晚上进洞休息睡觉。我和弟弟们常常在它们还没有出来“上班工作”时，用一根小草轻轻地伸进洞里，还在睡梦中的小蜜蜂出于本能咬住小草，我们慢慢地把小草拔出来，朦朦胧胧的小蜜蜂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我们摁进了玻璃瓶子内。但也有失手的时候，不小心被小蜜蜂蜇得哇哇乱叫。
捉麻雀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每年夏收和或者秋收期间，家里都要在场院打场、晒麦子（稻谷），父亲分配给我和弟弟们的任务就是驱赶令人讨厌的麻雀。为了震慑前来偷食的麻雀们，我们决定“杀一儆百”，想办法捉住一只麻雀。于是，在场院上扣了三个箩筛，箩筛下洒些麦粒或稻谷，用短木棍撑起箩筛的边沿，棍子上又栓了一根长长的绳子，人躲在远处的草垛后面或者屋内，兄弟三人一人负责一个箩筛，等前来觅食的麻雀一钻进我们设的陷阱，就猛拉绳子，筛箩倒扣，麻雀被擒。设置这个机关不难，但要捉到麻雀就绝非易事了。麻雀们要能来，来了还要肯落到箩筛附近，还要能发现“诱饵”，发现了诱饵还要失去戒备钻进箩筛底下来。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没有捉住过一只麻雀。
拔茅针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茅针，其时就是野茅草的嫩穗。那时候，自家农田的河畔边，到处都有茅草丛生，乍一看，满目都是细长的草叶，但细细看去，就可以看到一支支被叶片包裹的针状穗子，直直地伸向空中——这就是茅针了。包住茅针的叶衣薄薄的，隐隐可见里面躲着的肥肥的茅针。我们总是专挑那些肥肥大大的茅针，轻轻一拔，它就就乖乖出来了，剥去葱绿的两三层叶衣，中间一支银亮柔软的穗子，咬在口中，满嘴的清甜与清新，连渣子都没有。我们一边拔一边吃，当然是不当饱的，吃的只是那股味道。可别小看了这种野草。《诗经》里有一首名为《静女》的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中提到的“荑”就是今日的茅草，是那位性情和容貌都可爱的姑娘应约与恋人初会时，送给他的两件礼物之一。小伙儿一看恋人竟是出奇的美丽，大喜过望。当然令他高兴的，是因为送礼的人可爱，这些东西才这么令人喜爱。
跟着大人们放“鹞子”，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鹞子，风筝是也。早在清代末期，南通就已经与北京、天津、潍坊等地的风筝齐名，而成为中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南通鹞子中最有特色的是“六角板鹞”，它是由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组合而成的有六个凸角的风筝，最大的有四、五米高，上面装有几百只大小不同的“口”、“哨”，放上天去，这些口、哨发出不同的高中低音，像一支大型乐队在空中合奏，声音可传到几里之外，十分雄伟。清代邑人姜长卿，在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成书的《崇川竹枝词》第八十四首中，就记录了南通民间放飞板鹞的盛况。“草绿长堤海角东，双蝴蝶戏牧牛童；声声何处胡笳奏，放出林梢红杏出。”诗中反映了南通板鹞的基本特色，大如风帆，装有哨口，声震云霄，音若胡笳。这是南通板鹞区别于其它地方风筝的主要特点。南通濒海临江，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江海之风四季不决，春季又多东南风，为放鹞子提供了最好的自然条件。
放鹞子是村民们的一件大事，很有讲究。阳春三月放飞前，要把鹞子供在堂屋里，烧香磕头，虔诚敬拜。放飞时，由一个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老手做“头把手”，带着十几个人拉绳，还有一组人扶着鹞子放飞。如果鹞子一飞冲天，鹞子上的哨鸣可以响彻天地，震慑妖魔，这预示着一年会有好收成；如果鹞子一旦断线，摔落下来，则是大不吉，是“很晦气”的事，就要烧利市，磕头上香，然后把鹞子撕碎丢入河滩或坟地去。
