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过江唐龙电影:爱情：性爱与恩爱

　　提要：本文对爱情进行结构分析，爱情作为系统或结构大致有四个要素：性爱、恩爱、亲情、友情。后三者又可统称为恩爱。本文对性爱与恩爱二者内涵、异同做了界定，对二者相互关系做了分析，概括出性爱的诸种非理性特征，并说明当代性爱的凸显的状况，最后提出性爱的话语权问题。

　　大多数人都有过至少一两次爱情经历，但什么是爱情，即使天才也常常惶惑不解，大致自柏拉图开端的比喻（人被神分为两半互相顽强寻找）之后，有过许多巧妙又美妙的比喻，司汤达说爱情是一种“幸福病”，海涅把它称为“斯芬克司,——千古之谜” ；歌德说爱情是一种宗教；布鲁斯特说它是一种“神圣疾病”……此外数不清的人士还有过数不清的解释。虽然洋溢着天才，给人以启发，但感性循环，于理性分析助益不大。从少年就对性爱抱有极大好奇心并曾进行过实践、研究多次的艺术家毕加索也常惶惑：没有爱情，只有恋人，或只有爱情的体验。法国人干脆说：爱情——不知道它是什么。许多定义也难令人满意。睥睨千古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毛泽东曾慨叹：世上无难事，只有夫妻一事说不清。（这是他和江青吵嘴后的感慨-----引者）对爱情，一般都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但人类的优点就是不停地思考，思考有助于一步步深入地接近爱情。

　　一、性爱与恩爱

　　由于文化的引导，一般所说爱情（或爱，限制于涉性的爱）常常是以婚姻为目的的或婚姻状态的爱情，是欲望与感情在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规范下所形成的一个庞大复杂的生理--心理系统结构。世界是多元的，在某种意义上，爱情就是从爱情角度看人甚至看世界。因此定义爱情有如定义人一样的困难，本文也只能进行一些结构分析。爱情作为系统或结构大致有四个要素：性爱、恩爱、亲情、友情。性爱是为满足性欲望和进行性活动而产生的亲密之情。因性产生的爱是性爱。性爱也可称为情欲，主要是肉体之爱、肌肤之亲。在语言形式上“性”与“爱”组合而成“性爱”，它本身也是一个系统结构。性是（自然）生理机制，主要指性欲望、性活动。性欲望积聚而要求释放与满足是自然规律，因此最后导向性交合。欲望满足的最高快乐感体现于性高潮。性的本质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意志，涵盖着传宗接代的无意识本能。爱或爱情侧重指谓心理或感情机制。性爱是源于性欲望的心理—生理系统机制。（性与爱的关系、性与性爱的区别与联系，非本文主旨，不细讨论）性爱活动过程既是本能性的，也是文化性的、社会性的、审美的。性爱的个人指向是性欲望的实现，性爱一语的意义多半指此，故西方人把性交说成做爱；其社会结果是结婚组织家庭、延续种族。在传统婚姻的框架里，爱或爱情常指恩爱，恩爱是性爱的转化和延伸，主要指身心的相互关怀、生活亲近、物质互惠之情等方面的亲密之情。恩爱有两种，一是自然的，即性爱自然的延长，是性爱达到目的的有意或无意的手段，与婚姻制度制度化运作无关；二从一来，与一同中有异，是为了婚姻，为了多方面的情感协调和忠诚相待，相濡以沫的患难经历，包括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繁琐与折磨中形成的情谊，本文所论主要是这种制度化运作产生的恩爱。友情或友爱指因事业、爱好、兴趣、气质、性格等产生的类似朋友般的亲密之情。亲情指上下代亲子间和家庭成员及亲戚网络间感情互动交流对两性亲密关系所造成的感情强化。恩爱具有广被性，其范围（过程与时间）大大超过性爱。（这样说不等于认可恩爱比性爱重要。）作为同一系统结构中的要素，性爱与恩爱（含恩情、亲情、友情）的关系极为复杂，这里把爱情一分为二，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在爱情的结构中，被析出的性爱，带有恩爱的特点；被析出的恩爱，也不等同于没有性关系的友情亲情等，这里表现出理性的悖论，理性既是有效的，也是有缺憾的，我们利用理性有效的一面，也不能忘记它的短处。四个要素中只有性爱的非理性多于理性，其他三个都是理性多于非理性。为了方便，可把除性爱以外的三个要素统称为恩爱。四个要素之分来源于婚姻，即作为制度的婚姻对人的塑造的结果，婚姻之爱（即社会制度训育成的社会刻板印象中的爱或爱情）的内容不同于性爱。诚然，婚姻的性爱应是和谐的，这一点对婚姻也很重要。但婚姻之爱比性爱要复杂得多，其中恩爱占的比重相当大。生活是复杂的、丰富的，即多元的，在正常情况下，恩爱虽来自性爱，但恩爱无处不在，与作为欲望和激情的性爱不同，不但在古代可以弥补性爱的匮乏，即现当代也常常包容、医疗性爱的缺憾，甚至替代它；虽然这是导致维持型婚姻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少在中国，大多数婚姻的牢固与长久主要靠偏于理性的恩爱。柏林斯基说：“爱情之需要理性内容，犹如燃烧之需要油脂”，(1)即可理解为恩爱对爱情的维护。以非理性或本能性为主要特征的性爱为了实现自己，需要一定条件与场合，在日常，羞耻心使性爱藏隐起来，促使恩爱走向前台或言语缠绵或投桃报李，千方百计表达大致可以公开的亲近亲热亲密之情。恩爱是非理性的性爱的理性表达和理性手段。上文提到的以恩爱为总称的恩爱、亲情、友情，虽均为情感，也常表现为诸般情绪、感觉，但就其显现的大量行动而言，是舒徐的，是清醒的、是偏于理智的。它不象性爱，性爱由于其本能性，偏于非理性，其行为最终目的和最终实现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智拘限不了的。性爱象个任性的孩子，恩爱是厚道的母亲。性爱多私人性、隐私性，甚至反社会性，恩爱具有公开性、社会性。谁也不公开诉说性爱状况，离婚理由中的感情不和、性格不和常常是性爱不和的代用语，但如何恩爱则可以宣扬，譬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评选模范夫妻、五好家庭等。性爱主要是自然的、本能的，恩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婚姻酿制造出来的。现行人类婚姻制度产生于对性爱的管制的需要，对恩爱的重视、培养、宣传主要是制度或权力的成果。恩爱尤其是友情要素，越绵长就越牢固，没有特殊矛盾，感情浓度与年月积累成正比；性爱则在一定时间后产生审美厌倦与审美疲劳，并影响恩爱，此后难以收拾。因性爱而离婚的痛苦常常因此而生。性爱（内在的审美厌倦或外在的新欢）使人不得不离，因恩爱又常常难舍难分。不少人屈服于性爱，只好牺牲恩爱。现实中反例当然更多。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每个男人生命里至少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白玫瑰，圣洁的妻；一个是他的红玫瑰，热烈的情妇。（大意）她所说红玫瑰就是性爱，白玫瑰就是恩爱。聪明的张爱玲对人性体察颇深，所以有此意味隽永的妙喻。她采用的虽然是男性视角，然而具有囊括力。

