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延安市的车管所:辛亥革命 武汉市情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6:33:18
这场似乎是猝然而发的革命，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控制了武汉这个中国中部大省的省会，迅速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革命政权，在全国人民面前活生生地树立起了推翻清王朝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把孙中山多次发动的革命暴动推向了最高峰，并促成全国的革命浪潮，在很短的时间里，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近代历史长河中最为壮烈耀眼的一幕。
然而，是什么孕育凝聚了武昌首义的烈焰，又是什么使武汉站在了历史的前沿？
第一集 战略要冲
大自然对于武汉似乎总是异常惠顾、情有独钟。发源于唐古拉山的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和其最长支流汉江在龟、蛇二山相会，将武汉天然地分割成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武汉作为水陆枢纽自然天成。
俯视中国，围绕着武汉，半径1200公里，圈内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半径750公里，圈内有福州、杭州、苏州、上海、济南、西安、重庆等城市；而半径500公里，则有长沙、九江、南昌、安庆、南京、开封、郑州、洛阳等城市。在相同半径内，联系这么多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这对包括上海、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大城市来说，是独具一格的。因此，清末时期的汉口市场曾被日本人称之为“清代十八省四百余州之中心点”。
在汽车、飞机等现代化运输工具诞生以前，船成为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武汉江汉交汇、水路通畅，因而“九省通衢”之名由来久远。从武汉出发，运输船舶西溯长江而上，转乌江、嘉陵江，可至四川、云南、贵州；南进洞庭湖，可通湘、资、沅、澧诸水，过湘江源头之灵渠进入珠江，能到广西、广东、海南；北走汉水，直通鄂西北和陕西汉中，叉入泌阳河、白河，可抵河南；东经长江及其支流，可达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出海可到世界上各个滨海之国。以武汉为中心的国内水运通达面，覆盖了半个中国的14个省市，均为主要工农业产区，总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武汉水运航线之多、水运里程之长、沟通面积之广，在中国内地城市中堪称第一。
铁路是轮船之后出现的又一现代化交通工具。距1857年英国铺设世界上第一条钢轨铁路仅40年，中国内陆最长的铁路干线——芦汉铁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下，于1897年4月开工建设。
1906年5月，芦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自北京前门西站至汉口玉带门车站，全长1212公里。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共同验收，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山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惟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居中又得水的区位优势，使武汉迅速转化为商贸优势，崛起成为中部重镇。明末清初，汉口镇和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同列中国四大名镇，汉口更擢居名镇之首。清初著名作家浙江海宁人查慎行曾对汉口镇的繁荣有如下描绘：“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南行控巴蜀，西去连鄢郢。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纷纷隶各藩，一一旗号整。……，市声朝喧喧，烟色昼瞑瞑。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两江合流处，巷时足成鼎。舟车此幅辏，翻觉成郭冷。”这首诗里一个地当要冲、舟车辐辏、五方杂处、市场兴旺的商业城镇跃然纸上。
当时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茶叶、药材及竹木为主体，湖北、湖南、四川各省所产米粮下销江南、闽广，通过汉口流转，其势“不舍昼夜”，一时间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而作为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汉口每年有3亿公斤左右的淮盐分运湖北、湖南各地。
曾参与撰修《明史》和《一统志》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更在《广阳杂记》里认为“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依水而立，依商而兴，在19世纪中叶以前已是九州名镇了，其地位足以“把整个中国的心脏都强健起来，使得整个躯干和四肢能作舒畅的运动，假如这个心脏僵化了，全国工商业活动都会呆滞。”
武汉优越的区位优势，也引起了在全世界寻找市场、扩大经济掠夺区域的西方殖民者垂涎三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展开了又一轮重新瓜分中国的激烈争夺。于是，以汉口为中枢的长江腹地，便成为“势力圈竞争之中心点”，“经济上竞争之中心点”，“航路竞争之中心点”和“铁路竞争之中心点”。
1861年汉口开埠，英国最先进入通商，其后各国商人立即趋之若骛，俄、美、法、德、意、日以及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国家先后来汉通商，英、德、法、俄、日等五国还建立租界区，汉口成为中国内陆租界最多的城市。一时间，汉镇洋房林立，欧风尽吹。与此同时，外国商人开办了许多原料加工厂。1862年俄国商人率先在汉口开办顺丰砖茶厂，5年后又办了新泰砖茶厂和阜昌茶厂，其生产产品主要销往俄国和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投入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和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有关资料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到1877年为144756担，1878年则增加到152339担，到1889年设在汉口的外国各类加工厂已达11个之多。尤其是传统的米谷流转量从1881年的67362担，1910年，增长为1073185担，汉口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
1862年，人称“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紧随其后美、德、法、俄、日等国相继登陆汉口，设立洋行。据统计，到1892年在汉的洋行已达45个，人数374人，而到了1905年，林立于汉口地面的外国洋行和商号已多达250家。洋行的进入，直接推动了武汉近代航运业的扩大与发展，它同时也带动武汉的贸易由内陆走向国际型贸易。作为内陆口岸城市的武汉，间接对外贸易到1880年为4200万两，到1904年已跃然突破1亿两大关，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而直接对外贸易，在全国四大商埠作为唯一的内陆城市，位列第三，以至于当时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
