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理发游戏:中国科学院创新战略论坛

主持人
尊敬的陈主任、各位同志，上午好!今天我们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论坛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陈锡文教授来给我们讲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大家知道，科学院的创新论坛是2000年的3月份第一次开始举办的，当时举办这一个论坛的一个想法是甬祥同志提议，考虑到我们科学院在知识创新工程里边，要更进一步的，使我们的专家，使我们的领导大家有更高的战略眼光，更具备了解国际、国内各方面的一些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这样使我们在执行创新工程，特别是像今年年初提出来的，两个面向，两个加强，为国民经济、国家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三性贡献这样的自觉性，因此组织这样的一个战略论坛报告。第一讲大家还记得，当时是龙用图同志2000年3月份在这里讲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入世，当时入世谈判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时期，随后陆陆续续请到了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还有国内的一些部长，一些学者呀，到这边来给我们做报告，像今天陈主任他们中心里面吴敬链先生，也在这儿讲过一次经济的问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陈主任来给我们做农业方面的报告，因为农业的问题是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任何领导人、任何一个国民，大家都非常重视的这么一件事情。  陈主任大家知道，他是八十年代初，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中央的政策研究部门，刚才我了解到了，他还跟我们的老领导杜润生，原来是我们的秘书长，后来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杜老，今年89岁了，也在杜老的领导下面，也一起做过研究工作。现在陈主任是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国务院研究中心是我们国务院的一个重要的智襄机构，丽陈主任是这个研究机构里边的领导人，他本人也是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经济论文奖，有150篇论文，十几篇专菩，也是我们国家在农业经济方面的著名的研究学昔，下面我们就以掌声热烈欢迎陈主任给我们做精彩报告。
陈锡文：
谢谢郭书记，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来中国科学院的创新战略论坛，今天我想着重讲一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就是经常社会上大家讲到三农问题。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来，三农间题又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情况也非常特殊，我觉得这次大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角度非常不一样。因为刚才像郭书记讲到的那样，农业问题历来是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但是过去人们对农业问题的关注，往往主要是从农产品的供给状况来关注农业。一般情况下，总是觉得农业丰收，农村形势就好。农业欠收就说明农业、农村有问题，而这几年的情况，大家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这几年农产品的供给一直非常充分，价格也是稳中有降，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农业农村当前存在很多复杂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当前研究农业、农村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更新，思路上也要做出重大的调整。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个命题，就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新阶段。  围绕这个题目，我想讲三方面的情况.第一、关于我国农业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它的基本含义；第二、当前农民就业和收入问题；第三、正在进行的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给大家介绍一个情况，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做参考。
第一、关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样-个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很多同志可能都知道，1998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己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搞农业研究的同志都知道，这旬话不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政治性的口号，而确确实实是有着非常实在、非常深刻的内容。之所以能够提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它的重要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都非常大。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我想很多同志都知道，从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大的变化。比如说粮食的供求关系，从1978年底，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最开始搞包干到户开始，在全国迅速推广了双包到户这样一种经营体制，粮食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到1984年曾经出现过一次卖粮难。当时也有人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是不是就过关了，但是仅仅只有一年的卖粮难，从第二年开始，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就又陷入了四年的连续徘徊。也就是85、86、87、88这四年的粮食产品，都没有再超过84年的水平，那么人口在增长，经济在发展，人民水平要改善，对粮食的需求显然是不断增长。一方面需求增长，一方面供给停滞，这样到1989年，就引起了市场粮价的大幅度的上涨，最终导致物价全面上涨，这是改革以后，在1988年的秋天，先出现了一次比较高的通货膨胀。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各方面又开始关注农业，使得农业重新有了新的发展。所以89年、90年粮食产量又获得比较大的丰收，但是同样的教训后来又重演了一遍。90年出现卖粮难之后，虽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国家建立粮贪的专项储备，以及设立粮食的风险基金这些措施，都是1990年的时候，国务院针对当时的卖粮难的情况制定的。但是对粮食问题，可以说我有一个感觉，也不一定对。往往很多人在吃饱饭的时候，就忘了农业的重要性。所以90年出现卖粮难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四年的粮食徘徊。观在可能很多同志还有记忆，就是1993年的年底，又爆发过一次粮价的大幅度上涨，这就导致了1994年的全年改革开放以后最高的通货膨胀，那一年的物价上涨指数是21.7%，是改革以来迄今为止物价上涨最高的。经济学家的大量分析，都说明1994年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物价的上涨，其中大概六成的推动力主要是来自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粮价的上涨。所以首先一个说明，就是粮食供求关系的状况，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尤其是对于整个物价水平的稳定性意义是非常大的。  到了90年代后半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说，我个人觉得大概主要是这么三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党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第二、由于科技的进步比较明显；第三、由于当时比较好的气侯。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九十年代后半期，粮食持续的比较高的水平。你从政策的角度去看，有些同志可能知道，1993年中央发了11号文件，这个文件中就明确提出，规定原有的土地承包15年的期限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这个政策对调动农民增加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由于有30年的稳定的承包期，所以农民就能够对土地进行一些长期的投资。比如说土壤的改造，水利建设，打基井等等，这一轮的农民对土地投资，就导致了北方的粮食生产条件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相当多的北方的水浇地是在93年以后扩大起来的。第二、从政策的角度讲，1994年和1996年，国务院两次决定，提高粮食合同订购价格，而提价的幅度非常大，1994年提价40%。1996年提价42%，这样三年之内，我们粮食合同订购价就提高了98%，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所以一个基本政策，一个价格刺激，这两方面的政策作用，对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科技的角度来讲，90年代后半期，农业科学家大量研究成果比较普遍的转为现实的生产力。比较突出的是三方面的科技成果：第一、农业部门当初搞的种子工程。在9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主要农产品的品种和种子的更换速度是非常大的，粮种的迅速普遍化，并且在播种的技术上也出现了一系列创新。比如说给种子包衣，就是在种子发育生长时期，所需要的基本养料和防虫防害的这些药物，给它做成种子的衣服包在外面，种到地里头，种子的发芽率和出苗之后的茁壮程度就要好得多。所以种子工程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项关健性的技术就是节水灌溉技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水利部搞了一系列的节水灌溉的示范县，尤其在缺水的北方，通过用管道输水，改变那种明渠输水，减少渗漏和蒸发，使有限的水得到更加有效的使用，在灌溉技术中，还普遍推广了滴灌、喷灌，微灌等等这样一些措施，所以水的利用率提高了，水浇地的面积也扩大了。  第三、农业部门被称作叫白色革命的技术，就是普遍在北方和高寒地区，推广使用地膜覆盖技术，用塑料薄膜覆盖在地上，实际上最至少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通过地膜覆盖技术提高地表的温度，这样就可以使得在高寒地区作物提前插种，延长作物的生长期。从东北的惰况上看，比如说玉米采用地膜覆盖技术，大概可以延长玉米生长期两周左右，这意义是非常大的。我曾经在六七十年代，我在黑龙江兵团当知青的时候种地，我知道找在那个地方，一年的物上期只有110天左右，早上来的早一点的话，作物就来不及成熟，那么用了地膜覆盖技术，由于作物生长期延长了半个月，就保证绝大部分作物都能够按时成熟，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第二、用地膜覆盖技术之后，可以减少土壤的水份蒸发，用农业的话就说，土壤保墒比较好，使得作物在苗期生长比较好。所以这几项关键技术，应该说对农作物的普遍增产，尤其是对北方地区的粮食增产意义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方面的很重要的作用，我刚才讲到就是90年代后半期气侯比较有利。现在大家回过头去想，可能90年代后半期，我们国家主要处在一个丰水时期，降雨量比较多。当然降雨多也容易造成问题。比如说1998年的特大的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也很大，但是从农业的角度去讲，中国的农业应该说更怕旱，因为用农业，搞农业的同志跟我讲，水灾是一条线，水淹是一条线，而且洪水来了到退走，-股情况下是十天半个月，即使庄稼毁了，你补种都是来得急的。旱灾不行，旱灾是一个是一大片，而且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从这一轮的旱灾，到今年暑期，解除旱象之前，最长的地方旱灾己经连续三年，往往一个季，就是一季农作物，三四个月的旱灾是经常发生的，一发生就容易导致大面积的减产甚至绝产。所以相对来说，如果降雨多一点，对局部地区是造成洪涝灾害，但是从整体上讲，对农业生产，对粮食生产是更加有利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1998年是我们最大的洪涝灾害，但是1998年也是有史以来中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也能说明就是降雨多一点，总体上对农业的增产更加有利一点。所以我想九十年代后半期，能现这样一种粮食供求关系的历史性的转变，确实是有它的必然性。刚才我讲了政策的原因，科技进步的原因都说明了这种必然性。但是也要看到其中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比如说天气比较好，特别不容易的是政策的因素，技术进步的因素和气侯的因素，这三大有利困素，都结合在一个时期内，体现在农业生产中，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从现在的情况看，太家都知道，中央一再强调农村的基本经昔体制要长期稳定，这不会变，这将是个长期的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因素。但是你比如说，粮食提价这个因素，我估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就很难再重复出观。