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g girls:餐桌上的有机盛宴

餐桌上的有机盛宴 (2010/07/09 16:04)
（引用地址：《东方企业家》）
目录：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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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企业家》记者  刘艳
作为一个极度商品化的传统行业，有机食品的出现给这个缺乏活力的行业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在离北京市郊的密云县高岭镇有一片面积达22000余亩的农场，在这里，有大片的蔬菜地、果园，由于不使用农药，农场里随处可见散养的家禽，这个被称为“之万农庄”每天源源不断地向北京的六家“乐活城有机生活纪念馆”有机食品专卖店供应生鲜食物，其中的一家还非常应景的开到了“鸟巢”。然而要想享受到乐活城里这些天然、纯净、无污染、高质量的蔬菜水果，却要有接受比普通蔬菜价格贵几倍的心理准备。并非是因为这些黄瓜是被摆放在有着大落地玻璃窗、装修精致、略现高档的专卖店里，而是有机食品本身规模小、成本居高不下。
看起来与大众消费者有一段距离的有机食品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0年前，中国就开始了有机食品之旅，到现在，每年供应着超过3.5亿美元的有机食品，是世界上经检验合格的有机食品第二大生产国，仅次于澳大利亚，如果按种植面积计算，中国实际上排名第一。只是这些有机食品，包括大豆、蔬菜、水稻和茶叶，有95%以上都被贸易商出口到了日本、欧盟和北美，因而剩下的不到5%在整个市场中则显得非常少见。
不过由于中国消费者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以及受到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挑战，最近两年来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需求不断攀升，每年有超过30%的成长速度，有机农业成为了最热门的行业之一。现在，消费者不但可以去专卖店、电子商务购买到有机食品，也可以到大型超市甚至传统的菜市场买到。
正如绿领公社副总经理鲍海娟所说的，如果一个新的市场能以30%的速度增长，它可以给整个行业以及周边市场带来非常大的价值，“我们正是看中了这点，决定投身这个行业。”事实上，有机食品具有很高的溢价空间，利润丰厚也是这个在中国对内消费而言仍属于新兴行业带给投身于此的决大多数企业最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这个行业的兴起将给已经极度商品化但又缺乏活力的食品行业带来新的想象空间。
价格“真相”
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而言，他们并不理解有机食品为什么价格如此之高。在有机食品成熟消费的国家，像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产品链趋于完善价格也趋于大众化，一般情况下有机蔬菜的价格比无机产品高出约30%，最多的也只高出2~3倍。但在中国，有机食品的价格一般是普通食品的5到6倍，甚至可达10倍之多，在普通的超市里，一棵卷心菜的售价可能是每斤0.88元，而有机卷心菜的售价则达到了每斤9元以上。
如果不了解有机食品背后的故事，显然对这样的比较无法接受，更何况，从表面来看，有机蔬菜反而不如那些普通的蔬菜显得更有“卖相”。“拿西红柿来说，”鲍海娟觉得，绝大多数消费者其实并不清楚真正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常有红绿相间的果蒂，果实整体圆滑，”很多人一般会挑个大、颜色漂亮的，却不知道很多人为了让西红柿更好看，并提前上市卖个好价钱，会使用乙烯利、酒精等化学药物进行催熟，而这样的西红柿虽然样子会比较好看，但没有经过完整的生育期，口感、品质、营养方面就大大逊色。
像比较容易“招病”的黄瓜要顺利长大，从播种到收获的40天~70天中，最少要打10次农药和化肥，才能走上餐桌，而如果用有机的方式种植黄瓜，完全不能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激素等，连拔草也只能依靠人工，不能使用化学除草剂。在成本、规模方面无法与常规农业差距甚远，其价格自然无法与普通的食品相比，却不会像传统农业那样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而在中国，有机食品和普通食品之间还有两个阶梯，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大多数人能够分清楚前两者的区别，却无法弄清楚后两个概念，实际上，最大的区别在于绿色和无公害食品都允许有限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人工合成物质，并且不禁止使用基因工程技术，这在有机食品的领域则完全被禁止。后两类食品与有机食品构成了一个金字塔，最上面的是有机食品，处于中间层的绿色食品被看作是无公害食品向有机食品的过渡，当然在售价上也是递减。
2008年，由欧盟资助的“中国-欧盟世界贸易项目”的调查报告《中国的有机农业—现状与调查》中显示，到2007年年底，有24%的中国可耕地用于种植获得无公害认证的农产品，相比之下，有机农田的面积大约只有230万公顷，这一数据中还包括了经过转换和为耕作野生采集的面积。
终端的努力
