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欢乐园介绍:杜月笙

姓名：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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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基本信息 中文名： 杜月笙 别名： 月生 家乡： 江苏川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888年 去世年月： 1951年 所处时代： 现代 职业： 政治 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
成就： 赠送八路军防毒面具
还有未完善内容，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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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月英配偶
• 陈世昌
• 黄金荣
• 张啸林
• 蒋介石
• 黎元洪

杜月笙

• 孟小冬丈夫
• 张啸林
• 黄金荣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干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他一改传统**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丈，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

　　〖杜家祠堂〗
　　1930年杜月笙为怀念家乡，光宗耀祖，兼以宣扬名声，摆示威风，在高南乡陆家堰购进农田10.5亩，委托高桥创新营造厂厂主谢秉衡建造杜氏家祠。杜家祠堂规模宏伟，富丽堂皇，计五开间三进，    杜月笙及门徒张啸林(左1)在杜家祠堂里 大门前雄踞一对张口盘弄石球的石狮。第一进五间为正厅，设账房和接待室；第二进五间为正厅，中供福禄寿三仙，左右是两座8尺高的红木底座的大理石屏，东西侧厢房均陈设雅致；第三进为食堂，楹柱龛屏都是雕龙刻凤，墙砖彩绘一出出戏文，正中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两边厢房作杜家回乡祭祖时眷属住房。二、三进中间搭有玻璃天棚，四周有回廊，宛如皇宫气派。两侧还有余屋十多间。以后又托久记营造厂厂主张耀良营建藏书楼、学校、医院、花园。藏书楼藏书几万册，花园内华表石坊林立，名树异花繁多，屏条书画不知其数。杜月笙在家乡修建祠堂，把在家里的祖宗牌位送进祠堂去供奉，是想借自己当时的声势来光宗耀祖，所以典礼中最隆重的节目便 是送这些牌位的盛大游行。为了筹备一支精彩的仪仗队，他把所有的关系都几乎用上了。一两个月前就向各地的朋友、同门兄弟、门徒等发出邀请函电。半个月前，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词和礼品等已堆积如山。他挑出其中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额随仪仗队送去，其余都先挂进祠堂，大部分在祠堂里挂不下：
　　“孝思不匮”——国民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贺。
　　“好义家风”——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贺。
　　“世德扬芬”——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贺。
　　“慎终追远”——实业部部长孔祥熙贺。
　　“千国栋家”——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贺。
　　“光前裕后”——警察总监吴铁成贺。
　　“敦仁尚德”——前北京国民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贺。
　　“俎豆千秋”——前北京国民政府大总统曹锟贺。
　　“望出晋昌”——前北京国民政府临时执政段棋瑞贺。
　　“武威世承”——前北京国民政府将军吴佩孚贺。
　　“武库遗灵”——国学大师章太炎贺。
　　“源远流长”——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贺。
　　“慎终追远”——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贺。
　　“东方望族”——法国驻沪领事馆领事甘格林贺。
　　“明德之后”——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贺。
　　…………当时替他主持筹备工作的都是所谓上海“闻人”和“商界四杰”之流。如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1931年6月10日，是经过几个风水家选定的送主日期。一大早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路）杜家附近的几条马路已被几万人的仪仗队和客人挤得水泄不通。仪仗队分为6个大队，第1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张学良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其余5个大队是由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大匾等等。还有外国人送的祝词和礼品。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杜月笙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当时最不易选到的是一个扶轿杠的人。不知他根据什么人的建议，扶轿杠的要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杜要找一个当时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的李祖虁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6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3个多小时。黄浦江畔特备140艘汽轮摆渡船，女宾另备专轮。渡船后面再拖着拖驳和舢舨，每船桅顶高高飘扬着红底白字的杜字旗，在滔滔江面上犹如一条长龙，直驶高桥。舍船登陆，只见码头上搭着5丈高的五彩牌楼，一路汽车相接，从事先新筑6尺阔、5里多长的杜高路上驶抵陆家堰杜氏家祠。一路插满彩旗，每半里矗立一座松柏扎成的鲜花牌坊，沿途两旁挤满人群，盛况空前。当天上海邮政局也在那里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和吃饭。  
　　举行栗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21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1万多人。去赶热闹的贺客，不少是为了去看几场南北京戏名角会演的拿手戏，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不易看到的。那次梅兰芳是从广东赶来，荀慧生是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程砚秋是从哈尔滨来，尚小云是从天津赶来，还有10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那次也破例去了，王又宸有病，刚好也在头天赶到。其他如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也都是很早就来了。从10日到12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哄动。1万枚纪念徽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便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是在开饭。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彩，排场之阔绰，在上海都是空前的。

　　祠堂是从1930年初就开始动工兴建了，地点在杜月笙浦东高桥的家乡。也不特别美轮美奂，只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列则雄踞着两个几达丈高的大石狮子，吞吐日月。
　　“富贵不还乡，犹衣锦夜行”。二十七年前，15岁的杜月笙在告桥无法立足，出奔上海，他立下重誓，要功成名就，回高桥开祠堂，不然，永不回乡。杜月笙言出必践，现在就要回来实践他的诺言。50万银圆，50亩地，祠堂风风光光开在他当年挥泪而别的穷苦之地。
　　要让天下人都看到，杜月笙言出必践。没有人敢不卖杜月笙的面子，就像唱一出戏，杜月笙准备登场了，跑龙套的就得先来翻筋斗。杜氏家祠落成典礼就是这样的舞台，为他牵马坠镫的人纷沓至来。大典筹备处的总务主任虞洽卿（上海滩大买办、大富翁，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剧务主任张啸林（上海滩三大闻人之一）、卫生主任王晓籁（继虞洽卿任上海商会会长），庞京周（上海名医生），招待主任袁履登（亦是海上闻人）、秘书处杨度（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的智囊）。
　　大典开始前一个月，就已经向全中国各地的门徒、同门兄弟，朋友和全国各界名流分发请柬，请柬一发惊动朝野。半个月前向，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辞和礼品川流不息专程送来，已经堆积如山。
　　“孝思不匮”
　　　　　　　－－国民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贺。
　　“好义家风”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贺。
　　“世德扬芬”
　　　　　　　－－军政部长何应钦贺。
　　“慎终追远”
　　　　　　　－－实业部长孔祥熙贺。
　　“千国栋家”
　　　　　　　－－司法院长王宠惠贺。
　　“光前裕后”
　　　　　　　－－警察总监吴铁成贺。
　　“敦仁尚德”
　　　　　　　－－前大总统徐世昌贺。
　　“俎豆千秋”
　　　　　　　－－前大总统曹锟贺。
　　“望出晋昌”
　　　　　　　－－前临时执政段棋瑞贺。
　　“武威世承”
　　　　　　　－－前北洋将军吴佩孚贺。
　　“武库遗灵”
　　　　　　　－－国学大师章太炎贺。
　　“源远流长”
　　　　　　　－－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贺。
　　“慎终追远”
　　　　　　　－－班禅额尔德尼贺。
　　“东方望族”
　　　　　　　－－法国驻沪领事甘格林贺。
　　“明德之后”
　　　　　　　－－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贺。
　　……
　　杜月笙背着双手，一一欣赏这些朱底金字闪烁生辉的匾额。他在想些什么？还在回想他在高桥那些不堪回首的流浪岁月？回想在高桥赌得连裤子都被人剥掉的羞耻感觉？回想那种搜肠刮肚的饥饿感觉？在想他连面目都记忆不清的父母双亲？还是，他已经伤感得连回忆都已经无力？是的，他应该伤感。为了今天，他付出了多少青春岁月？

