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阳光实业有限公司:精英的“灰飞烟灭”与大众的“浴火重生”(下)

　　事实上，这就反映出来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大众对精英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到了这场讨论的性质：“这场争论已经变质了，成了一种围攻或集体泄愤，远远不是一个交流和吸取建议的平台，已经毫无意义。大部分的人热衷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从未打算认真思考别人的思路，也没有心胸接受有益的意见，唯一想要的就是发泄，因而，单方面的宣泄造成了集体的混乱。”不知道他意识到没意识到这种现象后面的本质——大众之所以“单方面宣泄”，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同他们的对立方，也就是精英的思路;纵然精英的思路是正确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只在乎“说话的人是精英”，而不在乎“精英说的话”。只要你是精英，那么我大众就一定要反对你——这是派性的对峙，而不是理性的交流。而大众之所以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这些精英——甚至是知识精英——能够为我们社会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能够协调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沦落为了只会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伪君子”。上海同济大学的朱大可教授在一个访谈中对这一点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至少在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精英仍然在起到一个古典知识分子应当起的作用，就是寻求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以此来引领民众的精神取向。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指民主、自由、个人的独立、尊严、以及教养等等。这一核心价值在1990年代全部被解构了，只剩下两个基础价值，一个是钱，一个是权。这两个最不应该成为核心价值的东西，却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所有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完全消失了。很多精英放弃了对核心价值的探求。”[1]而我们即将看到，网民对清华大学的攻击，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ZF力挺，清华算个JB，全中国就清华人跟狗一样的努力吗?你们努力的同时得到了更大的报酬，你们清华人多少是国家培养起来到国外一去不复返的?烧就烧了，外界还不能说两句了，还不内省。

　　幸灾乐祸是不好，也是国人不应该的!可是你们清华人和以清华为荣的人你们自省过吗?今日之清华是昔日之清华吗?今日之清华有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学风吗?你们还有为天下百姓担当的骨气吗?你们的校长在积极参政为了光明的仕途，你们的教授忙着拉项目、到处讲课收钱，你们的学生集天下学子之精英，却仅仅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奔波，你们的价值就是这吗?你们的建校是庚子赔款美国退款的产物，西方的好思想曾由你们推动，这在历史上是不容抹杀的。可是今日的你们，将这些仅有的价值全都遗忘了，只是为了自己。最关键的是你们在摧残中华文化上做了不遗余力的贡献……

　　清华就是给美国培养工程师的。

　　百年学府今已殚

　　牛面书生俱做官

　　沽名钓誉或觉惭

　　冲天一炬赴楼兰

　　清华表示：老房子烧了，丝毫不影响我们建设美国的宏图大业。

　　这个学校有着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

　　不知道现代清华的学生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

　　又改变了什么?

　　无非只是你们跳往USA的跳板!

　　阿Q也罢，骂人也好，至少我们这些非精英还在关注清华，说明清华在普通人心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清华是一代人的梦想，可我们这些平民的梦想变成了什么样子?那几句口号?那些踩在平民脸上的官员?那个把平民的鲜血当做翅膀的人?那些有好同学可以一起吸血的商人?那些在拿着清华毕业证的外国黄种人?我承认你们是中国的精英，有知识，有能力，但请毕业了的清华学子再看看，你们还敢称自己为君子?