3年前的上海还只有5、6家有机农场，但现在已增加到30多家，并且农场的面积也不再是100亩、200亩的小规模，上千亩的有机农场也不再是稀有之物。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个人投资正在纷纷涌入这个领域。2008年拿到三峰投资一期资金2000万元的“海客乐”有机食品连锁专卖店已经在上海开出了15家专卖店，看起来跟食品产业不太相关的九城软件，也在北京投资了“沱沱有机源”有机食品B2C平台，九城是第一个以软件供应商的身份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
如果说之前有机生产商的驱动力是“出口”，那么现在正在崛起且越来越讲究环保健康、购买力强的中国富人阶层，理所当然成为了有机食品产业瞄准的目标人群。这一群人对价格不太敏感，对于普通人来说“4倍”的价格无法接受，却不是影响他们消费最主要的因素，然而这“4倍”的溢价却能给有机食品产业带来相当大的利润空间。
“如果是在两年以前，供应商很少，销售做起来很困难，”绿领公社销售经理高明之前在物美集团正是负责有机食品产品的开发，由于需求量很少，以“出口”为主要驱动力的有机生产商并不太在意这一块市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像物美这样的大超市针对的还是中低端消费者，与有机食品的消费人群不太吻合。”进驻大型的综合超市并不意味着为有机食品带来巨大的人流量，毕竟其在超市的销售中也只占很微小的一部分，很多时候这种大型的零售渠道更愿意在价格上体现竞争优势，显然如此的销售手段并不能运用在有机食品上。
绿领公社则不太一样，其背后的绿领集团拥有一个高素质的“绿领俱乐部”和一系列和品质生活相关的产业，俱乐部里的人群与其定位的消费群体完全一样——追求高品质生活，绿领已经有现成的客户资源，不用再去找人群，如果作为俱乐部成员的张朝阳、王石在这里购买商品，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鲍海娟说“我们正是想通过绿领的平台进行资源的整合，将绿领公社的有机食品打造成为绿领品质生活的的典范。
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在利益的驱使下，诸如沃尔玛、通用食品（General Mills）及家乐氏（Kellogg）等公司也先后涉足有机行业，但真正做的好的只有全食食品公司（Whole Foods Market）。作为“全食”美国最大的“有机食品连锁超市”，虽然其商品的售价比一般超市高出40%~175%，消费者仍然纷至沓来，自1992年上市后，其股价一度突破30倍，被列为了继微软、星巴克、苹果之后，能够改变世界的公司之一。
但“全食”公司的做法并不是每一个公司都能够驾御的。尤其是对于尚未成熟的中国有机食品销售。除了乐活城、海客乐有相当规模的农场加连锁专卖店之外，博扬有机、德润屋也只有一家店面加中小型农场，而绿领公社、百福、正谷、禾乐康等都选择了无店铺经营的形式，还有一些则是有机食品和其他类别的食品共卖。“其实我们一直在研究到底走什么路，包括大卖场，但目前情况仍然是不太乐观，或者说时机还没有成熟。”鲍海娟说，采用无店铺经营的方式，可以把实体店的很多投入折算进商品的价格里，在价格上获得优势，“把它当作是一个事业而不是投机的生意。”绿领公社不会固定在这种经营模式上，下一个发展阶段将不排除向产业链的更上游挺进，包括收购生产商或者自己组建生产基地。
打破信任危机
采取无店铺经营的方式并非没有弱点，对于有机食品这种特殊的商品，如果消费者不能自己亲自去看、挑选和提问题，很难信任送到家里的那些商品，除非是充分认可此品牌，就像“德清源”鸡蛋。
不过在鲍海娟看来，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模式还不是第一位的，如何在采购这一环把好关反而最关键，“安全性是食品企业的生命线。”其实这也是所有希望把有机食品销售到最终消费者的企业所共同面临的挑战，“现在有机食品的概念被做得非常混乱，”以至于消费者对于市场上贴着所谓“有机食品”标签的商品仍然带着种种的怀疑，这除了有机概念传播上缺乏明确的引导外，其实整个认证环节也并非完美。
中国的有机农业的制度框架和执行体系从199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截止到2008年2月，已有26个国内认证机构获得了批准，另外还有6家国际认证机构。但其实在市场上，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杭州中农质量认证中心、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万态质量认证公司这4家机构的市场份额预计达到了80%以上，而除了万态是独立的认证公司外，其他3家机构分别隶属于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环保总局，即便是每个认证机构的侧重点不一样，消费者却由于有机食品被贴上了不同的认证标签而经常产生出更多的混乱。“到底是信任贴上这种标签的产品，还是信任贴上那种标签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消费有机食品现在更多的是以个人的信念为基础，而非有更具体的证据来证明其价值所在，甚至有专家称，有些品种的有机食品在营养价值上与普通的食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像乐活氏、绿领公社这些公司采取的办法是增加更多的体验，例如定期组织客户到供应基地去参观，眼见为实地增加客户的黏度。
在经济下行的特殊周期中，能更好抗衰退的农业项目应该能够获得更多投资者的青睐，而情况似乎不是这样，虽然农业可投资领域和可供选择的项目都很多，例如农产品深加工领域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及其渠道建设，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大幅增长。
