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自过问的一桩离婚案的来龙去脉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6月30日 10:29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作者：洪君彦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简介：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连载内容]

洪君彦与章含之年轻时合影(新浪读书配图)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一些不认识、不了解我的读者均视我为人所不齿的负心汉。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我们离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全掩盖了。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在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极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此外，章善于利用传媒为自己造势。更善于借不知内情的青年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来歪曲事实。如今年3月上海某杂志的一篇有关章含之的访问稿中就有两处不实的文字。该文作者说：“她(指洪晃)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请章含之扪心自问：她和我离婚的实情究竟是什么？访问稿中还有一段文字更加荒诞：“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章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错，她这样说不觉得亏心吗？而且章一向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现在把周总理也拉进去了。

　　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短短五分钟的节目中，竟然听到主持人说：“毛主席鼓励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她的人生就更传奇了。”节目播出的当晚及随后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一位知情者说：“主持人如此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见她太不了解章某过去的种种。”

　　其实，与章含之离婚之后，我从不谈论离婚的事，也不愿谈离婚的真正原因。但章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十几年，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奉命离婚的故事，来掩盖她和我离婚的实情。其目的无非是要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纯洁无瑕的“简？爱”式人物，强调章乔恋如初恋般纯情，而章乔的结合更是千载难逢的旷世奇缘。我在章所散布的舆论笼罩下，感到很压抑。每次从报刊杂志或电视上看到章含之说毛主席叫她离婚，心里感到很委屈，无法释怀。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几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通通为我抱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还有一位晚辈，她从法国巴黎来信说：“洪伯伯，几年前我读了章含之的《十年风雨情》，读到与你有关的章节为你感到不平！我虽是晚辈但对你过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哑忍下去，那谎言便成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那完全是由于工作需要。记得那是1959年春天，我从京西门头沟区斋堂乡下放劳动一年后归来。有一天，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召集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等系领导，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当培养一批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人才。我们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不甚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周恩来总理鼓舞人心的指示下，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1960年世界经济专业正式招生。

　　1959年世界经济教研室成立后，由校领导任命我担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况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他们认为我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80%至90%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论点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后来，经济系一名教师当上了系里“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头头。他为了煽动学生批斗我，竟颠倒黑白在大字报上揭发我拥有股票、房产，一口咬定我本人就是资本家，是钻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1949年解放那年我才17岁，我怎么可能是资本家？这条新加的罪名太荒诞无稽了，我忆起：1953年我入党时曾向党交心，忠诚老实地彻底交代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我说过：我幼年时我爸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地契上署的名字是“四知堂”，表明他的房子属于妻子和三个儿子名下。这名教师完全知道，我家住进花园洋房时我仅仅是个10岁的孩童，我算哪门子的资本家？这名教师不仅抛出我的档案，甚至利用我对党的忠诚，捕风捉影来罗织罪名。我觉得太冤枉，实在不能接受。我含着泪对他说：“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与本人是资本家完全是两回事，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资本家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例时有耳闻。我要求他把我定性为资本家这个错误更正过来。他根本不予考虑，态度十分恶劣。他嘴上叼支香烟，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是不是资本家，将来会查清楚的，现在不能更正。”加上这条罪名，我就更加遭罪了。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联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吆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并不断用皮带抽打我。特别是当北大红卫兵向不明真相的外地红卫兵指出我就是资本家时，立即激起“革命小将”的怒火。此时耳光、拳头像下冰雹似的袭来，口号喊得震天响。这样一天下来我真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摧残和凌辱。 

　　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太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这里说的坐“喷气式”，是当年红卫兵创造发明的批斗“黑帮”时惯用的刑罚。每次红卫兵把我拉出去时，总是一左一右两人把我左右两臂拧到背后，再一个巴掌按在后脑勺，用力把我的头往下压。如此我只能低头弯腰踉踉跄跄往前走。

　　1966年6月18日，北大红卫兵在全校范围内对“陆平黑帮”搞大搜查、大批斗，更是惊心动魄。那天红卫兵在38楼学生宿舍的台阶上设一个斗鬼台，见到他们眼中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就拉到斗鬼台。他们勒令“黑帮”们跪在斗鬼台前，批斗一通再打一顿。听说那天上午我班上的几名红卫兵也手拿麻绳在校园内四处找我，未果。下午他们却在经济系的院子里找到了我。他们一见到批斗目标，兴奋得像疯了似的。立即聚众喊口号，当场在四院开批斗会。他们一把抓住我坐“喷气式”，并用厕所里扔厕纸的纸篓套在我头上。纸篓上糊张纸，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洪××”。这次批斗除了要我承认前面提到的欲加之罪外，又加上一条罪状：“洪君彦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学生。”因为过去学生到我家开会或要我辅导，我都会用茶水、糖果热情招待。万万想不到我的待客之道，也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我当然又少不了挨一顿打。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连七八岁的小孩都会向你扔石头。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着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因为在此以前，我在北大的宿舍已遭红卫兵抄过一次家。那是半个月前，一天经济系一名加入“新北大公社”的教师，带着七八名红卫兵，横冲直撞来到朗润园九公寓我的一间斗室。他们进门大喝一声：“洪君彦，你老实点儿。”就乒乒乓乓把我屋里的花瓶、摆设和相架砸得稀巴烂，把相片撕得粉碎；再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扔到地上，并抄走了我的私人信件。不一会儿，我的屋子就成了垃圾堆。红卫兵走前还在书架上、地上一堆旧书破纸上加贴封条。勒令不准挪动，违者严惩，可怜我那仅11平方米的小屋遭此劫难后，连脚都踩不进去了。所以我进屋后得步步为营绕着走，也不敢扫地。生怕踩烂了封条，触怒小将们。那年代只求每天挨斗后有个栖身之地已是福分了。

　　有了那次可怕的经历，这次我从红卫兵来势汹汹的样子，估计到情况不妙了，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禁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经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小将们究竟批我什么罪状。我就像一根木头呆呆地弯腰站着，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老混蛋，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拼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几十个红卫兵一窝蜂地退到大门口，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然后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在回校途中，我在卡车上迎风站着，脑袋猛然清醒了。想到刚才红卫兵对老人的凶神恶煞，心中十分悲愤。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几年前，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五十一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挨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带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棘遍地，我一个人往前走太艰难了。我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相濡以沫。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刺伤了我的心。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又气又伤心，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证据带到北京给我。等清醒后，大姐想：这万万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哥哥洪君武告诉我：章在上海串联时，他已经感觉到章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哥哥曾经恳切地对章说：“含之，现在是君彦最困难、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你要多关心他，给他安慰和支持啊。”哥哥这样说，无非是希望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章能和我患难与共，让我安然渡过难关。不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事实上，我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她应该比谁都清楚。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据知在“文革”期间，决心以一死求解脱的人为数不少。“文革”结束后有个统计，仅北京大学一校非正常死亡的教职员就达六十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即含冤自尽的，或饱受摧残、折磨而死的。如今想起这些人和事仍令人毛骨悚然。也许就在当时那种风声鹤唳的气氛笼罩下，我产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的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开始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回家，我如蒙大赦飞也般地回到家中。她却用种种借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叫家里保姆做了菜，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住到外国语学院去了。很多个周末家里往往只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含之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含之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相片上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服打领带，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通通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进垃圾筒。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过去，这几幅结婚照是我俩美满婚姻的见证，我们曾经珍之惜之。而她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弃之如敝屣，究竟是怎么回事？

　　手提包揭秘 章红杏出墙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即使每晚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白天恍恍惚惚。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为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章含之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牵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账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气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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