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滇红玫瑰:诺门罕战役---改变了二战格局的局部战争

诺门罕战役

诺门罕战役，起因于侵华日军和外蒙军为诺门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最后引起战役。战役结果以日本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

诺门坎（诺门坎·布尔特·欧波） 地区，是指白阿铁路末端阿尔山北约50公里，海拉尔南偏 西约200公里的哈尔哈河以东，汗达盖- -将军庙--阿木古朗之线以西地区，东西 约30公里，南北约70公里。这一地区的边境线，原是有争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认定的边界线是汗达盖--将军庙--阿木古郎一线，伪满洲国则坚持边境线应以哈尔哈河为界。

战争概述

　　诺门罕战役，或称哈拉哈河战役，又叫诺门坎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及苏联在远东发生的一场战争。日本称5月11日至6月上旬的事件称为第1次ノモンハン事件?，即第1次诺门罕事件；此后至9月16日停火为止，称为第2次ノモンハン事件?，即第2次诺门罕事件。

　　战事于1939年在当时的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罕发生。日、俄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蒙古国”交战（以苏联朱可夫元帅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为领导的苏蒙联军），但日、俄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战事以日本关东军大败结束。日、俄双方此后在二次大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苏联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并攻击伪满洲国的八月风暴行动为止。^[1]

　　诺门罕战役使东北关东军向西侵略的企图彻底落空，进而促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进攻太平洋诸岛，偷袭珍珠港，最终导致日本法西斯完全覆灭。此次战役不亚于欧洲战场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拯救了苏联和蒙古（俄蒙联军的胜利保证了蒙古国的独立），也拖慢了日军侵华的速度。^[2]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3]这是蒙古国历史上重要的战役之一，蒙古国为战争爆发70周年作纪念活动。

战争背景

　　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日俄在近代曾多次开战。两国在1904年在中国的东北爆发全面的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中国的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亦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与日本。1921中国的外蒙古在苏联控制下宣布独立，成立了听命于苏联的蒙古人民共和国；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在1932年成立听命于日本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与蒙古国为邻，并分别有日本及苏联的驻军。双方在不少的地段存在边境纠纷。

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便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以试探苏联和蒙古的军事实力。从1935年1月至1938年10月，共发生多次军事冲突，规模逐步升级。

1936年3月30日，日本关东军涩各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入侵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被苏蒙军队击溃。同年3月12日苏蒙签订《苏蒙友好互助条约》，不断加强边防。

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开进海拉尔。同年10月，苏蒙远东军第57特别军开进蒙古驻防，双方议和停战协定。

事件经过

诺门坎战役的前奏：“张鼓峰事件”。

1936年3月，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苏蒙友好互助条约》。

1938年7月9日，苏军开进张鼓峰，并在主峰构筑工事，“张鼓峰事件”爆发，当时日本陆军正全面侵华（武汉会战），伪满兵力薄弱，日军在华32个师团，东北方面8个，第1，2，4，7，8，12，23，104师团，其中前4个是甲种师团，后3个乃新建的丙种师团（37年东北还没这3个师团的编制），第8师团原驻日本本土。日本政府打算对苏忍让，关东军不服，组织部队反击，抽调了驻朝鲜的第19师团第38旅团。

1938年7月20日，大本营决定停止使用武力，并把这个决定下达给朝鲜军司令部。在图们江西岸集结完毕的第19师团38旅等部，根据朝鲜军司令部的命令，返回原驻地。

1938年7月30日，第19师团第38旅团在得到关东军加强后，猛攻张鼓峰。31日上午5时，占领山峰阵地，六时占领沙草峰。苏军没有退却，反复争夺；炮兵猛轰日军炮兵阵地。8月2日，苏军大批飞机轰炸日军前线部队，并猛烈轰炸庆兴、古邑等北朝鲜各地。尽管如此，日军守住了张鼓峰至沙草峰一线。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进攻行动，未经过军司令官（朝鲜军司令官）许可，是尾高师团长违背违背大本营和军司令官所坚持的不扩大事件的方针，抗命下达的。

1938年8月3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下令编成步兵第三十九军（步兵第32师、第39师、第40师，机械化第2旅、第59国境警备队和航空队等组成），任命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希特仑为军长。8月5日，苏军开始猛烈反攻，并出动坦克，飞机支援。8月6日傍晚，苏军第40师前锋部队占领了张鼓峰，日军组织夜袭，并反复争夺。

1938年8月10日夜，双方就有关停战规定终于达成协议。11日，大本营陆军部下令朝鲜军司令官，停止攻击，同时苏军也停止了炮击，双方军队从实际战线各自后退500米。8月11日12时，交换战俘，军事冲突完全停止，双方都未完全占领张鼓峰（苏占大部）。

“张鼓峰事件”后，苏军拥有了张鼓峰的实际控制权，日军损失惨重。但客观的说，苏联的胜利是在集中了优势兵力的情况下获得的，大概是受制于侵华战争（武汉会战）日本政府始终比较克制，在苏联大举反攻时没有增兵扩大事件。而远东苏军杀鸡用牛刀的用了一个集团军规模兵力，坦克飞机支援下，也没能完全攻占只不到2个联队防守的张鼓峰阵地，引发了日本关东军对苏联红军战斗力的轻视，直接证据就是，大本营没有追究第19师团长尾高在扩大事件中应负的重大责任，反而提拔为军司令。

与此对照的是，苏联在战后的论功行赏中，首功的第40师师长获得了列宁勋章，担任苏联远东军司令的布留赫尔元帅（国共合作时的“加伦将军”，想必很多人知道）却什么奖励都没有，相反8月18日，希特仑取代布留赫尔，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伦将军”，不久即受清洗，于10月下旬被捕，11月下旬被枪决，据说罪名为“充当了日本特务”，成了“张鼓峰”事件，苏军实质上的失利的替罪羊。

关东军司令部研究了张鼓峰事件后，1939年4月25日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纲要指出下次在遇到类似国境纠纷就学习朝鲜军第19师团步兵38旅团坚决回击并借机占领争议地区坚决守住，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苏联承认关东军的领土要求。张鼓峰事件不久关东军又组建出了第24师团与第23师团，实力有所增强，其中24师团为野战师团，23师团则为国境警戒师团。

苏联也检讨了在张鼓峰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解散了苏联远东方面军，改为2个特别集团军，找了布留赫尔元帅做替罪羊后，迅速结束了远东地区的大清洗。11月，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指出了苏军自身建设上的种种不足。随后，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总军事委员会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以改善远东军队的战斗状况，为之后的诺门坎战役打好了基础。

第一阶段

　　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在新左旗境内诺门罕布日德地区及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事件。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首先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占领其东部的领土哈拉哈地区，作为下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5月4日，蒙军第24国境警备队由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伪兴安警备骑兵第3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一班士兵立即开枪阻截，并上马追赶，将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蒙军第7国境哨所50余名骑兵攻占设在争议地区的伪满锡林陶拉盖哨所。

　　5月13日晚21时，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奉命率600多名骑兵、装甲军队到达距诺门罕尚有80多公里的甘珠尔庙，派出侦查兵进行作战准备。关东军司令部将驻齐齐哈尔的飞行侦察第10战队、海拉尔飞行第24战队、关东军汽车队的运输汽车100辆，归23师团指挥、使用。

　　5月14～15日，东八百藏联队在5架日机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军742高地攻击。蒙军居于劣势(伤亡30余名)，主动撤向河西。5月17日，东八百藏率部队返回海拉尔。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而介入，立即将第11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联的飞机也不断在战事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飞行侦查。蒙军骑兵第6师又渡过哈拉哈河，架起浮桥。

　　1939年5月28日拂晓，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64联队、东八百藏中佐联队及伪满兴安骑兵第1、2、8团各一部，分三个方向围攻蒙军，结果被苏蒙军击败，全军覆没，东八百藏本人被击毙。

第二阶段

　　6月18日，朱可夫被苏军统帅部任命为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后，开始集结兵力，储运军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今乔巴山)等地开辟野战军用机场，苏战斗机开始在空中与日机周旋。6月19日，苏机轰炸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500桶汽油被炸起火。6月20日，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多人向诺门罕进发，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日军吸取了上次没有装甲兵力的教训，派出了装甲部队，增强了炮火支援。关东军司令部调第1坦克师和第2飞行集团支援第23师，共有12个步兵营、70辆坦克、180架飞机。

　　6月21日，日军第2飞行集团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把他的司令部从新京(今长春)迁至海拉尔，调来4个飞行团，集中17个战斗轰炸、侦察机中队。6月22日，苏军出动150架飞机空袭甘珠尔庙、阿木古郎将军庙一带的日军集结地和野战机场，日机也倾巢出动。双方从22～24日，在诺门罕地区上空大战3天，近60架飞机被打落在草原上。此后，苏机不断增多，而且出现新型战斗机，日军则逐渐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6月27日上午3时，137架日机在海拉尔机场起飞，编队布满海拉尔上空。6时20分，日军机群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机场顿时黑烟覆盖。日军作战部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击落苏机99架，击毁地面飞机25架。

　　6月下旬，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23师团尽快发动地面攻势。兵力共计3.6万人、182辆坦克、112门各种火炮、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7月1日，日军在小林少将的指挥下，1.5万人的部队向哈拉哈河西岸攻击，中午时攻占河东岸的谢尔陶拉盖高地。朱可夫组织150辆坦克、154辆装甲车、90门大炮和全部飞机及其它部队，分三路反攻。由于巴音查岗高地周围全是开阔地，非常有利于飞机和战车作战，日军全部裸露在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炮的面前。7月3日上午7时，第一批苏军轰炸机和歼击机对日军进行了轰炸和扫射。同时，苏蒙军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集群。这两股火力立即阻止日军行进，日军无法开展火力，只顾匆忙地在沙地上挖掘个人掩体。上午9时，苏军第11坦克旅的150辆坦克向龟缩在沙丘掩体的日军开火。此次关东军损兵3000人，折将40（大约少将以下40名军官阵亡）人。7月11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停止攻势，进行战线整顿，决定向诺门罕前线调兵。从旅顺要塞调野战重炮第3旅团，从内地调来独立野战重炮联队，从奉天（今沈阳）、北安、齐齐哈尔等地调来反坦克速射炮中队，给23师团补充武器和兵员，增加飞机和车辆。

　　关东军司令部从战争一开始，就指示石井部队拟定在诺门罕地区的细菌战计划。7月13日，石井细菌部队碇长少佐带领22名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乘2只胶皮筏顺水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鼻疽等细菌撒入河水中，向苏蒙军进行细菌战。竟有1340名日军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病，731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达40多人。

第三阶段

　　7月23日，日军在诺门罕前线各部队经过半个月的补充和休整后，集中8万兵员，近200门各种大炮和大量对付坦克的速射炮，全线发动总攻击。24日，苏军发动反攻，日军退回原地。25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停止进攻，构筑阵地”的指示。

　　8月4日，日军为实施统一指挥，在海拉尔组建第6集团军（辖第23、第7步兵师团和第8国境警备队，司令荻州立兵中将），兵力约5.9万人。

　　为早日解决诺门罕地区战事，苏军统帅部决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第57特别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这是临时组织的具有独立作战职能的多种合成的大兵团。7月15日，朱可夫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

第四阶段

　　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总攻时间为8月20日（星期天），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前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点45分传达到一线连队，对面日军阵地一片沉寂，苏军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8月20日凌晨，苏蒙军发起总攻战役。日军第6军前线各部队不少将校级军官到海拉尔休假。日军的防御设施只完成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上午5时45分，苏蒙军开始炮击日军阵地，150架轰炸机和100架战斗机向日军轰炸扫射。日军绵延40公里的前沿阵地，笼罩在浓烈的烟火之中，日军的观察所、通讯联系及炮兵阵地全被摧毁。8时45分，苏蒙军分为3个集群，从南路、北路和中央3个方面向日军阵地发起猛攻。

8月23日，日军第6军组织反攻，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全线溃败。为此，日本参谋部决定从本土抽调第5师团开赴满洲里，增加关东军的防卫力量。关东军在8月底集结4个师团在诺门罕地区，并命第6军制定新攻击的作战计划，准备与苏军决战。8月24日，苏军南北两翼在诺门罕合围。两个日本关东军师团（第七师及第二十三师）的主力被包围。8月27日，日军试图突围失败。朱可夫在日军拒绝投降后，以火炮及空军集中歼击被围的日军。