虽然自2007年以来，包括龙生茶业、德青源、福建圣龙、禾阳、丽都玫瑰、塞飞亚获得VC投资的，但实际上农业投资市场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而原因就在于农业项目本身投资回收周期普遍很长，时间的成本太大，不符合VC一般的投资规则，还在发育的有机食品行业更是如此。其实那些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的规模较大，特别是在销售渠道的有机食品项目的情况的确不如预想中那么好，短时间内估计很难有优质的回报，中国首家有机食品专营机构欧食多，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烧去了3000万元，却换来关门大吉。
风险投资的过早介入对于一个新兴行业而言并不一定都是好事。最早切入有机食品行业的德润屋，被认为是当前最好的有机蔬菜供应商，其创始人北航材料系博士吉云亮，在继续攻读北大物理学专业的博士后的过程中退学创办了德润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淡水小镇的德润屋，其模式相对简单，4、5年来，一直在自己的一块10亩地上种植有机蔬菜限量供应市场，每星期送两次菜，按照每份8斤80元的价格配送，尽管规模不大，却经营得有声有色。其实目前有机食品市场上的确缺乏一个强势品牌，因而现在的吉云亮并不太在意投资，认为这还不是规模化的时候，把商品做到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求精、做品牌才是第一要务。
[编辑元素]
尽管中国消费者对“有机”一词缺乏认识，对有机标签缺乏意识，对认证过程缺乏信心，然而中国有机食品将在未来十年的前景非常看好：
>>>  总量年平均增长30%~50%
>>>  有机农业产量和地区将占中国农业总量的1%~3%
>>>  有机产品出口量将达到或超过食品出口总量的5%
>>>  中国有机食品将获得全球市场份额的5%
日本市民农园的经营模式研究
摘要：市民农园是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程度较高时的产物，也是城乡经济互补的一种有效方式。市民农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参与农业生产、体验农耕乐趣的场所。在世界上日本开设市民农园的历史并不是最长，但发展快、效果好。本文介绍了日本市民农园的历史、现状及其功能，并重点说明了日本市民农园的主要类型及其经营管理模式，旨在为中国现代农业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
虽然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兴起了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的热潮，但是市民农园这一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的主要形式至今没有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体现。日本是一个市民农园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与中国相似，日本也是一个人多地少，农业主要以家庭为基础、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型经营的国家。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进程与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有不少类似之处，因此，日本市民农园的发展经营模式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
一、市民农园的产生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德国是较早发展市民农园的国家。19世纪初，德国政府提供小块土地供市民作自给自足的小菜园（Klein Garden），19世纪后半叶，正式建立市民农园体制。1919年，德国制定了市民农园法，初步确立了市民农园的现代模式。1921年设立了全国性的市民农园协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遭到了空袭，百姓也遭受了战争的苦难，人们在市民农园中躲避空袭，靠市民农园生产的蔬菜、水果充饥。战后，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市民农园曾经发挥了供应蔬菜、粮食的主要功能。1985年，德国又将市民农园法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增加了社区发展的概念和功能，按照法律规定，德国的所有城市都有义务向市民提供市民农园，目标是达到每10户居民中就有1户拥有市民农园。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财富的追求愈加强烈，德国市民农园的经营目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在，德国的市民农园主要是由政府或拥有土地的农民将位于城市或郊区的农地出租给城市居民，以种植花草、蔬菜、果树或经营家庭园艺，其主要目的是让市民体验农业生产过程，享受农业耕作的乐趣，满足人们向往自然、回归自然、获得安全而又富含生活情趣的劳动成果。目前，德国的市民农园承租者达83万户，总面积达3万hm2左右。
也有学者认为市民农园可能起源于18世纪末的英国。在当时的产业革命中，由于圈地运动，导致大批农民失去了手中原有的土地，为了维持农民的生计，政府将大块的土地区划成小块状分给农民耕种，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方式被认为是现代市民农园的雏形。
