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体检:误读海权——中国“伤疤”难企三维边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2:38:42
迄今为止，国内人士谈及海权，更多针对把争议性海权化为己有或者针对中国海权面临的外部威胁，而海权的维护和发展则被简单等同于海权捍护能力
CCN记者 齐岳峰 北京报道
亚洲海权争夺主要围绕中日两国进行。由于当年水兵在日被殴，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曾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而日本面对北洋水师褪下炮衣的巨炮，亦曾向中方赔偿，此举直接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国家经略。
日本海军开始高速扩张。
1891年6月，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正式访问日本之时。日本人在定远舰上看到了当时日本军舰上所没有的4门直径一尺、长25尺的巨炮。
当时的日本掀起超常加速扩充海军军备的高潮。据资料显示，三年后，日本海军的弹药储备已经超出一次对华战争可能消耗掉的数量。
另一端，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的上奏被清廷拒绝。
1894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受到日本联合舰队的挑衅，首败于丰岛海战，再败于黄海海战，三败于威海卫，全军覆没。
日本独霸东亚海权
不过，清廷海军也并非一蹶不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凖，曾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间（1907年5月），巡阅南海，发现十五个岛，各为勒石命名，悬旗纪念。
宣统元年春(1909年)，李凖率“伏波”、“琛航”两巡洋舰，抵达东沙群岛，并指挥水师官兵迅速登陆，将窃据该岛的日本人西泽抓捕审问。李称“此乃吾国之领海，东沙群岛入中华版图已有几百年，属我大清惠州府管辖。东沙群岛之主权一直在我，尔等何得私占？”
后东沙、西沙群岛俱被清廷收回。
甲午战后，日本击败中国，又将争夺海权的对手锁定为俄国。1904年初，日本联合舰队对旅顺的俄军第一太平洋舰队发起袭击，全歼俄军第一太平洋舰队。次年五月，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开进对马海峡，日本海军侦察船在黑夜和海雾中，发现了俄军一条医疗船的灯光，这致命的灯光是那些无视灯火管制命令的傲慢贵妇们点燃的。
俄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经此一战，日本独霸东亚海权。
37年后的1941年，日本海军更创造了一个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当年年底，日本庞大的特混舰队经过了6300公里的超长途迂回，于清晨出现在珍珠港四周，大批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对珍珠港内美军所有军舰和飞机发起攻击。
日本人声称此次冒险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实际上，面对在太平洋拥有强大海军存在的美国，当时已经拥有世界第三大海军的日本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潜在对手存在，况且，日军在技术、海军作战思想等很多方面已经取得领先地位。
然而日本人很明显低估了美国人的实力，此后，随着美国人先后在中途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菲律宾群岛上的节节胜利，天皇的海军在太平洋上颜面扫地，直至日本南大门冲绳岛被美国海军攻占。
至此，日本追逐太平洋海上霸权的幻想化为乌有。
但是，此后的数十年，日本的海上军事力量又重新回到了世界前列。
中国“伤疤”
世界版图上，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海权和陆权争夺的关键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间海权与陆权竞争的最后胜利。陆权国家控制了中国，不仅可以把亚欧大陆的陆上实力连成一片，还拥有了优良的出海口和向海权发展的基地，进而击退其他陆权国家，以取世界霸权。
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鸣文认为，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夺近些年开始加剧，表现在南中国海比较突出。越南等国凭借着不断扩军备战，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主权斗争上面临新挑战。
同时，中日在东海的摩擦持续已久。
碍于地势特征，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困难，因此大海也成了古代中国天然的保护屏障。因此，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现今实践上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客观地说，海权观念淡漠是近代中国在与世界交往中吃亏的重要原因。
而海权问题的核心就是海军问题。
海权论鼻祖马汉曾经说过：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亚洲海域辽阔，是国际重要航道所在，关乎许多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海域中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使得海洋经济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此外，大量尚未解决的争端，亦需要强大的海军力量维护国家利益。
