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电脑投屏到电视机:杨秀清的人缘?下

矛盾的混合体

罗尔纲先生曾经批评杨秀清任人唯亲，理由是封官不公平，早期有案底可查的侯爵，连追封的在内也才19位，其中就有他的亲戚卢贤拔、姐夫黄维江、外甥女婿林大基、私人医生李俊良，以及亲信傅学贤、吉成子，所谓“东党”竟占了1/4强，此外，他的属官李寿春、侯谦芳、林锡保不过是检点或职同检点的半大官儿，却把持朝政，能让比他们官大得多的侯爵、丞相，甚至几位王爷心惊肉跳。
不过说杨秀清用人公道的声音也很多，李秀成和洪仁玕可谓不折不扣的政敌，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上意见完全不合拍，但对杨秀清的用人却异口同声地认同，李秀成把杨秀清的用人和洪秀全的乱封相对比，得出前者“人心服”的结论，而洪仁玕则在批评滥封官爵现象时感慨杨秀清时代的“令行禁止”。不仅他们，清方的张德坚也在《贼情汇纂》中承认，杨秀清善于选拔“有才能可任使者”，并且“以恩结之”，善于“笼络人心”。
应该说杨秀清的确是有些私心的，或者干脆说，在封建时代但凡用人者都有私心，关键在于，杨秀清对“自己人”的照顾、偏私，还是有一定分寸，所提拔、任用的方面大员，还是更多以能力、资历等方面考量为主。比如他并不愿意石达开在安徽、江西待得太久，但接替石达开的秦日纲、韦昌辉也并不是自己的私党，而是在资历上比石达开略低或略高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正常人事安排，且被顶替的石达开仍然在其它方面获得重用；有时他在处理案件时对自己人偏心眼，听到闲言碎语后会及时补救，比如1854年初，卢贤拔和陈宗扬两人因和妻子同房、违反杨秀清的夫妻分居令而双双被捕，结果陈宗扬夫妇被处死，而卢贤拔仅仅革职，大约引来不少议论，杨秀清就在17天后托天父下凡，让女官当众打了自己50大板。虽然女官的力气和胆子大约都很小，这50大板估计连红肿的效果也未必有，但能作出这样的反省姿态，还是很不容易的，比洪秀全的“只有臣错无主错”强多了。更何况，倘撇开“夫妇同居算不算犯罪”这个大前提不论，卢贤拔仅仅和妻子偷偷约会了几回，而陈宗扬夫妇为了瞒天过海，居然想诱奸发现他们底细的另一女官，处罚有轻有重，也不能完全说就是偏私。
不仅如此，有些偏心眼是体制使然，不能全算杨秀清的错。比如封侯，黄维江、林大基这些人爬到罗大纲他们头顶上固然很可笑，但卢贤拔这个冯云山“制礼作乐”的第一助手封侯，原本就名至实归；李俊良在定都天京后固然成了“东王医务办”的负责人，但他的资历却特别老，早在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只有5个军时，他就是排名第一的中军军长，这最早的5个军长目前有姓名可查的有4个，除了后军长黄成德早在广西时就病死外，另外两位即左军长曾锦谦、右军长朱锡锟都封了侯爵，从这点上讲，封李俊良为侯爵，也算不得太说不过去。再说他重用东殿属官管理朝政，让这些人凌驾于王侯将相之上，固然有很多弊端，但根本原因，却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朝政实际掌握在东王手中，洪秀全不亲自处理政务，因此东王府的六部就成了实际朝政处理部门，六部尚书、东殿承宣等属官当然也就能在朝务上发号施令了。不过这仅限于中枢朝政，一旦“外放”，东殿属官的特权就比不过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像厨子出身的东殿户部二尚书侯裕宽，1854年出巡安徽、湖北，就要服从秦日纲、石达开的指挥，黄文金、胡鼎文、涂振兴等东殿承宣出兵安徽、江西时，也要接受胡以晄、石达开、秦日纲等人的调遣，在天京城“锻炼周求”、威风八面的殿左一检点林锡保，外放后只能指挥江西小池口守军的一部，和那些已经排到36名老编制之外的新检点别无二致。他们这些人中有的固然是在杨秀清失势后外放，更多（如侯裕宽、黄文金）却是在东王号令全国时出任方面，但并没有获得特别权威，可见杨秀清的“重用属官”，在很大程度上是“东王负责制”的体制使然。
杨秀清之所以能够让洪秀全以下的太平天国各色人物敬畏、害怕，天父下凡只是一个表象，毕竟广西这个傩术大世界里，有这项特长的人不计其数，何况前面说过，论跳大神的专业水准，杨秀清比萧朝贵差远了，他的专才不在于会扮演天父，而在于会让天父说出别人心中的大小秘密，而且“炯人隐私，无所不中”，周锡能事件被“天父”侦破曝光后，不但众兵将齐声赞颂“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连即将被处死的周锡能妻子蔡晚妹都叹息“今日真是天做事”——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仿佛真的用一双万能的眼睛24小时顶住你的“天父”，能不让人敬畏么？