1908年，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在其专著《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一书中以羡慕的口吻对汉口的崛起倍加赞赏，称“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之为东方芝加哥”。
居中独优的水陆交通畅达，造就了武汉经济发达的格局，更造就了它政治和军事要冲的中心效应。
辛亥革命后曾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分析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指出革命据点应选择中国中部，不宜偏僻；革命时间应短促，不可延长。中部同盟会成立时，他对湖北革命的策略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湖北居中国之中，宜首先发难，然武汉为内之战地，须湘蜀响应，免除上游威胁，秦晋继起，得京汉交通，下应同时大举，使清统治陷于孤立。”实际上以后辛亥革命的形势发展基本上体现了这种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应居正、杨玉如等之约请由沪到汉主持大计。到汉伊始，立即发表《湖北形势地理说》，再次阐述湖北的革命形势和武汉重要的战略位置，勉励革命军保卫武汉。
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在分析武汉的地利时也认为：“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
就在武昌首义的几天之后，上海《申报》即惊呼“武昌为中国枢纽，武昌一失，则中国之枢纽断”，“其余邻省……安有不受燃而火发者”。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也特地连载了论湖北地利形势的文章，认定“今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
辛亥革命的现实，无疑证实了这些论断。面对着武昌首义，手足无措的清王朝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失去了对全国多数省份的控制。在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等14个省相继宣布独立或易帜，把清王朝的统治打得四分五裂。正如孙中山所说，“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武汉军民的浴血奋战为全国的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全国的革命又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
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地缘上居中独优的武汉，无可争辩地显示了其战略要冲的历史性作用。
第二集 风气之先
但凡政治中心的确立多来自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大武汉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以开埠为契机，也是张之洞治理湖北大力开拓所形成的。那是一段艰难探索的奋发之路，也是一段屈辱辛酸的痛苦经历。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当年3月，英国在汉口花楼巷以东至甘露寺边卡东角划定了面积为458.28亩的英租界，建立了英国领事馆。其后，德、俄、法、日等四国租界和十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相继建立。 外国人不断涌入汉口，最多时常驻人口达3000余人。以汉口为集散地的茶叶、生丝、棉花、桐油、牛羊皮、猪鬃、蛋品、五倍子等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大量输出，而洋纱、洋布、洋油、洋糖、洋钉、洋皂、洋火（火柴）、洋药（鸦片）则自汉口和以汉口为中心的销售网络，向四周和边远地区倾销，在汉口建立了百余家洋行。旗昌、怡和、太古、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汉口至上海的航运，缩短了汉口与沿海、与世界的距离。麦加利、汇丰、花旗、德华、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银行纷纷在汉设立分支机构，垄断汉口与华中地区的金融市场，同时却加强了汉口与上海、与海外的接触和联系。洋人、洋船、洋货涌入，洋行、银行、洋厂的开办，汉口在不平等的屈辱中被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封建内陆城镇转而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开放城市。在汉口开埠后，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学术思想、观念形态，中西文化就是在这种畸形的氛围里不断碰撞、渗透和融合，使汉口面临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开始了在屈辱中的崛起，辛酸中的奋进，从中世纪迈向近代。
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源先生说，“中国近代史上的二张，都是不能忘却的人物，他们不仅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有筚路蓝缕之功，而且是学者型、思想型的实业家”。他所说的“二张”之一，就是张之洞。这位近代洋务运动的殿军式人物，他那不平凡的一生，最为华彩的篇章就是在武汉写成的，应该说他为武汉的近代史留下了最为值得珍视而厚重的一页。
1889年，张之洞就任“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的第19位湖广总督。此后，直到1906年晋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以前，除两次短期署两江总督，一次入京编纂学堂章程外，一直督鄂，在近20年的时间内主持了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奠定了武汉在华中乃至全国近代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修建芦（京）汉铁路是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的直接缘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督鄂似乎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然而他以“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的政治主张，推行新政，发展实业的抱负，早在1881年外放山西巡抚时，就已小试其端。从得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调到湖北后，他给武汉带来了三件厚礼，将原拟设在广东的炼铁厂、枪炮厂和纺织厂北迁武汉，利用外国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在武汉大办实业，建立起了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门类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使得武汉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之一。