　　罗素在约半个世纪前就曾觉察到爱情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想把所论述的“爱”的含义固定于“性爱” （爱情的核心内容）上：“爱如果这个字眼能够得到正确应用的话，并不是指两性间的一切关系，而仅仅是指那种包含着充分的情感关系和那种既是心理又是生理的关系。爱可以强烈到任何程度。”(2)这里，他是在排除恩爱而对性爱做准确的描绘。由于婚姻制度，“两性间的一切关系”有恩爱也有性爱，爱好自由的罗素强调的是尚不得自由的性爱。蔼理士说：“恋爱是欲和友谊的一个综合”，(3)因此从爱情研究的角度说，爱（爱情）是性爱与恩爱的综合。

　　作家王安忆说：“…我觉得夫妻之间有一种力量特强大，那就是一种叫同情的力量。我们们说同情不是爱情。我说不好爱情是什么，但我觉得同情是一种非常有效果的感情。 我觉得夫妻之间、亲人之间，同情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4）很明显，这里“同情”说的是恩爱。王安忆的长篇《长恨歌》里，主人公王绮瑶与严师母聊天，严师母说到若不是解放，严先生差一点就娶了小老婆的事。王劝慰说：“其实，再怎么样，也是结发夫妻最恩深义长。”严师母赞同地解释：“恩和义就是受苦受罪，情和爱才是快活；恩和义是共患难的，情和爱是同享福的，” 还特地对王绮瑶强调：“还是情和爱好啊，只要尝过味道没有肯放手的，……”显然，作家进一步分辨开了：“恩和义”即恩爱，“情和爱”即性爱。 （5）芬兰婚姻史学家韦特斯马克说：“……男人在爱情上的专注性，虽可使他在一段时间内不另求新欢，却不能使他长久地专爱一个人。性爱是飘忽不定的，常受见异思迁心理的影响。不过，如果性爱中包含有发自内心的共鸣和钟情，夫妻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纽带，即使青春渐逝，美貌消失，爱情仍能历久不衰。正是这种纽带，导致了持久的一夫一妻关系。”（6）这里可以发现韦特斯马克正努力辨析“爱情”与“性爱”的区别。他对性爱的认识是准确的。所谓“性爱中包含有发自内心的共鸣和钟情”，这里“性爱”指“爱情”，即笼统指异性间的总体感情，因为除了性欲望相互满足外，两性间还有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使他们相互可能“发自内心的共鸣和钟情”，友谊、共同事业或生活目的等，即恩爱，生活中这种事例不少，萨特、波伏娃二人也是著名的例子之一。