至此，第23师团覆灭已定，日本人输了这场关键性的战争。31日，小松原（后切腹自杀）带领残部2000余人突围而出。

1939年8月30日，东京大本营方面的中岛参谋次长来沈阳，向关东军方面传达了“诺门坎方面，作战不应扩大，立刻设法终结”和“关东军兵力不足，应该立足于长期坚守”的命令.实际上是要关东军认输放手，不过措辞相当委婉.然而关东军极力游说，认为应当“以四个师团全力攻击，然后再转入冬季防御.”反过来，中岛和随行人员居然被说服.8月30日晚宴上，关东军司令部充满了和大本营和解的欢喜.然而在中岛回东京的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洲战火爆发.为了预防世界局势的波动，大本营的态度再度变为谨慎.中岛再次来到关东军时，已经完全反对原有的攻击计划.关东军司令植田中将几乎是哀求要东京准许至少发动一次“收容死难将士尸体的进攻，否则就将我解职.作为对他请求的回答，关东军主要首脑被解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军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陆军中将；一个月内又陆续免去了参谋本部次长中岛铁藏陆军中将、作战部长桥本群陆军中将及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与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和所有作战参谋等将佐的职务。

1939年9月3日，日军大本营彻底否定了关东军调动兵力重新发动攻势的计划，日本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收拾局面。

1939年9月9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同苏联外交当局谈判停战问题。

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于9月16日凌晨2时停止一切实际军事行动。。主要内容是:日满军和苏蒙军于9月16日上午2时（莫斯科时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军队停止在9月15日下午1时的控制线上。双方同意交换战俘，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划定哈勒欣河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之间的边界。

战役结果

　　1939年8月中，欧洲形势急剧变化。苏、日两方亦在八月底后加紧外交谈判。苏军虽然在远东取得战役的胜利，但无意扩大战果。双方于9月16日停火，事件最后以日本退让，承认现存边界结束冲突。1940年6月9日，苏、日两方正式缔结协议。

诺门罕之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6万余人。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诺门坎战役”的影响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于莫斯科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诺门坎战役产生直接影响，战争关键时刻，东京大本营下决心压制了关东军的增兵要求，匆匆同苏联签定了《苏日停战协定》。

　　苏联当时也没有认为这场仗赢得光荣，日军不堪一击，毕竟是集重兵乘伪满兵力空虚打赢的，得胜也没追击。

　　1941年4月13日，为进一步缓和同日本的关系，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主要内容是:"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和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第二条,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双方还同时声明:"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之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战斗伤亡

苏联方面

　　在四个月的战事中，苏军投入约57000人、坦克500余辆及装甲车约350辆；官方宣布人员损失为伤亡9000余人。但据1991年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苏军真正死亡人数约7000人，超过1000人失踪，另外约16000人受伤。

日军方面

　　战后，第6军的军医部公布了日军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出动兵力总数为58925人。这个数可以发现其中是有一些疑问的：负伤的人数与阵亡的人数太接近了，如果将阵亡人数加上失踪人数，两者几乎相等，而且阵亡失踪人数比负伤的人数还多，这在战争中应该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负伤者都有刻意自杀的动机，否侧负伤人数应比死亡人数大得多才是。紧接着日本陆军当局发表了一个笼统的伤亡数字，将阵亡和负伤的人数一并发表为伤亡约18000人，大概还是将第6军的上报的伤亡人数简单相加，然后发表出来的。

　　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举行了一场“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的活动，朝日新闻报道中称这是战死人数为18000人的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日本历史学家五味川纯平在他1975年发表的著作《诺门罕》中有这样的评论：“对热衷于打了败仗就又遮又盖企图掩人耳目的军政当局来说，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没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然而这篇报道只是一则不超过30字的未署名的简讯,并非靖国神社的独自公布数字,仍然很值得怀疑是否是记者把伤亡一万八千弄成了死亡(靖国神社战后从未进行过排除日本官方数字的独自伤亡调查)。

　　也有人认为日本损失了近5万人（死亡的以及丧失战斗能力的，步兵第23师团、第7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第一独立守备队和第1坦克师团几乎全军殆尽，11个特种兵连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高级军官的伤亡也是空前的，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

　　诺门罕前线日军最后只剩下400人，整建制跑出来的只有骑兵联队百十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一年后病死，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斩断。这场战争让日本的优秀指挥官损失殆尽。朱可夫对日军的评价是下级军官很优秀，战斗很狂热，但是越往高层越烂，特别是含金汤匙出生的高级将领只能用无能形容。另外曾在GRU任职参与过该战役的瓦西里·诺沃布拉涅兹上校在回忆中认为苏军的战斗有很多缺陷，是靠巨大的人力和兵器优势打胜的。

对二战的影响

　　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它战役，诺门罕是一场不为经传的战事。但是它对二次大战的局势发展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战事发生前，日本东京当局仍为“北进”及“南进”的策略而争论。北进计划是以陆军向苏联西伯利亚发动攻势，目标是进攻至贝加尔湖一带。而南进计划则是以海军为主，夺取东南亚资源（特别是荷属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诺门罕战役的失败，说明苏联红军的实力对日本陆军来说仍然是相当强大。在一定程度上，诺门罕战役导致日本改为倾向采用南进的战略目标，最终引致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和最后的战败。

　　日本天皇裕仁是“南下”派，1936年借“二二六”兵变清洗了“北进”的皇道派，39年借“诺门坎”之败清洗了“北进”的陆军实力派；另外苏日是死敌，苏联一直在边境部署大量兵力防备日本；日本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足够的兵力再进攻苏联，且西伯利亚没有日本所需的资源。

　　假如日本选择“北进”，一旦形成德、日夹击苏联的形势，美、英可能不会全力支持苏联，因为英、美的东南亚利益没有受损害，意识形态上又是死敌。英首相丘就一直是坚定的反苏派，战后急急抛出“铁幕论”。而美国，最可能的选择是考虑同德、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也会表面谴责对苏联的侵略，同时继续同日本做生意，大发横财。毫无疑问，一个巨大的变数的突然出现——中国顽强抵抗、坚持抗战，使得欧亚战略格局发生完全出乎常规的变化，并造就了上述的形势：日本因为战略资源短缺的问题被迫放弃“北进”，只能选择“南下”并同英、美交战，从此走向失败的深渊.同时也导致了轴心国军事上无法协调，各行其事的糟糕局面；苏联则一举摆脱绝望的、必败的战略态势，全力以赴对付西面的威胁，从而在战略上奠定了胜利的格局。

“诺门坎战役”后日本“北上→南下”的过程：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于莫斯科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的国家战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人视德国为盟友国，结果和正在诺门坎交战的，敌对国苏联秘密签约，连个招呼都不打，引发日本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直接导致支持和德国结盟的平沼内阁（偏右倾）垮台。接着上台的内米内阁（左倾）比较弱势（反对加入反共3国结盟，反对扩大侵华战争），很快下台。之后近卫内阁（右倾积极分子）第3次登台组阁，9月27日，和德国，意大利一起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国集团正式诞生。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显示出“北上”派的失势。

　　1940年6月4日,德国攻占敦刻尔克,6月14日，巴黎沦陷，日本乘机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下派得势）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苏军一溃千里。（北上派抬头）

　　1941年7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伴随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23日至25日,近卫内阁讨论了该《纲要》,27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初步确定“南下”。

　　1941年7月7日，日本“北上”派决定一搏，陆军部组织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以策应德国的对苏西线攻势，和考察自身陆军实力，评估如对苏宣战，取胜把握。

　　1941年7月22日，之前“北进”后转为“南下”派的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

　　1941年7月23日，美国因法属印支问题，提出禁运，冻结日本人在美财产，日美矛盾开始激化。

　　1941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石油禁运,英,荷等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深深刺激了资源短缺的日本。

　　1941年8月9日，大本营估计年内德军还打不跨苏联，且认为苏军在远东保持了60个师以上的兵力，2700辆坦克，为日军难以对付的"涩柿"，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陆军也没有很足的底气，再加上海军力争，美英等国对日本的禁运引发资源危机，东南亚石油等资源的吸引，终于决定“南下”。9月6日御前会议批准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计划在11月底前完成对英美作战准备。

　　1941年10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向野村大使递交备忘录,重申美方的四条原则,要求日本撤走在中国及印 支的军队等.

　　1941年10月16日，不够“强硬”的近卫内阁受到来自军界的强大压力，被迫辞职。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任首相兼陆军大臣，晋上将，登台组阁，标志着“南下”已成定势。

　　1941年10月24日，东条内阁主持召开大本营联席会议，按照陆军省提出的计划全面部署了对美开战事宜。

　　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了对英、美开战的决定。

　　1941年11月10日，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同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对同时攻击珍珠港和东南亚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1941年11月25日，德,意,日等国在柏林签署《延长反 共 产 国际协定的议定书》。

　　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率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对日宣战的演说。8～10日，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等国,陆续向日本以及德，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新的阶段。

　　可以看出，日本在“诺门坎战役”后还曾在“北进南下”中反复摇摆，举棋不定，最后对华战争兵力牵制和“诺门坎战役”之败影响“北上”信心，美英等国的禁运成为最后根稻草，迫使日本选择了“南下”。

　　诺门罕战役中，朱可夫指挥装甲部队以机动战首获大捷，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嘉奖。苏联政府得到包括间谍理查德·左尔格的情报得知日方的南进，因此应该不会即时对西伯利亚发动另一次攻势。苏军于是被调往欧洲；在1941年12月，朱可夫再指挥西伯利亚部队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成功发动反攻击败德军。

　　从政治意义上看，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德双方当时拚得灯尽油枯，幸亏关键时刻苏联抽空了远东边境的二十个亚洲师调往欧洲，才给了德军致命一击，扭转了欧洲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没有诺门罕之战，斯大林绝不敢冒此奇险。另外，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我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不久日军便奇袭珍珠港，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可以说，诺门罕战争是二战早期最精彩的一个伏笔。

　　从军事角度上看，苏联通过此战检验了陆、空军的各种新装备，锻炼了“大清洗”后新提拔的年轻军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气。特别是发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储备好了帅才（朱可夫后来参与指挥了苏德战场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每每都能化险为夷，被誉为“苏德战场上的消防队员”，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战就是诺门罕战争）。苏军还在此役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得以广泛采用，给德国法西斯以沉重打击。

从诺门罕战役看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

　　以坦克为代表的装甲兵部队，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装甲兵部队还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兵种存在。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装甲兵部队的战略战术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组建大规模的装甲机械化军，以装甲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投入战斗的作战思想被许多军事理论家所认可，如德国的装甲兵作战专家古德里安、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富勒等。在苏联，朱可夫是这种装甲兵作战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在其指挥诺门罕战役过程中，将自己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付诸实战。通过以这种作战思想为指导的战地指挥，将苏军在装甲兵方面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取得了诺门罕战役的胜利。诺门罕战役的胜利，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冒险，使日本被迫放弃了“北进”侵苏的战略计划。

作战思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

　　通过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苏联的军事实力有了很大提高。这种提高既体现在武器装备方面，又体现在作战理论方面。在武器装备方面，“1934到1938年间，苏联红军坦克增加了近2倍，飞机增加了1.3倍，火炮增加了近80%，人数增加了1倍。”在军事理论方面，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界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创立了纵深进攻战役理论，这种纵深进攻战役理论正是以拥有大量的飞机、火炮、装甲兵等机械化部队为前提的。“纵深战役的主要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对敌人整个战术纵深进行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第二项任务是立即将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该部队在航空兵的协同下应向敌整个战役防御纵深进攻，直至消灭敌人集团为止。”由此可见，装甲兵作为机械化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纵深进攻战役理论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苏联陆军在20世纪30年代装备了大量的装甲作战车辆，为纵深进攻战役理论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但是，围绕着如何使用装甲兵的问题，苏联军界却存在分歧。

　　朱可夫认为，装甲兵应集中起来投入战斗，并建议苏联最高领导层建立以装甲兵为核心的大规模机械化军。在朱可夫的积极倡导下， 1932年苏联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每个机械化军中编制有2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机枪旅和1个独立高炮营。到1936年初，苏联机械化军的总数已达到6个，每个机械化军大约集中了500辆坦克、200辆汽车，这样一来装甲兵的力量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集中，就好比是散开的手指攥成了一个拳头。应该承认，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在组建装甲机械化军方面曾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期的德国只有3个装甲机械化军，至于其他国家的装甲兵部队无论是在编制规模上，还是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较之苏联更是相差甚远。但这种装甲兵编制方案并没有得到苏联军界的普遍认可，“尽管组建了机械化军，但苏军内仍有一种意见，反对建立专门的装甲部队，认为装甲部队只有分散在步兵中或其他部队中才能发挥作用，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少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因此对最高统帅斯大林影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通过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领导层作了反映，“反复阐明，装甲兵在现代战场上可以发挥独立的作用，这种新的强有力的武器不应和行动缓慢的步兵一道展开，这样会降低其威力。”与朱可夫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装甲兵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兵种存在，而朱可夫却坚持认为装甲兵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投入到未来的战争中。装甲兵到底应该如何使用，是应该分散，还是应该集中？当时，西方一些富有远见的军事理论专家对于装甲兵的认识与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不谋而合。例如，德国著名的装甲兵作战专家古德里安认为：“凡是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帮助其他兵种前进的武器，自然就应该算是一种主要武器。至于说战车是否应该配属给步兵的问题，可以用下列假想战役来做一个澄清说明：假设红、蓝两军都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战车营。红军把所有的战车配给各步兵师，而蓝军将其集中编成装甲师，由最高统帅部加以直接控制。假使战线长度是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战车所不能通过的；100英里是战车很难运用的；另外100英里则是适于战车活动的地形。那么在实战的时候就会有下列现象发生：红军战车分配各师，有一部分战车配置在战车所不能活动的地区，结果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部分战车虽然可以活动，但受地形限制太大，使它们成功的希望变得非常微弱。在便于战车活动的地区，红军所能使用的战车只是它全部兵力的一小部分。反之，蓝军则不同，它可以将全部的装甲兵集中在一起，用在最有利的地区，以求产生决定性作用。所以，需要集中的不是步兵，而是集中战车。”

