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再造战士2国语:任继愈：“家国”的支点在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0 17:42:42
而笔者又是个“坐”家，于是养成了一出门不管上哪儿都要往有阳光的地方凑的习惯。每回去国图看望任继愈先生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可不可以打开他办公室的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次数一多，每次他一见我进屋，便会心地笑着，一边蹒跚着要去拉百叶窗上的绳子，一边“指挥”说：“来，你自己把窗子开开。”然后要我坐到阳光最灿烂的那张沙发上。有一回我告辞起身时，任先生笑吟吟地说了一句：“可惜阳光你带不走。” 任继愈先生虽然九十有三，但笔者从来不愿意叫他“任老”，也从来不觉得他已经“老”了。今年4月间，任继愈先生住院的前一天，我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去之前先给他电话，他像往常那样欣然说：“欢迎你来——不过时间别太长，后面还有人呢。” 及至见到他时，发现他气色很不好。我知道他自去年秋天做了手术后，身体已不如前，便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感觉不好，吃饭也没胃口。可他好像安慰我似的说：“嗨，这么大岁数了……”然后便转移话题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怕他累着，匆匆说了几句，便准备告辞；临出门时，忍不住又说：您身体不舒服就别来上班了。他说：“不来不行，有事啊。”回头的那一刻，看着他微微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形貌那样地衰萎无力，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冲动——想去抱抱这位老人……后来得知他第二天就住进北京医院了。 任继愈先生住院后，我去他入住的北京医院看过他几次。 第一次去时看望的人太多，没跟他说话便匆匆出来了。第二次是6月初，与一位友人一道去。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精神很差，时睡时醒。笔者进去时，见任继愈先生醒着。他示意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这是他每次看见我时必问的话——我赶紧说：“最近给中青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他提高嗓门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需要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需要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被病魔折磨得衰弱不堪的老人，一谈到这些“大”问题，竟如此的精神振奋，如此的思维敏锐……可他说不了几句又无力地合上眼睛了。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 “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 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笔者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任继愈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总第333期 记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9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记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 特约撰稿员王丽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总第333期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9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他便是93岁的任继愈先生。自2005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5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2006年夏天，正是7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干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12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3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并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6岁左右在私塾开蒙，9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3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21岁。他与240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89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
他便是93岁的任继愈先生。自2005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5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而笔者又是个“坐”家，于是养成了一出门不管上哪儿都要往有阳光的地方凑的习惯。每回去国图看望任继愈先生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可不可以打开他办公室的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次数一多，每次他一见我进屋，便会心地笑着，一边蹒跚着要去拉百叶窗上的绳子，一边“指挥”说：“来，你自己把窗子开开。”然后要我坐到阳光最灿烂的那张沙发上。有一回我告辞起身时，任先生笑吟吟地说了一句：“可惜阳光你带不走。” 任继愈先生虽然九十有三，但笔者从来不愿意叫他“任老”，也从来不觉得他已经“老”了。今年4月间，任继愈先生住院的前一天，我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去之前先给他电话，他像往常那样欣然说：“欢迎你来——不过时间别太长，后面还有人呢。” 及至见到他时，发现他气色很不好。我知道他自去年秋天做了手术后，身体已不如前，便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感觉不好，吃饭也没胃口。可他好像安慰我似的说：“嗨，这么大岁数了……”然后便转移话题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怕他累着，匆匆说了几句，便准备告辞；临出门时，忍不住又说：您身体不舒服就别来上班了。他说：“不来不行，有事啊。”回头的那一刻，看着他微微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形貌那样地衰萎无力，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冲动——想去抱抱这位老人……后来得知他第二天就住进北京医院了。 任继愈先生住院后，我去他入住的北京医院看过他几次。 第一次去时看望的人太多，没跟他说话便匆匆出来了。第二次是6月初，与一位友人一道去。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精神很差，时睡时醒。笔者进去时，见任继愈先生醒着。他示意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这是他每次看见我时必问的话——我赶紧说：“最近给中青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他提高嗓门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需要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需要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被病魔折磨得衰弱不堪的老人，一谈到这些“大”问题，竟如此的精神振奋，如此的思维敏锐……可他说不了几句又无力地合上眼睛了。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 “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 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笔者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任继愈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总第333期 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2006年夏天，正是7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干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12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3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并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6岁左右在私塾开蒙，9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3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记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 特约撰稿员王丽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总第333期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9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他便是93岁的任继愈先生。