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锐童话在线阅读: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的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

作者：徐行,薛琳
来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
来源日期：2009-7-10
本站发布时间：2010-3-27 13: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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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阶级与阶层是研究社会结构与政治发展动力问题的核心概念。阶级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等因素而划分的社会集团;阶层是处于阶级内部和阶级外部的更为细小的社会集团。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从理论上看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从实践上看都是为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知识保障。中国社会结构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化，全面、深刻地理解这种变化，必须综合运用阶层分析和阶级分析。综合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政治发展。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阶级分析;阶层分析;综合研究;社会发展动力
阶级与阶层是研究社会结构与政治发展动力问题的核心概念，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是认清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现实、设计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方法。阶级分析是理解社会历史结构和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更关注于社会总体和宏观层次的把握;阶层分析强调对社会阶级内部的利益团体与非阶级群体的分析与研究。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无论从工、农两大阶级整体上来看，还是从工、农两大阶级内部的分化与整合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而且正在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洞悉和把握这种变化，必须综合运用阶层分析和阶级分析，秉持一种综合研究路径，而不能偏执一端。
一、关于阶级和阶层基本概念的辨析
阶层和阶级是政治学与社会学分析社会结构的重要概念，由于学科不同、学科内部的学术观点的差异，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定义。
1.阶级概念
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都曾论述过阶级这一不平等现象，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柏克、卢梭和黑格尔等人都曾讨论过阶级。[1]但是，马克思最先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社会阶级理论，并率先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之一，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生活和指导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一些著作中对阶级的概念做了他们的表述。恩格斯曾说过：“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2]272
为了从理论高度指导本国革命，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给阶级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从列宁给阶级的定义中，阶级概念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仅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全过程，而且也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和交换。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阶级划分的根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马克思曾指出：“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与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4]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判断阶级的标准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包括生活方式、阶级利益、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特别是组织因素，它是区别自在阶级(从经济方面界定的范畴)和自为阶级(成为革命动力)的关键。一个经济集团只有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成为自为阶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阶级。
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唯实论”不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唯名论”①，他将具有这样或那样共同境遇的人形成的团体定义为一个阶级，而并不是这些人是否真的形成了一个整体。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指出，“阶级”不是这里确定意义上的共同体，而仅仅是某一种共同体行为的可能的(和经常的)基础。[5]韦伯阶级概念的核心在于“生存机会”，他认为，在市场上的这种生存机会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这是形成某一阶级的最根本的因素，而纯粹赤裸裸的占有本身，只是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
据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所总结，社会阶级就是拥有相似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人们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他对阶级这一概念进行了细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阶级是与经济权力相联系的，而这种权力又是由每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界定;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通常是以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在收入和地位上的差异为依据的;还有一种被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采用并加以变化了的、基于市场划分的、更为复杂精细的方法。[6]
有中国学者认为：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阶级间的关系，主要是由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占有关系来决定的(即生产关系)。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分别是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因为他们分别占有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由知识转化的生产要素。[7]
2.阶层概念
阶层同样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分析社会中层结构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两方面，阶层是因资源在社会内部的不均匀分布而形成的团体。阶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特定的劳动分工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作用，从而导致社会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均匀分布，进而在不同人群中出现了阶层。阶层从其本源来说，源自阶级，但阶层又表现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丰富性和多样性。[8]163， 159
有的政治学者从“身份地位”角度定义阶层，阶层主要是指在阶级的基础上划分出的更为细小的社会利益群体。与阶级的概念不同，在分析和划分阶层时，除主要依据所有制的因素，重点考察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外，还要考察其劳动方式、收入方式和收入水平等比较具体的经济因素，有时也可能参考其他的社会性因素。[9]
有的社会学者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决定意义的资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10]
还有的社会学者认为，阶层是社会中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这种分配与占有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社会互动方式、互动过程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形成，因而也是社会结构中占主导性的社会关系。[11]“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是阶层概念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对“阶层是阶级下属层次，是对阶级的细分”这一观点进行了拓展。认为阶层概念是指一般性的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分配方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将生产资料这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视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划分阶级。因此，阶层与阶级就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阶级概念从属于阶层概念，阶级是阶层的一种特殊形式。[12]
按照我国传统的社会学观点，阶层就是由于收入水平、职业种类、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声望”等社会资源的不均匀分布而形成的社会团体。阶层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阶级内部的阶层，另一种是社会基本阶级之外的社会阶层。[13]在同一阶级内部，按照上述标准可划分为若干不同阶层，例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可划分出白领工人、蓝领工人两大阶层;我们还可将处于基本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划分为阶层，如企业家阶层和学生阶层。
二、由阶级分析转入阶层分析的原因探讨
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研究方法，彼此互有短长。阶级分析长于对社会宏观结构和对变革时代的社会问题进行探索，阶层分析长于对社会中层结构和对社会平稳运行时期社会问题的把握。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以往的阶级分析方法，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分析理论，并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现象的根本方法。马克思认为在某个特定的阶级社会里，总是存在着两个对抗的基本阶级和其他一些非基本阶级;在一个阶级内部，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阶层;不同阶级甚至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不同，从而构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斗争和冲突;一切观念的精神的差异，都是不同经济地位的阶级立场的不同反映;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14]
