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重现歌曲英文:《我认识的鬼子兵：杀人恶魔》第一部分 最后的军礼

《我认识的鬼子兵：杀人恶魔》

作者：方军

第一部分 最后的军礼

一
    在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眼里，“留学”是一道耀眼的彩虹，是一个美丽的花环。自从1979年留学外国的闸门打开之后，多少莘莘学子像洪流一样涌向世界各地，涌往异国他乡。十多年过去了，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又衣锦还乡。他们头戴博士帽、身披硕士衣，跻身于中国的科技领域，出入于艺术殿堂，涉足于政府机构和金融、电子等行业。他们把在外国学到的知识带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他们把国外的积蓄带回到国内购买汽车和住房。在旁人眼里，他们似乎在国外占尽了风光，其实，对许多自费生来说，留学生涯充满了艰难和困苦。
    命运没安排我在留学日本期间有什么好差事。它给予我的是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我心灵上蒙受的创伤使我至今都不堪回首。除去上大学，我在日本洗过盘子，拆过房子，送过外卖，背过石头，看过仓库，在流水线上轧过管子，在停车场不停地开过各种车辆，在医院当过护理员。深夜再不停地写研讨会发言提纲、攻读教授安排我读的各种教科书。每天累得精疲力尽，心力交瘁。在北海道的寒夜，我常常拉开窗子，面对齐腰深的积雪，仰天长叹。
    许多人在外国飞黄腾达，可命运却一点儿也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乃至今天，我都用固执的目光和怀疑的眼神去审视那些融入外国现代社会生活的人们：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命运就不对我网开一面呢？世道就是这样地不公平。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腻歪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流行一句话，叫“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受不了的气”。在中国活腻歪了而出国的人往往第一天就尝到“窝囊气”的滋味。在札幌停车场开车时，我和一个日本人一起干活。这小子是老板来了才干，老板一走，他就坐着让我干。当时我是上午去上大学，下午打工，晚上给教授写作业。加上这小子的工作量都硬塞给我，自然累得我小脸发青。有一次，实在气不过，趁他一转身，我把休息室铁皮墙打了一个坑，轰然作响，吓了他一哆嗦。他转身问我干什么，我说有一只蚊子。他说北海道冬天怎么会有蚊子？如果在北京，我会告诉他：你丫挺的就是！在札幌，我忍下了。北海道极难找到工作，所以纵有天大的“窝囊火”也得自己压下去。
    在停车场打工期间，我遇到的日本汽车真是五花八门，据我统计至少有300种以上。日本许多小汽车内已有了电脑地图、电视和电话，方向盘无液压的已不多见。日本人多开国产车，但也有5．3％的进口车，常见的有奔驰、沃尔沃、奥迪和美国车。有钱的人坐奔驰，有专职司机；一般小职员开最普通的丰田小汽车；大学生买旧车的多。
    日本城市中越繁华的地方停车场就越多。停车场有平地的和立体的。在马路上非法停车15分钟以上要罚款。见到无司机的非法停车，巡逻的女警察就用步话机联系，一会儿来一辆专门卡车把这辆非法停车拉到市警察局去。女警察用白粉笔在马路上注明理由和汽车去向，一般要罚款2万日元左右，合人民币1400元，占一般日本工人每月工资收入的十五分之一。

