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粹口述：两个右派份子从相识到相爱

  1959年，林昭与男友甘粹在景山公园入口高阁下合影  　　  口述：甘粹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您。我对着虚空呼唤:“您在哪里？”“您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您？！您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兄弟！兄弟！我的心灵为您流血，我的呼声追寻着您！您在哪里？您在哪里？ 

　　白发苍苍的老人甘粹唱着林昭作词作曲的《呼唤》之时，神情凝重，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说:“这是林昭写的歌，是她教会我唱的，我在那群魔乱舞的年代之所以能够活过来，就是这首歌给了我力量。现在看来她是写给我的。” 

　　我与林昭的相识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分别只有整整一年时间。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 

　　人大新闻系在学生中划了20多个右派分子，在当时学生中占15%。我们这些右派被集中起来在校园里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人大老师中有个右派叫杨纤如，此人后来写了一本小说叫《伞》。我们这些学生右派就与杨纤如一同劳动改造，有一天我看见有个瘦弱的女学生过来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一问才知是北大过来的才女林昭。那时我对林昭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她也是以调干生考入北大的，听说人们批判张元勋时她为其在北大台上进行辩护而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105名新闻系学生全是调干生。到了三年级1957年时，反右运动前我就知道要反右了。因为我们班有个同学赵培兰，她爱人李庄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曾陪周恩来总理与中国记者代表团在日内瓦开过会。有个星期日我与同学张起良到李庄家里去玩，李庄当时回来给他的小孩带了几个玩具汽车，有个玩具汽车走到玻璃桌边掉了下去。李庄当时对我们说，你不要看现在报纸上写得很热闹，马上要反他们的，社论已经写好了。其后才知这个社论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在人民大学便不说话，不提意见，也不贴大字报。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在老师、学生中打了200多个右派分子，但给人民大学的右派指标是400名，我是被补充进去的。补我进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 

　　我们新闻系有个教授叫汪金丁，写了篇论文，他准备通过这篇论文转为正教授。林希翎有天路过布告栏，看到汪金丁副教授论文宣读会的通知后就参加了。宣读会那天，会场第一二排坐的全是专家教授，宣读会由一个讲师主持。汪金丁将自己的论文提纲挈领地宣读后，前排的专家教授正在互相推让谁去评讲时，一个女学生在后面举手说:“我可以发言吗？”主持人就无奈地让这个女孩上去发言，没想到女孩上去将此论文批得狗血喷头。此女孩就是林希翎，真名叫程海果，参过军，去过朝鲜战场，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当时我打内心佩服这个小女孩。 

　　这个林希翎在人民大学的鸣放期、反右会上讲的意见非常尖锐。我当时是人民大学学生会城里片的秘书长，学校当时组织辩论会，党团员不出面，辩论会由我组织。辩论会上左派们一个一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此时林希翎问我:“我有没有发言权？”我就安排她第七个进行发言，但她一发言左派们就吹口哨，并抢了林希翎的麦克风。林希翎当时因和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所以她手里拿着一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这个报告当时绝对保密，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在幕后说，千万不能让她念此秘密报告，于是左派们就上台来抢。我当时实在看不过眼说道，你们抢麦克风，还把人家推下台，你们还讲不讲民主。就是这句话，1958年2月14日我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免于处分，继续留校学习。 

　　我认识林昭是在1958年6月以后。第二学期开学，别的同学此时都到报社去实习了，将我放到人大资料室去劳动改造。这时资料室里3个人，我和林昭两个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是我们的领导，她此时已嫁给了聂真。我和林昭每天上班到新闻系图书馆翻查报纸，主要任务是翻国民党的报纸，写卡片，为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林昭是1932年生于苏州的，1949年苏州解放后，当时只有17岁的林昭就参加了革命，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被分配到《苏州民报》做记者、编辑工作，1954年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室时林昭身体很不好，而且不断咳嗽。王前说，你是个男同志要多照顾一下林昭。这样林昭有了病，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就去给她打水、烧饭。冬天到了，林昭房里没有暖气，我就帮她在学校总务处领了炉子，并安装在她的房间里，每天还给她把火生起来。 

　　我记得林昭那时喜欢看明清的线装笔记小说。她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两首诗，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一首是《海鸥之歌》。她写了反复修改，改了就让我看并且念给我听。林昭当时还将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那个时候学生食堂里吃的是包谷面窝窝头，加一些咸菜。她每次吃包谷面窝窝头实在吃不下去，我就给她买来肉丝炒白菜。我们是调干生，我的助学金每月29元，林昭的助学金每月25元，每月我们用七八元生活费就可以了。有一段时间她的病很久不好，我就到北京东四那里去买广东饭馆里的广东肉丝让她吃。由于生活上的照顾，加上我们在思想上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认为社会主义也有需改进之处，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心声，慢慢将我们拉到了一起。白天我们在一起做卡片，晚上我俩就坐在一起谈各自的一些想法和经历，真是同病相怜，苦中作乐。每个星期六、日，我们还到公园去，在那里我们谈各自的家庭，谈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谈人生，谈理想。 

　　两个右派分子的相爱 

　　我1932年出生于湖北汉口，与林昭同岁。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后，我以调干生身份在200多名保送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了人大的新闻系。我与林昭从相识到互相依恋、爱慕，可以说完全是反右运动将我们这两个年轻右派的心连到一起。林昭有个同学叫倪竞雄，这个人还活着，在上海，他是个编剧，他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来看我们。他给我和林昭两张话剧票，我们就一起去看话剧。就是这个倪竞雄将林昭介绍给了我，挑开了我俩心中的秘密。 

　　这时正在大炼钢铁，人民大学也烧起了高炉，我们右派分子都排在晚上值班。消灭四害，打麻雀，全北京的人都疯了。后来每到礼拜天，林昭就带我到北京灯市口基督教堂去做礼拜，“文革”时这个教堂被红卫兵拆了。 

　　去教堂做礼拜，我才知道了基督礼拜的过程。一进门给每人发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赞美诗》，然后由牧师主持，全体起立由唱诗班和牧师带着大家唱赞美诗，那种气氛很美好，在那苦闷的日子里把我们带到了一种完全超脱的境地。 

　　我原先以为教堂里可能都是老头老太太们带孩子们去，没想到这里大多数是年轻人。这说明人们已经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去到那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林昭的思想有些偏执，我说你不要去硬碰，这是鸡蛋碰石头，可林昭不听，林昭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 

　　我们两个右派分子的相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舒服，系上就给我打招呼，说我们谈恋爱是给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将这话告诉了林昭。林昭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怕什么！她说，好。于是她与我手挽着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人大的校园里走进走出，故意让人们看。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林昭的性格。 

　　1959年8月，我给新闻系领导谈我要与林昭结婚，当时在场的有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章南舍和一个女的。我给系上谈我与林昭结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将我和林昭分配到一起。章南舍说，你一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呢？因为事前我与林昭谈恋爱他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没有听他的，所以认为我们是抗拒改造，不予我们结婚。并且这时到分配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了，他就故意将我分配到了新疆，9月1日前让我离校。 

　　那是1959年9月26日，我被迫要发配到遥远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车站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站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撕裂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至今还记得林昭当初的话: 

　　“阿三，我爱你，是我害了你。我早就说过，他们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把你分配到最远的边区去的。” 

　　“不，别这样说了，我不怕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来了！” 

　　我没有，从来也没有见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挤满了上车和送客的人群，但所有这些对我已全不存在，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会的，会有一天会回来的！”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呀！”林昭极度悲伤，两眼含着泪水，瞧着我嘶哑地说，“一切就都完了。”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