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888亚洲妇女12p:龙卫球：闲谈吴晗的政治依附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7 13:17:09
龙卫球：闲谈吴晗的政治依附问题时间:2010-08-12 16:20 作者:龙卫球点击:467次
我在飞机上不习惯昏睡，而喜欢读点闲书，或者说闲读点书，这也是一种旅途的乐趣。书通常不事先确定，多在候机的时候在机场书店随便一挑，有一点随心所欲，也有一点随遇而安的感觉。今次乘坐国际航线，12个小时的闲时，自然少不了这个习惯。
于是，候机前在机场书店闲逛，结果发现里面时下流行的闲书几乎都读过了（看起来出差太多了），只有一本吴晗的《历史的镜子》，似乎又不能归入闲书的，没有怎么读过。这是一本九州出版社2008年6月份出版的为纪念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和逝世40周年的集子（2009年），书名与吴晗先生早年的一本集子同，但副题为“吴晗讲历史”，选辑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论著40余篇。翻了翻，内中可闲读之文亦可谓有，又没有其他选择，只好买上。
上了飞机，收起忙碌，放下闲心，从头往下读，渐渐就被吸引了。大概用了6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读到了末尾的354页。有些文章以前零碎读过，这次根据时间先后，系统读一遍吴晗的代表性文论，特别是结合写作背景，相互对照，感觉很是不同。
掩卷之余，并无读闲书阅读之后的那种松弛之余兴，反添了许多纷乱和凝重。
在这本集子里，吴晗确实给人太深的矛盾。早年的《昆仑奴考》、《汉代之巫风》、《盟与誓》、《胡惟庸党案考》、《史话》等，甚至包括后期偶尔一现的像《度牒》这样的作品，那可真是读来字字珠玑的考据之作，其研究功力之深、角度之妙、方法运用之有素，令人叹服。但是后期的《谈曹操》、《谈武则天》等，又明显有一股浓厚的应景之气，实为顺应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的政治式史论而成，尽管撇开政治企图不谈的话文章可谓写得确乎也有水平，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似乎在写作起意上就大输了一招。读着这样的合集，心情难免不复杂。书生同气，情何以堪。
这些天，我因为专业写作需要的关系，不得不抽身研读一批法律专业书。但是吴晗的《历史的镜子》总是挥之不去，在心里放不下来。吴晗这个人的影子也不断在我心里出现。
我最早系统读过的吴晗作品，是那本被列为20世纪最经典的四大传记作品之一的最后版的《朱元璋传》，说实话，读完之后，很有些失望，觉得写作问题太明显，阶级立场意识太强，不像个历史学家。然而吴晗又确乎是历史学者中的佼佼者。便有意搜索了一些关于吴晗写作此书经历的评价，才知道这本书与现实政治的许多纠缠，原来吴晗经历了一个被授意改造作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吴晗自己努力在立场上做出了从唯研究论的史学家观到“唯物主义历史论观”的转变，最后将他由研究而发掘的“朱元璋是一个极坏的独裁者”，转变成了由阶级立场而形成的“朱元璋首先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革命家”，而且“在执政之后也做了很多积极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在书中，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展现出吴晗深厚的明史功底和研究能力，但是许多引申评价却又牵强附会，而且与作者的其他严肃的明史研究结论（特别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为相悖。不管真实的朱元璋如何，吴晗最终版《朱元璋传》中的朱元璋，至少与30年代、40年代吴晗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的笔下的朱元璋已经完全不同。
按照很多评论家的说法，吴晗此后的命运，到最后吴晗写作《海瑞罢官》、含冤而死，便是从这一刻开始的，表现了吴晗一个历史学者依附政治的从政悲剧。这种悲剧，原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吴晗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他放弃原本作为书生可为的知识关怀，而自甘于依附政治，所以最后不可避免成为现实政治的殉葬品。
我总是有点怀疑，一个真正的学者，特别是一个像吴晗这样的确有很深史学素养的历史学者，怎么会自甘于依附现实政治呢？是不是存在什么其他的原因：一种更值得追问的悲剧原因呢？
后来又看到著名学者许纪霖的一篇《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对于吴晗的政治依附问题给了一种认为更为“深沉”的解释。许先生认为，吴晗的从政不是他具有什么势利品性，而是因为，“从吴晗过问政治的起初，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就埋下了往后人生悲剧的种子”。而且，不幸的是，他这个书生主要是只读中国古籍书的书生，“他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传统的古籍，较少西方个人主义的理念和色彩，因此在他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似乎没有更多的现代色彩，仍然以‘忠诚’为核心”，所以在现实中，吴晗就必然要依附什么。然而，却又缺少了现实智慧，“吴晗的政治头脑是单纯而又率真的。那种对组织的忠厚诚笃，使得吴晗渐渐丧失了自我的判断能力，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一切都取决于组织。”换言之，许先生认为，吴晗的悲剧，不在于他个人的品质，而在于他是一个旧式的书生，他是一个能够被现实政治利用或者说引诱的一介中国旧式书生。