根据文献记载，日本的市民农园开始于1924年10月，当时是由京都市的一些园艺爱好者自发组织了“京都园艺俱乐部”，通过这个俱乐部不断地在京都城郊设置和经营市民农园。受此影响，大阪市政府和大阪市农协共同在1926年开设了市民农园。1933年，东京都农协也在东京开设了第一家市民农园——大泉市民农园。至此，市民农园在日本的京都、大阪、东京等大城市悄然兴起。但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日本的市民农园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消失了。1969年，神户市和东京市都又重新设立了市民农园，从那时起，市民农园的数量不断增多，面积也不断扩大，据统计，1974年时，日本全国有163家市民农园，20世纪80年代增加到了1 000多家，90年代达到了2 000多家，2005年时突破了3 000家，共计有16万个左右的市民农园小区可供市民租借使用，总面积达1100hm2左右。
与德国、英国等国家相比，日本的市民农园总面积虽然比较小，但是，可供租用的市民农园小区数量大，租用期限比较短（一般在5年以内，而欧洲国家市民农园的租借时间普遍长达10年，甚至50年），周转快，这一做法体现了日本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也体现了日本市民农园的利用率高的特点和人们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积极性较高的一种现状。另外，欧洲国家的市民农园一般被划分为城市绿地这一土地性质，而日本则是被划分为农业用地。
二、市民农园的概念
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概念。根据德国的市民农园法规定，市民农园是一种非营利性的，供市民体验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享受耕作乐趣，并可生产一定数量的蔬菜、水果或花木等供自身利用，面积在400m2以下的租用农园。
虽然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不同，对市民农园的定义也有所不同，但是其主要内涵是一致的，即：①来源均为租用的农园；②种植的对象主要是蔬菜、花木和果树等；③租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验农业生产的乐趣，而非销售和营利性；④有一定的面积限制和使用期限。
日本现代市民农园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密切相关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数量增多，密度增大，城市绿地所占比例不断减小，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道路交通条件得到改善，业余时间增多，但是城市居民与土地、树木、花草、农作物等自然生活相距却越来越远。在此背景之下，城市居民不再满足于享受单一的物质生活，而是希望利用余暇时间租用郊外的小片土地来种植蔬菜、花木等，以体验农耕的乐趣，陶冶情操，完善自身的价值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日本现代市民农园是国民经济高度发展、城市化程度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城市居民的一种精神需求，也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重要产物。
三、市民农园的功能
市民农园促进了农业在都市的保存和发展，使农业不因都市建设范围的扩大而萎缩，同时，市民农园的存在增加了城市的绿地面积，改善了生态环境，为促进市民之间的感情、文化和物质交流，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提高市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精神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市民农园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蔬菜、花木、果树的栽培，使城郊区域得到了绿化和美化，对环境具有保护作用。市民农园犹如城市沙漠中的绿洲，使人们可获得自然美的享受。
（2）通过在市民农园中的耕作，不但可以学习农业生产知识，还可以体会大自然的恩惠，通过与蔬菜、花果、鸟、昆虫的密切接触，体验农耕的乐趣和丰收的喜悦，陶冶情操，培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良好品德，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3）可以享用自己的双手生产的新鲜、卫生、安全的农产品。
（4）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之间和市民之间的感情、文化、物质交流，特别是对老年人以及少年儿童来说，通过参加市民农园的活动可以扩大他们的交流机会，让少年儿童体会农夫的辛苦，了解农业生产知识，培养对自然科学与实践的兴趣。
（5）与城市建筑、道路相比，市民农园可以通过土壤对雨水的吸收和快速渗透起到水分涵养的作用，缓解洪涝灾害。
（6）在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可以作为空旷地来临时避难，如果是位于城区的市民农园，则可以阻隔火灾的蔓延，从而降低灾害损失。
（7）为未来都市发展，如道路、建筑设施的建设预留了空间。
总之，市民农园的存在表明农业不仅具有生产粮食、蔬菜、花木、果实的生产性功能，而且具有改善城市环境的生态性功能和为人们观光、休闲、体验、娱乐提供空间的生活性功能。同时也说明城市与农业是可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
四、日本市民农园的种类和经营模式