他能做到这点，靠得当然不是什么神力，而是耳目和间谍，按照张德坚的说法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罗察群下”，正因为有这个庞大细致的间谍网，他才能随时掌握朝中、军中的蛛丝马迹，然后或者抬出“天父”，或者直接用东王的权威及时作出反应。这种“耳目”针对的不仅仅是军政大事，有时甚至是极小的事情，比如曾是他心腹的李寿春、曾水源，就是在私下听见一个女官发牢骚说“若是东王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既没有反驳也没有报告，被耳目汇报后，最终被“天父”弄到“大天堂”去享福的。
这种琐屑、隐秘的私人谍报系统，优点是信息又多又快，可以让杨秀清迅速作出应对，及时消灭威胁和隐患。他在韦昌辉部将张子朋激怒水营，“人心欲散”后迅速公开杖责张子朋和韦昌辉，加封水营主将唐正财，确保水军不生变，以及前面提到的卢贤拔事件，都体现了谍报体系的价值，周锡能事件虽然疑点重重，水分很多，但也的确在很长时间里震慑了太平军将士。
但私人谍报体系最大的副作用是“信息泛滥”，上传的消息大多是“小道消息”，真伪丛杂，其中还有些是清方故意散布的，由于是秘密系统，是真是伪，就全靠杨秀清一人判断，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问题。比如天京城里最大的清方间谍案——张继庚案侦破后，张继庚本人故意指认大批“广西老贼”为同伙，清方也成心半遮半掩混淆视听，不得要领的杨秀清最终大开杀戒，将张继庚和许多“死党”不分青红皂白一并处死，等省悟“岂有谋反者尽老兄弟”时，许多不该杀的人早已人头落地。据当时在天京城里的张晓秋记载，就连名将罗大纲，也差点因为这套谍报系统的弊端，成为清方反间计的牺牲品，好在这回杨秀清算是及时醒过味来。
写到这，就不能不问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杨秀清的人缘到底如何？若说人缘不好，何以那么多彼此不对付的太平天国大人物，到后来异口同声地怀念他，甚至连置他于死地的洪秀全也不例外？若说人缘好，何以洪秀全要杀他，那么多一直受他节制的文武大员居然一起赞同（至少不反对），他最仰赖的谍报系统，不但未察觉对方如此大规模的密谋，甚至连韦昌辉、秦日纲带兵进城这么要紧的信息，都没能及时反馈？
隋朝的权臣、大将杨素为人严厉，手下将士犯哪怕一点小错都会遭到严惩，甚至惹来杀身大祸，但只要立功，就能获得破格重用，不会被官僚体系或皇帝近臣压制、埋没，因此许多有才能的人一面提心吊胆，一面却争着要往杨素身边凑合，奥妙就在“信赏必罚，人尽其才”八个字上，杨秀清让人又怕又敬，关键同样在这里。
但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获得他人的敬重、害怕，却很难得到上级由衷信任，和下级的亲近，春秋时代的失败政客狐射姑就曾经评论他的政敌赵盾，说这位老兄像夏天的太阳，虽然光芒四射，但大家都给晒得恨不能躲开，隋炀帝杨广也在杨素死后直言不讳，说如果这位权臣多活几年，自己恐怕不得不动杀机。杨秀清不但像赵盾、杨素那样把持朝政、独揽大权，而且还装神弄鬼，经常扮演洪秀全的爸爸，《贼情汇纂》、《金陵杂记》、《金陵癸甲纪事略》这些在天京事变发生前就写成的书里，作者都看出杨秀清威胁到洪秀全的地位，甚至连1855年一位在伦敦图书馆里翻阅《太平礼制》的无名华人读者都看得出，当事人洪秀全又不是真的木偶或傻子，能看不出么？杨秀清高高在上，恩威莫测，身边人就算是能力突出的石达开，听见“天父下凡”都要惶恐流汗，既不知道自己哪些隐私被杨秀清察觉，也不知道哪些明明不靠谱的小道消息被杨秀清采信，更不知道“天父下凡”对自己是福是祸，少开口、多点头就成了自保的本能做法，再加上“君君臣臣”的传统，可以说，一旦洪秀全动了杀机，而杨秀清却没有，天京事变的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然而一旦太阳陨落，寒冷和黑暗又会让已不再恐惧“天父惩罚”的人们重新怀念起阳光的温暖来。李秀成在8年后仍然怀念杨秀清不已，但倘杨秀清真的活到1864年，他恐怕会是另一种说辞。甚至洪秀全也不例外，他要杀杨秀清是真的，但杀过之后又要缅怀、纪念，也不完全是政治权术，“尔我非东王不能至此”，应该就是句发自肺腑的大实话——虽然杨秀清活着让他很别扭，但杨秀清真的没了，面对内外交困的惨淡局面，却着实让手忙脚乱的“专制的天王”觉着很辛苦。

1856年的那些事

不论对于太平天国或杨秀清而言，1856年——或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都是充满了戏剧性和转折点的一年，是盛极而衰、大喜大悲的一年。
这年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形势还比较微妙：扫北军早已覆灭，消灭清朝暂时已不可能；安徽战成相持局面，安庆固若金汤，但芜湖久攻不克，庐州（合肥）得而复失；湘军水师因一年前的湖口之败，被切割成长江、内湖两部分，元气大伤，但太平军水师先后损失近万艘船只，补给困难，江面优势已被从广东增援来的清朝红单船水师夺取；江西形势喜人，翼王石达开夺取8府42州县，收编了几万精锐的天地会“花旗”，把曾国藩团团围困在南昌，但湖北却被反攻的湘军胡林翼部占了上风，武汉三镇渐渐又成了孤城；在天京周围，上海的小刀会已经失败，扬州也丢了很久，镇江、瓜洲被清军团团围困，甚至天京城本身，也被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包围着。
