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摩尔的风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党员留学苏联述论

　　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陆续派出一批骨干赴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以此推动中国革命发展。苏联也希望通过对中共干部进行培训来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应对日本的威胁。这一时期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主要有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与东方大学合办的短期军事速成班，学员范围涵盖了中共和红军的各级干部。这一时期的留苏教育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支援了中国革命，同时也存在教学内容脱离中国国情、师资严重缺乏等问题。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中国和苏联各自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一批中共党员干部相继赴苏联进行学习。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没有系统研究，只有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录提及。本文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加以梳理。   　　一、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员留学苏联的缘起
　　 　　20世纪20年代，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大革命的推动，曾出现中共党员留学苏联的高潮，但在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后，留苏运动一度陷入低谷。一方面，由于中东路事件的影响，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几近断绝，加之意识形态的差别，国民党没有再选派人员赴苏联学习；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开始艰苦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很难选派合格人才赴苏。例如，1930年3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要求选派50名学员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5页。），而中共中央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指标（参见“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由此可见当时赴苏的艰难。但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变了这一状况，30年代的留苏运动开始兴起。
  　　首先，苏联需要通过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来应对日本的威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政权。随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逐渐结成同盟，将反苏作为共同目标。日本更是以东北为基地，不断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张鼓峰、诺门坎等地制造事端。苏联幅员辽阔，地跨欧亚，苏联最担心的就是敌人同时从欧亚两边发起进攻，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因此，遏制日本北侵苏联成为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使苏联看到了牵制日本的可能性，因此要求中共从东北、华北等日占区的游击武装中选拔骨干分子赴苏留学，进行政治和军事培训。由此，停办了6年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在1933年恢复招生，开办了专门为东北抗日联军培训干部的满洲班；1935年日军势力开始向华北渗透，东方大学又设立了华北班。(参见“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其次，中国革命的需要。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抵抗，但是艰苦的条件、敌强我弱的态势使东北抗联需要苏联的帮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苏联的距离大为缩短，迫切希望打开“国际通道”，得到苏联的援助；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级干部在长征中负伤或患病，去苏联边学习边疗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30年代初期，苏联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积极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两国关系由敌对转为友好，也为中共留苏学员的派遣提供了条件。
  　　这一时期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主要有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与东方大学合办的短期军事速成班。其中，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为中共高层领导开办政治培训班，莫斯科东方大学主要招收中共的中层和基层干部以及日占区游击武装干部，而军事短训班则主要面向红军的各级指战员。

　　二、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其中共留学生情况
　　 　　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 俄文缩写 КУТВ，以下简称为东大）成立于1921年2月10日，是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以及苏联境内亚洲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高等院校。（参见Н.Н.Тимофеев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КУТВ）1921～1925гг.——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76, №2, p48.）1924年，东方大学已经成为苏联最大的纯政治性质的大学之一，共有来自73个国家和民族的学生共1015人。参见Н.Н.Тимофеев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КУТВ）1921～1925гг.——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6，№2. p54.学校的教学部门分为两个部分，专门招收国外学生的称为A字部，内设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波斯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尼班、印度班等；招收苏联国内学员的称为B字部，设有乌兹别克班、哈萨克班和格鲁吉亚班等。 　　   　　东大自创办伊始就承担起为中共进行干部培训的任务。