　　对于是否有必要组建独立的机械化军的问题，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认为：“由于坦克能比步兵以更快的速度运动，为了在战争爆发时能夺取主动权，就必须在平时保持足够的机械化部队，以备战时迅速动员，……把坦克与步兵结合在一起就好比把拖拉机与马连在一起。要求它们在火炮协同下作战是荒唐可笑的。”

　　朱可夫的意见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斯大林最终还是被另一种意见所说服。最终，苏联撤消了军一级的装甲兵编制，装甲兵部队以团或营的规模被编制到步兵师或骑兵师里，只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对立的装甲兵旅。这是苏联装甲兵作战理论的倒退。苏军决策层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如果，苏军在苏德战争前没有将强有力的机械化军解散，甚至是按师一级的编制规模集中100至200辆装甲车辆，那么苏军的装甲军配合以苏军航空兵在苏德战争初期应该会对德国装甲集团军的冲击起到抵制作用，而不是以团或营为单位配置在步兵师或骑兵师中，十几辆或几十辆被德军击毁或俘获。在苏联，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没有被苏军高层所采纳。但在德国，朱可夫对装甲兵的认识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1943年5月，在苏军缴获的一份德国军事文件中这样写道：“朱可夫是一个说话坦率、勇于行动的人，……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并在实践中成功的加以运用。”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正确性，最终在爆发于1939年5月的诺门罕战役中得到了检验。

　　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与诺门罕战役

　　诺门罕战役是“1939年5月4日—9月16日，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在诺门罕布尔德地区和今蒙古共和国境内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的一场激烈战争。”诺门罕战役是日军在远东地区的一次军事冒险，是其实施“北进”侵苏夺取西伯利亚资源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日本对发动这场战争可以说是蓄谋以久的。早在1938年秋，日本参谋本部就着手制订了代号为“第八号行动计划”的侵苏战争计划，并在此计划的基础上详细制订了两个方案：“甲”方案规定把主要的突击区指向苏联的边疆区；“乙”方案则指向后贝加尔。最终，“乙”方案被通过。为此日本作了积极的战争准备，至1939年夏，日军在伪满洲国的兵力总人数达到35万，并装备有1052门火炮和350架飞机。苏联对日本的军事挑衅也有所准备，积极地向远东地区调兵遣将，1939年6月2日，朱可夫奉命赴诺门罕指挥苏军作战。

　　苏、日之间于1939年7月3日展开的巴英查岗山之战，是诺门罕战役中一场极为关键的战斗。当时，日军与苏蒙军驻守的巴英查岗山仅隔着一条哈拉哈河。日军在兵力和火炮数量上都要胜过苏蒙军。“日军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10000余人，而苏蒙军只有1000余人，日军拥有近百门火炮和反坦克炮，而苏蒙军只有50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拉哈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单从兵力对比来看，当时的情况对于苏蒙军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如果当时日军强渡哈拉哈河，苏蒙军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此时苏军也并非毫无优势，相对于日军而言，苏蒙军在装甲兵方面就有绝对优势。“苏蒙军投入战斗的有苏军坦克第11旅（近150辆坦克），摩托化装甲第7旅（154辆装甲车），还有装备有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第8装甲营。因此，苏蒙军的王牌是装甲坦克兵团，朱可夫决定立即使用装甲兵从行进间歼灭刚渡河的敌人，不允许敌人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的防御。”苏蒙军在装甲兵方面的优势给了朱可夫一个将自己的装甲兵作战思想应用于实战指挥的好机会。在指挥战斗过程中，朱可夫集中了苏蒙军的装甲车辆，给正在渡河集结的日军以突然打击。“7月3日10时45分，苏军坦克第11旅从西北实施突击。它的一个坦克营协同蒙古骑兵第8师的一个装甲营和炮兵第185团的一个重炮营从南面进攻敌人。由营长米哈依洛夫少校指挥的一个坦克营在坦克旅主力的先头序列向前推进，由库德里亚绍夫指挥的一个装甲排已经在坦克营的前面冲进敌人的战斗队形。……日军在苏军的冲击下绝望退败。但苏蒙军的坦克兵、装甲兵仍然不断前进，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参加了这场战斗的日军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7月3日，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鸣，拖着火炮前车四处乱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亲身经历此次战役的日本军医松本草平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7月3日，登上蒙古高台的卫生队，把物品装上3辆马车又出发了。可是刚走了不到一里路，就听见有人尖叫‘右前方苏军坦克15辆！’我急忙拔出战刀大喊：‘全体卧倒’！话音未落，苏军坦克就开了火，15辆坦克扇形散开朝卫生队冲了过来。……遍地死伤士兵我不能不管，他们有的被坦克压成了乌鱼干，有的被压断了腿，还有被炮弹炸死、炸伤的。眼前的战地救护已使我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追赶前线部队。”从当事人的日记与回忆录中，不难看出苏军是在日军渡河尚未完成集结的时候，集中了全部的装甲兵力量，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向日军发起突然袭击，致使日军遭受惨败。此次战役，苏蒙军投入作战的坦克近150辆，装甲车200余辆。单从装甲兵的使用数量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并不算大。但这种集中使用装甲兵独立的完成对地面目标突击任务的作战方法，体现了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巴英查岗山之战不仅验证了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正确性，还使苏军在诺门罕战役初期由于兵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不利局面得到了扭转，从而奠定了整个诺门罕战役的胜局。1939年9月15日，苏联、蒙古与日、“满”当局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长达4个月之久的诺门罕战役以苏蒙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诺门罕战役的胜利，暂时解除了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的威胁。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也在诺门罕战役中得到了验证与完善。

　　诺门罕战役与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发展

　　在诺门罕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朱可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并于1940年5月被提前晋升为大将。不久，升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随着朱可夫地位的提高，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也受到了苏联高层的重视。在诺门罕战役中获得的实战经验也使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苏军的装甲车辆在诺门罕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也得到了相应的改进。

　　（一）诺门罕战役与苏联装甲车辆的改进

　　在诺门罕战役初期，苏军装甲兵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与日军装甲部队的较量中苏军装甲兵占有绝对优势。“1939年7月4日，在苏日诺门罕战役中的坦克交战中，双方投入了100辆左右的坦克和装甲车。苏军坦克吨位大，装甲厚，行动半径大，火炮射程远，射速快。而相比之下日军坦克吨位小，装甲薄，行动半径小，火炮也很落后。两军对阵，好似庞大的牛群和一群小羊对打，日军完全不是对手。”在整个诺门罕战役的坦克战中，日军的装甲部队并没有给苏联装甲兵带来多大损失，但日军所采用步兵自杀式冲锋配合以集束手榴弹和土造燃烧瓶在诺门罕战役初期的确摧毁了很多苏联装甲车辆。“苏式坦克的汽油发动机给部队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苏军损失的坦克80%是被日军步兵击毁的，其中一多半是被火焰瓶（燃烧瓶）引燃的。”苏军坦克容易起火主要是由于当时苏军的装甲车辆以汽油发动机为主，诺门罕地区的夏季本来就十分炎热干燥，加之日军燃烧瓶的攻击，坦克发动机内的汽油遇高温自然就容易起火。针对这一问题，苏军将装甲车辆进行了改装,“前线的反映引起了苏联兵工部门的高度关注，几百台柴油引擎被紧急运到外蒙，各旅的战地修理营日夜不停地为T–26、BT-8坦克更换发动机，并在要害部位加装钢丝网，防范日军集束手榴弹袭击。”对于苏军装甲车辆的这一变化，松本草平回忆到：“诺门罕之战初期，土造的燃烧瓶的确发挥了威力。烧毁了不少苏军装甲车。可是到了战争后期，这种土造的武器就不灵了，据说苏军把所有的烧汽油的坦克全部改造成了烧柴油的，并且后面还加上了防护板。这样，即使燃烧瓶投上去也很难燃烧起来。”除此之外，在诺门罕战役中某些型号的苏军装甲车辆所存在的问题并非改装可以解决，如T–26型坦克装甲防护弱等。“尽管朱可夫使用装甲兵打了胜仗，但也发现这些坦克存在某些缺陷(苏联的较重坦克都部署在欧洲,在亚洲只有十多吨的坦克)。此后，苏联研究设计了一个新的装甲车辆序列，其中包括在二战中赫赫有名的T–34型坦克。”

　　通过对原有装甲车辆的改进和对新型装甲车辆的研制与开发，使苏联装甲兵的作战装备有了很大提高，战斗力明显增强。为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提升提供了物质前提。

　　（二）诺门罕战役与朱可夫装甲兵作战思想的提升

　　诺门罕战役的胜利使朱可夫对自己的装甲兵作战思想更加坚信不疑。1940年，朱可夫在参加苏联最高统帅军事会议时第一次提出：“以机械化部队为骨干的方面军和方面军群实施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进攻的新理论”。这一新理论的提出，是朱可夫在吸取了对日作战经验之后，对纵深进攻战役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而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也在这种新的作战理论中得到了充实与提高。从三十年代的对装甲兵的集中使用，发展到使装甲兵、航空兵、摩托化步兵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新思想。看似简单，但其中对各兵种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与统一指挥所提出的要求是相当复杂的。朱可夫通过诺门罕战役的实践，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加紧组建机械化军对苏联的意义。1940年在受到斯大林接见时朱可夫说道：“如果我没有2个机械化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六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对于在即将爆发的苏德战争中，苏联装甲机械化军将起到的作用，朱可夫认为“如果法西斯德国把战争强加到苏联头上，苏联就得同装备有大量的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及强大空军的法西斯军队作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必须继续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兵团，以便在力量对比上与德国相等，还必须改编、改装空军和防空、防坦克部队，这是实施陆上进攻的先决条件。”对于装甲兵、机械化步兵在未来战场上的地位，朱可夫反复强调：“德军陆上进攻的骨干力量是以坦克为主导的机械化军队，坦克与机械化军队的出现，是当时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顺应了战争发展的需要与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着当时陆上作战的发展趋势。如果苏联仍站在自我封闭的立场上对待这场残酷的战争，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的节节溃败，以及大片苏联领土的沦丧证明了这一“代价”的确是巨大的。同时，也证明在当时朱可夫对机械化兵团，尤其是对装甲兵方面的认识是正确的。

　　朱可夫的装甲兵作战思想，在苏联的装甲兵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苏军装甲兵部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苏德战争中，对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做出了突出贡献。

外界评价

　　“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1939年7月20日，《纽约时报》的社论这样评价苏联红军和日本军队在蒙古草原上的这场苦斗，时报不屑一顾地嘲讽道“（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愤怒”。直到两年后日本人的炸弹劈头盖脑地扔到了珍珠港，美国人才明白过来，恰恰是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一战改变了日本的作战对象，恰恰是他们根本瞧不起的这个弹丸小国给了他们致命一击。美国人为自己的骄傲和轻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教授曾说过：“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许几周后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瞠目。诺门罕战役便是典型的一例，当初谁能料到亚洲腹地一场不起眼的边境冲突，会为轴心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日本“北进”“南进”战略的选择

马骏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一条扩张道路。明治天皇维新诏书就声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清政府、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世界陆上强国俄国后，奠定了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日本又以此为起点，要称雄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

1927年，日本完成了大陆政策，认为“欲征服中国，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这一政策表明，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已把中国作为其整个扩张战略的重要步骤。在这个战略指导下，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入了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对中国战争初期的胜利，使得日本认为，由它主导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时代已经到来。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不再只是简单消极地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而是要自己主动地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

日本人说的这个新秩序，是针对英美等国在中国建立的旧秩序而言的。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利益。日本扩大对中国的战争，势必造成与其他西方大国的利益冲突。同时，中国北部还有一个苏联。

这样，日本就面临了一个战略选择！

当时，日本有两个战略选择。一个是北进战略，即将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向北进攻西伯利亚；一个是南进战略，即以美国、英国为主要假想敌，向南进攻南洋群岛。陆军是南进战略派，主张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向南进攻南洋群岛，与美英开战；而海军是北进战略派，主张以中国为根据地，向北进攻西伯利亚，与苏联开战。

究竟采取哪一种战略，关系到使用日本军事力量的重点放在什么方向的问题。日本两派争得非常厉害。1936年8月7日，日本最高决策层决定采取“南北并进”战略。根据这个方案，陆军军备以实施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苏联作战；海军军备以实施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美国作战。