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粮食供过于求，粮价本来就比较低迷，再要捉价市场就不接受，当时我们有些农产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国际市场，如果进一步提价，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可能就等于把国内的市场更多的让给了国外的农产品，所以像提价的这个因素，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你就用不上。  气侯这个因素更是不能做不了主，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很明显的北方地区进人了一个少雨干旱的季节，灾害就多起来。从这个角度去讲，我个入觉得，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粮食供给以及其它主要农产品供给状况的明显的好转，但是对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对粮食这样一种基本的农产品，我们还不能够掉以轻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这事还是后果会非常严重。  刚才讲到中央的判断，98年的时候提到叫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实际上等于从1995年开始，粮食走出徘徊，出现了丰收的景象之后，95、96、97、98、99年连续五年粮食都是丰收的。连续五年丰收，丰年有余，当然库存的粮食数量就相当大，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到今年3月底，因为我们国家的粮食统计年度是从每年的4月1号到次年的3月31号。也就是说到3月底，2001粮食年度末的时候，我们国有粮食部门的，粮食库存的总量大约是5300亿斤。农民家里的存粮，经过国家农交队的初步调查，估计在3月底的时候，全国农民的存粮大概是4300亿斤，合在一起就是9600亿斤粮食，这是社会库存。这个库存比去年产量还要多，去年的粮食总产量是9100多亿斤，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应该说我们讲，目前农产品的供求状况非常好，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当然这里头也有很多的同志谈到，粮食的库存数量有没有水份，库存的粮食放时间长了，是不是有成化的现象，霉变的现象等等，这个都应该说值得考虑，但是无论如何要承认的一点事实是，粮食现在的社会库存确实数量是非常大的。因为2001年，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都是减产的，而且减产幅度很大，2000年的粮食减产幅度是减了9%，是建国以来，粮食减产幅度最大的一年。去年又减了一百多亿斤，那在这样粮食减产情况下，市场粮价没有发生波动，这说明，整个杜会的粮食结佘数量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作为我们国家，能有这么一个粮食供求的局面，得来是非常不容易。
刚才郭书记讲，我八十年代基本上一直在杜老手下工作，1983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农研室的时候，杜老领着我们讨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时候，老人家就讲过一句话，我印象一宜非常深。他就说，只要能给我300亿斤的存粮，我就敢改革统购统销体制，那是83年讲的话，他只要300亿斤佘粮，他就要做大的改革动作。现在我们库存是5300亿斤，所以这个和当年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应该说能够取得这么一个局面，确实很不容易。我刚才讲三方面基本的原困，也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如果今后要继续保持这么一个好的供求局面的话，还是离不开这些原因，政策的困素、科技的因素、自然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去讲，我之所以要强调我国粮食供求关系的这种转变是带有历史性的，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确确实实看到，我们国家受粮食供给不足的拖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受到的不利影响实在是太大，很多同志一讲起中国，总是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人多地少。所以在有些同志的概念中，似乎觉得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不足，也应该是一种常量，好像基本就是应该这种样子，由于资源状况就是这。好多了解历史的同志应该都知道，中国真正进入人多地少的时间并不长。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历史资料能查到，现在能查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比如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定都在北京的时候是1644年，离开今年是358年的时间，顺治元年的时候，1644年。顺治皇帝定都北京之后，整个社会经过两三年恢复，逐渐趋于稳定的时候，在顺治三年，1646年，清政府曾经做过第一次的人丁普查，因为当时的人口调查跟现在不一样，不是做全体人口的调查，就做人丁普查，人丁普查是指16岁以上男子的登记。根据顺治三年的人丁普查资料我们分析判断，1646年顺治三年的时候，全国的总人口应该是8845万人，那就是358年前，我们国家的总人口是8845万人，根据当时户部的土地要纳锐，从登记纳锐的土地来看，当时耕种的土地面积是6亿亩地。6亿亩耕地，不到9000万人，平均每个人有7亩地，比现在的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要高得多。也可以说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还不能算是人多地少的国家。但是随后大家都知道，由于康雍乾盛世等等其它方面的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顺治在位时间不长，十几年，后来是康熙，康熙在位是62年，接着雍正13年，再接着是乾隆60年，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康雍乾盛世就是135年时间。在这135年时间中，人口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康熙登基的时候，总人口不到9000万人，但是到乾隆去世，他是1799年去世的，18世纪最后一年，那也就是中间隔了130多年时间，那时候总人口己经突破了三个亿。就是130年多时间、人口从不到9000万一下增加到突破3个亿，所以也可以说，近代中国人口的巨大规模.它这个基础是在康雍乾期奠定的，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实物需求对农业的这种压力。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的传统办法就是开荒，增加耕地，在康雍乾期间也是特别明显的。
我刚才说到顺治三年的时候，土地的登记是6亿亩，到1799年，其实乾隆己经，他去世那年，他己经退位三年了，他当了三年的太上皇。所以到1799年的时候，根据现在的资料能查证，当时全国拥有的耕地是10.5亿亩。也就是说在130多年的时间中，开垦了4.5亿亩的耕地，这个数量你要细想一下的话是非常惊入的。因为我们一说起中国的农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业文明史比我们国家整个的文明史要长得多。我们经常讲，中国是五干年文明的古国，但是到过西安，到过半坡的同志都知道，在当地的考古挖倔中，能查到的我们种植小米的历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到过宁波的同志，去河姆渡看过那儿的考古，那也能知道，我们种植水稻的历史有7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七八千年的农业，-直到顺治到北京的时候，才开垦6亿亩地。但是从康熙到乾隆，这135年的时间中，就又开垦了4.5亿亩土地，所以你想想开荒的速率是非常惊人的。  你倒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就感觉到我们的状况就更令入值得深思。我们去年公布的到去年年底的耕地面积是19.14亿亩，比200年前，1799年，乾隆去世那年的时候，土地登记10.5亿亩，又增加了8.64亿亩地，这还不计算半个多世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基础建设大概占用了三亿多亩，将近四亿亩耕地，所以实际上有一个现状我们必须去认真的分析，就是在最近的200年时间中，我们实际上又开垦了12亿亩地，那是差不多过去七八干年文明史中，开垦土地的两倍，这200年中。这一方面反映出人口的快逮增长，对于食品的需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我想大家一定能联想到，为什么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来，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处于这么一种严峻的状态，和在最近的200年时间中，如此规模的开垦土地是有直接联系的。  因为坦率的说，在过去的七八千年时间中，并不是说我们的先人就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多地可以开垦，关键一个是没这么大的食品压力，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先人从他们自身的生产生活经验中，很朴素的经验告诉他们，有的土地是不能开垦的，开垦之后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实际上在我们200年中，新开垦的12亿亩耕地中，相当大的部分，就是靠毁林开荒、毁草开荒来的围湖造田。所以也可以说在这200年中，我们自然生态环境的破环和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是直接有联系的。到了90年代末.我接触到一些国外专家学首也讲到，最近这些年到中国来考察访问，明显的感觉到中国国民，普通老百姓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对可持续发展的认同，这个程度明显提高。我在想，这个和我们进行的大量教育有关系，但是最本底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直接有联系。如果到现在为止，如果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开荒的这种势头无论如何你是制止不住的。之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对环境问题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并且在实际行动中，采取一系列恢复生态环境的做法，比如说退耕还林，种树种草，比如说在南方推行的平院行洪，移民建镇这样一些措施，除了认识的提高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了物质基础，解决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所以我想中国农业进入新阶段，尤其是粮食供求关系的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它最重要的意义，很可能是改变入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变化，使得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处理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像过去那样，无限制的、无节制的挤压自然资源，改变这种做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很多同志都知道一些基本的数据。比如说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有将近3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由于水士流失冲走的地表土超过50亿吨。我们辛辛苦苦，农民在那儿种地辛辛苦苦一年，从地上打出的粮食，充其量就是5亿吨。但是地表土流失一年是50亿吨，流失的50亿吨的地表士中，氮磷钾的有效成分大概是4300亿吨，我折成存量，这个量和我们每年对土地施进去的化肥的氮磷钾的存量基本一致，我们失进去的这些化肥差不多当年地表土流失都给带走了。  有很多同志知道，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一年冲走的地表土大概是16亿吨。其中有1/4左右是淤积在黄河中下游的河道里。所以河南以下这个河段，差不多黄河的河底高度每年要提高十公分。治理黄河的过程中，长期以来，都是采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办法，泥沙在里面淤积，人在外面把堤岸越筑越高，最终导致了现在所谓的黄河这条地上悬河。很多同志都知道开封的河段，黄河的开封河段的河底的高度，大概比开封市内的，城市地面的高度要高出12米，差不多这条河就是在人们四层楼那个高度在那儿流，所以当年李白诗作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说开封河段要是一旦绝口的话，那水可真是从天上来，那后果会非常严重。北方是这样，南万的状况很多人也非常忧虑，等年长江一发大水，汛期一到，很多入部搞水利的同志最关心的就是洞庭湖，洞庭湖的水位，前一段又报洞庭湖的水位超警戒，原困何在，原因就是洞庭湖是长江上最大的通江湖泊，它跟长江是连着的。洞庭湖对调节长江的水位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南方也由于是人增地减，人们不断地去围湖造田，所以洞庭湖在这半个多世纪中，面积的缩小是非常明显的。根据现有的资料，建国初期我们洞庭湖水面的总面积大概是4500平方公里，但是到1998年汛期之前，那时候的洞庭湖的水面只有2500平方公里，少了2000平方公里，这个水面都到哪里去，其实都围湖造田。大家到潮南湖北去，听到当地老百姓经常讲的一个，叫垸，土字旁一个完字，垸就是用人工在湖边把堤岸做到湖里去，把土地从水里涝出来，完了把水排干，里面就变成一块可以耕作可以居住的土地，一个垸子里面，小的垸子可能一两个村子，最大的垸子我们有一个县，一个县40万人住在里面，上百万亩的土地。这些地原来都是湖，都是水面，这么弄出来，主要也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998年大洪灾之后，我曾经到湖南、湖北去做调查，当时一个老农跟我们说，我们去征求意见，当年总理98年抗洪之后，总理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平院行洪，建镇。