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围堰图片:淳安文化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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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文化寻踪

(2010-12-13 09:32:46)   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淳安就这样有张有弛地走到今天，走过了一千八百年的历史长河，追踪探寻这条长河，是因为它仍然活着，它有生命有魂魄。　　 淳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从现代考古发掘资料看，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远古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境内出土的玉琮、玉钺和鱼鳍形鼎足、丁字形鼎足以及泥质黑陶、泥质灰陶等器物，有力地证实了淳安在4000多年文明史中，为新安江流域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也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文明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篇章。夏、商、周三代续至秦汉，长江中下游以南，“百越”族兴起，汉唐史籍习惯上把居住在山区的一支称为“山越”。山越人断发纹身，尚武习战，过着“饭稻羹鱼”和“火耕水耨”的生活。直至孙吴起兵，前后几十年间对山越的征战，山越人也延续了几十年的抵抗，最终走向归附和同化。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吴名将贺齐平定山越后，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设郡建县，将山越的部落政权体制纳入到孙吴封建集权的统治。由部落政权体制过渡到封建集权体制是一大进步，无论对发展农业生产，改进政体模式，重建文化结构，告别无序状态，还是降低社会运作成本，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犹如亘古绵延、川流不息的新安江，最终是要融汇百川，东归大海的。贺齐动用武力，结束了山越部落联盟的时代，在平定黟、歙山越后，他运用政权强制手段，设立郡县，并亲任太守，统治一方，成为淳安县的创建人。淳安从此走出大山，挥别“火耕水耨”的原始生活，融入到先进的生活方式当中。淳安人开始领受文明之风，兴教化、明礼仪、正风俗，逐渐从蛮荒走向开化。对贺齐这位淳安的始创者，淳安人从心底里充满感激之情。淳安县城原东西二庙塑有贺齐像，人称贺老爷，岁岁祭祀，年年享贡，县城也称为“贺城”。此后，中原人逐渐来淳定居，北人南迁经历了三次大的高潮：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北宋的“靖康之乱”。南北的融合不独表现在姓氏源流和血缘关系上，文化结构也趋于多元。王朝的更替阻止不了历史的进程，淳安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着，文化积淀越来越深厚，留下的文物古迹、历史民居、文献典籍、民间艺术和宗教民俗等，已成为这个城市的核心和灵魂，透过这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积淀，我们可以去追寻它的根源，把握它的脉搏，倾听它的呼吸，体味它的韵味。说到底，文化是人的产物，它所折射出的是人类生存的状态。这种生存状态表现在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形态之中，换言之即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有形的物质文化，包括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状态下的一切物质遗存，这些物质遗存保留了人类活动过程中的历史信息和人文信息，成为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即口头文化，包括我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或文化表现形式以及文化空间。中华文明就其主干而言，发轫于黄河流域，南宋以前，中原地带一直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天子脚下的人习惯于把中国的周边地区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认为他们属于少数民族居住地，生产力水平低下，野蛮落后，行为怪异，脑子不开化。淳安地处新安江中游，全长290多公里的新安江，虽没有长江、黄河横贯九域，吞吐万汇的气势，但这里的人从不缺纵横九州，俯瞰天下的气度。新安江奔流穿行到淳安的崇山峻岭之间，遇上阻隔和险滩，也常有激浪喧天，声势夺人的景象。早期流传在淳安的民谚里有这样一句话：“脚踏白炭火，手捧苞芦  除了皇帝就是我。”这种声音是出自穷困的无奈，还是超脱的达观？如果说这便是淳安人的性格，是小农经济自满情绪的真实写照，那么淳安这片贫瘠的土地，合该是宁静而安详的，何以在中国历史上每每弄出惊天动地的声响？被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的陈硕真便是淳安人。