在我的记忆里，村子里很多人都有放鹞子的爱好，家中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个鹞子，有钱人家的鹞子有一两米高。父亲没有放鹞子的兴趣，也没有钱给我们买市面上现成的纸鹞子。后来，我跟弟弟们一商量，自己动手制作。我是老大，自然是我亲自干。找出旧竹片，用镰刀削的薄薄的，先用棉纱线扎出一个长方形的方框，再用两根长一些的竹片十字交叉固定住，鹞子的骨架出来了。再用家里的面粉打好浆糊，拿来旧作业本糊好压平，装上两条长长的纸尾巴，一个小鹞子做好了。可是，放飞的时候，怎么也上不了天，试了几次，做了几个，总是“折戟沉沙”，只好放弃作罢，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自娱自乐。
捞鱼，挖河蚌，摸田螺，是水乡孩子们的拿手好戏。苏北水乡河道纵横，大小水塘星罗棋布，水多鱼虾多，各种古老而原始的捕捉鱼虾的方法令人拍手叫绝。垂钓、网捕流传至今，自不必说；而鱼叉叉鱼、鱼鹰捕鱼、笼罩捉鱼、趟网趟虾，今日已不多见。
我们家有一个三角形的趟网，底边网沿宽约
后来父亲教给我一个抓鱼的方法。他找来两块青灰瓦片，合在一起做成一个扁圆形容器，俗话叫“水捞子”，一头敞开口，另一头垫一只旧草鞋，用草绳捆好，再系上一根长草绳。父亲说：“你把它沉到水踏子两边水底，第二天一早你把它从水里拿出来，里面就会有虎头鲨趴在里面。”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一大早，我迫不及待拉起“水涝子”，里面果然有一条虎头鲨。原来，虎头鲨是一种下沉鱼，头大，身子短，浑身黑褐色，似水中泥土之色，只有肚子部分是白的，这是它习惯趴在水底，自然形成的保护色。土办法捞鱼初战告捷，我照葫芦画瓢自己动手又做了三个“水捞子”，结果天天都有收获，少则一条，多则两三条，有时候还有河虾，还有一种似蟹而非蟹，但比螃蟹来得小，叫蟛蜞的生物。每次把它们捉回来，母亲叫我暂时养在一个小水缸里，过几天给全家来一顿河鲜美味。
乡间有民谚曰：“五月田螺,六月蚌”，说的是，农历五、六月的田螺和河蚌最鲜，也很容易捕捞。父亲看我已经长大了，就把他摸田螺、挖河蚌的方法技巧教给了我，很快我就能独立操作了。因为我家没有小船，父亲拿出家里夏天洗澡用的大木盆，放到河里，沿盆沿搁一块木板，人趴在木板上，顺着河滩水边，不到一个上午，就摸到一堆钵田螺和河蚌，母亲立即加工、烹调，精心做了一大盆我们最喜欢吃的螺肉和蚌肉炖豆腐。
夏季发大水，河水涨了，稻田里也积满了水。大雨过后，父亲在地头挖开一个缺口给稻田排水，我把带来的竹蓝拦在缺口的稻田一侧，静候逆水上游的鱼儿“自投落网”。用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方法，我曾经抓到过一两斤重的大鱼。
冬季枯水季节，“围堰抓鱼”是父亲春节前准备年货的一件大事。我们家地头有一个不大的河湾，抓鱼前，父亲在河湾水面上撒了些米糠、麸子等鱼饵，又铺上一层麦草，大约一个星期后，父亲在河湾下游十来米处以最快的速度围堰筑坝，又从邻庄借来一架手摇水车，我们也拿来铜盆、水瓢，车水、舀水一起上，随着水位慢慢下降，渐渐露出了淤泥，一条条大鱼小鱼活蹦乱跳，不用任何捕鱼工具，就有一二十斤的收获，清炖鱼、红烧鱼、鱼冻、腌咸鱼，从腊月吃到正月。
水车、石磨及其它
儿时的小庄子，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但可以肯定的是，父辈们在这里使用的各种农用工具，却是我国农村千百年来一直流传使用的。
庄子房头有一间水车房，三面敞开，一头连着我家居住了几十年的三间土墙草屋。水车房里安装着一架苏北平原上广泛使用的龙骨水车。
水车是中国古代一种最先进、流传最久远的农用提灌工具，据说是东汉灵帝（公元168－189年）时毕岗所创造的，千百年来一直流传沿用，结构变化不大。主要由木链、水槽、刮板、横轴等组成，节节木链似根根龙骨，因此得名“龙骨水车”。它提水时，一般安放在河岸边，下端水轮和刮板直接伸入水中，利用链轮传动原理，以人力或畜力为动力，通过车头的横轴带动木链周而复始地翻转，装在木链上的刮板就能顺着水槽把河水提升到岸上，进行农用灌溉。对这种涉及农业发展命脉的先进农具，历代文人都有笔墨涉及。南宋大诗人陆游的《春晚即景》中提到：“龙骨车鸣水入塘，雨来犹可望丰穰。”出生于江苏常熟的清康熙年间进士蒋炯的《踏车曲》更有形象、生动的描述：“以人运车车运辐，一辐上起一辐伏。辐辐翻水如泻玉。大车二丈四，小车一丈六。小以手运大以足，足心车柱两相逐。左足才过右足续，踏水浑如在平陆。高田低田足灌沃。不惜车劳人力尽，但愿秋成获嘉谷。”
