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女奖杯图片:寻找中国改革的内生力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这句话，也许既适于描述今天的世界，也适于描述今天的中国。

在11月15日上海召开的FT2011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一开始便开宗明义地说，今年似乎比任何一年过得都快，原因是，在全球发生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挫折。全球范围内，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已经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的确，一年来的中外形势都令人忧喜交集、观感复杂。

变革的需求开始席卷全球。张力奋分析说，2011年，全球似乎告别了增长年代，不论在政治、金融还是社会方面，都进入了一个动荡期。美国“该吃的药都吃了”，但经济依然没有起色。在欧洲，几个月前，希腊退出欧元区还似乎是天方夜谭，但现在这个可能性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人类史上最宏大的共同货币实验已陷入危险境地。张力奋判断，中国要应对经济增长的转型，西方也在面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的一场新挑战，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正面临一些共通的问题，结构性变革将成为全球的主题。

那么，变革的力量应该从何处去寻找呢？张力奋强调，FT中文网的动力来自于对中国内生改革意志的认定，这种内生的改革意志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利好消息。而本次论坛上的探讨，也许是对这种内生改革力量的一种探索。为此，我们精选和总结了与会嘉宾对于中国转型的一些精彩分析与认识。

中国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也许是对目前的形势提出最严峻警告的人。据蔡昉分析，其实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并不是那么高，大概只有10%左右，充其量有几千万人在从事与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作，这与7亿劳动就业人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中国的问题现在主要还是在内部转变增长方式。而中国的一个误区是把结构性问题当成周期性问题来治，而短期内的刺激政策无法修补长期的问题。

在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人口政策上，蔡昉也发出了“盛世危言”。“所谓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丧失，这还是一种客气的说法，”蔡昉警告。拿“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这个指标来看，虽然该指标目前还在下降，但最晚到后年，下降就会见底。而且见底之后，不会像有些发达国家那样长期停留在低点，而是会迅速反弹。届时不仅中国“人口红利”不保，反而会背上“人口负债”，这使“未富先老”成为一个现实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还远低于发达国家，但老龄化程度却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警告，在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但如果年轻劳动力越来越迫于经济压力而较早辍学去工作，中国劳动力队伍的整体技能能否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就会成为难题。

来自中国企业界的代表则对中国经济给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认为，应该区分中国在短期和长期面临的不同局面。就短期而言，确实是挑战很多，不确定性很强，例如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企业的高利贷危机与倒闭潮，都令人忧虑，但中长期来看，存在两个战略机遇：中国其实已经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了消费大国，而且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资本市场。“中国人没有理由悲观，企业家要学会如何利用这些机遇。”这一判断背后的哲学是，经济转型是逼不来、盼不来的，有时，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被视为中国“新左派”先锋人物之一的崔之元，则对中国前途给出了更乐观的判断。他引用并认同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1年超越美国。而且，他认为重庆的一些实践，例如户籍改革，对于中国如何扩大内需很有启发意义。

对于一年来得到中外媒体广泛关注的中国地方债问题，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黎维斌表示，11万亿的地方债风险是可控的，因为其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别国的债务水平，而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投资的资产是有价值的，可以带来现金流的。目前的重点是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让其向着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政府+企业+市场”的平台。

而恰好在这个问题上，蔡昉的观点似乎针锋相对。他把当前的地方债挑战总结为四句话：目前地方债问题并不是现金流的问题，它掩盖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应的体制问题，地方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介质，反映了一种用刺激政策来替代正常经济增长的做法。总之，“不是什么好事。”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则重点评价了在今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引发热议的“文化”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此大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有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好，有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坏。”这句话引起了全场的笑声。

葛剑雄说，对于“文化是新的增长点”的说法，他不是很乐观，发展文化，也许首先要以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为前提。他还认为，靠所谓的“软实力”来扩展世界影响力，效果是有限的——“软实力”的重点还是“实力”，“中国文化只能起润滑剂的作用，不能成为动力。”如果不能转化成经济、产业方面的硬实力，也许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这也许是对“文化建设”泼的一瓢冷水。

当前的改革困境也引起了讨论。华君铎把今天中国转型的意义提到了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同等的高度。他认为，“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中国转型也是一场大改革，大家要形成共识，不能像20年前那样，对于是否发展市场经济还是有争议，而目前转型的关键是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这也印证了中国政府今年以来不断强调的观点，即“十二五规划”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悲观与乐观两股潮流交织、碰撞的情况下，应该对明年的中国形势如何判断呢？也许蔡昉的总结之言值得引用——“我想在各位嘉宾说的基础上，把所有乐观的成分减10分，所有挑战成分加10分，就将是2012年。”

（注：实习生刘夏雨、余明智子对此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