出现如此胶着的战局，关键在于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然而在1856年初，杨秀清似乎找到了这支机动部队，也找到了投放这支机动部队的切入点。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这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所率领的部队是太平军中较有战斗力的，又汇合了刚刚投奔归附的原捻军李昭寿部，这支捻军军纪不佳，但战斗力是很强悍的。当时清方估计，这些太平军集结在皖北，是为了收复庐州，不能说杨秀清一开始没有这样的想法，但随着战局演变，他开始为这支难得的机动部队寻找更合适的战场：镇江。
尽管庐州也很重要，但攻打庐州，只能调动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清、太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清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1856年2月，皖北太平军悄悄从天京以西江面渡江，经栖霞、龙潭，绕过天京城和江南大营，直奔镇江杀去。这支人马的5员将领都是丞相，其级别已经超过扫北军（3丞相1检点）和扫北援军（3丞相），不仅如此，杨秀清还特意派出刚刚复职的顶天燕秦日纲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是定都天京以来，太平军在一个战役方向所派出的最强大阵容。
如此浩大的阵势，清方自然不敢怠慢，原本围攻镇江的副帅余万清撤围堵截，江南大营头号悍将张国梁也从东路追堵，两支生力军在句容仓头、下蜀、高资等地苦斗一个多月，最终靠着陈玉成单舟冲入镇江，太平军内外夹攻，击破了围城的吉尔杭阿，并打退了增援的张国梁部。
接下来的一步出乎所有清方将领的意外：太平军并没有凯旋，也没有扫荡镇江外围残敌，而是径直渡过长江，在太平军江北唯一据点——瓜洲登陆，然后杀向清江北大营驻地扬州，措手不及的江北大营主将托明阿连吃两个大败仗，不得不丢掉扬州城和土桥、三汊河两个经营多年的据点，向西南溃退到蒋王庙一带。
太平军打败吉尔杭阿、张国梁是4月2日，当夜就渡江，3日破土桥，5日破扬州，很显然，这是杨秀清早就筹划好的战役，否则兵力调度、船只准备，都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
接下来的计划，杨秀清似乎并没有想好，他派出一支人马渡江占领江浦，而于此同时，秦日纲部太平军分出周胜坤守江南的仓头清军旧营，让吴如孝回镇江，主力则沿江东进，在4月中旬占领浦口。
许多军事史著作都认为，杨秀清是打算让秦日纲部从江浦、浦口渡江凯旋，但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领后，秦日纲部和天京援军已经汇合，从16日占浦口，到22日失守，中间长达6天时间，足够全军渡江至下关回京，但秦日纲部却安安稳稳地呆在原地不动，说他们想从浦口回京于理不合，说他们后来因渡江路线被切断而被迫东返，则更说不通。
让我们看看此时清方做了些什么。
4月6-10日，清军江南大营主力张国梁部，江苏省兵主力吉尔杭阿部一直在忙着和留守仓头等地的周胜坤部作战，最终周胜坤战死，余部由哥哥周胜富率领撤入镇江城；16日，得知江北大营失利、浦口失陷，江南大营主将向荣在咸丰的催促下，又急忙将张国梁部抽调渡江，这支江南大营主力果然不含糊，在4月22日和27日先后收复了浦口、江浦。
尽管看上去势头不错，但原本合在一处的张国梁、吉尔杭阿两部已经被拆散，最精锐的张部也疲于奔命，而秦日纲部却获得了宝贵的10天休整。不仅如此，4月8日，也就是秦日纲部占领扬州后第三天，江西太平军石达开部约3万人分三路进入皖南，开始向天京外围靠拢，并直接威胁江南大营的后方基地宁国。这一举措不但进一步分散和疲敝了清军（张国梁部就因为宁国告急，而不得不在收复江浦当天匆匆渡江增援），也让太平军在天京-镇江主战场上的兵力更加集中。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大战役规划，其最终战役目标，就是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向荣部，而能下如此一盘大棋的没有别人，只能是主宰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杨秀清。
4月底，秦日纲部开始向东进军，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却兜兜转转，直到5月27日才从瓜洲渡江，返回镇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间，石达开部连克太平府、宁国府，进军天京城南的重要据点秣陵关，迫使向荣不得不让张国梁带重兵抵御，疲于奔命，镇江外围的吉尔杭阿部成了一支孤军。
