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格云顿的女儿:《印象中国：张艺谋传》

《印象中国：张艺谋传》（

　　　　一场让世界惊艳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张艺谋成为当下最火的焦点人物。作为一个成名已久的导演，这是首本关于张艺谋的个人传记作品，真实再现了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和情感历程。

　　1、我的父亲母亲

　　任何人的身上，都强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影子一样，会伴随他的一生。

　　张艺谋的身上会有其家庭的烙印吗？绝对有，而且更加深刻。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

　　“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爱情。

　　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

　　张艺谋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这是一个肥缺，职位虽然不高，收入却不少。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张艺谋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岁一嫁入张家，就成为许多个孩子的母亲。她本人生过两个孩子：儿子张乃光，女儿张孝友。

　　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旧县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部，1997年改设临潼区）相桥镇。张艺谋的大伯毕业于黄埔第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职位是军参谋长，后来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张艺谋的二伯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

　　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军界，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她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婚。

　　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双方同意，婚事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了。事情非常凑巧，他们选定的结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这一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旗被扯下了，换上了共产党的旗帜。

　　1950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五日，早晨7时许，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张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当时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风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顺产，家族或者邻居某个大嫂前来帮帮手；若是不顺，才需要紧急请接生婆。张秉钧在妻子临产前便请来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张秉钧知道生产是女人的生死关，极为重视。

　　喜得贵子，张秉钧乐坏了，他立即张罗着向亲戚报喜。外公接到这一消息，开始琢磨给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了3个字：张诒谋。

　　“诒”字是一个不常用的字，诒谋，有遗传了祖先某种谋略智慧的意思。联系父母的家庭背景，父系算是军人家庭，母系算是书香门第，古文中有“诒厥孙谋”之语，意即为子孙谋划。

　　外公对“诒”字的理解是“诒者勋也”，是期望他在未来建立功勋，光宗耀祖。

　　1951年，张孝友的哥哥张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学生物系。此事对张孝友产生了极大的鞭策作用，她再一次向丈夫提出了读大学的想法，并得到了丈夫的支持。第二年，张孝友便考上了西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张秉钧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去省农林局下辖的一所学校工作，月薪有60多元。张孝友于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工作，月工资59.50元。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有30元，可以说张家的收入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张家远远不止3口人生活。张艺谋又添了两个弟弟——张伟谋和张启谋。张伟谋出生于1954年，正是张孝友读大学期间。为了生育，她不得不休学了一段时间，也将寄养在哥哥张乃光家的张艺谋接了回来。当时，每出生一个孩子，家里的生活水平便降一大截。

　　　　2、父子隔膜

　　张艺谋的母亲说：“艺谋长得非常像他爸爸，脾气也像。艺谋他爸是个闷脾气，艺谋也是。他偶尔回趟家，就跟他爸两人都在那儿坐着，你拿报纸看，我也拿报纸看，各看各的，谁也不吭声。”

　　打小开始，张艺谋和父亲就没什么话说，万一有话要说，也是绕个弯儿，将话说给妈妈听，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说给爸爸听的。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张秉钧甚至有了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是张艺谋开口，那一定是对他妈妈说的。直至后来，张艺谋打电话回家问候二老，父亲似乎已经不习惯和自己的儿子沟通了，接起电话后会不自觉地说：“你妈不在，等会儿再打来。”

　　张艺谋和父亲之间有隔膜，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在家里生活的时间不是太多。

　　早期他们搬家很频繁，张艺谋出生时张家住在西郊的梆子寺街，不久就搬到了黄延村。黄延村是张孝友所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家属院。后来他们又从黄延村搬到南四福街，再后来又搬回黄延村。

　　张艺谋在梆子寺街住的时间不多，他的生活范围主要是在南四福街一带。那是一个平民区，周围环境很差，街道很脏，房屋也破烂。胡同口有一个小院子，幼年时的张艺谋常常在那里玩耍。在南四福街他们住的是那种老房子，一间门房和两间散房。其中一间散房是张孝友住，张艺谋和奶奶一起住在门房里。张秉钧有个妹妹，住另一间散房。在张伟谋出生之前，张家有五口人生活。

　　当时，张孝友还在上大学，张秉钧的妹妹最初也没有工作，全家人仅仅靠张秉钧一人的60多元工资生活，平均下来，每人每月只有12元左右，所以，经济上很不宽裕。特别是1954年张伟谋出生之后，又多了一口人，家境更差了。

