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dew valley ios版:凤凰周刊：华国锋(1921乗2008)

□ 文/记者王骞实习生赵悦

归隐后始终低调生活的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最终还是在低调中逝去。

每年的9月9日，毛泽东祭日，坐落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里，都会有一位身材高大的白发老者郑重其事地喊着：“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的夫人和几名陪同人员，亦会跟随他的口令，对那位逝去多年的传奇人物致以敬意。每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时，这样的场面同样会在纪念堂里重现。

这位老者便是华国锋，一个曾被毛泽东的光环所眷顾的人。华国锋曾史无前例地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职于一身，但对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而言，他却远不如之前和之后的那些中国的领导者令人印象深刻，他完全是个陌生人。

这位在毛泽东逝后，将其遗体安放进水晶棺材内，并题写了“毛主席纪念堂”门前那几个大字的人，他的标准像曾和毛泽东像并列悬挂在一起。作为毛泽东晚年仓促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最终被邓小平所代替。此后，除了每年的这两次祭奠，他在公开场合几乎销声匿迹。

今年的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内将不会出现他的身影，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病床上走完了自己87年的人生。20日傍晚，大陆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了不足百字的唁电，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天之后，门户网站上登载的这条唁电已被排至数条奥运新闻之后。8月22日，在大陆传媒的视野中，华国锋逝世的讯息，与他的晚年一样，销声匿迹了。与国内不同，华国锋的死讯被海外媒体纷纷放置在头条的位置。

举国欢庆的奥运时刻，华国锋的离去，似乎并未得到大陆民众太多的关注。

30年不问政治

褪去光环的华国锋，自退隐后30年不问政治，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老干部聚居的四合院里，深居简出。华国锋时常会在家里接待友人，喜聊书画。

曾在某年春节去华家拜访的梁美雪曾这么描述他的家。老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客厅很大，有几十平米，但除了几张旧沙发，就是摆满书的架子。墙上挂着华国锋自己写的《岳阳楼记》楷书，还有朋友送的国画和书法条幅。

在一张小圆桌上，堆着当天的各种报纸和多种近期刊物。一盆水仙花在茶几上开得正浓。客厅外面，是一个只有10多平方米的土院子，华国锋和妻子在这里伺弄的蔬菜、花草，沿墙根还有十几株葡萄。丰收之时，两个老人甚至还有些忙不过来，非得请警卫们帮忙。

华国锋偶尔会在西四附近散步，虽然是他从站着警卫的门口里出来，还是不会引人注意。或许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有次一位访客向他提出合影时，他拿出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访客发现，他的这件中山装上有两颗纽扣的颜色和其他不同，原来是扣子掉了，随便补上去的。

华国锋的最后两次政治亮相，一次是在2007年10月中共的十七大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坐在主席台最后一排。在中共这次统一思想、坚定国家改革发展路线的重要会议上，这位曾经的中国领袖，精神显得尤为不佳，在主席台上昏昏睡去。另一次，是在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14年时，被搀扶着走进毛主席纪念堂，行完礼后，他为趴在身边的毛泽东重孙毛东东，写了一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当时华国锋看上去脸色暗黄，神情疲倦。

最后的“接班人”

30多年前，在被毛泽东带入权力核心地带前，华国锋也是同样的不为人知。

1970年12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间，提到了一个让全世界都倍感陌生的名字——华国锋。

这个当年才49岁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被毛泽东称呼为“老人”。《江青传》、《陈伯达传》、《邓小平改变中国》等10余部党史传记的作者叶永烈认为，毛泽东口中的“老人”是“老人马”的意思，表明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

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则对这个突然进入视野的人颇有些不屑，“蠢”和“土包子”，是江青对华国锋的评价。那个时候，或许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料到，6年后，他会把权力交到这个人手里。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据叶永烈调查，他在17岁离家参加游击队后才改了名。解放后，跟随部队南下的他，成为中共湖南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51年6月，他被调至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此后20多年，华国锋在湖南逐渐升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湖南任职期间，华国锋对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让毛泽东对这个“家乡的父母官”印象颇佳。