阶层分析法是一个科学地认识社会结构的方法，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阶层作为一个稳定的有着诸多共同利益和强烈集团意识的社会实体，对社会结构有着持续的影响。同时它作为劳动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代表着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阶层利益和阶层行动对社会经济及日常生活活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8]159阶层分析方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阶层划分的指标体系，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作用，阶层间关系，阶层矛盾的解决，阶层演化的动力，阶层结构对社会、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等问题。
阶层分析法的出现是和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阶级分析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非阶级群体的解释乏力，是阶层分析引入的根本原因。社会实践的需求推动了理论范式的转变。阶层与阶层分析的复归②从根本上来说是缘于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解释各种新的社会现实而出现的。
1.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从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阶级分析已经无法针对两大基本阶级的内部结构和处于两大阶级边缘地带的社会团体进行深入分析，更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社会成员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经济差距与利益分歧。
改革开放前，我国呈现“2+1”的社会结构，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不仅形成了一些新的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分离出来，而且在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新的阶层。在农民阶级内部，已经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农组干部、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等不同阶层。在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公务员、知识分子、蓝领工人、白领工人、退休职工、企业家和个体劳动者等不同阶层。对于这些新出现的社会利益群体，依据阶级的定义判断他们尚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但是由于他们具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团体，而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已经发挥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时必须要引入阶层的概念。
“阶层”一词让人十分自然地想到稳定的分级垒块，而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阶级”更强调社会冲突与社会变革。[15]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法适用于变革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发展分析，应用这一理论工具分析社会旨在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实现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而阶层分析适用于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其旨在维护和巩固现存秩序，为推动各阶层合作与整合提供理论指导。[16]推动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调整各阶级、阶层间的利益矛盾，缩小利益分歧，鼓励互相合作。
2.从维护社会和谐需要出发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共在长时期内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空前浩劫和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许多人心有余悸，他们心中还存在一种顾虑，这就是担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会在某个时候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如果我们在现在的政治研究中继续强调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无疑会让人回想起文革时期的腥风血雨，使人不寒而栗。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从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科学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化解矛盾、预防冲突，如果我们再继续强调阶级概念，很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使本已放松的神经重又绷紧。因此，一定程度淡化阶级概念，转用阶层概念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存问题，对于消除人们的各种疑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三、阶层分析的理论优势与政策优势
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已不是领导民众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而是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奋斗目标的转变和当前我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为阶层分析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也展现了阶层分析的两大优势：
一方面，从理论的角度看，阶层相对于阶级可以承载更多的信息量，可以更精确地描绘社会现实。相对于阶级分析应用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质”的把握，阶层分析的基本功能在于对社会关系的“量”的说明，在于对一定框架下具体社会关系理论内容的丰富和补充。具体来说，它包括两大理论优势，一是能够提供比较大的信息量，二是能够深入到阶级内部、阶级之间和阶级之外的“中间地带”，具有分析社会的特定视角。[17]
阶层分析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是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很好的技术手段。[18]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的新变化迫切要求有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研究方法。现实社会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特别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存在各种利益摩擦、矛盾与冲突。要实现社会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套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与矛盾、冲突的化解机制，建立上述各种社会机制的前提，就是对社会阶层的深入分析与准确理解，而阶层分析法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19]阶层分析法以劳动方式、收入方式、收入水平和社会心态等多元因素为划分尺度，从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多方位、多视角地划分阶层，可以较为具体地研究各阶层的特殊利益，分析不同阶层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另一方面，从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角度看，阶层分析弱化了社会团体间的差异，淡化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不仅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扩大党的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
改革开放开放以来，在高新技术主导的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和以市场为主体的社会生产体系的拉动下，我国出现了大量新阶层，他们虽然由于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不同，但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层划分的多元标准，也使各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关系。[20]阶层分析以承认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差别为前提，以协调阶层间的利益差别和冲突为目的，通过协调和沟通而不是激烈的斗争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这就可以把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1]运用阶层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的形势，辨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把敌我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有效解决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分歧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即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智力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22]这一重要标准的确立，也就为当代中国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这些先进分子的加入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使党得以不断地保持生机与活力，进而可以更好地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四、阶级分析法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虽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并不存在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样截然对立的阶级，但是，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的差异，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样的社会利益群体。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所以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使用阶级分析法必不可少。
从国际角度来看，全球范围内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斗争，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暂时弱势，特别是对中国这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形势更为严峻。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些矛盾还有可能激化，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安全形势。③外国敌对势力进行的破坏、分裂和颠覆活动，和我国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开展的反破坏、反分裂、反颠覆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我们今天反对“台独”、反对“东突”以及其他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既是保卫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的斗争，也是当代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内的敌对分子往往和国外的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国外敌对势力为了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千方百计地纵容、保护和支持国内的敌对分子。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使阶级斗争变得更加复杂，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使阶级矛盾演化成激烈的阶级斗争。