忧国耿孤忠，不仅垂声游侠传；
首丘慰遗志，成同酧酒大招篇。
——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挽杜月笙
班生投笔，卜式输财，历济艰危昭史乘；
范式凭棺，伯牙碎轸，忍教生死隔襟期。
——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许世英挽杜月笙

友天下士；
读古人书。
——上海华格臬路杜月笙寓宅门楹
　　杜月笙虽是粗人出身，自知年少失学、胸无点墨，但心里一直有对文化的向往和敬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意识积淀在心灵深处。成名后的杜月笙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不难看出话里含着缕缕心酸，杜月笙似乎真是有心向学的。等他有了足够的钱势，也想回头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在门口高悬的是这副对联，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处世方式；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对手下说“衣食足，应该礼仪兴了，再不能让人一看就害怕讨厌”，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其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10下。杜氏8子3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近年来两次向上海博物馆共计捐赠古钱币1800余枚，上博专馆陈列。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由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办学并不是赚钱的买卖，这除了扩大社会名声，也是他对自己早年失学的心理补偿吧。

春申门下三千客；

家道变故，一夜感慨不已
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他文质彬彬，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为虎作伥，却又有着鲜明的爱国心；他狡猾、奸诈，却又很讲义气，他出身贫民窟却又成为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他出入于红道、黑道，游刃于商界、政界，他是上海滩黑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猛汉，一生都是惊心动魄的传奇……
......突然之间从英国伦敦来了航空信。原来，孙夫人带维屏和维新两个儿子负笈英伦，１９３８年底两兄弟转赴美国求学，孙夫人关切国内大局和杜月笙的行止，当她获悉杜月笙业已逃出虎口到了香港，她便命维屏、维新去美国，自己飘洋过海到香港来了探视丈夫。
杜月笙对于孙夫人万里来共患难，非常高兴。随后孙夫人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１年，足有３年随侍杜月笙之侧。　　抗战发生后，杜月笙家庭之中发生的一项变故是沈月英逝世。
　　沈月英身体一向虚弱，鸦片烟瘾又越来越大，整日从早到晚，一榻横陈，喷云吐雾，鸦片剥削了她的健康，毒素在加速她的死亡，１９３８年底，她旧疾复发，衰弱不堪，杜维藩两夫妻１天２４小时衣不解带的侍疾，一度情势危急，孝心可嘉的杜维藩还割了股。　　晚年时期，沈月英是和杜月笙分了居，杜维藩对他母亲之死是非常伤心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底，杜月笙逃出重围，只身抵达香港时，便有不少亲友向他忠告，日本人既已对他的门徒、学生采取报复手段，杜维藩和杜美如这一对长子、长女住在上海就有危险。因为谁都知道：杜先生最喜欢的便是大少爷和大小姐，杜维藩之结婚和杜美如之满月，铺张之盛，场面之大，向与杜月笙开祠堂、陈夫人过生日相提并论。杜月笙自家曾经解释他为什么对这两个孩子特别钟爱，因为，———　　“维藩和美如出世，脚步走得最正。”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杜维藩诞生于民国五年，从那一年起，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大亨”义结金兰，打出了十里洋场的大好江山。而杜美如出世，是为民国十九年，杜月笙从这一年起脱颖而出，连升三级，和财金工商、乃至党务政治都结了不解之缘。
　　所以，杜月笙听到亲友们的警告，身在客地却思念子女，这想得他愁眉不展，魂梦为萦。于是，他向上海家中拍出一封封的电报，叫杜维藩和杜美如快到香港来，杜维藩在１９３８年春匆匆的到香港一趟，不久便因为他母亲的病，夫妻两人双双又回了上海。杜月笙心底下极是担忧，却是苦于拦阻的话说不出口，他不能留下儿子不许他去娘面前尽孝心，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９年９月，杜维藩在上海办好了他母亲的丧事，才戴着重孝，十分沮丧的重来香港。
　　一到杜公馆，当他见到望眼欲穿的父亲，又是悲从中来，杜维藩放声大哭，扑跪在杜月笙的面前。
　　这一晚杜月笙心情悒闷，他辞却一切应酬约会，跟杜维藩谈了很久的话，倾吐他自己的感慨，同时也抚慰惨遭失恃之恸的大儿子，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当初娶你娘进门，两夫妻一家一当还是朋友们帮的忙，我没有正当职业，用钱又松，家里经常青黄不接，我们一家也只有你娘跟我吃过几年苦头。开不出伙食的时候我常在想，只要两夫妻同心协力，有朝一日混出一个平安是福，窄门浅户，粗茶淡饭，我跟你娘就此满足。哪里想到往后场面越来越大，事体越来越多，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过过那种衣食无忧、绵密深稳的小家庭生活咧！如今回想起来，越加叫我心里难过。”
　　这一夜，父子两人都觉得是从所没有过的亲近，军国大计、银行公司、朋友弟兄、徒子徒孙全抛开了，两父子间仿佛就只有沈月英凄然带笑的孤魂正和他们在一起。从沈月英说起，杜月笙又感触自己的一生，他又谈起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苏北旱灾 数十万灾民等待救助

在中国近代史上，才艺女子“选美”活动在晚清时代就已经盛行，只是当时参加选秀活动的对象大多限于色艺双全的妓女。直到1946年，一场允许良家女子参加的选美活动才登上历史舞台，而这场选美则是为了筹集赈灾款项。

史料记载，1946年夏秋之交，苏北地区久旱不雨，加上蝗虫肆虐，广袤的土地上，田禾近乎绝收。更严重的是，由于旱灾，使之天花、疟疾、霍乱等瘟疫性疾病流行，但该地区却普遍缺医少药，导致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台湾《中国时报》日前引述一部纪录片片段的话说：“看到难民病倒在地，无人关心无人怜，也看到衣香鬓影的高贵仕女，讲讲笑话谈谈心，无论如何，看看洋场生活，再看看苏北灾民，完全是两个世界，……。”

鉴于灾情的严重性，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为筹措救济款，决定举办“上海小姐”选举，所得收入全部用来救济灾民。当时的杜月笙已从重庆回到了上海，势力熏天的他则上任苏北赈灾委员会的执行主席。