在既有的各种解释之中，我更愿意接受许纪霖先生的这一种。然而，我还是狐疑，或者说不太情愿地相信，专攻中国古籍的书生只要投身政治就会不可避免地依附于政治这个断言。难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面，都是写着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这几个大字吗？难道中国20世纪出现的像陈寅恪、钱钟书、胡适等等这些有学问也有气节的人物，仅仅是因为他们都留过学、读的不仅仅只是中国传统的古籍而才幸免了政治依附性吗？
也许是不在其中不流泪。仔细回味吴晗的文章和他的历史，我忽然感觉，吴晗的政治依附性，与其说是中国式书生之天然，毋宁说是受其特定研究对象之激害。作为一个优秀的明史专家，研究明朝那样一个以政治残忍而著称的特殊朝代的历史，当大脑不知不觉沉入触目惊心的史事之际，也一定正是吴晗的良知备受煎熬之时。每于研究中，见证明朝专制之腥风血雨，不由得他这样一个本就属于“性情中人”的书生不怒发冲冠。于是，掩卷之余，治学竟然激发了他的强烈政治情感。继而，思之现实政治（民国时期），遂生同感。由此，日益增添了对现实的政治关怀，长年累月，便不由不入政治，于是由对旧政治的无限厌恶，转而对新生政治的无限热爱。结果一入政治，便身不由己。辗转反侧之后，最后终究以书生之单纯，不知不觉沦入自己悲情政治命运之可叹。
翻翻吴晗的历史，似乎他正是在这种研究激愤中走上政治的。面对凶残的明朝政治，一开始吴晗就没办法将自己隔离在一个客观研究者的身份之中。他的关于明史的文章，从《胡惟庸党案考》，到《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明初的恐怖统治》等，每一篇都浸透了作者由中而激发的对于明朝政治的极度厌恶情绪。面对明史，吴晗没法使自己安安静静只做一个史事的叙述者、一个纯粹的历史研究者。由研究而厌恶，由厌恶而拍案，由拍案而激发关怀政治的热情，最后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世俗政治的陷阱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为吴晗而同情，同情他不该去研究可恶的明史，同情他倒在自己的研究激愤之下，是明史害死了吴晗！当然不止是吴晗。据说，研究明史成绩斐然而又能够善始善终继续做好学者的人寥寥无几。
思及至此，对于历史这门学问，我忽然感到有一丝恐惧。至少，打死我也不敢研究明史了。啊啊！
来源:作者博客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81215525.html ]
我在飞机上不习惯昏睡，而喜欢读点闲书，或者说闲读点书，这也是一种旅途的乐趣。书通常不事先确定，多在候机的时候在机场书店随便一挑，有一点随心所欲，也有一点随遇而安的感觉。今次乘坐国际航线，12个小时的闲时，自然少不了这个习惯。
于是，候机前在机场书店闲逛，结果发现里面时下流行的闲书几乎都读过了（看起来出差太多了），只有一本吴晗的《历史的镜子》，似乎又不能归入闲书的，没有怎么读过。这是一本九州出版社2008年6月份出版的为纪念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和逝世40周年的集子（2009年），书名与吴晗先生早年的一本集子同，但副题为“吴晗讲历史”，选辑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论著40余篇。翻了翻，内中可闲读之文亦可谓有，又没有其他选择，只好买上。
上了飞机，收起忙碌，放下闲心，从头往下读，渐渐就被吸引了。大概用了6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读到了末尾的354页。有些文章以前零碎读过，这次根据时间先后，系统读一遍吴晗的代表性文论，特别是结合写作背景，相互对照，感觉很是不同。
掩卷之余，并无读闲书阅读之后的那种松弛之余兴，反添了许多纷乱和凝重。
在这本集子里，吴晗确实给人太深的矛盾。早年的《昆仑奴考》、《汉代之巫风》、《盟与誓》、《胡惟庸党案考》、《史话》等，甚至包括后期偶尔一现的像《度牒》这样的作品，那可真是读来字字珠玑的考据之作，其研究功力之深、角度之妙、方法运用之有素，令人叹服。但是后期的《谈曹操》、《谈武则天》等，又明显有一股浓厚的应景之气，实为顺应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的政治式史论而成，尽管撇开政治企图不谈的话文章可谓写得确乎也有水平，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似乎在写作起意上就大输了一招。读着这样的合集，心情难免不复杂。书生同气，情何以堪。
这些天，我因为专业写作需要的关系，不得不抽身研读一批法律专业书。但是吴晗的《历史的镜子》总是挥之不去，在心里放不下来。吴晗这个人的影子也不断在我心里出现。