　　以上是我从论坛中摘录出来的批评清华的话，其中的重点我已经加粗标注。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对清华的批评集中在“出国”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这一点集中体现了清华人对社会的“背叛”。我其实是最近才切身感受到人才流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我记得几年前，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说，现在国家发展得好了，很多出国留学的人都选择回国了，甚至因为回国的太多，“海归”都不值钱了，成为了“海待”。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明这些回来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回来的，他们也并没有将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公布出来——这些回来的人，都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吗?是加州大学校系的学生吗?还是都是所谓“西太平洋大学”这样普普通通的大学的毕业生呢?我们不知道。而上个月听了新东方某著名教师在北大的宣讲会，我才意识到中国人才流失的问题其实一点也不乐观。在那场报告会上，该老师上来就炫耀自己的身价——月薪几位数、上税几位数、房子有几套、车子有几辆……在讲课的过程中，他展示了好几个他认为优秀的学生的照片，每一张都是这个学生跟他的车子还有在美国的大“house”的合影。他为听众描绘的前途是这样的：只要考好了GRE，就能申请好学校;只要从好学校毕业，就能在美国找到好工作;只要找到好工作——他举的都是美国投行的例子——就能有票子、车子、房子，甚至是这个名牌的香水，那个名牌的服饰……他专门举了一个北大女孩的例子，说她每天晚上准备GRE到凌晨3点，而现在她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享受法国香奈儿的香水等等。我更加惊讶的是，他说这些话时候没有任何的愧疚感，而完全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后来我才知道，这并不是个例，而是新东方老师的普遍观念。如果努力学习仅仅是为了到美国赚更多的钱、享受更多的奢侈品的话，那么学术的真精神何在?知识精英的真精神何在?一身名牌、满脸浮华的社会上流人士又跟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有什么区别?如果所有的精英都这么想，那么，就像朱大可教授说的，谁来建设社会的核心价值?没有人。精英们都将眼光放在了追求金钱之上了，哪里有更多的钱，哪里就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特别是清华北大的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可以完全抛弃“国家”的观念——抑或，我们不谈“国家”和“民族”至上，因为这二者已经略带贬义了，只谈乡土情结，他们难道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吗?对利益的追求腐蚀掉了一切崇高的理想，“有奶便是娘”成为了这些人的准则。我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也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想在哪个国家生活那确实是我们无法干涉的，世界公民也是我们最终的理想。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我国的发展水平已经步上正轨，并且能够与那些先进的国家平起平坐。只有在发展平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主义才是有效的世界主义。那时候，欣赏西化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可以去欧美生活，而喜欢东方文化的欧美人也可以到中国生活。而他们之所以能够适应彼此的生活，是因为双方都能够在社会建设上对普世价值表示尊重。但是，在目前的阶段看，网上那些大众对清华学生的批评难道都是无理取闹吗?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切中要害的。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中国教育的总体期望。在任何一种社会中，教育都是塑造精英的最普遍手段。当一个社会的教育体制体现了机会均等这一理念的时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成为精英的机会。而一个社会的大众是否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表示尊重，要看他是否能够不抛弃对社会整体的关怀。也就是说，民众的期望是，既然受过了高等教育，那么，他就一定有更强的能力和更高的境界，这样一来，他就能够跳出一己之私的狭小范围，去对社会政治的整体利益进行思考。而现在的民众看到的反而是，这些人在大学中学会的知识，只是更加强化了他们为一己之私谋取利益的能力——他们非但不去解决这个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因为有了更强大的智力和人脉资源，继续扩大着这个社会中的不公正。当大众仰望着精英的时候，精英几曾回头注视过大众?正像网民对清华大学学生的批评那样，“你们还有为天下百姓担当的骨气吗?你们的校长在积极参政为了光明的仕途，你们的教授忙着拉项目、到处讲课收钱，你们的学生集天下学子之精英，却仅仅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奔波，你们的价值就是这吗?”“我们这些平民的梦想变成了什么样子?那几句口号?那些踩在平民脸上的官员?那个把平民的鲜血当作翅膀的人?那些有好同学可以一起吸血的商人?那些在拿着清华毕业证的外国黄种人?我承认你们是中国的精英，有知识，有能力，但请毕业了的清华学子再看看，你们还敢称自己为君子?”当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人能够更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资源的跳板之后，大众就会非常自然地产生这样的印象——教育已经阶级化了，成为了一个与大众格格不入的东西。甚至，他还在剥夺着大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在很多反对清华大学的言论中，人们都将清华学生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广大老百姓的艰苦生活并列在一起，虽然他们不一定直接指出正是清华人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源，但是频频将这二者相提并论，不得不让人由并列性的联想产生因果性的联想。

