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oving什么意思啊:2011年的世界变局

作者：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8628
编者按：回顾2011年的世界大势，似乎可以用一个“变”字概括。从年初的所谓“阿拉伯—北非之春”，到“印度之夏”、“华盛顿之秋”，再到所谓“莫斯科之冬”，国际政治格局在变；美国经济挣扎复苏，欧债危机深重，金砖国家未雨绸缪，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本?拉登、卡扎菲被击毙，金正日离世，亚太和东亚国际关系在酝酿重整，中美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如何评估世界变局，如何看待在此变局之下的中国国际战略走向？围绕这一话题，本报约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小军、高祖贵和赵磊三位学者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
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加快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
马小军：即将过去的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严峻，险象环生：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下滑，许多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此外，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G20伦敦峰会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逐渐显现，但仍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初现端倪，但仍未能满足转变人类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高祖贵：美欧等西方国家继续深陷金融经济危机而脱困乏术，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不同程度地持续加重，全年经济复苏减弱,不断刷低人们的期望值，甚至给人以难见曙光之感。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预计 2011年低于1.7%，2012年为2.3%左右，失业率则将继续在9%的高位徘徊不落，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 17%左右。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接近于0，失业率高达 10%左右，年轻人的失业率则平均高达 20%，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甚至超过 46%。受其牵带，全球经济发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说法也将呈现“非常糟糕”的局面。
赵磊：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既可以被看做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也可以看做是瞬间传导、影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的确，在复合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实现“一损共损”相对“一荣共荣”容易。目前，美国经济仍然疲弱。与此同时，欧债危机不断恶化。从2008年至今，以国家主权债信评级为主的危机，逐渐扩散到全欧的金融业，同时导致欧元进一步贬值。最近，欧债危机出现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的动向，法国、德国经济也被拖累。
马小军：此次危机是对既有世界经济格局的全新挑战，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其一，危机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西方经济遭受战后最沉重的打击。林毅夫教授断言，发达经济体已进入较为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其二，此次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而广泛地传导，反映出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已经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亟需作出重大改革，建设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国际货币合作框架，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从根本上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和保护各国经济利益。其三，在过去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崛起，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次抑制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凸显，共同讨论危机治理与世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史所未有地表达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崭新角色。其四，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心，出现了向亚太区域转移的端倪。其五，世界经济似乎正处于一个新兴经济技术革命的前夜，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重新配置，各主要国家所扮演的战略角色位移，也同时在调整转圜。这些新的情况，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高祖贵：在此背景下，金融经济危机及其效果加快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扩散、渗透、深化和发酵，激起和催化已有的各种潜在矛盾。这些矛盾和效应相互联动和相互激荡，彰显了美欧日等西方国家面临的各种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和政治制度存在的弊端弱点，危机的综合性和深刻性日显突出。国内政治两极对立的局面加重，朝野为了各自党派的利益展开恶斗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政党频繁轮替，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3个国家的财长离任，超过15个国家的领导人先后下野。政局内斗和不稳导致诸多应对危机和寻求长远发展的重大改革措施无法付诸实施，贻误或延迟了处理危机和进行根本变革的良机。民众游行抗议示威的频率增高，规模扩大，并在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和多个城市演变成包括打砸抢烧在内的大规模骚乱，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和数十个城市则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种族和文化矛盾激化，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在多国抬头，滋生和推升暴力恐怖势力，挪威、比利时和意大利先后发生恶性枪击案就是比较有力的例证。
马小军：现在欧洲面临的其实不单纯是解救经济危局的问题，而是借助拯救经济之机，继续推进二战后经过三代人努力取得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即欧洲要不要制定统一的中央财政和货币政策机制，如果要的话由谁主导的问题。目前人们看到的情形是，欧洲主要国家已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即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但不能走回头路，反而应当加快速度。其中，法德的双核领导体制起到了关键的政治作用。