　　张秉钧的工作单位离家较远，加上工作繁忙、交通不便等因素，平常他不住在家里。他是个性格沉闷的人，回来也不会逗张艺谋玩，这使得父子俩一开始就缺乏交流。张艺谋才一岁，母亲便去上大学，他先是由舅妈带了一段时间，后来一直跟着奶奶生活。母亲大学毕业之后，医院的工作很紧张，再加上二弟、三弟接连出生，母亲也极少能照顾到他。

　　张艺谋从小性格内向，他的两个弟弟也很闷。张艺谋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家是只要我妈一回来，话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说话，家里马上特别有气氛。我妈要不回来，就我爸在家，我们弟兄3个谁都不说话，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就那种。我妈一回来，就这儿怎么没水了，这儿做饭了，就张罗。我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病，回来还要管我们四个……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单独谈话，基本都是一问一答式的……”

　　进入“文革”，这个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开始空前加大，灾难不断地压迫着他们。张秉钧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一个午夜，他和张孝友商量起了离婚的事。这完全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他希望通过终结婚姻来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环境。张艺谋是躲在床上装睡才听到这一切的。尽管父母最终并未离婚，可这件事对于少年时的他打击是巨大的。

　　3、初恋

　　张艺谋说自己喜欢表现形式上的极端，其实也就是强调他对表现形式的追求。他对形式执著精神，整个电影圈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

　　张艺谋的第一次恋爱，也与形式有着极大的关系。

　　中学时，张艺谋读的是西安市第三十中学，在这里，他的绘画能力得到了老师的重视，让他负责班上的黑板报。

　　张艺谋在绘画方面无师自通，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当时的水平。“文革”开始时，张艺谋只是一名16岁的初中生，那时大街小巷贴满了毛主席像。张艺谋别出心裁，自己动手画了10张毛主席像，贴在自己家的门上。

　　画毛主席像可不是一般水平的人能够完成的，如果他画得不像，他父亲张秉钧绝对不敢往墙上贴，何况还是贴在自家门上，过往来人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张艺谋对此也颇为自负，觉得自己这一能力在班上无人能敌。

　　但是，很快班上就有一位女生向他挑战了，这位女生名叫肖华，是一名转学生。

　　肖华的父亲是北京大兴县黄村人，母亲是河北安新县白洋淀人，两人先后到北京上大学，相识并且相爱，后来被分配到第一野战军并随军入川，辗转到达西安。

　　1951年肖华出生时，父母还没有转业，部队实行供给制，她由国家出资雇人抚养。肖华的弟弟出生后，父母便将肖华送到北京外婆家。小学快毕业时，父母曾想将她接回西安，可她不想离开已经熟悉的环境。直到1965年，肖华也不知怎么的，突然下定决心回到出生地。仅仅一个多星期，她便办完了户口和转学手续，独自一人乘火车前往西安。

　　肖华在北京读的是六年制中学，已经读完初一，到西安应该上初二。母亲开始给她找了所五年制中学，如果她去上初二，担心课程跟不上，再读一个初一，她又不愿意。于是，最终选择了西安市第三十中学，肖华就这样和张艺谋成了同学。

　　按照肖华自己的话说：“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我。”事实肯定不是这样。肖华来自北京，那里是祖国的首都，她的到来给这所学校带来的冲击还是挺大的。这种冲击既来自肖华那一口京片子，也来自肖华的穿衣打扮和当地女孩完全不一样。

　　“后来渐渐地发现，每到老师提问我的时候，班上就特别的安静。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家有新鲜感，好奇；二是同学们爱听我说话的声音，爱听京腔。伴随着这个发现，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孤独感。因为刚来新学校我本来就胆怯，不爱回答问题，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专注地听我发言，就更加拘谨了。虽然这个学校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讲普通话，但课后更多的时间大家都操陕西话和河南话，我却听不太懂，所以更没人和我谈得来。”肖华的这些话非常谦虚，但不难看出，她成了同学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更多是来自班里的男生，在这些孩子们眼里，她肯定不会是“相貌平平”。

　　肖华引起张艺谋注意，是从老师安排她参与班上出墙报的工作开始的。班主任组织了一个小组，她和张艺谋都是其中的成员。原来在这个小组中张艺谋显得特别自信，他认定整个班上没有人在这方面能够超越自己，不料肖华第一次交出的两张画就把张艺谋震住了。