1891年1月开始兴建的汉阳铁厂，是以当时世界上第一大钢铁厂德国的克虏伯钢铁厂为蓝本设计的。汉阳铁厂不但开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先河，而且因“地球东半面，亚洲之印度、南洋、东洋诸国均无铁厂，止中国新创铁厂一处”，使中外人等刮目相看。日本人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美国驻汉口领事则称赞它是“迄今为止中国人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当时的《东方杂志》刊载西方人士的评论，“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
1894年6月建成的湖北枪炮厂（后改名为汉阳兵工厂），成为近代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晚清，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技术上看，湖北枪炮厂都高居全国军事工业之冠。张之洞的学生、辛亥志士吴禄贞称该厂“植中国军械专厂之初基”。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改进型德国1888年式七九步枪，成为后来闻名全国的汉阳式步枪（俗称“汉阳造”）。民国时期，大总统黎元洪决定在全国确定6家大型兵工厂，湖北枪炮厂定名为全国兵工制造第一厂。
“布衣兴国，蓝缕开疆”这是张之洞为织布官局题的楹联，同时也是他内心的写照。1892年建成的湖北织布官局有英国布机1000张，纱锭30000枚，雇工2500人，华中地区近代纺织工业从此奠基。开工后产品销路甚好，“使每年汉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14万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张之洞“略分洋利”的目的。1897年，建立的湖北纺纱官局，其生产的纱锭占全国华商总锭数的30%。1895年投产的湖北缫丝局，为中国内陆腹地工厂之冠。1906年建成的制麻局则为“吾国机器制麻业之滥觞。”加上其它官办工厂，湖北官办工厂数占全国近代工厂的百分之二十四，居全国第一位。
开明的环境和巨大的进出口贸易，同时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官方的扶持下，从张之洞督鄂至辛亥革命前夕，武汉有127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涉及制造业、火柴、卷烟、水电、建筑等30多个行业，其工业布局以轻工为主，重工业为辅，这与官办企业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为辅，形成了互补的格局。
正是由于张之洞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包括技术与人才，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事业，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塞漏卮、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虽然汉口比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晚开放近20年，与天津、营口、烟台、镇江、九江基本同时，但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远超过其他沿海、沿江城市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而与天津、广州争胜的开放性城市。
科举出身的张之洞对教育和人才可谓是情有独钟，然而他却以叛逆传统的思想大兴新学，改制教育。1905年，他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清王朝采纳了这一建议。就这样，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划上了句号。
为了培养人才，他本着“讲求时务，融冠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的宗旨，兴学改制，注重实业教育，普及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使武汉和湖北的教育与提高国民素质结合，与经济、军事近代化配套。先后创办或改建两湖书院、湖北方言商务学堂、创办湖北算术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等等。截止辛亥革命前夕，武昌设有各类实业学堂13所，私立实业预备中学堂1所，另有府立中等实业学堂6所，武昌城内外学堂林立，成为全国兴学育才的近代教育中心，续写了“唯楚有才”的近代篇。除了延聘外国教师和技术人员外，他还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习，辛亥革命前，湖北仅留日学生便达5000人，居全国第一位，留欧的学生更超过全国其他各省的总和。
张之洞重视文教，其直接后果就是为湖北、武汉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分属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多领域、多学科，很多人都成为了20世纪武汉、湖北乃至全国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如1900年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傅慈祥，辛亥武昌起义的主要人物黄兴、宋教仁、李书城、刘成禺、梁钟汉、孙武等，地质学家李四光，方志学家王葆心、医学专家陈雨苍、著名报人胡石庵、教育学家陈时、外交家郭泰祺、军事家吴禄贞、蓝天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等，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绝大部分为新式学堂学生和出国留学生。
这批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大多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接受了若干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西方列强残酷掠夺、清廷腐朽的社会现实刺激下，很容易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从湖北的情形看，那些由新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英勇的革命者。他们在辛亥革命和以后的革命运动里，发挥了启蒙者和先锋战士的作用。
1906年冬天，张之洞奉诏入京陛见，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相遇，言谈中，张之洞大谈在湖北办教育最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扶桑，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的情况。王文韶没把话听完，就从袖中取出一份《湖北学生界》递给张之洞。张之洞看后一句话没说。下朝后，便立刻电告湖北总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因为自己派遣的留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这的确大大出乎了这位“文襄公”的预料之外。
以鼓动革命思想为办刊方针的《湖北学生界》，为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李书城、张继煦、蓝天蔚等于1903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与此同时，曾在武昌两湖书院就读的黄兴也创办了《游学译编》，“所译著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权为依归，两湖革命思潮，多发源于而杂志矣”。