高祖贵：是的，欧盟一方面力图通过缔结新的同盟条约、制定与统一货币相适应的统一财政政策等措施，推进一体化建设和合力应对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在制定和实施教育、科技、产业、社会等方面的中长期规划，以增强内生优势。美国则更加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在重建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技术创新和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力图发挥其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通过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来打造支撑美国竞争优势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技术和产业支柱，酝酿变革美元以便重新强化其国际金融霸权地位。
当然，这些改革并未深入触及前述西方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和弊端。对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美欧需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缓解大幅凸显的社会矛盾；改革选举和网络舆论管理制度，为第三股政治力量和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力量提供施展空间；改革文化、教育和移民管理制度，在确保社会安全的同时，提供有利于多元文化和外来人才发挥创造力的宽松环境；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调整中，让新兴经济大国分享更多权利以便发挥更大作用。
赵磊：这场经济危机并非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在中短期内，新兴国家不能将恢复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上，即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等。因为，欧洲和美国长期是新兴经济体最主要的出口市场，而这两大地区短期内经济不会有根本好转。其次，美国和欧元区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将日渐明显。第三，新兴国家主动进行结构转型尤其是转向内需型经济的意愿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和脆弱。未来，美欧经济能否走出低谷，同样需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救助”，救助的核心不是去单一地购买其债券或是占领其实业，而是真正改变长期的全球产业链“不稳定”结构，如新兴经济体仅为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国，中国仅为加工制造国，美欧则舒服地独享其全球经济消费国的身份——坐享其成。合理的趋势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需要消费，美欧等发达国家也需要重新审视实体经济。
马小军：在这种大的经济颓势环境里，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稳住自己。仅仅5―10年以前，美国还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只要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世界经济就总体稳定。特别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凸显其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效用，2011年尤其如此。尽管欧美经济艰难，但只要中国经济稳定住，金砖国家和东亚经济大致是稳定的，世界经济就大乱不了。显然，更多地关注这一战略节点，比纠结拘泥于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这类枝节问题，更具现实意义。
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牵引东亚地区格局重组
赵磊：2011年，东北亚发生了两件大事：年初，9级地震—海啸引发了严重的核辐射危机，日本遂成为世界上唯一遭受两次“核打击”的国家（另一次为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结束了太平洋战争），此事展现了国家安全的双重性挑战——军事威胁与环境风险；年末，金正日去世，东北亚安全形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东北亚国际安全环境的脆弱性与波动性。
马小军：去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东亚的一系列举措，在今年得以延续。2011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讲话。美国希望仿照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为亚太地区构建一个“跨太平洋体系”。她说，“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如今亚太面临种种挑战，从确保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到应对朝鲜的挑衅及核扩散，再到促进平衡、广泛的经济增长，这些都需要美国的领导”。这些言论意在表达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意向。
高祖贵：美国之所以力图避免再度陷入中东，决意完成从伊拉克撤军的任务，并积极为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进行各种准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在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把国际战略重心转移到对美国的未来更为重要、也更加紧迫的亚太地区。美国如此明确而坚定地要“重新强化”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既是为了搭乘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快车以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为了在亚太地区新一轮战略角逐中确保优势地位。目前，美国正同时从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着手，包括强力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在澳大利亚增加驻军，力图最终增加到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积极嵌入和现身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机制，推动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澳印等多层次的小多边合作机制，以相互整合、联成网络，并且推动在亚太地区重新制定各种国际规则。这不仅将直接给中美推进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造成更多困难，而且将给中国与周边东亚邻国发展关系、和平解决存在的争端制造更多障碍，甚至进一步激化彼此间潜在的矛盾，从而导致区域内诸多矛盾的重组演变。一言以蔽之，就是使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敏感多变，使中国地区维稳与维权的压力和难度明显增大。
面对外部尤其是周边环境的变化，中国仍应冷静观察和理性分析。应该看到，美国此轮攻势中虚张声势和掣肘因素不少。其他国家则注重搞大国平衡外交，居中投机利用中美角力，在对美示好和借助的同时多有勉强和犹豫，担心过度靠美激起中国反弹而无法继续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既表明中国的周边环境尚未从好变坏，更表明中国塑造环境的资源和条件依然在随着综合实力增强而增加。因此，中国在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的同时，也应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创新思路，积极应对和主动塑造。