　　肖华说：“一次老师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布置办专栏，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配每个人画两幅画。当专栏贴出来时，我画的那两幅画明显地超过了其他同学，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表面不露声色，心中得意得很。真想大声告诉他们：‘我从小学起就为全校和班里办壁报、办专栏，一两幅画算什么呢！’”

　　这两幅画让张艺谋产生了一些极其特别的想法：一方面，他从来都没想过竟然会有人在绘画方面超越自己；另一方面，肖华的绘画竟然引起了同学们的特别关注，也让他有丝丝醋意。他觉得这个女孩非常特别，目光开始更多地投向她。

　　4、瞬间触碰

　　有一次学习《毛选》时，张艺谋坐在了肖华身边，肖华就像浑身通电一般，整个人都在发抖。她在小组中担任记录工作，因为张艺谋坐在身边，她的心绪完全乱了，字都不会写了，只好将本子递给组长，说：“我记不了，让别人记吧。”

　　组长大惑不解，以前不是记得很好吗，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张艺谋偏了偏头，在她耳边轻声说：“不要知难而退嘛。”如此一来，她更加慌了。

　　张艺谋到底使用了什么谋略才加入这个小组的，他本人一直不曾提及。或许时间太久，连他自己都忘了这档子事。但另一件事他记得非常清楚。

　　中小学都是固定座位，教室里以课桌分组。肖华坐在第四排，张艺谋坐在第七排，两人中间隔着三排座位。一般来说，同桌或者前后排，说话的机会比较多。

　　张艺谋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回去对母亲说，自己可能近视了。母亲听说后，立即将他带到医院检查。面对视力表，张艺谋有意指示错误的方向，从而使得母亲相信他真的近视了。张孝友在儿子的要求下，特意去学校找了一次班主任。

　　张艺谋是学校的好学生，也是老师眼中的榜样，对于调座位这样的要求，老师自然会满足。老师甚至主动问他希望坐在哪一排。

　　“第五排。”他颇有些心怀鬼胎地说。

　　他其实是想坐第四排的，那样就和肖华同桌了。可是，他又担心这样做目的性太明显，害怕被人洞悉。

　　如此一来，坐在原来位置的女同学不满意了，拉着肖华，一起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向她们解释了一番，表示无可奈何。从那以后，肖华老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一盆炭火在烤着，时刻都是热烘烘的感觉。

　　为了追求肖华，张艺谋所花的心思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是班上的文体委员，为了能够更多地和肖华在一起，他便将肖华列入了班级女子篮球队的名单。肖华说，她其实并不喜欢体育运动，对于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那里，她感到非常奇怪。她有一种预感，这是张艺谋干的。

　　两人之间的事已经发生了很多，但肖华却说，她其实很长时间里一直还没有认真看过张艺谋。

　　肖华第一次仔仔细细打量张艺谋，是在一次大扫除的时候。她坐在窗台上擦玻璃，突然，肖华发现玻璃上映出了张艺谋的脸。原来他正站在她的身后和一位同学说话，不时朝她这边望上一眼。她通过玻璃看着他，他没有发现，她也就大胆无忌起来。

　　这块玻璃早就已经擦好了，可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张艺谋，肖华一直都在那里磨磨蹭蹭，直到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她才从窗台上跳下来。

　　另一次是放学后，班干部留下来开会，散会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大家急急忙忙地往外走。肖华显得不紧不慢，在那里整理东西。张艺谋也颇有默契，同样拖到了最后。其实，他们是想趁着这机会多接触一下。肖华眼见教室里只剩下两个人了，不好再留在这里，背起书包，准备离开。张艺谋叫住了她，说是要将课堂上没收的一个调皮学生的物品交给她。

　　这是一个极其牵强的借口。肖华只不过是小组长，在班上不是什么大官；相比而言，张艺谋是文体委员，官比她大；课堂上没收的东西，原则上应该交给老师，至少也应该交给班长，而不是交给小组长。即使如此，肖华还是准备接受，她伸出自己的手。张艺谋将东西放在她手里时，在她的手掌中轻轻碰了一下。

　　肖华已经从中获得了张艺谋所要传达的信息，同时也被这信息弄得心慌意乱。她猛地惊了一下，急忙收回手，低下头，逃一般走出了教室。

　　那个时刻的慌乱和脸红心跳，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想起，都可能激情澎湃。不仅肖华将那一瞬间的触碰记了一辈子，张艺谋也是如此。后来他们无数次谈起当时的情景，张艺谋说：“我当时感到你的手又滑又凉。”

