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特酒珍藏版: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编纂刍议（三）

    我们有没有可能编纂出这么一部大藏经？

    编撰这样一部大藏经需要如下条件：良好的外部环境；充裕的人力、财力、资料资源；计算机技术保证。

    第一、就外部环境而言，目前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正逢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国既有盛世修典的传统，又有历代编藏的传统；宗教界、学术界对编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经已经企盼了近百年，有着现实的积极性；社会各界对佛教的认识与观感也正逐步趋于符合佛教的本来面貌。应该说，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条已经基本具备。实际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编藏工程已经启动。

    第二、人力主要指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包括：一、搜集鉴定整理资料人员，二、校勘标点人员，三、电脑工作人员，四、摄影人员，五、公关人员，六、后勤服务人员。七、学术指导人员。

    人力包括质、量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新的力量还在成长。从总体实力看，应该说不亚于当年编纂《大正藏》的班子。我们既充分吸收前人编藏的经验教训，又有编纂《中华大藏经》上编的实践经验。因此，在人员的素质方面，应该说基本符合条件。问题是怎样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把这批力量组织与团结起来。

    人员的量则以工作量最大、且有需有相当水平要求的校勘标点人员为例谈谈。假如新的大藏经总量为4.5亿字，拟定用7年时间校勘标点完。则每年需要完成0.7亿字。又假如每个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每月可以校勘标点5万字（平均每天校勘标点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万字，则我们如果能够从全国近年培养的佛教、中哲史的硕士、博士中，从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从各佛学院的师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中选聘140人从事这项工作。再在北京选聘20个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员专门进行复核。就可以了。只要有经济力量，经过努力，在全国与北京选聘二百个左右符合所需条件的人员还是可以做到的。

    实际上如前所述，可以让电脑承担相当大一部分校勘工作，从而大大减少校勘人员的工作量。而且，现有佛典完全没有标点，需要从零做起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佛典已经有句读或断句。因此，校勘标点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

    编纂大藏经，并非仅是简单的佛教文献整理，应该把它同我国佛教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统筹安排。讲到佛教的健康发展，用佛教语言来说，关键是“绍隆佛种，续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而接班人不仅需要熟悉佛教仪轨，遵守佛教戒律，还必须精通佛教义理，甚至能够发展佛教义理。我认为，佛教理论是佛教的灵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论不断传入，中国人在消化这些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有所创新，从而使佛教生机勃勃，在意识形态领域擅一时之胜场。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经衰灭，源头活水已断，中国佛教此时既没有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原有的佛教理论又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于是只剩一个信仰的驱壳，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说近代佛教复兴，其标志首先是"南欧北韩"及一批高僧大德对佛教义理的钻研与弘扬。因此，对当前佛教界来说，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理论人才，提高理论水平，提高文化档次，乃是当务之急。编纂大藏经，对于佛教界来说，也正是培养佛种，弘研义理的极好机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国佛学院（或拟议中的中国佛教大学）开设有针对性的专业，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编藏实践，在工作中培养，在实践中提高，培养出一批跨世纪的高僧大德。其实，对学术界而言，也同样应该利用编纂大藏经的机会，为下世纪培养出一批不务空言的专家学者。如果大家都从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则我们编纂大藏经，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还能促进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发展。几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总之，人力问题固然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解决。

    第三、大藏经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资必然可观。根据资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资280万日圆，了解二、三十年代日本物价水平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中华大藏经》共接受国家拨款人民币158万。那是由于八十年代初的社会观念与现在大不一样。也由于《中华大藏经》是国家项目，各单位都比较支持。我们借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没有支付资料费，双方协议，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赠送各资料收藏单位一部《中华大藏经》作为感谢。另外，所聘人员的报酬都比较低，应聘人员大多属于离退休后发挥余热，甘作贡献。但上述做法，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编纂《藏外佛教文献》，深感无钱困难重重，寸步难行。由于经费紧张，许多事情都想尽量省钱，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更加费钱。由此捉襟见肘，狼狈不堪。教训实在深刻。

    本人一介书生，对于经济问题纯属外行。按照上述设想编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经，究竟需要多少经费，要由有关专家框算。不过，编纂工作是逐步展开，在若干年内完成，所以后期可与藏经的出版发行配合进行，所需经费也就可以滚动解决。所以，实际上需要筹备的只是前期的经费。

    目前，佛教界结缘经书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结缘经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印刷，都可以称为上品。大多则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书籍。这些粗糙拙劣之书，从世法说是伪劣产品，从佛法说是亵渎正法。因此，如果能够把目前印刷结缘经书的资金吸引集中起来，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经书结缘，另一方面则可用于大藏经的编纂。实际上，结缘经书与大藏经两者本来就可以充分协调，相互为用。即用大藏经编撰人员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为结缘经书印刷，其传播正法的作用自然远远超过在条件没有保证情况下粗制滥造印出的书籍。而编纂印刷大藏经，本身就是功德更加无量的结缘胜事。

    目前，海内外电子佛典的发展势头如同万马奔腾。遗憾的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如果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则经费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得多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把海内外分散的结缘资金、分散的编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编纂大藏经的总目标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难，“使人西望长咨嗟”。

    第四、编藏要有资料，没有资料一切都是空话。如前所述，新编藏经包括历代入藏与新编入藏两大部分。历代正藏、续藏资料现成，只要整理、考订、校勘、标点即可。关键工作在于新编入藏。

    应该新编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献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遗书、海内外各宗教、图书、文博部门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现代新译（从梵、巴、藏、日等文字译出）、散见于正史、地方史志、金石、档案、个人文集乃至各种丛书、类书专著中佛教资料，此外还有今人撰著。虽然范围很大，但是目标清楚。只要有关收藏单位积极配合，收集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国内因部门封锁资料而产生的困难。另外，不少资料散在海外，国外，包括港台、日本、南北朝鲜、越南。西方则以英、法、俄、美、德、意、荷为主。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

    总的来说，已经入藏的典籍，犹如陈列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图书，谁都可以利用。因此，我们也好，任何一个企图编纂藏经的组织与团体也好，谁都无所谓优势。当然，如果讲到历代藏经的版本，则大陆与日本各有自己的优势。日本的版本优势在宋元，大陆的版本优势在明清。至于新编入藏部分，虽说海外散落了一大批大陆已经亡佚的资料，但从总体看，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当然，编纂一部高水平的大藏经实际是世界华人的共同心愿与事业，也是整个汉传佛教文化圈的共同事业与理想，是东亚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共同贡献。我们要有发动与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做好这件旷世大事的大愿心，大胸怀；不要有封疆划界、唯我独尊的想法。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毫无疑问应该为祖先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五、对于电脑技术，本人是外行。从外行的角度考虑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汉字字库，检索系统，单字扫描，关系数据库。这些问题要靠电脑专家来解决。电脑技术本身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即使我们现在就动手编纂，第一批成果的正式发行也要到五、六年之后，所以，即使现在电脑方面还有一些技术难关，相信还有时间来逐一解决。

    综合上述五点，我认为，编纂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足的财力。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保证，前景是乐观的。

    以往的经验证明，只要国家重视，集中力量去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也没有办不好的事。大藏经编纂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