　　性爱和恩爱何者何时成为婚姻生活的主导因素，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说来，经济条件好的人，偏重性爱；条件相反的人，偏重恩爱。在双方物质生活条件较为优渥时，性爱地位重要；相反的条件下，恩爱重要。一个国族，只有在经济顺利发展时，才会有婚恋方面的改革或革命；经济萧条时，人们只是默默地忍受。古云“饱暖思淫心”，如果去掉传统话语权力给“淫”叠加上的巨大贬义，理解为自然需求，大致可以概括上述性爱与恩爱的整体性，即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结构关系。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重视性爱，群体主义、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的价值观重视恩爱。传统的泛道德主义价值观以德为本，有反人道主义的积淀，它把作为本体和目的的人置于道德大山之下，以道德价值取代生命价值，把活生生的人净化为空洞的道德符号。“万恶淫为首”的古训在相当程度上实际是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文化的曲折表达。悠久的传统历来轻视感性，更鄙视性欲性爱，不是禁欲就是节欲，把正常的爱欲与过度的淫（“淫”概念还有性压迫和性侵犯的含义）等同起来，造成数千年的普遍的性压抑，至今未能消除，其影响不能不连通到政治经济建设。

　　二、性爱的非理性特征

　　性爱已被传统压制了几千年，至今它也是许多人“非礼勿言”的话题，所以有必要较详细地认识它的真面目。关于性爱的特征，较详备的解释或许还有待于现代生物学、人类学、性学等相关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里只能言其大概。

　　源于性的性爱，是禀赋于自然的天性，是生命为自身延续所产生的一种身体自组织力量，所以，以非理性（先天性、本能性）为总特征，人有时被它驱使而思考而行动，但时常不得其详。蔼理士曾引伏瑞尔说：“恋爱是经由大脑中枢表现而出的性的本能。”（7），如果辨析性爱与恩爱，此语说的是性爱，而不是恩爱。弗罗伊德名之为“libido”的，主要是性力、性爱的力，“libido”译为“力比多”、“内驱力”或“性力”。作为文化的动物的人身上很难分清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文化的，人类的性爱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中也有许多变化，被理性教育与熏陶的一面颇为显著，可以说是理性从性本能中培养出性爱，但就性爱的基本性质来说，它仍是非理性的。下面是对其性质的综合考辨。

　　性爱非理性特征大致有下列几点。

　　（一）性爱具有突出的本能性。性爱是人类作为自然本能的性产生的心理---生理系统。性爱的根子是性，性爱是性的文化延伸和表达，是性的派生物，是性活动的心理过程。作为生理现象的性或性的欲望，其本性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性成熟的条件下，当性能量积聚到饱和程度，需要通过性高潮来释放。性能量是性爱的动力源。性爱的非理性特征主要源于此。倍倍尔谈到性时说它是“延续种属的需要是‘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8）可以说，其无意识层面是生命与种族的延续，其意识层面是欲望的满足。本能性是性的最大特点，也是性爱的最大特点；本能是非理性的，所以性爱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非理性。叔本华说：“……所有的爱情，无论用怎样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的根底只有它的本能——即严格的解释之个人性的本能罢了。”（9）因此，非理性、本能性就是性爱的根本性质。显然，恩爱则与之不同。

　　（二）文化性。人是文化的动物，惟其受文化培育，才从原始性欲望中生发出来爱的情感，是为性爱。人类性爱从内涵到表现都渗透着文化性。人类的性本能并不能自由放任地发育与满足，而是受文化的某种制约。不同民族、地域的人的不同的性爱规范、性爱态度、性爱心理、性爱习惯（习俗）以及性爱实践方式等，都是明证。把性爱视之为神圣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价值观），或者视爱情为儿戏，无不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性快乐主义是古希腊文化的产物，中世纪宗教统治使性爱成为原罪，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促使人性复归，至今在西方性快乐主义成为主流。中国自宋代以降逐渐形成“万恶淫为首”的主导思想，不少无辜男女不仅因此失去幸福，甚至失去生命。随着世界自由民主的大潮流，中国自1980年代后也或快或慢地向这个方向发展。未来，人类将逐渐彻底摆脱某些文化束缚，自由地实现性爱，走向人性复归的境界。