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在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第一次会议时，湖北地区的田桐、曹亚伯、时功玖等就入了会。参加大会的共72人，其中仅湖北人就有19人。同盟会成立之初的两年内，在东京加盟的17个省的会员共863人，以省份计，湖南人最多，共157人，湖北人居第二位，有106人。
此时，掌握清廷40余年的慈禧太后对于湖北大举兴学及派遣留学生，也颇怀隐忧。1907年，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
然而更为直接的为日后辛亥革命埋下伏笔的是张之洞“湖北新政”的又一大项目——编练新军，这是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式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士兵的文化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1905年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96人中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知识青年如此之多，是旧军队所没有的，这就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条件。虽说张之洞等湖北当权派也注意到了防范革命党人潜入新军，但为避免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湖北新军成为清末反清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
张之洞整军经武的目的在于保卫清廷的江山社稷，然而事情发展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地走到了他的主观愿望的对立面。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大多成为武昌首义的发动者和中坚力量，绝大多数的士兵在起义爆发后站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而且，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山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
事实证明，张之洞在武汉的洋务实践，客观上为以后的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和思想的准备。正如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所说的，“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账，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钱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前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种豆得瓜，这或许是历史给他最好的注释了。
然而，积二十年磨砺，造就的一代荆楚英才和那流芳百世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却为近代史册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第三集 厚积“勃”发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改造中国之理想的破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开始对维新派人士进行大规模反攻倒算，而帝国主义列强经庚子之变后的侵略压榨更加变本加利，肆无忌惮，民族灾难加重，中国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渊。
此时，拯救国家、复兴民族的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也更为艰巨。正是这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一支生机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昂首阔步登上了历史舞台，勇敢无畏地肩负起了领导人民、拯救国家的历史重任。这是一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脱颖而出的新兴知识阶层，他们使得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天空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1903年，革命派代表人物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分别发表，他们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深刻揭露清政府对内专制、对外卖国的可耻行径，主张通过暴力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吹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
1905年7月，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联合各地革命组织，孙中山召集各组织领导开会，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兴国的行动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10月，在同盟会《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成为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反对封建统治的一面鲜明旗帜，对提高人民觉悟，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此时，作为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发祥地之一的湖北武汉，革命力量也在这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催生中蓄势待发。
自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湖北的反清爱国志士经过深刻的思索，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自立军起义虽功亏一篑，但他却把武装斗争的火种撒播到了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党中，也影响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张难先在叙述当时湖北情形时说，“自庚子以还，形形色色，奔凑咸来。外面东西留学生，内而军学两界，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爆发于满山之间。各机关纷纷设立。前仆后继，迨辛亥义旗一举，满清即亡，实早种基于此也”。从1903年5月武昌花园山秘密机关的设立，到1904年的科学补习所，再到1906年的日知会，最后到共进会和文学社，前后9年的时间，湖北革命党人在总结了自立军失败原因的基础上，埋头苦干，开始了广泛、细致、严密而扎实的组织工作。他们广泛地宣传革命思想，并逐渐将革命影响扩大到新军、新兴的知识阶层以及人民群众中，为起义的爆发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花园山位于武昌城的东北角，自1868年美国圣公会韦廉臣主教在此兴建教堂开始，逐渐形成文化兼居住的高等西人及华人社区。