杜月笙拉上海影星参选

当时为了赈灾，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欧阳予倩等也为了筹款赈灾决定发起戏剧、歌舞、杂技等多种义演活动，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上海小姐”选举活动更让人关注。

然而，令主办方意想不到的是，尽管事前各大报纸、电台炒得沸沸扬扬，但因“选美”在国内史无前例，加之受到社会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和歪曲，致使选美活动雷声大雨点小，报名者寥寥无几。

不得已之下，杜月笙只有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试图让影剧界名流周璇、童芷苓、王丹凤等人参选。这些影星先是公开表态愿意参加，但后来，她们又因“人言可畏”而宣告退出。越剧名伶袁雪芬对当时的《申报》坦言：“赈灾义演本人全力支持，甘愿为此善举放弃门票收入，但是参加‘选美’易遭人非议，实在难以参与。”

杜月笙再次动用传媒对外解释，除强调其社会意义外，还郑重指出：“上海小姐”的推选标准不但要求形体美，而且注重品德美、思想美。这一招果然有效，召来了包括大中学校学生在内的几十名女性报名参加，那些说要退选的当红影星最后也参加了选美。

佳丽们穿泳装选美

1946年10月8日，“上海小姐”总决赛在上海新仙林舞厅举行，场内布置得非常奢华，吸引了上海滩各界富商巨贾。而在民间，谁会夺冠也成了小市民八卦话题，媒体更是大版面刊登相关新闻。当时人们普遍看好一位叫谢家骅的女子。

选美场上，佳丽们频频亮相，通过眼观、问答、表演等形式进行筛选。这次选美活动除了预先赞助、当场捐款外，还对外售出选票万张。选票分蓝色(捐法币1万元，作10票计算)、黄色(5万元，作50票)、粉红色(10万元，作100票)，而竞选者以获得选票的多少分别选出上海小姐冠亚季军。

但最让当时上海人感到“惊世骇俗”的是，选美活动还采用了“穿泳装表演”的程序，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有点难以接受，因此，舆论也是贬多于褒。

由于这次“选美”除了现场评选，还要社会评选，故评议工作拖了较长时间，最终才在《上海画报》第三期正式公布了结果：冠军为王韵梅，获票65500张；亚军谢家骅，获票25430张；季军刘德明，获票8500张。此外，言慧珠被评为“评剧皇后”，管敏莉为“舞蹈皇后”，韩倩倩为“歌唱皇后”。

冠亚军大有来头

谢家骅屈居亚军的结果被视为大冷门，赛后，她不禁失声痛哭。其实，在冠亚军的背后，也是财力的比拼。谢家骅在当时可谓是名门之后，她的父亲是上海化工大亨谢葆生，她本人也是复旦大学商科学生，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极具优势。

更让谢家骅痛苦的是，她的对手王韵梅只是一个舞女。但这名舞女的来头也不小，她是军阀范绍增的二房姨太太，为了支持王韵梅参选，范绍增扔了不少银子。难怪后来有上海报纸挖苦说这次选出来的不是“上海小姐”，而是“上海太太”。只是，王韵梅的下场也并不好——1949年范绍增逃往香港时抛弃了她。