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淳安梓桐源一个山坞的女流之辈，竟忽发奇想，举兵起兵，她自称“文佳皇帝”，比武则天称帝早了整整三十二年。陈硕真振臂一呼，响应者数以万计，连克睦州、桐庐、于潜、婺州，直逼徽州城下。本该驯服的女性，却高纛叛逆的旗帜，攻城掠地想打到长安城当皇帝，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景致，单从文化学上阐释已显得苍白。她起义的纲领口号，我们已不得而知，正史说是以“妖言惑众”，能以“妖言”鼓动数以万计的民众追随她出生入死，决非等闲之徒所能为之。当时的淳安可谓风云叱咤，闹腾得可以，高宗皇帝的眉头一定不会轻舒，淳安无疑成了长安城头痛的症结。他在破译寻思那位南面与争帝的女强人的心态，他找到答案了吗？陈硕真的英魂并未随着她身体的消亡而散去，苦难深重的土地还会蕴育怎样的风云人物呢？也许陈硕真不会想到，五百多年后，另一位淳安女性不靠刀枪剑戟，不需征战杀伐，而是凭借女人艳丽的姿色，做了赵宋王朝的主人，她便是宋宁宗的皇后--杨桂枝。《宋史》载她“少以姿容入宫”，初封郡夫人，庆元三年（1197年）进婕妤，又进贵妃，嘉泰二年（1202年）立皇后。那年她刚满20岁。年青貌美的杨桂枝政治手腕十分了得，一旦册立皇后，随即联手礼部侍郎史弥远，诛杀宰相韩胄。待理宗即位，更是垂帘称制十年之久。比慈禧太后垂帘揽政早了六百多年，登上了权力欲望的顶峰。2001年杭州发掘了她的宫殿遗址，同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考之谱谍，杨氏一族于靖康之乱由北方迁居淳安，其祖父杨宇墓即今里商乡皇后坪村，从形制看并不张扬和铺排，唯有碑石上御笔亲题的“国戚墓冢”四字，彰显着皇家气派。前几年，淳安组织了一个文化研讨会，大家各抒己见，畅言无阻，于是有了良渚文化、新安文化、睦州文化等诸多范畴的提出，对文化现象的思考，有助于把握淳安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单从文化类型上，淳安更趋向于良渚文化，如前所述，境内出土的玉琮、玉钺和鱼鳍形鼎足、丁字形鼎足，是典型的良渚文化器物，生产工具还包括石斧、石犁、石耨和有段石锛，这与北方的龙山文化存在着明显的考古学文化个性。而从区域格局上，淳安更亲近于新安文化，延绵不息的新安江是淳安人的母亲河，同源同流，亲如肌肤，域内民居多属“粉壁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尽管隋朝以后，淳安行政区划已不隶属于歙州，但山水相连，隔阻不断。特别是明清之际，徽商的崛起，两地居民通商，通婚极为普遍，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若从感情成分上，淳安人更认同睦州文化，隋仁寿三年（603年），淳安归属睦州，治所就在淳安（雉山），乡音浓郁的方言（既不属吴语也不属越语），耳熟能详的睦剧，维系着淳安人的感情纽带。方腊起义后，朝廷为施威严，改睦州为严州。说到方腊起义，不得不费些笔墨。他从宣和二年（1120年）10月举兵起义，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攻克六州五十二县，占据东南半壁江山，他俯瞰中原，欲与朝廷分庭抗礼，划江而治。这是一介草莽具有的胸襟和气度吗？方腊起义虽于宣和四年（1122年）失败，但却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亡，仅仅过了五年，宋高宗定都杭州，建立南宋王朝，从此，杭州成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有时总会嘲弄现实，方腊起义促使北宋王朝的覆灭，而赵宋王朝的子孙却选择与方腊做了邻居。一个小小的县城，历史上一次次对朝廷的这种冲撞和叛逆，而且每一次都弄得天翻地覆，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显得有些“另类”。外界往往认为这是南蛮夷习的延续和侵染，其实何尝不是霸道的强权政治下，弱势人群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的抗争和呐喊呢？当你披阅淳安典籍，或寻访当地遗迹时，又不得不为众多的淳安文化名人和政界精英而慨叹：唐朝文学家、诗人皇甫、皇甫松父子；宋理学家占仪之、钱时，教育学家方逢辰；元明间戏曲家徐田臣；明朝三元宰相商辂，清正廉明的海青天——海瑞……他们既名震当时又流播后世，他们用自己强健的精神和生命构建了一种文化人格。商辂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商辂是淳安几代读书人的荣耀，他在科举会考中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又历任英宗、代宗、宪宗三朝重臣，功绩卓著。三元及第对古代士子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商辂32岁那年就摘取了所有殊荣，四年后又跨入了最高权力机关——内阁，掌控着全国的军政要务。纵观明朝历史，一个以皇帝、大臣和太监组成的三角关系，始终扯不断、理不清。皇帝即重用大臣，又信任太监。明朝祸国的大太监有五位，他们是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和魏忠贤，而与商辂同朝的便占了三位。身穿一品官服的商辂，朝堂上的脚步迈得并不轻松，他每天立于危墙之下，周围玄机四伏。这时的谏官拼死苦谏的举动，毫不逊色于后期的海瑞，他们一手拿奏本，一手备棺材，一旦劝谏失灵，便当廷撞死，置皇上于两难境地。