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字是上下结构的字吗:开国将军丁秋生 为啥拒不接受任命

民国初年（1912年）至民国14年（1925年），湖南省无年不灾，无县不灾；三湘四水，饿殍载道。
1920年秋，丁秋生一家背井离乡，从湖南湘乡县莲花桥乡逃荒到江西安源。13岁时，丁秋生便成了安源煤矿六方井的一名童工。
在《星火燎原》的一篇文章里，丁秋生曾记叙了那段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们凭着瘦弱的身体，在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的巷道里，借着暗淡的小煤油灯光爬行。遇到上坡时，脚尖蹬着梯道，手扒在地上，拖着沉重的煤箕，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下坡时，用头顶着、用双手撑着煤箕，脚蹬着梯道，脸朝地背朝天，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着走。有的时候稍不留心，身上、腿上被煤块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完成资本家规定的定额，我们每天至少要干上12个小时的活。一天下来累得头昏脑涨、腰酸背痛。我们住的是几十个人一间的工房，睡的是5层床铺，人多房小，挤得喘不过气来。一到夏天，臭虫、蚊子咬得整夜都睡不着觉，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和不见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每天半饥半饱。至于穿的就更可怜了，破破烂烂，补丁加补丁，一到冬天，冻得哆哆嗦嗦。当时做工，最使人担心的是安全没有保障。资本家只顾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安全设施极差，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我当童工时就亲眼看到过六方井发生的一次瓦斯爆炸。当时矿上流传着几句顺口溜：‘背拖煤箕重沉沉，饥寒交迫牛马身，茫茫煤海苦无边，炭古佬日夜盼天晴。’”
丁秋生的天空终于在1930年9月24日放晴了。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率二打长沙的红一方面军转进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待机。沉闷、灰暗的安源小镇突然喧闹、鲜亮起来，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井上井下、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奔走相告：“毛委员到安源了！”
“毛委员要给咱炭古佬们讲话了！”
史料记载这一天里：毛泽东“到红三军团驻地同领导干部谈话。召开军队干部和安源地方党干部联席会议，对安源工作作指示。出席安源群众的欢迎大会……”
安源市苏维埃政府召开的欢迎大会，会场就设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楼前广场上，路矿两局呼啦啦拥来了上万工人。
很多年以后，丁秋生脑海里还保存着那个下午的场景：烈日当空，纹风不起，热得人光着膀子都直冒汗。临时用木板搭起的讲台上，一字摆开几张方桌和几条长凳，讲台两边红色瀑布似的悬挂着两幅长联：“打倒资本家　工人求解放”，“砸烂旧制度　建立苏维埃”。
他和几个半大伢子爬到讲台旁边的那株大柳树上，亢奋地俯瞰着会场：红军官兵成一个方阵坐在会场中央区；几百个儿童团、少先队员坐在会场前区；路矿工人和赤卫队员、农民方阵，则分布在会场的左区和右区。在工人纠察队的引导和纠察下，万余人的会场秩序井然。
没过多久，两个穿着灰色粗布军服、头戴八角帽的人走上台来。会场上顿时沸腾了，人们纷纷站起来摇动着手上的三角小旗，高呼着口号。
丁秋生留意到站在讲台上的那个高个子，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而那个壮实的中年人打着绑腿，穿着草鞋。
骑在树杈上的二伢子告诉丁秋生，说那个中年人是红军总司令，那个高个子就是毛委员
丁秋生趴在大柳树上，凝视着讲台上毛委员挥动手臂的身姿，倾听着那通俗易懂的演讲：工人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命苦吗？不是！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我们工人农民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作主人。
丁秋生多年想不明道不白的事，让毛委员几句话就给捅破了，点明了。
当毛委员最后振臂一呼，号召工人、农民参加红军，投身革命时，大柳树上的几个伢子全都跳了下来，朝扩红点奔去。
那天，红一方面军在广场四周设了十几个扩红招兵点，每个点上都挤满了报名参军的人群。除了安源周围的农民和城镇无业人员，仅安源路矿两局，就有1000余名工人加入红军队伍。其中有父子俩同时报名的，也有兄弟俩一起参军的。丁秋生看到离他不远的一个扩红点上，100多精壮过人的矿工，每人挑着一担黄色炸药在报名。那个扩红点上的红军干部，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喊道：“欢迎欢迎……”
