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聚财周年庆:请大家来给未来的领导人提几点建议

    1978，平淡却又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开启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钥匙。从此，封闭了近三十年的东方巨龙融入了世界，走向了民族复兴的漫漫长路。总设计师邓小平等一干老前辈规划了建设的蓝图，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则继往开来，引领国家不断向前迈进。

    三十多年来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毋容置疑的。不必去谈论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第几，也不必去谈论国家举办过多少次举世瞩目的大型盛会，只看普通民众的生活变迁就足以证明。从过去的缺衣少食，到如今的衣食无忧；从以往的茅屋小舍，到如今的青砖白瓦、高楼大厦；从以前的家徒四壁，到如今的家具电器一应俱全；从那时的目不识丁，到如今的九年义务教育。。。。。。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成就往往伴随着危机，希望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由于改革开放前期的一些失误，也由于一些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幸福时光后，一些潜在的问题也纷纷暴露了出来，给继任者敲响了警钟。例如，经济上对外依赖性太强，没有掌握住贸易主动权的企业利润偏低，从而导致工人工资无法提高，生活水平无法实现质的提升，内需不举；而内需不举又导致企业过度的依赖出口，国家存储了大量的外汇却又不能用来购买高科技技术与提升国内技术水平，最后只好用来购买外国国债，相当于为外国人作廉价苦力还要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钱借给外国人用；同时，官场腐败与投机的盛行又导致房价与物价的飙升，民众生活质量下降，民怨四起。这一切都冲击着执政党的管治基础，考验着新任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从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至今，每任领导人都在这一总方针下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不可避免的留下了一些问题。不久的将来，新的一任领导人将会接过他们的传力棒，既享受着国力不断增强的果实，也面临着如何克服历年堆积起来的问题的困境。相信领导人身边应当会有一大批智囊人士为他们出谋划策。然而，自古有云：兼听则明，来自民间的声音也应多多听取，集思广益，弥补不足。而广大有识之士亦应不吝脑力，多作建议。毕竟国家不单是少数精英的，也是全国人民的。区区不才，谨此向全国有识之士呼吁：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请大家都来给未来的领导人提几个建议吧！

    我先来提几个建议吧：

    （一） 加速政改，实现党内民主

    大家都痛恨贪官，然而，说句老实话：现在做官，不贪还真不行！因为决定官员前程的是“上级有关部门”，而不是当地人民。一个官员任期一到，若不想卷铺盖走人，唯有向上打点。要打点，就必须有钱，那就唯有在任内大建工程，大立项目，明挪暗移。所以说，是当前的制度迫使官员贪腐。

    严重的贪腐行为必然导致执政党自身腐化，不需要强大的外敌，时机一到，这艘庞然大舰就会自己沉没。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后果会非常严重。因为当今中国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精英阶层来收拾残局，加上复杂的民族问题，国家有可能出现长期的内乱。

    邓小平也曾经说过要通过政改来遏制腐败，而改革开放的本意就是要实现政治领域的改革。当然，期望一二届领导人来实现大规模的政改也不现实，动作太大的话，他们也做不下去。然而为了不使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必要的改变又是必须的。作为即将继任的新一代领导人，要你们推行全国性的普选是不现实的，但是实现党内优化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例如，县级的一把手是县委书记，这个县委书记应当由全县的党员直选产生，其任免由全县党员决定，而不是由上面空降。现在的县委书记，由于主要由上面安排，这个县做几年，那个县做几年，每到一个县就刮一层地皮，因为他不用对本县党员负责，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青史留名、为家乡做贡献的问题。实行直选后，他需要对当地党员负责，他的名声也前途也由当地党员说了算。这样，他才会为本地区的长远发展考虑，而不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捞钱准备升迁。

    实现党内民主只是政治改革的一小步，但如果新的一代领导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则已是功德无量了，这也是你们的历史使命。至于其他更进一步的政改，则只能在做好这个基础的前提下由其他继任者完成了。

    （二）教育改革

    今天，中国经济对外存在极大的依赖性，这与当初决策者过度依赖外资投资，没有建立以技术立国的国策有关。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应当以培养人才、发展技术作为主方向。而要做到这一点，大力发展教育是最关键的。前三十年，这一点做的很不够。教育没有做好，人才不足，企业要转型便很困难，中国的企业便长期停留在粗加工的低水平线上，工人的工资待遇便很难提高，从而导致内需不举。而内需不举，企业便会更加依赖于出口，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现任领导人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而新一任的领导人需要做更多才能还清前三十年在教育领域所造成的亏欠。

    教育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基础教育，二是高等教育。这两大部分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