6月1日，秦日纲、吴如孝部猛攻困守高资烟墩山的吉尔杭阿部，经过连日会战，先后击破吉尔杭阿、虎嵩林、余万清等部，杀死八旗副都统绷阔、江宁知府刘存厚，迫使吉尔杭阿自杀，并在6月13日回到天京近郊。
秦日纲等人或许并不知道杨秀清全盘计划，他们认为救援镇江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转战4个多月的人马早已疲惫不堪，理应回天京休整。没想到他们接到的是杨秀清劈头盖脸的一道严令：攻破江南大营，否则不许回城。
这时天京城外的重镇溧水已被石达开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也已经出城扎营，原本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此刻反成为太平军反包围中的一步死棋，外围友军都已战败，据点也大部分丢失，主力张国梁部早已是强弩之末，在秦日纲等人看来，不许回城也许是不近情理，但对于杨秀清，恐怕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6月20日，秦日纲、石达开和天京太平军分4路猛攻江南大营，仅一昼夜就将向荣全军击溃，次日向荣被迫放弃孝陵卫等地营盘和要地句容，退守丹阳。杨秀清随即派秦日纲等追击向荣，石达开回援武昌，北王韦昌辉等进军江西，8月9日，向荣在丹阳城中气愤忧闷而死，太平天国达到国势、军势的顶峰。
然而这种巅峰势头只维持了不到1个月：8月底，在丹阳、金坛受到小挫的太平军竟放弃攻势，以至于清方吹嘘，他们击毙了太平军主帅秦日纲；于此同时，江西、湖北的两路太平军，也忽然变得行动迟缓。
真相很快就大白于天下：杨秀清死了，死于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变。
关于天京事变，各方的记载出入很大：
《金陵省难纪略》、《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写成并流传至今的3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记载“逼封”日期的是李滨《中兴别记》，称8月22日逼封，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当天正式加封，但李滨自己的记载称，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才十三岁（其实应该是实岁12），《中兴别记》出版于清朝灭亡前一年的1910年，天京事变发生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只有两岁或三岁，很显然，他的记载不能作为一手资料。而其它记载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方面的说辞，只能说，杨秀清是否封万岁，是主动逼封还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是否有密议，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议，有不同意见的是李秀成和石达开，但从韦昌辉、秦日纲几乎同时秘密回京，朝臣领袖陈承镕亲自接应，以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杨秀清竟然毫无防备等事实可以断定，洪秀全正是杀死杨秀清的主谋，没有他的调度，这些人就算有杀杨的胆子，也不敢互相串联，同时动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瞒天过海，在杨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并没随秦日纲回天京，事发整个过程都不在场，他的说法显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主谋毫不足奇；石达开否认存在密议，则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议之外，要么他为了撇清自己，索性连密议也矢口否认了。顺便提一句，《天父圣旨》这部“杨秀清语录”最后一条，纪录于丙辰六年七月初九，即杨秀清被杀前18天，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发现后曾为许多人认真解读，或以为可以借此判断事件责任人，或认为是杨秀清打击、迫害秦、陈的证据，但必须看到，这部“语录”是事变发生多年后，已为杨秀清平反、急欲掩盖此事的洪秀全亲自主持出版，这句“天话”与其说是杨秀清说的，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杨秀清说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而已。