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沼欢莉莎 ed2k:读书的欢乐 ——彭富春

         让我们想象一下读书的情景：坐在窗前，对着明媚的阳光，一边端起弥漫清香的茶杯，一边捧着自己喜爱的读物。读书带来了无言的欢乐，这一般被人视为美妙的身心享受。当然还有比这更浪漫的事。红袖添香则刻画了一个对于许多男性而言的美梦，不仅有美文，而且还有美色，其乐也陶陶。但也许这都只是美妙的梦想。事实上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得不完成的事情。很多书读起来并不快乐。因此有人逃避它，如逃学、旷课，如同躲避瘟疫一般。即使有人不逃避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趋向它，那也只是看到了读书的结果能带来其他快乐，如学而优则仕，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读书的欢乐则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

        1．书是文字的集合。文字构成句子，句子构成段落，段落构成篇章，篇章构成书。因此文字是书的基本元素。但文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一般的观念认为文字是语言的记录，而语言源于思想，而思想源于存在。这种观念是符合经验事实的。但文字作为语言的记录往往只是适应于它与口头语言的关系，不符合与书面语言的关系。书面语言最早在根本上是写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这样文字比语言便具有了一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可以记录口头语言，另一方面它可以创造书面语言。以此文字开启了一个与日常语言世界不同的新的语言世界。正是由此原因，中国的传统从来推崇的不是能说话的人，而是能识字的人。他是读书人，文化人，也是上等人，如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文字既然有如此的神圣性，那么它自身也许有一种不同于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的本源。“文”在古汉语中的本意就是万物错综所形成的纹理、轨迹和痕迹。因此它是万物自身的显现，亦即自然之道的显现。作为道之文，它是日月的运转，四季的变化，草木的生长，动物的繁衍等。这也就是在原初意义上的天文地理，是无字的天书。它产生了又消失，既显明又深藏，因此是神秘的，奥妙的。对此天书，无人知晓。从天书到文字的转变是革命性的。文字是对于天书的摹写。在此摹写过程中，自然的奥妙才真正对人显明。但文字不仅仅是摹写，而且也是偏离。因而它形成了一个开端，这样文字就是文明。文字是一条人类可以行走于其间的道路，它使人由黑暗的世界走向光明的世界。对此曾有诗云：古人造字鬼夜泣。无文亦即无字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因此它是鬼的居所。文字的产生也就是光明的到来，它照亮了人的家园。这当然会导致鬼的悲哀和人的欢乐。文字在它自身的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化，如汉字就有甲骨文、金文等等，在中国甚至演变成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

        但人们所阅读的并不是某一个别的文字，而是一句话，以及由它所构成的段落、篇章和书。虽然这些书不论大小都是有文字所形成的轨迹和道路，但它们具有不同的类型。

        对人类而言，最早和影响最大的是一些神圣的书，它们是关于诸神和上帝的话语，甚至本身就是诸神和上帝所说的话语。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中也许“圣经”是最为人知的一本书了。虽然它们是关于神的书，但它们并不是神自身写作的，而是人写作的。当然这些人是圣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凡人，而是被诸神或上帝所救赎的人。这样通过圣灵的感应，圣人说出了神的话。所谓的神的话相对于人的话。神言是真理，人言是谎言。所有的神圣的书都是神言和人言争论的历史，不过最后是神对于人的胜利。作为规定性的神言成为了人类的指引，并形成了不同的世界，如古希腊的世界、基督教的世界，还有犹太的和伊斯兰的世界等。

        与西方和世界其他的民族一样，中国的历史也写作了一些神圣的书。不过，不管是原始儒家的书，还是原始道家的书，其主题不是人神之间，而是天人之际。它们是圣人体察了天地之道而书写而成的。中国的圣人是些特别的人，他们位于天道和民众之间，并将所知的天地大道传达给天下的大众，给他们提供一条天地之间和生死之间的真理之路。作为中国思想的主体，儒家的经典主要集中在“四书五经”。它们就是所谓的道，如同天一样是自然的、伦理的和宗教的统一。

       上述的神圣之书作为传统保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但自近现代以来，则出现了更多的关于人的书和关于自然的书，并主要表现为文学作品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它们是对于人的生活世界的书写。关于人自身生活的书，描写了人的生命、欲望和自由；关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的书，探索了其本质、必然和规律。近现代的书将人和自然的主题表达为自由和必然。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化，书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书不仅在写在纸上，而且也写入电脑的磁盘上，成为了电子书。同时，一些书不仅包括了文字，而且也包括了图画，从而导致所谓的读图时代的来临。此外写书和读书的界限的在网络上正在消失，不仅每人可以成为一个读者，也可以成为一个写者，形成读与写的互动。也许正是在网络的时代里，书自身失去了边界。它没有了禁忌，一切都是可写的，一切都是可读的。这包括了人自身最隐秘的欲望可以变成敞开的。