　　四、知识精英的命运：从超阶级人士到特权阶级成员

　　文章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要特意论述一下知识精英在当前社会中的位置。在前文中，我并没有区分精英的种类。事实上，如果粗略来看，精英分为三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当然，这三种人不是截然分裂的，很多人身兼数种精英，比如目前中国很多村干部也是乡镇企业领导，这种人身兼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两种身份;而那些对国家政策有影响力的智囊们，则是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身份于一身。但是我之所以将知识精英单独拿出来说一说，是因为，在理念上，他们与前两者会有着本质的不同。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都有社会关怀的一面。但是，由于支配政治行为的是权力逻辑，支配经济行为的是经济理性，所以，他们不可避免要将大部分精力耗费在为自己的前途进行筹划之上——政治精英要打算着如何保持权力并扩大权力，经济精英则要运用经济理性来推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们都有强烈的利益概念。而只有知识精英是最有可能从超越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因为知识精英在气质上是理想的守护者，也是真理的探寻者，从理念上讲，他们其实并不对社会任何一个集团负责，而只对真理负责。按照希腊古典哲学的传统，“理想”就是“理念”(eidos)，“理念”就是“真理”(aletheia)，而真理一定是通过“理性”获得的。因此，理想与真理是一致的，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找到那个最高真理，并用这个真理改造社会，或者哪怕无法完全改造社会，也可以将其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让所有人对这一价值表示尊重。启蒙以来，知识分子受到了更大的重视，由于对理性的崇奉在这个时代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设计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了。知识分子相信通过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可以设计出一个合理的社会。事实上，他们没有完全高估自己，美国就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国家，其所有权力制衡的机制都是符合“政治科学”的逻辑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被赋予过这么大的权威——他们不光要设计社会，还要让所有人都具备使用理性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启蒙”。知识分子是高高在上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政治权力和财富，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真理，因此他们理所应当地站在理性的高度上，一方面来批判传统宗教和迷信的荒谬以及贵族和君主的腐败，另一方面来批判大众文化的愚昧落后，并用理性之光教化民众。知识精英是超阶级的，因为真理是不分阶级的，只有“意见”才会因人而异。

　　回到当代中国，我们发现，这种经典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表现得并不明显。原因是知识分子很难具备独立人格，他们的研究受政治的干扰程度可能会很大。我不想再列举那些大嘴巴经济学家说出来的激怒群众的言论了。我知道现在中国还是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但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不会被大众所理解。我曾经指出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分离：就比如，“官二代”、“富二代”肯定不都是李启明那样的人，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讲，财富是一个人修炼德性的“外在善”，有财富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会堕落。但是，因为媒体反复曝光李启明这样的人，普通百姓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意识，那就是，“官二代”和“富二代”都是李启明，他们的爸爸都是李刚!这就是标签化、符号化观念的产生。目前社会对精英的看法也是这样：“你们的校长在积极参政为了光明的仕途，你们的教授忙着拉项目、到处讲课收钱，你们的学生集天下学子之精英，却仅仅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奔波，你们的价值就是这吗?”这样的话语还算是公允的，但是一联想到现在的社会一提到“专家”就说他们是“砖家”，一提到“教授”就说成是“叫兽”，知识精英在大众眼中的整体形象就可见一斑了。很多人将没有成功预测地震的责任也推到了专家头上，而很多教授不检点的个人作风又让民众抓到了把柄，在加上前面提到的教授行政化、商业化……这样一来，当知识精英也被当成是跟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一种类型的“特权阶层”之时，他们想在社会中发挥启蒙作用的理想就不会成真了，那些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了——因为知识精英的整体形象已经被玷污了，他们已经失去民众最基本的信任了。你说出任何的话，哪怕是理性的，都会被民众“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曲解掉。