　　　　6、第一双尼龙丝袜

　　“上山下乡”的生活开始了，张艺谋和肖华的爱情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刚开始，他们还有点顾忌影响，有意拉开距离。可感情这种东西，毕竟不是时间和空间能够阻隔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想在一起。最初有点偷偷摸摸，后来渐渐“大明（鸣）大放”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张艺谋都要到肖华他们的房子里来，找她聊天。

　　一次，张艺谋踏进这间小屋，随身带着一本鲁迅的书和一个日记本。他将日记本送给了肖华，肖华却有些不知该怎么办，她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不知该在这个本子上记下什么。至于那本书，张艺谋问她看不看，她说鲁迅的书她看不懂。他承认自己也看不懂，只是身在农村，实在没有书看。两人坐在炕上，随手翻着书，好一会儿没说话。他慢慢将手搭在她的肩上，她一下子全身发起抖来，却又舍不得将身子挪开。他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她顿时慌得跟什么似的。接下来，发生了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的一幕：两人像是触了电一般，立即从炕上跳下来，就那么站着，面对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这场景，很像张艺谋电影中的某个镜头；或者说，张艺谋用电影来表达爱情的时候颇喜欢这样的感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张艺谋终于再次伸出手，按在她的肩头。她受到鼓励，向他靠近，将脸埋进了他的怀里。在今天的电影中，接下来便是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可在那个年代，那一刻是静止的，除了彼此的呼吸和心跳，再没有别的。

　　如果老天再多给他们点时间，或许会发生点什么；可非常不巧，此时传来刘全喊张艺谋的声音。

　　这一个晚上，肖华没有睡好，觉得脸一直火辣辣的，以至于第二天梳头时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到自己脸上有什么变化。走出屋子，也不敢看他的脸和眼睛。

　　一直以来，张艺谋的衣服都由肖华帮他洗。现在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她帮他洗衣服的时候，看到他一直穿那种线袜，补丁叠着补丁，心里不是滋味。有一天她和李广平去村里供销社看到有男式尼龙丝袜，便给他买了一双。

　　那天晚上，张艺谋将她叫出来，两人靠在墙边，好一刻没有说话。肖华知道他有话要说，可他又不开口，她只好等。等了半天，他终于开口了，说：“袜子可真光滑，穿着真舒服。”

　　肖华在心里说：“你太苦了，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动成这样。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她将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他用手紧紧搂着她的肩膀，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两人才急急地分开。

　　农忙一过，再没有多少事干，乡村晚上又没有娱乐活动，倒是成全了这一对恋人。他们整夜都在一起，聊到深夜，两人都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舍不得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有一天，张艺谋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对你说的。”

　　肖华一下子慌了，不知道他瞒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要说出口的到底是怎样山崩地裂的事。

　　“我家成分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她暗中舒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他近乎粗暴地说：“不会，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她，倒在一旁哭了。她也哭了。此时，她不知该怎样安慰他，除了亲吻他。

　　　　7. 原名张诒谋

　　这种两情相悦的日子并没能长久，1970年，招工开始了。

　　张艺谋、肖华他们似乎比北大荒的那些知青幸运得多，那些知青一待就是8年，他们才仅仅3年。第一批来招的是铁路工，全大队3个名额，全是要男的。张艺谋被推荐了，结果人家只要走了两个人，另一个名额浪费了，显然因为张艺谋的出身把招工干部吓退了。1971年初夏，第二批招工开始了。最初来的是四○八厂，生产队又一次推荐了张艺谋，女的推荐了李广平。可他们两人都不是太乐观，因为他们的出身都有问题。

　　过了大约半个月，肖华突然接到父亲一封信。此时，肖华的父亲和张艺谋的父亲都已经被下放。肖华的父亲去的是陕西永寿县，张艺谋的父亲去的是陕南平利县。虽说都是下放，可处境迥然不同：肖华的父亲仍然是干部，张艺谋的父亲却是戴着帽子去劳动改造。肖华的父亲写信给女儿，要她和张艺谋一起去永寿找他，说是有关招工的事。

　　肖华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张艺谋，张艺谋却极其郁闷，死活不肯去。此时，肖华还没有将张艺谋的出身向家里挑明。张艺谋大概想到，此一去，不仅招工无望，大概连自己和肖华的关系都会出问题。