这种以人力驱动的水车有脚踏和手摇两种，以脚踏水车最为普遍，在我儿时的苏北农村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看到人车共舞、水如泻玉的景象。每年一进入插秧季节，地头河旁，一架架龙骨水车昂首俯卧于“当车口”，条件好的人家还在车头上方搭一个简易草棚，遮阳避雨。车水的人光着脚板，一脚跟着一脚像平地走路似的踏动车拐，时而慢若休闲，时而快步如飞，车口水花飞溅，潺潺流水灌溉着肥沃的农田、久渴的禾苗。有一年学校放暑假我住在舅舅家，舅舅们带我去车水，看着他们车水时一边踏着车拐一边说笑的轻松样，就吵着要上去试一试。我爬上车头，双手紧紧抓住车杠，低头盯着脚下飞转的车拐，心里一阵阵发慌，明明看得好好的，结果一脚踩下去，踏空了，幸好我双手抓着车杠，舅舅们又及时放慢了车水的速度，我立即双脚一抬，“吊田鸡”似的挂在了车杠上，舅舅们赶快停止车水并用脚踩住车拐不让水车倒转，让我下了水车，再不嚷嚷要车水了。
与脚踏水车不同的是，我们家的水车是靠牛来驱动，叫“牛转水车”。这种水车在龙骨水车之外又连接了一个约一丈左右的水平木制齿轮转盘，牛拉着齿轮转盘周而复始地绕着转盘中央一根固定的竖轴旋转，通过与之咬合的变向齿轮，带动水车车头的车轴转动，从而把人从水车的脚踏车拐上解放了出来，应该算是半自动化吧。据传，这种水车是元末明初浙江萧山的一代奇人单俊良，从山区居民引溪水冲击水碓大木轮转动石杵、舂米打料受到启发，试制成功的。后来，当地政府将这种牛转水车绘成图纸，送给朝廷。明太祖看到后称赞不已，专下诏书，加以推广。这样，牛转水车很快在江南农村推广普及开来。
每年夏季一到水稻灌溉的季节，几乎是每天上午，我们家那头老黄牛就被驾上辕，蒙住双眼，围绕着一个多少年来固定不变的圆圈，不知疲倦地转呀转呀，水车不紧不慢地吱吱嘎嘎，河水由下而上，泛珠吐玉，轮转水泻，注入房头青砖砌筑的水渠，经过田埂旁的水沟，缓缓流入稻田。
离水车房不远，就是我们家的磨房，两间土墙草屋。其中东头约占一间半房的地方放着一架大石磨，石磨安装在一个木制大底盘上。石磨分上下两扇，内琢磨齿，中间有一轴心连接。每扇石磨足有上千斤重，直径约有三、四尺，磨齿咬合，上扇不动下扇动，上扇有一个孔，谓之磨眼，是往磨膛里加注谷物的通道。同那架牛转水车一样，石磨也是用牛力来驱动。套牛拉磨时，不仅要蒙住牛的眼晴，还要用笼兜把牛嘴套住，不让它吃磨盘上的粮食。随着“老牛拉磨——团团转”，白花花的面粉，黄灿灿的粯子，从磨盘中间的磨膛里撒落到底盘上，再用各种规格的粗罗筛、细罗筛过筛，将面粉里的麸皮分离出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维持全家生计的口粮——小麦面粉、元麦粯子和大麦粯子，都是这间自营的“粮食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据说，用这种近乎原始的石制工具和加工工艺研磨出来的面粉和粯子，具有养心气、固安神、通经络、增强体质等功效。因为石磨在研磨麦子时，转速慢、产生的热能低，破坏不了麦子中的营养成份，麦子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最大限度地得到保留，而且面筋度高，麦香纯正，用眼下时髦的话，是地道的“绿色食品”。然而，这些绿色食品中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这间“粮食加工厂”生产出来的另外一种今已绝迹的最具乡间特色的食品——“冷蒸”。
说起来这种食品也无多大奥妙，它是在麦子收浆发黄、渐趋成熟时，摘下青青的穗头，除芒去皮，炒熟，然后趁热用石磨研磨。因为麦子尚青，研磨后成条状，互相粘在一起，闻起来一股特殊的清香味，把我们馋的直流口水。母亲顺手从磨盘上抓起一把，用干净的毛巾包住，用力捏成鸭蛋形，给我们一人一个，吃起来真是柔软爽口，还有一点韧性。我吃完一个，再向母亲要一个时，母亲说：“不能再吃了，吃多了要胀肚子的。”遗憾的是，从1963年离开家上大学至今，再也没有尝过这种农家食品，一想起来总是馋涎欲滴，余香盈口。