市民农园是由没有农地所有权的城市居民承租的市郊或乡村的土地进行耕作的园地。承租者可以种植蔬菜、花木、粮食等植物，农地所有者将农地出租收取租金，平时可管理农园或受承租者的委托，帮助照看农园，收入往往高于自己种植，因而这是一种委受双方都受益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日本原以10~20m2的生产性菜园为主，自1991年前往德国考察学习后，市民农园的小区面积有所扩大，经营更灵活、更宽松。例如在德国仅允许在100m2的租地上建造4m2以下的工作室，且只供水而不供电，也不允许市民在农园中住宿，日本则允许在100m2农地上建造10m2的建筑，即建筑面积可达农园面积的10％，且供水电，可度假住宿，但是可住宿的市民农园以乡村已废弃的农地为限。
日本市民农园的种类较多，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市民农园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根据市民农园与租用者居住地之间的距离的远近程度和利用的方便程度可以划分为近邻型市民农园、日归型市民农园和滞在型市民农园
1．近邻型市民农园
距离租用者居住区较近（一般在4km范围内），平时可以通过徒步或自行车等简便方式就可以到农园进行农业生产的农园。为了提高利用率，减少土地浪费，防止出现无人租用等现象的发生，在确定市民农园的可利用小区数量和农园的租金之前，都要对附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市民对农园的需求状况及要求，在此基础上，按照住户数量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农园数量和小区数量。
根据调查，日本近邻型市民农园的平均面积为1 000－2 000m2，根据租用者的数量、生产管理能力、家庭的蔬菜消费量以及大部分租用者可承担的租金能力，将市民农园划分成相等或不等面积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小区，供租用者使用。日本现有的近邻型市民农园小区的平均面积大约为35m2。为了区分不同小区之间的界限，往往在每个小区的四个拐角打上木桩或塑料桩，并挂牌标明小区号码、租用者的姓名等信息。在市民农园的醒目处还要设置提示牌，注明该市民农园的名称、所在地、总面积、小区数量、小区面积、开设者的姓名或开设单位的名称以及联系电话等。另外，在提示牌中还会标明主要作物的栽培方法和管理措施，以指导租用者正确生产。
为了方便利用者的生产活动，近邻型市民农园一般要设置灌溉和排水系统、厕所、农具仓库、休息场所以及汽车停车场和自行车停车场等，但是，由于近邻型市民农园大多设立在城区附近，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农园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作为城市建设用地，所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日本近邻型市民农园所设立的主要设施往往是比较简易的，如果在该市民农园的附近已经具备了可利用的公共设施，则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以减少投资，降低经营成本，降低市民农园的租金。
新的市民农园设置之后，要求在相应的区域范围内通过发广告、传单或通过报纸、电视、收音机来招募租用人。在招募时，必须将市民农园的位置、可利用小区的类型和大小、利用期限、租金以及道路等设施条件说明清楚，以便于市民参考，避免在签署合同或在利用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如果申请的人数多于可利用市民农园小区的数量，则需要通过抽签或摇号的方式确定人选，也可以根据申请的先后排队入选。
日本的近邻型市民农园的使用年限一般为1～5年，考虑到有些作物需要跨年度生长，所以，多数市民农园的使用年限确定为2年以上，5年以下。在使用期间，即合同的有效期限范围内，如果发生诸如农园土地另作他用的情况，则农园出租者有义务将租用者介绍到附近的其他市民农园以完成合同的使用年限，并作一定的经济补偿，或者根据合同规定作相应的赔偿。但是不管怎样，市民农园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有必要提前3-6个月通知租用者，并有义务向租用者说明停止使用该农园的理由和原因。
市民农园的所有者或经营者与租用者签订合同之后，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委托有经验的农业经营者或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编制作物栽培手册，开办培训班，指导农园使用者如何种植蔬菜和花木等。每年的收获季节，召开1－2次收获成果品尝评比会，评选品质好、产量高的种植者，并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提高利用者的积极性，促进利用者之间的交流。在开办培训班的时候，组织者往往准备一些作物种苗、肥料、农药和小型农具，向农园租用者推荐和销售。除此之外，日本的大型超市中均有各种各样的小型农具和主要作物种子出售，并标有简单的种植方法。市民也可以到图书馆免费借阅或到书店购买相应的书籍，以掌握作物栽培和管理的方法。
2．日归型市民农园
一般离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约30km以内，保证大多数的利用者从住处乘车能够在一个半小时以内到达农园。与近邻型的市民农园相比，日本的日归型市民农园必须具备较正规的停车场，并设置淋浴室、更衣室以及休息室供农园利用者使用。日归型市民农园的面积、区划、种植的方式和租金等与近邻型市民农园相似，但是，由于日归型市民农园距离租用者的居住地较远，利用者有时无法到农园作日常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租用者可以委托他人或农园的所有者以及经营者作为日常代管者，当然这样做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3．滞在型市民农园