　　肖华独自去了永寿，不敢对父亲直说，只说队里又来了几个招工单位，她已经被人家挑上了。结果，肖华的父亲通关成功，返回乾县时已经拿到了招工表。虽然分别在即，张艺谋还是为肖华高兴，他说：“这件事不能拖，宜早不宜迟，今晚一定要办好手续，明天一大早就给县里送去。”

　　当即，两人一起去公社。到了公社大门口，张艺谋却不进去，站在窗外等。手续办得很顺利。

　　1971年9月，肖华招工的手续办好了。张艺谋也急了，整天泡在县里，在各个招工单位的人员那里走动。那段时间，到乾县招工的单位很多，全都住在县招待所，几乎住满了，敲开任何一间门都不会有错。

　　这大概是张艺谋第一次自我推销，每到一个单位他就自我介绍，说自己会写文章，会画画，会打篮球、乒乓球，会游泳。总之，只要能算是优点，张艺谋都不肯放过。

　　也是他运气好，碰到负责招工的咸阳国棉八厂工会主席王闰芝，正想找一些文体人才来活跃职工文化生活。王闰芝对他产生了兴趣，便说：“咱们打一场，如何？”

　　于是，张艺谋和他打了一场篮球，比赛结束，王闰芝便给了他一张招工表，说：“你去体检吧！”

　　表面上看，这次招工非常顺利，可后来张艺谋才知道，为了让他进厂，王闰芝帮了大忙：厂里专门为他的事开了两次会议，由于王闰芝据理力争，才总算是将他招了进来。

　　张艺谋进了咸阳国棉八厂，和肖华的四○八厂相距50多里，见面不容易，而且，当时供电紧张，用电需要排队，各家工厂的休息时间全都是错开的，肖华星期二休息，张艺谋星期六休息。肖华只能在每个休息日赶到国棉八厂去帮张艺谋打理家务。

　　张艺谋第一天进厂，就去单位看公告栏——所有新招进来的工人都要分工种分车间，并统一在公告栏里公布。张艺谋将整个公告看遍了，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张诒谋”，倒是找到一个“张银幕”。工会的王主席说得很肯定，自己被招工了，为什么没有自己名字？他跑去打听，人家说：“怎么没有？分到前纺车间呀。”他再去看，还是没有。最后才知道那个“张银幕”就是自己。原来，陕西话的发音，“诒谋”和“银幕”极其相近。这个有趣的错误，似乎暗示了张艺谋从此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联想到小时候上学，老师同学常常将“张诒谋”读成“张治谋”、“张冶谋”。到了农村，乡民们不认识那个字，干脆叫他“张台谋”，现在又弄出个“张银幕”，于是，借着招工迁户口的时机，他将名字改成了“张艺谋”。从此，“张艺谋”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了。

　　　8. 破格进入北影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二年，28岁的张艺谋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但他超龄6岁。后来，在肖华的姐夫王涤寰的帮助下，张艺谋的作品送到了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的手中，爱惜人才的黄部长指示说人才难得，可以破格录取。就这样，张艺谋如愿以偿。

　　为了向肖华表示自己并不是陈世美，张艺谋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结婚介绍信，和肖华领了结婚证。

　　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又因在农村以及工厂干过多年，他看上去整个一农民，与其他学生完全不一样。他既没有高考，也没有政审，就这么进来了。

　　那时候，人们对开后门搞不正之风深恶痛绝。由于“文革”遗风还存在，任何人有任何不满都可以贴大字报，张艺谋刚进校不久，便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指责他是走后门进来的，是长官意志的结果。

　　后来，张艺谋几次谈起此事颇有些委屈。他说，这件事显然只有学校高层知道，而学校高层之所以招收他也是因为受了来自文化部的压力。

　　他说：“当时电影学院为此很恼火。我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揭露1978年高考里边的黑幕和长官意志干扰正常招生工作。别人都以为我跟黄镇沾亲带故的，其实一点儿都没有。我没见过黄镇，直到他去世都没有。”

　　同时，张艺谋也承认，刚入学那阵，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他觉得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想逃回西安去。

　　有关这些压力，张艺谋写给肖华的信中并没有谈及。肖华说：“张艺谋到北京后很快来信详细讲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信中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学校的食宿、课程，同时也告诉我他们班同学中有许多名人子弟。学校还给每人发了一架海鸥相机，到学校半个月就看了五六部参考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信中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提出建议，要我设法调回西安。”

