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探险类电视剧:我的“政治情结”

牟丕志
我是一个常常把政治一词挂在嘴边的人。有人说我是善于讲政治的局长，这话我并不反对。其实我并不清楚政治的真正含义。我想，政治这个词是一个筐，只要善于联想和变通，一切都可以装进去。所以，政治一词用途太大了，大得难以想象。平时，我总是开动脑筋，在政治一词上大作文章。我知道，我这里的政治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是两码事，但并不影响我的"政治热情"。
我常把某项工作任务确定为政治任务。什么是政治任务呢，这个标准由我来定。我认为某项工作很重要，必须加劲，必须做好，必须完成，我就把它定为政治任务。既然是政治任务，那就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任务，是非常严肃的任务，必须高度重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认为，人有两条生命，一条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那是爹妈给的；另一条是政治生命，那是组织上给的。如果政治任务完不成，说明你这个在政治方面有过错，那么，你的政治生命就会有危险。如果你想保全你的政治生命，你就得重视政治任务。应该说，大家对政治生命很重视。不能说一谈政治就灵，但提高到政治高度，大家或多或少地给予相应重视的。秘书对我的工作套路很了解，每当我准备召开会议，布署某项工作任务时，秘书就问我是否定为政治任务，以便在讲话稿中加以充分地阐述和论证。于是，我就一拍脑门说，对这项工作是不是政治任务做一个界定。一次，我接到通知，说上级要来我们这里搞调研。我觉得我们单位的卫生太差了，让我很没面子。我曾多次部署过打扫卫生这项工作，但效果不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组织召开了整顿机关工作环境工作会议。我把打扫卫生工作定为政治任务，深入地论述其重大意义，并制订了严厉的奖罚措施。会议结束后，果然立竿见影。局里上上下下面貌一新。上级来了人，直夸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行动快，效果好。并给予我们以通报表扬。
政治任务还有另外的解释。比如，上级来人时，我总是选几位喝酒的高手把上级陪好。可是这些喝酒的高手不愿意上酒桌，怕见上级，怕惹麻烦。我就说，陪上级喝酒那是政治任务，你必须去，不准推辞。这样，他们感到这样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于是他们就乖乖地去陪酒，并做最大的努力。有的喝得胃出血了，还要坚持。这使我十分感动。我想，说现在人们政治观念淡化，其实不然。当你真正认真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政治观念立马就有了。有时，往往真的表现出一种奉献精神。其关键在于调动。所以，我对自己的"政治技巧"十分满意。一次我喝酒喝得晕头转向，讲话就语无伦次了。大家端起酒杯，说要共同敬我一杯。我一口干了杯。我想，我得回敬一杯酒。于是，我端起杯说，大家都要一口干杯，这是政治任务。不喝就是没有完成政治任务。大家见我说到这个份上，都面面相觑，看样子很紧张。紧接着，大家无论杯中有多少酒，都一下子喝干了，有两个人当场就栽倒在地。我这才想到，大家喝的是烈酒，有的刚刚斟满一大杯，这不是有意想把人给干倒吗。看来，政治一词是不能滥用的。
我常说选择干部的第一标准是政治水准。其实，政治这东西概念太大，很难具体把握。越是这样说，越具有灵活性，越能把政治标准变成自己的标准。在我们局，凡是听我话的，顺从我的，支持我的，那就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不听我话的，不顺从我的，不支持我的，那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事实上就这么简单。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我坚决不予重用。而政治上成熟的人，很容易成为我的左膀右臂。所以，你有本事，你可能政治上不成熟。有的人没本事，可能在政治上很成熟。所以，在机关大家都很重视政治达标，对"政治"十分敏感。由于我的标准就是政治标准。所以，我在单位说一不二，没有人敢与我唱对台戏，否则，他就变成了政治上不成熟的人，他就别指望提拔了。我们单位有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理论根基深厚，工作能力很强，干得也很十分出色。但是，我发现他有一些傲气，不买我的帐，一直不肯向我靠近。好像是说，我有能力，我干得好，你就得提拔我。按说，他早应被提拔了。可是，他一直被压住了。因为他不明白，在局里，每一个人的提拔，其实就是我一句话。这一句话我说了，你被很容易被提拔了，我不说，你等到猴年马月也没有用。连这点常识都搞不清，你就别怪我把你打入政治不成熟那一类了。
我爱算政治账。我常说，政治是大账，经济是小账。要算大帐，不要计较小帐。我们局主管的一个企业连年增亏损。我在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从经济上看，我们主管的企业每年损失几百万，但在政治上看，我们还是大有收获的。想想看，我们安排几百人就业，这对社会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不是对社会稳定有好处。有道是稳定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为最大的政治做出的努力，是不是很值呀。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算经济帐，觉得几百万元钱打了水漂。其实，我们办企业还是有很大贡献的。所以，这个企业虽然亏损，我们也要大力宣传，宣传它的社会效益。我这么一说，很多人都茅塞顿开了。再比如，打官司。我们局与一家企业发生了经济纠纷，按说责任在我方，我方应给人们赔偿款。但我偏要打赢这声官司。我花了超过应赔偿款几位的钱找律师，托关系，最后竞然反腐为胜。有人说，这不值得，小钱可以了结的事，却花了大钱。我说，这件事必须要算政治账。一个单位的名誉是政治账，那是无价的。所以，看似不值，实际上太值了。钱付出去，上级可以给拔来。可是，名誉丢了，上级给拔吗。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认为很有道理。
治政名言
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
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
让支持你的人忠于你。
允许有人不喜欢你，
但不能让他恨你；
万一他要恨你，
也要让他怕你。
做好官的要领要牢记
资格老了要防止看不起别人，任职长了要防止办事无所顾忌，
能力强了要防止听不进意见，感情深了要防止放弃原则，
人缘熟了要防止把握不住分寸，关系顺了要防止不按程序办事，
工作忙了要防止互不通气，威信高了要防止主观武断。
放权与限权
中国经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形成这种经济周期因素很多，比如集权-分权因素。观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可以发现，在经济增长与放权让利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在权力比较集中的时期，经济增长通常相对平缓；而在放权让利、地方自主权较广泛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通常较快。但是，这种较快的增长通常又会带来一些问题。