　　正是性爱的文化性使它成为恩爱的基础，并在性爱退潮后的岁月里，让恩爱成为主导，许多老年人的婚姻佳话从此而出。

　　（三）性爱因年龄而变化。性爱作为性生理的心理表现，随着性机能的发育、成熟、衰老而变化，儿童期和幼年期可以略而不计，青春期走向成熟，性爱心理勃发，壮年期性爱心理旺盛，老年期因性衰老而趋于淡化，这是很自然生理决定心理的过程。有时会有人否定自己某一时期对某一具体对象的性爱，其原因是因为性爱新异美（10）消失而产生厌倦所致，即使有轨迹可寻，性爱在欲望满足或欲望丧失后也很容易被主体所否定。所以多见老年人否定性爱。(11) 身处传统文化中，由于性蒙昧也会使人轻易否定性爱的存在。

　　（四）性爱的强猛性。性爱是感情中最强烈的感情。用休模的说法，就是它的“强和猛”。(12)不少哲人和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叔本华说：“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就动机而言，它是最强烈的欲望；就表达的情形言，它的力量最强猛。”(13)性爱给人带来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给人带来的痛苦也是最大的痛苦。性爱的强猛性与性能量的积累有关，它有时难以控制，除非具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婚姻制度的正面作用就在于此，制度限制欲望使人类升华。性爱如霹雳闪电，恩爱则如和风细雨。倍倍尔也曾说：“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14）玛丹娜说的“性是世界的驱动力”。具有这样的力量的不是笼统的爱或爱情，而是性爱。许多事实证明，性爱的强猛能使几千年道德的坚厚墙壁像薄纸一样被轻轻捅穿。

　　（五）性爱天生是快乐的。性快乐主义是有雄辩力的。欲望满足即能量释放、张力松弛的过程，就是获得快乐的过程。只有古代和当代的性快乐主义最接近这一本能意旨。性爱的快乐是大自然给与人类的最强烈的快乐。有人认为性爱的快乐是快乐中之典型。马斯洛的理论把性高潮视为一种高峰体验，有人描绘为“欲仙欲死”，说它是快乐的极点。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既说明了高峰体验对人产生的心理作用，也说明性爱作用于人的潜在力量，以及性爱对恩爱的创造力量。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提到性爱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事（如婚事等），常常眉开眼笑，这是人的天性表现。

　　（六）性爱的幻想性和盲目性。或是由于内在的生命力的强大作用，在追求快乐但未达目的之前会产生许多幻想，依照幻想指引的方向行动，必然盲目。恩爱则较清醒。西方人会在自己追求的对象身上看到海伦，中国人则看到西施。一般会在对方身上发现许多优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优点；事过境迁，对自己的想法也不免奇怪。幻想性和盲目性是大自然赋予人延续生命、传宗接代的能力的强化剂。弗罗伊德把这种向往对方的幻想性、盲目性称之为“爱的过誉现象”（sexual overvaluation），并根据他的自恋学说认为其原因是“大量的自恋性力比多溢到了对象身上”。（15）

　　（七）幻想与盲目的心理表现为行动的狂热或浪漫，狂热与浪漫（在romance、romantic原有的意义上）是生命意志的自然冲动所产生的一股力量，沿着正确的方向，它会完善自我，建功立业；相反，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人理智丧失，不计利害、置社会与道德于不顾，甚至不顾生死。罗素说：“当欲念急切时，它会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排斥于理智的范围之外，所有其他的兴趣都会暂时消失，此时的行为事后看来纯属神经错乱之举，使当事人为此感到内疚。”（16）再伟大的人物也常常被这种狂热或浪漫所征服，——英雄难过美人关。常说的爱情的非凡力量，其实主要说的是性爱的力量，而不是恩爱的力量。三毛自诉:”在我十三岁的时候,不只是喜欢，我狂爱过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爱他爱得疯狂，焦急地怕他要老死了，而我还能快快长大去向他求婚。”（17）她后来对王洛宾的感情也是如此。

　　（八）性爱因顺畅而快速熄灭，因阻遏而逐渐趋强。按一般恋爱的游戏规则，男性主动追求的居多，女性常常对男性进行较长的“纯粹情感”的“考验”，压抑并延宕其欲望的实现，转被动为主动，从而从对方获得较长的忠实性。女性这样做，或许是天性的暗示，或是根据经验，事实证明，双方轻而易举地得到的后果确实容易丢失，男方于此尤为明显。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说得很深刻：“有趣的事实是，正是那些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冲动才能在人们中间造成一种持久的联系。从一个事实中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这个事实就是，这些冲动是无法得到满足的，而那些其目的未受压抑的性冲动则在每次性目的达到之后由于能量的释放而格外地减少了。感性爱得到满足后，注定要熄灭。它要是能做到持久存在，就必须从一开始起就应带有纯粹情感成分，也就是带有那种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情感成分，要不就是，它自身必须经历一场这种类型的转变。”（18）