　　从肖华这段讲述可以看出，张艺谋虽然有些困惑，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兴奋的。在那个时代，能够看到参考片是一种身份象征。不仅如此，大学生这个名头，在当时也是高人一等呀。能够摊上这样的好事，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再说，在这里可以系统地学习，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对于如饥似渴的张艺谋来说，获得的一切足以抵消那一点点不快。

　　尽管肖华表示，对于他们的爱情她是有信心的，可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一步步地拉开。肖华也承认：“张艺谋去北京上学半年之后，和以前相比最明显的一点改变就是特别关心起我的衣着和容貌，这种关心几乎到了事无巨细、一概过问的程度。

　　1978年寒假里我曾告诉他，我准备做一条蓝裤子，由于忙于别的事，做裤子的事就搁置了下来。开学他回北京后，几乎每封来信都提这件事，要我把裤子做得时髦一些。‘宁长勿短’，他强调裤子一要臀部包紧，二要长及脚面。他认为衣服要少而精，标准是穿着好看。有一次他在北京市面上碰见一种春秋上衣，认为很不错，因为没钱买，就在信中详尽地描述了这件衣服的样子，还附上正面、反面图样。在他看来，大众化的衣服没有多大意思，穿衣服一定要有独特性、个性。我所处的工厂、学校是在乡间，教师要为人师表，我不敢走得过远，所以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使他有些恼火，说我思想僵化，不能欣赏美，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有时候措辞十分尖刻，我不由得感到委屈，感到伤心。

　　我这样地爱他，为了他能上学有所作为，我甘愿一个人尝受孤独寂寞之苦。为了他在学校里生活得好，在同学的面前不显得紧巴、寒酸，我倾其所有，而他却刺伤我，我隐隐感到他对我正在失去兴趣，开始变得冷淡起来。我为自己的处境流泪了。我在给他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谁知他却大发雷霆，说我的多疑影响了他的情绪，指责我不理解他，是个需要别人安慰的‘小孩子’。像这样的小摩擦，时有发生，很折磨人。”

　　　　9. 浪漫有时

　　1982年，张艺谋该毕业了，他自然想留在北京，可北京人满为患。

　　张艺谋认真衡量了一下自己，全班最没根基的就属他了。留在北京不可能，最好的选择是回西安。西影厂在当时还算有一定名气，除了北京、上海、长春等几个厂之外，西安电影制片厂排得非常靠前。西安却只有一个名额，生源却有6个。如果凭成绩，张艺谋觉得自己肯定有戏，可分配时成绩的作用好像不大。他只好打消了这一念头，将全国的版图看了又看，目光盯在了长沙。

　　正式的分配方案还没有宣布，消息灵通者已经知道了。张艺谋、何群等人得到消息，他们被分到广西。拿出地图一看，天啦，当时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南宁在中国的顶南边，差不多要到越南了。张艺谋等人听说学校有一批要分配去长沙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名额，就一起找校方，可校方的态度非常坚决，不会因为某几个学生强烈要求就改变方案。

　　张艺谋眼见无望了，大概有点听天由命的感觉吧，就给肖华写信叫她到北京来结婚。

　　其实，结婚证他们早就拿了，所谓结婚就是举行婚礼。

　　但是新婚并没有给张艺谋带来轻松，为了毕业分配的事，他的心情特别沉重。有一天晚上，肖华醒了，却发现张艺谋并不在床上。她转身去找，看到他独自一人坐在黑暗里抽烟。毕竟是新婚，两人在一起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肖华第一想法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她走到他的身边，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第一次向她谈起了毕业形势，去广西似乎难以避免。他的年龄偏大，当初人家之所以不肯招他，有一个原因：摄影系毕业后只能担任二助理，两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两三年才能当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好几部片子熬上好几年。如此一来，毕业后想独立拍片，没有十年八年根本不行。张艺谋入校时28岁，毕业时31岁，按常规步骤等真正能够担任摄影师已经过了40岁。这一点，张艺谋进校后就意识到了，所以他对肖华说，分到广西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职位空缺较多，他或许不必像分到其他大厂的同学那样，前面排了一大堆人。

