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湖网官网登陆:体制性拘谨是一种过分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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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性拘谨是一种过分的敏感 孙立平 2008年03月17日15:26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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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种现象,一种我称之为体制性拘谨的现象。体制在中文中的另一种称谓叫制度,对于这样一种外在于人的制度,人们往往将其看做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其实不尽然。

  英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制度是如何思维的》。这个书名就是在有意告诉我们,制度是会思维的。

  她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虚拟的例子:假如有5位探险者被困在一个被堵死的山洞中,虽然外面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但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将山洞打通,他们才能获救。而这时5位探险者的食物已经用尽,无法维持到救援成功的时刻。现在,惟一的办法是牺牲其中一名成员,让其他4人食其肉以维持生命。那么这5个人将会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道格拉斯给出的答案是,这5个人的决定,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制度,即取决于其观念制度以及这一观念制度下人们的行为规范。

  制度是会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命题使得我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学者们最终还往往是将制度的思维归结为人的思维,即制度的思维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于是人和制度,又被简单地混在了一起。在这里我特别想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点,制度的思维与制度中人的思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的思维与人的思维有时是很不相同的。制度的思维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有的制度逻辑体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觉察到的制度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制度思维的结果。这样一来,制度是如何进行思维的,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体制性拘谨的社会,这种拘谨的极端形态就是其人所共知的僵硬性。在那个时候,一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或是因为紧张喊错了一句口号,或是不小心打破了领袖塑像,而在政治上被作为反革命严办的故事,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在类似的事件中,处理他的人或周围的其他人不知道他是无意的吗?绝不是的,但人们无法为他进行辩护。因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体制无法承认“无意”、“不小心”等构成这个事件的极为重要的要素,体制只能根据简单的表面性现象进行思维、判断和处理。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错觉,并在行动的层面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前一段在几个地方都听到这样一种抱怨,即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召开的时候,甚至是一些地方的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一些煤矿被要求停产,以免发生事故。其实仔细想想,你开你的会,他挖他的煤,两者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不开会、不抓安全生产,要出的事故也会出。即使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对会议就会有影响吗?如果不是极为罕见的重大事故,对会议什么影响也不会有。将挖煤、事故、会议联系起来的,实际就是上述体制性拘谨所致。因为在这种拘谨的思维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中,仿佛重要的会议都应当在社会中没有任何负面事情发生的祥和气氛中召开。但实际上,一个会议能做出的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能起的作用,与那些偶然的事情甚或事故并没有什么关系。

  坚持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一种不恰当地执行的情况,即将稳定问题过分估计,结果导致一种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应当进行的改革不敢向前推进的倾向。这样的一种倾向是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体制性拘谨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体制性拘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在这样的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很容易将不同的意见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许多有特点的事物(或是有点另类的事物)都看做是敌对的因素;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系统的理由。结果不仅是自己进行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导致在处理诸如新时期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滞后和无效,更重要的是一些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设难以有效推进。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在这样的巨变中,社会在走向文明和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过分的虚荣,与思想资源的褊狭,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思维的僵硬等,都是造成思维拘谨的重要原因。最终的结果是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记得几年前在评论中国足球的时候,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足球最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而中国足球之所以长期没有长进,恐怕最缺乏的也就是这个。近来,一些地方大员和学者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但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的含义是什么?我想,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也许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