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变的脉络就很清楚了：被攘夺了权力的洪秀全对动辄借“天父下凡”威胁自己地位的杨秀清忍无可忍，表面继续推崇，暗中却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可能还有石达开）等朝中大员密议，趁太平天国刚获得空前大捷、杨秀清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之际，利用陈承镕掌握城门钥匙的便利，悄悄将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心腹亲兵召回天京，用突袭的手段杀死杨秀清全家和许多亲信。
《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27口、“伪王娘54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可以确认在事件中被杀的，包括补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刘绍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可能死于此役的，还有前镇国侯卢贤拔等多人，《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两万，可能夸大，比如当时因杨秀清过于托大，派到各地带兵的杨姓国宗，有记载被杀的，仅有安庆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亲张潮爵），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随即韦昌辉杀死石达开全家、洪秀全重施故技暗算韦昌辉、在石达开“靖难”压力下处死秦日纲和陈承镕等一系列后续事件接连发生，太平天国的全盛期就这么刚刚开始便戛然而止，刚到达个人成功巅峰的杨秀清，也就这样死于非命。
洪秀全是打着“天父次子”、“天生真主”的旗号起家的，杨秀清这个“天父代言人”是他一切光环的基础，不论出于何等原因，亲手打碎这一光环的后果只能是“江山打不通”，从此丧失神秘感和号召力，沦为孤家寡人。
而自炫精明的杨秀清，明知“天父”是假的，却沉醉于这种百试百灵的廉价政治幻术，既不愿还政于洪秀全、分权于诸王和大臣，又不愿索性抹下脸皮篡位，在这种不进不退的尴尬局面中又“性情高傲”，最终令上至洪秀全、下至普通朝臣人人自危，耳目众多、神通广大的太平天国第一人，最终竟死于暗算偷袭而不自知，实在是莫大讽刺。
他是个奢侈铺张的人，据说连洗脸盆都是金的，出门时总带着如耍龙灯般的超级仪仗队，坐轿和睡床据说是玻璃做的，可以蓄水养金鱼，至于“东王好色”，也是丝毫不假，从他被害时有如此数量的“王娘”和编外王娘殉葬，和郑重其事到处贴布告寻访眼科大夫可知，他因为“纵欲过度”导致眼疾复发、一目失明的传闻，是有很大可信度的。不过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奢侈或好色都不算最大的错误，身为一国军政的主心骨，却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符合时代水平的稳定政治、法律制度，刑赏任意，文武不分，正常的城市商业制度被打破，甚至城市家庭生活也一度被强行中断，于此同时，洪、杨等几个“神人”却可以广拥妻妾，坐享富贵，这样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都是畸形的、非常态的，即使得势于一时，也终究难以持久。
杨秀清并不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也曾或及时、或不及时地调整过各种政策，如改“天下田皆天王之田”为照旧交粮纳税，改夫妻分居为夫妻团聚，修改文化政策，改变操之过急的军事战略，从而扭转西征战局并击溃江南、江北大营等，然而他和洪秀全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天京事变在其事业巅峰爆发，令其再无自我修正的任何机会，随之重掌大权的洪秀全性格偏执、暴烈比杨秀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才能、胸襟和眼光却远不及杨，太平天国这支《神曲》，也自然只能是越来越曲高和寡、无人倾听了。

从东孽到东升

杨秀清死后曾被贬为“东孽”，但这种“妖魔化”的趋势很快就被叫停，随着韦昌辉的被杀，打着“为杨秀清报仇”旗号“靖难”的石达开回朝辅政，杨秀清的评价问题似乎被悬了起来，既没有继续贬低，也没有就此平反，杨辅清、杨宜清等东王直系仍然各处漂泊，不敢回朝。