 　“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象煞鲤鱼跳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的多了，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了五百年的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浜里的一只泥鳅，先要修一千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五百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喽。”已经安卧在华各臬路杜公馆的杜月笙，对一个朋友说着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也许夜夜梦回，他都是夜半惊醒，不寒而栗，那些不堪回首的潦倒。
　　国学大师、古文大家章太炎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送来了。那文章一开头便说：
　　“杜之先生帝尧，夏时有列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其子湿叔……江南之杜自是始著也。高桥者，上海浦东之乡也。杜氏宅基地，盖不知几何世。其暑群日京兆。末孙朕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妖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始就高桥建祠堂把其父祖以上……”
　　是吗？我的祖先是尧舜禹文武周公中的那个尧？杜月笙面上露出一丝微笑。
　　章太炎的大手笔“祠堂记”一出，便又引出一大堆名流们的长篇巨制的祠堂记送来。内中有胡汉民、刘芦隐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汪精卫的《高桥杜氏家祠记》，满清遗老郑考前的《杜氏家祠记》，虞和德的《杜氏宗祠记》，杨度的《杜氏家祠落成颂》，何成波、谷正伦、贺耀祖，杨杰、叶开台等人的《杜氏家祠记》，冯云初、王西坤的《杜氏家祠颂并序》。这些“记”“颂”，全都是金泥翠墨，妙笔增华。
　　为了接待好嘉宾，杜月笙的手下们在祠堂四周加盖彩幔席棚百余间，摆设席面三百五十桌。按照计划，此次庆祝活动将准备三天，每天开七八百桌酒席。调厨子三十八人，专司筵席执事安排有经验的徒子徒孙五十人。在金利源码头自备两艘汽艇：“月宝”与“波涛”。此外，还从招商局和其他轮船公司调来多艘轮船，专门运送贺客来回于上海、高桥之间。高桥埠头至杜祠之间，还有十来里路，又备了奥斯汀客车十五辆，黄包车一百五十辆。浦东高桥一带沿途没有路灯，就临时安装木柱，高悬起汽油灯，专供夜间照明之用。在检查准备工作的时候，杜月笙特别关照郁咏馨：
　　“你多预备些鸦片烟”。
　　“要熬多少两？”
　　“先熬五千两吧！”
　　“那人手不够。”
　　“从各赌场里抽调，你中意的人，就叫他来帮忙！”
　　得了“口谕”，专门为杜月笙装鸦片的郁咏馨便从各个赌场里抽调了二十八个人，专门熬烟打泡。又抽凋了十个人专门伺候来参加堂会的名角们抽烟，还派十四个人待候一般的贵宾们抽烟。至于杜手下的徒子徒孙中的“老枪”们，只发烟膏子，烟泡，让他们自己去烧，不专门派人伺候了。但是，五千两鸦片膏，第二天傍晚就抽光了，又赶熬了三千两，才勉强应付过去。
　　为了吸引高桥一带的农民也来凑这个热闹，杜月笙吩咐帐房预备好大批毛巾、脸盆、撤药水、灯笼和纪念章等，派人到四乡张贴海报，宣布凡来送礼的，不论送多少，一律发给一个纪念章。凭这纪念章，在三天内可以随便吃酒席、看戏。送礼重一点的，每人加发一只脸盆、一条毛巾、两瓶扬药水和一个灯笼。这些纪念品上都印有“杜祠落成典礼”字样。
　　“奉主入祠”的黄道吉日定在１９３１年６月９日，这是老城隍庙的星相霸头高铁嘴选定的。这一天，天刚亮，杜公馆附近的几条路上挤满了人，一眼望去，黑压压全是攒动的人头。七点敲过，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各种仪仗、彩旗、金牌齐集，路上到处挤得水泄不通。当外滩的海关大钟当当响了九下时，排在大门两旁的二十四响“高升”礼炮嗤嗤作响，升到半空，腾空砰砰爆炸。“奉主入祠”的大队人马出发了。
　　仪仗队分为六个大队，第一大队的声威就足以震慑整个上海滩：充当开路先锋的是二十四名“红头阿三”（缠红头巾的印度巡捕），他们骑在高头大马上挺胸昂头，目不斜视，洋洋而过——这是英租界当局主动送给杜月笙做仪仗的。紧接着印度马队之后，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做先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用一百多辆当时还很少见的崭新自行车护卫，打头的是国旗，国旗后边，是像征着杜月笙岁数的四十四面杏黄旗（暗含杜月笙44岁之数），当中一杆大黄旗，上书一红色“杜”字，足有五尺见方。杜字旗由四个人扶旗杆，四个人拉旗角。在六月的骄阳下，“杜”字非凡耀眼。在旗帜后边，由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派出一百个全副武装的英、法、印、安南巡捕组成的骑队，作为护旗队。
　　在护旗队以后，是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乐队踢踏整装开过来，一个连的士兵踏着乐曲节奏，呼啸跟进，他们抬着蒋介石赠送的那块“孝思不匮”的金字大匾。大匾之后，是何应钦、熊式晖等人所送匾额。其余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论，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以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在这之后，才是“神主”，祖宗牌位。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主轿亭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轿亭中绣锦低垂，彩帷密匝，香烟缘绕，细乐挣琼。这轿亭是南市一个流氓绅士叫毛子坚送的，特地向老城隍庙借来城隍老爷乘坐的金顶大轿装饰起来的。轿亭中借着栗木制成的“总神主”，由杜月笙带着几个儿子扶着轿杠，缓步轻摇走过。这帮扶轿杠的人中还有个特殊人物。有人建议，扶轿杠的人要用一个清朝有功名的地方官才行。凭杜月笙的势力，要找一个民国当过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要找一个前清官宦倒反而费事。后来总算请到了当过上海县知县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队伍，从华各臬路杜公馆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大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十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人力车接送客人。杜祠前面，搭着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一百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杜祠附近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做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
　　举行神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吴淞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民政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揖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
　　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公共租界警务长毛鼎，日本总领事何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贵宾。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一万多人。
　　“整个北京城有名的角儿都去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那些名震一方的角儿都去了！”著名丑角艾世菊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学戏，当然没那个辈分去，我师傅马富禄也去了。”这位终于成为名角的艾世菊，晚年定居上海，耄耋之年，患有轻度偏瘫，老人大部分时间都需要躺在床上，然而说起当年京剧界那次声势浩大的“群英会”，仍然激动地竖起大拇指。
