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旅游:军事工业的举办及新式陆海军的建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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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工业的举办及新式陆海军的建立(二)

二、新式陆海军的建立

1、陆军的改制

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包括制器和练兵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在19世纪60年代,即洋务派着手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探讨编练新式军队。

清朝军队的主体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产生了湘军和淮军。湘军的特点,一是兵制上和八旗兵、绿营兵不同,内部关系上具有私属性;二是武器上重视使用洋枪洋炮。清朝除了继续容纳湘、淮军以外,对原有军队也以湘、淮军为样板进行改造,例如从武器装备上和训练方式上,奕 等人于1861年就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不久,就在天津、广州、福州等地先后成立洋炮队,聘用外国教练,更显著的是,出现了防军和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 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防军、练军与当时的绿营比较有所不同,是所谓新军,不过应注意,此时的防军、练军还不属于近代化的新式军队。

防军:清制,勇营在事平之后予以遣散是定例。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勇营表现优异,成为清廷倚重的军事实力。然而勇营军纪很坏,掳掠奸杀,视为惯常,曾国荃所统之兵尤甚,攻入南京时竟至全城为墟。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的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当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遗憾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驻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它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练军:湘军将领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奉命以湘军办法重新训练绿营。具体做法是从直隶绿营中抽调精壮加以训练,操演完毕仍回原地驻防,结果由于兵部和户部的干预,成效甚微,腐败习气如故。

刘长佑所定营制既不同于绿营,也不同于湘军,以军为单位,将直隶绿营编为6军,共1.5万人,每军2500人,社总统1员,文武翼长个1员,下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500人,设营管带1员,帮带1员,下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100人,设哨官1员,下分四队;每队25人,设队长1人,下分五伍;每伍5人,内设伍长1人。其前后左右四哨马步混编,第一二三队为步队,第四队为马队;中哨则步炮混编,第一二三队为炮队,第四队为步队。)

1869年,新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整顿直隶练军,清廷鉴于刘长佑练军遭兵部、户部横加干预而导致改革失败,便让曾国藩放手改革,不再受兵部和户部的节制。后来李鸿章又接手办理,遂使练军成为从绿营脱胎而换勇营之骨的武装力量。再之后,全国各省先后都设有练军,绿营不复存在,另有少许残存部分也不再作为常备军,而是作为善后处理的形式。练军,是指从绿营中挑选,仿照湘军编练的军队。为彻底摒弃绿营积习,清政府以勇营制度挑练绿营士兵,先试行于直隶,后逐渐推行于各省。最早筹办练军的是刘长佑。1863年,清政府谕令刚调任直督的刘长佑“筹直隶抽练营兵,酌募勇丁,以重畿辅”。1866年,刘长佑设直隶六军之制,变通直隶练兵章程。因“贼氛未靖,外侮可虞”,令练军择要于遵化等处各驻一军。直隶练军从绿营抽丁,原营仍保留其兵籍,兵丁调至他处训练,每月获练饷2两4钱,在原营支领底饷1两5钱。一些被抽兵丁不愿离乡,往往正身留在原地,而雇人去练营顶替操练,分少许所加之饷给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调遣,受雇者不愿往,便又转雇乞丐穷民替之,因而有人讥之为“兵止一人,人已三变”。

1869年,曾国藩调任直督,对练军彻底整顿,完全以湘军制度加以训练,为杜绝顶替之弊,曾国藩下令:此后一兵挑入练营,即将其本营额缺裁去,练军增一兵,绿营就少一兵,兵饷全归练营一处发放。随后,各省按直隶练军之法,“兵于额内抽练,费于饷外略增”,建立练军。练军以“简器械,勤训练”为标榜,别开生面,呈现了“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的新姿态。总计全国共成练军9万余人。