　　这种危险在中国的第一次启蒙时期就存在过。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最为人称道的一次启蒙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希望让中国的民众都具有科学的精神，这种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启蒙思想家所强调的“理性”。这是一种很崇高的理想，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根本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改变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心理。为了能够达到普遍启蒙的目的，并且让广大民众感到平等，他们力主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他们成功了，五四一代认为这将为启蒙铺平道路，因为白话文将拉近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距离。但是反对的声音一直都存在，这其中有“非激进主义者”章士钊，他以那些“新青年”们不具有的冷静口吻告诉后者，不要光关心白话文还是文言文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出在新兴教育方式之上。“新式教育是独占的教育，与乡村人的职业竞争和社会地位都不相干，因此只能吸引或接受远较老式教育制度为少的学生。‘今之学校，自成为一种贵族教育，故其与文言白话之争，了不相关。’”[2]这种批评并不是无效的，知识精英确实是有传统儒家那种兼济天下的情怀，但是，由于那时中国现代化发展非常不平衡，因此，只有那些真正有财力，并且有现代见识的人才受得起现代高等教育，而他们跟广大群众有着一种脱节的趋势。“北京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通商口岸的‘时髦’知识分子和专家，甚至还有许多特殊时期的激进学生，这些人都把过去抛在了身后。但在内地的广袤乡村，在各省无数的嘈杂里弄，甚至在大都市拥挤不堪的背街小巷，则是另一种情况。”[3]柯文在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发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单单忽视了这些平民大众的状况，更是对大众文化有着深深的鄙视：“1925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写到：‘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顾所说的这种精英意识，12年前蒋梦麟就做过公开表述，他有意识地写道：‘我们的座右铭是：由知识阶级建立为人民的人民政府。’顾和蒋的言论清楚地表明，鼓吹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否定立场也有其阴暗的一面。它并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攻击和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它还反映了精英阶层厌恶亿万中国老百姓参与其间的大众文化的倾向。……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内心里是鄙视大众文化的。”[4]

　　其实，蒋梦麟后来也认识到了新文化运动当中的隐忧。192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若新文化运动的唯一成果是提高了知识阶级的权威，那全国民众却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社会进步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独立完成的事。只有大多数农民获得进步才能完成。若社会中少数人天天讨论文化，大多数人还不知地球是圆的，社会因此而分裂成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它怎么会进步?

　　……你们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的精英，将来农民开始进步时，你们会失去自己的地位。[5]

　　由此我们就看到这种危险所在了：那些声称要“设计”一个新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不经意间已经具有的阶级的身份。如果我们退一步说，知识精英鄙视大众文化也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如果知识精英不先鄙视大众文化的话，何谈要根本改变中国的国民性呢?对大众文化中平庸、愚昧、落后的部分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为大众提供一个启蒙的目标，这并不是一件“阴暗”的事情。但是，如果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在社会认同上完全与普通大众划清界限，口头信誓旦旦要“为生民立命”，而并没有以真实行动建立与大众的联系的话，上述的问题就出现了。知识分子被大众看成是一群已经“阶级化”了的人，他们无法完成他们声称要完成的设计社会、启蒙大众的任务了。因为大众大可以揣测说，他们会不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整体利益?那些西装笔挺、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与官僚、军阀这些社会毒瘤在外表上有什么不同吗?