　　当时，上海滩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每逢盛大的日子，都要在家举办堂会，而堂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演京剧。上海京剧院编剧刘梦德老先生出生在1930年代的北京，在他的记忆里，当年京剧空前繁荣，可谓达到了鼎盛时期，“30年代，上海虽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西洋的新玩意儿也已经不少，但京剧仍然是上海人最高雅的娱乐。有钱人办堂会，都会请人来唱京戏。”这是上海的黄金时代，也是京剧的黄金时代。
　　京剧很早就有了京派和海派之分，海派当然是在京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京派拥有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须生：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余叔岩等。海派虽然也有周信芳、夏月润、白玉昆、赵君玉等名角儿，但却很受轻视。这种重京轻海的现象直到解放初期还依然存在，仅凭当时海派、京派的票价，就可见一斑。解放前梅兰芳每一次出场的单张票价高达5万元，相当于5块大洋，解放后降到2万元，马连良的票价是2万5；海派的周信芳算是上海最好的角儿了，却只有1万4。
　　当时京剧界普遍认为只有北方演员才是最好的，海派演员也总要去北京演出几回，才被承认为正宗。1930年代的时候，周信芳、夏月润、赵君玉、白玉昆等，都曾北上赴京，然而先后都铩羽而归。海派的表演不同于京派，京派讲究的是唱功，听戏；海派则讲究做功、表演火爆，做工精细，主张观众看戏、看表演，然而这种特色起初很难为观众接受。对此，南北的名角，都来赶杜祠落成典礼的盛会。那些来看杜祠盛会的贺客，则是来赶南北名角荟萃一堂的盛会。这种盛会，只此一回，无论你多有钱也看不到，因为这些京剧界的台柱都不是为钱来到杜氏祠堂，他们完全是来“捧”杜月笙的“场”，分文不取。梅兰芳来了，从广东掐着点赶回来，程砚秋来了，从哈尔滨赶过来，尚小云从天津赶过来，十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也来了，王又宸有病在身，刚好头一天赶到，荀慧生正好在上海大舞台演出，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大腕，则老早就赶到上海滩来，就等着这一天开场。
　　有两个公认的京剧界名角缺席，那就是声望不在杨小楼和梅兰芳之下的北京余叔岩和上海盖叫天。这是杜月笙安排的这一趟京剧盛会的唯一缺陷。它不够完美，因为，杜月笙已请来了这么多名角，已经告诉了大家什么是完美——完美是什么境界？就是杜月笙也做不到的境界！
　　从9日到11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轰动。一万枚纪念章早已发出，不得不临时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只好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在开饭。
　　6月10日中午，当台上紧锣密鼓地上演《富贵春长》之时，却不料台下一阵大乱。这可算是这次轰动中外的堂会戏中的一幕闹剧。
　　上海市作协研究员魏绍昌的《戏文锣鼓》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
　　在这次堂会演出中，前排座位保留了部分贵宾席，供军政要人、豪绅巨贾、社会名流和外国领事，洋行大班专座。一天，有位身穿国民党军服、外貌并不出众的来宾，大模大样地也去坐在贵宾席上，被总招待张啸林看到，认为此人不配占此座位，便走过去叫他让开。张态度凶狠，开口伤人，使对方不能容忍，顿时抬起手来给张啸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平时谁也不敢碰这位张老板一根毫毛，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中吃了亏，岂肯罢休？于是一声呼啸，徒子徒孙纷纷动起手来。在纷乱中，杜月笙听说出了事，赶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一面把面红耳赤、杀气腾腾的张啸林叫开，一面连身向对方赔礼道歉，请他安坐看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原来这位貌不惊人的来宾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表，当时正是中原大战后的第二年，蒋介石在和冯玉祥、阎锡山这场混战中，亏得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才大获全胜，因此在冯、阎败退后，将东北底盘划归张学良管辖，其实张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杜祠悬挂的匾额，第一块是蒋介石题赠的“孝思不匮”，第二块就是张学良题赠的“见义勇为”，以下才是段琪瑞、吴佩孚等人，张将军的代表当然有资格坐在贵宾席上看戏。张啸林有眼不识泰山，吃了一记耳光，活该倒霉。
这次庆典活动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总共花了几百万的银元，有许多项目还是由朋友、门徒等人凑钱代办，这些费用还不计算在内。就其奢华来说，勉强可与之“媲美”的只有清朝末年大买办、大官僚盛宣怀的出丧，和外国地产商、上海首富哈同的大吊丧。但就其排场来说，无人能及。
　　就在杜祠典礼之后不久，宋氏家族的“老祖宗”宋子文之母去世，虽然有贵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和大财神孔祥熙执佛，在中国的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出殡的时候也没有达到杜月笙祠堂开祠的排场，洋财神哈同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有办法和势力组成如此声威煊赫的仪仗队。
　　最令人瞩目的，是法租界居然如此“捧”杜月笙的“场”。因为法租界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开入租界，这一次居然让中国的陆、海军和公安部队全副武装开入，是空前绝后的一遭，而这不过是为了成全杜月笙的面子和排场。蒋介石尊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哪怕一个兵的军队给他守卫。
　　这就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杜月笙。
　　他是一个起于寒微的“大流氓”，史无前例的“大流氓”。但他是中国顶层“上流社会”中的流氓。
　　他是一个“标准的绅士”，一个高矗社会顶层的绅士。但他是一个被人“当尿壶用着”的绅士。
　　
　　十六铺、水果刀
　　
　　水果刀是用来削水果的刀。小巧，精致，锋利，秀气，雪光滟滟，寒光内敛。在修长灵动的手指摆弄下，可以飞快地削出一只白花花的“莱阳梨”。水果刀还有另外的用途，比如说，杀人。
　　十六铺不是一个铺子，也不是十六个铺子。事实上，十六铺是一大堆铺子。这是一个地名，这块地上密密匝匝排满了各种各样的铺子和摊子。
　　杜月笙就在十六铺的铺子中间窜来窜去，卖水果。所以，他绰号“水果月生”。因为他卖得最多的是莱阳梨，所以他也叫“莱阳梨”。
　　这是杜月笙恶梦一样的少年时代。
　　晚清的十六铺，为上海水陆货物集散地，江中樯桅如林，船灯似星，陆上车马相接，货殖山积。在小东门城外到东昌轮渡口，原有一条通黄浦江的支浜，支浜上有一石桥名“陆家石桥”，为华界与法租界的交接处。桥南华界的警察不能涉足桥北法租界，桥北的法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而支浜两侧的居民，其管理权既不属华界也不属法界，是真正的“两不搭界”，故近代上海有句歇后语为：陆家石桥——两不管”。
　　拥挤杂处的十六铺又是游民结集之地，游民阶层是黑社会庞大的后备队。上海总是吸引四乡八野的各色人等一波一波蜂拥而来。上海是中西交通的产物，而中西接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战争，所以，也可以说上海是中外之间战争哺育的婴儿。每一次战争来临，上海总是膨胀得特别畅快。这是因为战时上海就是一个难得的“境外桃源”，它是桃花源，因为不管中国寥廓大地上战争打得多么惨烈，总不会有战火烧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来。它在“境外”，因为这里有着势力庞大的外国租界，是中国政府鞭长莫及的“国中之国”。战争导致移民，移民过多就产生游民。五方杂处、财富与人流聚集的十六铺就是游民集合的最佳街区之一。
