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佰万大写怎么写:鸦片前奏：律劳卑用舆论促民谋反激怒大清

　　8月23日，在律劳卑的精心准备之下，中英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会谈的地点就在商馆区。中方翻译负责摆放桌椅，坐在正上方的是大清的官员，桌子的左侧是行商们，而右侧是律劳卑跟他的随员。

　　可是律劳卑看到这个情况，心理却极不平衡，他觉得这有点贬低他的地位。于是他把桌子摆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他自己坐在主席位，两国官员坐一圈。行商们必须坐在外围，不能参与两国之间的洽谈。

　　为此，行商们跟律劳卑争执起来，一直吵了三个小时。而广州知府等人也因为座位没有安排妥当，拒绝出现在会场。

　　最后还是争执不下，广州知府没办法，干脆就不坐了。但律劳卑还是很生气，他觉得广州知府不按时到场，也算侮辱英国形象，只是没等他反应过来，广州知府已经率先动怒了。

　　广州知府首先责问律劳卑，你为什么事来广州？搞了半天，原来卢大人根本就不知道律劳卑是来干什么的。

　　律劳卑也不示弱，他说我是两广总督请来管理通商事务的，还拿出政府的委任状给官员们看。可惜这个委任状，广州知府竟然看不懂，也就是后来卢大人所说的，难辨真伪。

　　广州知府接着责问律劳卑，你说你是英国政府派来的官员，那你是什么职位，官居几品？来华是什么性质？

　　律劳卑也不知道自己的官职是几品，他回答道，如果想知道我的职务性质，这里有我上次呈交总督大人的信件，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已经翻译成汉语了，你们自己看吧。

　　广州知府不敢看，因为封面上有三个大字，大英国，在大清，这可是违逆文字。

　　最后，广州知府责问律劳卑，你什么时候回澳门。

　　律劳卑说那要看情况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越是逼我，我就越不走。要是好好商谈，那还可以商量。

　　双方就这样不欢而散。第二天，当卢大人知道会议的经过之后，就将广州知府潘尚楫撤职查办了，罪名估计就是畏葸故纵忽视国家尊严罪。当然大清的官员被撤职，原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只要上司觉得你没有达到标准，随时都可以撤职。

　　广州知府潘大人是不幸的，十年寒窗，一朝显贵，他走到广州知府这个位置非常不容易，不料却成为了这场冲突的牺牲品。撤职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有失国体。有失国体的官员是不可能留任的，不问斩已是很好的结局了。他很冤，因为他在三个小时的冲突之后，还是没有同意与律劳卑平起平坐，换做任何人来了都会是这个情况。但是，不能让洋人屈服，就会让洋人轻视，就是有辱国体，遭罢免也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了。其实相比后来继任的那些广州知府，他又是庆幸的，至少他没有在接下来的冲突中成为汉奸，没有遗臭万年。

　　律劳卑也没有胜利，虽然官府已经派人跟他接洽了，但是却闹得不欢而散。更何况还是没人接收他的公文。他把总督卢大人逼入绝境的时候，同时也把自己逼入了绝境。他很失望，他觉得大清政府是一个自大又自狂的政府，和这样的政府进行合作，看来举步维艰。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开始了担忧，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自己现在退回澳门，商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个官员，巴麦尊那里也交不了差。但是如果继续强硬下去，何时又能是个了局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如果放在英国，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但是放在大清，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他心里也没底，至少应该试一试。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竟然带来了更大的冲突，他还是不了解大清的国情。

　　律劳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他要发布一个公告，把这里的情况反映给老百姓，然后通过舆论向卢大人施压。在公告中他阐述了他来华的目的，从阿斯迭城门被阻到自己与广州知府之间的纠纷都详细进行了叙述。他说其实在大清的历任两广总督当中，卢大人并不能算是强硬派，很多情况下，他并不希望贸易冲突升级。但是像这样地散发传单，那就是公然的宣战，他再也不能坐视了，何况这个“传单”里竟然有这样的两句话：总督大人的做法将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吃苦受累，我将为把商贸活动推广到全中国而努力不懈。