    基础教育部分，即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现在的基础教育最大的弊端有两点：应试教育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教育系统附属于地方行政系统。以一个县为例，由于教育成绩（主要是高考成绩）也是政绩考核的一部分，所以总得留意一下。但是教育又是一项长远的工程，投入的资金往往十年甚至更久方能显现出来，总不能我这任书记省衣节食投入教育而成果让下一届享受吧？谁也不是傻瓜。一方面要用最少的钱，一方面又要见成绩，唯有如此：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几所重点学校、面子学校，其他的则得过且过。同时，书记压校长，校长压老师，老师压学生，压得大家都喘不过气来；老师拼命出题，学生拼命背诵，争分夺秒，把能用的时间都用上。同时由于各地待遇相差甚远，好老师都想往城里跑，导致乡镇地区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孩子要想成才就更难了。要想破解这一困局，唯有把教育系统从地方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当然，中国太大，由中央统一管理只怕也难，实行省直管应当是个不错的选择。以广东为例，全省的教育由一个新成立的教育委员会管辖，全省各学校按统一标准建设，教师工资待遇统一（城市的住房公积金高一些），使贫困地区也能招收到优秀教师。停止各种先进学校、示范学校评比，停止各类职称、先进教师评比，这些评比一则浪费资源，一则造成各种腐败。没有了地方行政部门的层层压迫，没有了各类评比的搅乱，教师就没有必要去压迫学生做太多的题海战术，再辅以合理的课程安排，学生当可以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中成长。

    至于高等教育部分，实际上谁都明白是行政官僚体制在作怪。本来高校是作学术科研的场所，可投入到各机构的资金大都被层层挪用，真正用到实处的不多。要破解这一困局会比较难，需要很有魄力的领导阶层方能做到。因为解决之道不外乎去行政化，而去行政化必然导致党的思想控制在大学的减弱。但是这也是解决高等教育弊端的唯一方法。高等教育不放松控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教育应当是一个先松后紧再松的过程：小儿阶段，以玩乐为主；青少年阶段，以培养毅力等各种品质为主；而大学阶段，则应增强辨析力，广泛接触，自由发展，方能形成独立的思维能力，在各行各业做出独特的贡献，一厢情愿的思想控制不利于高端人才的培养。而且即使不去行政化，当今社会又会有多少大学生对党的说教感兴趣呢？那些在大学里争相入党的人不过是为以后考公务员、为做官做准备罢了。如果大学能够去行政化，则学术自由，明智启发，也会对执政党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有利于从外部对执政党进行优化。新任领导人若想国家兴旺、执政党健康发展，就应有勇气与魄力放开高等教育。用控制弱化知识分子的方法来实现统治，只会取得一时的成效，最终必会亡于缺乏监督所带来的腐败。毕竟，现代社会已不是满清了，网络时代的信息来源太广泛，控制的越多，越会引起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

    （三）房地产改革

    近年来，房价升得太快了。房价一升，租金就升，于是各种物价都升。普通工薪阶层提的那点工资根本顶不了物价的升幅。

    民众的住房，不能纯粹由市场来调节，但是靠建保障房、提高首付、提高利率、限购等方法也不是最佳选择。最好的办法是斩断其暴利根源。

    一 斩断开发商的暴利根源。应当把全国商品房分为两大类：一A类房，为普通类住房，适合普通家庭居住，面积120平方米以内，规定开发商的售价利润不能大于房价的5%，降低税收，降低首付与利率。二 B类房，豪华类住房或别墅，有条件或有需要者购买，面积120平方米以上，可放宽开发商的利润在10%以内，加大税收。开发商报建时，A类房的比例不能低于70%，需要有完善的社区管理与图书馆等文娱设施。

    二 斩断炒房客的暴利来源。房价很大程度是炒出来的，有人炒，开发商就顺势提价，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必须斩断炒房客的暴利根源。立法规定，凡新买的商品房，5年内若出售，售价不能高于原购价。没有了暴利，自然就没有了炒风。