我们家的“粮食加工厂”里除了一架大石磨外，还有一副石碓，确切地说，是一副脚踏碓。根据《词典》的解释，碓，用于舂米舂粉的用具。其实，脚踏碓的构造很简单，类似小孩玩的“翘翘板”。一根厚重的木杠做碓身，碓身的中部有一个支撑翘动的横轴，碓身的前端装有一个像瘦马头似的碓头，下面掘地安放一石臼，后端掘地挖一斜坡坑，用脚踩踏碓尾，碓头一上一下有规律地磕打石臼内的稻米谷物，或舂去谷粒的皮，或舂成粉。这种碓，利用杠杆原理，用了巧力，加快了速度，也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加工质量。北宋四大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之一《太平御览》就曾有记载：“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正是这副石碓，加工生产了全家五口人吃的大米、过年过节做汤圆做糍粑的糯米粉。
小时候，常常是父亲或者母亲在“碓”的后头踏碓，我在碓的前头手拿一个小扫把，拨动石臼里的谷物。这可是个“技术活”，碓头升起的时候，必须快速拨动一两下，否则碓杵落下来就会砸到小扫把。后来我长大了，有力气了，就在后头踏碓，把父母亲换下来休息一会。我这才体会到，踏碓是很累的，虽然双手可以抓住吊在房梁上的横木杆，我还是踏一会儿就累的气喘吁吁。农忙的时候，父母亲白天忙地里的活，晚上两个人点上一个小油灯，父亲一个人踏碓，母亲就忙着将舂好的稻谷过筛，把米糠筛出来，两个人一忙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照例一早就下地干活。
就说挖猪草吧。拎一个竹篮子，拿一把小锹铁，在自家的菜地、田间、地头、河旁、岸边，一棵一棵地挑野菜、挖猪草，要是不小心踩着了地里的菜和庄稼，或者竹篮子没有挖满野菜就回家，常常要受到父母亲的埋怨或者训斥。
再说看着黄牛拉水车。你得推着黄牛后面的一根扶手，吆喝着黄牛并给它助一把力，你若坐在木制大转盘上转悠休息，只要父母亲一看见，你就得赶快跳下来，免得受训斥。
还有放牛，更是让我不胜其烦。每天傍晚都要把牛拉出去到路边吃野草，你还得一直牵着系在牛鼻子上那根长长的绳子，不让它吃着旁边的庄稼。那牛不紧不慢，我只好走走停停，好不枯燥无味。远不像作家笔下的牧童：“一支自削的竹笛，吹奏着牛背上的悠悠岁月，吹哭了梅雨季节；吹黄了刺梨，吹红了野草莓；吹青了山，吹绿了水，也把夕阳的余韵吹进了弯弯的牛角”，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可那时的我，对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牧童生活”却没有如此闲情逸致，常常在不高兴的时候，没等牛吃饱，就很不耐烦地牵着牛在田埂上转上几圈后回家了，还骗父母亲说牛吃饱了。
古朴的乡村习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能看看南通特有的一种地方戏——童子戏（也称僮子戏），就成了儿时文化生活中的最大享受。
童子戏用纯正的通州地方语发音，有一种打号子的味道，声音高亢，曲调多样，伴奏的只是一些锣鼓杂什，其内容大多是劝世文之类，以“苦戏”居多，常常能攒取村人们的不少眼泪。相比江浙一带民间流行的越剧和黄梅戏，显得十分土气，登不了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样的童子戏，在乡野民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很多人都能随之哼唱，往往台上台下呼应一片。尽管纯朴得过于简陋，粗糙得近乎原始，且因方言所限，仅流行于南通部分地区，但它却是南通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拥有数十万计的观众，成为南通一绝。
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描述童子戏的诗词。著名的有苏轼写的一首诗《和人假山》：“上党搀天碧玉环，绝河千里抱商颜。试观烟雨三峰外，都在灵仙一掌间。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何当挈取征西去，画作围床六曲山。”《全唐诗》138卷中也有一首《京口题崇上人山亭》：“清旦历香岩，岩径纡复直。花林开宿雾，游目清霄极。 分明窗户中，远近山川色。金沙童子戏，香饭诸天食。叫叫海鸿声，轩轩江燕翼。寄言清净者，闾阎徒自踣。”明朝诗人朱日藩也有一首诗：“笑指蓬莱石，春桃几树花；仙潭驯白鹿，童子戏金沙；一榻居士室，三车长者家；凭君磨素壁，重过赋青霞。”