但这种趋势随着石达开的出走，和洪秀全任用亲戚尝试的失败，在几年后得到扭转。1858年11月，英国特使额尔金率舰队进入长江，洪秀全在给额尔金的诏书中复述了东王代天父传言的神话，并以“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的含糊语言敷衍交待（或者干脆说推卸）了杀死杨秀清的责任，将他的死和乙荣五年（1855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一次“天父下凡”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还令人瞩目地首次明确承认，杨秀清是上帝的第三子、自己和耶稣同父同母的亲弟弟；次年天历十月初七日，洪秀全颁布诏书，宣布将每年三月初三定为“爷降节”，纪念杨秀清的首次“天父下凡”，每年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纪念杨秀清的“升天”；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十三日，托幼天王名义加封杨秀清伯父杨庆善“爵同南（和冯云山地位待遇一样）”，三十一日，同意为杨秀清修建“正九重天廷”；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布从今以后“内外本章”只许盖幼东王一个人的印，干王洪仁玕和“一概金印”都不许再盖，次年二月二十一日“永定印衔”，东王获得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这长达37个字的头衔，可谓煊赫已极，甚至杨秀清生前，也未能攀上如此堂皇的“神人双高峰”。
正如王庆成先生所剖析的，太平天国这个神权国家，洪秀全这个教主君王，其君权的依据，除了洪秀全自己早期那个升天幻梦外，主要依靠的便是杨秀清、萧朝贵，尤其是杨秀清的“代天传言”，甚至洪秀全的幻梦也要依靠“天父天兄”亲口证实才有说服力，尽管他们借这个特权玩弄洪秀全于股掌，攘夺了军政大权，但也确实让洪秀全的天王地位获得了神圣的光环，没有这一光环，所谓“天王、幼天王”便缺乏君临天下的理由，洪秀全的上帝教也难以自圆其说，因此不管洪秀全内心有多痛恨、害怕杨秀清，他都不得不最终给杨秀清平反，并连本带利地奉还那些曾被他剥夺的神圣头衔。
不仅如此，1858年以后的杨秀清，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虽然他表面上有儿子、有众多兄弟，但幼天王杨天佑其实是洪秀全的亲儿子洪天佑，甚至过继给杨秀清后连姓也没全改，被洪秀全称为“天佑子侄”——一半儿子、一半侄子，而杨辅清等人实际上都不是杨秀清的血亲，且虽然官职不低，但在后期军政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杨辅清虽然做过中军主将、辅王和军师，算是后期官爵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但如此高官却连块巩固的地盘都没有，也从没获得入朝辅政的恩典。对这样的一个“天弟”，当然是再怎样加封、颂扬，也毫无政治风险了，正因如此，“天佑子侄”这个不到10岁的“东王继承人”，自辛酉十一年（1861年）四月二十七日首次出现在诏书上起，就一直大摇大摆地排在满朝权贵的第一名，而在大约同年或稍后颁布的“朝天朝主图”上，太平天国前10位权贵的排名为“爷哥朕幼光明东西长次”，其中“爷哥”分别为上帝、耶稣，属于神；“朕幼”是洪秀全、洪天贵福，属于君，“光明”则是洪秀全的三子洪天光、四子洪天明，东王赫然排在上述六位之后，洪秀全两个哥哥之前。表面上看，这是在推崇杨秀清，实际上还是“自家把戏”：所谓“幼东王”，本来就是洪天光、洪天明的五弟，紧排在光明两人之后，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一则口碑记载，杨秀清的幼子杨丙照被天地会众、评书艺人王春乔和杨秀清的族妹、东殿女官杨水娇所救，后来改名屠丙昭，隐姓埋名，在杭州、萧山定居，其子孙直到民国，才因杨水娇的披露而获知此事。杨水娇此人，史料和太平天国官书中都有记载，而杨秀清喜欢结纳天地会人士也是事实（他连宗结拜而来的杨姓国宗中就有好几个天地会来历的），尽管这件事真伪莫测，但许多线索都能和史实合上拍，可信度是有一些的。
有专家质疑，杭州曾两次被太平军占领，那时王春乔还活着，为什么不带杨丙照“归队”？并以此推断是“后人编造的故事”。笔者以为，这个细节非但不能证明故事是编的，甚至可能恰能说明这故事也许确有其事——洪秀全褒扬“升天”的杨秀清，说到底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重用人间的幼东王，则是因为这位“杨天佑”实际上是“洪天佑”，倘若凭空跑出个正宗东王骨肉杨丙照来搅局，岂不要坏了大事？想来倘真有王春乔、杨水娇藏匿杨丙照之事，他们非但不敢出头，反倒会赶紧找机会搬家，以免这位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的杨丙照，成为明末清初那个逃到南京、让那位弘光皇帝手忙脚乱的“崇祯朝太子”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