从国内角度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被消灭，以往的完整形态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是由于还存在着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存在着国外反动势力对他们的支持，所以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这种阶级矛盾有时表现为敌我矛盾，有时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时而和缓，时而激化。阶级的存在，尤其是阶级矛盾的存在是阶级分析方法得以继续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最主要的阶级矛盾之一是城乡矛盾，这牵扯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不是对立的阶级，但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等方面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中，一直都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划分，这一点对于分析我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尤为重要。我国历史上形成的计划经济时期得到强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到人口、资源、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差别和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例如，长期以来我国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以往国家“取多予少”的农业政策，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公共医疗卫生设施、基础教育、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等方面，广大农村所拥有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相比极不成比例。据卫生部统计， 1982~2001年间，城镇医院床位从83. 2万张增加到195. 9万张，涨幅为135. 3%，而农村医院床位反倒从122. 1万张下降到101. 7万张，降幅为16. 7%。[23]城乡问题是工农两大阶级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找出症结所在，并据此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这一强大拉力的作用下，中国传统的农民阶级自身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农民工阶层与乡镇企业职工阶层两大新兴社会阶层。1997年工人阶级在数量上首次超过了农民阶级，农业人口占全社会总就业人口比例为49. 9%，到了2007年底这一比例降为40. 8%。[24]农民阶级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的降低压缩了中国政治中“非民主、非法制性因素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为中国政治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同时也为农民阶级自身的完善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最终消除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对立铺平了道路。
农民阶级的分化及其与工人阶级的整合，使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阶级因与大工业生产密切相连，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体现者，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阶级和主导力量。中国这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将成为中国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根本性的社会物质基础。
五、在现代社会两种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
在现代社会，要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构成和各种矛盾做出具体的、细致的、全面的、深入的考察、分析和解释，显然，仅仅依靠原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有必要综合使用阶级分析法与阶层分析法，使两者发挥有益的互补作用，从而不断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和研究。
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在政治学领域，无论是阶层分析还是阶级分析，其共同思想渊源都应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5]当代中国无论是工农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冲突，都是构成中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因素。这些不同的利益团体，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利益，都要通过一定手段进行政治表达，以期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合法性，也为了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满足自身需要，必须要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这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
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优胜劣汰，导致了不同社会集团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些新的力量对比，必然要反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国家的政治制度也要适应社会力量的变化。如果现有的政治体制能够通过自身内部调整容纳新的阶级或阶层力量对比并满足其利益要求，那么这一社会体系就会保持整体稳定;相反，如果现有体制不能够通过自身内部调整来适应新的阶级或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那么新生的强大的社会集团必然要运用自身力量打破现有政治体制的束缚，对社会和国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来为自己服务，实现自身的利益。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取决于新力量的出现，那些代表新生力量的社会阶级注定要在历史上成功地改造现存结构，使其能够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26]这些推动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社会集团就是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那些推动社会历史根本性变革的社会集团就是阶级，而那些维护和发展现有社会体制的集团就是阶层。
中外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曾运用过阶级和阶层综合分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阶级分析法时，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阶层分析，更没有否认过社会阶层的存在。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古罗马社会划分为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等多个不同的阶层。[2]272-273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背景和中国革命的敌我形势时，除了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的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进行了宏观分析外，还细致地研究了每个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和及其政治态度，从而找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接近的朋友———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27]
阶级分析的优势在于能够科学地揭示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对社会进行深度尤其是宏观解释。阶层分析的长处就在于能够深入阶级内部，具体地揭示某一阶级的全貌。阶层分析不仅注意研究生产关系对社会分化的影响，而且注意职业状况、个人或群体的影响力状况以及教育程度状况对社会分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这就使人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整个社会结构，使人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个体及群体的政治态度和行为。阶级分析对社会结构起大的框架作用，而阶层分析对社会结构起细化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形成一个完整有机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28]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影响日渐深化的环境下，综合运用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方式，合理解决社会资源和社会机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问题，调整各阶级、阶层、群体乃至个体的利益，缓和矛盾，化解冲突，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将阶级分析同阶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从阶级分析为主向阶级、阶层分析相结合的转变，才有利于把握和调节各个社会团体间的利益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持稳定、共度难关，调动和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形成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合力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
注释：
①　唯实论与唯名论见[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九章“社会阶级”。简单地说，唯实论强调社会客观存在阶级这样的团体，而唯名论则认为社会并不客观存在阶级这样的团体，只是为了科学研究而对社会进行的主观思考。
②　之所以强调是复归，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曾长期应用阶层这一工具分析社会结构并指导政治实践，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被抛弃了。
③　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分析当代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问题，主要借鉴了周新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求实》2001年第8期;周遇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要防止‘左’和‘右’两种倾向》，《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彭恒军：《社会结构研究的两种范式：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天津市工会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徐行(1960-)，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中共党史、近现代中国政治人物研究;薛　琳(1981-)，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新中国外交史、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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