    日本车里都有音响装置、激光唱盘。我把车开到停车场时能听到各种音乐，这些音乐体现出车主人的不同文化层次和修养。一次听到“二泉映月”，我一打听，车主人原来是条东北汉子；一次来了个美国“嫁皮士”般的小伙子，他的车里没声音，满是烟头儿。我正庆幸可安静一会儿了，猛然200分贝的乐曲骤响，我像一下掉进非洲土著人的击鼓乐队里，周围的马路似乎都起了一层白烟。
    日本人的汽车还有不少令人为难的地方，不少客人光脚开车，那么我也不能穿鞋。好色之徒的车里总有黄色画报和迷人的法国香水味。日本汽车还分男女，女人用的汽车小到让我感到扛起就走的地步。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什么时候我能在咱中国人自己的停车场上，为老少爷们儿、为姐妹兄弟们开咱中国普通人自己的小汽车，那该有多好哇！
    人家都说世界大都市东京好，那么东京到底怎么样呢？在东京的炎热和酷寒中，我开着一辆破摩托饱尝人间的辛酸，顶风冒雪给千家万户送饭。这样的工作一般没什么日本人干，只有少数高中学生才勉强干一干。
    二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同日本同学们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至今父亲说起这件事都遗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式。他披星戴月地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所派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详细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一家抗战报上发表一篇通讯：“1945年10月10日，风和日丽，秋高气爽，这一天是北平200万市民难忘的日子。这天，北平战区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隆重举行。无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早9点，国民党第92军两个营的官兵在军长侯镜如率领下，列队于太和殿的广场上；市民代表陆续进入指定地区。这时，主持受降仪式的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步入会场。日本华北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领缴械投降代表团60人站立在主席台一侧。他们一扫往日的骄横，一个个灰头鼠脸。会场上一片肃穆、寂静。上午10点，太和殿前受降仪式开始。会场上军乐队奏乐，礼炮齐鸣。全体肃立，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日本代表团成员个个低头躬身，向中国谢罪。
    “按大会程序，由孙连仲上将在日本华北军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由日军华北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上签字。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日军以根本博为首的5名将官代表双手捧着自己身上佩过的战刀来到签降桌前，先是向中国将军鞠躬示礼，然后恭恭敬敬地交出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刀，放置于桌面上。
    “最后，交出战刀的五名日本将级战犯立正站好，给中国军民致以最后的军礼，表示华北战区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华北战区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8师、独混第9旅及华北特别警备队，华北及蒙疆方面坦克第3师，独混第2、第8旅，第3独警队、第7独警队、独混第1旅、独步第2旅。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是侵华日军的必然下场，是中华民族14年来团结抗战的必然结果。”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们进行过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亲眼目睹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旧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三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皇国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的长久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人戴上。如果中国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本军队占领了15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说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同是退役军人呀。

   初见日本军礼，我感到惊讶。它不同于美国军礼和中国军礼。美国军礼有八分的庄严，一分的豪放，还有一分的诙谐。因为分解它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把“礼”给受礼者的动作，和把“吻”给所爱者的动作近似，所以诙谐。中国军礼的分解动作是：右掌尖沿右腿、右胸中心线笔直上升，放于右眉梢之间，表现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含义。原日本这个拼刺刀不许开枪、天热不许摘钢盔、走泥地不许脱皮鞋、杀人不许闭眼睛的军队，敬出的军礼倒不那么机械，它表现为右小臂带着手掌自然弯曲，伸至右眉梢以表达尊敬和服从的意思。不那么机械的军礼，出自于一个为效忠天皇而在中国杀人放火、思想僵化的军队，所以我感到吃惊。
    四
    金井现在是坐办公室的白领。他不像别的日本老头儿那样老态龙钟，满脸皱纹，说话时要张开一只老手放在耳朵边助听。虽然他脸上也有老年人的黑斑，却还能挺直军人的腰板。他干的工作是在一家小公司内担任办公室主任。他的老板比他小20多岁。由于老板经常出差，自然他就常常代理老板。金井身高1．76米，这在众多侵华日军鬼子兵中算是高个儿。现在东京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已同于北京了，而半个世纪前不同，侵华日军多是小个子。中国人称当年侵华日本兵为“小日本鬼子”。这有几层含义，除去仇恨、鄙视、憎恶外，还因为日本国土面积少，日本兵个子矮小。
    我第一次给金井送饭就感到他的目光与众不同，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和负罪感。跟他我不用多介绍中国，还没我时，他就扛着“三八大盖儿”在哈尔滨大街上迈正步了。从高粱花海到雪地狍子，从兴安岭红松到松花江的马哈鱼，从鄂伦春人的木头房子到俄罗斯侨民的欧式建筑，他比我还清楚。他和我说起兴安岭森林的秋天：落叶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蔓延开来，信步走在上面哗啦啦、哗啦啦地响。远处，突然噗啦啦一声响，吓人一大跳！那是一群野鸡在飞动。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那是罪恶。”
    他从来不向我提到杀害中国人的事。据他自己说也从不向子孙和日本青少年们提及半个世纪前在中国和苏联的所作所为。
    休息日，我曾和他一起去东京大学听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报告。大江先生和蔼可亲，谁提问他都耐心解答。他站在各国留学生之中没有一点架子。我和金井评论道：“诺贝尔文学奖不给这样的人给谁呢？”
    在东京大学校庆时，我和金井还去听过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演讲。中曾根和大江健三郎可有天壤之别。他来到会场之前就戒备森严。中曾根演说时，台上他的左右侧各站一壮汉，台下左右也各站一壮汉。每人提一个公文包样子的黑皮夹，目光炯炯地盯着观众们。金井告诉我黑皮夹里可能藏的是一块钢板。中曾根演讲之后回答了几个观众的提问，就在严密警备之下匆匆离去了。
    由于我们一起去东京大学听过中曾根的校庆演讲，所以金井拿出一份1995年8月13日《读卖新闻》对我说：“中曾根原是海军士官呢。他认为当年发动战争的军人、政治家违背了日本国民的意愿，这一历史事实要告诉子子孙孙。”