商辂一面要顾及龙颜的权威，一面要保全谏官的性命，一面要提防太监的捣乱，一面还要使政事畅通。他处事灵活、柔中有刚，运用机智圆融的政治谋略，上下斡旋，屡屡化险为夷，充分显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才能。这便是明朝历史上一位有着健全文化心理人格的淳安人。商辂与一百年后的海瑞相比，更完美地诠释了中庸之道的精髓。他仕途起点高，正统十年（1495年）钦点状元后，即为翰林院修撰，明朝后非翰林院出身不入内阁。他还出任过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掌管过中央军事、财政和人事大权，谙熟王朝的政权体制和运作程序。身为宰铺的商辂，一切以大局为重，他识大体、明大理，行事稳妥周详，不激不厉；为人低调，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从不标榜自己。与他同朝共事，真是如沐春风，润物无声。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司法、吏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正如同僚所评：“我朝贤相，商公第一。”让人心悦诚服。成化十三年（1477年），汪直的特务机关“西厂”设置不到短短几个月，搞得乌烟瘴气，三品以上京官，汪直说杀便杀，平和圆融的商辂，此刻也奋激了，毅然上了著名的《罢革西厂疏》，具数汪直罪责：“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内外文武重臣，托之为股肱之膂者也，举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资之以建政之事也，举皆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承平之世，岂宜有此？究其所以，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之一人，而汪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辈。皆自言承密旨，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其奸谋足以颠倒是非，其巧佞足以盅惑人心……望陛下革去西厂，罢汪直以全其身，诛韦瑛以正其身！”此刻的商辂更趋向于严格意义上的淳安人——劲直、刚毅、不媚俗。结局是罢官归田。恰如他在《咏梅》诗中所说：“玉骨冰肌不染尘，雪霜深处倍精神。”这一年他64岁，两袖清风，回到了培育他文化人格的这方土地。回乡后商辂并未赋闲，继而创办“仙居书院”，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以他自己的文化人格回馈这方土地，带动了淳安兴学之风。淳安历史上共有书院三十余座，单是明朝便新增书院十余座，占据三分之一。书院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淳安人。直至近代还有因家道贫寒甚至卖掉厕所供儿读书的故事，父母也常用这类事例激励子女。尊师重教，勤奋好学在淳安已蔚然成风。如今的淳安中学素以办学严谨，教学质量高而著称，从淳中走出的学子，有的随后又走进北大、清华的课堂，走进哈佛、剑桥的校园。在淳安中学的校史上，记录下了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朱岗昆、邵华泽、方祖浩、方樟顺、王成海……王成海已然走了，他走得太匆忙，没有遗言，没有预兆，他刚刚走完二十九个春秋，时间定格在1991年10月22日。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水产学博士，从日本北海道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中国海洋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在一次潜水科研活动中，为营救同事，他长眠在威海那片冰冷的海洋里。当他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并没有过度的惊讶，我与成海是同龄人，从小家住“塘边”是近邻。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对精神生活的渴求甚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舍小我成大我是那个年代的理想。王成海的归宿是那样自然，那样彻底：走出大山，归于大海，连尸骨都没有留下。我们不必细数他身后的光环，却应该品咂他心灵的感动。他秉承的是淳安人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精神的遗风，是淳安文化生生不息所传承的千古遗韵。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淳安就这样有张有弛地走到今天，走过了一千八百年的历史长河，追踪探寻这条长河，是因为它仍然活着，它有生命有魂魄。尽管有时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它荡污涤垢具有自我净化功能，所以，时至今日依然畅通无阻地流淌着，它一路奔涌激起的无数浪花，成了点染这条历史长河不同时期的色彩，即使前面有一个港湾，也只可让它暂停下来歇一歇脚，终不能阻止它奔向大海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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