        如果我们排除对于书的历史性的分析，将书作一个最简明的区分的话，那么书无非可以分为两种：要么是一切人都可以读的书，要么是部分人可以读的书。前者如哲学、宗教、诗歌，后者如自然科学。前者关涉到对于人的生活的整体性理解，后者只是相关于生活的某个区域的探索。

        2． 读书是人看文字的过程。有人专门以读书为主，以至于成为了读书人。不管是精读还是泛读，读书成为了其生活的主要部分。当然更多的人将读书只是当成生活业余的事情。但凡是识字的人，一生总要读点书。也许文盲不能读书，而有些识文断字的人不屑于成为书虫，然而他们其实也在读书。他们或者在读世界这部无字天书，或者是以听书代替读书。不识字但能听懂书的典范也许可以说是著名的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读书呢？ 我们活在世界上，劳作、思考和说话等等。读书当然属于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但它却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它是日常经验世界的中断。可以说，从拿着书本的第一瞬间开始，人们就完成了从日常经验世界到读书世界的转变，这有如人们走进了画廊、音乐厅和剧院的大门的时刻。这是一种这么样的转变呢？

        我们的日常生活一般都是混沌的、朦胧的和没有区分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就是如此这般的度过时间。当然也有焦虑和无聊的时候。焦虑的经验似乎是时间在追赶我们，我们没有时间，因此紧张，期待，烦躁不安。与此相反，无聊的时间似乎是我们在追赶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不知道如何填充这时间的空白，而觉得什么也没有意义和兴趣。

        读书也许是克服焦虑和无聊的有效方式之一。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没有了焦虑，而变得安宁，没有了无聊，而变得充实。因此读书是人解放自己实现自己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让我们体验一下读书的经验。当我们拿着一本“论语”，一本“红楼梦”，甚至是一本流行读物的时候，我们已经和一般的日常世界构成了分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生活、死亡、爱和恨等，与人打交道，并且和物打交道，有斗争，也有和平，如此这般构成了现实。但书本是一个文字的世界、语言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相比，它就是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因而是一个幻相的世界。书是现实的终止和幻相的开端。如我们读“论语”时，不是在听我们身边的一位智者的谈话，而是在听一位先秦的圣贤在论说仁义道德。同时，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的不是现实男女的真实的爱情故事，而是艺术创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爱恨恨如此等。

        这样我们在书本的阅读的经验中发现了其两重特性。它一方面是否定性的，它另一方面是肯定性的。就否定性而言，阅读要求放弃日常生活经验的直接作用，同时还要放弃人们由于自然的和历史的所形成的种种先见。因为这些非书本的直接作用会影响对于书本的阅读。对于它们的放弃实际上即忘却、中断和排除等等。就肯定性而言，阅读要求对于书本的一个简单的事实的承认。这一事实在于：它是一本书，是一个存在者。它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且摆在我们的面前。惟有建立在如此简单的肯定的基础上，书本才能作为书本向我们敞开。这样一种阅读经验极其简洁地表达在“聚精会神”这一语词中。它实际上要求在阅读经验中由否定性达到肯定性，亦即达到人的精神与书本的合一。

        但在阅读中人与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如果人阅读“四书五经”的话，那么他是和古人在一起；如果阅读“荷马史诗”和“新约全书”的话，那么他是和洋人面对面。在此我们看到人和书的关系是人和他者的关系。这个他者是不同于自我的，是陌生的，奇异的，尚未揭开面纱的，因而对于阅读者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不过，这个他者并不是显现为一个个体，是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而是话语，一个用文字书写的已言说的文本。

        在阅读经验中，这样一个已言说的文本还有能力说话吗？也许这些文字只是一些干尸的集合，如同木乃伊一样，它们既不是具有生命的肉身，也不是这些肉身口中呼吸的气流所形成的清晰的发音，更不是那些不可言说的神秘事物本身。因此它们只是那些不在场的古人和洋人的糟粕而已，“庄子”中的匠人已经向读书的君王指出了这一道理。但也许相反。那些已言说的文本是富有生命的，已经言说过，正在言说且还要言说，直到永远。如“圣经”就是上帝之道的书写，而上帝之道本身就是生命，是永生的活水。