　　历史证明，最后彻底批判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不是章士钊那些保守主义者，而是左派激进势力，这当中，陈独秀自动反省了，他开始站在胡适的对立面，而后者依然坚持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理念。毛泽东等新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来，而正是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颠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在学校里，他觉得知识分子是最干净的人，工人农民是比较脏的;但是革命之后，他转变了认识：“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6]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而正是从这里开始，革命意识形态在中国正式兴起了，对于知识精英总体上属于一个特权阶级的概念，原先仅仅是大众头脑中一种松散的观念，是社会中一种危险的倾向，而现它在已经被一种严密的意识形态以“科学”的方式所最终确认。格里德尔将新文化知识分子和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表述得非常准确：

　　新文化知识分子坚持精英价值的社会意义;革命者则对知识精英主义表示怀疑，而且把大众的价值作为出发点，或认为精英价值必须包括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新文化知识分子并非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以根本性的阶级斗争和矛盾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变革不表同情，而宁愿强调他们断定具有普遍性的人格品质。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家抓住并利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存在，来为大众辩护，为从意识形态上建立社会组织(至少是大众政党)辩护。新文化自由主义者确定的知识分子角色是有责任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战略家;在革命制度下知识分子被当作可以信任的伟大的社会和文化转换中的必要的合作者。但他们被剥夺了设计的权威。他们变成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劳动者，他们是能为建设新制度大厦提供服务的熟练手艺人，而不再自以为是设计师。[7]

　　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意识形态，为了动员最广大人民起来进行群众性革命，宣传家们往往会美化大众的形象，将其看成是集中了全部的道德，并且天生就具有民主的能力，只要推倒压在他们头上的阶级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就能够获得解放，解放之后的中国将会是一个由人民建立起来的大众政府，是完全民主的，是中国最广大普通人的“千年王国”。但是，我们说了，要动员群众进行革命，就必须预先美化大众，但是这种美化与事实有多大的差距?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柯文在他那本杰出的《历史三调》中，已经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对“历史事实”与“历史阐释”的区别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在1919年之前，新文化知识分子一直将义和团看成是愚昧、迷信、野蛮、未开化的代名词，然而，当革命意识形态兴起并且国民革命马上就要开动的时候，为了政治需要，一场美化义和团的舆论战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义和团被描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一切野蛮行为都因为对准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获得了正当性。这种转变之大，可以从陈独秀相差6年的两篇文章中看出来。1918年，当《克林德碑》在《新青年》发表的时候，义和团被陈独秀以其特有的讽刺口吻批驳得一无是处;然而，等到1924年《我们关于义和团的两个错误观念》在《向导周报》发表后，义和团就成为了民族尊严的代名词。然而历史总归是历史，在现在细心的研究者看来，这种对历史的新阐释只能证明其政治需要——那就是对人民进行美化。而人民是否就真的是那么完美呢?从义和团的很多史料上来看，根本不是这样。

　　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革命领袖告诉大众，你们要将一切被划为反动阶级的人物消灭。正如李锐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的初稿中，将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划归到了阶级敌人的范畴。[8]然而其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自从1924年开始的民粹运动的逻辑极端。那是一场彻底的反智运动。毛泽东认为，民众不需要由精英带领着来启蒙，因为他们将在革命实践中自行启蒙。精英灰飞烟灭了，而大众将在革命的烈火中浴火重生。

　　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缕叙历史，并不是表明说历史正在重演。中国社会已经经历过现代化的大规模洗礼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分化程度应该没有将近100年前那么严重——我们现在的社会分化是在现代社会基本盘之上由分配不正义导致的分化，而不是上世纪初那种前现代与现代的根本分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段历史和我们现在就不具有相似性。我们上面提到了，知识精英有成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倾向，并且在民众的意识中，它可能早已阶级化了，难道不是吗?民众现在对知识精英根本就不信任，对那些有着“设计师”抱负的精英们不感兴趣，难道不是吗?当一些“书生”希望在民众面前守护君子的理想时，广大的民众却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难道不是吗?这就是我要批评那位清华学生的原因。那位清华学生上来就说，“难道我们一天天努力地跟狗一样，为了就是振兴你们这群人的中华吗?”联想到清华学生当时的心境，这种精英主义的话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不是又重复了新文化时期知识精英与大众相隔离的历史误区了呢?这是否强化了大众对社会精英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觉了呢?从后面的争吵来看，确实是这样的。