　　这是要鼓励大清的百姓与政府作对了，这是公然的“谋反”，若再不强硬，卢大人恐怕自己的结局连潘知府都不如。

　　9月2日，卢大人命令停止中英之间的全部贸易，所有通事翻译服务人员全部从商馆中撤出，拒不撤出的就是汉奸，按通国罪斩首示众。停止对商馆供应食品和水，断绝商馆一切生活来源，有暗中接济洋人的，也按通国罪问斩，有其他商馆接济英国商馆者也照此例问罪(不斩洋人，斩行商，因为行商要担保洋人的行为，所以洋人犯法，行商问斩，注意在此时执行的就是治外法权)。同时卢大人派军队围困商馆，他要把律劳卑逼向绝路，如果律劳卑不退回澳门，哪怕是饿死所有洋人，也在所不惜。

　　冲突双方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律劳卑如不遵命，就是拿全体洋人的生命开玩笑了。

　　律劳卑也难以低头，一旦他灰溜溜地退回澳门，自己丢人事小，中英之间平等交往将再也不可能实现。更何况数百名英国商人跟他在一起，用双眼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行为代表的是英国政府的形象。

　　现实是残酷的，大清军队彻底包围了商馆，周围全部用铁镣阻断，商馆断水断食，与世隔绝，即使是在河里提一桶水，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事。贸易已经停止了，生意肯定是无法做了，没有人知道这个事件会怎么结束。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家，甚至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只要卢大人一声令下，这里将被夷为平地，人人尸骨无存。

　　与此同时，大量的通事、翻译、仆人、船引，凡是跟洋人打交道的，都被逮捕入狱，特别是那此引渡洋人的船家，更是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而这个时候，行商们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他们暗中通知查顿，只要卢大人收到了律劳卑的“禀帖”，那么商贸就可以重开。如果律劳卑偷偷地溜回澳门，那么政府就装作不知情。要是律劳卑下次偷偷地来广州，不要搞这么大的动静，那么政府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行商们努力说服卢大人，给律劳卑一个台阶下，这样也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可惜律劳卑是那种典型的一根筋，他这次也真的急了。他命令随他来华的，一直还驻扎在澳门海域的两艘巡洋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列号，驶入广州内河，驻扎在黄浦，他有没有下令轰击炮台，不得而知，但是军舰开进内河，不发生武装冲突也是不可能的，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要么他屈辱地退回澳门，以后再也不要奢望什么平等外交。如果坚持下去，他就要为数百名英国商人的生命负责，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准卢大人的脾气，他不知道大清军队会不会真的攻击商馆，至少目前这里已经被彻底封锁了，卢大人真的全杀了他们，也不是不可能。

　　同时，他又发布了一篇公布，他说：

　　我查了很多资料，中国总督与洋人之间的会晤，至少在明代已经开始了，在清朝从雍正十二年到嘉庆十年，双方有九次官员会面的记录，以往公司的大班也都有拜见总督大人的惯例，如今总督大人的依例不见，不知依的是哪朝的惯例？查封我英国商船，禁绝贸易，不惜挑起战争，难道不怕我们前往北京告御状？(律劳卑认为这是两广总督个人的决策，皇上还是英明的。)卢大人所说我英国向来恭顺，但你可知道我大英国的战舰横跨四洋，版图广阔，所辖之地物产丰富，更有战舰之内能放一百二十门大炮，你们中国人没去过的地方，也都归我们大英国，我们国王需要向什么人恭顺？

　　卢大人也发谕令说：

　　本来我大清也没请你们英国人来经商，以往来华的英国官员也都是贡使，前任总督李大人要求英国派来一名大班，而你们却派来了一位官员，说是如今商务由商办改为官办了，这些事情，还没向皇上请旨呢，你却以战舰侵犯我内河，如今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仅仅是我卢某，就能调动几万大军，天兵一到，玉石俱焚。

　　作战失利也让卢大人骑虎难下，他用十二只大船，每只船里放石头十万斤，横着沉在内河中间，挡住英国军舰撤退的方向，同时调集数千官兵，用来防守广州城和虎门各个炮台。广东水师的六十八艘水师战船，以及临时征调的数百民船，团团围住了这两艘军舰，却不敢进攻，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军舰闯入了广州内河，大清水师根本无法抵挡，但在商馆中的律劳卑和众多商人却度日如年。没有仆人他们只能自己动手，这还好办，但是没有食物，他们只能忍饥挨饿。清军已经把这里层层包围了，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自从英国军舰驶入黄浦以来，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全部中断，很多人都得病了，这当中就包括律劳卑本人。