在今天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这座葱郁的大院里，1903年留日回国学生，时任鄂军学务处会办、湖北防营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湖北武备学堂会办等要职的吴禄贞常与蓝天蔚、刘伯刚、万声杨、李书城、贺之才等人聚会，规划反清革命，当时聚会诸人皆视吴禄贞为领袖，并称聚处为花园山机关部，史称“花园山聚会”。吴禄贞大量翻印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黄藻编的《黄帝魂》等革命书刊，散发到学堂、军队。
吴禄贞奉调入京后，刘静庵、胡瑛、张难先等于1904年建立科学补习所。当年的
1906年，刘静庵等人又成立日知会，利用教会的阅览室，陈设进步书刊，每逢星期日则演讲爱国救亡之道，听者有时多达千人。同时，在黄州设立秘密印刷所，翻印革命书籍，大量输入武汉。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等最为流行，因为通俗易懂，而且可以歌唱，各校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退伍士兵又带至乡间，影响非常深远。可惜不久日知会遭人告密，刘静庵等9人被捕，日知会停顿。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很注意湖北武汉革命运动的发展。1906年，派余诚到湖北设立分会，依靠日知会开展工作。1911年夏，中国同盟会设立湖北分会。
1908年，湖北新军任重远、杨王鹏、章裕昆等人又组织“军队同盟会”，1910年改名为振武学社。
1911年，振武学社与益知社、神州学社、武学研究会等革命团体合作，组建文学社，由蒋翊武、王宪章、刘尧澄、詹大悲等负责，成为武昌首义的重要组织。
与此同时，由东京共进会派生出的共进会鄂部总会，合并了德育会、忠汉会、自治会、竞存社、将校研究团等小组织，孙武、刘公为主要领导人。
1909年后，革命党人先后掌握了几种报纸，如群治学社的《商务报》、文学社的《大江报》，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救亡”，“拯救民族危机”。1911年，詹大悲、黄季刚、何海鸣在《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富于煽动性的文章，倡言推翻现存的清朝统治，在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地方当局随即查封《大江报》，逮捕詹大悲、何海鸣，更激起群众怒火，武汉三镇的革命气氛达到了爆发点。
总结自立军失败教训，湖北的革命党人认识到不能靠会党作主力，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而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从一开始他们就动员了像刘静庵、张难先、胡瑛、杨洪胜和一大批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青年投身从军，从事瓦解旧军队和掌握革命武装的工作。
日知会曾经“专以发展军官为主”，但由于人数太少，成效不大。共进会和文学社则在新军中吸收同志，专从士兵着手。无怪乎有的革命党人竟说，“武汉起义实际上是湖北的士兵革命”。
他们组织系统都非常严密，社长之下分设文书、会计、评议等部；社员按照标、营、队等单位推任代表，单线联系，一旦起义爆发，各级代表便在实际上成为各级军官；队一级设立的基层组织，文学社称组，共进会称支队，都是20人左右。
经过长期的工作，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约占湖北新军士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在学生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到了大批革命志士或同情者。武装起义的主观准备已经相当充分。
1910年10月，孙中山同黄兴、赵声等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会议，准备第二年春在广州发动起义。会后孙中山到欧美华侨中筹划军饷，黄兴等回香港做准备工作。1911年4月，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一百多革命党人攻入总督府，两广总督爬后墙逃走。革命党人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这次起义，革命党人牺牲很多，其中不少是爱国华侨。后来有七十二名烈士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清廷虽然武力镇压了革命党的起义，可是革命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
此时的湖北自张之洞调北京后，先后接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赵尔巽、端方、瑞澄等人贪赃枉法，崇洋媚外，草菅人命，政治上一片黑暗。加之长江中游连年水患，天灾不已，人民生活水深火热，革命时机成熟到真正是“一触即发”的地步。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把原有商民合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有，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出卖国家利权。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四省人民起而反对，组织保路团体掀起保路运动。7、8月间，保路运动在四川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同志军起义，把革命的风潮推向了顶点，清廷急调湖北新军一部入川镇压，武汉清军力量被减弱。
眼见着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
在武昌的小朝街设立军事总指挥部，负责武装起义事宜。
在汉口设政治筹备处，公推胡瑛、杨玉如、杨时杰、詹大悲、何海鸣等为政治筹备员，草拟文告，制定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政府的工作。
推居正、杨玉如赴沪迎接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
在这种状况下，武汉起义政治筹备处仍主张准备
晚8时许，工程营士兵程正瀛首先开枪打死值班排长陶启胜，后击毙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张文涛，全营振动，枪声四起。工程营革命代表熊秉坤立即“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随即对空连放3枪，首先率部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与此同时，混成协辎重及工程二队也同时起事，赶赴楚望台与工程营汇合，公推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一时间各营纷纷响应起义，到楚望台补充弹药后，随即分兵三路经王府口、水陆街、保安门正街向总督署及清军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参加起义的炮兵第八标经起义门入城，占领蛇山阵地，控制制高点，轰击督署。清军在附近构筑街垒，拼死抵抗。起义士兵在炮火支持下，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突破清军防线，进围督署。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狼狈逃走。
11日黎明，起义军占领武昌。随后汉阳、汉口相继光复。
武昌首义立即震动了全国，使得各省的革命如火山迸发，绵延不断，最先起而响应的是湖南、江西，于
历史同样也铭记了这一天——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