这个战略是个折衷方案。尽管是南北并进，但是，北进战略仍然强势。日本并没有动摇北进的企图。

当时，日本陆海军还是在争。然而，到了1940年，日本却最终选择了南进战略。促使日本放弃北进战略而选定南进战略的原因有这样几个：

一个是德国因素。德国与日本是同盟国家，然而，这个同盟只是政治同盟关系，双方没有签定军事同盟条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陆海军对此认识严重分歧，海军担心与德国签订条约后会导致日本卷入欧洲的战争，为德国火中取栗。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与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是反对与德国结盟的主要代表人物；而陆军则主张与德国结盟。国内争得厉害，定不下来，但是负责谈判的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和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却是坚决签订条约派。他俩敢明目张胆，在没有得到国内指示的情况下，超越权限独断专行，竟然答应了德国与意大利的要求。这个事件成为外交史上的奇闻。

然而，对于日本最意料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日本与德国签约是为了针对苏联，以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与苏联签约的事一直瞒着日本。因而当消息传来，便在东京炸了庙。日本人就像打开信箱却猛地碰上一群黄蜂出来一样，被螫得直叫。没有办法，日本只得放弃对苏联的进攻企图，转向南进。

二是苏联因素。1939年8月，日本在诺门坎挑起了与苏联的战争事端（苏联把这个事件称之为“哈拉欣河事件”）。诺门坎位于中国内蒙古与蒙古交界地区，隔哈拉欣河与蒙古相望。1939年8月12日，日本关东军第23师师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向驻守在这一带的苏军第57特别军发起攻击。后来，日本关东军第6集团军也投入了作战。

斯大林接到报告后，敏锐地觉察到日本的意图是在试探苏军的实力，为其日后进攻苏联做准备。他认为，必须坚决粉碎日军的进攻，否则后患无穷。于是，他决定派朱可夫指挥苏军与日军作战。斯大林给予朱可夫只有一句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击溃入侵的日军，但行动不超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

8月20日5时45分，朱可夫指挥苏蒙联军向正面日军发起强大的反攻。150架轰炸机、几百门火炮向日军前沿阵地、纵深内炮兵阵地、部队集结地域，实施猛烈的轰炸和炮击。睡梦中的日军非死即伤，侥幸活命者也被眼前这一切惊呆了。一个名叫小谷的日军上士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炮弹遮天盖地般地落在我们的前前后后，真可怕！观察哨想尽一切办法找寻敌人的炮兵阵地，但都失败了。因为敌人的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当航空兵火力和炮兵火力达到目的后，朱可夫下令全线实施进攻。日军狼狈溃逃。

在朱可夫卓越的指挥下，日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伤亡和被俘了61000人，损失了660架飞机,最后，被迫向苏联求和。9月16日，苏联与日本根据达成的停战协定，结束了诺门坎战役。

日军在诺门坎战役遭到失败后，这才感到自己不是苏联的对手，进攻苏联无异于以卵击石，得不偿失，转而与苏联缓和关系。1941年初，日本派外交大臣松冈洋佑到莫斯科访问。松冈到莫斯科不到一周，就同苏联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斯大林出席了庆祝条约签订的宴会，并喝了许多酒，有点醉意，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本来宴会结束后，日本代表就坐火车回国。可是由于宴会喝酒时间太长，火车都推迟了一个小时发车。日本通过《日苏中立条约》稳住了北部的苏联，进而加快了南进的步伐。

三是欧洲战场因素。希特勒在欧洲战争初期的胜利，使得法国、荷兰、英国纷纷惨败，这几个国家在东方的殖民地成为了孤儿。在日本人眼里，此时不进兵南洋，夺取那里的石油等重要的战略资源，还更待何时？日本人说：“一定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纷纷主张立即对南洋开战。

在这种战略态势下，日本最终确定了“南进战略”。珍珠港事件就是南进战略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使日本决定尽快占领法国、荷兰、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佑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其中称“要根据我们皇道之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由“东亚共荣圈”和“南方共荣圈”两个部分构成。东亚共荣圈主要由“日、满、华”组成，“南方共荣圈”主要是指原来属于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南方共荣圈”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在安全上起保卫核心圈的作用；二是取代欧美列强的宗主国地位，形成一“南方经济圈”，以满足战争经济自给自足的需求。

日本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利益，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日美矛盾尖锐起来。

有人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在亚洲的崛起与扩张，美国对日本一直推行远东的慕尼黑政策，即企图牺牲他国利益，纵容日本扩张，而维护美国在亚太的根本权益。究竟美国有没有所谓的“慕尼黑政策”呢？

其实，“远东慕尼黑”的看法，并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如果美国对日本推行这个政策，为什么美国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假想敌？美军战前曾制定过5个代号“彩虹”的作战计划，其中“彩虹—2”、“彩虹—3”和“彩虹—5”号作战计划，都是对日作战决策。从军事角度讲，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假想敌始终针对一个国家，那么它会同这个“假想敌”狼狈为奸吗？

可是，既然美国以日本为假想敌，但面对日本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范围的扩张，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不主动进攻呢？简单地说：一是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制约它的战争决策；二是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也不允许政府参战；三是战争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国家要采取战争政策必须考虑到战争成本与利益的平衡问题。

正因为如此，美国一直对日本警惕，但并不采取使矛盾升级为战争的政策。而“远东慕尼黑”一说，不过是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当然，美国这种“不使战争升级”的政策，也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不能影响到它的根本利益。而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则被美国认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于是立即给予强烈反应。

7月28日，日军占领了越南。这个行动大大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总统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更加强硬的禁运。在日本占领越南的前两天，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8月1日，又宣布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美国一领头，英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东条英机在战时大本营讲话，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

埃及等国家也对日本实施了制裁措施。这对于日本打击太大了。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绝大多数战略物资需要进口。美国带头禁运，等于掐住了日本的脖子，美国报纸说：“这一招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的打击。”

面对美国的制裁，日本高层极为担忧。海军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海军大将估计，现在日本的石油储备可用两年的时间，如果打起仗来，只能使用一年。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定不惜对美一战。

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正式提出：“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如果至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即决心对美开战。”

10月18日，东条英机接替近卫任日本首相。东条这个人担任过驻东北关东军宪兵司令，为人心毒手黑，是个强硬的南进战略坚持者。他组阁后，在南进战略上比近卫内阁走得更远。于是，这就意味着与美国的战争越来越近了。11月5日，御前会议批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将发动战争的时间定为12月初。

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的草案》，规定战争的要领为：“实施闪击战，摧毁美、英、荷在东亚以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根据地，确立战略上的优势，同时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安全，造成长期自给自足的态势；用尽一切手段，引诱美国海军，适时加以歼灭。”

强硬对付虎狼之国的典范：苏日诺门坎大战

温靖邦

对待虎狼之国的挑衅，软弱退让无济于事，只有出以重拳，才可能让它安静下来。我国抗战进入空前艰难之际，多次在边境上蠢动的日寇，终于惹恼了斯大林，下令教训它一下，以免日后德国人动手时，它在后边捣乱。

于是，让蒋介石顿感压力减轻的日苏冲突发生了。

朱可夫上将刚刚结束了明斯克地区的作战演习，就接到命令到莫斯科去。他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直飞斯穆棱斯克军用机场。已经有小汽车在那里等候他，直接把他送到国防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的国防部）去。他进了人民委员（部长）伏罗希洛夫办公室，才得知中央要调换他的工作了。

伏罗希洛夫告诉他，中蒙边境诺门坎一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已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了一段时间小规模的仗。其间，苏联红军有一个不满员的军参加战斗。日军陆续有了一些损失，但他们不接受教训，不服输，还想大打。统帅部已经决定，奉陪到底，先成建制地消灭他一两个师团再说。斯大林点名让朱可夫去那里接管指挥权，完成统帅部的意图。最后，伏罗希洛夫承诺，朱可夫指挥的部队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朱可夫飞抵蒙古。向蒙古人民军统帅乔巴山同志报到以后，接管了诺门坎一带苏蒙联军的指挥权。

苏、蒙、“满”边境长达三千公里。在这样漫长的边境上，任何一个段落都可能受到日军攻击。朱可夫不敢抽调远东各段的红军部队。蒙古诺门坎地区苏军只有不满员的第五十七军，外加蒙军一个师。用于防御没有问题；用于进攻，特别是成建制地消灭敌人，显然不够。他提请国防人民委员会增加兵力——一部分用于坚守哈拉哈河东岸的敌人可能过河的地段，一部分用于对敌进攻。

在伏罗希洛夫调度下，苏军部分精锐部队陆续调往远东。巴甫洛夫大将带来了三个新型坦克旅，与已在当地的两个坦克旅组成了临时坦克部队；沃罗诺夫大将带来了三个远程重炮团，其火炮射程为三十公里；鲍尔吉金少将带来了三个新型战斗机大队；增调来的步兵是第八十二师和第五十七师。诺门坎地区苏军组成了第一集团军。

朱可夫将指挥部移到哈拉哈河西岸，就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员。

日军也在往这里集结部队。小松原道中将率其第二十三师团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共七个联队两万多人出发了。缺乏车辆的日军步兵师团行军完全依赖步行。室外气温在摄氏三十五度以上，骄阳似火。步兵背负三十公斤重的枪支、背囊踩着滚烫的沙地，一步一陷地向前挪。军需部门没有带饮用水，因为从地图上看，那一带湖泊星罗棋布。士兵们的随身水壶第一天就干了，个个渴得死去活来。路途中经过的每一个湖泊却都是咸水泡子，连马都不能喝。部队只有利用夜晚宿营时挖坑，轮流吮吸沙坑里的湿气。就这样艰难跋涉，到了前线几乎所有的官兵都脱了一层皮。

驻扎在公主岭的第一（应该叫全日本唯一）坦克师团也接到了进军诺门坎的命令。这是该师团成立后第一次成建制作战，上上下下兴奋极了。先乘火车到达阿尔山，然后自行开行一百八十公里到诺门坎。沿途是原始森林。正值多雨时节，河水泛滥，道路泥泞。坦克在泥水里行驶频出故障，甚至有的还断了履带。师团长安冈正臣心疼他的这些宝贝疙瘩，骂天骂地骂人，就是忘了骂自己。别看他这些九五式、八九式坦克个个又小又粗陋，却是日本陆军武库里最宝贵的东西。除了在检阅式或者敌阵前远远地炫耀一下外，平时根本舍不得用。经过数日艰苦行驶，安冈正臣坦克师团终于抵达前线。

步兵第七师团主力在圆田师团长率领下虽也到了前线，从上到下却怀着鬼胎，觉得与苏军作战凶多吉少。

嵯峨彻二中将率第二飞行兵团指挥部抵达海拉尔。关东军航空兵跟随他倾巢出动。

各路人马云集诺门坎前线。中将、少将一大堆。按日军传统，在一个作战区域内，同等军衔者以授衔早的为主官。第二十三师团的小松原道太郎资格最老，前线总指挥的职务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肩上。一下子指挥近三个师团兵力，还有坦克、重炮一大堆，令小松原道兴奋不已。

小松原道准备先发制人。他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了一个自以为稳操胜券的方案，即由安冈坦克师团、第二十三师团所属山县步兵联队、伪军兴安骑兵师正面进攻，给海拉尔河东岸的苏蒙军施加压力，吸引其注意力；而第二十三师团主力和第七师团一部则从哈拉哈河下游抢渡过河，突入蒙古境内，进行侧翼包抄；最后两支人马合击结束战斗。

小松原道下达了行动命令。

担任侧翼包抄的主力部队最早出发。经过一天多的急行军，绕行一个大圈子，没有惊动苏蒙军队，顺利抵达哈拉哈河下游，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东岸几处高地。准备实施渡河包抄计划。

两万多名日军潜伏在沙丘后面，等待工兵架桥。河边一丝风也没有，被烈日烤灼了一天的沙地滚烫无比，人呆在上面就像放在大铁锅里炒制糖沙板栗。水壶早就干了，却无人敢去饮哈拉哈河的水。因为小松原道提前命令生化部队投放了细菌，以毒死苏蒙军；没料到作茧自缚。

工兵忙活了一夜，终于把舟桥架设完毕。但由于缺乏重型舟桥设备，单薄的工兵桥上只能通行步兵；卡车过桥必须先卸货，空车上桥，才能勉强过河；火炮也必须大卸八块分解开来才能过得去。即使这么小心，不堪重负的舟桥也时好时坏，须不断修修补补。工兵忙得团团转，桥上桥下的过河部队乱成一锅粥。直到上午十点过，渡河才全部完成。

过河以后，小松原道命令第七十一、七十二联队共八千人为前锋，由小林恒一旅团长指挥；炮兵联队和第二十三师团直属部队居中；第二十六联队殿后，沿着河道杀奔上游。此处距苏军的渡口和重炮阵地约莫十三公里，距朱可夫指挥所十五公里。小松原道踌躇满志，他估计中午就可以切断东岸苏军退路，完成包抄计划；同时轻而易举打掉西岸朱可夫指挥部。