　　（九）性爱因失败而永恒。人们常常期望永恒的爱情，但永恒的爱情是一个模糊的命题。这是不理解爱情是由性爱与恩爱两种差别很大的要素组成、而前者变异性强的原因。一般的说，没有永恒的性爱，因而也没有永恒的爱情。理性的恩爱有可能造就永恒的爱情；或者，持久的爱情主要靠恩爱。只靠非理性的、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爱则甚难。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失败的性爱（不是恩爱）常常成为永恒。此种爱情多半只存在于情感想象中，并非生活真实，这是一种悖论的性爱：不得其爱而爱成为永恒。三毛说：“世上有永恒的爱情，除非是有一方死亡，而我已拥有荷西永恒的爱，因为他死了。” （19）当然，不一定对方死亡，得不到、没有完美结局都是永恒爱情的必要条件。为这一点提供证明的是许多以爱情主题的成功的文艺作品和一些真人真事。具有浪漫素质的人遭遇失败的性爱时，其性格浪漫度越高，其失败的爱情的永恒性越突出；同理，性爱新异美要求强烈的人，在遇到性爱挫折时，失败的性爱的永恒性越明显。所以，永恒的爱情（或应作“性爱”）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诗人、文艺家的话语产品。

　　（十）审美性。蔼里士主张把恋爱当成艺术。或许可以说性爱是艺术中的艺术。是文化为性爱历史地添加了审美特征。性爱常以审美为先决条件。涉足爱河的二人必然首先互为审美对象，“看中”、“相中”、“一见钟情”，都以审美为先导，——清晰的外表美和朦胧的气质美。大脑是性器官的司令部，脸面是性爱的先锋官，气质性格是后勤。每一次性爱活动也都是一种审美过程，初步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巨大的关注为此类活动准备了难以统计的多种“行头”，促发人们的“表演”的兴趣与成功。性爱审美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其要素之一性爱新异美(20)尤须注意，它与婚姻构成矛盾，是婚姻的强力解构性因素；理解它，有助于理解婚姻中的自我，解除困惑，避免迷失，取得主动性。

　　（十一）排他性。性爱按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这是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本性是天生的，可能与欲望满足首先专注于一己之私有关。排他性即性爱主体保证自己是性爱对象的唯一占有者，不容他者涉足。排他性既是本能的，也是被历史理性所强化的。生存竞争的内趋力是其本源，私有制助长了排他性，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强化了它。排他还有不同的具体实践方式问题。即使排他性不是一种本性或本能，但文化的辖制有可能训育出本能来，本能也是可变的。性爱的诸多特点有的是在历史理性的作用下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理性可导致性价值观的变化，性爱观自然也会变化，所以排他性也是可变的。

　　(十二)男女有一定差异。关于在性（爱）需求方面男女有别的问题，学界讨论颇多，也多有争议。不过，笔者看来，认为有区别的人还是不少。如果了解性爱的多变，（事实上尤其男性性爱的多变），了解恩爱的稳定，（事实上女性重视这种稳定），那么，有区别的问题或不难解决。

　　关于男女性倾向的差异，本质主义自然有误，建构主义是有道理的，历史文化的熏陶对男女性倾向的区别作用不可忽视，但把男女性倾向的差异全归结于文化建构，似乎也有问题。性倾向的差异也在于男女身体有异，性别也是躯体化的，男女身体构造天然不同，也是性倾向不同的重要因素。（21）男女性倾向差异的历史文化性质能全然使其身体生理结构因素略而不计，尚待历史证明。但在今天和未来较长的历史时段，男女性倾向有差异的判断应是无误的。对于性爱排他性也可如此看。

　　以上是性爱的非理性特征，人是理性的动物，非理性的性爱既需要理性辖制，也需要理性去适当地去解放它。

　　三、性爱在争取更大自由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处身今日社会以及着眼于其未来发展趋势，须对作为感性生命要素之一的性爱进一步认识。

　　人类所以以政治、法律、宗教等手段，以婚姻制度及相关意识形态管束性爱，就是因为以本能性为核心特征的性爱具有某种反社会性，即其种种非理性性质对社会的理性安排的反动。但是，看来简单、层次“低”的食与色，应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和基础。爱尔维修说，没有情欲，世界上一切伟大事业都不会发生。性学家蔼里士认为食和性、饥饿和性爱的冲动是“人类生命中伟大的基本冲动”（22）。都知道，没有食的欲求，就不会有经济活动；没有性的欲求，人类不会延续。二者是最强大、最神秘的的内驱力、生命的原动力，其无穷创造力正寓于它们是无穷的欲望。而且，食与色两大本能，就其本性而言，是难以抑制的，难以改变的：当它们被历史扭曲、压抑或戕害了时，它们迟早也会复归于自身，恢复本性。就是在社会历史改造它们时，也很难判定，是社会主导他们，还是他们操持着社会。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本能的力量。