　　更让律劳卑接受不了的，是以颠地等人为首的温和派商人。他们在商馆里与强硬派相互攻奸，大吵大闹，他们还大骂律劳卑，认为是律劳卑破坏了良好的商贸氛围，却让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组织人手主动去向卢大人表忠心，暗地里将情报送给卢大人。本来一些坚决支持律劳卑的商人，也开始动摇，转而支持颠地。

　　律劳卑患了虐疾，发高烧拉肚子，忽冷忽热，他病得不轻，他觉得自己被同胞出卖了。

　　卢大人做事是不留半点余地的，凡是跟律劳卑打过交道的华人，一个都没有放过，这些人都被判了刑，罪名就是汉奸，大部分已经发配新疆为奴了。兴泰洋行的严启昌因为交纳了非常高昂的赎金(没有具体数额，据说连总督都觉得动心)，才得以幸免，一切与洋人有牵连的人都要判刑。

　　硬闯入内河的两艘军舰，也让律劳卑头痛。因为来中国之前，巴麦尊曾经告诫过他，必须依从中国的法律办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以动用武力，也绝不能挑起战争。现在黄浦驻扎的军舰只有两艘，已经被清军水师团团包围，更何况他也没有全权处理军事的权力(依当时的情况看，两艘军舰负责维护使馆人员生命，并不完全受律劳卑支配)。内忧外困，生活无着，他还发着高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去，还能不能见到住在澳门的妻子和女儿。

　　9月14日，律劳卑来华二个月后，英国商馆被围困十二天时，在医生的劝说之下，他终于屈服了。他不是屈服于总督卢大人，而是被全体英商逼迫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谁也没有办法收拾残局了。他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我同意退出广州，但这起冲突是我跟卢大人之间的私人恩怨，与通商事务无关，也与两国政府无关，如果卢大人重开贸易的话，我同意退出广州。

　　律劳卑病得非常重，他被担架抬着离开了广州商馆，一路上又受尽了清军的刁难，最终在9月26日，在八艘水师战船的押解之下，在乡绅们组织的锣鼓喧天之中，屈辱地回到澳门。

　　他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重病也需要人照料。在离开广州的时候，他给英国商人们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没有尽到商务监督的职责，我是驻华商务监督，但是我在中国却没有得到尊重。不过我很欣慰，至少在这场冲突之中，你们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我请你们相信，英国国王与大清皇帝一样，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得不到的话，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英国国王会惩罚两广总督卢坤，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

　　10月11日，在退回澳门15天后，律劳卑病重不治，最终在来到中国三个月后，死在澳门。他的主治医生说，他的病因是过度操劳和忧虑过度。

　　律劳卑的家族在英国是传统的贵族，世袭侯爵，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代了。他曾经参加英国皇家海军，到过世界各个地方，他还曾在特拉法加战役中立过战功。1823年，他以苏格兰贵族的身份当选为上议院的议员。他有一个美满的大家庭，有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并且在英国拥有一座城堡(墨奇斯顿城堡)。没想到，他再也回不了家，只能葬在澳门了。商人们花了500英磅制作了律劳卑纪念碑，放在澳门，算是对这位首任驻华官员的一点纪念。

　　虽然律劳卑死了，但是卢大人也没有胜利，整件事情传到道光皇帝那里后，引来皇上的雷霆大怒。道光皇帝说：看来广东的炮台全都是摆设，只有两艘战船都不能拦截，可笑可恨，战备竟然到了如此地步，洋人怎么能不轻视你，把卢坤革职留任。

　　卢大人被革职留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惩罚，在大清的制度里，这种惩罚很容易开复，事件总算是圆满结束了。但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让人头痛，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垄断已经是事实了，律劳卑也死了，但英国还会再派一位官员来华，岂不是还要再闹一次纠纷？卢大人托人传话给英国政府，希望英国重新派人来管束商人，但他强调，必须要派一位识得大体的商人来华，要以大班的名义管理这些商人，绝对不允许再派官员来华了。

