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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英烈千古歌

缅怀先烈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林觉民 起义指挥部旧址 向英烈致敬   撰 文 金 叶

  摄 影 倪黎祥

  迷失的旧址

  惨烈的斗争整整持续了一昼夜,以失败告终。

  根据当时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两倍以上。”

  广州城一时之间腥风血雨,笼罩在一片极端恐怖之中。位于小东营5号的指挥部惨遭清兵数番破坏和反复搜索,革命党人四散躲避,旧址遂无人问津,它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整整淡忘了20余年。1933年,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它再次浮出水面,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寻 觅

  

  1933年的春天。当时广州的国民政府打算修整一下越华路一带的马路,拟拆除旧址所在地的房屋。有一位寓居香港的革命党人,写信给国民政府,说明小东营5号就是当时黄花岗起义的指挥部所在,万万拆不得!这一“传闻”很快就得到了当时曾参与过黄花岗起义、时任国民党要员的林直勉的证实。当时的国民党四委员陈济棠、邹鲁、林翼中、林直勉立即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保护议案。现保存于广州市档案馆的国民政府文档原文如下:

  “为提议事,查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为本党同志历史最光荣最有价值的工作,故凡关于是役之遗留各种印象及物质,均应妥为保存,以垂久远,兹查广州市小东营现编门牌第五号之住屋,实具有此次革命深刻之迹象。诸先烈举义广州,其先事联络策划,原以该屋为秘密机关。其当时集合奋斗,亦以该屋为出发地点。是该屋不特与本党革命历史有关,仰为诸先烈牺牲精神所托。若非设法保存,他日沧桑物换,自与时会而变迁。兹拟由本部函请广州市政府,用价将该屋收买,妥予计划保存,即在该处建筑纪念碑坊,详刊该屋革命事实,庶本党革命特殊之迹象,不至湮没无存。而市民亦得以时观感焉。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1933年5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十七期刊登了关于“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的报道。当时国民政府广州市市长刘纪元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他下达训令,标题为“训令财政局准西南执行部秘书处函请收买小东营第五号之住屋以保革命遗迹仰遵照办理。”训令财政局局长刘秉纲,“决议照办,原屋不拆,以存旧观等议在案”。

  如此这般,旧屋得以保存下来。但是由于后来战争爆发,此事又被搁置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民主人士、建国初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李章达先生,将此房产捐献给了国家。

  捐 献

  

  那么,李章达先生又是什么时候住到这所房子里的呢?按照1955年7月28日李章达先生的儿子李颂德先生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捐献房子的信函中的说法:“该屋原是我父亲早年在广州居住时所购得,一直不知道该屋有这么一段光荣的事迹。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州时遭到很大的破坏,我们无力修葺,只有任其倾颓破坏。”

  由于他们在当时购买房产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革命旧址,我们可以肯定这应该是1933年之前的事情。在广州博物馆现存的回忆录当中,有亲属认为是1925年前后购入,经考证被认为是最为接近历史情况的一个年份。李章达先生生于1890年,广东东莞人,1933年已经43岁了,信中所说的早年购买,应该不晚于此时。他很早就参加了同盟会,并且参加过武昌起义,后来投身反袁斗争,1917年后矢志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护法运动。后被孙中山派去俄国学习。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中央农业部部长。1925年李章达先生正在国民政府任职,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由于他没有个人住所,遂购买了地处小东营的革命旧址居住。

  据李氏后人的回忆,1933年政府公布这一重要革命旧址的时候,李章达正忙于策划福建“闽变事件”,但仍然喜极而落泪。

  1953年,李章达在广州去世。弥留之际,他殷殷告诫后人,要将房产捐于国家,以最大限度地保存珍贵的革命遗迹。1955年夏天,李章达先生的夫人尹映雪及其儿子李诵刚遵照李章达先生的遗愿,将房屋捐献给了国家。

  1957年8月8日,广州市市长朱光发给李章达奖状一份。

  1958年,“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被辟为纪念馆。

  1962年,该旧址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而今,关于旧址的详细资料,第一次被公之于世。

  豪气云天绝命书

  林觉民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福建闽侯县人。1887年诞生于福州城内南后街一个书香门第,13岁时,他受父命参加科举童子试,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掷笔离去。

  跟他的才情比翼齐飞的,是他的爱情。

  林觉民遵父命成婚,妻子陈意映,名芳佩。林觉民参加革命,陈意映常在外望风。婚后,林觉民在家中办了一所女学,动员妻子、堂嫂、堂姐妹等入学读书。他编选教材、担任主要课程,在讲课中时常介绍世界大势、抨击封建礼教。

  1905年,林觉民东渡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文科。留学不久他即加入了同盟会,与黄花岗烈士福建十杰之首的林文(状元林鸿年之孙)、林尹民(族弟)合称“三林”。在这个藏龙卧虎之地,林觉民与立宪保皇党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写了《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并翻译了英国小说《莫那国犯人》。他翻译的《六国宪法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自己寓所的墙上,林觉民悬挂华盛顿、拿破仑的画像。当时留学日本学生常常聚在一起,谈到列强环伺,国人涂炭,个个痛哭流涕。林觉民说:“中国危殆至此,男儿死就死了,何必效新亭对泣,凡是有血气的男子,怎么能坐视第二次亡国的惨状呢?”满场震惊。

  起义紧锣密鼓地筹备,4月24日林觉民与战友同宿于香港滨江楼。他独自挑灯做绝笔书,直至鸡鸣破晓。

  《与妻书》被写在一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上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写完《与妻书》,林觉民又写道:“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也!”

  翌晨,在进入广州的班轮上,林觉民对郑烈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故谓吾辈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绝不信也。”

  1911年4月27日早,林觉民与战友林文等人编入黄兴统率的第一路选锋队。当日黄昏,林觉民偕林文、方声洞等人随黄兴直扑两广总督署,将督署付之一炬。当队伍退出东辕门时,与大队清军展开血战,肉搏中林觉民负伤被擒。

  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就义时,年仅24岁。

  历史一页页翻过,这个名字却注定永远不会被忘记。一段血色的爱情,终成千古传奇。

  他 们

  

  写下绝命书的,还有他们。

  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方声洞。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盟会福建支部长。他和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姐两嫂都是同盟会员,还亲自介绍妻子入会。慷慨赴义前的一天,他在广州写下了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在禀父的绝笔中他写道:“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以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李晚,祖籍广东,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牺牲。他的《与家兄诀别书》写道:“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起义领导者。他在给邓泽如的信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烈士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

  历史学家罗家伦说,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起义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

  一年后,黄兴在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痛悼壮烈牺牲的伙伴们时,曾动情地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极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1911年,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