马小军：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TPP的问题。迄今为止，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有两个层面：一是整个亚太地区，相对应的合作机制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是次区域特别是东亚，相对应的合作机制包括中日韩合作、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10+1）、东亚自由贸易区（10+3）、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10+6）、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等。但这些机制都是“软”机制，即只是协商论坛，不是谈判场所，不具有条约基础，而是一种灵活协调机制。TPP的出现使这些“软”机制面临“硬”机制的挑战。TPP类似WTO，是一种固定协调机制，以签署协议和依据共同的准则行事。这一挑战的实质，就是亚太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是以东盟方式还是以美国方式来构建，也凸显了多年以来东亚地区中日两国争执领导权的结果。其中，自然暗含了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东亚的战略博弈。中方主张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应以东盟10+3、10+6、TPP等为基础，坚持平等包容、开放公平、持续发展、互利共赢、循序渐进的原则，稳步推进。中方对上述机制都持开放态度，也一直在关注 TPP相关谈判的进展，愿意同有关成员保持沟通。
赵磊：在东亚地区，日美等国全面介入南海问题的倾向也日益明显。美国参议院6月27日通过一项决议，旨在“强烈反对中国军舰在南海争端中使用武力”，美国朝野也不断挑起所谓确保南海国际航道通航自由与安全的话题。目前，日美等国一方面与一些东南亚国家谋划建立有关航行自由的安全协调机构，另一方面密切与这些国家的政治互动，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海岸警备、情报交换等合作。需要强调的是，南海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关键因素。对此，南海问题的解决不排斥国际合作，但任何国际合作绝不应以牺牲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这一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中国理解并尊重国际社会在南海的自由航行权，相应地，国际社会也应充分尊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
马小军：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该告慰国际社会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恰恰得益于南中国海区域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受益于国际航道畅通无阻与自由航行。以往30多年，南海区域国际航道的自由通航从未受到过威胁，中国在受惠于此的同时，也成为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的重要维护者。尽管尚存在诸多国际争端，但南海这一广大海域的和平与安全关乎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长治久安，这一重要的国际航道，关乎中国最为倚重的国际贸易通道的安全与自由通航，中国除了成为最坚定的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之外，既不可能也绝无理由破坏这一区域长期依赖的和平局面。即使是在素有争议的南海一些岛礁海域问题上，中国政府也一再表达谋求和平解决的外交政策，并不断释出善意。在今后解决南海领土争议问题的进程中，中国将会成为积极的南海国际行为规则的建设者、南海和平大局的维护者，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使南海成为造福于域内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之海与自由通途。
在新一轮亚太格局的变动中，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和调适已成为主线。美国强势推行新的亚太战略，实际上是对中国近10年来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持续上升及其地区效应的一种回应。中美关系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诸如经济问题、对台军售问题等老问题尚未解决，而2011年东亚地区新的形势变化使得中国又感受到了新的现实压力。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与当前及未来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共处并共同承担极为重要的责任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角色。中国对美国在亚太暨东亚地区的正当利益予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欢迎美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也希望美国充分地理解并尊重中国在这一传统的周边与邻近地区的重大利益，以及所发挥的富于建设性的战略影响，处理好彼此利益关切，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互信与合作。
中东格局改变并开启伊斯兰国家对符合国情发展道路的新探求
马小军：检索今年中东北非发生的故事，截至年关将近，除去叙利亚尚在纠结，应当说基本上是大势清朗，尘埃落定了。观察中东北非事变的进程，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干预，也要注意观察联合国，特别是阿盟、非盟，伊盟这些重要的全球和区域国际机构在其中所起的重大政治作用。
高祖贵：的确，经过2011年春天以来的发展，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等国政权已经发生更替，并开始重建国内秩序，已经或即将上台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寻求重新定位国家内政外交框架，各派力量的角逐持续展开，并不同程度地引发冲突。叙利亚和伊朗局势继续在高位酝酿，并可能爆发某种程度的危机。其他国家纷纷开始推进多方面变革。伊拉克在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之后，各派角逐升温，成为影响政局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整个地区范围内，以沙特和伊朗为代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角逐在多个方面和多个国家都有表现。
赵磊：中东北非动荡之后，宗教势力，特别是伊斯兰政治力量抬头，但这并不意味着阿拉伯民众会接受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反上述政党均以温和面貌出现。目前，伊斯兰政治力量面临的内外政治压力极大，如阿拉伯民众普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改善民生的强烈诉求，同时面临西方干预力量要求采取西方式“民主改造”模式的强大压力，等等。从历史上看，这一地区即使通过民主途径上台的政治力量，在掌权之后都不会将扩展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优先选项。