丁秋生后来听说，这些挑炸药的矿工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当时人们谁也不会想到，25年后，这批从安源参加红军的千余名矿工中，走出了包括丁秋生在内的十几位共和国开国将领。
丁秋生和十几个当童工的半大伢子们，是在红三军团第三师特务连的扩红点报的名。一位红军干部问了问他们的年龄、籍贯、职业和家庭情况，便热情地表示欢迎，随即把他们带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房子里，去见特务连党代表。
几十年后，丁秋生还记得那个眉眼清秀的党代表姓任。任党代表向他们介绍了一番部队情况，再三强调参加红军要自觉自愿。最后又叮嘱他们说：部队还要在安源休整几天，你们可以先回家做好亲属工作，争取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红军。
第三天，丁秋生瞒着母亲，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走了。
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中，丁秋生作战英勇，多次参加敢死队，十几次挂彩负伤。1934年1月，丁秋生刚满20岁，便担任了红四十一团政委，成为中央红军中最年轻的团政委之一。
这期间，他多次见到毛泽东就在离他不远的山头上指挥反“围剿”。尤其是长征到达遵义后，丁秋生调任军委干部团一营政委，更是常常能见到毛泽东。
军委干部团是长征开始前由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等4所院校的干部、教员、学员合并组成的。所辖4个营的战士都是排、连以上指挥员。红军著名战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干部团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干部团政委。这是中央红军最精锐的团队，长征中始终担负中央军委纵队的前卫和警卫任务。
长征中，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干部团一起行动。丁秋生经常看到他有时策马而行，有时徒步疾进。在敌几十万重兵的包围圈里，他从容若定地率领中央红军忽南忽北，时东时西，纵横于川黔滇边，穿插于敌重兵集团之间，迷惑调动敌人。
但毛泽东工作繁忙，丁秋生一直没有机会和他说话。
1935年4月，红军过了北盘江，走到一个叫龙场的地方，毛泽东坐在路边一个小坡上休息。正好这时丁秋生带着一营走过来，毛泽东冲着队伍问了一句：“大家走得累不累啊？”
丁秋生连忙站住，说：“累，但敌人被我们拖得更累。”
毛泽东高兴地笑起来：“说得好。你是干部团的吧？”
丁秋生报告：“是，主席，我是干部团一营政委丁秋生。”
毛泽东点点头：“嗯，告诉营里的同志们，要想战胜敌人，就不要怕跑路。”说着，他站起身来，“走，让我们跟敌人比比，看谁跑得过谁。”
敌人跑不过红军。
数万中央红军跟着毛泽东一路西行，进抵云南嵩明、禄劝一带，突然转身向北，连续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将几十万敌军远远甩在了身后。
8月22日，中央红军主力过草地那天，团长陈赓交给丁秋生一个任务，命令他带一个连担任干部团收容任务。
丁秋生当即决定带三连担负收容。
当陈赓得知丁秋生的那匹马在黑水病死时，连连摇头说：“搞收容连匹马都没有怎么行？参谋长，把前阵子缴获的那匹小棕马拨给丁政委吧。”
丁秋生牵着小棕马回驻地时，正碰上徐向前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向草地进发。队伍中有随“前指”行动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等领导人。
脸庞消瘦的毛泽东一扭头看到丁秋生站在路边，便走过来问道：“哎，这不是丁秋生同志吗，你怎么还站这里看景啊？”
丁秋生一愣，还是4个月前在云南碰巧跟毛泽东说了几句话，他竟然到了毛儿盖还记得自己名字。丁秋生忙立正：“报告主席，陈赓团长命令我带一个连，担任干部团收容任务。”
毛泽东听后叮嘱说：“哦，这个任务可不轻啊，你们不光自己要走出草地，还要帮助掉队的同志走出草地。你们要有吃大苦的思想准备，一定要把掉队的同志照顾好，尽量让每一个同志都走下来，有困难要及时报告。”
丁秋生保证说：“主席，我一定组织好收容工作，力争把所有收容的同志都带出草地。”
他看到跟在毛泽东身后的那匹马上，驮了一堆包筐，已经不好坐人了，便提出：“主席，你的东西多，就骑这匹小棕马吧。”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那可不行噢，你们搞收容，目的是要帮助那些掉队的伤病员，到时候你们会比我更需要马。”他抚摸着那匹小棕马，动情地说，“我们的马也都是革命的功臣呐。”说罢，便快步追赶“前指”的队伍去了。
丁秋生没有辜负领袖的期望，他不仅把三连带出草地，还帮助沿途收容的几十个掉队伤病员走到了班佑。
这年11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打开腊子口，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根据地。
在一个名叫象鼻子湾的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庄里，丁秋生接到新的任命：中央军委通信警备连指导员。
通信警备连顾名思义有两大任务：一是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送信传报；二是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站岗放哨。