　　张艺谋觉得，自己在班上各方面并不差，之所以被分到广西，很可能与入校时和校方的不愉快有关，他们始终觉得他是后门生，对他存有偏见。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发愤努力，尽快干出成绩来，让学校以他为荣，并且出面请他回来，证明他们当初错了。

　　其后的一段时间，张艺谋开始为毕业作准备，准备提前将行李托运到广西。肖华毕竟是在休婚假，没什么事干，就帮他忙活。一个月后，学校放假了，姐姐一家3口决定去西安探亲，将房子留给了他们。

　　张艺谋每天陪着肖华逛北京，去了圆明园、八达岭、颐和园、北海，照了很多照片。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肖华开始明显挑食，特别想吃酸东西。最初，肖华也没意识到有什么，后来觉得不对劲，仔细一想，脸就红了。她将想法告诉张艺谋，张艺谋大喜：“酸儿辣女，一定是个儿子。”又说：“这几天要好好看球赛，培养儿子的兴趣，长大了让小子踢足球。”显然，张艺谋骨子里有点重男轻女。

　　这大概是肖华一辈子最快乐和幸福的时光。接着，他们一起回西安。回西安的途中，张艺谋对肖华有过一段深情表白：“学校生活的结束，就意味着开始奋斗了。我知道自己有许多困难和局限，但就是要闯一闯。我对自己有信心，不信干不出个名堂。在学校我一点也不比那些小我七八岁甚至十岁的同学精力差，在许多方面我还优于他们。现在把我分到广西厂，看起来不太理想，但什么都是有利和弊的。厂子不好，缺人，反而会提供机会使我早日出头。说实在的，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你现在怀了孕，最需要照顾，而我却远在广西，无能为力……”

　10. 进驻广西电影厂

　　1982年秋天，广西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忱迎来了张艺谋、张军钊、萧风、何群等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许怀有被发配“戍边”的心情，可广西厂却认为他们得到了宝贝，一下子有了兵强马壮的感觉。

　　早在张艺谋他们到来前，广西厂便已立下雄心壮志，要拍出有影响的电影，他们弄了一个本子叫《凝视》，特从北京厂请来了一位导演。这位导演快50岁了，还在北影排队，根本轮不上独立执导的机会。像这样的导演，在北影厂、上影厂以及长春厂积压着大一批，有些人窝了一辈子，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当时张艺谋就感慨自己分到广西也许是一种幸运，至少排队的时间不需要这么长。

　　事实也正是如此，广西厂憋足了劲要突破，根本不考虑排队，将他们全都派上了用场。当张艺谋的那些同学还在北影、上影、西影担任二助等待机会时，他已经进入《凝视》摄制组，成为摄影助理。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给张艺谋或者广西厂带来良性影响。这位导演老兄不知哪根筋不对，太执著于自己的感觉，并且完全不肯变通。他希望在电影中出现带有眼睛一样树疤的白桦树，便下令全剧组去找。其实这可以通过很多种途径得到，比如由美工组进行加工。可这位老兄非常固执，一定要实景，于是，整个摄制组整个下午都干这一件事，跑遍了外景地，最终也未能找到符合要求的白桦树。

　　拍电影是个烧钱的活儿，许多人集中在一起，吃喝拉撒睡，还有租机器等，支出是按小时算的。电影是一种感觉的真实，而不是现实的真实，如果一定要强求现实的真实性，很多事便不可为。

　　因此，看到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在这件事上，厂领导痛心疾首，多次在各类场合表示：“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在这个摄制组的时间并不长，感慨却极其多：“我当时对此非常感慨，觉得如果把握不好，自己将是这个导演的翻版，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要是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人也就完蛋了。”

　　于是，张艺谋决定退出这个摄制组。广西厂也深感这次借鸡下蛋的失误，有意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张军钊、萧风、何群等人此时仍然待在广西厂，基本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他们了解到领导的意图，觉得是一次机会，便想扯起大旗自己干。要扯起大旗，自然少不了张艺谋。他们想在广西厂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需要张艺谋回来一起去游说领导。

　　从北方返南宁，原本走京广线一直南下，到湖南后再改线，可张艺谋惦记着肖华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趁着这次返南宁的机会绕道西安。到达之前，他给肖华发了一封电报；考虑到她行动不便，张艺谋特意没有写明车厢号，目的是不想她去车站。可肖华想法不同：男人可以将自己的一切寄托于事业，女人却只寄托于所爱的那个男人——几个月没见了，她能坐得住吗？