蒙古牧民把敌情报告给苏蒙军指挥部。朱可夫吃了一惊，感到日军这次大胆偷袭够厉害的——苏军主力此时全在河东，西岸极为空虚。没别的办法，必须赶快调兵回援。

西岸只有两千五百多蒙军。他们面对的是两万多日军，十比一。能不能坚持到主力到来，只有天知道了。朱可夫是个被精良装备和高素质部队宠坏了的将领，不然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居然不考虑漫长的哈拉哈河随处可以过河，危险处处都在。

蒙军骑兵第十五团不久前与日军山下联队交手的时间较长，减员较大，朱可夫把它调回二线休整，安排在西岸的巴音查山一带。不料这里成了日军偷袭包抄部队必经之道，反倒遇上了诺门坎战役最艰苦的一场阻击战。

日军先头部队刚靠近巴音查山，蒙军哨兵就察觉了河边灌木丛里的异常情况，马上鸣枪示警。骑十五团团长达尔马扎布举起望远镜，看见约莫七、八千日军拉开散兵线，正悄没声息漫山遍野扑了上来。立刻下令开火阻击。

偷袭既已被发现，日军改为强攻。蒙军四百多支“莫辛”步枪单薄脆弱的枪声很快就被近万名日军的叫喊和密集的枪炮声给淹没了。

巴音查山说是个山，实际上只是个六十多米高的大沙丘；四周全是缓坡，根本就无险可守。达尔马扎布团长心里很清楚，不擅长阵地战的骑兵十五团根本顶不住这么多日军的疯狂冲击。一般情况下他应该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立即与日军脱离接触，展开袭扰战；这次不同，他身后不到八公里就是苏军重炮阵地，就是浮桥渡口，就是朱可夫同志的指挥所，这些都意味着无处可退也不能后退。年轻的团长向全团四百多人发出了“寸土不让，死守待援”的命令。

日军搞清了面对的只不过是一支蒙军小部队时，高兴极了；这还用打吗？两个齐装满员的主力联队共八千多人一个冲锋，就会像洪水一样把巴音查山淹没。

可是刚刚交火不一会儿，日军就意识到这几百个蒙古人不可小觑。许多蒙军士兵迎着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义无返顾地冲入敌群，拉响了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或集束手榴弹，与冲在最前边的日军官兵同归于尽；随后一批蒙军士兵与日军纠缠在一起拼刺刀，奋勇无畏，也很不好对付。日军操典规定，拼刺刀前要把子弹退膛，以免走火误伤自己人。蒙军没有这些愚蠢的清规戒律，趁日军稀里哗啦子弹退膛之际，机枪手跳出战壕一阵猛烈扫射，第一排的日军顷刻倒下了一片。蒙军的营、连长们则是一手持马刀一手提驳壳枪，远射近砍，战果不俗。第七十一联队一大队大队长横田千野少佐就是与蒙军连长乌兰克图中尉比赛刀法时，被对方冷不防用左手挥枪打中眉心“玉碎”的。

蒙军骑兵十五团毕竟只四百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以上阻击在《虎啸八年》里有更详尽描写，此处从略——温靖邦）

但他们争取到了宝贵的两个小时，使朱可夫得以调集反攻力量。

朱可夫反击的第一个动作是派飞机炸毁日军浮桥，切断两岸日军之间的联系和对西岸的补给；第二个动作是炮轰巴音查山一线，阻止日军的进退；第三个动作是调派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守卫东岸阵地，顶住正面进攻的日军坦克师团；同时将坦克第十一旅、装甲第七旅、摩托化步兵第二十四团调回西岸，消灭过河之敌。

占领巴音查山清点伤亡情况，损失之大使带队的旅团长小林恒一少将大为吃惊。恰在这时，苏军第一轮炮击开始了。密集的火力在高地上形成一片火海，黑烟此起彼伏在空中形成不散的蘑菇云。炮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日军被压制在巴音查山，寸步难行，只能蜷缩在战壕里听天由命。

与此同时，苏军重型轰炸机也将几十吨炸弹倾泻到日军浮桥一带。日军高射炮联队的二十毫米口径九八式高射炮打得天上烟雾团团，而作用不大，苏军飞机不予理睬，依旧坚持干自己的活儿。停在岸边等待过河的补给车辆被炸得四分五裂，浮桥也炸得断成几截。

中午时分，屯驻在巴音查山，准备待炮击停止立刻转进的日军，忽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巨大轰鸣声，沙丘也随之隐隐抖动。他们趴在战壕里向外探望，顿时被惊呆了：五百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冒出了地平线，快速向他们冲来。苏军坦克第十一旅、装甲第九旅和蒙军的一个装甲团先行赶来了。

苏军以T—28坦克群为首，组成多个梯形方阵，快速逼近了巴音查山。日军架设在高地上的十六门三十七毫米口径反坦克炮拼命射击，但根本阻止不了这么庞大的坦克集团的挺进；反倒过早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被坦克炮一一击毁了。各联队只好命令从士兵中挑选一些人出来充当肉弹敢死队，对付苏蒙坦克与装甲车。这些士兵纷纷抱起反坦克雷、炸药包、集束手榴弹、自制土燃烧瓶，高呼口号冲向坦克。大部分人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坦克炮打成碎片。

苏军坦克冲入敌阵以后，尽管履带碾压、车载机枪扫射又消灭了不少敌人，困难随之也出现了。充当肉弹的日军士兵越来越多。担任对坦克作火力支援的BA—10装甲车顾此失彼；加上摄氏四十度高温下的长途疾驶，坦克的汽油发动机外壳灼热异常，一旦被燃烧瓶击中，刹时冒起了黑烟。为减少无谓的损失，雅柯夫少将命令全旅立刻与敌脱离接触，撤回原地。

日军小林旅团遗尸遍野。所携反坦克手雷和土制燃烧瓶基本耗尽。

巴音查山鏖战的同时，刚过河的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司令部也危如累卵，险象环生。浮桥被苏军炸坏了，炮兵联队的火炮打光了，炮弹无法从东岸得到补给；殿后的第二十六联队被侧翼包抄过来的蒙军装甲营死死缠住——三十六辆BA—10装甲车始终与日军保持一定距离，使肉弹无近身机会。其车载火炮与机枪不断吐火，打得二十六联队人仰马翻。

一个协同作战的苏军坦克连则离开二十六联队，直扑二十三师团司令部。十几辆坦克一齐开炮。小松原道架设在沙丘下的几顶帐篷顷刻垮塌，参谋长大内少将给打成了八块。

小松原道手里没有部队，望着边打炮边逼近的坦克，绝望极了。命令残剩的十几个军官拔出指挥刀，准备自杀。幸亏一个刚刚抢渡过河的反坦克炮中队赶到，救了他们一命。炮兵七手八脚地架设火炮，仓促开火。由于苏军坦克距离很近了，很容易就击中了两辆T—26坦克。其他坦克猛烈还击一阵。后来感到敌情不明白，急速脱离战斗。

小松原道亲眼目睹了这场小规模的坦克战，已经魂飞魄散。虽然击退了苏军坦克连进攻，但反坦克炮兵中队只活下来六个人，只剩下一门炮能击发。当听说苏军有一支坦克部队共五百多辆坦克在前线参战，更觉骇然。他第一次对战胜苏军失去了信心，后来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此事。

过河的日军已经三面被围。蒙军第八师和苏军摩托化步兵第二十四团前来增援。苏蒙各部队又开始了对巴音查山为中心的日军发动了攻击。

据军政委尼基舍夫少将回忆，“朱可夫坐在指挥所的帆布凳上，告诉刚到的第八装甲旅旅长米丘林大校，即刻派一个装甲营迂回到敌人的浮桥渡口，切断其退路。”据悉日军增援的工兵正在抢修浮桥，东岸增加了一个联队掩护。朱可夫显然企图全歼过河的日军。

苏军攻势在夜晚明显减弱了。苏军装甲兵不惯于夜战，米丘林派遣的一个营一度逼近了日军浮桥附近，而且打散了修桥工兵；后来又在肉弹攻击下，不得不退回去。

这给了小松原道师团退回东岸以保存残部的机会。

一天战斗下来，各部队纷纷向他告急，不是伤亡过半，就是弹药耗光。他拿这个毫无办法，因为补给线被苏联空军切断了。下午时分空中已无一架日机的影子——第二飞行集团几个战斗机大队损失殆尽，正在吁请关东军总部紧急补充。长时间没有一滴饮用水，官兵渴得成了一伙疯子，根本不听招呼了，不顾一切地向苏军重机枪阵地冒险冲锋。仅仅是为了获得苏制水冷式重机枪散热筒内约莫五公升混合着润滑油的水。

小松原道沮丧极了。明白再拖下去就会全军覆没。午夜时分，他果断率部撤退。日军官兵踩踏数千同伴的尸体，经过刚修好的浮桥，狼狈逃回东岸。

将小松原师团赶回东岸之后的次日一早，朱可夫腾出手来收拾安冈的坦克师团。他命令第十一坦克旅和第七装甲旅快速返回东岸，伺机进攻。

中午时分，苏军侦察机发现了巴尔嘎尔高地附近日军坦克集团正在缓慢移动。雅可夫列夫少将亲自率领第十一坦克旅所属的一百多辆坦克扑了上去。T—26、T—28、T—130是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战车，是该旅的主战武器。列索维伊少将第七装甲旅所属两百多辆BA6、BA10装甲车负责外围包抄，配合作战。

安冈师团此前在东岸对付的是苏蒙步兵，占了一些便宜，已推进到东岸苏蒙军数十道浮桥附近。起伏的沙丘遮挡了视线，前哨发现苏军坦克时，双方距离已不足一公里了。

吉丸清武大佐的第三坦克联队奉命迎战苏军坦克。

日军当时的坦克分类为三种。十吨以下为轻型，十吨以上为中型，二十吨以上为重型。吉丸清武的八九式中型坦克为十三吨，是日本当时火力最强、装甲最厚的一种型号。苏军的T—28为三十一吨。两者相比，如同大象与狗，优劣不言而知。苏军庞大坚固的坦克，成群结队闯进日军丑陋单薄的战车群里，如入无人之境，有的不用开炮而闷头撞去，就会把日军坦克掀个底朝天。苏军坦克仗着装甲厚，普通穿甲弹根本打不进去，加以火炮精良，左冲右突，毫无顾忌。日军坦克不敢硬撞，只能躲躲闪闪，千方百计绕到苏军坦克尾巴后，照准履带猛打，让其断腿瘫痪。而这样的机会毕竟很少。没用多大工夫，安冈坦克师团就顶不住了，一辆辆八九式坦克被打成废铁。吉丸清武乘坐的指挥坦克一上来就被苏军发现。几辆T28坦克立刻死死咬住了它。七十六点二毫米的坦克炮轻易地击穿了八九式坦克二十毫米厚的装甲。一声巨响，吉丸和他的“座骑”刹时“玉碎”了。

玉田美郎第四坦克联队更无法与苏军坦克对阵。每辆全重只八吨，装甲为十毫米。只能凭借身轻如燕高速机动躲避坦克炮的打击。庞大的苏军T—28根本不屑射击，往往是不问青红皂白将其直接压上去，将它压成个扁扁的铁盒。

安冈师团一半以上的坦克、全部装甲车，都成了废铁。全师团行将全部覆灭之际，一场突发的沙尘暴救了它。残余的坦克趁机夺路而逃，跑到一百公里外的将军庙。

玉田美郎联队在战后总结中这样写道：苏军坦克“射击迅速而准确，弹药充分，几乎没有臭弹。”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是有原因的。那场战斗结束后，由于补给跟不上，坦克燃料基本用完，每车只剩下五发炮弹。

刚刚成立半年的第一坦克师团，是日本首个也是唯一的坦克师团，一次战斗就输了，消亡过半。日本大本营大为震惊。坦克造价昂贵，日本的国力、资源、生产能力都无法承受这种损失。参谋本部坚决不同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将如此宝贵的装备消耗在诺门坎，命令他务必珍惜这支独一无二的部队。安冈及其残部因祸得福，从此躲开了劫难。后来虽也出动了一次，却只远远地跟在步兵后面；稍有危险就甩下步兵溜掉了。

小松原道太郎的失利让关东军总部一筹莫展。前线将领们终于从骄傲中清醒过来，认识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与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正面较量，没有一点取胜的可能。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尽量减少白天正面作战；利用恶劣天气或夜晚进攻，实行侧击和袭击。关东军总部批准了他们的设想。还从关东军已经大大减少的实力里，咬咬牙硬抽调了五千多名士兵补充给第二十三师团；几十门反坦克速射炮、上百挺重机枪也给他们运了去。