所谓平院行洪，就是要把这个垸子打掉，把耕地和村庄还给湖面，完了把老百姓迁出去，再建新村建新镇，我们去了解老百姓对这个政策是否拥护，有一位老农就跟我讲，这回得真是吸取教训，过去我们是不给水出路围着嘛，说洪水来了，水不给我们活路，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所以大家对总理提出来平院行洪的政荣非常拥护。在这儿之后，洞庭湖沿岸还包括其它一些大的湖泊，都进行了平院行洪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行洪蓄洪的能力才能大大的提高。  我觉得讲这些情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主要农产品，就是粮食供求关系的这种明显的变化，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观实的经济方面的，比如说对价格的问题，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方面都有它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国这个有着12亿多人口的国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而且是形成了一个粮食供求关系比较宽松的这样一种局面，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在选择发展逍路方面，对于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这个意义更加显著。所以我要强调的一个就是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它的意义确实是非常大的，而一开头我就讲到的，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也确确实实和这样一种供求关系的历史变化是连在一起的。  从农业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没有解决供求关系中的数量矛盾，坦率的说，品种、质量、安全性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提不上，你必须先解决人家吃饱，正是因为供求关系宽松了，大家觉得数量矛盾基本解决了，因此消费者才会对农产品提出品种和质量的要求，特别是带健康性和安全性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对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从单纯的数量增长，转到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轨道上，意义也是非常大。也就是说，当前在各方面的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业如果不发生这样一种，从数量转到质量、效益的这种转变，它也是不能满足目前的市场的需求。尤其在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大家都知道入世之后，农业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搞农业的同志经常在一起讲，如果我们在入世之前没有完全农传插供求数量矛盾的解决的变化，入世之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非常大，非常大，因为你数量矛盾都每年解决，毫无疑问，国外的农产品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如果我们自己数量矛盾没有解决，我们的品种没法优化，质量没法提高，那我们的农传播，跟国外的产品相比就更加没有竞争力，国内的农产品市场就有可能更多的被国外的农产品所占据，所以在九十年代末，我觉得农业进入新阶段，应该说是一个有着非常探刻，是在内容的一种判断，而且进入这个新阶段，无论对农业，以及对整个匡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农业进入新阶段，我们从实践生泪中能感受到主要的标志是两个方面。-个方面其实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农产品供求中的数量矛盾基本缓解了，但是农产品供求中的品种质量矛盾，却比以前更加明显和突出了，生产者怎么能够生产中更加符合消贯昔要求的优良品种和高质量的农产品，这是当前主要的矛盾，进入新阶段之后，农业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我们把过去的单纯的、片面的，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到以更加注重品种优化和质量提高的这样-种发展模式上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第二、很重要的标志我们过去讲农业发展的困难，往往更多讲的是农业自然资源不足，当然农业自然资源不足这种状况会长期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我锅台讲到，总的耕地面积11.14亿亩，人均耕地面积是1.6亩，1.6亩这个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丽水资源分析的状况更严峻一些，我们的人均水资源是224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所以对农业来说，土地和水是它的最基本的资源，这种资源不足的状况我想会长期存在，但是表现出来的情况和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我们讲农业发展受到的制约，基本制约是资源不足，但是从现在的状况，尽管资源不足的资源还存在，但是更现实的，更明显的制约是市场需求问题，对衣民来说，现在不是担心生产不出东西来，而更担心的是生产出来之后，销售不出去，卖不到好价钱。所以从目前阶段来讲，农业进入新阶段，斋要研究第二大部分，如何去突破市场制约，使得农产品有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样才能给农业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从这个意义角度去讲，我觉得进入新阶段之后，我们对农业的看法需要有一个大的变化，过去的农业发展主要就是为了追求产量的增长，而现在的农业发展，必须符合当今的世界潮流，也符合国内的市场需求，把量点转到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方面来。这对农业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变化，我们的农业也很难从整体上提高它的素质，我们的农产品也很难在国际上提高竟争力，我想这是想讲的第一点，关于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的基本含义。
第二、当前的农民收入.问题。我一开头讲到，现在大家关注农业，觉得农村有很多矛盾和问题，主要担心都不是认为农产品供给不足，实际上现在是农产品出现了阶段性的过剩。越来越多的同志更清醒的认识到，当前对农业问题的关注，其实主要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所以我们也经常说，过去分析农村形势，主要看产品产量，现在看农村形势，主要看农民的收入和生括状况，这也是要和过去发生一个重大变化的方面。  应该说当前的农产品的供求状况，至少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就是建国以来最好的阶段。但是从农民收入增长的状况来看，至少我个人这么认为，可以说是农民的收入状况，正处于改革以米，20多年中，最严峻的一个状态之中。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严峻，我觉得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持续的下降。1996年的时候，全国衣民的人均纯收入，那一年增长了9%，应该说增幅是比较高的，能有这么高的幅度，和1996年国务院又一次提高粮食价格有关系，因为那年粮价一下提高42%，所以对农民的增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第二年开开始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不断下降，1996年是9%增长幅度，1997降到4.6%，差不多降到一半，98年是4.3%，99年降到3.8%，2000年的增长幅度非常可怜，只增长2.1%，很多同志行讲到了，农民粮食增长幅度连续四年下滑，这当然是表现形式农民严峻的局面，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惰况，但我个人认为，这还仅仅是一个农民收入增长形势严峻的表面现象，之所以说它表面的，很简单的事实，因为它毕竟还是在增长，即使2.1%它也是增长，但实际上我觉得问题更严峻的是另外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衣民来自农业的收入绝对额在减少，这不是收入增长幅度下降，而是收入的绝对额在减少，从1998年开始，这个局面就出现。  1998年农民来自衣业的人均纯收入，减少了30多块钱，99年继续减少了50多块钱，2000年又减少40多块钱，就是三年下来，平均每个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了131块钱，这131可能对很多域市居民来说，不算什么大事，也许一家老小出去玩一天，或者吃顿饭就花掉了，对农民来说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因为去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一年一个人的平均收入才2366块钱，其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不是一个小数，更严峻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了一个产业，连续三年不能给它的经营者带来收入的增长，反而使它的收入在减少，很多同志都能理解，这个产业面临着危机，因为不会有人愿意，更多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投资之后不能带来更好的回报，所以这几年了解民生产资料市场的同志很多都知道，化肥不好密，地膜，塑料薄膜不好卖，很重要的原因，农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投资不能带来收入，我怎么还会往里投资，所以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坦率的说，不仅会影响当年的农民生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民的后进，去年的农民收入增长状况虽然有所恢复，去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是是4.2%，比2000年翻了一番，2000年是2.1%，去年恢复到4.2，应该说好像好转一点，而且其中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也有所恢复，去年增加了30块钱，但是你统帐算下来这四年下来，农民人均来自的农业收入，还是比1997年减少了100块钱，所以应该说农业面临着某种程度上说它面临着凋敝的危险，我觉得应该说不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农业不能给农民带来收入的增长，就没有人愿意对它投资，尤其是长期投资，我想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理解。我觉得农民收入增长，面临严峻性其实更突出的是来自农业收入减少，这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方面，收入严峻性的实质性的方面，我觉得第二方面，有这样一个经济问题。收入增长，这样一个经济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那么最突出的就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甚至有一部分地方是减少，导致了地区之间，域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我刚才讲到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这用的是全国农民的平均数字，其实大家知道，各地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大中域市郊区农民的收入，更多的是来自非农产业，而内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因此实际上农业的减收，真正受影响大的是内地的中西部地区的普通农民，我们在统计上用了一个概念叫做纯农户，纯衣户这个概念我们指的是这个农民家庭的全部劳动力从事的都是农业，没有从事非农产业的，当然有可能从事一部分自己的家庭副业。第二个概念指纯衣户的家庭人均收入，90%以上来自农业，来自非农业的不到10%，这样的家庭我们把它叫做纯农户，根据90年代末，国家统计局做的第一次中国农民普查的资料来看，我二亿三千万个农民家庭中有59.3%的农民家庭属于纯农户，也就是说接近60%的农民家庭基本上没有多少非农业收入的，也可以这样推断，绝大多数纯农户，在过去的四五年中，他们实际上是处于收入额绝对减少的这种状态之中。所以总理在几次会议上讲到农民收入问题严峻性的时候，他用的都是两个概念，他一个是讲这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下降，第二个就是内地中西部地区粮棉主产区的农民相当一部分陷入了收入的负增长，收入在减少，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必然就引起地区之间和域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很多同志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上海目前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大概是6800块钱左右，和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基本相当，这是农民收入最高的地方，而农民收入最低的地方，从统计角度看是西藏，但西藏有很多特殊政策，比如说农牧业锐的减免，比如农民子弟上学的免费，以及一部分医疗的免费等等，所以正在做比较的时候，它不具有可比性，除开西藏之外，农民收入最低的省份是甘肃和贵州，这两个省经常不是它排在最后，就是它排在最后，这两个省的农民人均收入是不到1500块钱，你可以算，地区之间比较来看，农民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4倍多，差距就非常大。如果城乡之间比较，我觉得更让人感到不安。