　　由此看来，这并非人所轻蔑的本能、欲望问题，而是关系着人类从事社会事业的积极性、创造性。莎士比亚说，爱情（按本文观点，读如“性爱”--------引者）“使每一个器发挥出双倍的效能。”（23）罗素说：“让热烈的爱（“热烈的爱”读为“性爱”-----引者）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应当成为社会学家的责任，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而且也无法从世界上的其他人那里感受到那种热烈的情感，而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他们的社会活动无疑将受到损害。”（24）可见，他们是把性爱与社会整体发展联系起来看问题的。1980年代末，李辉就中国环境中存在的普遍性的性压抑是否与普遍性的精神阳痿现象的密切关系问题询问刘再复，后者答：“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判断。性压抑也可视为封建性的文化压抑，……很多家庭（特别是农村）是凑合起来的。这种压抑是一种无形的绳索，对人的创造力是一种扼杀。精神上的所谓‘阳痿现象’，如果是指创造力衰退，我想是有道理的。”（25）这里谈的是古老传统的凑合婚，退一步说，即使现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更准确地，从性爱开始的现代性婚姻，如果性爱衰败，纯以恩爱护持，有的或也与此相类。

　　如果说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各种专制制度的或节欲或禁欲主义已经把性爱克制到极点，自现代社会以来，人类自然本性随着社会的前行正在重新认识自我，复归自然。现代性以自由爱情为标志之一，把爱情看作婚姻基础，同时，性爱也取得某种话语权，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与认识水平，比起爱情（主要是性爱）来，实际上更重婚姻。现代性在总体上是争取有爱的婚姻，取代古代无爱的唯生殖的单纯义务婚姻。现代时期，由于爱情的复杂性，婚姻爱情的复杂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婚姻制度造成的婚姻思维方式障蔽着人们的思考，尤其是在婚姻框架内性爱与恩爱的矛盾，笼统的爱情观念以及重恩爱的观念，遮蔽了对性爱的认识，常常使人陷入无名的苦恼。莫罗阿说“自由的婚姻并不自由” ，（26）就证明了这一点。“自由的婚姻并不自由” ，其原因就在于易变的性爱时常要挣脱婚姻框架的束缚，不顾厚道的恩爱拦阻，更与社会秩序相抵牾。生性活泼易变的性爱，时常弃置淳朴的又温和的恩爱不顾，企图冲破婚姻家庭的围城，——哪怕再次进入新的围城。恩爱是道德的，因而是自由的；性爱动辄冒犯道德，它是不自由的。可以说，如果把自然人性的、易变的性爱囚于一纸契约的婚姻，婚姻难免是一个悲剧；有时再强大的恩爱维系力也难以奏效；如果恩爱本来单薄的，性爱或钝化或因外界条件而骤变，婚姻必然摇摇欲坠或实际破裂。现行一夫一妻制度的出现，既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成熟的标志，也是文明还不够成熟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现行婚姻制度既是创造文明的一种力量，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必要而不得已的异化。因为它是政治经济文化对人性的辖制，而不是人性的自然需求。人性需求是婚姻制度本身的多变和不稳定的内在原因。

　　所以，现在人们知道，婚姻与爱情是两回事，婚姻的目的主要是恩爱，传统婚姻的主宰也主要是恩爱。有识者对婚姻与爱情的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特别是近20-30年。金克木说：“这就是中国古今情况：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婚姻的爱情” ，“本来婚和爱不是一回事，几千年都是一样。婚内之爱可有可无，婚外之爱禁而不止”。（27）西方有学者指出：“……对于许多人来说，性爱与婚姻毫无共同之处。”（28）其实，早在100余年前，恩格斯就反复地更为明确地说过，一夫一妻制“绝不是性爱的结果，它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29）当然，婚姻曾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制度路径之一，功不可没，但它也极大地束缚着性爱；可以说，自从婚姻制度确立以来，虽然在此制度中性爱派生的恩爱的意识形态高度发展，——“终身大事”、“白头偕老”、“月下老人”、“百年合和”……就是证明，但性爱也未曾一日停止过它对突破这一制度的努力。

　　既然文化的力量天长日久会转化为本能，长期的婚姻制度训导，婚姻思维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的本能了。正是后者障碍着人们对性爱的认识。

