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比人强：孙中山为何让位给袁世凯

　　文章摘自：《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作者：胡绳武 金冲及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0年1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发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书对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段的诸多深层历史问题作了精详而深入的研究，论证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趋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堪称研究辛亥革命的开创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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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袁世凯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席位让给袁世凯，是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几年来，学术界有人曾就此问题撰文进行讨论。讨论涉及孙中山“让位”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让位”？孙中山的“让位”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与影响等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甚至截然相反。这种分歧，表示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可是，也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未免较多地注意孙中山在“让位”问题上的正确与错误，功过与得失上面。而对于孙中山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让位”的，这种历史环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历史环境对孙中山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斗争策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则不免缺乏具体的论述。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袁世凯之所以会被推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首先是因为武昌起义后，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较普遍地形成一种如袁世凯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现了鼓励袁世凯反正，宣传袁如能反正“归顺”民国，就可举为大总统的舆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并很快地确立了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正是由于这种环境，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反革命野心才得以实现。描述这种历史环境的形成，剖析形成这种历史环境的诸因素，论述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并推行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袁世凯适于做大总统的舆论，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论著中，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现在看来，第一次公开提出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报纸。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报》第1页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说：“《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这是目前笔者所看到的公开提出让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最早的宣传。10月21日离武昌起义才刚满10天，当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纸竟如此公开宣传，这是它们心声的流露。

英国报纸之所以如此宣传，决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免遭革命损害的表现。

英国当时在中国是拥有最大侵略权益的国家。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六册)，第5页。而被革命席卷了的长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的在华投资3/4在这个地区。因此，英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急于希望局势能够尽快地恢复平静。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复呢？直接出兵干涉么？根据当时的形势，它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向中国人民宣战，会危害到它的臣民在华的生命和财产。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风险，又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复呢？这在英国政府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是因为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有能力维护旧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事实上，“庚子之役，袁在山东的措置，甚得西人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日隆。罢黜之后，清政府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再出秉政。”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早在1911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Grey)在与日本公使加藤讨论中国的局势时就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很可惜，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如唐绍仪等人，没有担任国家公职。”P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英国远东政策研究》，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91页。这说明：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八个月，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我们对于《每日镜》、《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在国内究竟是谁首先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以做大总统的？有一个湖北人，得知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消息后，用“鄂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写信说；“近闻海上各报，皆谓阁下已受满虏简为鄂督，偕厩昌前来，心窃怪之。嗟乎！阁下非汉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为阁下计，何不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业，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鄂人致袁世凯书》，见《满清外史》第8编。(按：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日期是10月14日，如果写这封信的“鄂人”是住在武汉的，根据当时沪汉二地通邮情况，一看到报上刊登袁任“鄂督”的消息就写这封信，则写信的日期当在10月20日左右，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最早表示袁如反正，就可以拥为总统的一封信了。很可惜，这位“鄂人”的信既未署名亦未注明写信的日期，所以尚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在革命党人方面，明确公开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举为总统有确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该报在这一天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

“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

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凯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钦差大臣，离开彰德南下视师的。10月28日《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了。在这篇“短评”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立宪派人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所以，尽管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就开始搞起所谓“惜阴堂策划”，力图使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但看来，首先公开鼓励袁世凯争取做大总统的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立宪派人。

继上述“短评”以后，公开出来鼓吹袁世凯可做大总统的是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神州日报》在1911年11月2日这天，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三封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这三封电报是：

伦敦华侨致全国同胞电

“全国同胞公鉴：救亡之策，惟泯汉满，和革党，调新旧，速建联邦共和大国，优养废帝后，不可迟疑失时。……务乞亿兆同胞，军民一心，速迎天机，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宪国。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外论亦协，方不可折入满洲，存帝自扰。即为满人计，亦宜如此。……华侨泣血布各报。”

留德学生电

“各报馆鉴：主张自开国民会议，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已电资政院。留德学生。”

旅美芝加哥华侨电

“各报馆鉴：项城宜于汉族总统，勿任满洲利用以延虏祚。如果甘为满奴，誓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汉奸，以谢同胞，旅美学商全体一致。旅美芝加哥华侨公电。”

《神州日报》在刊载了上述三封电报后，又分别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在《再告袁世凯》中说：

“满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师以往诸酋之故智，令公视师，欲公出为曾国藩第二，殊不知时事既移，曾氏已为天下所唾骂。今日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惟有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军，扫黄龙之残局，然后黄袍加身，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岂有到手之华盛顿弃而不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后，该报又于11月15日，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沈朵山、孙星如二人来稿——《新国家建设之谋划》(续)一文说：

“仆等之愚，以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足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联合已告独立各省，公举夙负名望之人为代表，造袁往请，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则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无论袁之人格与共和政府相容与否，顾彼为名誉计，一时必自感受。吾中华民国能纳袁氏则可杜外人干涉，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目前之至计最要法著也。”

这篇文章从其内容看，是写于袁世凯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写作的最晚日期当在10日左右。《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革命党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认为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黄兴在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也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