去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块钱，全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6860块钱，我刚才己经讲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2366块钱，他们之间的比率是1:2.9，一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的收入相当于2.9个农民的纯收入，应该说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这两个概念本身是不一样，按道理来说是不比的，作为可支配收入，在座的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家领的工资都叫可支配收入，当然现在投资结构多元化了，我可能拿出其中一部分去买股票，去投资，有这种状况，但总的来说，可支配收入，只要你愿意，他都是你的消费资金，但农民的纯收入就不是这个概念，农民的纯收入中它包括为第二年进行经营活动的经营费用在里面，比如说种子的钱，化费的钱都在里边，所以从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来看，它的纯收入中大约最多只有65%是可以用于他继续消费，所以按道理来说，这两个概念不能比，但是没有别的指标，所以你也只能这么比，比下来，我刚才讲到去年的实际状况是1:2.9，之所以说这个问题的严峻，要知道1978年，改革之前城乡局面的收入差距是1:2.57，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改革改了24年了，结果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扩大，我想大家都能理解，绝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他一应会引出一连串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我想这是当前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的严峻局面两个关键性的实质问题，一个是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另一个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在特定的条件下，第二个问题有可能转化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觉得要对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复杂的惰况。  去年召开中央衣村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制定了2号文件，在去年的2号文件中，中央明确的提出对农民的收入问题要有一个全局眼光看待，2号文件中明确的提出，提了五个如果，如果农民收入增长出观持续的这种不景气的状态，引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一个如果是讲，如果农民不能够从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得到实惠的话，我们现在这种供求状况比较好的农产品的局面，就有可能要发生逆转，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农民总是指望着发展生产之后，能够增加收入，但这几年情况恰恰是丰收了不一定增收，所以农民没有从生产发展中得到实惠，农民没有积极性，迟早还会有一天导致农产品供给不足。  第二、如果二号文件里面讲，如果农民不能提高购买力，我们扩大内需的方针很难真正落到实处的，我们毕竟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民没有购买力，所谓中国的大市场，它就只能是潜在的大市场，不是一个现实的大市场，因为你多一本人买不起东西。而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我们统计的农村市场，是指的县和县以下的市场，统计上经常有一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它分乡以下实现的部分，县以下实现的部分，和城市里面实现的部分，目前在县和县以下实现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年消费者零售的37.8%，我们经常讲到60%多的农民，但是在他们所处的县以下的市场中，他们的购买力只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的37.8%，很不成比例，而这个比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80年代中期的时候，县和县以下的消费品市场，曾经占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3%，从十多年前的53%，降到了现在不到38%，降了15个百分点，很清楚的一个，城市市场扩大很大的，相对来说县和县以下的市场在萎缩，当然这和农民的流动性提高，和农民买一些大件消费品可能到城里去购买，有这样的一些联系，但是总体来说60%多的人口所处的市场，购买的份额不到38%，这无论如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你真正想扩大中国的市场，扩大内需，你就必须让农民尽快的富裕起来，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否则扩大内需这方面政策是很难见效，你到很多消费品的设汁企业去了解，心里都非常淆楚，比如我们看到家用电器不断的在降价格，电视机的价格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相信，包括外国人来看都目瞪口呆，但是你要去问厂长，经理，问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生产厂家的经理它都非常清楚，就是可惜农民买不起，只要农民买得起，我们这些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都末免供得上，现在问题就是农民买不起，因此这个市场很难扩大。
第三、如果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能不断提高的话，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一定会逐步增加，我想这个大家是能理解的。如果让农民长期的处于贫困线之下，相当一部分农民，甚至不足温饱，在现在的信息社会中，它都能看到，通过电视，通过自己的流动，看到城里人是怎么生括的，他觉得心态越来越不平衡，引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四、如果农业不能提高自身的积累能力，没有效益就不能提高自身的积累能力，就会导致我国的农产品在国际上难以有竞争力，你自身没有效益，没有积累能力，你就不能对农业再投资，不能采用新的技术，你产品当然就没有竞争力。  第五、如果农业出现大的波折，将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我想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所以从中央提出的五个如果来看待农民收入的重要性的话，我觉得确确实实应该看到，农民的收入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和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直接相联系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说一段时间来，大家对农民的收入，整个社会对农民收入的关注程度明显的提高了，有很多同志在问，就是说既然大家都很关心农民收入，中央和国务院当然更关心，为什么不采取几项有力的措施，努力的去增加农民收入。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问的非常好，因为这个问题提出来，就可以引导我们更深入的去研究农民的收入，为什么在现在出现这样一种严峻局面，因为为农产品供给状况非常好，但是农民收入非常严峻，如果认真的去做一些分析，就会感觉到解决农民收入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或者说单纯的靠一两项政策措施就能解决问题。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到农民收入增长，其实主要靠两个方面，一个是靠来自农业的收入增加，-个是靠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当前影响农民收入的当然主要也是这两个因素，第一、就是影响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第二、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专业就业难度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现象大家都好理解，因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谷溅伤农，农产品供给过多了，几个就下降，但这个还仅仅是一个表面观象，我觉得之所以出现当前农民收入增收困难，和我们现在杜会经济，技术的发展阶段是有直接联系的，我觉得从这两方面看，你都能看得很清楚，比如说农民的收入来自农业部分减少，什么原困？表面现象是谷溅伤伤农实质的原因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很深刻的联系，我们现在社会处在一个什么发展阶段，这个我想大家学了总书记531讲话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个话它是针对十五届五中全会，2000年10月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央制定十五计划的时候，曾经讲到，到2000年我国在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水平，是针对这个话讲的，困为十五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五计划那个文件，我也参加起草，也参加全会的工作，我知道中央文件中提出来，2000年我们在总体上实现小康水平，但我知道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领导同志，对这个判断，至少在认识上是有保留的，它觉得地区之间差距这么大，农村还有3000多万没有解决温饱的人，能不能说总体上实现小康，要从他当地的情况去看，他觉得不大容易接受，你比如我曾经碰到过，当时贵州的负责同志他跟我说，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省的11倍多，人均GDP，上海和贵州之间差11倍多，他说你把我们俩一平均，我们都是小康，这事你叫贵州人他接受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我觉得当初提出总体上实现小康，应该说中央的判断是非常有依据的，因为小平同志当初提出小康的概念他本身的内涵很淆楚，在座的同志可能部很清楚，八十年代初，小平同志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振方的时候，第一次跟他讲到实现小康这个概念，当时小平同志说，从现在开始，他说到八十年代初末，就是从80年到90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90年到2000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翻两番之后，他说我们人均GDP应该达到800美元，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实现了小康，所以小平同志说的小康内涵非常清楚，第一、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翻两番，第二、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他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观现代化，这就是他后来概括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所以要从小平同志当初提出小康概念的内涵来看非常清楚，我们在1995年实现GDP比80年翻两番，所以中央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来，因为GDP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了，所以到制定九五计划中央提出了到2000年要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结果这个指标在97年又实现了，所以说小平同志讲的GDP总量翻两番这个指标，我们在97年就实现了，2000年毫无疑问大大超额了，但是人均GDP这件事比较麻烦，因为小平同志当时用了800美元，大家都知道这20多年这个汇率变化不得了，老人家讲800美元的时候，那时候美元换人民币才两块多一点就换一个人民币，-个美元换二块多点人民币，到了我们2000年启、算实现人均GDP达到800美元的时候，我们一美元要换八块三毛钱人民币，但是因为当初提出800美元，所以这个要实现800美元，我们在2000年末实现人均GDP，按现在的汇率算800美元，因此中央提出到2000年总体实现小康，可以说这两个指标都实现，但是各地不平衡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总书记几次又讲过，虽然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水平，但是这个小康还是个低水平的小康，还是不平衡的小康，因此他在提出总体上实现小康以后，要花很大的努力去进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性的特征。