练军的士兵抽自绿营,并且与绿营同隶于兵部,因而不少人把练军与绿营混同,如鲍威尔认为:“练军是绿营系统的一部分”。此种说法似不甚妥当。直隶练军初建时,其士兵兵籍仍留在绿营,这时的练军仍只是绿营的附属,曾国藩整顿练军之后,便彻底割断了练军与绿营的瓜葛,练军就成了独立于绿营母体之外的一个新个体了。其他一些省份筹办练军均按照曾国藩的直隶之制,即使一些省份没有认真实行,只是形式上把一些绿营换上练军这块招牌,但理论上仍应把练军看作独立于绿营之外、国家新建的另一支经制军。其次,从营制和饷章上看,练军与绿营大不相同。练军仿勇营制度,饷银远远高出绿营。其三,从设立练军的目的来看,“其绿营制兵,分布列郡汛地,练军则屯聚于通都重镇……重在屯防要地”。1894年,清政府的一道谕旨中也这样说:“组织乡勇是为了镇压叛变和骚乱,而绿营兵则负有剪除水陆盗匪的警备职责”。这里,绿营和练军的界限是很清楚析。最后,根据兵勇总额的数字也可知绿营不包括练军。甲午战前,清政府兵勇共80余万人,其中绿营裁减后还有46万余人,“各省防军,练勇凡36万余人”。如果练军属于绿营,这一统数字显然矛盾。所以说,练军不属于绿营,而是清政府新建的另一支经制军。

2、用洋枪洋炮训练装备军队

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1年1月,奕 等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1862年初,奕 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英国教官,选派京营旗兵赴津训练。不久,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聘请洋人,用西法练兵。英法教官还深入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帮助训练清军。在新式练兵中,湘军和淮军最为积极,实力迅速加强。曾国藩早在50年代就重视用洋枪洋炮装备湘军。据不完全统计,仅1854年至1856年,湘军就先后购置外国大炮1800多门。不过,后来湘军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淮军。唯左宗棠对筹建新式军队态度坚决,所部湘军从1863年起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兵西北,大力购置洋枪洋炮,并先后在西安和兰州设局制造军火。

淮军进入上海后就进行改编,建立洋枪队,至1862年8月,洋枪队已有千人,并雇佣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一年之后,淮军各营总计已拥有洋枪1.5万支左右,平均每个营已超过1000支。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扩至6万余人,其武器装备已从新、旧枪炮并用过渡到基本上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使淮军发展成为当时清朝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3、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

一般认为,左宗棠创立福州船政局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70年代中期以前,洋务派的海防建设活动集中在造船上。1874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大为震动,要求加紧建立海军的呼声一度高涨。丁日昌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递上《海洋水师章程》,提出建立新式海军的方案,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北洋驻天津,辖直隶、盛京、山东海面;东洋驻吴淞,辖江苏、浙江海面;南洋驻南澳,辖福建、广东海面。三支海军各设大兵舰6艘,炮船10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使三洋联成一气。总理衙门基本上同意丁日昌的建议。1875年5月30日,清廷确立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方针,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清政府的海防方针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产生与发展。

建立近代化海军的决定作出后,中国迅速出现一个购买船舰的热潮。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自行造船的费用高于购买;二是自己建造船舰的水平比较落后;三是急于建立海军。北洋海军从创办到甲午战争全军覆没,一直归李鸿章管辖,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耗费最巨,也是为得意的一次洋务事业。北洋海军70年代主要从英国购买船舰,80年代逐渐转向德国。北洋海军以旅顺、威海为基地,在两地建立了船坞、港口、炮台等配套设施,负责停泊、修理和保卫。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北洋海军事务。1881年任命淮系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提督署设在威海的刘公岛;还在天津设立了水师学堂和水雷学堂,培养海军人才。1880年,北洋海军正式建成,共有各种船舰25艘,其中以定远(旗舰)号和镇远号两艘铁甲舰排水量最大,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军舰队。

除北洋水师外,尚有福建水师和南洋水师。福建水师由闽浙总督管辖,船舰基本上为福州船政局于70年代所造,从国外购进极少。因为平时训练较少,战斗力自然很差,1884年中法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

南洋海军由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所辖,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等先后担任两江总督,一直由湘系控制。船舰主要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实力不及北洋,但比福建水师要强得多。

新式海军成立以后,为了统一安排海防建设,统一指挥海军的作战,1885年10月,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大臣,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北洋精练海军事宜。海军衙门的设立,清政府确立了“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促进了近代海军的发展。其中在北洋“精练海军”方略的确定,又为北洋海军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海军衙门的设立,为统一各支海军的指挥权和筹饷扩充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慈禧太后亲信的奕 ,在后来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为慈禧修筑颐和园,又影响了海军的正常发展。光绪十七年(1891)奕譞病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一职由奕劻继任。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被慈禧太后罢官10年的奕 又重新主政总理衙门,并兼管海军衙门。甲午战败后,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下令裁撤海军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