自2005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5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2006年夏天，正是7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干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12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3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并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6岁左右在私塾开蒙，9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3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21岁。他与240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89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21岁。他与240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89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记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 特约撰稿员王丽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总第333期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9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他便是93岁的任继愈先生。自2005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5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2006年夏天，正是7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干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12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3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并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6岁左右在私塾开蒙，9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3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21岁。他与240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89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如实回答说都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听了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巨大的劫难，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居处环境光线太暗，左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后渐至失明，只剩下0.6的视力，给他读书写字带来很多不便。
正如当年小学老师为他起的名字一样，任继愈先生将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20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哲学工作者。70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50年代，他认为佛教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记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 特约撰稿员王丽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总第333期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9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他便是93岁的任继愈先生。自2005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5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2006年夏天，正是7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干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12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3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并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6岁左右在私塾开蒙，9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3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21岁。他与240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89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
任继愈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赞同。
改革开放以后，他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说，图书馆的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是要给公众利用的。为此，任继愈先生领导了大规模的国家修史工程。在他的主持下，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10余年完成了107卷，其2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已启动；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二期；1992年启动的皇皇7亿字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也已进行了17年；他还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任继愈先生曾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至今没有实现的心愿
任继愈先生身为学术大家，但他非常关心中小学教育。他曾主编过一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这套书涉及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等10个门类，共包含100个专题，分成100册。每个专题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每册约7万字左右，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属于真正的大家小书，合起来相当于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特别适合中学生或具备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当时动员了100多位学者参与，前后花了5年时间。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由于种种原因发行很一般。而笔者又是个“坐”家，于是养成了一出门不管上哪儿都要往有阳光的地方凑的习惯。每回去国图看望任继愈先生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可不可以打开他办公室的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次数一多，每次他一见我进屋，便会心地笑着，一边蹒跚着要去拉百叶窗上的绳子，一边“指挥”说：“来，你自己把窗子开开。”然后要我坐到阳光最灿烂的那张沙发上。有一回我告辞起身时，任先生笑吟吟地说了一句：“可惜阳光你带不走。” 任继愈先生虽然九十有三，但笔者从来不愿意叫他“任老”，也从来不觉得他已经“老”了。今年4月间，任继愈先生住院的前一天，我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去之前先给他电话，他像往常那样欣然说：“欢迎你来——不过时间别太长，后面还有人呢。” 及至见到他时，发现他气色很不好。我知道他自去年秋天做了手术后，身体已不如前，便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感觉不好，吃饭也没胃口。可他好像安慰我似的说：“嗨，这么大岁数了……”然后便转移话题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怕他累着，匆匆说了几句，便准备告辞；临出门时，忍不住又说：您身体不舒服就别来上班了。