大多数滞在型市民农园距离城市中心区约2-3小时的车程，因为距离较远，利用者即便驱车前往，也往往来不及当日返回住地，所以，滞在型市民农园必须具备比较完备的住宿和生活条件，如小屋、水、电甚至煤气、卫生间、厨房、电视、电话、冰箱、停车场等。日本的滞在型市民农园面积小的只有0．5hm2左右，大的可达10hm2，根据利用者数量以及土地规划要求，将农园划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面积多数在150~350m2范围内。
根据日本《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规定，滞在型市民农园可以在农园范围内建造相当于农园面积10％的建筑，以供农园利用者使用。
与上述两种形式的市民农园相同，滞在型市民农园的使用年限也是1～5年。但是由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住房、提供生活生产设施，所以即使是远离城区，其租金仍然较高，一般是近郊型或日归型市民农园的3-10倍。当然，滞在型市民农园所处的位置往往是景色秀美、安静宜人的地方，人们在经营农园的同时，也相当于在别墅中度假。另外，与近邻型和日归型市民农园不同的是，滞在型市民农园所种植的往往是红薯、玉米、马铃薯、芋头等不需要经常管理的作物，这样，即便是一个星期左右驱车去农园管理一次，也基本上能够保证此类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日本的滞在型市民农园不能种植树木，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必须由利用者自己带回居住地处理，在农园中不能设置垃圾箱，也不能将垃圾随处丢弃或焚烧、掩埋。
（二）根据市民农园的所有者或经营者不同，可划分为JA经营型市民农园、地方公共团体经营型市民农园、个人经营型市民农园以及民间企业或NPO经营型市民农园
1．JA经营型市民农园
是指由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JA）所经营的市民农园。JA是一个会员庞大、机构完整、功能强大的农业协会组织，在1988年12月第18届日本全国农协大会上，确立了包括市民农园在内的日本农业经营战略，从此JA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市民农园的开办和经营热潮，现在由JA开设和经营的市民农园数量占总数的将近一半。1989年实施的《特定农地贷付法》和1990年实施的《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为JA开设和经营市民农园提供了法律保障。
JA所经营管理的市民农园可以是农协会员或市、町、村等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农地，由协会会员或政府部门委托JA经营管理，也可以是《特定农地贷付法》或《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授权JA经营管理。
2．地方公共团体经营型市民农园
主要是市、町、村等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所经营的市民农园。随着日本国有资产的民营化和私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在由地方公共团体所经营的市民农园所占比例在不断降低。
3．个人经营型市民农园
是指土地所有者个人所经营的市民农园。根据《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利经营市民农园，但是，市民农园的建设费用等前期投资主要靠自身的财力，虽然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定额度的补助金，但是毕竟很有限，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力量，个人经营大面积的市民农园是相当困难的。
4．民间企业或NPO经营型市民农园
指由民营企业或私有企业以及非营利性组织（NPO）所经营的市民农园。
（三）按照法律依据不同，日本的市民农园可以划分为以《特定农地贷付法》为依据的市民农园、以《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为依据的市民农园以及以农园租用合同为依据的市民农园
《特定农地贷付法》于1989年6月22日由日本国会通过，并于当年9月11日生效；《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于1990年6月15日成立，于当年9月22日生效。三种类型的市民农园由于所依据的法律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
表1  三种类型的市民农园之间的差异
依据的法律
特定农地贷付法
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
农园租用合同
农园开设主体
市、町、村地方政府或农协
市、町、村地方政府或农协以及农家
市、町、村地方政府或农协以及农家
农园管理者
市、町、村地方政府或农协
市、町、村地方政府或农协以及农家
农家
农园的位置区域
无特别限制
市民农园特定区域
无特别限制
农园设施要求
无特别要求
必须按照该法律要求
无特别要求
行政手续
需农业委员会批准
需市、町、村地方政府批准
无特别要求
优点
可以得到相应的事业补助费和融资以投资建设市民农园
可以得到相应的事业补助费和融资，在触及农地法、都市计划法时，可优先依据《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进行市民农园的开发利用