我们整个国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应该说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一方面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提高，生活水平在改善，当然另外一方面，你能看到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变化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从消费结构的变化中，我们看到有两个东西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就是经济学分析经常用到，恩格尔系数，居民生活费开支中用于食品开支的比重叫思格尔系数，那么这方面的变化非常显著的就是这几年，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去年诚镇居民的凰格尔系数只有37.8%，和十年前相比，大概降了八个百分点，思格尔系数下降，说明居民有更多的，在生活费开支中，有更多的钱可以用于个人发展的开支，比如说用于教育、旅游、购买住房、购买汽车等等，使他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这当然是个好事情。第二个变化的很重要的指标，就是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在下降，这两个也是相联系，经济学上讲的弹性，跟咱们科学家讲的物理上的弹性是不一样的，它是用两个增长率的比较，具体来说我每年新增加的工资用多少用来增加购买食品，这两个之间的比率，比如说我增加了100块钱的工资，我喜欢喝茶，我在增加的100工资中，我有10块钱用来增加购买茶叶，我说这个茶叶这个商品的收入.弹性叫0.1，这个概念，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城镇居民的思格尔系数和食品收入弹性系数都在明显下降，这个下降我刚才讲了，他首先是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思格尔系数，一般做经济社会研究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在分析恩格尔系数的时候经常讲到，如果思格尔系数在60%以上，如果你生活费开支60%以上的开支要用于购买食品，我们说它是没有解决温饱的阶段，恩格尔系数在50-60%之间，是解决温饱的阶段，恩格尔系数在40-50%之间是开始进入温饱有余，低水平的小康阶段，恩格尔系数在是30-40%之间，是开始进入富裕阶段，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都是在30%以下，我们现在城镇居民的思格尔系数不到38%，农民是不到48%，这么一个状况，这本来是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它给农业确实带来了很现实的挑战和压力，因为你恩格尔系数下降，你食品收入，弹性系数下降，所以我农产品的市场扩大很困难，因为你收入的增长中，开支的增长中，大部分用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买我的食品，农民就面临-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刚才讲，一开头讲到，当前农产品市场的扩大是个现实的问题。面临最大问题实际上在这个阶段，恩格尔系数下降，居民恩格尔下降是必然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节一定导致食品收入弹性需求下降，因为食品收入弹性技术从市场学的角度，它是一个分析这个商品的市场前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析手段，比如说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我当年下乡，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领工资，32块钱一个月，大概干了有八年，第一次说给我们加工资，加五块钱，当时大家非常高兴，加五块钱工资，我们一股知青都拿干什么去，我们基本上都跑到连队小卖店去买那个玻璃瓶装的红烧猪肉罐头，我至今记的很清楚，2.48元一个罐头，五块钱正好买两个罐头，那时候没有零钱，找你两盒火柴，就算是给我五块钱的收入，我五块钱部买了猪肉吃了，猪肉这个商品的收入的弹性非常高，它是1，这个商品的收入弹性是1的话，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商品的市场是无限大，因为它意味着就是人们只要增加收入，增加了都买这个商品，这个市场当然就非常大，所以你看从六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农民养猪是不用犯愁卖不掉的，要发肉票的，所以你尽管养猪，扩大市场，他想让人家多花钱，农民只能减少自己的收益，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进入这个阶段之后，衣业方面增收的困难，和这个阶段是联在一起。所以我就说，你很难简单采取一两项办法增加农民收入，你得想办法，让城市居民增加在食品方面的开支，但是在这个阶段难度很大，医为城里老百姓觉得我也吃好了，我也吃饱了，你再让我吃我也吃不下，就不好弄了这个事，而且更严峻的问题，我刚才讲的都是相对的比率弹性，你从绝对额来看，这几年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对农产品市场的扩大是极其不利。我做了一个大约比较笼统的统计负析，比如说去年，去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6860块钱，比五年前，比1996年热均增加了2020块钱，收入为面，人均增加2020块钱，增幅应该说不低的，由于收入增加了2020抉转.它的生活费开支也增加，增加了多少？人均增加了1300多块钱，将近1400块钱，还有一部分是它的结佘，在增加1300多块钱生活贯开支的情况下，食品开支增加了多少呢？增加了109块钱，这个就很悬殊，开支增加1300多，食品开支只增加109块钱，你概率算一下，这两个之间出弹性，都是增量，从这个阶段，从962001年阶段，城镇居民贪品收入弹性只有0.05%，食品收入弹性0.05是什么意思，给我增加一块钱的收入，我只拿出其中五分钱用于扩大食品消费，其中九毛五我是用在别的地方，所以农民很困难原因在这个地方，给你增加一块钱，你只拿出五分跟食品有关系，其他九毛五并没有关系，农民当然挣不着那九毛五了，同时他拿出这五分钱还不都是民挣来的，因为我刚才讲到，食品的总开支和五年前相比，陈城镇居民入均增加109块钱，你看一下食品开支结构这个问题个就大了，这109块钱的贪品开支增加额中，仅仅是用于外出开支，人均就增加128，外出开支大家知道吃的农产品的价钱有限的，主要是对服务业的支出，同时城镇居民用于烟、酒、茶这些嗜好品的开支也明显增加，人均增加四五十块钱，这两项就增加就已经超出他食品开支的增长总额了，所以这里头一定有一些商品的开支绝对额是在减少，减少的是哪些产品？四大类产品，第一、粮食开支，粮食开支2001年和1996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减少开支83块钱，第二是油脂开支，植物油炒莱的，人均减少10.5毛钱，第三、肉禽产品，包括熟食在内，入均减少开支25块钱，第四、莱，莱的开支人均减少是4.4毛钱，这里外里一加，这四项产品，2001年和1996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用于这四项产品的开支减少137块钱，农民为什么孩子农业收入减少我想非常淆楚，因为农民农业收入主要来自它把产品卖给域市居民，城市居民把现金兑出来这个过程，但是现在城镇居民入均用于这些农产品的开支是减少的，农民收入干部我觉得看的还是挺准，所以各地号召，比如说吃爱国肉，买爱国菜，吃爱国水果，他让你买，让农民可以多得一点钱，是毕竟和市场经济不相吻，持续部下去的，所以你但坦率的说，你要相增加农民收入，根本性的办法只有一个，只有扩大城镇居民的数量，如果你现在如果三个人的农产品的生产只卖给一个人吃，再多钱也不行，尽管大家在这方面的开支在减少，但是如果城镇居民的总体规模能够比较快的扩大的话，毫无疑问，农民的收入还有可能维持增长。当然从农业自身来说，调整结构，优化品种，提到质量，通过转化加工也可以扩大市场，但总的来说，我们收入水平这么低的状况，刚到800美元就出现农产品过剩，就出现食品收入弹性的下降，出现重要产品收入弹性的负增长，刚才算的粮、油、肉、莱这四大农产品，收入弹性都是负的，这在一般国家是很难理解，你800美元的水平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其中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城市化开支。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是减少农民，才能富裕，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群体，农产品市场才能真正扩大。这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一个方面原因，这个跟我们发展阶段连在一起。第二个方面原因，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就业的这种难度增加。这个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现在发展阶段也有关系，尤其是和技术进步特别有关。从技术的角度讲。我记得总书记在十五届五中全会的时候也讲过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特征，他说我们观在处在什么阶段，我记得2000年10月份讲的，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工业化任务尚末完成，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的阶段，是一个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行的阶段，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国家来说意义非凡，正因为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行，所以你不仅可以发展高新技术，而且可以用高新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由此才引出了我们说的，在这个阶段载们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传统产业可以用高薪技术来进行改造，所以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这个阶段有一个新的问题，或昔说他引出新的矛盾是什么呢？在这个阶段中，普遍采用先进技术。所以一定会导致一个资本和技术大规模的替代劳动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会对就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一搞技术改造，一条新的生产线上马，多少人可能要下岗，就是这么个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城里发生，在农村也在发生，农村尤其是乡镇企业，我们在评价它的历史功绩的时候，它有一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前，叫设备企业的时候，他的全部从业人员不到3000万人，2900万人，1996年的时候，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了一亿三千五百八十多万人，是八年的时间，农民主要靠自己的努力，用乡镇企业创造过个一亿多就业岗位，这条是非常了不起的时期，但是从96年以后一直到现在，乡镇企业的就业岗位再也没有增加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是有所减少，去年年底乡镇企业从业总规模是一亿三千零八十三万，比1996年减少500万人，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乡镇企业产值在增长，利润在增长，锐收在增长，出口在增长，但是就是就业规模不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到乡镇企业自身也在出现以资本替代劳动，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对农民来说，是个很不好的消息，就是它就地转向非农这个路很难走得通了，因此带来一个农民严重的后果，农民就不得不又自留在土地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下，尽管技术在进步，生产手段在进步，但是我国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是在增加。你要讲总皇去看，去年年底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三亿二千多，三亿二前之五百多万人，这个总皇比1978年改革之前增加了4000万人，当然农民的数量在增加，耕地不断在减少，实际上农民自留在土地上就业是非常不充分的，一定然程度上是隐性失业，必然导致农民的收入就很难增加。有两个大数大家比较起来现在看是很清楚，去年三亿两干五百多万农业劳动力，我讲的是，只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和林业，农村中的非农产业不在里边，这个农业中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是多少呢？是44.43%，将近45%，这是从事农业的，我们国家，劳动力将近45%的在从事农业。去年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多少呢？15.2%，将近45%的劳动力，由于他投入农业，它形成的财富只占GDP的15.2%，在农业中创造财务的水平只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的1/3左右，当然农民是富不起来的，因此这个状态不改变，衣民很难富，但是问题进入乡镇企业的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两年大家能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流动就业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大，作为民工少，我们国家由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流动，在农村的农民当地派出所，在城里的居民也是当地派出所管，流动人谁管，经常是说不清楚，所以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门有权威数字发布说是到底有多少农民在流动，没有这个概念，学者们经常讲的，大约8000万，可能超过一个亿，但都没有突出，没有权威的统计表，只有一个参考的数据。这个参考数据是什么呢？大家看令年的统计则要，去年年底，这个统计资料上写着，农村人口是七亿九干五百多万人，己经低于八亿了，我当时感到很吃惊，我去问过统计局的朱志森局长，我说怎么一下子农村人口减的这么多人，只占总入口比重的63%，他说指标改了，指标换过了，这个指标就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指标，他不管你户口在哪里，我们以前统计户口在哪里怎么统计，这次的统计是用的，我不管户口在哪里，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居住超过半年以上，我就把你统计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七亿九干五百万是半年之内没有离开农村家乡的人，现在说的农村人口的概念，但回过头来你到公安部去查，公安部的户籍统计资料给地很请楚，因为我们国家户口就是分两类，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农业户口去年年底数量是九亿三千多万人，所以这两个数一个碰，碰出来一个概念什么呢？有一亿三千八百二十万人衣业户口的人，已经半年以上没有唇住在他的户口所在地，大概理解的就是流动的数量大概这木大，一亿三千多万人。我前两天去日本跟人家讨论的时候，问到中国的农民流动问题，我说这个数，把如果农民吃惊的够呛，你这个数字一亿八千三百二十万比我全日本的人还要多，我不敢想象，整个日本人要是都跑起来的话，会成什么样子，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是包容量非常大，到底是个什么基本状况，因为现在各项统计工作太不齐全，很难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