他说：“不来不行，有事啊。”回头的那一刻，看着他微微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形貌那样地衰萎无力，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冲动——想去抱抱这位老人……后来得知他第二天就住进北京医院了。 任继愈先生住院后，我去他入住的北京医院看过他几次。 第一次去时看望的人太多，没跟他说话便匆匆出来了。第二次是6月初，与一位友人一道去。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精神很差，时睡时醒。笔者进去时，见任继愈先生醒着。他示意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这是他每次看见我时必问的话——我赶紧说：“最近给中青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他提高嗓门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需要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需要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被病魔折磨得衰弱不堪的老人，一谈到这些“大”问题，竟如此的精神振奋，如此的思维敏锐……可他说不了几句又无力地合上眼睛了。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 “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 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笔者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任继愈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总第333期
在一次交谈中，任先生告诉我，最早编这套书的念头起于80年代参观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他们校长征求任先生的意见。任继愈先生提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有五千年不断的文化，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一家。别的国家要不有古无今，有今无古。他建议少年班要读一点中国的历史，光学科技不行。
任继愈先生说：“中国有很多传统美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换一个‘己所欲施于人’行不行？你爱吃辣椒，不能让别人也吃辣椒。对待朋友应该是这样，对待家人也应该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所以经典的东西很有价值，是经得起推敲的。”他还强调：“有了中国文化历史知识基础以后，爱国主义就有了根，而且比政治课更有效。章士钊有句话叫‘灭人之国先去其史’。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文化传统，而继承传统最重要的是靠历史教育。”
对于这套丛书，任继愈先生还有一个打算。他说本来很想搞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竞赛，但当时没有准备好，钱也不够，所以没有做成。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他说：“我看现在不是有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吗？我们有那么伟大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 记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 特约撰稿员王丽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总第333期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9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他便是93岁的任继愈先生。自2005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5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2006年夏天，正是7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干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12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3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并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6岁左右在私塾开蒙，9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3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21岁。他与240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89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
此外，任继愈先生还有个想法。他见当时有学者在电视上讲三国讲论语，便设想也用这种方式在电视台开一个讲座，用故事的形式来讲我们的文化历史，可以按照这套书的专题来讲，比方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国的古代服饰、中国的文房四宝饷匆宦方蚕吕础?
他的这些想法令笔者颇觉新鲜，也觉得颇具可行性。记得那天聊得特别高兴，差点忘了该到他下班时间了。但遗憾的是，任先生的这两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
任继愈先生不但亲力亲为，还支持笔者做这方面的工作。2007年，我看到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一套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是“四书”的选编，感觉很适合大陆中学生学习，特别是对语文教育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很有借鉴价值。我将书带去请任继愈先生过目。他看过后认为“忠实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且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他还认为，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之所以做得比我们好，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这样的教科书。于是，笔者打定主意想找一家大陆出版社将此书引进出版，但过程很不顺利。任继愈先生知道情况后，一面鼓励我“再想想办法”，一面多次表态：“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一年后，此书终于由新华出版社引进出版，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这也是建国后第一次从台湾引进中学国文教材。任继愈先生破例为此书作序。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如实回答说都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听了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巨大的劫难，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居处环境光线太暗，左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后渐至失明，只剩下0.6的视力，给他读书写字带来很多不便。 正如当年小学老师为他起的名字一样，任继愈先生将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20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哲学工作者。70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50年代，他认为佛教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赞同。 改革开放以后，他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说，图书馆的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是要给公众利用的。为此，任继愈先生领导了大规模的国家修史工程。在他的主持下，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10余年完成了107卷，其2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已启动；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二期；1992年启动的皇皇7亿字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也已进行了17年；他还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任继愈先生曾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至今没有实现的心愿 任继愈先生身为学术大家，但他非常关心中小学教育。他曾主编过一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这套书涉及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等10个门类，共包含100个专题，分成100册。