可以得到相应的事业补助费和融资以投资建设市民农园
（四）按照租用者的特征可将市民农园划分为家庭农园、学童农园、高龄农园（也称为银发农园）、残疾人农园等
1．家庭农园
家庭农园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在租用的市民农园中进行种植和管理活动，家庭成员中包括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他们共同体验农业生产的乐趣。
2．学童农园
学童农园主要是针对中小学生和幼儿园、保育园的儿童所开设的农园，这类农园多数是由地方政府或NPO（非营利性组织）开办和经营，一般是免费或者租金很低，但是面积往往较小，平时委托给农协管理。
3．高龄农园
高龄农园的主要租用者为年龄较大的市民。通过对日本东京都、千叶县、静冈县等10个都县的调查发现，日本市民农园利用者的年龄层次分布大致是：30岁以下者占1．1％，30－40岁者占0．7％，40－50岁者占3．3％，50－60岁者占18．9％，60岁以上者占76％，所以，市民农园的利用者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多的，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员占大多数。这一现象表明，市民农园这种都市农业的经营方式在日本深受老年人的欢迎。
4．残疾人农园
残疾人农园主要是地方政府部门或社会福祉部门专门为残疾人开设的市民农园，让那些身体残缺或有身心障碍的日本国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使他们能够体会土地、蔬菜、花草、粮食作物、昆虫等组成的大自然的美好，增强生活的信心，提高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在世界上日本开设市民农园虽然不是最早的，但是经营管理比较好的，受到了日本国民的喜爱，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其经营管理模式也受到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学习和模仿。中国与日本虽然在体制、人口、经济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多地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人均资源不足等基本国情以及农业结构的变革和城市化发展方向与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相似之处，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日本市民农园的发展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制定出适合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
“农民”孙民宽决定不再赚农民的钱，转而进城务农，向城里人销售有机蔬菜。
《创业邦》杂志 文/曲琳
姓名：孙民宽
创业第一年：2009-2010年
创业项目：北京小宽心都市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立足为将都市型农业、订单式农业、体验型农业的“新三农”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目前产品包括阳台私家菜园、郊区绿色开心农场等，未来希望发展有机绿色蔬菜配送渠道。
从事农资直销的第四年，孙民宽终于忍不住想要创业了。
农民出身，再加上大学里学的是畜牧专业，孙民宽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农业，毕业后又在河北省做了几年兽药销售，目睹了不少农民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能为力的状况。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看到绝望的农民们把牛奶倒掉，他终于决定不再赚农民的钱，辞职到城市里创业。
2009年6月，孙民宽开始寻找项目。由于受到赵本山小品《送水工》的启发，他到北京做了一名送水工，目的是跟社区里的人们有更多接触，了解需求。在世纪城小区，送完水的孙民宽与客户们闲聊到有机蔬菜，本以为他们会觉得那些高价菜不靠谱，没想到大家对于多花钱买健康很感兴趣，惟一的阻碍是信任的建立。看到他们阳台上茂盛的花草，他突然萌生了念头：不如在阳台上做个迷你私家菜园，为客户提供已部分长成的菜苗，客户只要记得浇水和简易的施肥就行，自己种自己吃也踏实放心。
孙民宽说干就干，回去后就买了些种子和有机肥开始做试验，发现蔬菜长势不错。之后他找到了一家愿意合作育种的基地，买了些盒子种上小白菜、小油菜，10多天就能出苗。他将自己这个创业项目取名“小宽心”，把种养菜苗的盒子放上三轮车，采取“移动营销”的方式，专门找人多的地方曝光，一辆车可以叠放三十几盒菜，回头率比花草小贩还要高。
还是在世纪城小区，他的客户很快上升到100户。孙民宽有些得意之余，部分居民开始提出意见：你说自己的蔬菜很天然健康，那么育苗基地在哪？孙民宽当初曾经想过做基地，但由于条件限制还是采用轻资产模式与别人合作，现在仍然回避不了这个问题。种过庄稼的肥沃土地避免不了农药残留，而有机蔬菜基地通常需要3年以上的荒地期，用以改良土壤。孙民宽明白，想要让客户信任自己，得找块荒地，可是一穷二白的他求地无门。