　　两不管的地方而聚集着众多游民，那么这里的治安自是不必奢望。十六铺的有名，除了这里是个大水路码头外，就是因为这里黑社会发达，许多威震上海滩的黑社会头子，都是在这里登上了黑船，走上了黑道。
　　当然，有些人是一条道走到黑，有些人则走着走着，路上越走越光亮，不知不觉就走到上层去了，就像杜月笙一样。
　　杜月笙是爬着来到十六铺的。
杜月笙原名月生，出生于1888年的七月半，也就是鬼节。父辈杜文卿居住在上海浦东高桥镇，父亲在杨树浦开过一家小小米店，但那时节开米店的人，可不一定吃得上米，杜月笙从一出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几年。杜月笙四岁丧母，刚出生的一个妹妹便因为无力抚养无人照看而送了人。杜月笙后来成为“海上闻人”，“上海滩上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可是他千方百计寻找这位胞妹，也没有寻到。因为就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家遭遇了人间奇祸，斩断了杜月笙所有关于家的记忆。
　　杜月笙父亲续弦张氏，对杜月笙很好，可到了杜月笙5岁，父亲染病不治身亡。张氏一人守寡带着杜月笙，连杜文卿的烧埋银也凑不起，只能将杜文卿的棺材放在田埂上，覆以稻草“遮挡”日晒雨淋。杜月笙生母故世的时候，也是依此办理的。所以，两口棺材在那田埂上放置了许多年，数年后，棺材之间居然长出了一棵黄杨树，枝繁叶茂，盖住了那两口棺材。张氏在杜文卿死后开始还继续独力支撑着那个破米店，一年后就再也难以为继，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靠洗衣供母子过活，她还尽全力送杜月笙上了三个月私塾，到第四个月无力供给学钱，杜月笙就只好辍学。终杜月笙一生，他只在杨树浦上个两个月私塾，在高桥读了三个月书，所以他后来总念叨自己只读了五个月书。到杜月笙虚岁八岁的时候，这个爱他如同己出的继母，失踪了！有人说是被人贩子绑架，有人说是被“蚁媒党”拐走了，还有人说张氏实在再也不能忍受这样毫无盼头的苦难生活，自己跑了。杜月笙就此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天地之大，竟无有他报慈之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到十岁的杜月笙已尝遍了一次次丧亲的悲苦滋味。
　　杜月笙还有一位做木匠活的舅舅，几乎和杜家一样穷，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最后是他的亲生外婆收留了他。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无姐无妹没人管教的杜月笙，就此常常流浪街头，出没于茶馆酒肆，赌棚，捞到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披什么。他结交了一帮野孩子，有的偷、有的抢、有的骗、有的赌，杜月笙样样不拉地学了个遍。开始赌上以后，杜月笙开始偷偷把自家老屋里的东西拿出去卖掉，坛坛罐罐、桌椅板凳，卖的钱大都送进了赌场。十二三岁，他已经是个典型的街头流氓了，对这个又穷又不上正路的外甥，他舅舅一见到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杜月笙试着提出来把祖屋的一半卖掉，他舅舅一听大怒，抓住他就一顿暴打，认为他已经无药可救。
　　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他外婆托人介绍他到离家不远的十六铺，去水果店做学徒。他十四岁，身上穿着粗布裤褂，背上一个小包袱里，是外婆千辛万苦借来的几十个铜板。
　　水果店的工作是杜月笙平生第一个正经工作。
　　杜月笙从浦东过来，先在他堂伯父杜阿庆所在的张恒大水果行，但杜月笙地头熟了以后就开始不守本分，常把店里的水果做人情，结交街上的瘪三，又时常去街上游荡，在饭店吃饭，付不出钱就记帐，饭店上门讨帐，行里还得给他付帐。行门口马路上有女子乘坐的黄包车经过时，他还常扔个烂水果过去，调戏去了。堂侄的无赖行径，让杜阿庆脸面丢尽，不得不把这个祸害推出门，荐他到“宝大”水果行学生意，拜宝大老板为师。开始时他好像还能安心呆在店里，但不多久他故态萌发，又开始到街头浪荡。因为当学徒没有工钱，只有每个月两元剃头洗澡的零用钱，所以也没什么钱可以供他赌博压注。于是他不时小打小闹地挪用店里的钱，亏空越集越多，半年后，被“停”了生意。他倒也不在意。被炒了鱿鱼之后，十七岁的杜月笙回到高桥卖了几个月的油饼油条，结果把本钱都拿去输光了，只好打道回十六铺。现在十六铺成了他的大本营了。
　　张恒大水果行的帐房黄文祥看他可怜，就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批给他，让他在十六铺码头上摆个滩头维持生活。杜月笙脑子很灵，他知道单是这样的水果不会卖出好价钱，他又和协兴街钱庄会馆一带的流氓白相人杭州阿发等结伙，时常在十六铺一带徘徊，看到有水果船开来，就潜登上去，半偷半抢拿了一些水果，搭配着烂水果一起在大街和茶楼、烟馆、赌场叫卖。
　　三年的卖水果生涯，杜月笙得到了两个外号，一个是“水果月笙”，一个是“莱阳梨”。
　　“水果月笙”是因为他有一桩独特的本领——削水果。他往往站在别人背后，看人家搓麻将或推牌九，嘴里和别人谈笑的时候，飞快地动着手指，一眨眼功夫，均匀地削下一圈圈果皮，粗细深浅如一，一刀到尾不断不折。
　　“莱阳梨”是因为他卖水果也很特别，一只烂梨子，经他巧手一削，烂疤一剜，用雪亮的小刀在梨屁股上一戳，直送到对方的鼻子底下，喊：“哎，甜脆喷香的莱阳梨，价钱便宜，尝一个！”不管对方要不要，他是把梨子硬塞到你的嘴里去，叫人不得不买。
　　杜月笙虽然为自己有这两手绝活而自豪，可是并不打算靠这种小玩艺儿过日子。在五光十色的上海滩，靠做水果生意赚几个小钱度日，多寒酸！他大概深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句俗语，以为要发横财，唯有赌博。所以，他常常扔下水果刀，跑到江边的赌摊上掷骰子、押注，后来又进赌棚推牌九，上江边小船上搓麻将。赢了钱，就请那帮瘪三朋友大喝一顿；输了钱，再去偷，去抢，去卖水果。
　　后来，杜月笙干脆扔掉水果篓水果刀，领着一帮小瘪三做起“抛顶宫”的勾当来。
　　“顶宫”是流氓称帽子的黑话；“抛项宫”就是趁行人不备，抢走他头上的帽子。
　　在这个行当上，杜月笙又练出了一手好功夫。他跟在一个人后边，到熙熙攘攘的地方上前一挤，对方头上的礼帽便不翼而飞，到了他的手里，接着转身一扬手，那顶帽子就像如今青年人玩的飞碟一般，掠过行人头顶，十分准确地落在十丈远的一个同伙手里。动作的干脆利落堪称一绝。几只“顶宫”到旧货摊上一转手，便有几块银圆进帐，小兄弟几个，可以吃喝几顿了。
　　杜月笙有一种天生的性格和气质，那就是豪爽，讲义气。这是他在十六铺立足的最大本钱，也是他越来越混得开的不二法门。甚至可以说，他这种义气是杜月笙之所以成为杜月笙的最大秘诀。哥们讲义气，这是黑社会的基本信条，怎么到了杜月笙这里就与众不同，值得大书特书？这也不奇怪，同样的水果刀，在别人手里不过是水果刀，但到了杜月笙手里，却是花样层出不穷的绝技，让人看得目瞪口呆。讲义气不难，难得的是将这义气贯彻到底，而且纯出乎自然，不落痕迹。杜月笙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很快成为十六铺一带的白相人争相结纳的兄弟。
　　他没有钱，但他决不吝啬自己的全部家当，愿意和所有的兄弟分享自己最后一个铜板。他没有固定的住处，有时就只能同叫化子一起睡鸽子笼、孵咸鱼桶，自小的流浪生涯使他为人非常四海，倘若有哥们没钱吃饭，只要他身边还有两角小洋，即会毫不犹豫地全数掏出来给他，爽快地说一声：“你拿去吃饭去，以后有钱了来救我！”他决不告诉人这是他唯一的两个银角子，因为这样别人也不好意思要。于是他往往这样挨一夜饿。
　　杜月笙好赌，在十六铺白相人中赫赫有名。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但决不可一天不赌钱。如没有赌资，就拿了同伙仅有的衣服去下赌场，输光了赎不回来，他不会让哥们没衣服穿，他会让同伙穿着自己的衣服上街，自己蜷缩在被窝里睡大觉，直到朋友捞到钱来“救”他。杜过三十岁生日，他几个哥们兄弟每人凑了一块钱，准备晚上打牙祭，也为他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做个生日。不料到了下午，杜月笙就把这几块钱输了个精光。他光棍一条，生勿带来，死勿带去，对谁都不负什么责任，所谓“有命上梁山，无命摔下来”，就是这样的光棍泼皮心态。说的难听一点，是无赖，说得同情一点，何尝不是一种天地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悲怆。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之一，酒鬼刘伶就是这种潇洒豪放之徒，不过刘伶嗜的是酒罢了，而杜月笙嗜的是赌。象杜月笙如此嗜赌，他的朋友是不会来劝他的，所以他就沉迷于此道，不能自拔。