我最早系统读过的吴晗作品，是那本被列为20世纪最经典的四大传记作品之一的最后版的《朱元璋传》，说实话，读完之后，很有些失望，觉得写作问题太明显，阶级立场意识太强，不像个历史学家。然而吴晗又确乎是历史学者中的佼佼者。便有意搜索了一些关于吴晗写作此书经历的评价，才知道这本书与现实政治的许多纠缠，原来吴晗经历了一个被授意改造作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吴晗自己努力在立场上做出了从唯研究论的史学家观到“唯物主义历史论观”的转变，最后将他由研究而发掘的“朱元璋是一个极坏的独裁者”，转变成了由阶级立场而形成的“朱元璋首先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革命家”，而且“在执政之后也做了很多积极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在书中，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展现出吴晗深厚的明史功底和研究能力，但是许多引申评价却又牵强附会，而且与作者的其他严肃的明史研究结论（特别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为相悖。不管真实的朱元璋如何，吴晗最终版《朱元璋传》中的朱元璋，至少与30年代、40年代吴晗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的笔下的朱元璋已经完全不同。
按照很多评论家的说法，吴晗此后的命运，到最后吴晗写作《海瑞罢官》、含冤而死，便是从这一刻开始的，表现了吴晗一个历史学者依附政治的从政悲剧。这种悲剧，原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吴晗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他放弃原本作为书生可为的知识关怀，而自甘于依附政治，所以最后不可避免成为现实政治的殉葬品。
我总是有点怀疑，一个真正的学者，特别是一个像吴晗这样的确有很深史学素养的历史学者，怎么会自甘于依附现实政治呢？是不是存在什么其他的原因：一种更值得追问的悲剧原因呢？
后来又看到著名学者许纪霖的一篇《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对于吴晗的政治依附问题给了一种认为更为“深沉”的解释。许先生认为，吴晗的从政不是他具有什么势利品性，而是因为，“从吴晗过问政治的起初，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就埋下了往后人生悲剧的种子”。而且，不幸的是，他这个书生主要是只读中国古籍书的书生，“他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传统的古籍，较少西方个人主义的理念和色彩，因此在他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似乎没有更多的现代色彩，仍然以‘忠诚’为核心”，所以在现实中，吴晗就必然要依附什么。然而，却又缺少了现实智慧，“吴晗的政治头脑是单纯而又率真的。那种对组织的忠厚诚笃，使得吴晗渐渐丧失了自我的判断能力，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一切都取决于组织。”换言之，许先生认为，吴晗的悲剧，不在于他个人的品质，而在于他是一个旧式的书生，他是一个能够被现实政治利用或者说引诱的一介中国旧式书生。
在既有的各种解释之中，我更愿意接受许纪霖先生的这一种。然而，我还是狐疑，或者说不太情愿地相信，专攻中国古籍的书生只要投身政治就会不可避免地依附于政治这个断言。难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面，都是写着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这几个大字吗？难道中国20世纪出现的像陈寅恪、钱钟书、胡适等等这些有学问也有气节的人物，仅仅是因为他们都留过学、读的不仅仅只是中国传统的古籍而才幸免了政治依附性吗？
也许是不在其中不流泪。仔细回味吴晗的文章和他的历史，我忽然感觉，吴晗的政治依附性，与其说是中国式书生之天然，毋宁说是受其特定研究对象之激害。作为一个优秀的明史专家，研究明朝那样一个以政治残忍而著称的特殊朝代的历史，当大脑不知不觉沉入触目惊心的史事之际，也一定正是吴晗的良知备受煎熬之时。每于研究中，见证明朝专制之腥风血雨，不由得他这样一个本就属于“性情中人”的书生不怒发冲冠。于是，掩卷之余，治学竟然激发了他的强烈政治情感。继而，思之现实政治（民国时期），遂生同感。由此，日益增添了对现实的政治关怀，长年累月，便不由不入政治，于是由对旧政治的无限厌恶，转而对新生政治的无限热爱。结果一入政治，便身不由己。辗转反侧之后，最后终究以书生之单纯，不知不觉沦入自己悲情政治命运之可叹。
翻翻吴晗的历史，似乎他正是在这种研究激愤中走上政治的。面对凶残的明朝政治，一开始吴晗就没办法将自己隔离在一个客观研究者的身份之中。他的关于明史的文章，从《胡惟庸党案考》，到《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明初的恐怖统治》等，每一篇都浸透了作者由中而激发的对于明朝政治的极度厌恶情绪。面对明史，吴晗没法使自己安安静静只做一个史事的叙述者、一个纯粹的历史研究者。由研究而厌恶，由厌恶而拍案，由拍案而激发关怀政治的热情，最后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世俗政治的陷阱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为吴晗而同情，同情他不该去研究可恶的明史，同情他倒在自己的研究激愤之下，是明史害死了吴晗！当然不止是吴晗。据说，研究明史成绩斐然而又能够善始善终继续做好学者的人寥寥无几。
思及至此，对于历史这门学问，我忽然感到有一丝恐惧。至少，打死我也不敢研究明史了。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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