我曾经做过一个对湖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基本资料的分析，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湖南它是内陆省，它不是经济发达地区，也不是最贫困地区，现在在湖南省，市，城市一级，当然这里省域，有地级市，有县级市，在市里面外来人口的比重占1/4，在镇这一级外来人口的比重占13%，也就是说应该看到城镇里面，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的比重在迅速的提高。如果我们的社会管理如果跟不上的话，确实会引出非常多的社会矛盾，我刚才讲到，对农民来说，他等于是逼到一条没有路的路上。刚才讲的乡镇企业，这几年不增加就业，反而还在往外吐，耕地越来越少，你不能在耕地上安置越来越多的人，所以没有别的路，只能进城，如果城里不能给他提供有效的就业机会的话，我想就会出现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大家现在非常关注农民流动它的社会意义到底是什么，应该说从市场经济角度讲，劳动力作为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不断的流动和重新组合才会有效率，所以农民流动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我们的杜会管理体制是不是做好准备，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会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尤其是大城市，对待农民工从政府到普通老百姓，自觉不自觉的歧视现象是普遍存在，你歧视你不要以为没有后果，你歧视他对他造成的心里伤害有一天可能会是要遭到回报的，很难说，我们在城里也做了大量的民工，甚至民工的子弟，我们做了大量的访谈，我们曾经看到了我们研究人员做的一批，在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孩子们的访谈录，我看了以后，心灵上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北京是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是不是人，这了之后是，确实心里上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十一二岁的孩子可以问出来，北京是不是中国的，北京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是不是人，就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这类出来处理不好的话，我想这一代长大之后，我们可能面临着很大的社会方面的，存在的潜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看到的一条，农民在流动过程中，尤其是进入城镇，他来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我想必须处理好两方面问题，一个是能不能给他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一个是城市社会，能不能给农民以公正的对待，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必须处理的。现在看这两方面，都有很大问题，进城的农民也不一定都能找到工作，而旦工资压的非常低。
我在城乡结合部地去看有很多小饭店，小旅馆，我去问一下，在那里面打工的小女孩，基本工资300块钱，当然老板跟我说的是，我管吃管住，管吃当然饭馆吃点东西不难，管住其实就是饭馆晚上关门之后，把桌子一拼，铺盖一铺就在那儿住，300块钱，这样的数子，我到深训去调查，大家都说深训是高收入地区，但是你要去问民工，大部分工资400块钱左右，我碰到一够十七八岁的孩子跟我谈的时候，其实现在孩子，农民孩子是非常有思想，他就跟我腾，他我在这个镇上打工，你比如说深训的部级我去，外来工比较多，十七八岁的孩子跟我讲，我打工的这个镇，我父母亲二十年前就在这儿打工，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父母亲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工认识之后，谈恋爱再结婚了回家，生了他的，现在过了二十年，我再来打工，看到他父母亲在20年前当地拍的照片，在他现在自己来讲，明显感觉到深训变化真大，变的真好，但就一个没变，工资没变，20年前我父亲打工就是400块钱，我现在打工还是400块钱，从这个角度去看，觉得工资能压的这么低，马克思的理论讲的有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在，大量的待业人员占工资就低，这就涉及到一个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为什么这么困难，我想这和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现在大的经济结构，我们讲一二三产业，大家能分析一下，看的就很清楚，我刚才讲的一产跟农业，在GDP中占15.2%，而且大概以每年降0.6个百分点速度再往下降，我们的三产去年的比重是34.4%，加在一起你就算出来，二产是制造业，加工业、制造业占的比重50%多一点，接近51%，这个结构之所以对扩大就业非常不利，就是它的服务业比重相当低。你看所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工业化这八个国家，它的服务业比重都在70%以上，农业的比重一般在百分之二到三左右，工业的比重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五六，都是这个水平，发达国家都是这个水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该说务业的比重是50%上下，而我们现在在30%左右，我们比发展中国家低了15个百分点，因为工业品这个市场，说来说去是有限，我买回一个电视机，我可能用十年不用，我再有钱也不能天天换电视机，只有服务业这个行业，它是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市场机会。现在实际上我想大家在城市里面生活，-方面感觉到生活中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很多家庭愿意花一些钱，购买服务，来减轻自己的家务负担，或者自己的发展。但是另外一部分，又没有这种规范的市场，可以让你买到服务。另外一头，农民跟撞头苍蝇似的，转来转去又找不到工作，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想在我们现在讲调整结构的过程中，应该说不仅仅简单的调整农村的结构，而且要努力的调整整个的国民的结构，努力的提高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来让农民转。
在十五届五中全会的时候，总书记讲到，从我们国家实际状况出发，有两个现象是必然长期存在的。第一、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象，也就是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这是必然要长期存在的，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动员社会一切积极力量来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就业的比重，在民营经济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在中小企业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社会由中企业解决的就业，就是农村除外.城镇居民中，大约70%是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相当大部分实际上是个体和私营经济，这是一个要长期存在的。
第二长期存在尤其重要的是总记讲的，技术上的多层次性将会长期存在，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不发展高技术，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有竞争力的企业，我们在国际上站不住，但是要解决这么大的就业问题，仅仅靠最现代化的大企业解决不了多少，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靠传统技术解决来相当大的就业问题，否则这个事解决不了，从这几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状况来看，大家能看到我们去年GDP增长7.3%，这其中增长最快的确实都是和新技术有关的这样一些行业，比如说大家熟悉的IT行业，网络业、通讯业、金融业、保险业等等这些，增长得快，有些增长幅度在30%以上，但是你仅仅靠发展这个，我觉得解决的就业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行业不仅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需要劳动者非常高的素质。北京往东走一下金融街，再往东走，将来人家说建CDB都在那边，很漂亮的写宇楼，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从事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企业和行业，我们调查的时候也去看，说那里到底有没有农民就业的机会，有没有呢，也有一点，门口站的保安是农民，里头擦地的，清洁工是农民。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农民进入城镇之后，如果有一个和老百姓生活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才能给他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从我们现在发展阶段去看，我觉得客观上，由于我们过去一些领域改革的滞后，比如说城镇化的滞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之后，对农民的增收确实带来了一些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尽管现在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很严峻，但是你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必须理性。所谓理性，就是优于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和目前的阶段性的变化有关系，所以它很难靠一两项简单的政策，一下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又要下决心，有紧迫感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从根本上，比如说加快城镇化步伐，加快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整个社会氛围对待农民的态度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农民收入问题，应该看到，它不是一个短期内就能迅速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采取方方面面的具体的措施，有针对的缓解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的困难。  下面我简单的讲一下第三个问题，关于农业农村战略性结构调整。从中央和国务院最近一系列关于农村工作安排来说，非常强调的一个就是，实行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它的根本目的或者说基本目标，就是要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当然其它还有很多目的和目标，比如说提高农业的综合素质和农产品的竞争力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是解决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很多同志在问，改革以来，我们农业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现在又提出个战略性结构调整，这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含义，什么关系。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实际上我们过去习惯了这种结构调整，我把它概括为不一定准确，概括为主要是数量方面的调整，也就是对农民来说，解决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的调查，这种调整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很有效的，但问题是这种调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个局限性就是，只有当市场出现这个产品多了，那个产品少了的时候，你进行这种调整才是有效的，比如说粮食过剩了，棉花短缺，农民就少种点粮，多种点棉花，市场也平衡了，收入也增长。但现在农民你要去碰到，问到他的问题，他就跟唱歌似的，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我们下去的时候，农民经常问，谁能告诉我，明年种什么，因为他到市场上看了半天，没有缺的，没有缺的怎么弄，没法这个减一点，那个加一点，所以偏重于数量性的调整的，在农产品，各类主要农产品出观普遍的供求平衡，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没法调，这是一个局限性。
第二、数量性的调整，即使有余地，调整的时候佘地非常有限。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实际例子来讲，粮食是我们最重要的农产品，我们现在每年的粮食需求，正常情况下，4亿9千万吨，就是9800亿斤左右，我们正常的年需求量是这么多，我们现在的粮食的生产技术水平，每个插种面积，因为粮食有复种，一年种两季，按播种面积计算，我们每亩的粮食产量是580斤，所以要按这个技术水平看，要满足我们粮食总需求，我们的粮食插种面积就不能少于16.5亿亩，如果少于16.5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是满足不了消费，那就可能出现粮价暴涨。但同样的道理，你不能超过17亿亩，超过17亿亩，粮食就会供过于求，会出现桔贱伤农，所以正常年景下，我们粮食的播种面积应该保持在1617亿亩之间，这是目前的技术水平决定的，再往前发展会减一些。
