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北京游乐设施公司:“劣根”源于土壤，腐败源于制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8:41:22
“劣根”源于土壤，腐败源于制度
“专制制度不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历史和环境赋予的。”历史学者张宏杰最近对媒体如是说。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分阶段分层次的。就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物种就越停留在原始阶段。澳大利亚与其它大陆的分离很早，一直在孤立状态中发展，因而保留了许多原始动植物，比如鸭嘴兽和针鼹。而文明的进化也一样如此。由于地理原因，中国文明也停滞在了专制阶段。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的进化缓慢，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封闭的肥沃的黄土地带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就象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没有长起来的时候，鹤立鸡群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青春期过后，他却终生低人一头。所以，在1840年打开国门之后，那些西方人惊讶地发现，那个传说中的文明古国，原来竟然是一个半开化的半野蛮的民族，保留着和非洲部落相类似的惊人落后的习惯：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无处不在的迷信和恐惧……
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文明进化的不彻底与再次发育的艰难，是“中国特色”的根本原因。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转型的难度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传统政治体系下，腐败在所难免，乾隆朝即呈现出这种特点，造成这种贪污大规模风行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中国，日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贪污？ 乾隆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地防范了外戚、亲贵、太监、权臣，将中国专制制度推向顶峰，但他的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并没有解决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问题——腐败。他的专制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动性，给中华民族带来永久的创伤。 十八世纪，人类社会涌动的文明大潮主流正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是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理性的崇尚。伴随着这些大事，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解放，这造就了物质进步的真正基础。 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发生着与世界潮流恰好相反的事。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皇权推到了顶点。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了对民众的驯化，把他们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他陶醉于为子孙后代建设万世不易之基的伟业之中，成功地为中国人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完美政治监狱，这个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主动敏捷地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换句话说，乾隆皇帝的伟大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退化，拉大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这个盛世完全是依靠强化君主集权制度这样传统的方式来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个人主导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并没有回答中国在人口压力下如何转型这个近代性的问题，没有回答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何等姿态面对世界。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时期腐败的情况和当下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规律。乾隆时代的腐败案发生，遵循着一个数额由小到大，腐败官员的级别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最后发展成窝案、串案，牵一个出一串，挖一个起一窝，团伙犯罪，相互打掩护。腐败最后已经成为一种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但是乾隆治理腐败的措施还是个人化的人治。人治不管多么厉害，老虎成天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贪官，毕竟有打盹的时候，你一打盹，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所以，中国式的腐败是基于制度、体制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对策，要不然单纯靠皇帝一个人的雄才大略、精明还是靠不住。当官只有把上面对付好了，下面即使没穿裤子也看不到。 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它不应该被当成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和解释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有意无意的，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被认为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似乎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但是从严复、梁启超开始提倡的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心慰。 从严复、鲁迅到柏杨、龙应台，他们的观察和描写精彩深入，但是他们开出的从改造文化入手的改造国民性药方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只有从改造制度入手，才能真正达到使中华民族新生的目的。正像邓小平所说，坏的制度使好人做坏事。 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主要的负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某些“劣根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两千年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巨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 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根性而特有的“中国问题”。 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专制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中国人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