近年来，亚洲海上力量的发展引起世人关注，周边各国以及美国不断抨击中国发展海军力量的做法。面对中国三大舰队的持续发展，美方认为，北京对于海军的投入将对美国在这一海域的传统优势造成挑战和威胁。
据分析，北京海权发展显得相当快速的原因，与一批海权派将领不断倡导发展海军、经济发展背景以及国防战略转变不无关系，何况北京对来自海上威胁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
有分析称，北京近海防御战略下所谓第一岛链的范围明显包括争执中的南沙群岛和台湾，虽然北京一再强调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对于南海岛屿的主权争执，北京也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方针，但却不愿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同时，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海上目标就是维持海上航行的自由与安全，以及确保海运航线的畅通，因此美国希望包括北京在内的有关国家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
从历史上看，亚洲国家惨痛的历史经验，使其对海洋有种心理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反过来促进了各国在海军建设上加大投入。
军事分析员徐光裕认同中国所面临的海上包围圈态势：“海上C型包围圈对我们来讲具有威胁性。”同时，他认为：从历史上来讲，海洋是中国人的一个伤疤。
伤心问东亚海权
地处欧亚大陆东部、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历史上长期以一个陆权国家姿态处于亚洲权力中心。无怪乎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国家。
1920年代末，曾经长期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把日本侵略中国的思路概括为蝎形战略：蝎子的两螯钳指向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尾部指向台湾。蝎子能否捕获目标，中日在西太平洋海上的实力对比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海权争夺已经持续了1400年。
与其他海洋强国相比，中国不仅客观上属于海权不利国，而且在海洋意识、海洋经济等主观方面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尤其不利的是，千年来，中国一方面面临国际海洋秩序调整和大国海洋战略竞争加剧的压力，另一方面其在东亚地区面临的各方压力同样不断上升，而且显得更为紧迫和棘手。
公元663年，中日之间首次战争也是第一次海战爆发。仅有百余艘战船的唐军完胜拥有战船400余艘的日军。此后日本近千年不敢对中国动兵。
及元，志得意满的忽必烈得悉日本幕府拒绝与蒙古国通好后，盛怒之下发动了对日战争。但元朝海军每次都为台风所阻，无功而返，伤亡惨重，《元史》记载：“江南大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仅三人耳。”
1598年，中朝两国水师同日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海战。日军战败，但是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在军事装备上也已经落后于整个世界。
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他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甲午海战后，中国50年中再也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以至19世纪中叶中日战争时，国民政府海军228艘舰船只能自沉于长江充当炮台。
1912年12月，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亲笔题写的挽联中叹道：“伤心问东亚海权。”
采访中，徐光裕强调“三维战略边疆”的概念。他表示，战略边疆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空间，突出地表现在海洋方面。对濒海国家来说，海洋专属经济及大陆架，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以及渔业和矿产资源的重要基地，对某些海洋国家来说甚至是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任何一个要独立于强国之林的自主国家，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出发，都需要拥有一定的三维边疆，才能在复杂的世界战略格局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与发言权。”徐认为。
有人说，基于发展海权来凸显其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角色考虑，北京必须建设一支同其国力相匹配，以及足以发挥影响力的海军。
但是，北京在快速经济成长支持下进取性的海权发展战略，明显对美国和日本两个海洋大国建构的亚太秩序造成威胁。在意识形态，以及具体海权目标上的不一致使得北京和美日的海权竞争存在强大的冲突性。
海上“城管”之殇
历史研究者雪珥的话很直接：利益是关键，尊严无非是包装，古往今来战争不断，没有一方不宣称自己代表着正义。
从历史角度看，雪珥更推崇华人海盗林凤，雪认为，林成为狙击西班牙东扩的先锋，但是，大明王朝却联合了西班牙人，拔除了华人在菲律宾的前进基地，后又引发西班牙对华人的三次大屠杀。