        对于这个可能说话或者不可能说话的书本，阅读的经验完全可以形成两个极端，即对它的完全拒绝或者是完全接受。不读书当然是一种最直接的对于书本阅读的否认。“读书无用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具有深厚的基础和悠久的传统，因为其自然的生活和劳作方式主要依靠口传身教的直接性。至于如“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口号除了来源于农业社会的粗痞经验之外，它还具有政治上的仇恨情绪。与此对立的是强调读书是人的基本教育，也就是人生在世的基础和开端。于是启蒙性的阅读的主要方式将接受变成了背诵。在基督教社会里，对于各种祈祷文的背诵是基督徒的最低限度的阅读。与此相似，中国历史上的儒生门对于“四书五经”的一些内容也能倒背如流。

        但无论是对于书本的拒绝和接受都没有真正理解在阅读经验中人与书本的真正关系。阅读不是独白，它既不是书本自身的自言自语，也不是阅读者对于文本的独断的任意的阉割和曲解。它是一场对话。在真正的阅读经验中，书本和人都同时在场。当然书本的在场是其文字通过阅读者的看而变成语言而言说的，同时阅读者的言说则伴随着看时的间隙。因此阅读虽然是一场对话，但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作为对话关系，阅读者和书本的关系既是平等的又是有差异的。所谓平等，是指都有言说的权利；所谓差异，是指言说者所言说的是不同的，甚至是具有高低级差的。于是我们在阅读经验中看到，所谓的对话在事实上可能是平等的，如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不分高下；但也有可能是不平等的，如同大师和学生的对话，一方引导另一方。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阅读经验的中的对话的平等或者差异呢？这关键在于其相关的话语本身，即文本及其阅读的主题或者问题。某一话语当然在文本及其阅读中呈现出来，但是它却是一个不同于书本和读者的第三者。它是一条红线，主导了阅读经验的对话，但同时往往是一条隐而不显的道路，如同是无声的呼唤。因此对话双方的平等和差异完全在于对于话语本身的倾听、理解和对应。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阅读不仅是人和书本的对话关系，而且也是人和话语本身、书和话语本身的对话关系。比较而言的话，后者比前者更具有一种优越性和根本性。

        在这样的关联中，书本身是有生命的。书的生命的获得并不在于其作者，而在于它所言说的话语本身。这个话语相关于人类历史的永恒问题，因此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限制，而向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言说。当然任何一个具有生命的书本中的文字都有活和死的部分。死的部分是其历史性的话语，活的部分是其非历史性的话语。因此死的和活的文字的区分的根本是历史与非历史的区分，并因此要求阅读作到“去历史化”。通过对于其历史性的剥离，书本便显露其作为非历史性的话语的独特意义。这些话语作为文字，却敞开了空白。它作为已言说的却保留了许多未言说和要言说的。正是这些空白，激起了阅读者的言说。

        由于书本的这种特性，读书便成为了作为倾听和言说的同一。阅读一方面是倾听。它实际上要求在阅读经验这一独特的对话形态中，人们必须放弃自己首先言说的权利，而将发言的优先地位转让给书本。因此人们也有必要放弃自己的先见和偏见，而专注于书本所言说的话语。在此，不仅要听到那些已言说的，而且要听出那些未言说的，它们就是文字周遍的空白，亦即弦外之音。当然在倾听之后，阅读另一方面是言说。言说当然包括了对于书本的理解和解释。但是任何一种理解和解释都不是对于书本的复制和还原，而是阅读者基于自己的先见对于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这里并非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我注六经”或者与之相反的“六经注我”，而是形成一个新的语言话题。这个话题正是阅读经验的产物。

 
        3．我们已经讨论了书本自身，也讨论了对于书本的阅读经验。但是我们现在尚未揭示出读书自身是否就是欢乐，同时也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欢乐。

        欢乐、快乐、乐趣、喜悦、高兴等等，都是一种情绪，而且不是否定性而是肯定性的。情绪是人对于某物的一种态度。处于情绪之中，人表明为某种情态。情态的直接表现不仅是语言性和心理性的，而且是身体性的，即人的四肢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它是可以被看到和被听到的。当然人的情绪所表明的情态又是意向性的，即它始终指向某物。情绪总是被某物所激起的，某物的发生导致人有情绪。特别是激情更是被激动之情。在激动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主动性，而是受动性。情绪不仅源于某物，而且为了某物，因此它总是关注某物，接受它或者拒绝它。