这让自恃“很喜欢思考商业模式”的他非常着急，夜深人静时，经常一个人望着月亮想办法。他翻阅了不少成功商人的传记，每天都在纸上写写画画，思考究竟如何让把都市型农业、订单式农业和体验型农业真正结合起来。经过孤身一人的头脑风暴之后，他突然冒出个办法：在北京五环内有很多工厂，荒地数量不少，却都没有被利用，自己为什么不与其达成合作呢？可以让工厂用土地入股，一亩地投入不多，快速育种也不需要太大力气，完全可以先当作自己的基地使用，如果对方需要收回，就及时把菜收获，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沿着这个思路，他又想到：可以像虚拟游戏“开心农场”一样，将一块土地分为很多块，除了育种之外，还可以成为几家公司的私家菜园。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北京通州区和房山区找到了两块合作的基地，而自己这套“郊区绿色开心农场”的想法也开始实施，目前正考虑谈下小汤山附近的一块荒地。
继“阳台私家菜园”、“郊区绿色开心农场”两套方案之后，孙民宽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依托这两套方案，将公司发展为社区中的农产品连锁经营商，最近还计划和一位日本琉球大学留学归国的博士进行合作，引进可以将家庭厨余垃圾自制成肥料的机器。
去年11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国际有机农业会议上，我跟邻座的一个丹麦人谈到小毛驴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尝试，他突然瞪大了眼睛很激动的说：我在丹麦也是做CSA，我最初得到这个概念就是听到一个美国回来的朋友介绍这个理念，于是我就做了第一个丹麦的CSA，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参与和媒体的报道，我们现在已经配送将近五万户家庭了。五万户？这个数字的确令我惊讶。我了解到的美国的CSA最多的配送也就是几千户家庭，当然美国大多数的CSA都保持着家庭农场经营的性质不是商业化的机构和公司在运作，而CSA本来的缘起也是为了维持小型农场和农民生计，这样这些农场主不必担心必须要不断扩大农场的耕作面积以获得更高收入，而且与城市的工作相比，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接触自然，收入与城市白领收入基本相当。同时还有一些CSA他们和消费者之间是非常紧密的关系，更像是产销合作社。当然也有一些公司在做箱式蔬菜配送，但不是主体。
丹麦的这个朋友的名字叫Thomas Harttung，他现在已经把原来的家庭式农场变成了一个社会企业 。 他们配送使用的箱子是木制的，每周配送中有水果、蔬菜、肉、鱼和面包，同时配送到丹麦的45000户家庭和瑞典的5000户家庭。70%的食品都来源于丹麦国内，其中一半来自Harttung自己在哥本哈根附近的农场。1999年，TH开始他的CSA，他开始只做应季的、有机食品，并且配送给100个左右的朋友和亲戚。经过十年的发展，他们从最初的非常强的理念的CSA变成了现在每年收益4500万并且以20%的速度增长的社会企业。之所以称为社会企业，TH说，最初的时候他希望消费者能更多的参与农场的运营，但后来他发现他自己非常累很难像预想的那样发展，与是他就将这个模式商业化运营，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失去了很多与消费者社区的直接联系。他认为：“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人了解有机食品。” Aarstiderne有15种不同的标准的箱式选择，每周配送一次。不像传统的CSA，他们允许顾客每周变更他们的选择，但也仍然是在这15种不同的箱子中选择。TH多次跟我强调标准这个词，不可能让每个消费者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这样会耗尽自己的精力。在深秋，Aarstiderne的35美元的“基本选择”箱子，可以满足两个成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一周的需求，包括土豆、胡萝卜、生菜、西红柿、黄瓜、葱头、甘蓝、豆角、婆罗门参。而“烦闷的选择”则适应于那些只吃大陆蔬菜的家庭，没有甘蓝和婆罗门参。还有一种“教义选择”，这种选择中只有丹麦本地产的蔬菜。冬天，则有大量的根类蔬菜和温室的生菜。但是TH说，这种教义选择占到5%到10%，这就让他们会更多的考虑尽可能的本地生产。他们还尝试过社区配送点取菜的形式，但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故事，最终他们还是直接配送到户，现在他们的配送队伍几乎拥有每个家庭的家门钥匙。与此同时，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比如说所有进口的产品都必须通过更加环境友好的方式到达丹麦。顾客可以选择箱子，但不可以选择箱子品种。
在Aarstiderne的运营中，还有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们紧密结合了电子商务，另一个是他们创始人中有一个人是非常棒的厨师。电子商务节省了管理者大量时间和精力，每周成员的预定和缴费都是通过网站完成，意见的反馈也是通过网站；而这个厨师，则可以在每周提供给成员的简报上提供很好的菜谱，而且根据这个菜谱，顾客做出来的有机蔬菜味道确实不同于普通蔬菜，他们还经常组织一些烹饪活动，教给大家烹饪方法，好的食物应该有好的烹饪更要有好的味道。在与TH交流并看了一些资料后，我发现他们强调的“土地”和“饮食”，也就是正确的耕作方法和好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蔬菜本身，而是更多的非物质方面的内涵。
跟TH会议期间匆匆见了两面，他因为农场的扩大变得非常忙，越来越少的参与体力劳动，奔波于世界各地推动有机农业的政策和研究。CSA商业模式的成功并不等同于CSA的成功，更多的小的CSA以这种方式维系了家庭平静的生活，重要的是不同运营主体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也许就是“小的是美好的”、“大的也是美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