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一批有关华国锋的宣传物中显示，1964年7月1日，华国锋还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还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照片。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非常高兴，说这些照片十分珍贵，要求华国锋重新洗一套留给他。

“文革”时，受到短暂冲击的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护佑下安然无恙。

当毛泽东向斯诺提到华国锋时，毛泽东和自己原定的接班人林彪已公开决裂。四个月前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直想增设国家主席一职，面对林彪一再建议，毛泽东开始抱怨自己的话“半句都不顶用”。

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知道，林彪对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如此热心，只是为了在他死后能获取这个位置。1971年9月，失望透顶的林彪坐飞机逃亡，在国境线附近坠机身亡。

1971年初，华国锋由毛泽东亲自提名，调至中央工作。第二年，他便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接替江青的亲信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部长一职，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至周恩来去世前，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选择。元老邓小平和“文革”中崛起的张春桥，成为接替总理这个职务的热门人眩

和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邓小平，经历过中共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而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则是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但当时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却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决定。

1976年1月中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询问他对总理人选有什么考虑，毛泽东“扳着手指头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据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就这样，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让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而不是总理，这说明毛泽东在让谁接班问题上还留有余地，还需要通过重大历史事件对华国锋进行考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薛庆超在他的书里写道，“在经历了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三个接班人均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条件后，毛泽东对于选择谁做接班人难以决断导致毛下决心确定华国锋为自己接班人的关键因素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1976年4月初，大量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有人打出支持邓小平的标语，悼念活动进入后期，广场上出现暴力行为。先后有388人被拘捕，此事后来被“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叶永烈说，“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彼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入政治冷宫。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提议他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书记。第一副书记的职位，此前从未有过，外界均判断这是毛泽东为强调华国锋接班地位而提出的新职位。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接受BBC采访时称，华国锋成为最后人选，完全是因为当时毛在各方力量中无人可选。邓小平、叶剑英这些元老，让毛泽东放心不下，而王洪文这样的人，又让其他元老们不能接受。而华国锋，这种在“文革”中一步步上来的人，是各方力量都可以接受的选择。

为权力而战

将华国锋仓促推到前台数月后，毛泽东撒手西归。

去世前，毛泽东对华国锋，还有同时在场的王洪文、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等人说，台湾问题和“文化大革命”是他得交给下一代的遗产，“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毛泽东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流露出无力感，他接着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逝去，加速了政治风云的突变。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起始，就提到在毛泽东的葬礼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华国锋念悼词时，不安地探过头去，透过华国锋的肩膀，看华国锋手中悼词的稿子。

观看葬礼电视直播的英国记者韦德，发现华国锋的悼词中，没有提到1976年9月16日，中国当时最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中反复强调的毛泽东“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这条“遗言”后来被认为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伪造的。韦德相信，王洪文和华国锋之间已经存在严重的政见分歧。

1976年9月19日，江青要求华国锋和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意将毛泽东所有文件、手稿等交给毛远新整理。被他们拒绝后，江青的火气非常大。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提醒不要多讲“按既定方针办”，并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

但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出自“四人帮”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的社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社论矛头直指华国锋，称华篡改了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当天清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直接找到华国锋，送来这份社论的同时，提到前一晚听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了哪里。吉林省原省长张根生曾在《炎黄春秋》上撰文回忆说，当时华国锋已得知张春桥的弟弟亲自在北京的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由“四人帮”掌控的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华国锋向张根生回忆了抓捕“四人帮”的整个过程：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找到李先念，委托其去找已被毛泽东勒令养病休息的叶剑英密谈。几次密谈后，他和叶剑英达成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最后再找汪东兴详谈。三方合作，布置一切后，1976年10月6日当晚，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同时被捕。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四人：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和叶剑英。

华国锋说，他们一下子抓了其中两个，风险极大。

拘捕“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共同决策，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在接受叶永烈采访时表示，华国峰是当时最高领导，叶剑英手握军权，汪东兴掌控着中南海，这三个人缺一不可。

“四人帮”被抓捕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进入大厅，由华国锋宣布“四人帮”被拘捕的情况。为了借助毛泽东的威望让倾向江青的人信服，叶剑英向众人说：“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峰同志制止他们。’”