据考证，南通“童子”即民间职业巫师，发源于楚越的“以舞降神”的巫觋，与当地的方言、文化、风俗、民情交融、同化，逐渐形成了有鲜明南通地方色彩的古巫觋的另一个分支──南通童子。象南通这样地处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城市，南通童子依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长演长盛，历久不衰，一些专家学者们都觉得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近年来，“南通僮子”不仅被列为专门课题重点研究，而且引起国际上人类学、历史学、宗教伦理学、戏剧发生学等学界的认同和关注，日、韩、法、英等国家和地区的不少学者远道而来。
除了看童子戏，最令我们高兴的事就是过年了。
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的三百六十五天中，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平时少见的馒头年糕、鱼肉荤腥才能象吃上了山珍海味大餐似的美美享受一番，身上破旧的衣服才能美滋滋地换上自种棉花自纺自缝的粗布新衣，平时空荡荡的衣服口袋里才能装上象突然间暴富了上百万似的两三角“压岁钱”，过年那几天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能免受皮肉之苦，父母亲连一句责骂声都没有。
“
有趣的是，有关扫尘的由来，古时有一个颇为诡异的故事。传说，人的身上都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人的行踪，形影不离，并经常在玉帝面前造谣生事，把人间描述得丑陋不堪。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大怒，降旨迅速察明人间犯乱之事，凡亵读神灵的人家，将其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记号。玉帝又命王灵官于除夕之夜下界，凡遇有记号的人家，满门斩杀，一个不留。灶君得知此事，大惊失色，急忙找来各家灶王爷商量对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从
父亲送走灶王爷、母亲掸完尘之后，我们就天天等着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一餐才能大饱口福的年夜饭。
按习俗，年三十中午那顿饭只是随便吃一点，我们家习惯是吃蒸芋头。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只是草草吃几口，眼巴巴等着吃“大餐”。母亲终于煮好了年夜饭，全家人在灯心草作灯芯的豆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围着八仙桌而坐，虽然只有父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共五人，年节的气氛一点也不差。年夜饭的餐桌上必须有鱼，寓意“年年有余”，必须有北方人称之为香菜的“荠菜”，寓意“年年聚财”，如此等等。
吃饱喝足之后，我就打着灯笼，照着父亲贴春联，堂屋大门、厨房门、磨房门，反正只要有门的地方都得贴到，甚至猪圈那儿也要贴上“六畜兴旺猪为首”之类的对联。接着是 “打屯（Ten）子”，实际上就是用石灰水在地上画一个又一个的圆圈，从屋内画到屋外，寓意来年庄稼丰收粮满仓（屯）。
午夜子时还有一个仪式——“跨松火”。父亲已经点燃了一堆松柏树枝，这在寒冷的冬夜，那熊熊之火，顿觉暖意熔融，我们一个个从这边“跨过去，信念有福气”，又从那边“跨过来，信念发大财”，吉祥和好运随着燃烧松柏枝而发出的特有浓香滚滚而来，一切晦气和不愉快的事也随着松柏枝燃起的熊熊大火化为灰烬。
此时已是深夜，我们已经睡意朦胧，赶快回屋上床睡觉了。
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前，首先要吃几块糖和花生，这些东西母亲在前一天就已经放在我们的枕头底下了。
新年第一餐吃汤圆，寓意团团圆圆。家乡一带大都吃水煮汤圆，母亲给我们做的则是米饭和汤圆一锅闷熟后一起吃。