　　联想到本节开头时我们提到的三种精英的性质区别，我们也可以推论出社会阶级化的先后次序：当社会分化趋于严重的时候，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往往是最先被看作是阶级化了的，因为很明显的是，他们是直接操控权力和财富这两种可见资本的人;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后被视为是特权阶级的，因为当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失去民众的信任之后，知识精英往往是最后一个能够坚守本心的群体——自古以来，知识精英就是道德和真理的化身。而一旦知识精英也被视为社会的特权阶级而不再是超阶级人士的时候，社会的极化就很值得堪忧了——知识精英的独立性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在看来，这道防线也岌岌可危了。所以朱大可说，“不夸张地说，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精英和大众高度的对立。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对立通常是社会大动乱的前兆。”[9]而孙立平教授的评论更加深刻：“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10]另一篇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网络的语用学当中，‘精英’与‘愤青’已经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概念。在缺乏公正的游戏规则下，这一趋势的严重后果，很可能是落入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纷争的泥沼，陷于大众和精英双重背叛的危机。”[11]

　　五、社会极化的逻辑：从无视精英到反抗精英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几代中国人都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让全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反思——革命其实并不永远都是可欲的。现在是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我们的美好希望是，再次确立起来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理想：通过渐进的社会改革，和平过渡到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但是，我们却发现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社会不公正正在凝固化。而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导致的将会是严重的社会对立，也就是“极化政治”。事实上，在这样一种双向的过程中，那种我们现在避而不谈的“阶级意识”可能正在形成。从清华学堂火烧事件的网民评论来看，虽然大多数人表达的是对精英的不信任，而并没有更为极端的举动，但是，一切引人警惕的言论已经出现了。

　　第一步是不承认清华学生的精英地位，认为大众正憋着一口气要证明自己的力量：

　　现在的国人不是说你是清华的就让你三分!你要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高三那一年可以改变的。不是你是中国高校一员就能厉害的，当你在复贴的时候你已经输了，你要是真想证明你们有拯救世界的决定，请你用事说话，记住这国家有比你们强者在忍耐着，因为这样的竞争已经开始了。你们的思维、品行在国人眼里已经出现了问号。

　　当“你们的思维、品行在国人眼里已经出现了问号”之后，就要考虑抛弃“你们”了：

　　觉得或许清华的兄弟们智商太高，无法听懂我们这些大众之语。大家不是针对你们，而是针对整个社会，整个教育体系。懂么?我只是想问一句，现在清华学生的理想和志向是什么?无非八成以上是去USA。这不能怪你们，这是社会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幸福感，失去了安全感。我们都很恐惧，就如农民工版本的《春天里》为何如此火爆。我们都在恐惧和厌恶这个社会。“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感触了大众。我们需要的是个大众的政府和大众的思想，我们不需要精英!!歌词对改革早期的怀念。大学生在九零年代还有么?还有那种心怀天下的抱负么?还有担负祖国崛起的雄心么?无非也是一帮铜臭熏陶的棋子而已。国家始终是由这些不起眼的个体组成。当你们这些精英和他们背道而驰的时候，国家的命运也是坎坷的。

　　“我们不需要精英!!”但是，这段文字最后只是说“当你们这些精英和他们背道而驰的时候，国家的命运也是坎坷的”，而没有说“当抛弃你们这些精英之后，国家的命运就不坎坷了”。逻辑的进一步推进将在下面的那段话中被表达出来：

　　难道你天天努力地像狗一样，农民、工人，那些在四十多度的太阳下搞建筑的就是过的神仙一样的日子，我们纳了点税?是不是纳的少了，不够你们花的，你们为了振兴中华?难道没有你们中国就不是中国了，少自大狂了，难道你们是现在的精英?现代这个社会，也没有看到你们敢于抗争，敢于为民请命，没你们中国还是中国，没有你们中国还是一样前进，但是没有了农民、工人，中国就不是中国了。