在叶剑英的全力支持下，整个政治局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一切都顺利进行，只是他们这消息能被保密两个月的希望，因为韦德一篇《毛的遗孀被逮捕》的新闻被打破，同年10月14日，中共公布了这个消息。

被否定的“两个凡是”

为了巩固华国锋的领袖地位，一系列的舆论宣传随之热潮涌动。

毛泽东写给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小纸条，被画入宣传画中四处张贴。画里，那个现实中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和华国锋促膝而谈，神采奕奕。《人民日报》开始用“英明领袖”这样的字眼称呼华国锋。

1977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十几种宣传华国锋的书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里，将还在湘阴县当政委的华国锋，刻画成一个随时随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语录、对党忠诚、性格宽厚、生活俭朴的人。

在那个已经习惯用游行来表达一切的年代，整个国家的各个角落，都出现了庆祝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出任主席的双庆大会。在上海，亦有400万人被组织上街头，显示了这个曾经的“四人帮”根据地正在向中央靠拢。

毛泽东的光芒继续照耀着中国，华国锋也主动延续着毛的印迹。

他留起了毛式长发，穿上毛式制服。华国锋的标准像，开始显现出些许毛泽东的神韵。除去这些，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在深受个人崇拜之苦和反思“文革”的气氛中，这个有些愚忠味道的想法，遭到了元老们的反对。

中共元老耿飚在回忆录中提及：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批评“四人帮”问题时提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与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主席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叫人把华国锋的上述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把这“两个凡是”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中，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两报一刊上刊登，并要求“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

宣传口，这是中央政治局在恢复中宣部前，临时成立的组织，由耿飚负责。看到这篇社论稿，耿飚和宣传口的领导成员一起讨论，他说，当时“大家认为，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复出工作的问题”。但他没有多想便按照汪东兴的要求去做了。

72岁的邓小平在“四人帮”被抓捕后，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情。叶永烈说，这封信的言外之意是，“四人帮”被粉碎了，毛泽东提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但华国锋对这封信置之不理。“华国锋墨守着毛泽东的过去方针”，继续批邓。

但华国锋无法回避中共元老们的压力，陈云、王震数次要求华国锋安排邓小平复出，要求将天安门事件从反革命事件定性为悼念周恩来的“合乎情理”的活动。

华国锋并非铁腕强人。传说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时，受到中国科学院一个名叫柳忠阳的造反派人物攻击，位高权重的华国锋本可无视一个小人物的指责，但华国锋不但为自己辩护，还把责任推脱到其他人身上。

在国务院工作的于光远认为，他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不是个厉害的人，比较忠厚，但也“实在太胆小了”。

压力之下，华国锋答应让邓小平复出。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首先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持续到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这场论战中，华国锋最终败北。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两个凡是”，当时的意图是，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但后来发现当时对这两句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热心建设经济

“两个凡是”也并不被华国锋完全遵守。

叶永烈认为，像设立毛主席纪念堂，就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也提到：“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但他表示，建毛主席纪念堂，“都是为了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华国锋显然是认同这个想法的，否则毛主席纪念堂不可能建造起来。

华国锋对经济建设的热心，同样背离了“两个凡是”。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在2008年8月的《炎黄春秋》上发文谈及，1978年8月，华国锋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后，对经济开放颇有兴趣。华国锋和陪同人员讨论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开放，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南、罗同中国同类的工厂、企业，它们的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我们中国企业的权力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

朱良写道：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扩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他建议省委书记们多出去看看。

于光远参与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提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讲道：“文革”中，外国看到中国很乱，不敢在资金上、技术上支持我们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而此前一年前，华国锋还在提继续阶级斗争。

华国锋被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邓小平视为“只是一个过渡他本身没有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1980年8月，华国锋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精神，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此后，又有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1980年11月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讨论华国锋的去职问题。“这个会议，本来只准备开一次”，叶永烈说，由于华国锋的解释引发了许多与会者的不满，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继续开会，以至于多达九次。会议中，刚刚升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总结了华国锋的五项问题。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失去了所有的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