吃完早饭的第一件事是“种田”，父亲带着我们，每人一把锄头，到田头锄几把地，然后把扎着金元宝的芝麻杆插在地里，寓意来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节节高，同时也是教育我们不要忘本，不要忘了农民的本色。
时至今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变迁，过年其深厚、丰富的内涵已经淡化，年过得是越来越索然寡味，越来越沦为一种空洞的文化仪式。叹息遗憾之余，不禁对往昔那些过年时才有的兴奋欣喜、激动自由的心情，隆重、甜蜜、奔放热烈有人情味的乐趣和充满中华民族传统的民俗民风，越发地怀念了。
类似过年、看“童子戏”那些浓郁的、且又往往跟吃和玩联系在一起的民俗民风，还有很多值得怀念、永远难忘的。
比如过端午节裹粽子。家乡的端午，无论富啊穷啊，有一样是家家都得做的，那就是裹粽子。每到此时，母亲都叫我们赶快到河边采“箬子”，实际上就是芦苇叶，青碧碧油亮亮的，经水一洗，更是亮得晃眼。母亲拿出泡酥的莹白的糯米，动手裹粽子。母亲边裹边说：“箬子”不好，叶面不肥大，包不出好看的粽子；“箬子”不新鲜，包不出好吃的粽子。我清清楚楚记得，粽子下锅一煮，很快就煮出了“箬子”味烘托的粘粘糯米香，今日一想起来，就觉得粽子清香扑鼻而来。粽子还没煮熟，我们兄弟三个谗的不得了，嚷着要那香香的粽子吃，母亲说没煮透的粽子吃了会涨肚子。我的舅舅、舅母们都说母亲裹的粽子结实、好看又好吃。他们也都喜欢吃母亲裹的粽子。
端午节除了裹粽子，还要备些艾蒿、昌蒲之类，挂在自家门口两边屋檐下，驱鬼避邪。
夏天做黄豆酱秋来腌咸菜，这种风俗和饮食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用来腌咸菜的菜一般都是白菜和雪里蕻，先洗干净、晾干，再用一个大木盆，一边用脚踩踏一边潵上盐，再放到大缸里腌上一段时间，最后拿出来挤干、切碎，装到坛子里密封保存，随吃随拿，往往一家人可以吃上一年。
做黄豆酱要比腌咸菜复杂得多。将黄豆精选，拣掉坏的、变质的豆粒和其它杂质，清水洗净，放进锅里加水煮熟，然后拌上干面，再发酵。这一步非常重要也很难掌握。酱料干湿要适宜，过干则难以成坯，影响正常发酵；水分过多则酱料过软难以成形，易发臭腐败。还要放在阴凉通风处，上面盖一层布或厚纸，防止蝇虫腐蚀、灰尘沾污。发酵到一定程度，表面都长白毛了才好，如果长了绿毛就是坏了。待到夏天最热的时候，择吉日下酱于缸中。母亲说，下酱最好用“天水”，井水也可以。“天水”就是下雨天用各种办法采集的纯雨水。
我家没有井水，也没有采集“天水”的习惯。为了做出美味可口的黄豆酱，母亲叫我到庄园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打水。这条河实际上是一个狭长的池塘，周围几十米之内无人居住，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没有人在此洗刷家什、倾倒杂物，河水清澈见底，干净异常，因为没有跟其它“开放”的河水混杂，也算是“准天水”吧。母亲不知有什么“专利”，做的酱黑又亮，没有异味，就是好吃，我的两个弟媳妇跟她学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做不出那样的味道来。前些年母亲都要给我留一坛子酱带回白银，现在母亲老了，不能再做了。但是，不管在何时何地，也不管吃哪儿的酱菜，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做酱时的一情一景……。
读书生涯私塾始
我的读书生涯是从读私塾开始的。父母亲都是文盲，大字不识几个。但是，他们在我七、八的时候把我送进了学堂，希望他们的儿子将来做一个“读书人”。这个学堂离我家不远，为当地的“最高学府”，是一位姓冯的老先生办的私塾。
私塾历史悠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方式、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教育内容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经典、人生哲理、政治智慧、历史教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惜，解放后不多久，私塾连同它的教育内容统统都被废除了。