每个专题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每册约7万字左右，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属于真正的大家小书，合起来相当于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特别适合中学生或具备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当时动员了100多位学者参与，前后花了5年时间。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由于种种原因发行很一般。 在一次交谈中，任先生告诉我，最早编这套书的念头起于80年代参观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他们校长征求任先生的意见。任继愈先生提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有五千年不断的文化，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一家。别的国家要不有古无今，有今无古。他建议少年班要读一点中国的历史，光学科技不行。 任继愈先生说：“中国有很多传统美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换一个‘己所欲施于人’行不行？你爱吃辣椒，不能让别人也吃辣椒。对待朋友应该是这样，对待家人也应该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所以经典的东西很有价值，是经得起推敲的。”他还强调：“有了中国文化历史知识基础以后，爱国主义就有了根，而且比政治课更有效。章士钊有句话叫‘灭人之国先去其史’。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文化传统，而继承传统最重要的是靠历史教育。” 对于这套丛书，任继愈先生还有一个打算。他说本来很想搞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竞赛，但当时没有准备好，钱也不够，所以没有做成。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他说：“我看现在不是有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吗？我们有那么伟大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 此外，任继愈先生还有个想法。他见当时有学者在电视上讲三国讲论语，便设想也用这种方式在电视台开一个讲座，用故事的形式来讲我们的文化历史，可以按照这套书的专题来讲，比方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国的古代服饰、中国的文房四宝饷匆宦方蚕吕础? 他的这些想法令笔者颇觉新鲜，也觉得颇具可行性。记得那天聊得特别高兴，差点忘了该到他下班时间了。但遗憾的是，任先生的这两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 任继愈先生不但亲力亲为，还支持笔者做这方面的工作。2007年，我看到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一套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是“四书”的选编，感觉很适合大陆中学生学习，特别是对语文教育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很有借鉴价值。我将书带去请任继愈先生过目。他看过后认为“忠实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且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他还认为，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之所以做得比我们好，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这样的教科书。于是，笔者打定主意想找一家大陆出版社将此书引进出版，但过程很不顺利。任继愈先生知道情况后，一面鼓励我“再想想办法”，一面多次表态：“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一年后，此书终于由新华出版社引进出版，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这也是建国后第一次从台湾引进中学国文教材。任继愈先生破例为此书作序。 “惕然常以为忧”的事 与任继愈先生交往3年多来，每次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和他谈天，说东道西，对于笔者来说，都是一次精神的润泽，一次阳光般美好而温暖的回忆。 记得当时笔者住在离国图不远的一处租来的旧房子里，因房子朝北整个冬天不见阳光，
“惕然常以为忧”的事
与任继愈先生交往3年多来，每次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和他谈天，说东道西，对于笔者来说，都是一次精神的润泽，一次阳光般美好而温暖的回忆。
记得当时笔者住在离国图不远的一处租来的旧房子里，因房子朝北整个冬天不见阳光，而笔者又是个“坐”家，于是养成了一出门不管上哪儿都要往有阳光的地方凑的习惯。每回去国图看望任继愈先生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可不可以打开他办公室的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次数一多，每次他一见我进屋，便会心地笑着，一边蹒跚着要去拉百叶窗上的绳子，一边“指挥”说：“来，你自己把窗子开开。”然后要我坐到阳光最灿烂的那张沙发上。有一回我告辞起身时，任先生笑吟吟地说了一句：“可惜阳光你带不走。”
任继愈先生虽然九十有三，但笔者从来不愿意叫他“任老”，也从来不觉得他已经“老”了。今年4月间，任继愈先生住院的前一天，我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去之前先给他电话，他像往常那样欣然说：“欢迎你来——不过时间别太长，后面还有人呢。”
及至见到他时，发现他气色很不好。我知道他自去年秋天做了手术后，身体已不如前，便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感觉不好，吃饭也没胃口。可他好像安慰我似的说：“嗨，这么大岁数了……”然后便转移话题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怕他累着，匆匆说了几句，便准备告辞；临出门时，忍不住又说：您身体不舒服就别来上班了。他说：“不来不行，有事啊。”回头的那一刻，看着他微微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形貌那样地衰萎无力，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冲动——想去抱抱这位老人……后来得知他第二天就住进北京医院了。
第一次去时看望的人太多，没跟他说话便匆匆出来了。第二次是6月初，与一位友人一道去。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精神很差，时睡时醒。笔者进去时，见任继愈先生醒着。他示意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这是他每次看见我时必问的话——我赶紧说：“最近给中青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他提高嗓门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需要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需要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被病魔折磨得衰弱不堪的老人，一谈到这些“大”问题，竟如此的精神振奋，如此的思维敏锐……可他说不了几句又无力地合上眼睛了。
记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 特约撰稿员王丽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总第333期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9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他便是93岁的任继愈先生。自2005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5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2006年夏天，正是7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干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12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3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并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6岁左右在私塾开蒙，9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3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21岁。他与240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89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
“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
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笔者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任继愈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总第3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