这个幅度会给出我们一个什么概念，粮食多种一点，少种一点，最大的调节余地是5000万亩左右，你调大了就要会出新的问题了。5000万亩这个数量相当大，拿到国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量，在过去也是，差不多是农业大省的粮食面积，但是你跟17亿亩粮食自身比的话，比重很低，它就3%，就是你调了5000万亩，增加5000万亩，减少5000万亩粮，对粮食播种面积只调整3%，在市场上反映出来是很微弱的。那么对农民来说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是，粮食价格不好卖，我调了，调出来5000万亩，农民一定要这个问题，这5000万亩我种什么，我要不种的话，那我就没收入了，所以一定要解决种什么的问题，种什么又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你调下来的这部分资源怎么配置，每一种农作物，农产品它都有自己的供求规律。这几年农民在这上，应该说吃了相当大的亏，比如说北方农民相当习惯的一条，粮食减少就种棉花，但是棉花又有它自身的供求规律，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每年棉花总需求大概400万吨，8000万担棉花，按照我们生产技术，有6000万亩种植面积就够了。农民不清楚，粮食减少了，他又多种棉花，一种就种多，种多棉花就不值钱，所以这3、4年来，这个棉花可以说把北方农民折腾苦了。98年的时候，那时候棉花比较缺，96年、97年的时候，当时棉花是统一定价收购，每斤皮棉7块钱，农民觉得这个价格很好，棉花种的比较多，纺织厂受不了了，所以政府决定把棉价放开，市场定价，当时农民种的比较多呀.你市场一定价，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棉价下跌了一半，三块三，三块四一斤，农民觉得这个棉花没法种了，觉得99年吃了亏了，2000年少种，一少种供不应求，棉花价格就涨了，涨到六块钱，涨到六块钱衣民又觉得六块钱种棉花肯定比种粮食上算，所以2001年多种，种了多少，种了7500万亩，比正常的需求多出1/4，我们800万担棉花就够了，结果去年棉花总产量是一亿零二百万担，多出2200担棉花，这个棉价又跌回三块四，三块五。所以我想明年肯定，农民又不愿意种了，今年春棉已经减了13.4%，今年棉价肯定要涨.肯定是这么一个过程。你调不好就出新问题。
还有一个调整，尤其是南方种大中城市，郊区，农民那个基本结构调整方向种蔬莱，这和我们各级领导号召，包括媒体都有关系，我在中央电视台有朋友，你做节目的时候千万注意，现在我看中央电视台，包括新闻节目里头讲农业结构调整的时候，70%以上画面，播的是农民调整结构都是种蔬莱，尤其是大篷里种蔬莱，搞得农民觉得，调整就是种蔬莱，蔬莱就种多了，现在这个蔬菜种到，全国种植面积是两亿五千万亩蔬莱，是什么概念呢？全国男女老少人均有两分莱地，就是133平方米，那么莱在很多地方可以种三茬四茬，大篷里甚至可以种到八茬，十茬莱，无论如何是吃不了的，去年的数字没出来，前年的统计数字出来的时候，我们蔬荣的总产量4.4亿吨，8800亿斤，占全世界蔬莱总产量的67%，2/3的莱都在中国。所以实际上必然是两个情况，-个就是一部分莱卖不出去，烂在地头。再一个卖的菜不断降价，所以下去碰到农民，农民很苦恼，我们下去调查的时候，也看到前年看蔬莱价格好，去年我扩大面积一倍，产量增长一倍，销售量也增加一倍，恰恰这个市场价格跌了一半，我白辛苦一场，一点没多增加，跟前年一样，早知道还不如不多种呢，我说你少种点也许价格还高点呢。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到，城镇居民去年用于蔬菜的开支，已经比1996年人均减少14.4块钱，农民还在增加蔬荣，价格怎么上得去，收入怎么上得去，所以这种现象说明的是什么，农民的结构调整，现在仍然没有眺出过去那种数量型的调整，我想这次讲出的数量型。战略性的结构调整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的，不是着眼于偏重于数量的调整，而是偏重于品种的优化，质量的提高，它是讲的这一点。你把思路转到这边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种17亿亩粮食，多了，那么过去传统的办法我减了，减五千亩种别的据，观在减出来种别的也种不了，其实一个最基本的我仍然种粮食，但是我可以把市场不畅销，价格比较低的品种淘汰掉，包括一些虽然高产，但是口感不好，价格不高的粮食品种淘汰掉，我种上优质的，高价值的品种，我这就是调整，这个调整可能产量上有数量变化，但是更重要的是品种方面的变化，质曼方面的变化，更加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要是按这个思路来调的话，可以这17亿亩良田，每一寸±地都可以调，这个调整的余地就大大的拓宽。现在状况，很重要的一条，对农民来说，没有从思想上转到这方面。当然不仅是农民，包括我们的农业管理部门，包括基层政府，基层组织都有这个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了的增产就增收这个概念，没有转过来，长期以来，习惯于调整就是指数量的调整也没有转过来，当然这里面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农民都知道，优质化，优质才能优价，才能增收。因为市民己经这么改过来了，比如说粮食上，我有个印象很深的，前几年碰到袁隆平先生，杂交水稻之父，那是三四年前了，那次在长沙碰到他，跟我聊的时候，他很苦恼，他说我前几年到哪里去的时候，是很受欢迎，人家说杂交水稻之父，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怎么怎么的，这两年不行了，跑到哪里去，人家后头指指点点，说这个就是袁隆乎，他弄的杂交稻一点都不好吃，所以弄的他很伤心，他下决心他说一定要搞出超级杂交稻，超级杂交稻很重要的的一点，他跟我讲到，虽然也有一个产量，但是他不像以前那样追求那么高产量指标，800斤就不错，但是他非常追求质量指标，口感，那样产量降低一点了，质量好得多，市场就好得多。这种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完成这个转变，作为农民和基层管理干部往往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尤其在我们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更是这样。我也接到过一些农民的来信，就跟我说，我己经种了优质品了，怎么还是卖不掉.还是卖不出好价钱，湖南的农民种水稻写倍跟我说，陕西的农民种小麦的也跟我说，我有一次专门去陕西找写信的农民，到厩是怎么回事，问完了，县里面的干部，乡里干部，村里面的干部农民都在，我说我听完之后，我问几个问题，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说第一什么叫优质粮，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所有人都面面相击觉得这个事很难回答，什么叫优质品，农民说村长告诉我，这是优良品种，我就买了，村长说这是乡长说的，乡长说这个品种是县里开会的时候，这是优质的，我说县长谁说的，他说是农科院谁谁说的，我说市场经济的非常追要的一条，只有消费昔才能说它是不是优质品，困为你卖的掉，卖好价了，就是优质品，你哪怕科学家说的，官员说的，都要经过市场检验，才是优质品，所以拿过来优不优，科学家考虑的优不优，他有他的指标，比如说抗倒伏，比如说耐高温，都是优良品种的标志，但是不一定就好吃这个东西，农民听了种了这个，城里人说味道不好，不要。我说你这个第一定义什么是优质品，不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框架上，你不知道什么是优质品，第二、经营管理体制，我们这个家庭经营在这种国情下，要长期稳定，毕竟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的分散，所以我们才提倡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发展产业化经营。耶么优良品种拿回来了，这是很简单的事，各家都有自主权，我愿意种这个，郭书记不愿种这个，种那个，那就麻烦了我这个地上，这两亩种的这个品牌，他那个两亩地隔一道田埂，种的那个品种，小麦氧化了，风一吹，什么品种都在一起了，优和不优根本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全部杂交，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事，所以说经营管理体制，服务体系不健全，你搞不了优质品。
第三、收粮食，我们一个乡镇就是一个粮站，一个粮站大家去看了，就那个十几亩地，二十亩地，就那个几个仓库，你知道一个乡的农民要种多少品种，小麦可能要种三五十个品种，每个品种都耶么多，他收购的时候他不管你那套，春小麦就是春小麦，冬小麦就是冬小麦，最多给你分到是红麦，是白麦，是花麦，就到头了，他绝对不会给你分到什么鲁麦几零几，他分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那么多仓库可以分。所以农民辛辛苦苦这个品种弄来，那个品种，到仓库里都堆到一起了，他混收混储混运，对加工厂来说，这比劣质品种还不如，困为它连最基本的物理化学指标都全部搞乱了，什么粮食都在里头。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你没有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你这个优质品种了也白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调整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人的观念的转变。所以中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讲农业农村经济要实行的不是一股的结构调整，而是一种战略性的结构调整，我想这个含义是非常深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人的观念，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的运行机制，要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去，农民的生产，农产品的流通，要按照市场的需求来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这是它最基本的。至于具体调整的方向，其实中央都是反复强调过的。我觉得就是四个方面重要的大的方向，各地自己要去落实。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讲的普遍的优质化，所有的农产品都要追求优质化，不仅是种植业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果产品都是一样。只有优质化，才能满足国内市场，只有优质化，入世之后，我们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竟争力。在讲优质化的过程中，我想和我们科学家们特别有关的一个问题，现在要优质化，不仅仅是一个优良品种的问题，而且要有科学的栽培技术和养殖方式，加工方法，更重要的是入世之后，大家越来越能感受到的一条，就是所谓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的问题，如果什么都是好的，但你解决不了有毒，有害物质残留物的超标，再好的东西也没用，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制造业，入世之后，中国成为制造业的中心，这个很多国外人很紧张，其实我知道国外很多做大中农产品生意的商人，我接触过不少，他们经常，从96年开始.我接触当时美国最大的肉类期货雨和美国一个大的粮商，他就跟我讲过，96年的时候就跟我讲过，他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世界的大厨房，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显然你们搞大中农产品，搞不过北美，搞不过南美，搞不过澳洲，但是你搞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一部分畜禽产品，一部分水产品，一部分园艺类产品，就是瓜果、蔬菜、鲜花、盆景这些，也就是简单的说，在农产品成本中，凡是地租所占比重占的比较高的产品，我们不会有竞争优势，因为我们地太少，但是倒过头来说，凡是农产品成本中，工资所占比重比较高的产品，我们一定有优势，因为我们农民的工资水平低。过去入世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说了扬长避短嘛，我们有优势的产品要打出去，这一两年下来，大家看的很淆楚。所有的发达国家对你设置的技术壁垒，对你设置的绿色壁垒，就是把你挡在外面，因此必须非常重视一个，即使是我们说有优势的产品，仅仅靠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个优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品种的优势，质量的优势，安全指标方面的优势，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优质化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尤其在这个阶段，优质的含义要比以前宽的多，不仅仅是个优质品种的问题。