　　“中国”已经不能以精英的价值取向来定义了，因为精英已经不成其为精英了，相反，工人、农民才是中国的中坚，这种思想与革命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因为“人民”的主体成分正是工人和农民。而如果这段话的逻辑再往前推，就是这样一段话：

　　中国民众必须自觉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武装自己。重新学会阶级斗争，重新学会艰苦奋斗，重新学会独立自主，重新学会自力更生，重新学会自辟蹊径自走新路。[12]

　　我必须澄清，这句话并不是在论坛中出现的，跟清华学堂事件也没有关系，而是出自一个左派分子在9月美军军演之前写下的一篇文章。在我们看来，这些“老左派”的言论是荒谬的，有些不可理解，但是当我们把上面四段话串联起来后，就不得不担忧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逻辑——从对精英的不信任到对精英的抛弃。上层正在寡头化，下层也在民粹化，如果这个局势发展下去，老左派们的意识形态就将会是点燃社会动荡所需要的最后那一丁点火星。当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之后，任何理性的对话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意识形态的激情就像是康德所谓的先验直观和先验范畴，那是一种深植于人的意识最深处的“有色眼镜”，甚至是人认识世界的最根本依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用理性来批判和解构意识形态，就相当于剥夺了对方的立身之本。理性和意识形态是完全无法对话的，而最后的结果将证明意识形态力量的汹涌澎湃和理性思想的孤立无助。

　　六、我们的期待：理想状态与知识精英的使命

　　那么，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是什么?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没有精英，甚至可以说，在任何的社会中，精英都起着非常重要的的作用。我为什么这么说?难道民主社会不是由人民来行使权力吗?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从政治运作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发现，精英在社会中往往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国家这么大，不可能事事都由人民做主。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总体上是技术官僚统治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庞杂、非常精密的社会，没有受过某一方面的专业教育，一个人基本上无法对很多专业的政策发表建设性的意见。人人都知道物价上涨是不好的，但是没学过经济学的人在这里面也就只能发牢骚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法调控这个复杂得让人觉得有些神秘的社会。我们总是关注民主国家全民投票的那个环节，却并没有在意从政策提出到得到人民同意的整个政治过程。事实上，每一项决策都是先经过精英团体的商讨，拿出一个或多个方案，通过媒体向民众进行解释和说明，最后再由民众进行表决的。这些精英是名副其实的领导，没有他们，这个社会将没有凝聚力，其运行将没有任何效率。甚至在危机情况下，民主程序是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处理危机只能靠治国的精英集团的个人智慧。《惊爆十三天》这部电影里面就表现了肯尼迪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英明举动——民众并不永远是正确的，当不合时宜地将国家的危险告诉人民的时候，人民可能会帮倒忙，虽然这是个体现透明度的政治举动。而这一切政治评估要靠领导人个人的能力。但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处理好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关键在于，他们建立好了一套非常精密的权力制衡体制。精英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但前提是他们要得到人民的授权，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而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聚敛权力。大众服从精英的管理，但是，一旦他做出了不负责任的行为时，就要受到弹劾，甚至下台——尼克松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并不喜欢谈论“民主”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政治设计中最精妙的地方在于权力制衡的机制。