    让人民安家乐业，这是新一代领导人应当做到的。

    （四）国企改革

    当然，沿海城市人满为患，住房供不应求，这也是一大问题。要解决人口大量涌向沿海城市的问题，就必须实现产业转移。要实现产业转移，改革国企是第一步。

    国企存在的意义应当是对经济活动的短暂的宏观调控。国企绝不能长期存在，因为一个合理的完善的经济体系最忌讳的就是垄断。而国企由于与政府部门的不可割断的联系，不可避免地会获得很多特权，搅乱市场秩序，不利于正常的经济活动。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性，国企又很容易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的表演舞台。名为国有，利益却归于少数个人。中国经济要大踏步向前发展，必要把国企拉下神坛。当然，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亦非首选，那样只会把大量国有资产廉价给予少数权贵，培养出新式“寡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把大部分国企进行民营化，建立现代式的股份制公司，使更多的民众获得利益。国家应先把一部分赚钱的国企的大部分股份（例如70%）向民间出售，可把一定比例股份优先提供给工薪阶层购买，为防止少数个人在短期内利用该政策控制企业，可规定个人购买的原始股不得超过多少。国家成立一个国企发展委员会，利用售卖国企的钱进行规划，向内陆地区进行投资设立中小型企业（主要是乡镇、贫困山区，不能为大城市），招收当地工人，带动内陆民间投资与服务业发展。新建立的企业可给予工人一定比例的股份（如10%），以提高工人收入。待这些企业发展成一定规模、能产生利润后，再如法炮制出售，筹集资金向更偏远的地区发展。假如内陆得到较大发展，必然带来大量工人回流，同时也会给沿海地区带来极大冲击。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企业就只有三条路可以走：其一，深化技术改革与创新，向中高端方向发展；其二，移师北上，进军内陆；其三，关门走人。假如此举能成功，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经济布局：内陆偏向于发展基础产业，逐步深化发展；沿海主要发展高精产业、对外贸易。而基础产业工人主要由本省就业消化，高端科技人才则游走于全国。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社会化，即让更多的人获得社会发展成果与决策权，进入到人人都是资本拥有者的国家资本主义初段，而让更多的人获得企业股份则是一个合理与可行的方法。假如中国大量工薪阶层也能获得企业股份，贫富差距便会缩小，社会就会更快进入中产社会；而国家牵头向落后地区投资则能够减少地域性不平衡，由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引起的治安问题、高房价问题、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内陆的发展与工薪阶层的成长必然会带来内需消费的增强，这会对民间投资带来健康的良性循环，也有利于中国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提供更大话语权。

    （五）完善社会保障系统，促进内需

    现届领导人推行社保制度，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然而还需要加大发展。欧洲式的超高福利制度既负担不起，也容易造成懒汉横行，不是很赞成。然而，人老了之后，基本的生活保障应当是需要的，不管他年轻的时候多不珍惜或多混账。然而现在的老年人保障体系实在不够。以一个60岁的农民为例，一个月区区几十元养老金实在顶不了什么用。

    普通的中国工薪阶层，收入本身就不高，同时又要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压力太大，一般都不敢把钱那出去消费，这也是内需不振的一大因素。而大部分中国农民都没有退休金，子女孝顺的还好，子女不孝顺的则衣食温饱都成问题，不知酿成多少人伦悲剧。由于农民老了没有保障，养儿防老的观念很重，超生现象明显，但是子女教育又抓不好，总也无法摆脱贫困。而部分老人即使手里有几个钱，但由于没有持续的保障，也不敢拿出去消费。

    新一任的领导人，应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全国60岁以上民众基础退休金，按物价情况，应当以能满足最低生活保障为标准，例如每个月600元（或其他），医疗方面也应完善，住院及慢性病治疗费用等应全免；六岁以下的小儿也应给予每月300元的营养补贴，住院治疗费用全免，上学后要求购买医疗保险。

    要实行此项政策，粗略算一下，国家明年需支出1万亿左右，钱从何处来？个人收入方面可收取“百一税”，即从个人收入中收取百分之一；价格在20万以上的豪车等名贵商品中收取一定奢侈税；B类豪华型商品房收取一定奢侈税；收取遗产税；其他途径集资一些。

    表面上看来，实行此项政策会带来相当大的财政负担，实际上其作用也是巨大的。因为投入的这些钱最终都会回流到社会，促进商业，促进内需，提高财政收入；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稳定。因为一旦老年人有了稳定的收入，后顾无忧后，其消费欲望将是最强的，因为谁也不会傻到把钱带到棺材里。养儿，养老的负担解除后，成年人的消费欲望也会被刺激起来，最终受益的是整个社会。

    （六）促进旅游业，提高山区就业率

    中国有很多偏远山区，这些山区由于自然条件所限，要投资建厂发展工业并不容易。然而有一弊则有一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其山水优势，发展旅游业，使更多的山区人民投入服务业，加速脱贫致富，改善地区差异不平衡状况。

    同时，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也应该培养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操行。通过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游历，既可强身健体、开阔眼界，又可加深爱国情怀与人文、环保意识。这比任何政治理论课都来得有效。国家可在沙漠地带设置若干治沙植林点，在海疆地区设置若干海防培训点，在云贵川陕甘等地区设置一些旅游定点，给予每个大学生每年一次选择旅游的机会。给予免费来回火车票，优惠住宿，优惠景点门票。待条件成熟后，给予全国某些年龄段的工薪阶层一年一次的旅游体验机会。既有助于活跃地方经济，促进就业，也有利于培养活泼开阔的国民品质。

    期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提出更多好的建议，更期望未来的领导人能听取各种有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