第二、调整的大的方向，要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尤其在国内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现在看呢，大的格局已经形成，我们东中西三个地带，农业在发挥比较优势过程中，大的格局初步形成，所谓形成就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根据它的区位优势，根据它的经济技术和农民市场经济意识方面的优势，适当的少生产一些大众的普通农产品，比如说粮棉产品，更多生产一些经济价值高的，可以出口或昔可以替代进口的产品，这样对当地农民来谈是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几年浙江做的就非常漂亮，粮食播种面积明显碱少，瓜果蔬菜可以出口的，可以替代进口的产品明显增加，对增加农民的收人意义非常的大。同时它就实现丁一个项目重要的转变，当地粮食的生产量减少了，但是需求量还是在增长的，那么这个粮食市场就等于让出来，给了中部的粮食主产区，我们经过测算一下，大概结构调整之前，我们东南沿海八个域市，就是京津沪，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这八个沿海城市，在结构调整之前，自身的粮食产区缺口2000万吨，400亿斤粮食，它还要从主产区调入，经过结构调整，到今年年底，估计它自身的产斋结构会扩大到4000万吨，也就是说它腾出了两千万吨的粮食市场，让给了内地的主产区，这毫无疑问，对粮食主产区来说，发挥它的优势，增加粮农的收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至于西部地区，大家看的比较清楚，在政府支持下，主要的通过和恢复当地生态环境有关的，发展林果业，畜牧业，特色农业，也在开始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从99年开始到今年的6月底，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整个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的面积达到6700万亩，退耕3600万亩是完全的的退讲还林，我在一开始讲到过去我们是毁林开荒，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开始做退耕还林，退耕还林不仅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政策下，实行的退耕还林，对农民来说又是一个直接增收的一个具体的途径，因为按照国务院制定的政策，在南方每退耕还林一亩耕地，政府补贴农民300斤粮食，在北方是补贴200斤粮食，那么每亩地不管在南方和北方，只要是退耕还林，政府补贴50块钱的树苗和草种的钱，还有20块钱的生活费用，所以你折算下来一看，农民每退耕一亩地，政府给他连粮食带钱合在一起，大概200220块钱，这个对很多地方农民，有的农民我到陕北去看，有的农民是一年就致富，因为他那边地又多，你到陕北，到玉林区看人均十亩八亩地，所以他一退，一个人退个六七亩，根本不话下，一个家里可能退出三十亩地，退三十亩地他可以从政府那里直接拿60块钱，要是三四口人一个家，不是基本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三个地带米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使得中国农业，在总体上达到效益最高，这是第二个大的方向。第三个大的方向就是进行对初级农产品更多的进行转化和加工，这样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的市场，所以我知道这个，我们的科学家们现在关注农业，不仅关注农业的品种的培育，优良品种的培育，栽培养殖技术的创新，农民重要的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关注到农产品加工技术。应该说这方面有非常大的潜力，而且对农民来说极其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开头就讲到，初级农产品的销售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人吃到一定程度，-定吃不下了，生理上决定，他不是说谁钱挣的越多，就吃的越多，他不是这关系是吧，吃到一定的程度吃不下了，你怎么想办法再要收他的钱，他不吃了你就不好办了，你比如说我到陕西的咸阳去调查，很多现在国外的学者都承认，咸阳地区，无论是海拔的高度，还是纬度，还是土壤的酸碱度，都是全世界苹果生产最好的地方，如果他科技问题解决了之后，确实生产的苹果质量非常高，发展的很快，但这几年也开始出观卖准，我前几年到那儿调查的时候，在一个农民家里聊天的时候，这个农民就问我，他说你吃不吃我们陕西的苹果，我说吃啊，陕西尤其咸阳出的红富士质量非常好，非常高，他吃了多久，我说好几年都吃，他说你尔吃多少，-天大概一个，吃完晚饭在家里，一人拿一个，苹果也大，六七两，七八两一个，削完了之后，看电视吃一个，就是这个老头跟我提出来，说你看你工资经常在增加，你苹果老吃一个，你叫我怎么办呢，我的苹果怎么发展呢，那问题就回到这上来，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当地一个民营企业家，跟我一起去的，他是做苹果汁，苹果原汁，他说非常简单，你给陈主任家送苹果，卖苹果去的，送他一个渣果汁机，苹果放进去，不吃苹果了，就渣果汁吃的话，三个苹果渣出来就这么一杯汁.我想我就跟他说，是，你三个苹果渣出来一个汁，这么一杯汁，我坐那儿看电视，半个小时我肯定喝下去，这三个苹果我就吃掉了，当然你要给我啃三个苹果我肯定吃不下，因此说明加工业的发展，对于扩大产品的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意义是非常重要。我们在这方面落后的太多，现在像中央提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非常重要一点，这方面我们面对的对手都是巨型的跨国公司，所以加工业的发展一定要是高起点，高科技的含量，马马虎虎的搞的话不如不搞，你比如说搞饮料，现在大家非常简单的大家都能感觉到，饮料就是几大类，你比如说现在碳酸饮料，含气的饮科，基本上我们喝的大概没有多少果产品，只有一个健力宝，还有杭州一个非常可乐，剩下你问孩子，他就知道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雪碧，这都是美国两大公司，就这两大公司，而且现在大家现在看的很淆楚，他说我是上海人，小时候在上海从小喝郑广和汽水，自从可口可乐扩了，郑广和没了，变成人家的装罐厂，到了北京二十多年了，在北京一开头来喝北冰洋汽水，现在也没有了，也是可口可乐装罐厂，所以现在要看到一个国内，国际竟争，国内化的趋势，要搞这类产业，如果不能战胜国外企业，不能跟他平起乎坐的话，你趁早不要搞，搞了之后，最后也是个人家创造市场，给入家打基础，果汁饮料也是，进入中国的大企业都乐，美国的，尤其柑懦饮料.基本上都是都乐的，它能跟你竞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佛罗里达的橘子，他是在你中国，在湛江那儿的橘子，用你的橘子在中国加工装了瓶卖给你，它的竞争力跟你是一样的，包括可口可乐，它要真是玻璃瓶装的，从大洋彼岸运过来，我估计它就完了，它就打不过我们了，它现在要命的是它在你中国装罐，奶粉也是，现在雀巢奶粉这也很厉害，雀巢奶粉也不是荷兰运过来的，它也是中国组织农民养的牛，在中国加工之后再用它的品牌卖出去，所以搞加工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起点，高科技蓝两，要非常清楚竞争对手就是这大家伙，否则你的产品上不了柜台，上去了慢慢也要被人家挤出去，这是第三个大的方向。
第四大的方向，结构调整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大的方向就是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尽快的转移农业的剩佘劳动力，学术界、理论界一直对城市化有个争论，大城镇好，小城镇好，争来争去，其实可能有的同志看过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建议都比较清楚，建议里头加快城镇化，用了一句话是无所不包的，他说要走出一条大中小诚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所以你看大中小，小城镇都有，中央说，所以谁都在里头有位置，我的理解就是关键是要协调，不协调也要出大问题，因此怎么设计好城镇体系，城镇规划，在这个基础上，大中小城市都共同发展，我想这是必要的，从农民的实际状况来看，我觉得大城镇、小诚镇对它是同等重要，所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说从目前的状况，应该两个支点，-个纽带都需要，所谓两个支点就是大城镇，小城镇，因为大量的统计资料，国内外统计资料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大诚市的经济增长率高，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作，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农民才要跑到大域市来就业，因此没有大城市的继续发展，农民进城很难找到就业机会，它也很难完成自身积累的过程，但是在大城市另外对农民来说不利的地方，就是生活费用高，社会保障的要求高，所以农民打完工挣这点钱，他心里非常涪楚，凭他攒的这点钱成不了北京人，我们到东城区找农民聊天的时候，我说你来了几年了，他说来丁几年了，这样讲，我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他说你问我真想法，我真想成为北京人，但是我自己很淆楚，我成不了北京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在这里攒三五万块钱，小夫妻两个人，你以为我容易吗，七八年，十来年，我才攒三五万，攒三五万块钱，在你们北京人眼里算个时间呀，我指着它买房子，我一年，我们现在考察的结果，大概在北京打工的普通民工，-年可以结佘2500到3000块钱，夫妻两人在这里大概五六干块钱，大家知道五六干块钱在北京买房子，就惨了，大概跑到四环路买一平方米房子，攒一个两居市就得熬半个世纪才能买下米，他说很清楚，他说我成不了北京人，很简单的道理，他说我跟你说，你看不起我攒的三五万块钱，但对我，我只要回去这就管用，对他回去的思想，我们从农民中了解两大类，主要的一类我拿这个钱我回乡，回村，回到我自己的村里，第一件事，我用这点钱就把我那破房子扒了，盖一个跟我们书记一样好的房子，这是他的愿望，但是其中还有一小部分，它又比较聪明，我拿这点钱，我回去，但我不回我耶个乡，那个村，我到县诚，或者到地区所在的那个市，在那里三五万块钱我租一个房，甚至我买一个小间房弄下来，弄下来之后，我前面开个店，后面住人.我就可以家里接出来，我做城里人，也许我熬三五年十年八年，我发了，我再打回北京来，很多农民是这个想法。所以你这里面能看出来，如果没有大城市发展，农民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如果没有小城镇发展起来，农民只能回到它的村里去，回村某种程度上是番返城市化的，困为他把城里积累的财富，又拿到乡下去，你总得想办法集聚，正好如果我们规划的好，建设的好，小城镇起来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从大城市打完工，他可以到小城镇去搞第二次创业，他在那里真正完成农转非的过程，变成市民，这样才有中国的城市化，这两个支点是都需要的，毫无疑问，联系这两个支点就是衣民流动这个纽带，不允许他流动，什么都没了，在流动情况下，大城镇、小城镇共同协调的发展，才能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所以我觉得中央提出来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这四个大的方向，应该说对我们今后衣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道路。
最后我想讲几句，讲了这么一通，我感觉到当前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体现出来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因此我们关注农业，分析农业，研究农业的时候，在思想和观念上，也需要完成一系列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我觉得必须实现这样四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过去对农业的关注，要把过去那种主要关注农产品供给转到更加关注农民的就业和收入上，这是要完成的一个转变。
第二、要把过去对农业只关注它产量的增长，转到更加关注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和农业效益的增长。
第三、要变过去那种仅仅把农业做为一个产业米关注，转变到更加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四、要把过去那种单纯的或者比较突出的关注农村的经济发展转到更加关注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因为坦率的说，观在农村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事业，教育、医疗等等这些方面，这个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不要说和城市之间差距在扩大，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它和十年二十年前比，甚至比那时候还落后，他那个体系不存在，所以怎么样从完成这四个方面的转变，使得我们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加协调，能够促进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21世纪中叶的时候，能够真正实现基本的现代化，关键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的怎么样。
我介绍这一情况，谈这点看法，占用大家太多时间，谢谢大家。
主持人
我想从大家的持续的掌声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今天陈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报告，我想他，因为在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里边，三农的问题，我想牵动着，直接和间按牵动我们每个人的神经，从决策者到普通的打工仔，当然包括我们这些人都在内，刚才他从这三个方面把我们当前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战略判断的依据，然后在这样-个战略的阶段里面，我们农业、农村农民所存在的一些基本的关健性的一些问题，然后进一步的谈到，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一个基本的思路，他刚才谈到的，确实是谈的非常朴素，也谈的非常深刻，说它探刻，他是从一个人们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个角度，用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大量的一些事实，我们所见的，所闻的这样一些大量的事实，谈的非常深刻非常朴素，我想刚才听的同志，大家也都非常聚精会神的听的，我想这个报告确实是非常好的。确实农村、农民、衣业这个问题，对我们中国社会来讲，无论从五千年以前的历史还是到今天，都仍然是中国社会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
在去年的有一次我听家宝同志在一个小的范围里面有一个关于农业问题一个讲话一个报告，他最后结尾是这么结的，他说周总理在生前曾经有一次讲话谈到，说只要我活着，你们就别打农民的主意，我死了，你们也不能打农民的主意，中国农民好哇，当时家宝同志就是用这样的三句话来做他报告的讲话的结尾的，我想今天刚才陈主任的报告里面，不仅给我们有很丰富的关于三农问题的知识，也不仅仅开拓了我们知识、眼界和思路，我想也启迪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上的良知，而且也增强了我们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我们如何搞好我们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的这样一种政治责任感，这样的一种事业责任感，我觉得除了刚才家宝同志转引的总理那句话里面，除了中国农民好哇那句以外，我还想补充中国农民难啊，中国的三农问题大啊，中国农民需要我们帮助，我觉得再次非常感谢刚才陈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
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陈主任。
好，我们再次感谢陈主任的报告，也感谢各位非常聚精会神的听陈主任的报告，今天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