丁秋生在这个连任职时间很短，依稀记得那时通信警备连主要是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几位中央领导站岗。
他记得毛泽东初到瓦窑堡，住在中山街中盛店后院右边的两孔窑洞内，两孔窑洞有过洞相连。那个时期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却又面临着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纠正陕甘晋省委肃反错误，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毛泽东工作异常繁忙，几乎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约见干部群众，起草文件电报……窑洞的油灯常常通宵不灭，门帘里不停地散发出热气和烟雾。
一天深夜，整个瓦窑堡镇都沉寂在冰冷的月光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丁秋生像往常一样去查岗查哨，当他轻步经过中盛店后院的窑洞时，正好碰上毛泽东工作累了，披着大衣出来散步。
毛泽东一抬头，马上就认出他来，招呼说：“哦，丁秋生，你从干部团调通信警备连工作了？”
丁秋生惊异毛泽东记忆力这么好，过草地前向他报告过姓名职务，4个月后他居然都记得。
丁秋生激动地忙报告：“是，主席。组织上调我到通信警备连当指导员。”
毛泽东说：“你们通信警备连白天送信，晚上还要站岗，同志们很辛苦哟。”
丁秋生说：“主席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比我们辛苦多了。”
毛泽东笑笑，说：“我这是习惯了，还是你们辛苦。”说着，毛泽东从口袋里摸出盒香烟。
丁秋生不吸烟，但那天连部生炉子取暖，正好兜里揣了盒火柴。他忙掏出火柴，给毛泽东点燃香烟。
毛泽东发现他擦火柴时左臂不太灵活，火柴燃着后又看见他手腕上方有个小酒盅大的伤疤，便关切地问道：“你左手的伤是什么时候负的？”
丁秋生回答：“是在广昌战役的三溪圩反击战中负的伤。那时，与敌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硬拼蛮干。当时我们许多战士只有3发子弹，打光了就跟敌人肉搏。战斗非常残酷，几千人挤在一片山坡上殊死拼杀，打了整整3天没把三溪圩攻下来。我们四十一团伤亡很大，光阵亡的就有200多人。在反击战的最后一天，左小臂动脉被子弹打断，背侧和背后十几处弹片伤，血，简直是往外喷，几乎流光了。张宗逊师长派了8个战士昼夜兼程轮流抬，把我送到瑞金红色医院。我昏迷了7天7夜，才被傅连暲院长抢救过来的。回想起三溪圩，敌人依据碉堡、工事固守，我们明知道打不下来，还是硬着头皮反击。一场反击战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越想心里越不好受。”
毛泽东沉思良久，才语气沉重地说：“是啊，王明的错误路线使我们遭受多大的损失，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
他循循善诱地为丁秋生分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本危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之间的关系，一定条件下敌我力量的变化……
丁秋生深有感悟地说：“是的，刚参军那会儿什么也不懂，打仗只知道猛冲猛打，硬拼硬杀，积极报名参加敢死队，带头往前冲就行。特别是第一次反‘围剿’时，天上飞来一架敌人侦察机。第一次看见飞机，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害怕，半个连的人都撵着飞机跑，跟轰苍蝇似的轰它。可它突然调过头来扔下颗炸弹，幸亏我躲得快，背上只扎了几个黄豆大的碎屑。但人被爆炸掀起的泥土整个儿给埋了，是战友们七手八脚地把我给刨出来了。从那以后我才知道战场上空还有飞机，而且还挺厉害。”
毛泽东听得笑出声来，说：“你命大，我们的红军命也大。”然后又问道：“秋生同志，你念过书没有？”
丁秋生摇摇头，说：“没有，我是参军后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认的字也不多。”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要学习啊，将来敌人有的武器装备，我们也会有。我们红军干部、战士都要学文化、学知识、学军事技术，也要学会做思想工作。”
这时，远处传来头遍鸡叫。丁秋生想着毛泽东该休息了，便不再吭声。可前两天刚在瓦窑堡开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毛泽东心境很好，颇有谈兴。
他又问道：“听你口音是湘乡人？”
丁秋生答道：“老家在湘乡县莲花桥，7岁时跟家人逃荒到了安源，后来我就下井当了童工。”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哦，我们俩的老家离得很近哪，只有40多里路。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丁秋生告诉毛泽东，家中还有一位老母亲，参加红军时，老人家不同意，把他关在房子里，后来是偷跑出来的，走时没能和老人家告个别，现在想起来，总感到对不起她老人家。