一个有意思的比喻是：从军事技术实力来看，明朝海军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从实际作用来看，这支军队就是开着军舰的“城管队”。
宋元两代，中国的海商几乎垄断了太平洋的贸易，中国人在大洋上的身影也变得日渐清晰。即便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关于大海的描述，在宋元两代也远比前朝要多。可惜的是，明代实行海禁之后，政府整体转制当了海上“城管”，正常的贸易成了非法贸易。于是大规模的武装海商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海盗”应运而生。据说，在西方人东来之前，中国“海盗”依然控制太平洋的贸易，直到被中国官方与西方联合剿杀。更有一种说法称，鸦片战争前，英国海军根本就不敢去碰中国海盗。
是为了防守北疆无暇顾及海洋战略？还是出于帝国关门一统的心理？无论如何，蔚蓝色终究还是成了中国屏蔽隔绝的“敏感色”。
当西方海盗们在国家力量的鼓励和支持下开疆拓土时，汪直、林道乾、林凤、郑芝龙、郑成功等，这些所谓中国“海盗”却不得不两面作战：一面迎击远道而来的西方同行们，争夺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则必须继续面对来自政府的不断围剿。
同时，中国海盗虽然痛恨政府的打压，但却总是向往体制内的召唤，只要有机会能上岸当官，他们几乎可以立即舍弃海洋上的一切，反过头来把矛头指向昔日同行。清朝著名海盗张保仔的案例，可以近乎完美地证明这一点。中国人的视野中，接受招安换来的生活，远比自由大海上的日子要惬意。
在世界公认的海洋学说中，海权只有从海洋一头的陆地延伸到另一头的陆地才有最大意义，没有陆地，海洋就全无意义。中国没有成为海权先驱国家，根本原因是强大陆权的惯性和没有海权挑战传统。
战略学者倪乐雄称，根据历史经验，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最根本的动力是海外贸易。国家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成分不占相当大的比重，也就不存在发展强大而持久的海上力量的基础。
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在被迫投入战争后，因丢掉制海权而失败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倪认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是个典型的例子。
海权认知误区
综合学者分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没有认识到海权是国家综合国力在海洋方向的表现。而长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结构，决定了人们安于现状，不求海外拓展的心态。此外，历史上长期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的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中国在国防建设上并没有把海防放在重要位置。
上海学者刘中民称，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5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是世界大国追求的目标，然而其追求海权的历史命运则截然不同。但究其根本，资本扩张与更新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长时间失去（或者说没有）海权，并不足怪。
据国防大学学者林东的观察，中外对于海权的认知存在误区。例如，今天的中国人视海土为海权，外国人却视海权为海土。林认为，这个思想认识上的巨大落差必须彻底改变。
此外，伴随着中国瓦良格航母的逐次修复准备试航，众多国人心中的大国航海梦更加强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将强大的海军与海权画等号，这样的观点站不住脚。
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思想观念的国民性问题。中国国民很少知道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法律概念为何物。有学者称，通过对中日东海争端仅仅诉诸非理性情绪的宣泄一事，就可以断定，今日的中国国民尚无法构筑和支撑起一个海洋大国应有的精神品质。
更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国内，许多人谈及海权，更多针对把争议性海权化为己有或者针对中国海权面临的外部威胁，而海权的维护和发展则被简单等同于海权捍护能力。但是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无害通过”、“过境通行”等专项授权，很多民众并不认可，或者说，并不知晓。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人并没有航海的传统。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往往拥有强大海权。从军事史来说，制海权曾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扛杆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上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杠杆。
或许，有一句话说得恳切：当有人说自己爱好和平时，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窝囊寻找借口；当有人说自己追求正义时，其实是在告诉别人他很愿意被忽悠。这个世界，和平与正义，从来连遮羞布都谈不上，真正能令自己免遭宫刑的，只有两个词：一是实力，二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