　　杜月笙二十三岁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换了朝廷。杜月笙的生活好像也有了新的轨迹。大约在此前后，在十六铺做瘪三的杜月笙被小东门的“大阿姐”（一个小有名气的烟花间老鸨）相中，做了一段烟花间的杂役，日常时间替妓女拉皮条，给嫖客跑腿。靠山吃山，杜月笙在烟花巷里自然练就了吃喝嫖赌的诸般技艺。而且，在这一段时间，经大阿姐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个臭味相投的哥们，这就是以后成为他死党的顾嘉棠。顾家世居上海赵家桥（今常德路一带），他本人原来是哈同花园的花匠，外号“花园阿根”。他擅长拳术，善打架也敢打架，与高鑫宝、叶婥山、芮庆荣并成为“四大金刚”。此人后来发迹后，在静安寺一带置有很多房产业，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建有叫“佳庐”的花园洋房，在大西路（今延安中路，金陵西路）造起顾家花园，还拥有百多幢弄堂房子，因而他有个外号——“沪西半边天”。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和杜月笙结识的顾嘉棠，还是和杜月笙一般的街头混混。
　　但顾的营生比起杜月笙的水果事业和烟花间侍者来说，刺激得多，也来钱得多，那就是贩烟和抢烟行当。这恐怕是旧上海独一无二的一个行当了。当时的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一方面英国等老牌“毒贩子帝国”利用控制的租界将印度产的鸦片输入中国，一方面，内地的各地土军阀千方百计强迫治下的人民种植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上海等地。上海滩上烟馆（叫“燕子窝”）、土行林立，贩卖鸦片的生意日益兴隆，抢烟的匪徒也就应运而生。一些“燕子窝”老板和烟土商为了避免烟土被抢，就出高价雇佣一批有实力的帮会人员做保镖，顾嘉棠即是入了保镖这一行。
　　自从和顾嘉棠攀上伙，杜月笙又多了一条财路，那就是抢土（鸦片烟）。每当装有烟土的商轮靠岸时，杜月笙得到线报的话，杜月笙便率几个精干的兄弟一哄而上，拉住燕子窝里接货的伙计，威胁人家：“你们都是背了招牌的（即有店家的依靠），我们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识相点让让路！”如此那些小伙计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将烟土抢了去。
　　杜月笙在白相人中间以善出点子著称，兄弟们罗掘财穷了，自然会想到找月生哥“讨生活”。杜月笙虽然自己还是依然潦倒，但对比自己还困顿的兄弟，总是格外照顾，为他们找财路。不过，他这时候远不能如他发达时手眼通天，出的主意也只能是鸡鸣狗盗了。比如那时节街头白相人弄钱的手法，不外乎“抛顶宫”、“拆梢”（借端敲诈，勒索钱财），诈骗老实旅客和过往农民，但杜月笙自从入了行，就有新点子。他有个拿手好戏就是乘夜里去新开张的店铺子摘牌子，第二天再去上门“做好人”，说是捡到了牌子，还给人家，人家当然得好好打发以消晦气。或者唆使几个兄弟在店家门口打闹，装出一副兄弟火并的样子来，手里还拎着屎尿袋子互相扔，当然不会扔到自家人身上，往往扔到店铺里或者店铺前，结果店家只好出钱消灾，让各位英雄另择校场再决雌雄。于是各位剑拔弩张的英雄再去择另一家店铺面前去“决斗”去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入了青帮，正式成了“在帮”的白相人了。
　　如果要明了杜月笙的传奇生涯而不了解一下青帮、洪帮的来龙去脉，那真是雾里看花，看不真切。杜月笙一生最大的权势是建立在青帮帮众势力上，他一生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宏大“抱负”，也是因为他的帮会出身。可以说，没有青帮就不会有“海上闻人杜月笙”。而要说清楚青帮的故事，就先得从洪帮说起。
　　甲申（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之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政权被颠复。延平郡王郑成功据守福建，抗清复明，接着渡海光复台湾，继续抗清；并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台湾创立“金台山”、“明远堂”，“汉馨香”、“挽澜水”，与大臣将帅结义为异姓兄弟，部卒也同时宣誓，这是洪门开山立堂之始。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后，非常重视以沿海各省作为桥梁，达到进攻清廷恢复明朝的目的。他派盟弟蔡德英等五人及其军师陈近南偷偷潜入清军占领区，谨慎地发展灭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共分为两路，蔡德英在东南几省发展，称洪门；陈近南到西北组织洪门的时候，正逢顾炎武在陕西华阴县云台书院讲学，常以民族大义激励学生，同时受到洪门影响，率众结社反清复明。大家推顾炎武为首领，仿洪门组织称为“汉留”，取“汉族遗留”之意；亦称“袍哥”，取“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之意。
　　光绪初年，孙中山与郑士良在檀香山立“致公堂”算是洪门一支。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去到美国波士顿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黄三德、唐琼昌的迎接和协助，又得到司徒美堂作他的义务保护人员。有了洪门弟兄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孙中山便在纽约组织“安良总堂”，接着又先后成立了“安良支堂”或分堂。推动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陶成章在浙江策动九龙山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又有加入“光复会”的。
　　“汉留”鉴于“洪门”受清朝严密防范，便以创立礼门戒烟、戒酒、戒赌、戒嫖为掩护，这是清朝允许的。同时又在道教中发展反清扶明的秘密组织，创立“白门”，以后发展演变成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等组织，其政治目的都是反清复明。清代康、乾年间。北道上的响马镖客都是“洪门”、“汉留”的成员。河间府的窦尔敦，就是一个“汉留”支派首领。黄三泰、黄天霸父子指镖借银、李家店比武，使用丢头一字暗器打伤窦尔敦，后来当了清朝武职，专门与江湖绿林弟兄作对，成为支派的叛徒。这些故事都是京剧里面耳熟能详的剧目来源。碰巧，杜月笙是有名的京剧票友，在上海滩上就是一大“名票”，他最喜欢最拿手的就是“落马湖”，讲的就是黄天霸。
　　清王朝倒台后，“袍哥”，“洪门”的政治目的已达，“汉留”转化为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正式公开开山立堂，设立公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各省“洪门”、“汉留”除在沦陷区内秘密活动外，大部集中在川、黔、湘、陕、甘、青、宁等省公开活动，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人员都大量参加。当杜月笙抗战时期“转进”到四川和西北的时候，他的势力仍然可以延伸到内地，就得益于他的铁哥们四川袍哥大佬范绍曾的大力支持。
青帮的成立，和洪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青帮原来全称“安清帮”，顾名思义，是和“反清复明”对着干的。但青帮后来的成员绝对不承认自己宗旨是“安清”，相反，他们对自己帮会来历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可是话说回来，这些关于洪帮、青帮起源的故事从来都是众说纷纭，难以定于一论的，所以也只能姑妄听之。且说郑成功组成洪门以后，曾派翁宕，钱坚、潘清三人到北京坐控清朝消息。一说翁被清廷查获，叛降清廷。潘清坚持继续组织“安清帮”，以“安清”二字迷惑清廷。但也有说法讲这三人结拜兄弟，始终患难相共。雍正、乾隆年间，清廷开办了南米北运的漕运，需要一大帮粮船水手，这三人在朝廷的准许之下召集水手，组织帮会，为清廷担负运河的运粮任务，这就是青帮的起源了。不管青帮起源原因多么众口不一，青帮帮众最初绝大多数是粮船水手，这是不争的事实。青帮改天地会的弟兄叙义为师徒相传，并定辈份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二十个字。据说是晚清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二人参加后，由他二人续添上“大通悟学”，凑成二十四个字辈。清亡后，又兴第二个二十四代。再后又兴第三个二十四代。“青帮”以替清廷在运河运粮为掩护，因此受到清廷笼络，在沿运河的江淮各集镇分立码头，并以六品官职为码头官，以码头官收徒，老年时择一得意门生传衣钵，召集徒子徒孙开大会，称为“关山门”，传师位于继承人。传师位之后，老师就不能再收徒弟了。太平天国时，“青帮”曾大量供给太平军有关清兵的情报。