这天夜晚，天下起了小雨，伸手不见五指。小松原道命令展开第一轮夜袭。

各联队遵照计划向指定目标潜行。

不料第七十二联队运气不好，与苏军一支担负侦察任务的装甲分队遭遇。无线电波立刻将这个信息传到朱可夫指挥所。于是，西岸苏军炮兵用一百五十二毫米口径的重炮进行猛轰。七十二联队无处可躲，伤亡惨重，中队长以上军官阵亡过半。酒井联队长带着残部收尸，忙活了一夜。

第二十六联队离开驻地没走多远，就被一支执行夜袭任务的苏军坦克营给缠住了。双方打到天亮。

其他几个联队倒是靠近了苏军驻地，但也未能冲进营房肉搏，只能远距离交火一阵。夜袭的预期效果也未能达到。

此后又发动了几次夜袭，屡屡失手。小松原道太郎恼羞成怒，决定孤注一掷，集中诺门坎地区的全部日军，利用一个夜晚，悄悄靠近苏军，然后突然发起集团冲锋。

这天夜晚十点钟，三万多名日军步兵突然出现在苏军阵线附近，端着刺刀呐喊着没命地向前冲去。

朱可夫通过前几次夜袭，摸清了日军的夜袭规律和战术特点。为解决红军弱于夜战的特点，他给部队配发了大量的曳光弹和照明弹，并向各炮兵团、营提供了两个基数的燃烧弹；同时从防空部队抽调来十二辆探照灯车，紧急为坦克、装甲车换装大功率远射车灯，准备到时候把黑夜变成白昼。

当那三万多日军冲到苏军阵地前时，苏军突然打开了所有照射灯，几千发照明弹也先后升空。刹时，几平方公里内如同白昼。突然暴露在强光下的日军官兵惊呆了，傻傻地愣在那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苏军前沿的所有武器都开了火，成片成片的日军被打倒。此时，日军退兵不得，只有拼命冲上去。以为与对方纠缠在一起近距离拼刺刀就可以占到便宜。不料，苏军在战前一个月刚刚装备部队的“波波沙”早期型冲锋枪让他们吃了大亏。苏军战士根本就谢却刺刀，只待他们靠近一点就端起这轻便的玩意儿一阵扫射，顷刻就可以撩倒十多个。一些活下来的士兵后来一提起“波波沙”就心惊胆战。顺便说明一下，即使到了二战初期，拥有冲锋枪的国家也只那么两三个。（我国电视剧里无论是日军还是国军，甚至八路军，都拥有几支冲锋枪，那是编导的无知）日本是没有能力制造的，盟友德国也拒绝提供。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工业和科技发展了八十多年，据说速度算快的了；却被后来者苏联超过去了——苏联从十月革命到诺门坎战役不过二十年，其兵器工业却领先于日本半个世纪。这一点，诺门坎战后日本当局终于认识到了。

这次战役关东军损兵折将高达两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火炮等重装备损毁三分之二，前线弹药也接近枯竭。关东军司令部只好下令后退休整。

从植田谦吉到小松原道太郎都不愿认输，决心不惜血本也要挽回面子。于是，将关东军三分之二的装备、三分之二的兵力悉数调到了诺门坎前线。大本营命令成立第六军司令部，由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州立兵出任司令官，统辖诺门坎地区十万大军。

朱可夫等前线将领很快就察觉了日方整军再战的意图。意识到必须再消灭它一两个师团，他才会趴下求和。于是，马上着手筹划展开一场新的进攻。

为确保进攻的突然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只有集团军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战部长知道。

总攻的第一天，苏军势如破竹，击溃了日军第一线的几个联队，第二十三师团的精锐山县联队四千多官兵全军覆没。

第二天，苏军就基本实现了预想的第一阶段目标——两翼包抄的装甲部队顺利在日军背后会师，完成了对日军第六军十万人马的包围。同时，强大的炮火和密集的飞机轰炸摧毁了日军前沿的炮兵阵地、观察所、通讯站。伞兵二0三旅空降敌后，夺占了日军甘珠尔庙后勤基地，切断了日军的补给，使躲在十公里外的日军重炮部队无炮可用，只能无可奈何地对战事作壁上观。

呆在长春的植田谦吉急了，电令荻州立兵决不能坐以待毙，赶快从被包围的部队中抽调十四个步兵大队（约一万五千人）组成反击兵团，攻打南路苏军，以争取时间等待救援。

荻州将抽调十四个大队执行反攻任务的活儿交给了小松原道二十三师团。顿时引起一片哗然。一线部队白天作战，夜晚抢修工事，几天来缺吃少喝，早就疲惫不堪。如果凭借坚固的工事死守，或许还可以支撑几天；离开工事向苏军坦克冲锋，无异于以卵击石，加速部队灭亡。第七十一联队的继任联队长长野向师团参谋长冈本诉苦，本联队只剩下一千八百人，如果抽调两个大队去参加反攻部队，剩下的一点点人马肯定守不住阵地。而参加反攻的部队恐怕冲不了多少米也会全部玉碎。冈本回答他，即使全体玉碎也要进攻；为了皇军的荣誉，哪怕是前进两三米也好。

长野的担心决非多余，很快就被右翼战事证实。右翼的森田旅团守住现有阵地都很困难，却受命一个晚上必须攻下一个名叫七一九的高地。在苏军密如蛛网的火力封锁下，森田旅团根本无法冲过开阔地带。森田少将担心这样打下去必将与已经打垮的左翼部队一样下场，向师团参谋长请示可否暂停这种送命的游戏。参谋长答复，司令官命令进攻，那就得进攻下去。森田愤慨地质问，官兵死光了，拿什么进攻？

十四个担任南线反攻的步兵大队从工事中爬出来，分组成几个集团，冲向旷野，踏上了死亡之路。待他们完全脱离了阵地之后，苏军炮弹便兜头泼洒下来，像夏天的暴雨，根本无从躲藏。日军只好就地趴下，不敢动弹。而地毯式炮击，趴下也无济于事。天刚一亮，苏军坦克和装甲车从各段沙丘后开出来，冲进日军队伍里。情状惨极了，连撞带压，血肉模糊，日军死亡大片。

小松原道师团长不知道他的十四个反攻大队打到哪里了，胜负如何。派出去的联络参谋一个个有去无回。他意识到情况不妙。天亮后，师团部周围也出现了大量苏军坦克，不一会儿就与警卫部队交上了火。警卫部队不断伤亡，抵敌不住，且战且退。小松原道急忙用电台呼吁航空兵增援。没多久，十二架日本九七式轰炸机地动山摇地飞来了。盘旋一周，确定了目标，自命不凡地将炸弹全部扔到了二十三师团汽车队的头上——而且旷古少有的准确，仅存的十几辆汽车全给炸得支离破碎。师团部的官兵又是摇旗又是呼叫，一点用也没有，飞机坚持把最后一颗炸弹扔下才得意洋洋地飞走了。师团部的官兵们气坏了，免不了对航空兵们的母亲倾吐了一些表面上亲昵实则不敬的语言。

苏军坦克队远远望着一架架日本轰炸机向日本阵地俯冲投弹，一时懵了，不明白日本人在搞些什么名堂。一位名叫阿廖沙的机枪手惊疑地问他的车长：上尉同志，日军飞机起义了吗？上尉耸了耸肩，谁知道。

傍晚，前线消息终于传到了师团部：整整一天的反击战，各部队基本没怎么推进，伤亡却十分可怕。不少地段尸体枕藉，活人无从下脚。日本战史记载：第七十二联队数千人马只剩下了七名军官、八十七名士兵，联队长酒井大佐胳臂被打断；旅团长小林少将右腿被坦克炮轰上了天，倒地后险些被溃兵踩死；第六十四联队小队长以上军官非死即伤，部队只能靠士官指挥；炮兵第十三联队一千一百九十九名官兵和一千零四十匹用于拉火炮的马全部阵亡，三十门火炮成了一堆废铁；第七十一联队则陷进了苏军埋伏圈，从联队到士兵无一生还；第八独立旅团情况也不妙，伤亡三分之二，仍不得不负隅顽抗。

日军第六军的反击宣告彻底失败。剩下的兵力能否守住岌岌可危的防线，荻州立兵一点把握也没有。正当他忙乱无计之时，苏军的进攻又开始了。数百辆重型坦克，数万步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扑过来，日本部队像遇上割草机一般成群集伙地“腰斩”倒地。最后，荻州立兵的第六军只剩下四百名伤兵了。他正准备自杀，苏军的进攻却戛然而止。

教训关东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歼灭了它六万一千人，苏蒙方共伤亡三千二百人，可以了。斯大林不想在远东介入全面战争，见好就收。

九月三日，关东军接到了大本营紧急电令：立即主动结束诺门坎战事，以后退一百公里向苏军示好；又转告他们，东乡大使已在莫斯科谈和，不日就有结果。

果然很快就签订了苏、蒙、日停战协定，正式结束了诺门坎战事。

从此日本不敢北向窥伺苏联；另外，关东军原计划南调湖北加强“中国派遣军”力量的两个师团只好作罢。因为满洲地区日本军队损失巨大，自身防御都成了问题。这也应该算是对中国抗战的一大支持吧。

日本北进和南进战略

一、日俄冲突：北进战略的由来

日本与苏俄的纠葛源远流长，早在18世纪就开始了。到了日清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俄国出于染指远东的需要，向清政府卖人情，与德、法一起出面干涉阻止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因当时日本无力与三国为敌，只好妥协，日本因此对俄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到了八国联军侵华时，俄国利用此机出兵占领满洲，而且还在朝鲜扶植亲俄政权，企图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范围，进而独霸远东。俄国的远东政策遂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产生直接冲突，日本先与英国结成英日同盟，再赌上国运同俄国一战。日俄战争结果，日本得到朝鲜、旅顺、大连和满铁沿线等地，从此日俄结怨越来越深。一战后期，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退出战争，列强纷纷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本乘机从海参崴登陆出兵西伯利亚，一度攻至贝加尔湖以东，但最终在1922年10月日本干涉军被逐出苏联国土。此次出兵，让日本体会到在西伯利亚苦寒之地作战的艰苦。

九一八事变，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与苏联隔边境成对峙状态。而苏联在第2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国力和军力得到加强，在远东配备的兵力急剧增加。这一对宿敌，当然是冤家路窄，于是双方边境纠纷不断。最终导致张鼓峰事件（日本此时正在准备武汉会战）和诺门坎事件（日本正在调整侵华长期作战体制）这种大规模武装冲突。特别是诺门坎事件，是日本继日俄战争以来首次经历的激烈的装甲现代化战争，苏联的坦克和火炮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诺门坎事件后，苏联即忙于和德国瓜分波兰，关注焦点投向欧洲；而日本因自感军备不足，加上侵华战争消耗极大和英美经济压力，国力前途暗淡。

二、“北进”进行时

北进是日本陆军的主要战略思路。为了谋求北方的安全和孤立中国，日本与德国在1936年签订防共协定。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视之为摆脱苏联长期威胁的良机，无论是日德防共协定，还是三国同盟缔结，都是以苏联作为最大威胁对象，而且如果想要尽全力解决中国战线的话，势必要先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

7月2日，《伴随形势推移的帝国国策要纲》公布，日本立即开始实施总动员，80万大兵被输送到满洲，准备进行对苏作战。此次行动代号为“关特演（关东军特别演习）”。此次行动目的是在苏德战争局势演变对日本有利之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

然而世事总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德国的进攻在广袤的苏联国土上受阻，虽然西运的苏军人数并不少，而且技术兵器比例大，不过由于基数大，且苏联就地补充了数倍的兵员；又受季节的限制，大本营遂于8月9日放弃了年度内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采取了一心转向南方的方针，北进战略便被束之高阁。日本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双方互相戒备，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二战末期。

三、日美冲突：南进战略的由来

说到日本的南进战略，不得不先说说日本的大陆政策。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工业化国家之路，“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要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由此可见，日本对大陆的向往一直根深蒂固。

与其地缘相似的大英帝国也有类似的憧憬，但英法百年战争使英国清醒的认识到大陆政策的死胡同，因而抓住契机转向建立海权，玩弄欧洲均势，争夺全球殖民地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惜日本崛起太晚，没有如此觉悟，再加上此时世界已被列强瓜分的七七八八了，日本只能盯上其近邻。

大陆政策最终导致日清战争争夺朝鲜、日俄战争争夺远东霸权、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七七事变全面侵华。而大陆政策，必然与英荷等国在远东的利益产生冲突；并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产生矛盾。

日美冲突最早始于一战结束，列强重新瓜分了世界殖民地，并签订了华盛顿条约，日本要求保持相当于美英各国十分之七的海军力量，但未能通过，最终主力舰（战舰、巡洋战舰）和航空母舰定为美英的十分之六。从国力来看，可以说裁军是有利的，但海军内部仍有一种势力认为同意十分之六是一种耻辱，这股势力成了后来发生问题的根源。同时签订的九国公约，其目的是尊重中国的主权、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该公约构成了企图染指中国的美国远东政策的核心，也是后来发生日美冲突的一个原因。