　　这样说并非完全反对婚姻和家庭制度，马尔库塞所说一夫一妻制是不必要的压抑似也过激，不止是因为婚姻和家庭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和动力，更因为人类还需要把婚姻和家庭制度推进到更文明的阶段，人们需要的是性爱的进一步自由，直到自由的婚姻得到真正的自由。社会文明应以自然人性的满足为度，美满的性爱是自然本性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性爱不但主导恩爱，也会增强恩爱，使生活充满激情，使幸福感美满感的程度升高。当代的多元化婚恋走向是性爱自由的前驱。195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性爱观念开放，1960-70年代西方性解放运动，1980年代以来大陆婚恋悄然大变，社会学家对现代家庭多元化的研究，对古代多元化、自由化婚姻家庭形式复活的可能性的诸多推测，其底蕴无非是性爱挣脱社会束缚的反映，而恩爱被置于次要地位。

　　当然，人类距离性爱自由这种文明程度可能还很远，但不是没有希望。

　　不能把人的爱情或性爱问题孤立地进行探讨，文明的人的性与性爱关联着全部文明成果与文化结构，如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的状况。今天我们有可能对性爱问题讨论，也是社会前行提供了这种可能。半个世纪以前就不可想象，那时主宰全国的新传统对于大多数人还是战时寡欲主义。与性爱观念发展密切相关的主要问题大致有二。一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发展水平。近二十余年大陆以性爱为动力的爱情、婚姻、家庭的诸多变化，是接着自由民主的程度缓缓提高而出现的，或者说，是在权力准许或默许或不干涉的条件下出现的。没有198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也就没有对性或性爱的近乎革命的话语与态度。将来也会如此。其次，自由民主的核心与精髓就是具有独立思想与独立思维能力的个人出现，没有这样的人，性爱作为普遍人权之一，不会真正成长。如果人总是“长不大”，不具备主体意识，无自主性也不尊重他人，其性爱观念也是严重歪曲的。此时，性会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爱而寻找满足，情色经济不会因扫黄打非而萧条，性交易多于使感情真正满足的真正“性福”。当然，上述两个条件是一致的。但是，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由民主的水平发展尽人皆知。早在1980年代，有哲学家就说中国人尚未成体，（谢遐龄语）即尚未成为独立个体，一些理论家和作家也戚戚于这长不大的少儿民族，约三十年后，跨过世纪界限，直到今天，社会学家还是做出“个人意识尚未形成”（李银河语）的判断，可见历史的惰性强大。这一问题，其意义对于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今日仍是男权社会，性压迫与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女性。自由民主价值及其核心观念即个人独立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此二者决定着人们的性爱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具有清楚的性爱价值观或能否做出独立的性爱价值判断，而后者直接左右着人们的涉性行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的价值观都是完整清晰的，尤其是在一个价值转型、趋于多元化时代。

　　当然，应该承认，作为人性的性爱的非自觉实践也有促进个体及群体觉悟的功能，但这种情况收效甚微，并经常会陷入歧途而使当事人身心痛苦、意识茫然而难以自拔。

　　近年来国外社会学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倾向，就是把婚姻、爱情、两性关系纳入政治学范围加以讨论，这应该看作世界民主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即作为普世性价值的自由、民主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看来，大陆与此也有接轨的必要。

　　四、性爱话语权

　　语言与行为常常齐头并进。如今，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性爱已红杏出墙，虽难免忸怩作态。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性爱崭露头角的时代。超越婚姻的思维方式与实践也在悄然前行。1980年代媒体接纳“性感”一语，（不过至今日常生活中人们仍然颇为慎重地对待它）1990年代媒体中又出现的“性福”一语，后者是一种新异而深刻的命名，把“性福”视为婚姻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志，证明着性爱在努力摆脱束缚，争取某种话语权。

　　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扰乱判断的是概念，概念不清，判断常误。思考也被搅乱。爱、爱情、性爱等一些相关能指，如果不切实锁定客观事物，也很可能在造成在带有不确定性的所指链上滑动，形成空洞能指，更无从规定所指，非但无助于认识客观事物，还可能离它渐行渐远。正是有鉴于此，本文从普泛的“爱”或“爱情”中析出“性爱”与“恩爱”，以期进一步认识爱情。除上文所述外，“性爱”与“恩爱”之分，或还能有助于辨析一些有意义的性爱话语。这些话语流行于媒体或民间，既巧妙又耐人寻味，多是现代人日常经验的浓缩与概括。如流行于1980年代的“找一爱我的做爱人，找一个我爱的做情人”，是对性爱与恩爱不同有了认识。有男人希望“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是转型期间大陆特有的性爱民谚，既想把恩爱固定在一个人身上，又企图与多人充分享受性爱；这里或许既有某种男权因素，又带有东方文化性质。当然，如果女性也认同并实行，就当别论。但大陆男女权力分配更为向男性倾斜的事实又甚于发达国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早已扎根的发达国家男女分手，因常聚常散而比较自然，不但男人，就是女人也少有抱怨自己吃亏了，少有抱怨失去了什么的，大陆人尤其是女性则不然，这也就是当事人尤其女性的独立意识发达程度问题。又如女人在不得已时主张“不要嫁给你爱的人，要嫁给爱你的人”，这是舍弃性爱而求其次——恩爱，或是因为性爱仍处未苏醒状态。还有人说：“结婚是错误，离婚是醒悟，离了婚再结婚是大错误。”这既是对婚姻制度的不满，也是性爱欲破门而出，置恩爱于不顾的表达。接着，“没有情人是废物，有情人结婚是错误，结了婚又有情人是大彻大悟。”这其实也就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看来，所有这些谚语都是男性权力话语，是女权批判的对象，不过，它们清楚地折射出性爱突破樊笼的紧张和新的婚恋观念。