    “我认为中曾根这句话说得不错，”我告诉金井，“可我对他别的表现很不满意。比方他曾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无视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
    金井老头儿从不和我争论什么，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地让我谈谈对靖国神社的看法。他试探性地说；“你说说看，我想听听。”

   我说靖国神社供奉了明治维新以来到外国侵略而战死的200多万日本军人的灵位，其中包括有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决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国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在神社两侧的墙壁上有被称为所谓英雄的浮雕。战后，最先参拜靖国神社的是首相吉田茂。在那之后，首相们陆续参拜，但都避开“八·一五”这个日子。可是，70年代后，日本政府把“八·一五”定成内阁参拜日。1975年8月15日，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铃木首相从1982年起连续3年带领全体内阁成员去参拜。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政府内阁参拜者人数统计，1980年17人，1981年19人，1982年16人，1985年15人。内阁成员总共20人左右，参拜者比例之高令人吃惊。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国民意识、社会思想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绝对不可轻视的事情。
    我又分析：总的来说，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潮是日本人的主流。据《朝月新闻》1993年10月25日的统计报道，有76％的日本国民承认“侵略战争”，有51％的日本国民认为应该赔偿他国的战争受害者，有62％的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政府没有承担历史上的战争责任。这说明大多数日本国民、日本学者、日本的新闻媒介还是正视这段历史的。日本图书馆内有不少书揭露当年日军的暴行，就是鲜明的例证。
    我接着对金井说：“一部分日本人仍坚持错误的历史观，这样会失去亚洲各国人民的信任。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想跻身于政治大国，在全世界舞台上为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就要先正视自己的历史，承认错误。从日本民族自身利益的角度看，这才是正确的行动。不光我这个中国人这么看问题，许多亚洲国家也持同样看法。1995年5月15日韩国的《东亚日报》上刊登社论说：‘1950年以前，日本政府支付战没者遗族慰谢金38万亿日元，可是象征性地支付亚洲各国的赔偿金只有前面数字的十五分之一。日军对亚洲各国的暴行与破坏，几乎到了毫不补偿的地步，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并不准备承担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八·一五’那天都去靖国神社，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看他们坚持错误、向亚洲各国人民挑战。后天又是‘八·一五’，咱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开赴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人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进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忆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1953年，船到横滨港时，我一眼就认出十几年前战友田中的母亲。看着她企盼的目光，我对她说：‘田中君为国战死了，他是武士。’可那位母亲失声痛哭说：‘我早接到他的阵亡通知了，可我不相信，那个通知一定是错了，你不是回来了吗？我还要在这个码头等，我多么希望他能活着回来呀。美国飞机炸毁了我们的房子，炸死了他父亲、妹妹，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呀。’我劝那位母亲说：‘您回去吧。’可那位母亲擦着泪水说：‘不，他会回来的。下一艘船，他会回来的。’