马小军：肇始于突尼斯民事纠纷突发事件的这场中东政治大地震迅速蔓延，几乎遍及整个大中东地区。每一个国家被波及的程度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很快即进入国内政治秩序的和平整合时期；利比亚、叙利亚则先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干预乃至军事介入，叙利亚至今仍处于大动乱之中；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快速倒台，是国际社会始料未及的，也牵动中东国际格局的变化；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在西方军事干预下，土崩瓦解；也门则成了西方国家的心病，干预与否举棋不定，表现出了双重标准。诸如此类，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在中东变局中显现出在所谓民主、人权与各自战略利益之间，大中东国际格局稳定与后强人政治不确定性之间的纠结、犹豫与踟蹰。“阿拉伯之春”真的会给各国人民带来政治上的春天吗？国际社会还需观察。
高祖贵：美国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成为影响这些国家政局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从2011年初突尼斯本?阿里政府和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很快垮台以来，奥巴马政府对由此开始的中东大变局的基本政策就是高举支持民主的旗帜，站在反对现政府的政治力量和民众一边，像20年前冷战结束后帮助中东欧国实现民主转型那样，通过各种手段推动中东各国向民主过渡。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美国则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以确保美国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不受损害作为标准，采取多种不同的对策。例如，对政府很快垮台的突尼斯和埃及，支持其军方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各派力量保持密切接触，通过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对其民主政治的未来进程施加影响。对巴林，则支持哈马德国王，在外力帮助下弹压抗议示威民众，快速平定乱局，确保亲美和亲沙特的逊尼派政府继续执政，确保美国在巴林的第五航母舰队的军事基地不变。对也门，为萨利赫提供放弃总统职位之后的安全保障，支持政府权力实现和平过渡，防止“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机构乘势过度坐大。美国之所以如此应对，出于多种现实利益的综合考虑，而非简单地支持民主发展。
对于此次大变局中美国的新角色，应予以足够注意。此次，美国注重发挥巧实力，把主要责任“外包”给第三方力量，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把美国利益所受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并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既要设法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顺利抽身，又要掌控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大变局，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美国无论是使用外交手段，实施经济制裁，还是使用武力，都更加注重通过多边机制借助国际力量，推动西方盟友和地区伙伴走上前台发挥更大作用。对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和经济援助，美国推动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挥更大作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美国推动法国和英国在北约框架内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下发挥更大作用，并争取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只花费 20亿美元和 6个月时间就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对叙利亚，美国在联合欧盟和加拿大等盟国加强制裁的同时，让阿拉伯国家联盟、土耳其和法国站在前排发挥更大作用，在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未果的情况下，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谴责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反人类罪的决议；对伊朗，在协调西方盟友加大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的同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制裁决议；对巴林和也门等国，则支持和推动沙特与卡塔尔及其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或动用武力，或斡旋调停，以平定局势或化解僵局。美国如此作为，既可以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把美国利益所受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又可以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如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利比亚卡扎菲被击毙之后所说，这是美国在新形势下干预全球事务的新“药方”。
赵磊：与利比亚相比，南苏丹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国际干预的结果，即联合国维和行动基础上的全民公决。总之，国际干预在保护人权方面虽可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一国的国家主权必然存在一定的侵害，因此要对国际干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地作是非评价。目前，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也不太喜欢“国际干预”、“保护的责任”等词汇，他们认为上述词汇的霸权主义色彩过于浓重，希望中国等重要国家能够积极引导国际干预的前行道路。对此，我们要加强对国际干预的趋势分析，并增强在此领域的话语权，而不只是被动应对或袖手旁观。
高祖贵：因此，美国的中东政策能否沿着上述路径继续发展，仍存在两个重要变数。其一，变局之后在中东相继获得主导地位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诸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它们与美国能否相互磨合适应。其二，伊朗继续坚定地推进核开发计划，并对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局势发展施加影响，以色列是否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进而将美国拖入冲突。如果伊斯兰主义力量主导下的中东多国与美国爆发更多冲突，如果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或者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激起严重冲突，那么美国的有关政策就可能发生调整，进而给中东乃至其他地区的局势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马小军：如果我们试图对2011年中东大变局予以总结的话，简单实用诸如“春天”、“革命”这类的情绪化词汇，大约都无法得以确切真实地描述。那么，是否大致可以将其看作是中东北非诸伊斯兰国家，开启对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新探求？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国家将要走向的民主政治道路，也将不会是西方模式的。而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历史进程将会持续一个历史时期，并将可能经历更多的曲折坎坷。在这一进程中，中东国际关系的格局无疑也将发生重大变迁，其将不以区域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大国的政治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