1928年5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大中国部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东大不再招收中国留学生。（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6号记录”（1928年5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页。）　　   　　1933年5月，东大重新开设中国班，称为满洲班，专门从东北抗日联军（包括兵败后退到苏联境内的部队）中选拔干部进行短期培训。时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书记的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负责招生工作。首批招收的20人在海参崴汇合，待东大寄来200美元和1万卢布路费后前往莫斯科。（参见“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页。）维经斯基公务繁忙，不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负责招生。于是，1933年6月3日，共产国际委派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的美国共产党员蒂姆·赖安前往中国，负责招生工作。（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56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截至1935年底，东大的中共留学生由原来的20人增至70人，班级数量也增至9个。原来的满洲班升级为中国部，分为三个部分：基础班（军政训练班）设在莫斯科近郊的康采沃，共有7个教学班。其中满洲班4个，每班10人，共40人，学习期限为18个月（参见“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80页。），东北抗日联军的李兆麟、魏拯民、陈龙、朱光、李桂林、朱德海等人都曾先后在此学习（参见郝世昌、李亚晨：《留苏教育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1个研究生班，学员6人，学习期限2年；1个青年班，学员9人，学习期限3年。  　　 　　远东特别班设在新佩列维坚诺夫卡，招收在苏联远东边疆地区工作的中国人，包括20年代毕业的原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留学生，有学员9人。 　　   　　短期特别培训班设在东方大学校本部，专门为中共培训在国统区进行秘密活动的特工人员，共有6名学员。（参见“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80页。）　      　 　　193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国部的规模：满洲班扩充至100人，远东特别班扩招到20人，研究生班增至10人，特别培训班增至15人，新成立华北班，从华北的日占区招收30名骨干，特别设立党的领导人员班，招生10名，主要是为负伤或患病的中共高层领导提供疗养和学习机会。这样，中国部的中共留学生达到185名。（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决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131页。）　　   　　东大中国部的主体——基础班的教学设置偏重军事课程，包括军事理论、武器操作和实战演练等，共800学时；其次是苏联式革命理论课程，包括联共（布）党史教程、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班还为文化层次较低的学员开设了汉语、数学、地理、自然知识等课程。（参见“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80页。）总体来看，东大针对中共留学生课程设置较为合理，能够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中共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军事素质的人才的迫切需要。   　　但是，东大基础班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师资严重缺乏：当时在基础班任课的教师共15名（军事课教员为外聘），中国教师有康生、杨松、克雷莫夫（郭绍棠）、吴克坚和赵毅敏，其中只有赵毅敏是专职教师，其他4人均为兼职；苏联教师10名，其中懂中文的专职教师只有吉洪年科1人，略通中文但仍需借助翻译授课的有佩列韦尔泰洛、梅利尼科夫和塔尔甘斯基3人，专职教师只有塔尔甘斯基1人，其余的苏联教师既不懂中文，也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参见“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81页。)如此看来，拥有近200人的中共留学生基础班，只有3名符合要求的专职教师。除此之外，仅有的2名翻译也难以完成课堂教学的口译和翻译教材的笔译工作。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质量。为解燃眉之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一些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的中共领导人如陈绍禹（王明）、陈云、饶漱石等人部分承担起基础班的教学任务，但仍是杯水车薪，难收立竿见影之效。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2月19日通过书面报告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以下建议：  　　 　　1、从纳利曼诺夫东方学院、列宁格勒实用东方语言学院等高校中挑选优秀毕业生来东大中国部工作；  　　 　　2、从现正在苏联的中共留学生中挑选合适人选组成研究生班，进一步深造后担任东大中国部教师；  　　 　　3、从国内挑选10名合乎条件者来东大中国部承担教学服务工作，另选派5名留学生到莫斯科学习俄语后派到东大中国部担任翻译。（参见“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紧迫任务给联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137页。）   　　1937年1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从中国部的教员、翻译及往届毕业生中挑选21人组成研究生班。（参见“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106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68页。）但这并不能短时间内见效，中共留学生基础班的教学问题仍然存在。 　　   　　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东方大学外国留学生部独立出来，对外称为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由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巴维尔?米夫（П.А.Миф）担任院长。（参见“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53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09页。）1938年，应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提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中国部原有的几个教学部门合并为一个，称为共产国际中共党校，仍隶属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之下，由郭绍棠任校长。参见Н.Н.Тимофеев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КУТВ）1926—1938гг.——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9，№5. p41.学校下设政治班和军事班，关于军事班将放在后边部分阐述。政治班开设的课程与此前的基础班相近，增加了中国革命问题、军事课等更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课程。蔡畅、贺诚、贺子珍、杨之华、袁牧之、马明方、蹇先任等人曾先后在此留学。（参见蹇先任：《三八年留苏纪事》，《革命史资料》第1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1938年，东方大学关闭，但东大的中国分校仍然得以保留。1941年德国大举入侵，苏联已经无暇顾及留学生工作，加之日本也取消了北进战略，东方大学中国分校停办。