“后来，1958年，战友田中的母亲死了。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战争注销了他们全家户籍。那年，她只有56岁呀。”
    金井始终看着窗外。他的两只手支撑着他衰老的身体，像一只伏在深山里受尽创伤的老豹。
    我悄悄走了。那一天是1995年8月13日，时间是下午2点45分。天气炎热，让人喘不上气来。我不由得想起50年前盛夏那个惊心动魄的8月：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波茨坦公告》发表，敦促日本及早无条件投降。日本首相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对三国公告“不屑一顾”，日本要把战争进行到底。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当时广岛居民尚有24万人，遇难者17．6万。8日，日本天皇获悉有关原子弹的详细报告，那天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参战使日本统治集团最后绝望。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伤亡7万人。10日，毛泽东、朱德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日寇发起大反攻。11日，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也配合苏军发起反攻。日本关东军一败涂地，侵华日军末日的钟声已经在8月的火热里敲响！
    50年前的8月，金井正像其他侵华日军官兵一样，放下三八枪，举起双手投降。他们在苏军的枪口下掩埋好战死者的尸体，踏上奔赴西伯利亚的路途。
    五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八·一五’，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用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边上站的，都是我们关东军士兵。他死后，我们用木头扎成担架把他从山上抬了下来。”我第一次看到杨将军的照片。
    2-18原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杨靖宇将军于1940年2月23日被日军杀害。图为被日军杀害的杨靖宇将军遗体。旁边站的都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士兵。

    金井问我：“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当时我们关东军士兵用木杠子扎成担架，把阵亡的杨将军抬下山。遵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日军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腹腔——严密封锁了几个月，冰天雪地，弹尽粮绝，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吃什么呢？当我们的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胃时不由得惊呆住了，里面全是没消化的树皮和草根。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让就近的关东军部队都来看，强迫附近的中国居民来看，押送监狱里的中国人来看，告诉他们：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告诉他们：抗日联军已经被消灭了，只有服从日本军当顺民才是惟一出路！但我总感觉杨将军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了，他作为共产党抗日军人的形象已经植根于中国国民和我们日本士兵的心中。”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的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3000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在苏联俘虏营，有一次苏联军队官兵检查我的背包时，不问青红皂白先给我一个耳光，然后问：‘这是谁？是不是日本军人？’我回答：‘这位是中国人，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听了这话苏联军人又给我一个耳光，还给我照片。我不明白他怎么总打人呀。
    “当时关东军发下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庆祝胜利——终于消灭了杨靖宇的抗日联军，可我当时看着这张照片心里一直很沉重。当时我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加上警察大队共2万5千人围剿杨靖宇的部队，时间是1939年10月至1943年3月。我们在吉林、间岛、通化，组成‘三省联合讨伐队’围剿杨靖宇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3000人。当时，我们日军和满洲国军为了‘治安维持’砍伐森林，把山地开出自动车道路，这样我们关东军就可以坐在卡车上机动迂回了。由于机动力的增强，抗日联军可以利用的自然屏障范围越来越少，我认为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为了分清游击队和一般居民，把可能帮助抗日联军的村民全部强制转移，把村与村之间全部钉上栅栏，派军警守备，让弹尽粮绝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孤军苦战。我们关东军还派人对杨靖宇软硬兼施，可他硬不投降。1940年2月，我们关东军终于把战斗到最后一刻而死的杨总司令从山上抬了下来。有这样的将军，有这样不屈服的精神，我们要统治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谈何容易！”
    看着杨靖宇将军的遗容，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对金井说：“如果历史能够翻回去，我要跟着杨将军的部队走，和你们拼到底！”
    金井老头庄重地点点头，说：“我懂，我懂。”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先民众之苦而苦、后民众之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儿，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动情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惊讶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今天是‘八·一五’，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在这整整一个世纪中，有一半时间是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之间进行着侵略与反侵略的格杀和较量；战争与和平的实施从来都是通过普通人的手而最终实现的。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