鉴于俄国崩溃，新生的苏联短时间无法崛起，同时华盛顿条约签订等一战后的形势，日本第三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将美国判定为第一假想敌，日美之战从此走上不归路。

四、“南进”进行时

南进是日本海军的主要战略思路，完全是对抗陆军的北进战略而提出的。

日本开始关注南方问题始于1940年，德国闪击西欧，很快迫使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投降。战局形势给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以及其他南方各地带来政治上的微妙变化。7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提出《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在迅速解决日中战争的同时，尤其要努力促使国内外形势好转，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规定对南方地区诉诸武力，切断援蒋补给线，预期把英国作为战争的对手，甚至做好与美国开战的准备。

9月23日，日本陆海军协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是为解决侵华战争而建立对中国作战的基地以及加强切断中国补给交通线的作战为目的的。由此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9月份，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成为美日冲突的标志性里程碑。
美国对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立即作出了反应，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和钢铁。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对日本政府和大本营造成了极大冲击。7月2日批准了《形势的发展及帝国国策纲要》，实际上是提出了南北并进的战略，一方面要求加快南进步伐，另一方面着手解决北方问题（结果随着事态发展而未遂）。随后，日本陆海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英荷宣布冻结其资产，美国禁止棉花、粮食以外一切物资对日本的出口。8月1日，美国决定对日全面石油禁运，随后荷兰也宣布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这一次，狠狠的击中了日本的要害，相当于把日本逼上了死路。

由于和美国谈判毫无进展，9月6日御前会议提出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要求不惜一战。10月，东条上台，提出一个成熟方案，即《帝国国策施行要领》，指出与美谈判如能在12月1日达成协议，即停止行使武力，否则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但美国态度强硬，11月26日提出了《赫尔备忘录》，内容包括要日本立即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除蒋介石政权外不承认其他中国政权，三国同盟实质上无效等等。

此时一切成了定局，12月1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日本天皇终于作出了开战的决定。从此，日本这架战车隆隆地驶向不归路。

五、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经济对战略的影响

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将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了极致，进而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但由于中国的坚持抗战，日本不得不陷于长期战争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对扩大中的占领区的掠夺，也无法填满战争的无底洞。1937年秋天开始的美国经济危机不啻为火上浇油，即使1939年在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之后，日本经济更加恶化，并演发为全面的军事膨胀型的经济危机，民用工业萎缩、农业生产衰退、财政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恶化、对外贸易瓦解。1941年2月，日本经济已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日本“已不能从满洲及华北获得充分的物资，不能不考虑从南方获取物资，而且拿日本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能仅仅考虑依靠支付代价的办法来进行输入”。这里的“不支付代价”，唯一的出路就只有继续侵略战争了。

六、小结：日本一步一步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深渊

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其根源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亚洲的英国”心态（多少有点东施效颦）。为了称霸远东，要占有朝鲜和满洲；为了称霸世界，要征服中国。结果北与俄国，南与英美利益冲突。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消除北方的威胁，然而如果北进,一条腿已经陷入中国战场泥潭的日本，另一条腿就将陷在冰天雪地里。

还是因为长期陷入中国战场，为了切断援华补给线，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为了解决即将崩溃的经济，而决定向南方下手；导致美英荷的联合经济制裁，和钢铁石油禁运。就这样，为了解决一个麻烦，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个更大的麻烦，而赌上了国运。日本近代的历次战争，无不是赌国运的战争，前两次勉强赌赢了，这一次就把身家性命给赔上了。

日本北进、南进战略演进过程述考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为了实现“吞并满蒙，独霸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扩张计划，放弃了“协调外交”路线，冒险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造成了太平洋地区“无条约时代”。为了实现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日本与德、意缔结“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并以期借助三国军事同盟力量谋求所谓的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四国军事同盟”构想，也叫“松岗—里宾特洛甫计划”，就是1940年9月日本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后，经过松岗洋右和里宾特洛甫的谋划，德国居间调停，企图改善日、苏关系，并把苏联拉入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构想，最终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并企图通过“四国军事同盟”力量压制美国，迫使美国放弃参战，完成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最终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在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具体实施过程中，曾有过“北进”和“南进”两种战略。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这两种战略的实施及其转换作出分析。

在以往的国内研究中，对日本“南进”和“北进”政策演进过程曾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所谓“南进”和“北进”战略，应该发足于20世纪30年代，即日本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的过程中。日本这种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最终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这种“南进”和“北进”政策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大体经历了“南北并进”、积极北进又消极北进、伺机北进到积极南进等几个演进阶段。1936年8月，广田内阁在《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中，正式把“南进”和“北进”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推行。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对苏联进行两次进攻失败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由“积极北进”变成“消极北进”。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通过《适应世界局势演变时局处理要纲》，标志着日本正式把“南进政策”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予以推行。1941年7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要纲》，把解决中国事变和“南进政策”作为日本国策基准，并根据形势演变解决北方问题，秘密对苏备战，以伺良机。这意味着日本从战略上放弃了“北进政策”。

一、南北并进的“二元化”外交战略出笼

1936年3月9日，在军部支持下，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广田内阁的成立，是日本政府法西斯化的开始。（注：[日]筒井清忠：《二二六事件の政治力学》，载三宅正树《军部支配的开幕—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269—270页。）军部法西斯势力几乎控制了日本内阁。在这一时期，不仅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而且加强了军部在政治中的发言权，内阁的大政方针取决于军部意志，内阁人事安排也基本上由军部掌控。一旦政府的政策同军部意见不合拍，便会受到军部严厉排斥，甚至迫使内阁倒台。

广田内阁完全是按照军部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措施，加强法西斯军事政治。在对外政策中，由于军部在政治中发言权的强化，广田内阁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制定国策大纲和外交政策。陆军和海军从各自国防防卫战略考虑，在国防战略上存在意见分歧。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课石原莞尔为代表，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该文件明确指出：“帝国之国策应确保在东亚之霸主地位，排除在东亚对帝国之阻压的一切势力为宗旨；为对抗苏联、英、美之压迫，应充实兵力及航空兵力，以应对在日、满及中国本部持久之防范为上策；先应倾注所有兵力使苏联屈服，在应付同英、美持久战准备不足之前，需同英、美保持亲善关系，否则对苏开战实为万难；兵力充实、军备充足后，对苏开战方可取得我军之预期成果；在苏联屈服后，再结集东亚与帝国之一切亲善关系，进而达到把英、美势力从东亚驱逐之目的”。（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国防国策大纲》，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7页。）

可以说，日本陆军国防战略中心目标是“北进战略”，并把国防第一号假想敌人限于苏联，其次是英、美等国，主张日本应倾注所有兵力，以中国大陆为腹地施行“北进”战略，在迫使苏联屈服，消除北方威胁后，再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日本陆军“北进论”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是主张“先北后南”，其目的在于先解决苏联问题，然后再寻求与英、美决战。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构筑军事要塞，在远东的兵力达到11个师，其中骑兵2个师，战车600多辆，飞机达500多架，在海参为港口的军舰达14艘，预计出动兵力可达23万人。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只有3个师团，机械装备一个旅团，骑兵1个联队和3个独立守卫队，飞机大约为80架，总兵力约为苏联的1/3。（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53-356页。）因此，陆军的“北进战略”同日苏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对峙形势是相一致的。

日本海军国防策略，认为国防对象主要是英、美和苏联。日本海军制定的《国策要纲》主张：“对外策略应摒弃过去渐进的、同列强‘协调’之帝国外交政策，剔除一切同我国对抗之势力；对满洲的政策是将其育成帝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以期实现经济、政治、军事之共同防卫的共存共荣；对中国，要以帝国为中心，形成日、满、华之共同提携，促成东亚之安定发展；对苏联，为防止其插手远东事务，防范共产主义势力之蔓延，应通过解决日、苏诸悬案以图之亲善关系；对英国，防备其联合美国、苏联及中国对日本进行遏制，利用欧洲政局的变化，来牵制英国在远东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充实兵备，为对抗其在远东对帝国的对抗政策，使其承认日本在东亚地位的同时，发展同期以经济相互依存为基调的友好关系。”（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国策要纲》，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4页。）

日本海军国防战略的中心目标是“南进政策”，认为国防第一号假想敌乃英、美两国，其次是苏联，主张日本在确保东亚霸权地位的同时，应该向南太平洋地区发展势力。这种“南进论”的核心目的是要把英、美等势力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实现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计划。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广田内阁确立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正案，具体内容为：

一、帝国之国防本意为确保帝国利福利民之本，并以此彰显国威；二、帝国国防之方针基于国防之本义，为确保东亚之安定应充实军备确保国家之发展，以防一旦不虞之时迅速进行战争之目的；三、帝国之国防以国力强大的美国、苏联为目标，同时防备英国和中国。为此，帝国之兵力要以防备东亚大陆及太平洋地区为目标。帝国国防用兵如下：陆军兵力为50个师团及空军142个中队；海军兵力为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96艘，潜水艇70艘，空军兵力为65个中队。（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帝国国防部方针用兵纲要第三次改订》，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6页。）

在国防上广田内阁已不能明确以陆军为主，或是以海军为主的一元化国防方针。所以广田内阁所确立的国防方针只能同时兼顾陆、海两军，国防对象的确立亦处于多岐多绪的尴尬状态。由此，陆、海军根据各自国防目标提出了庞大的用兵计划。这种国防方针，实际上是由于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体系，自取孤立国际地位的必然结果。（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0页。）

1936年8月，广田内阁召开五相会议，根据陆、海军国防方针，确立《国策基准》，把外交和国防结合起来，在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把向太平洋地区发展作为日本根本国策。即是说，广田内阁所确立的《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实际上是按照陆、海军不同国防策略而制定的，在把海军所主倡的“南进论”作为国策的同时，又承认陆军的“北进论”。这样，在国防战略上，日本既把苏联作为防卫敌人，同时又把英、美等国势力从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作为当前的外交重点。（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帝国国防部方针用兵纲要第三次改订》，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6页。）所以说，广田内阁实际上是将陆、海军对立意见兼收并畜，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外交路线。

又如诸位论者所见，从广田内阁的《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兼顾陆、海两军国防策略的“南北并进”的战略构想。与其说这是一改“协调外交”的“被动性”而展现“积极性”的新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不如说这还是退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后的日本，面对“无条约时代”，而表现出一种缺乏定算的空泛心理。

二、由积极北进到消极北进

面对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后在国际地位上陷入孤立的严峻局面，为确保其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北进战略”的顺利进行，广田内阁于1936年11月25日，同德国缔结了以“防共”为招牌，实际是以苏联为对象，并防卫英、法、美等国的同盟协定。这个协定由《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反共产国际协定附属议定书》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秘密附属协定》3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日、德“防共协定”。

所谓的“防共协定”，其实是一种具有明显维护日、德两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外交手段。而这一时期日本对德结盟所要谋求的最大利益就是希望德国牵制苏联，并对日本侵华战争予以“精神和道义上”的援助。同时，希望借助“反共协定”的招牌，来扩张“防共体系”，蒙蔽其他各国的警惕，最后实现在远东驱逐英、美势力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时任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曾深有感触地指出：“我之所以反对缔结”‘防共协定’，是因为我感觉到，尽管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要和德国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日德结盟一事不久必将发展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今后的趋势，对我国的前途来说，的确值得忧虑”。（注：[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6-17页。）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为了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日本希望德国从日、德“防共立场”出发，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予以一定“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援助。（注：世川良一纪念文库：《远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第73号，法庭书证486号-A，检察文书1266号-A，《ドィツ外务省ょり驻日大使ディルクセンヘの电报》（1937年7月28日），东京：财团法人日本科学协会1946年版，第10页。）但是，由于当时德国以牛赖特为首的外交部从中、德经济利益考虑，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德国就不断加大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开始，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当时，中国不但是德国主要武器和军火的进口国，同时也是德国重要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据统计，一战以后德国在其疆域内，除了煤炭能自给自足以外，其中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矿、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这些重要战略物资，尤其是用于弹药制造的稀有金属钨和锑，主要从中国进口）。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也屡屡陷入困境。于是，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月，日本便利用德国为“调停中介”，上演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平调停”的闹剧。但是，日本这种企图利用德国为“调停中介”对华进行政治诱降的谋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日本也有步骤地推行北进苏联的战略。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的“诺门坎事件”是日本对苏联发动的两次进攻。“张鼓峰事件”使日本受到沉重打击，也使日本在推行“北进战略”上，重新评估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但是，日本兵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北进战略”。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的策划下，再次进攻苏联，引发“诺门坎事件”。在这次日、苏较量中，日本投入很大兵力。其中，仅空中编队就由119架（注：在119架飞机中，有侦察机11架，重型轰炸机24架，轻型轰炸机6架，战斗机78架。）飞机组成，还有大规模的步兵、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但是，在这次事件中，日本受到重大损失。其中，被苏军击毁战斗机19架，地面作战部队伤亡也很惨重。可以说，“诺门坎事件”中关东军的战败，给日本深刻教训，在重新评估苏联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提出了新的外交课题。即，日本必须重新探讨自明治维新以来所确立的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战略的有效性，“积极北进”战略的适用界限暴露无遗。（注：[日]中西治：关东军と日ソ对决），载三宅正树《大陆侵攻と战时体制—昭和史の军部と政治○2》，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149页。）此可谓日本“南进”和“北进”战略转换的临界点，此后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在未有过主动“北进”的行动。