　　清末河工废弛，运河堵塞，政府无钱疏浚，只好发展海运，粮食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失去作用，“青帮”组织离开江淮流域，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活动。其中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因为水陆交通方便，就成了“转业”青帮的新的立足点了。然而，“转业”谈何容易，这些粮船水手不少难以再在水运行业谋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游民，另一方面，原来在街上做“孤胆英雄”的地痞瘪三，也终于“找到组织”了，纷纷加入青帮。于是青帮渐渐转化成为以都市流氓为主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和流氓的结合，使得青帮变了味，然而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青帮的势力大涨。
　　民国初年以来，上海青帮中辈分最高的是“大”字辈的“老头子”（对帮中前辈的称呼），如此辈分的老头子加起来也就十几位，如张仁奎、高士奎，樊瑾成，袁克文，张树声，王德邻，刘登阶，曹幼珊、汪禹丞，步章武，徐朗西，陈其美等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很难说是“流氓头子”，象袁克文是袁世凯最喜爱的二子，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名士”，文采风流一时无两，张树声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著名将领。徐朗西和陈其美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张仁奎做了几十年的通海镇守使，官望很不错，为人也算正派。但自从大字辈以下，则是泥沙俱下，“流氓辈出”了。上海滩上诸如烟、赌、娼、盗、绑、杀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通”字辈的青帮成员在掌管。当时叫得响名号的通字辈有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马祥生、金九龄、季云卿、张啸林等人。杜月笙是通字辈以下的“悟”字辈，按辈分得称上面这些人为爷叔的，可是，这些通字辈的狠硬角色，后来却全都是杜月笙帐下的左膀右臂，他们“辅佐”杜月笙，甘愿为杜月笙所用，根本顾不上什么辈分不辈分。这就是杜月笙过人之处。这是后话，先来看杜月笙入的是何人门下。
　　说起来有点辱没了杜月笙的天赋，杜月笙的“老头子”却是个街头行骗的不大不小的混混，绰号“套签子福生”的陈世昌。什么叫套签子呢？当年上海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到处是烟馆、赌档及各种哄骗敲诈老百姓的地摊，陈世昌就在那儿手拿三根一头各涂着红、黄、蓝的竹签，向行人显示，然后用手握住有颜色的一头，让顾客自先一种颜色来套，套中赔钱；又或套着下面红色的一根，便可得一只水果或一包香烟之类。这是青帮的一种赌软子骗钱把戏，而陈世昌原来拜师的那个歪嘴阿六便是干这种营生的。陈世昌自己混来混去并没混出多大名堂，却因有了这“了不得”的徒弟杜月笙而得以名满上海滩，后来杜月笙发达后，更把他养起来，“以报师恩”。杜月笙开馆了，有了自己的“杜公馆”，每年供给陈世昌用度，他再也不用出去套签子了，也免得丢杜月笙的“人”。而且每年过年杜月笙会请陈世昌到杜家聚赌，所得抽头全部归陈世昌，陈世昌也受之不却，洋洋得意。陈世昌有个很不成器的儿子，有一次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迫，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解困，杜月笙二话不说，问要多少钱才能了断，陈说大洋二万五千。杜毫不在意地说：“准明天如数奉上”。结果不多会儿这两万五千大洋又败光了。陈世昌爱子心切，又包羞忍辱来求杜月笙，杜毫不犹豫又给了两万。然而，这陈世昌的儿子实在会败家，不到十天，这些钱又胡花海花个精光。从此以后，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上杜家的门，活活给这个儿子气死了。
　　从杜月笙对陈世昌一事来看，他待人有个常人难及之处，那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绝对不嫌弃自己出身低。凡是曾经对杜月笙有恩的，他后来都一一报答。他深明混江湖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抬人，人捧人，要想得到别人捧场，就先得捧别人的场。
　　不几年杜月笙进了黄金荣家给黄金荣拎皮包做跟班，有次代黄金荣老婆桂生姐叉麻将赢了两千四百元大洋，桂生姐赏了他两千元。这是迄今杜月笙生平见到的最大一笔横财了，他如何处置这一笔意外之财？他揣着这两千大洋，找到原来在十六铺落魄时的一帮哥们，每人几十上百个白花花的银元送了出去，他还特意找到原来当差的水果店，将原来自己弄下的亏空金额两倍补上，请这些老哥们一起下馆子海吃了几顿。
　　对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给自己生路的黄和祥，他后来的回报可以说惠及黄的子孙后代了。杜月笙开祠的时候，他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正是最风光的时候，这时候黄和祥也来参加典礼，杜月笙见了，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黄和祥，一星期后到华格臬路他的公馆，有要事相商。黄和祥依约前去，杜就当场叫原来管帐的杨渔笙把钺匙全部交给黄和祥，要黄立即任他的总帐房，这个重要的心腹位置，黄一直做到中风而死。黄死后，这个总帐房的位子，又传给了黄和祥的儿子黄国栋，由黄国栋一直做到上海解放。
　　杜月笙念旧，这是上海滩人人皆知的事。虽然他后来成了体面的“绅士”，但绝对不敢看不起象他当年一样在街头晃荡的白相人和瘪三。
　　当初杜月笙在十六铺的时候，别人总叫他“莱阳梨”，他对自己这个叫得响的诨名很是得意，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向他要钱时，还是不免怀着快乐而戏谑的心态当面向他大叫这个人人皆知的外号。常常是这样：杜月笙和几个很有身份的朋友去四马路一带妓院吃花酒，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杜的车牌号77777，上海滩上最风光的一个号），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候钱给的少，这些人便扯开了嗓子大叫：“莱阳梨，多给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这样才能把这些瘪三打发走。看看陈涉如何待当年兄弟，两相对照，杜月笙之为人处世还是颇为可爱。
　　杜月笙削水果这一绝艺以后还保留着。张绍曾和杜月笙交情极密，当只有张绍曾、杜月笙、顾嘉棠几个贴心朋友时，顾嘉棠便常常打趣杜月笙，随手拿起一只水果送到杜月笙面前，叫他削，杜月笙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没有丝毫不快的表示，似乎很是享受给人家削水果的感觉。他也取笑顾嘉棠，往往看到顾嘉棠进来，就笑着呵斥他，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了，因为顾嘉棠原来是个花匠，两人出身一般的低贱。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家财万贯了，这种小打小闹的玩笑，多少带着点温馨的回忆，回忆当年一起度过的穷苦日子。
　　在杜月笙成为海上闻人后，杜月笙和顾嘉棠表面上是主仆关系，但他们其实是介乎兄弟和朋友之间的生死之交，两人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在外人面前，顾总是装出对杜恭恭敬敬十分听话十分伏贴的样子，而两人私下里则无话不谈，情同鱼水。杜也绝对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对顾说一句重话。据说，蒋介石对杜月笙，有时候也如同杜月笙待顾嘉棠。在正式场合和有外人在场，蒋介石绝对不苟言笑，对杜月笙这些出身底层的帮会人物不假辞色，但私下里三两个人的时候，对杜月笙则“月生哥”叫得亲热。而杜月笙呢，表面上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必恭必敬，但背了蒋介石则对蒋也不那么恭谨了。
　　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过的都是双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