　　但性爱要想取得如恩爱那样的社会地位，尚须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这将主要地决定于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因为人生是复杂又丰富的，性爱仅仅是生活的一个内容，人们为了更重要（或自以为更重要）的事情只好把性爱放在不重要的地位，这是自然的，有时也是不得已的。罗素说，最大多数的事实是与我们的欲求独立的。我们受着这些事实的限制。忘记了这一点，乃不正常的夸大狂之表现。（大意）人生有多少欲求啊，性爱只是其中的一个。什么时候性爱与恩爱平等呢？可能是哲学家所说的人的自然化与人的社会化同一的时代，“天人合一”的时代。路途遥遥，但有希望，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性爱也获得了一些话语权。

　　注释：

　　（1）（23）转引自瓦西列夫：《情爱论》，页118，页401，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三联，1984。

　　（2）（16）（24）《婚姻革命》，页80，页189，页83，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8。

　　（3）（7）《性心理学》，页429-430，页430，潘光旦译，三联书店，1987。

　　（4）《东方之子·学人访谈录》，华夏出版社，时间主编。

　　（5）《长恨歌》，页156-157。

　　（6）《人类婚姻简史》，刘小幸、李彬译，商务印书馆，1992。

　　（8）（14）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转引自注（1）该书，页18。

　　（9）《恋爱之哲学的考察》，见《近代恋爱名论》，页144-5，任白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10）（20）笔者有专稿，未刊，也可参笔者：《爱情笔记·性爱美学》，http:ljding.home.bj001.net

　　（11）孔令凯是青年女作家刘西鸿的中篇《你不可改变我》里的一个女中学生。她和比她稍大几岁的刘姐姐谈到爱情，说上了年纪的人家她妈不相信有什么爱情，令凯自己也不相信什么爱情。刘姐姐说："你妈七老八十还信什么爱情？……爱情是年青人的事。象你这么年龄，爱情起来就特别香浓。"谈到自己时她又说："爱情象肥皂泡，吹出来时五光十色满天飞。真实地存在着，满天飞。绝灭时才什么都没有了。……我在吹肥皂泡，吹得很久了，所以我信有。……以后泡灭时，我不会怪任何人，只怪自己不会吹了。"肥皂泡论不是理论分析，但却颇为深刻。

　　（12）《人性论》下册，页432。

　　（13）《爱与生的苦恼》。

　　（15）《弗罗伊德后期著作选》，页120，121。林尘等三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7）（19）见许金声：《第三这死亡：再探三毛自杀之谜》，《精品购物指南》，1993、9、6。

　　（18）《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页123-124。

　　（21）除了体质特征不同，生物学家还指出：“从纯粹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讲，一个行性动物所产生的精子足以满足许多雌性个体的需要，所以雄性有乱交的倾向，而雌性产生的卵细胞较少，乱交没有什么益处。这样，男性表现出拈花惹草的动物性也就事出有因不足为怪了。”——孔宪铎：《基因与人性——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文史哲》，2004·4。

　　（22）转引自[美]J·韦克斯：《性，不只是性爱》，齐人 译，页86-87，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同语可见注（3）原书潘光旦译本页471，译文略有不同。

　　（25）刘再复 李辉：《个人、文学、当代中国的问答》，《当代作家评论》，1989，3。

　　（26）《人生五大问题》，页10，傅雷译，三联书店，1986。

　　（27）金克木：《〈祝福〉〈杀夫〉》，载《读书》，1993，5。所谓"婚内之爱可有可无"，实谓性爱数年之后的衰竭，如此恩爱则可有可无。

　　（28）《有关爱情的资料》，英国《观察家》杂志，1991年6月23日，力文译，见《文摘》1992第2期。

　　（29）《马恩选集》，卷四，页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