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女 吕文君:反思抢劫、变卖而来的经济繁荣

不义之财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剥削，一是明抢。前者尚不失为一种经济行为，后者完全是刑事犯罪。中国经济两毒俱全，明抢的成分越来越大。如果有人欲发横财，既无道德约束，又胆大包天，有一条路可走：抢银行。如今在中国，只要有权势，则有另一条更好的路可走：抢劫、变卖民族生存的基本资源。

2006年4月11日，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司长樊志全说,“十五”期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千2百40万亩。樊志全说，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点是由于经济增长快，投资规模逐年加大，各项建设用地需求量大，建设占用相当数量的耕地。全国城乡新增建设用地3千2百85万亩，建设占用耕地1千6百41万亩。他指出，“十五”初期，特别是2002和2003年，不少地区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圈占土地、乱占耕地的势头。据国土资源部公布，2003年一年中，中国耕地总面积减少了近4000万亩。建设用地是多少呢？官方统计数字是340多万亩。但这个数字值得严重怀疑。国家统计局在公布1986-1995年间建设占用耕地数字时，曾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实际数字可能是统计数字的2.5倍。以近年来圈地运动之疯狂，乘以2.5倍是绝对打不住的。再怎么保守地估算，占用耕地也在1000万亩以上。一般而言，新增建设用地中，耕地大约占到一半，也就是说，2003年一年新增建设用地应该在2000万亩以上。少算点，以每亩增值10万元计，仅土地增值一项，每年就为GDP贡献2万亿。如每亩增值20万元，每年就是4万亿，可以把“高速增长”的艰巨任务全部包干了。这仅仅算的是卖地的钱，如果再加上房产业，再加上房产地产业所拉动的钢铁、水泥、能源、建材、机械、运输、航空、餐饮、性服务等行业，这个帐又该如何算呢？另有人统计，房地产业产值占地方GDP的1/4-1/3，那么，土地买卖、房产业及其所拉动的产业有多大的产值呢？即便让贪官污吏们砍掉一大块，剩下来的也能顶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半边天。

眼下许多中国人都腰缠万贯，嫖得起高级妓女，吃得起黄金宴。从如此增长的GDP，或许就能回答这钱从何而来：抢劫、变卖了全民族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资源。

1000亩土地躺在杭州或太原近郊，就像10吨金砖躺在中央人民银行金库。金砖是银行资产的象征，严禁盗窃、抢劫和随意变卖。倘若有这么一伙银行主管，大量变卖黄金库存，先自己砍一大块存进外国银行，再把剩下的算作收入，当下效果必然是神话般地利润暴增，所有股东储户跟着大发其财。但秘密万不可走露：谁都明白黄金储备不可轻易变卖，谁都明白在买卖中不可不计成本而只算收入。这种手段，连变戏法都算不上。再说杭州或太原郊区那1000亩地。那土地不仅是财富，它直接就是杭州或太原，它直接就是我们的中国。没有人会切自己大腿肉来下酒，也没有人会变卖了自己家园再拿着那点票子炫耀发了横财。那1000亩土地本来就有价值，就跟银行的金砖一样，没投入市场而已。可怜的是，老百姓失了产权，土地买卖被国家垄断，被官商军警勾结强征了去，10万20万一亩地的贱卖了分赃。为什么说是贱卖？因为紧接其后再倒卖几手还有赚头；为什么要贱卖？因为是抢来的赃物，卖得再贱也是泼天的暴利。而且，根据国土资源部披露，各地政府各类利益集团所提出来的“用地需要”，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国土总面积。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在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其二是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或砍伐资源使生态环境从质量上日益恶化。而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的影响，因此是不完整的，是有局限性的，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1993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提出国民经济核算可分为总值与净值，总值即GDP扣减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净值即GDP扣减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级成本和固定资产折旧。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研究组提出的绿色GDP为：GDP扣减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自然部分的虚数从下列因素中扣除：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自然资源的退化与配比的不均衡；长期生态质量退化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物质、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损失。人文部分的虚数从下列因素中扣除：由于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所导致的支出；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由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状况导致的损失；由于人口数量失控所导致的损失；由于管理不善（包括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绿色GDP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程度，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低，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度越高。