毛泽东听后，动情地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可是忠孝又不能两全！等将来环境好了要设法联系上，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他抬起左脚，将烟蒂摁灭在鞋底上，说：“经过长征，红军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现在留下来的人都是骨干。将来，我们依靠这些骨干可以把革命队伍发展得很大，把我们的革命事业干得很大。比如你，由于红军减少，从团政委当了营政委，又从营政委去当连指导员。但是等不久的将来红军壮大了，你还可再去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发展壮大起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丁秋生心里一阵阵激动，最后终于把憋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主席，我想到作战部队去。”
毛泽东看了看他，说：“好嘛！那有的是机会。”
此夜谈话后约10天左右，毛泽东便满足了丁秋生的愿望，将他调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任政治处主任。不久，丁秋生又调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政委，与团长朱海波搭档。
这是红十五军团的一支主力团队。
丁秋生接到通知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他即将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去实现红军过雪山后就喊响的“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24岁的丁秋生意气昂扬，一路上都在憧憬着弹火纷飞的战场。
然而，就在丁秋生跑了百十里路赶到二一八团的那天晚上，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由此正式开始。
1938年4月初，丁秋生成为抗大第四期第二大队学员。丁秋生只学了两个多月，6月上旬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摩托学校去当政委。
这所军委直辖的学校，是1937年4月组建的，目的在于为八路军建设汽车、坦克、航空等技术兵种，培养骨干力量。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急需大量干部投入对日作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摩托学校组建一年多，政委一职一直空缺。
1938年6月间，刚成立没几天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第一次研究干部配备问题时，就把摩托学校政委的人选作为重要议题。会上忽然有人想到了担任过红十五军团教导营政委的丁秋生，并举证说他曾在一年里，卓有成效地训练了2000名基层骨干。
与会者都认为，办教导营也是办学，能办好教导营，就能办好学校。
于是，丁秋生任摩托学校政委的提议被一致通过。
此时，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极其艰苦的防御阶段。日军进一步扩大战争，侵略战火已从华北、华东燃向华中。这年5月徐州失守，6月开封、安庆又相继陷落，日军兵锋直指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所在地--武汉。侵略者一路攻城夺寨，烧杀淫掠，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屠城血案。为抗击这支日本侵略军，八路军仅有的3个主力师悉数北上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敌展开游击战，屡有捷报传到抗大：阳明堡夜袭战、广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反击日军九路围攻……
这一切更加激起丁秋生强烈的民族仇恨和杀敌愿望。他不止一次向校领导请求，抗大一毕业就到抗日最前线去。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抗大还没毕业就被调到摩托学校，留在后方办学，这与他的愿望相去甚远。
在抗大政治部的一再催促下，丁秋生一万个不情愿地来到摩托学校。
摩托学校校长刘鼎是我国兵器工业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博学儒雅，待人诚恳。听说新来的搭档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担任过团政委，他非常高兴，亲自为丁秋生安排住处，并告诉说你人先到位，留守兵团政治部的任职命令随后就到。
丁秋生一听命令还没到，也不等刘鼎介绍完学校情况，捆起刚打开的铺盖卷就走了。
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和丁秋生同是湖南湘乡人，两人老家相隔仅20来公里，平时关系也很好。得知丁秋生对这个任命抵触情绪很大，谭政便亲自去做丁秋生的思想工作。
他从军委办学的长远战略谋划谈到军人要服从命令，听从组织安排。他劝丁秋生说，到前线去将来有的是机会，以后可以再争取。但是情绪激动的丁秋生压根儿就听不进去，仍坚持要求上前线，不肯去摩托学校报到。
谭政沉下脸来提醒他：“你是老同志了，应该清楚这样违抗命令是犯错误，会受到组织上处分的。”
丁秋生却不在乎，心想：参加革命8年来，我从来都是受嘉奖，被表彰，如果要求上前线算个错误，那我也是第一次犯错误。给我个小处分也扛得住，反正组织上不会为这事儿开除我的党籍。