地方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力
权力相对集中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对于这一点，经济学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相对于地方政府，全国性政府获得经济活动信息的能力受到更大制约，在一些领域，其所制定的政策难以对企业和个人形成足够激励。而且其执行也需要借助于漫长的行政链条，而根据实证研究，在一些执行层级，会发生一些指令被扭曲的现象。因而，制定政策、管制经济活动的权力过分集中，常会抑制经济活力，财政收入与就业岗位增长乏力。
面对这种情形，不得不寻找某种方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其办法无非是赋予地方政府以支配资源的较大权力，给予其以制定政策的更大自由空间，鼓励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以本轮经济繁荣为例，部分地方政府至少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创新：第一，通过制度外的税收安排，吸引投资。分税制将最稳定的税源留给中央，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确保本地区的引资竞争力，倾向于突破现行税制安排，采取不合法或变通的方法进行财政竞争，包括自行减免税、变相的税收先征后返以及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等。第二，土地收入当初不在分税制考虑的范围内，因而，地方政府更多地利用土地优惠政策进行引资，同时，也创造出了规模庞大的土地财政。可以说，在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尽管地方政府不控制货币，但地方政府却控制着土地，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土地经常可以左右货币。第三，放松法律及各种全国性的社会政策———包括环保、社会保障———的执行力度，借以吸引投资。比如，对企业随意污染重视不够。
经济学家所谈论的“地方政府”竞争，差不多就是在这三个方面进行竞争，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力。但是，一部分地方政府进行的上述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给了企业以特权。企业，尤其是政府所青睐的企业，普遍地获得了显性或隐性补贴。推动企业积极投资的利润预期，大部分就来自特权贴现及政府补贴。
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以上情况继续的话，这些地方政府与企业会形成一个利益联盟。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对当地民众利益重视不够，比如，对当地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浪费土地。为了经营城市，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联手哄抬商品房价格，而一些农民却未获得应得的合理的土地出让金补偿。这种增长以一部分人享有特权为前提，自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某些地方这种官与商的结盟，自然免不了出现腐败现象，而其客观上的效果便是，令普通民众对公共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有学者研究后得出结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主导辖区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是，以破坏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为代价，追求自己辖区经济的高速增长。
重在限权
上面所描述的周期，其实过去一直重复，即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放权时期，地方政府成了一个个权力十分广泛、基本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实体。正是因为此，地方政府可以经营城市。经营城市就是地方政府权力空前巨大的象征。一些地方政府也可以大做土地买卖，并以土地作为一项重要的招商引资工具和产业结构设计工具。同样因为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限制不完善，所以在其字典里，当地民众的偏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在环境和生态方面。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所创造出来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是不正常的，损害着公平与正义的原则。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市场中的私人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造性活动。相对来说，地方政府更有可能为企业创造出一个较好发展空间。
在经典联邦制下，地方政府会被约束致力于制度创新。而在地方政府权力不受限制的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则倾向于运用权力，直接授予企业以特权，或者向其提供补贴，假如地方的相关官员认识到，企业发展有利于其政绩最大化的话。因此在中国，在向地方放权让利之后所形成的繁荣，既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是政府主导的，也是不公道的———因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并不平等。哪怕是从非经济角度考虑，也必须合理地抑制这种繁荣。
可以说，在放权而权力又不限制的时期，私人企业所享有的，乃是一个比法治之下的自由更为自由的灰色领域。由此不难理解一个乍看起来有点奇怪的现象：在每一轮经济繁荣之后的经济调整时期，都会有大量企业家被控违法违规而落马。张维迎曾说，地方政府竞争可以促进地方政府改进企业活动环境，有利于私人企业发展。或许确实有这种效果，但一些企业所获得的自由并不是法治之下的自由，相反，总是伴随着超越法律和人们正义感的放纵，而一旦进入经济调整时期，他们的自由就没有保障了。
因此，在讨论正确的集权与分权之前，首先需要讨论如何限权。当然，分权本身就是限权的一种方式，但中国的现实提醒人们，若缺乏必要前提，地方分权可能无助于限制政府的权力。经济学通常承认分权有利于激发经济、社会活力，但中国的现实同样提醒人们注意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与道德性问题。分权之后所形成的无数个权力不受限制的地方政府所推动的增长，其正当性当下已遭质疑。
总之，中国的现实表明，放权也能带来净收益，但需以另外一些制度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