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室内外环境创设:论东魏北齐初期高欢父子治理贪污腐败政策的变化

论东魏北齐初期高欢父子治理贪污腐败政策的变化
作者：宋桂梅　　时间：2009-4-2 15:09:00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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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崔暹 治理 贪污腐败 　　［论文摘要］魏自正光以后，政局动荡，吏治腐败。东魏迁邺之后，高澄曾一度重用汉族文官对朝中贪污腐败进行严厉治理，但终因东魏北齐时期所面临的特殊环境，使这一治理政策没有坚持下去。本文试从高欢、高澄及高洋天保初年三个时期来看治理贪污政策的变化。 　　《通鉴》卷一百六十记：梁太清元年(547)，东魏丞相高欢病逝，河南大行台侯景据河南叛东魏，南投梁朝，西援宇文氏。东魏新丧元帅，又遭侯景之叛，引起诸将一片哗然骚乱。
　　“诸将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杀暹以谢景。”
　　《通鉴》此条胡注曰：“崔暹纠劾权贵，诸将恨之，故以景叛为暹罪。”崔暹得罪朝中“权贵”，故遭此祸，差点丧命。
　　崔暹与勋贵将领们的矛盾不得不从东魏北齐的内部吏治问题说起。魏自正光以后，政局纷扰，在任百官贪污奢靡成风。534年，东魏迁都于邺，贪污腐败之风继续滋长。高氏父子因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曾一度积极治理，但终以失败告终。
　　
　　一、高欢执政初期 优容漠视
　　
　　孙腾、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皆是高欢心腹之臣，东魏初迁之时，高欢常居晋阳，置此四人于邺，把持朝政。此四人位高权重，号为“四贵”。当时孙腾官至东魏尚书左仆射、太傅，依杖权势“纳贿不知纪极，官赠非财不行，肴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不仅受贿而且还盗用国家财物，猖狂之极。司马子如“与夺任情，公然受纳”。高隆之也是“时有受纳”。咸阳王元坦禄厚位遵，但仍然“贪求滋甚，卖狱鬻官，不知纪极。”韩轨频以军功升迁又兼外戚之贵，在瀛州刺史任上，聚敛无度。可足浑元早年即与高欢相知，东魏迁邺后即来投奔，在并州刺史任上，多有贪污。高氏父子身边之人也是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张亮出身低微因有才能而知遇于高欢，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陈元康东魏时期深为高澄依信，“而不能平心处物，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偏于州郡，为清论所讥。”官员受贿、聚敛、放债及盗用国家财物情况均有，可见吏治之腐败。
　　面对如此情形，高欢在初期多优容诸人，不加追究。东魏行台郎中杜弼在天平末年(537)劝丞相高欢治理惩处贪污不法者，高欢却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纲，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高欢因东魏初迁邺都，西与宇文为敌，南临梁境，朝中文武人心未安，故采取宽纲纪，默许这种状态来安抚诸勋贵。高欢的姐夫尉景，“以勋戚，……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后高欢让优伶石董桶剥尉景衣喻其盘剥百姓且戒之。尉景却反驳说“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放肆如此，高欢也只好容忍之。
　　
　　二、高澄初掌朝政 约束治理
　　
　　但在东魏内部和外部处境稳定后，高欢就开始大力扶植儿子高澄的势力，约束打击权贵们的贪污不法行为。天平三年(536)，高澄入辅朝政，重用汉族士人，着手整顿吏治，约束朝中不法勋贵。元象元年(538)，高澄为吏部尚书，一改北魏崔亮后以年劳为制的选举任官之制，“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此一时期，所提拔的“才名之士”多为高澄所信用的汉族士人，如崔暹、崔季舒、崔昂、宋游道等，依靠他们来治理东魏政权内部积重难返之贪污腐败现象。武定二年(544)，高澄领侍中，“其文武职事、赏罚众典，询禀之，”巩固了自己在朝政权，开始重点治理朝中官员的贪污行为，同时“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高澄曾对崔暹、宋游道说：“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可见高澄对二人的期望，也可窥见其对贪污治理的积极。崔暹遂成为高氏父子约束勋贵治理贪污腐败政策中的核心人物。
　　崔暹，字季伦，博陵安平人，世为北州著姓，初依渤海高乾为吏，后随高澄镇抚邺都，加散骑常侍，迁左丞吏部郎。至为御史中尉，选毕义云、卢潜、宋钦道、崔瞻等人为御史，“世称其知人”。朝中贪污者多为高欢昔日心腹旧将，位高勋重，极难治理。为此，高氏父子不失时机地抬高崔暹的个人威望，以示对汉族士人治理朝中贪污腐败举措的支持。如“文襄欲假崔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后通名，因待以殊礼。暹乃高视徐步，两人挈裾而入，文襄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文襄曰：‘下官薄有疏食，公少留’。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阶送之。”高欢对崔暹也是多加褒奖。武定三年(545)，高欢朝邺，孝静帝于华林园大宴，令高欢选“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劝之酒。高欢唯推崔暹一人，并赐以所射赐物千段。崔暹也正如高欢所言“直言弹劾，不避豪强”。
　　崔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殷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司州牧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冀州刺史韩轨，罪状极笔，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宋游道：“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徵酬贾。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
　　这是一桩打击面极广的弹劾案，且多为高级官吏，弹劾事由也超出“脏贿”之外。司马子如时任尚书令，“以贿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在狱一宿而发皆白。”元坦“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归第。”韩轨“为御史纠劾，消除官爵。”身边贪污之人一并获罪，“韩轨为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轨左右以赃挂纲者百余人”高欢为之作书警戒邺都诸人“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欢态度甚为明显，不再像初期那样漠视朝中的贪污行为了。
　　此番严厉惩治，也确让部分官吏有所收敛，汉族士人欲整朝政，抑制勋贵将领小有成效。如司马子如重被启用后“能自改厉，甚有声誉。”尉景后出任青州刺史，“操行颇改，百姓安之，”
　　但治理贪污的措施并没有坚持，而且也不彻底，仅是昙花一现。可朱浑道元、侯景等人并没有因贪污被劾而受任何追究。韩轨不久就官复原爵。元坦也是“寻起为特进，出为冀州刺史，专复聚敛”，继续贪污聚敛，苛责百姓。相反，却因此事件加深了鲜卑勋贵将领和汉族士人间的矛盾，为日后崔暹、崔季舒被流放埋下伏笔。不久勋贵们就开始反攻治理贪污政策。
　　侯景叛东魏，促使掌有武力的勋贵将领们的地位上升。武定五年(547年)，侯景据河南叛东魏，严重威胁了东魏的统治。高澄以韩轨为众军统帅讨伐叛军。“辛亥，司徒侯景反，……遣司空韩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可朱浑道元，左卫将军刘丰等帅众讨之。”四月，进“司空韩轨为司徒，以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因外部局势的变化，高澄不得不倚重这批曾因治理贪污腐败被打击的勋贵将领们，治理他们贪污之事更是不可言及。
　　因而出现了勋贵诸将们要杀崔暹的事情，实际是对高澄重用汉族士人治理贪污损害自己利益的不满与回击。高澄值此外患之际，几欲杀崔暹以安抚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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