　　中国社会不管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权力制衡机制是不能不建立的。精英如果真要证明自己的接触能力，就不应该怕被监督，因为勇于接受监督的精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在现代社会中，精英没有自然的权力，他的任何权力和权利都是被授予的，都是要经过论证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知识精英，在理念上，他们是直接对真理负责的，而不是对政治社会中的任何群体负责。这个群体没有刚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他们在塑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将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然而它将不受到任何人的制约：正是因为它直面真理的性质，事实上，只有良心和道德才能够制约他们——这是一种软性制约，但也是最崇高的一种制约，因为它是真正“自律”而不是“他律”的。也正因如此，知识精英的堕落将会是最严重的堕落，因为知识精英唯一可以依凭的是道德良心，而一旦这一点破灭，他就将无可救药。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主要是精英的问题，因为精英现在已经占有了很多他们不该占有的东西。前面文章第五部分列举的那几段话，都提到了，精英“还有那种心怀天下的抱负么?”“现代这个社会，也没有看到你们敢于抗争，敢于为民请命。”这些都是彻底的儒学式的言论，可以说，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民主”和“民本”的区别，他们认为社会精英是要“为民做主”的。但不管这是不是符合现代政治精神，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在社会中确实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事实上，知识精英不是民众的代言人，而应该是正义的代言人，当“强者的正义”明显对弱者不利，并且这种不利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健康发展的时候，知识精英确实是要为民众的利益说话的。然而，我们确实看到，知识分子正在遭遇“集体失语”，民众其实很希望看到知识精英对“李刚门”事件的表示，但是精英的举动却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满意，而我们不得不说，这里面确实有大的政治阻力。因此，网民在清华学堂火烧事件之后的“借题发挥”，其实是对先前积累的合理的社会不满的一种不合时宜的宣泄。他们认错了宣泄的对象，但这种“错认”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希望清华学生将在网上反驳网友的力气“用到广场上去”)。因此，要遏制社会分化的趋势，确实要依靠知识精英的道德意志和实践理性。因为上文已经说过，知识精英往往是最后被阶级化的，因此，如果这个防线不破，我们这个社会就还是有希望的。这是，这样的说辞也只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因为体制所限，知识精英可能也很难独善其身。一个深刻的社会科学分析是应该看到体制的结构性矛盾的，但是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们又怎么能期待着体制自然而然地向着好的方向演变呢?那只是“进步的幻象”罢了。我们期待着，因为人们的主观努力，社会断裂的趋势可以回转——精英与大众重新建立互信，相互之间能够以理性为准则相互交流，倾听对方的逻辑，认同对方的合理之处。而最重要的是，那种联系人与人之间最深层感情的“同情心”，那大自然赠与我们的“心地的温情”，能够重新活跃起来，去舒缓被当代中国社会扭曲的人心。在这个理想的指导下，知识精英要贡献最崇高的价值和思想，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则必须成为行动的中坚。因此，最后以列奥·施特劳斯的一句话为结尾，以作为我们对当今中国全体精英的期待吧：

　　理性的准则对多数的人们不具有影响，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按照他的看法，对多数人是如此，绝不意味着对人格高尚、胸襟高尚、热爱荣誉的人也是如此。这样的人，崇奉先验概念。[13]

　　2010-12-13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哲学系(双学位)08级本科生

　　[1] 朱红军：“对话朱大可：大众误解精英的社会机制”，载《Manga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8期。

　　[2]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第23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同上，第266页。

　　[4] 柯文：《历史三调》，第201-20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蒋梦麟：“社会运动与教育”。转引自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267页。

　　[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808-809页。

　　[7]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281页。

　　[8] 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28-29页。

　　[9] 朱红军：“对话朱大可：大众误解精英的社会机制”，载《Manga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8期。

　　[10] 孙立平：“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11] 毕然：“精英的背叛与大众的狂欢”，载《南都周刊》。

　　[12] 武候坡：“警惕亲美精英在自由民主的幌子下将中国民众沦为洋奴”

　　[13] 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第9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施特劳斯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原文如下：“是事实上，逻各斯虽然似乎能够影响和鼓励心胸开阔的青年，使那些生性道德优越、热爱正确行为的青年获得一种对于德性的意识，它却无力使多数人去追求高尚[高贵]和善。因为，多数人都只知恐惧而不顾及荣誉，他们不去做坏事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因为惧怕惩罚。因为，他们凭感情生活，追求他们自己的快乐和产生这些快乐的东西，躲避与之相反的痛苦。他们甚至不知道高尚[高贵]和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类快乐。”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1179b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