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发展存多重阻碍 性别失衡问题日益严重

背景

本周，据媒体报道，联合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世界人口将在本月内突破70亿大关。世界总人口在12年间增长了10亿。根据预测，2025年世界人口将突破80亿，本世纪末将会突破100亿。

人口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正在日益加剧。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我们无法控制增长幅度，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将会崩裂，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我国总人口(含港澳台)为13.7亿多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长5.84%，年均增长0.57%。这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尽管中国人口数量增长明显放缓，然而人口结构问题正日益凸显。面对世界人口突破70亿大关这一严峻现实，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能否持续带来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中国人口红利能否延续，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焦点。

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负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因素作用不容忽视。资料显示，最近三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特点，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形成潜在人口红利。

专家指出，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增加以及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阶段,从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两个方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被称为人口红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等专家将人口红利定义为：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使得人口抚养比(或称“总负担比”)处于下降过程，从而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带来的额外源泉。

有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促进经济增速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速上升2.3个百分点，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1/4左右。

而这一情况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如果将人口红利源泉主要归于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那么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其人口年龄结构自然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处于人口结构深刻转型时期，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老年型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老年人比例显著提高。

有专家表示，这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型，人口红利优势可能会逐渐消失。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王丰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

一些业内专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情况下,个人和家庭未雨绸缪可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外金融市场投资还可获益。这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教授表示，第一次人口红利有限,其逐渐消失后还可创造条件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他认为，通过产业转移和教育等途径,中国将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结构失衡系根本症结

近两年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持续出现“用工荒”。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招不到人。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原因正是我国人口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口在不断减少。这被认为是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的信号。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供给主要来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最近30年中,人口红利作用巨大。有数据表明，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力在地区和部门间(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及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对GDP增长率贡献率为16%~21%。

然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

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持这种疑问的人不在少数。更多人则对当前人口发展面临的多重阻碍表示忧虑。比如独子老龄化、老年空巢化、高龄失能化和独居孤独化，以及出生性别比失调和可婚人口性别失衡等问题日益严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假设女孩为100)是118.06。国际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水平是102~107，中国远高于正常值。专家预测，到2020年，将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士“被剩下”。

2009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当前，人口和计生事业发展水平与科学发展、民生改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不适应的矛盾还较突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长效工作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还较薄弱；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未得到有效治理；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还有不小差距。

这些都在拷问中国人口红利能否持续。穆光宗教授认为，我国人口生态失衡已成当前头号人口难题，是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人的全面发展是关键

事实上，人口结构失衡正阻碍人口红利实现。按照穆光宗教授观点，我国人口问题已从单一人口增长问题转变为集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流迁为一体的复合人口问题。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以往人口控制只解决人口增长快慢和增量多少，未能从根本上统筹人口发展。

2009年3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出席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42届年会时说：“中国的目标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就是保持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此前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强调，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这标志着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人口观的确立。

有专家表示，人口红利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而这一切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

穆光宗教授认为，以人为本是科学人口发展观的核心，其实质是强调以“人”的发展来解决“口”的问题。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当务之急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观点

多点开发收获可持续人口红利

穆光宗

“人口低负担比”只是提供了获得更多人口红利的结构性条件，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的社会贡献和社会价值。人口红利有很多类别，需要细分：

首先是工作人口的生产红利。这里工作人口主要是指横跨二三产业的人口。劳动力人口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是具有创造能力和生产能力的人力资源，人类文明成果都来自工作人口的生产贡献和红利的转化。由于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并维持在很低水平，导致年轻劳动力供应不足，所以从年轻人口数量供应角度看，人口生产红利将衰减。但是从年轻人口素质角度看，由于新生代受教育程度提高，所以人均生产红利可能得到提高。

其次是第三产业人口的服务红利。在第三产业从事服务业的人口贡献的是人口服务红利。老年护理业因年轻人口供应不足会出现“老年护理红利衰减”现象。有数据称，我国庞大的失能老年人群至少需1000万老年护理员，实际符合要求的老年护理员仅2万左右。

再次是全体人口的消费红利。人口拥有天然的消费力，人口问题之一就是正当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有生产就需要消费，有消费就有生产，扩大内需需要人口增长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推动。

第四是爱心人口的道德红利。道德红利是非经济红利，却标志着社会人口发展的文明程度和现代化程度。一个社会爱心人口越多，潜在的道德红利将越多，社会就越是和谐温暖。

要实现可持续的人口红利，途径如下：第一，知识技能的教育和人文道德的教育要平衡好，摆脱经济中心论。人口红利不单纯等于经济利润。第二，在职培训和终生学习要平衡好，可持续的人口红利需社会推动和自我推动。第三，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要平衡好，前者是开源，后者是积累。采取积极就业政策才可能获得更多人口红利。人口的生产红利是人力资本的释放，21世纪要倡导“人脑论”，知识和创新是“最后的资源”。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阶段，我们要鼓励“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延长老年人口红利的收获期。

观点

更有效地利用稀缺劳动力资源

左学金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明确揭示了我国人口增长趋势正在发生从总量增长走向总量减少的重大转折。我国大陆人口总数为近13.4亿，过去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7%，可以预见在未来10多年内将走向负增长(人口总量减少)。与人口总量变化相伴随的是少子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六普”数据还表明，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并未因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沿海部分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和浙江成为全国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省(市)，全部集中于沿海地区三大城市群；而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六个省份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人口变动首先影响的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近年来部分农民工工资提升，沿海企业面临招工难等现象背后，都是上述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现在学界还在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到来。实际上，刘易斯模型假设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工资水平不会因对劳动力需求增加而提高。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较快提高说明，我国已实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的转变， “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为了应对这一重大变化，我们应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更有效地利用稀缺劳动力资源。要建设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障碍。

劳动力的“社会流动”也值得关注。农民工能否成为所在城市的市民？目前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问题是浅城市化，造成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等。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劳动合同法试图通过一种方法来保护劳动者，即增加企业辞退工人的难度。这样做是因为劳动力流动后利益会受损，更好的办法是劳动力流动利益不受损。

当然，还会涉及许多其他问题，例如如何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避免生育率过低、人口总量下降过快和少子老龄化进程发展过快；如何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如何更好地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中不断加以研究探讨。本报记者 王瑜

链接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发布，中国由此进入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急刹车”时代。公开信的发布成为我国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实际上已标志我国的人口发展开始淡出人口控制为中心的思路。

●200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新的命题提出标志着后《公开信》时代的真正到来，也标志着我国确立了科学人口观。（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