        欢乐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情绪，有其自身独特的情态。我们可以看看节庆时例如春节时人的欢乐。人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欢乐不仅显现在脸上，而且表现为歌舞、游行、宴饮、性爱等活动。欢乐的情态的最高状态是陶醉，以致于我们可以说，人陶醉于欢乐之中。陶醉一方面是人和万物的合一，既没有了人我，也没有了物我。另一方面是人的生命力的亢奋，这呈现为身体的、心理的和语言的等方面。欢乐的情态同时表明了其意向，它要和它所欢乐的合而为一。欢乐与痛苦不同。痛苦是分离，是生离死别，痛苦虽由分离所引起但又是对它的拒绝。与此相对，欢乐是聚集，是还乡，是久别的重逢，欢乐由某物所激起但同时又向往它，正如所谓的爱的欢乐。它构成了人类智慧追求的目标。西方人最高的欢乐是人神同在，而中国人的大乐则是与天地同和。

        这种欢乐也发生在阅读经验之中吗？世间有许多爱书者，他们将书本看成自己的生命一般。那些书迷和书虫们把自己的生命简化为漫游在文字的海洋里，他们乐在其中。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在阅读中人往往会出现入迷和出窍的奇异现象。入迷是人为书本所吸引，完全进入了其所书写的世界。出窍则是人的灵魂远离了人身体及其所在的时空。由于入迷和出窍，人们陶醉于书本。这甚至会产生一系列身心活动。如心跳的加快、自言自语等。拍案叫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些欢乐是读书自身的欢乐，而不是读书之外的欢乐，也就是说它只是文字的欢乐。

        读书的欢乐显然是一件不容质疑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读书欢乐的情态：入迷和出窍。但他们源于什么而欢乐同时又为了什么而欢乐呢？当然，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他们无非是因为那些文本所书写的话语，这是读书的欢乐这一情绪的意向性之所在。然而它们是些什么样的话语？

       首先是智慧性的话语。它是我们所说的道、真理和真知等等。它既表现为系统的文本形式，也呈现为格言、箴言。这些话语不仅是陈述性的，而且也是虚拟式的、命令式的。智慧是一种知识，特别是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所谓知识就是知道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哲学上的存在与虚无、是与非、真理和谬误等的对立。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的获得不仅依靠于人与动物的区分，而且建基于人与自身的区分。通过这种区分，人成为了作为人性的人。智慧的话语就是这种关于人的规定的言说。它是道，并因此作为道路，成为人可以行走的。凭借如此，人类开创了他的历史，建立了他的世界。

        与智慧性的话语相对的是欲望性的话语。人不仅有欲望，人甚至就是欲望。欲望表现为需要、匮乏、意愿和愿望等。人的欲望从自身出发，但又指向自身之外。因此欲望是意向性的和对象性的，并始终呈现为对某个东西的欲望。人的欲望原初性的是身体的欲望，即本能。所谓的基本本能无非是食欲和性欲，前者指向特别的物，后者指向作为异性的人。身体性的欲望逐渐发展成心理的、社会的。最后欲望以致成为对于欲望的欲望，这种无边的欲望就是人们所说的欲壑难填。欲望性的话语的赤裸裸的言说往往是魔鬼的邪恶的语言，它诲淫诲盗，从而受到禁止。历史上的有些禁书即属此列。但是恶往往是推动历史的动力。

        最后是工具性的话语。不管是智慧性的话语，还是欲望性的话语都有赖于工具的运用。智慧性的话语和工具性话语的关系就是道与技或者道与术的关系；欲望性的话语和工具性话语的关系就是欲与技或欲与术的关系。在此技术性的话语的本性是确定的，即保证智慧性的话语和欲望性的话语实现。工具是手段，它服务于某个目的。在工具的使用过程中，计算或算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会思考，如果我使用这种手段，目的会如何；如果我使用其它手段，目的又会如何。

        文本就是由上述三种话语所编织的。如果智慧性的话语是光明的话，那么欲望性的话语则是黑暗的，而工具性话语不过是镜子般的。这三种话语形成了一个游戏。它们是道、欲、技三者的无穷无尽的生与死的斗争。欲望是无边的，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的，而智慧也在不断生成，去照亮欲望和工具的边界。因此书本书写了这个游戏，阅读进入了这种游戏。阅读的快乐就是参与这种游戏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