三、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

可以说，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北进苏联的失败，使日本当局面临国内外种种压力。于是，以日本陆军为首强烈主张进一步提升对德同盟关系，来解决日本在远东同苏联、英、美等国的利益冲突。继第一次近卫内阁后，平沼骐一郎（1939.1.5—1939.8.28）、阿部信行（1939.8.30—1940.1.14）、米内光政（1940.1.16—1940.7.16）三届内阁，都以“强化防共协定”为名，提升对德同盟关系，企图通过强化日、德同盟关系，以此确保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顺利推行。但是，由于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省对德政策不一致，日、德交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平沼、阿部和米内三届内阁下台后，日本军部又将“八紘一宇”的大任推到近卫文磨身上。近卫文磨再次临危受命。1940年7月19日，近卫将松冈洋右、东条英机、吉田善吾等预定的外、陆、海三省首脑召到其私人官邸密谈，这就是有名的“荻漥会谈”。此次会谈，确立了日本将要通过侵略战争实现对外扩张计划，并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在远东确立对苏防范体系，并通过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英、法、荷、葡等殖民地纳入到日本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的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下，《荻漥会谈觉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35-436页。）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在“荻漥会谈”的基础上，迅速召开五相会议，并在陆、海、外三省多次协议的基础上，把“强化轴心军事同盟”作为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重大外交政策。同时，日本又企图借助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完成对整个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计划，达到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驱逐英、美诸势力的目的。（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日独伊三国同盟关系调书集》，《日独伊三国同盟条约缔结要录》，东京：外务省2005年版，第13页。）

7月27日，近卫内阁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适应世界时局处理纲要》。这个政策性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标志着日本把实现日、德军事同盟，推行“南进战略”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该《适应世界时局处理纲要》由“方针”和“要领”两部分组成，在“方针”中明确指出，日本将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迅速调整对外政策，把解决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作为日本今后外交重点（《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在“要领”中共有4个部分，详细规定和说明了日本今后的外交方向和政策。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推行“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针，并尽一切手段打击蒋介石，达到使中国彻底屈服的目的；第二、“南进政策”的重点在于强化对德、意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借助三国军事同盟的力量，压制英、法、美等国在远东的势力，实现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领导权；第三、为了保证“南进政策”的有利推行，将运用一切武力打击对此进行阻碍的任何行为；第四、为了使上述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将动员一切国力，在生产和军事上予以保证）。这标志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正式由“北进”向“南进”实行战略转换。

8月1日，松冈洋右同德国驻日大使奥托进行预备会谈，就日本在远东“大东亚新秩序”、日苏关系和日美关系等3方面问题进行试探。松岗非常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德国承认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领土要求，实质是要伙同德国瓜分在上述地区的领土和物资资源。

8月6日，日本制定了《军事同盟交涉纲要》和《军事同盟交涉方针案》（《军事同盟交涉方针案》由《日德意强化提携政治谅解》、《日本及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相互支持协力谅解事项》、《日德意强化提携处理基础要件》和《交涉方针要领》等4个政策性文件构成。在《日德意强化提携政治谅解》中明确规定，日、德、意三国为实现世界新秩序共同努力，彼此承诺，对日本在东亚、南洋生存圈及德国在欧洲、阿弗利加的生存势力范围的一切权利予以保证；日本和德、意两国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同时，日、德、意三国中一方同苏联、美国发生战争时，缔约国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在《日本及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相互支持协力谅解事项》中明确规定，日本同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进行相互支持和协力；日本对德、意在东亚及南洋的资源获得提供方便；日本强化在东亚及南洋对英国的压制，并为德、意对英战争提供协助；德国对日本提供必要的机械、技术援助，并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协助。在《日德意强化提携处理基础要件》中明确规定，在生存圈上，日本为实现“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所需要的生存圈范围包括中国大陆，现以委任形式统治的德国所属岛屿，法属印度支那、太平洋诸岛屿、泰国，英国领地马来西亚、婆罗洲，荷属领地东印度、缅甸、新西兰等广大地区；日本将以委任形式统治的德属旧岛屿合并到日本领土中，使其成为对美战略上的重要据点；德意承认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日本保障德国在该地区优先物资供应及德国的既得利益。在经济上，日本对德、意提供中国农林水产、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尼的矿产资源及橡胶等物资供应，德国对日本提供技术协助、航空机械及化学制品的供给。在对苏、英、美关系上，日、德、意三国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牵制苏联，从波斯湾到印度对苏联进行封锁；对美国在欧洲、亚洲进行政治、经济封锁，并保障德国在南美移民及经济地位；排除英国在东亚及南洋的政治、经济势力，为德、意对英国在欧洲的战争提供有力协助。在《交涉方针要领》中规定，日本将为德、意对英战争提供全力支持，根据德、意提案在欧洲战争、中日战争相互进行有效的协力与支持）两个重要文件。在文件中明确指出，实现世界“新秩序”是日本和德、意两国共同政治立场，为了实现彼此战略计划，要在对英、美、苏的政策上彼此相互协力；同时在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中彼此进行相互支持和协助。（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日独伊三国同盟关系调书集》，《军事同盟交涉に関する要纲》，东京：外务省2005年版，第26页。）对德国来说，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最大目的是企图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同时借助日本在太平洋上强大的海军实力，牵制英、法、荷等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势力，是德国可以以本土为根据地对上述国家进行有效打击，实现德国称霸欧洲的计划。

于是，里宾特洛甫派斯塔玛为德国特使全权负责对日进行军事同盟交涉事宜。从9月9日到26日，松冈洋右同斯塔玛之间就军事同盟的实质性问题进行17次会谈，并于1940年9月27日订立由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日本之所以同德国仅进行两周左右的交涉，就迅速缔结军事同盟，主要是由于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后，日本已经把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由“北进政策”向“南进政策”转换，企图利用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在太平洋地区同英、美诸国决战，最终完成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制霸，这是日本为最终实现“南进战略”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中心目标。可以说，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是日本为了实现“南进战略”，向英、美等国发起挑战的宣言书。

为彻底扫除“南进”过程中的障碍，在松冈洋右和里宾特洛甫的谋划下，又提出了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构想，妄图把苏联拉入三国军事同盟，形成所谓的“四国军事同盟”。不过，这种“四国军事同盟”构想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为确保“南进战略”的顺利实施，1941年4月13日，松冈洋右在访问柏林回国途中，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由此，日本通过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的形式，暂时解决了后顾之忧。可以说，《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实质是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的一种畸变。是日本为了确保“南进政策”的顺利实施，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同时，也标志着日本以侵略扩张为目标的“南进”和“北进”政策进入了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的发展阶段。

四、苏德战争与日本“北进”、“南进”战略的抉择

1941年6月，德国开始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里宾特洛甫与大岛浩多次秘密会谈，要求日本履行盟约，站在德国方面从远东进攻苏联。当时日本国内对是否“北上”进攻苏联存在着意见分歧。1941年5月，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制定了《对南方施政要纲》，要求日本进驻南洋，并将该“要纲”通报了陆军。但是，日本陆军内部有一大部分阁僚认为苏德战争爆发，是日本“北进”的好时机，要求在国策上向“北进”战略调整，致使海军的《对南方施政要纲》被搁置。

可以说，此时日本对于是否进攻苏联陷入摇摆不定状态。6月28日，在大本营第35次联席会议上，再次讨论了进攻苏联问题。当时，松岗表示应该北上攻打苏联。但是，总参谋长、军令部总长、海相和陆相都表示“北上进攻苏联的时机尚未成熟”。（注：[日]日本参谋本部：《杉山メモ—大本营政府速絡会議筆記》上，《国策要纲—对独通告文等にす関ゐ件》，东京：原书房1967年版，第246页。）

为了进一步解决“北进”和“南进”问题，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要纲》，表明了日本在当前形势下的“国策要纲”是基本解决中日战争和南进为主。该“要纲”中明确指出：“帝国政府无论世界形势变化如何，始终以实现大东亚共荣为目标，并把解决中国战争和南进作为国策基准”；“根据形势的演变来解决北方问题，对于苏德战争，以三国轴心精神为基准，但暂不介入，秘密对苏做好备战，以伺良机”。（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下，《世界情势の推移に伴ふ时局处理纲要》，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531页。）基本上确立了日本对苏德战争的立场。

日本陆军对苏德战争的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熟柿主义”。当时，陆相东条英机指出：“进攻苏联，必须等到苏联像熟透的柿子那样再采取行动”。（注：[苏联]ボリスラウィンスキ-：《考证日ソ中立条约—公开されたロシア外务省机密文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55页。）其意见得到近卫首相、平沼骐一郎内相、木户幸一内大臣和海相及川古志郎的一致同意。于是，从1941年7月到1942年上半年，日本陆军积极着手进行对苏备战准备，历史上将其称作“关特演”（关东军特种演习）。据资料证实，当时日本集结在中、朝边境的关东军已达11万人，坦克1000辆，飞机1700架，大炮5800门。而且，日本在靠近苏联边界上构筑了17个堡垒，堡垒线路达800公里，还修筑战备工事达4500多个，在中国东北修筑的铁路长达3000公里。另外，还修筑了300多个军用仓库，内存炸药多达1.2万吨。（注：[日]东京裁判资料刊行会：《东京裁判辩护侧资料（却下）》（第三卷），东京：国书刊行会1995年版，第669-676页。）

从日本对苏备战的整体情况看，日本的“关特演”同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极为相近，但“关特演”又同“巴巴罗萨计划”有着本质区别，那就是“关特演”仅仅是一种进攻计划，并没有具体实施。日本也仅采取“关特演”的形式对其所谓的“轴心同盟国”——德国进行支援。但是，正是由于日本在远东苏联边界所构筑的“准军事行动”，是苏联命令驻在远东的近40万苏联红军坚守阵地，对德国赢得苏德战场初期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战略策应作用。（注：[苏联]ボリスラウィンスキ-：《考证日ソ中立条约—公开されたロシア外务省机密文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73-175页。）

以上就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北进政策”和“南进政策”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关于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没有实施北进苏联战略，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日本的战略目标看。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德国已经侵占欧洲许多国家。这种暂时性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的“亲纳粹派”，他们将其看成是日本夺取南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的“天佑良机”。另外，为了解决中日战争胶着化局面，急于实施“南进战略”，不惜与英、美开战。基于以上战略目标，日本迅速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

苏德战争爆发后，以松冈洋右为首的一些政府要员认为应该趁苏联无暇东顾之际进攻苏联，夺取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但是，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再次重申了日本当前的国策基准是实行“南进战略”，并对苏联实行军事备战，以伺时机成熟时在进攻苏联。这已经充分表明日本在战略抉择最终放弃了进攻苏联的想法。

其次，从日、苏多年边境纷争的现实情况看，日本关东军对进攻苏联全无胜算。可以说，日本最初实行了“北进战略”，同德国缔结了名为“防共”实为“防苏”的同盟协定。并且，在日、德“防共协定”缔结后不到两年内，日本关东军对苏联发动了两次进攻，即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的“诺门坎事件”。这两次进攻苏联事件，日本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性效果，而且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当然，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了防止日本在背后下手，始终没有将驻扎在远东的大批苏联红军撤回，这也是日本不敢贸然进攻苏联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德国进攻苏联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这是日本不敢贸然进攻苏联的重要原因。如上所述，日本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取得预期性成果。换言之，在德国要求日本从远东进攻苏联时，日本就表示必须在德国夺取苏联的重要城市之后，日本才能付诸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到1942年下半年，德国进攻苏联的进程明显受阻，日本便对德国能否赢得苏德战争表示怀疑。

最后，日本通得过缔结军事同盟的最大目的是企图利用德国力量实现日本的侵略扩张计划。日本把对德军事同盟看成是日本实现“北进”和“南进”战略的必要手段，但绝不是目的。从功利主义目的出发而结成的同盟关系，结盟者必定会审时度势，根据自己利益的需求决定是否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当预判付出大于回报时，就意味着统一行动计划破产。可以说，日本是否对德国进行协同作战，是由日本最终获得利益的多少决定的。

另外，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订立，也使日本对德国找到了一个在国际法上不能进攻苏联的合理借口。

综上所述日本为了保障以“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为中心的侵略政策的顺利实施，对外扩张战略经历了“南北并进”、由积极北进到消极北进、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和由伺机北进到积极南进等几个演进阶段。

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演进又与世界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日本都没有达到战略目标。而“北进”与“南进”战略的实施，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得以结成的重要原因，日本的失败也由此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