　　三、列宁学院及其中共留学生的情况   　　列宁学院，创建于1925年末，全称为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имени　Ленина в Москве，以下简称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专门对各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进行培训的党校，学制为2年。学院创建之初，由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担任院长，他被联共（布）整肃后，由季米特洛夫兼任院长，基萨诺娃（К.И.Кирсанова）担任副院长并主持工作。   　    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后至1933年东大中国部成立之前，列宁学院成为招收中共留学生的主要院校。为了便于管理，列宁学院成立中国部，对外称为“Ц部”，由周达文任主任。共产国际要求中共选派50名留学生进入列宁学院留学，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派遣留学生很困难，可否由中共自办学校进行培训。共产国际不同意，认为“目前在苏联境外不可能有比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心的学校效果更好的学校”，但考虑到实际困难，提出可以分批选派。（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84、85页。）1930至1934年间，陈郁、吴克坚、卢竞如、林铁、何一民、杨秀峰、李立三、吴诚、曹轶欧、刘长胜、洪波、李春田等人陆续进入“Ц部”留学。1934年康生担任中国部主任。1934年秋，列宁学院组建中国军事班，招收许光达、滕代远、阎红彦、周平、陈平、高自立、李国华、李子良、胡虎清、李金荣等一批红军指战员入学。（根据以下资料整理：王嘉翔：《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回忆陈郁同志》，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郝世昌、李亚晨：《留苏教育史稿》。）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结束后，中共的11名代表全部进入列宁学院留学，组成1个特别班，包括陈潭秋、饶漱石、曾山、孔原、滕代远、高自立、陈云、欧阳生、林育英、杨松、林达森。（参见《陈云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1937年初，康生因另有任务，中国部主任之职由陈潭秋接替。（参见“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109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81页。）1938年3月，共产国际中共党校成立，列宁学院停止招收中共留学生。  　　 　　学院开设的课程包括列宁主义教程、联共（布）党史、西欧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军事课等等。由于列宁学院的学生来自各个国家，因此开设用英、俄、德、法四种语言授课的教学班。此后鉴于中国学生的数量与日俱增，学校又设立了汉语教学班。（参见刘仁静：《往事漫忆——回忆1926～1929年》，《人物》1996年第1期。）因为列宁学院的学生多为各国具有一定革命经验和理论水平的资深党员，学校的教学方法主要为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自学，写成论文或发言稿，在上课时讨论，由教授加以指点和辅导。因此，列宁学院的课程量不大，每周仅10课时左右。（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卷，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除此之外，列宁学院还可随时根据各国革命斗争的具体情况开设各种短训班、军事班、初级班或高级班等等。 　　   　　与东方大学一样，列宁学院也存在师资力量缺乏、翻译数量不足、教学效果难以达到要求等问题。中国部所有的教师都是兼职的，他们既要在共产国际工作，还要抽出时间来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授课；苏联教师中除了罗戈夫和亨里赫松对中国问题有一定了解之外，其他人均不了解中国革命情况。翻译只有马尔托夫1人，无法完成繁重的工作。直至列宁学院停招中共留学生之前，这些问题均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四、20世纪30年代中共留学生的军事培训 　　                 苏联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培训，20世纪20年代就有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基辅联合军官学校、莫斯科红军军事学校、莫斯科红军高级指挥训练班、列宁格勒军事航空技术学校等多所军事院校招收中国留学生。           1930年6月15日，联共（布）领导层会议研究认为，此前对中国留学生的军事培训学习期限长且课程内容偏重正规作战，已不能适应中国革命的形势，决定今后培训的对象应定位为游击队的专门人才，如指挥员、爆破人员、报务员等，学习期限应缩短至9个月以内，学员人数不超过50人，教学人员应为中国人，教学用中文进行。（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171、172页。）由于这一时期主要由东方大学招收中共留学生，所以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决定由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合办军事班。伏龙芝军事学院（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 М.В.Фрунзи）成立于1925年，以苏军名将伏龙芝的名字命名，是专门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其学员要求必须是团级以上军官。刘伯承、左权等曾在20世纪20年代在此留学。   　　军事班学习期限为1年，共300个学习日，每个学习日包括课上学习6小时和课下自习4小时，共3000学时。课程设置上，“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为主课，共1710学时，占全部课程的57%；“武器和作战装备”、“工程学和爆破学”、“军事地形学和中国军事地理”和“红军作战史”也是重要课程，分别为300、210、180和90学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政治理论课程，如“联共（布）党史、共产国际史和中共党史”、“列宁主义”、“中国苏维埃建设”、“东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等。