　　第六节 不信我弄不死你

　　律劳卑死了，英国政府委派了第二位商务监督，他就是德庇时。

　　德庇时是中英交往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是一位中国通，来华多年，出版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早在阿美士德访华时他就是翻译，律劳卑任商务监督，他是第二监督。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中国不但学会了汉语，还学会了偷奸耍滑。比如说，他是英国任命的第二任商务监督，同时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任命的第二任香港总督。他谨守着枪打出头鸟的格言，绝不当第一。总是别人起争端，他当和事佬，别人去打仗，他来当总督。

　　但是这第二任商务监督，也不是好干的。因为律劳卑事件他全程都参与了，冲突到一半的时候，他预感到不妙，就偷偷地跑回澳门了，他是在澳门看着律劳卑死的。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英国政府，他说我们不要指望大清承认地位，那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政府不特别要求的话，那么我这个商务总监督什么工作也不会干。

　　同时他又发布了一个公告，他说，我们国家和中国并没有正式的交往，这事儿我很遗憾。可是我们英国的官员也不能听从总督的谕令，更不能把这些总督的文件去送给国王(总督的文件里口气太大了，怕英国国王看了会吐血)，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我什么工作也不干。

　　德庇时对政府和商人都通知了，他什么事也不干。

　　12月9日，英国64位在华的商人们集体上书政府，说德庇时这个人太可憎了，他什么事都不干，整天待在澳门，是一个极品宅男，政府最好重新派一位全权大使来中国。商人们还建议，这位全权大使最好能指挥少量的海军，然后把这里的情况上诉到北京，绕过广州，直接上诉到道光皇帝那里。商人们觉得道光皇帝肯定对广州的事情并不知情，或者说如果英国海军向道光皇帝示威，皇上为了避免战争，也会做一点儿让步，这样的话，既避免了大规模的开战，同时也可以提升英国的地位，不至于让清政府轻视。

　　但是英国政府无动于衷。律劳卑的死，对英国政府的触动非常大。政府认可了德庇时的沉默，哪怕是不作为，也不要去招惹是非。

　　但即使如此，德庇时还是不放心。律劳卑死后一个月，秘书阿斯迭就辞职了，再过了一个月，德庇时也辞职了。这商务监督不是人干的，德庇时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英国只好再派罗治臣去当商务监督。德庇时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罗治臣，一定要闭紧自己的嘴，什么话也不要说，什么事也不要做，能够不去广州，就尽量待在澳门，千万不要跟广州政府打交道，特别是总督大人，还是少去招惹为好。

　　而这位罗治臣先生，比德庇时更不作为，不但什么事也不干，什么话也不说，干脆连澳门也不敢住了，他把办公室和家都搬到了船上，准备随时逃走。直到一年多以后，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继任的人换成了义律。

　　对律劳卑事件引起反思的，偏偏是广州政府。两广总督卢坤在律劳卑事件之后，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重新制订和颁布各项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四十天；不准坐轿子；不领红牌不得擅自来广州；严禁在广州以外地区进行商贸活动；洋人来华不但要由行商进行担保，担保的行商也要采取轮换制，以防舞弊。与此同时，为防止洋人军舰擅闯内河，广州城外的炮台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另外，卢大人实在觉得这些洋人太野蛮了，所以每年都要颁布一次公告，让行商们去“教化”洋人，约束洋人的行为。公告要求，洋人不准嫖妓，不准买幼童当仆人，或者雇用船只临时在船上安家(这是一种疍家船，有洋人偷偷带着家眷临时住在船上)等等行为，如果发现，将对担保的行商以及通事追究责任。

　　其实这则公告洋人实在受不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好像洋人来华都要做一些寻欢作乐的事，事实上这些洋人除了商馆大街，哪里也去不了，行动根本就没有自由。每个月只有三天可以在河对岸的花园逛一逛，还要在通商和翻译的陪同之下，还要给通事们行贿，不然连十天一次逛逛花园也不能成行。不准带家眷，还只准在春秋两季的时候来商馆，还只能待四十天时间。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大清这些规矩已经执行了上百年，广州政府捍卫它就像捍卫皇上的尊严一样，异常严格，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捋总督大人的胡须呢。

　　的确，这些规矩执行了上百年，洋人也都默认了，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但是律劳卑的死，却深深地触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引发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这个人占领了香港，让中国在一百多年里丧失了对香港的主权，他使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客观一点来讲的话，他是当时洋人里，最懂中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