卖地的秘密，传统经济学就能够揭破，“绿色GDP”只不过更加强调资源的生态价值。有些秘密，则是非“绿色”方式不能揭破的：如中国经济因污染环境而获取的短期暴利。

戴上“绿色GDP”眼镜，江河湖泊的自净能力就成了一项重要资源——生态容量资源，它是有限的甚至短缺的，因而是有价的甚至昂贵的。上天赐予我们民族大川大湖，就是上天赐予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和齐天财富。水量巨大的大江大湖稀释净化着各类污染，承载着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当污染总量大大低于江河湖泊的自净能力之时，其生态容量不表现出价值。但是，当污染加重，江河湖泊趋于死亡之际，生态容量这种资源就急遽升值。此时，污水不加净化直接排放，就等于偷盗或抢劫了人民所共有这种基本财富。

根据英国《自然》杂志估算，每公顷江河湖泊水面年均提供的生态价值为8,496美元，中国河流湖泊水面2,600万公顷，两数相乘，折合人民币大约1.7万亿。但中国水污染已经大大超过江河湖泊的自净能力，2/3以上河段污染超载，已属于3、4、5类甚至超5类水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抢救。这样算下来，每年江河湖泊提供的生态价值以及因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恐怕要在2、3万亿以上。还有一种粗略的算法：假设汛期的洪水基本不存在污染，全国扣除汛期水量之外的总水量为6,900亿立方米；全国严重污染河段占总长度2/3以上；两数相乘，则全国严重污染的地表水量为4,600亿立方米。这些水价值多少？德国每立方米12.5元人民币（几年前价格），英国7.23元，美国也有4.29元。中国水资源极度短缺，属于世界上最缺水国家之一，水价理当超过美英德诸国，那么取美英德三国水价中位数每立方米8元，或者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估算水价每立方米7元算下来，上述严重污染的4,600亿立方米淡水价值大约在3.5万亿上下。当然这只是粗略估算，其中的3类水虽不能喝还能浇地还能作发电厂冷却水等等。但不管怎么算，江河湖泊污染损失也有年均2-3万亿人民币。仅地表水污染一项，每年中国老百姓的隐性损失便是2-3万亿。

按照一些学者提出的“十分之一减灾法则”（预防费用约占灾害损失的1/10）,如果事前预防而不是放任，年均水污染损失2-3万亿就意味着每年污水处理投资短缺了2～3千亿。这笔钱，就等于官商勾结把国家偷了抢了。那十倍的年均损失2-3万亿，便只好由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以幸福、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默默均摊了。

这就是令全世界困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繁荣从何而来！一般经济学揭示，除了来自部分产业私有化的高效率，还来自廉价农民工劳动和对祖业（如土地）的掠夺性变卖。“绿色GDP”则揭示，金钱与繁荣更来自于对民族基本生存环境的掠夺性使用。一般民众及后代子孙是灾难的承受者。极少数暴利阶级则是史所未见的超级匪盗。江洋大盗合谋抢银行，不仅要准备流血枪战，潜逃终生，且每人一条口袋，能背动多少？与抢银行相比，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系数极小，出事率不过万分之一、二。即便内部倾轧被抛出来，杀头的也没见有几个。相反，回报率却是极大极大，动辄百万、千万、上亿。作案时不用携械与军警搏命，反倒是军警荷枪实弹维持抢劫现场秩序，如狼似虎镇压受害者。正应了那句古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所不同者，是窃国行为高度普及化、制度化、无耻化；上至高级官长，下至连芝麻官都不算的小村长，几乎全国官吏一体参与。

最妙的是，文化人也及早扫荡了残存的道德良心，使无耻成为全社会通行法则。因此，他们也在这“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分了小小一杯平民血肉之羹。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开发规模大，其工业固废总治理成本相当于东西部地区之和。虽然资源开采在一定时间内，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带来了利益，但是需要处理大量固体废弃物的巨额成本，重金属超标给当地群众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矿山开发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将使当地群众因病返贫，甚至更加贫穷，导致出现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以及自身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卖血式脱贫”现象，最终将毁灭当地的经济。“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是近年来“两会”使用率最高的词之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让人们感到确实应该审视一下中国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