军事班教学内容设计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如“武器和作战装备”课要求学员不仅要掌握红军武器的使用，还要了解敌军的武器运用，以便日后缴获后能够使用；“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不仅研究分析红军的若干重大战役，还介绍苏联内战中尤其是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游击队的战术，同时还介绍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战术和组织编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参见“中国红军一年制特别培训班教学大纲”，《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3～286页。）美中不足之处是军事班教员均不懂中文，教学完全借助翻译。    　　军事班原本计划招收100名中国红军指战员（参见“盖利斯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初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第336页。），但事实证明这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当时红军各级指战员是最为宝贵且十分短缺的人才资源，很难将其抽调去苏联留学，除此之外，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无法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发送电报，更给选派工作增加了难度，军事短训班一直因为生源严重短缺而无法开办。红军到达陕北后，情况有所好转，而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通过和谈，再次建立了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中共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着手选派军事骨干赴苏联留学。1938年，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合办军事班，刘亚楼、林彪（化名李进）、卢东生、杨至成、钟赤兵、李天佑、谭家述等人曾先后在这里留学。1937年5月，兵败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新疆。应陈云的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建议联共（布）接收393名“游牧人”（为保密起见所用的代号，意指西路军左支队）到苏联学习，东大军事班可以接收100到150人，剩下的可以安排到其他学校。联共（布）中央表示反对，决定将西路军左支队安置在新疆学习，由苏联提供部分资金和师资。（参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308页。）最终，西路军左支队中绝大多数人留在新疆学习飞机驾驶、汽车修理、无线电通讯等，从中选拔22人派到苏联的军事班留学。  　　 　　总体来说，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东方大学合办的军事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注重中国革命实际，师资力量也很充足，但教官全部为不懂汉语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专家，翻译数量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五、评价与结论 　
　 　　尽管在规模上无法同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的留苏运动相比，但30年代中共干部留苏教育仍有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中国革命事业。苏联在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很难公开援助中国共产党，留学成为苏联支援中共的重要形式。苏联通过开办军政训练班、军事短训班等形式，为中共培训具有一定军事技能的实用性人才。长征胜利后，苏联又为一批患病受伤的中共干部提供条件优越的疗养和学习环境，使他们既能够治病养伤，又能够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参见蹇先任：《三八年留苏纪事》，《革命史资料》第16辑，第133页；何一民：《留学苏联片段》，《革命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中共北京市委本书编写组编《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新疆后，苏联通过选拔留学生出国、提供人力物力在国内办学等方式对他们进行培训。这些举措均支援了处于艰苦境况的中国革命。 　 　 　　（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损失了大批优秀干部。而此后的整个30年代，苏联通过留学的方式为中共培训干部，尤其是掌握现代军事理论和指挥技能的军事人才，相当一部分留苏学员日后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如刘伯承、林彪、滕代远、许光达、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等人。除此之外，一批优秀的党政干部也在这一时期留学苏联，如李兆麟、魏拯民、陈云、蔡畅、孔原、陈郁、贺诚等，对中共的干部队伍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留苏教育的成绩值得肯定，但也有一些问题：  　　 　　（一）教学形式欠佳，不能充分满足留学生需求。由于各个院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严重缺乏、翻译数量达不到要求等问题，使留学生很难真正理解并接受苏联式的革命理论。此外，部分院校教学方法简单粗暴，流于形式。例如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曾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方法引入教学，学员都要订立竞赛条约，规定自己各门功课应考多少分，课堂讨论发言要达到多少次，使学员压力很大，普遍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表示反感。（参见蹇先任：《三八年留苏纪事》，《革命史资料》第16辑，第134、135页。） 　 　　（二）教学内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的课程一半以上是苏联式革命理论，如联共（布）党史教程、俄苏革命史、苏联党建等；军事班虽然以军事课程为主，政治课也占相当比例。而苏联式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并不能完全契合，甚至有很大差异。相当一部分苏联教师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授课内容脱离实际，影响了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体来说，20世纪30年代留苏教育虽然政治目的性强，教学方法亦不够科学合理，师资力量薄弱，致使这一时期的留苏教育的目的和效果不一致，投入与产出失衡，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中国革命，提高了部分中共党员的理论水平，培养了一批优秀军事指挥员，密切了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建国之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和50年代留苏教育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党的文献》）〔作者张泽宇，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广州5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