虽然读私塾的时间很短，但它却是我启蒙的殿堂，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时诵读的《三字经》、《千字文》依然记忆忧新。后来，私塾被取消，我到村子里新办的小学上学，读了几个月后，又转到了邻村的一个正规的国立初级小学——徐桥小学，一直读到初小毕业。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读私塾算起，到新学体制读小学，再到中学、大学，一生中经历了十七、八年的寒窗苦读学涯。给我上过课、当过班主任或辅导员的老师有几十位，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终生难忘的，是在徐桥小学读书期间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赵振中先生（那时候我们都称呼老师为先生），应该称得上是我人生起点上的恩师。
因为学习好，赵先生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关爱有加，如同我的父母亲一样照顾我、关心我。那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雨伞和雨鞋，常常是“青箬笠，绿蓑衣”，夏天下雨光着脚、冬天下雨穿双旧布鞋上学去。农村的土路雨天十分泥泞，每次到学校满脚都是泥巴，赵先生都要把我带到学校厨房，打上热水让我洗脚，换上我随身带着的布鞋，干干净净去上课。如此爱生如子的情景，至今仍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徐桥小学是一个初级小学，四年级就要毕业了。毕业那一年，赵先生送给我一件玉石制品——一只小巧玲珑的小猴子。我的生肖就属猴，可见先生用心之良苦。这件珍贵的纪念品，要不是1966年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被当地的“红卫兵”“扫四旧”从家中卷走了，我会一直珍藏到现在的。大学快毕业那年暑假回家，我去看望时已调任刘桥中学校长的赵先生。看到昔日的“爱徒”即将从国家重点大学毕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先生非常高兴，从箱子里翻出一双新新的尼龙袜子送给了我。这可是当时城里人和有钱人的“奢侈品”啊！我珍藏了好几年舍不得用，直到来白银工作后才穿上。
在徐桥小学读书期间，在赵先生的张罗下，先后两次和老师、同学合影留念，都是赵先生从十几里路之外的白蒲镇照相馆请来的照相师傅在学校操场上拍的。其中一张是四人合影：一个是我的启蒙先生冯老先生的儿子冯锦华，一个叫姚汉杰，一个叫章本林。毕业后，我们四人各奔东西：我考上了邻乡的奋勇小学读高小；冯锦华找了一份工作，后来一直在乡上的砖瓦厂当会计，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姚汉杰家庭条件好，到南通城里的中学继续读书，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又回到老家；章本林是我们四人中年龄最大的，回家种地了，后来成了我的二姑父。另一张照片是毕业前夕的合影，只记得其中的四人，除赵振中先生、冯锦华、章本林外，还有我伯祖父的养女、我的姑母房兰英。五十年过去了，这些照片我还一直珍藏着，可谓弥足珍贵。
徐桥小学毕业后，1955年9月，我又考入邻乡的奋勇小学读高小，同样是早出晚归，中午带一顿午饭在学校吃。一年后，大弟汉基也跟着我进入这所小学读初小，兄弟俩成了校友，早晨一起去上学，中午一起吃自带的干粮，下午放学一起回家。同在徐桥小学一样，学生们的家长中午轮流到学校烧火，给学生们热饭。后来，等到小弟汉斌上学时，我已经毕业离开了奋勇小学，他便进入了徐桥小学。小弟放学的路上贪玩，还常常和同学下河游泳，书包因此丢了好几个。天黑了，不见小弟回来，母亲就跑到庄外大路边，大声呼喊他的小名，有时候还真喊回来了，因为他就在村头和同学分手的地方玩。更让母亲生气的，他常常在早晨上学的路上就把带的午饭吃完了，整整一天饿着肚子。小弟从小就好动，也很聪明，只可惜因为“文化大革命”，小学毕业后，跟大弟一样，只能在乡里的农业中学混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