他干脆地回答说：“处分我也不去！”
第一次工作没做下来，隔了两天，谭政又把丁秋生约到傍城东流的延河边，边散步边谈。可丁秋生仍然拒不接受任命，还是那句话：“我要上前线！”
第三次，谭政便很正式地把丁秋生请到后方政治部去谈。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结果，谭政站了起来，厉声道：“那我只好把情况如实向主席报告了。”
丁秋生心想：你报告吧，主席早就知道我的想法。你一报告，说不定我很快就能接到上前线的通知。
丁秋生原本性情随和，忠厚豁达，可这一回硬是转不过弯来。
许多年后回想起这事儿，他仍有些懊悔，说那会儿跟鬼迷心窍一样，什么话也听不进。谭政这样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领导三番五次做我思想工作，却被我一次次给他顶回去，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要上前线打鬼子去！
毛泽东听了谭政汇报后，严肃地说：“下了命令不执行，那怎么行？军队是有纪律的。管军队要严，管干部更要严，不服从命令要给予处分。”
谭政见毛泽东动气，忙解释说：“丁秋生是想上前线，积极性是好的。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对他也是了解的。严肃批评一下，是不是就不要给处分了？”
毛泽东毫不客气，说：“越是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越是熟悉的同志，越要严格要求。”
几天后，丁秋生等到的不是上前线的通知，而是一纸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定。与此同时，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撤销了他担任军委摩托学校政委的命令。
这使丁秋生大为震动，他第一次触碰到纪律的坚硬。
那时丁秋生还不满25岁，遇到了人生第一个沟坎。
1938年8月，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丁秋生留在兵团政治部机关，安排了一个巡视员的闲职。
担任巡视员的日子里，丁秋生的任务就是下部队、跑学校到处巡视，搞调查研究。他去陕北公学考察过学员生活条件，也去杨家岭参观过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去过三边地区的警备团，了解留守兵团部队剿匪进展；也跑过贺家堡、宋家川一带的黄河渡口，调查两延河防部队的防御设施……
在这一系列的调研中，丁秋生亲眼目睹了陕甘宁军民保卫边区，团结抗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斗争精神，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大本营，联系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培养输送抗日干部的大学校。没有这样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也就无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吕梁山、沂蒙山、大别山与侵略者刀枪相见是抗日斗争，谁能说留在陕甘宁边区剿匪、河防、办学、大生产不是抗日斗争的一部分呢？
想到这些，丁秋生忽然领悟到：闲职并不闲，这正是组织上的精心安排，有意让他在边区人民的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认识后方工作的重要意义。
丁秋生说那段时间他想得最多的，是率性与自律、谦虚与骄傲、个人愿望与党的利益的关系，前方与后方的关系……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入党6年来，为党的事业转战万里，负伤流血，九死一生，历尽艰辛，最后却受到了党组织的责罚，险些被党组织抛弃。为什么？追根寻源，就是因为骄傲自满，个人膨胀，自恃有功，一意孤行，把个人愿望凌驾于党组织决定之上，违背了入党时“服从纪律”的誓言。
一个跟斗可以让人消沉颓废，也可以让人警醒奋起。
丁秋生如同浴火重生，开始了一次思想涅槃。
1939年2月，丁秋生结束了巡视员工作，被调到抗大政治部组织部当干事……翌年8月，组织上又安排他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1年8月，丁秋生终于实现上前线的愿望，奉命带一支近百人的干部队，由延安奔赴山东战场，坚持敌后抗战。
因拒不接受组织任命而受的处分，是丁秋生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所受的唯一一次处分。但这次处分没有影响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解放战争期间，丁秋生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三纵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政委。全国解放后，丁秋生曾担任浙江军区兼第七兵团政治部主任、浙江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5年，丁秋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