　　几天后，张艺谋返回了南宁。此时，张军钊他们正在秘密筹划成立青年摄制组，张艺谋的归来使得他们更增添了信心。他们谋划了几天，拿出了一个详细方案递给了厂领导。厂领导自然会算账：这几个年轻人虽然嫩了点，毕竟是科班出身；他们如果能尽快成长起来，是整个广西厂之福。

　　实际上，他们在向厂领导提出申请之时，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首个目标，即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

　　1983年4月1日，《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萧风和张艺谋。对于广西厂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为此特别举行了一个仪式，由张艺谋代表整个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

　　仪式刚结束，有人给张艺谋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张艺谋的岳父发的，告诉他，肖华在前一天为他生下了女儿。应张艺谋的要求，大家一起为他的女儿取名字。张军钊说：“今天是4月1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3月31日是我们大伙儿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同时叫好，于是张艺谋的女儿便有了“张末”这个名字。

　　女儿出生，张艺谋并没有赶回家，他已经铆足了劲，要拼上一场。

　17.偷心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张艺谋是那种只要给他机会他就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人。相反，巩俐却是那种无所谓的人。这大概是所有美女都面临的同一状况，对于她们来说，机会永远比别人多，面前的任何一次机会，都不必太过在意，因此错过了这个机会，前面等着自己的也许是更好的机会。据中戏一位老师介绍，巩俐曾经被“退货”。当时导演系一位同学在某剧组帮忙，邀请巩俐去成都演戏，岂知巩俐独自回到了北京。据说，她到了成都之后，只是在宾馆里住了一段日子，那位同学便给了她一张机票叫她回去。她问为什么，那位同学说，也许是导演觉得你不太合适吧。就这样，她返回了北京，等待下一次机会。巩俐并没有觉得遗憾，她认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坐飞机，心中反倒挺感激这次经历。至于被张艺谋选中时巩俐的“无所谓”态度更是全国皆知。

　　其时，巩俐有个男朋友，姓杨，高大英俊，圈内人。在学校，大家能经常看到他们出双入对，常常在学校小卖店一类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起买零食吃。当初，巩俐接《红高粱》这部戏，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对；巩俐进入《红高粱》剧组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产生了矛盾。

　　巩俐在镇北堡拍《红高粱》中颠轿以及酒坊的一些镜头期间，巩俐和男友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此时的巩俐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痛苦却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这类感情问题，一定会想找个人倾诉和请教，巩俐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剧组，张艺谋与她更亲近一些，于是巩俐经常与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扰以及拍戏以外的事情。两颗心也就是这样慢慢靠近了。

　　1987年10月对于张艺谋来说，应该是一个丰收的10月，《红高粱》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这部势必要在中国电影史上大书特书的作品，就像一个孕育中的婴儿，由于先天的优良，张艺谋已经可以预见其成功了。巩俐回到她的同学之中之所以敢说自己可能要出名了，显然源于张艺谋的自信。

　　好运还不仅如此，张艺谋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老井》在国内外是一片叫好声，在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四项奖。消息传到西安，西影厂一片振奋。

　　10月17日晚，张艺谋回来了，他是从北京回来的，《红高粱》的后期工作转到了北京。据肖华回忆，张艺谋回到家时是晚上9点多钟，她听到敲门声起身去开门。张艺谋并没有提前告诉她自己要回来的消息，她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去接站。站在门口的张艺谋，提着行李包，脸色灰黄，神态沮丧倦怠。肖华从他手里接过提包，心中暗想：以前回来，从来没有这么疲倦，看来当导演真不容易。现在才拍了一部电影，就累成这样，以后年纪大了可怎么办？身体吃得消吗？

　　回来后的张艺谋，每天都很忙碌。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再像以前那样多了。肖华也没往心里去，只以为丈夫的事业大了，需要操心的事儿多了。岂知到了10月23日下午，一件事彻底地将肖华击垮了！

　　这个下午，她像往常一样，对张艺谋的衣服进行了一番清理，将干净衣服准备好让他换，将脏衣服扔进洗衣机里。她知道，男人很粗心，口袋里往往会塞着一些钱呀便条呀什么的，所以，放水之前她检查了一下口袋。从他的衣兜里掏出的东西中有一封信引起了她的好奇。这是一封已经撕去信封正面的信。

　　她将那封信拿起来，看了一眼，便认定这是女人的字迹。她打开了信，开始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