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刘明康未完成的使命

2011年11月05日 23:54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胡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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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资料图片）

2009年12月31日，刘明康晚上10点半等到所有银行的信贷窗口都关上后，才离开他在北京金融街[6.48 0.15% 股吧 研报][6.48 0.15% 研报]的办公室，他看到了9.6万亿的全年新增信贷规模。他知道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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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的平衡木

他明白，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如果过度了，可能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自主权；监管少了，又会放大风险。8年来，他试图去平衡这一切。不过，并非所有的时候他得到的都是理解。

在资本充足率指标上，刘明康这几年一直在逼着商业银行提高。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底的-2.98%，到2004年转为正值，2005年为4.91%，2010年底提升为12.16%。

也有一位银行高管埋怨说，银行被这些监管指标羁绊而降低了扩张和赚钱的速度。甚至股民也埋怨银行再融资，到股市来“圈钱”，认为这是对银行风险警惕过度，导致银行不断融资提高资本金充足率。

但8年过去后，商业银行们渐渐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了那些原本以为无法企及的世界上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这都是监管逼出来的。这个过程中不乏激烈的冲突，不乏有人向更上层提意见。这里面最最了不起的，是监管者的坚持。这种坚持不是每个官员都能做到的。”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表示。

在危机爆发之前，刘明康就提出信贷资金不能入股市，不能炒房地产。后来就有了银监会制定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并称“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初步构建了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业务法规管理。这一系列政策从规范贷款业务流程的角度提出了监管要求，确保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旨在提高银行贷款管理精细化水平，营造良好的信贷氛围。

但这一政策出来后，也有一些商业银行的经营者认为，银监会监管过度，破坏了银行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银监会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本报：“事实上最主要是伤害到了银行的利益，影响到了他们的派生存款。但是这种随意放贷会产生贷后不管理，因此而产生的派生存款，我认为本身就是应该挤掉的泡沫。这可能对商业银行来说，存款压力更大了，但也说明三法一引是抓到要害了。

广发银行行长董建岳说，回过头来想想，其实是因为我们长期习惯于粗放式运作，自由动作太多了，突然要守规矩大家都不习惯了。

同样充满争议的还有银监会要求的2.5%的动态拨备率，就是说，对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占贷款余额的比例原则上不应该低于2.5%，当然同时贷款损失准备金占不良贷款的比例又不应低于150%，两者按孰高执行。

这一政策意味着银行贷款的增加，拨备的支出也随即增加，加大了银行过度放贷所带来的资金成本，对银行进行资产规模扩张是一种限制。一位银行高管也直言不讳地认为这一指标过于“一刀切”，并把监管比喻成“长着牙齿”。

刘明康曾解释说，监管是从整体上考虑的，尤其考虑到中国资产总量特别大，150%的拨备覆盖率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2.5%的拨贷率能做一个弥补，每个机构一样也是一把比较公平的尺子。时至今日，他依然“咬定青山不放松”。“两者的博弈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效监管与一个追逐利益和利润的商业银行在监管和被监管的过程中，出现的动态平衡，结果就是不良资产越来越少、不良率越来越低。”深圳一家银行高管对本报记者说。

但是，监管者列席银行开董事会的规定却是引起了不少银行的不满。有银行业内人士认为，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和商业秘密遭到了“无处不在的监管”的侵犯，“政府和监管太过强势”。“其实就是介入式监管，实际上监管参与或者观察董事会整个内部讨论的过程，这样一方面考察董事的履职情况，另一方面也能很好地了解董事会本身的工作是否有效，但监管并不会干预。”银监会相关人士说。但有银行坚持认为，监管者列席会议，了解具体经营情况，事实上就是为了干预。

广发银行董事长董建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评价刘明康说：“他是一个审慎监管者，很严厉很坚持，尽管被监管者躲来躲去，但他不厌其烦地坚持下来，坚持了8年。被监管者们现在开始慢慢习惯做事情要讲规矩，不能胡来了。”

未完成的使命

和以往每次参加会议都着西装打领带的装束不同，10月29日下午4点，刘明康身着拉链式的深蓝色夹克衫出现在银监会三层会议室里。便装和拉链的细节，被银监会他的一些昔日下属解读为，“秉承了刘主席儒雅做派，谢幕也有仪式感”。

这个银行家眼里严厉的监管者，告别银监会的同事们时表现得温情脉脉，他甚至到银监会各部门的办公室去一一告别，说上几句鼓励的话。

到退休年龄的刘明康，其实早在今年8月份，就已经主动向上级提出从领导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

这一刻，卸下重任的刘明康或许再次想起了8年前的那个下午，那时那景犹在眼前：“早春的午后阳光洒在窗台上，院子里非常安静，偶尔有一些喜鹊在院子里唱歌。总理和我两个人，坐在桌子两头，聊了一下午”。

那个下午，刘明康向温家宝总理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银行业监管改革计划，即抓住国有银行和农信社改革，带动其他金融机构改革的“抓两头，带中间”，而后来的一系列改革思路，都源于此。

8年后，这一使命仍然需要后来者继续完成。他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他依然在反复强调风险，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以及日益突出的理财产品的风险、高利贷风险、银行员工道德风险。

银行业协会专职副秘书长杨再平对本报表示：“虽然没有和他交流过，但我觉得他卸任之后最放心不下的，应该依然是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问题。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他对我们银行业金融体制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存在的政府干预的担心。这其实也是导致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形似神不似的原因之一。”

刘明康深知，中国银行业股改上市后的历史还很短，尚未经历过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的考验，银行的风控和稳健经营能力都有待考验，监管者要始终走在前面，保持冷静的头脑，审慎看待未来。

和风险赛跑，“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记者/胡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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