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咨询机构，其价值和意义，正如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而言者若具“知无不言”之风范，听者则须“言者无罪”之胸襟
从1951年7月正式设立至今，中央文史研究馆60年岁月已逝，而最为可贵的留存，是那些敢言直言、良言真言的声音——知者尽言，乃国家之幸。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与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座谈中如此说道，“我仍旧要强调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
此前的座谈会上，他还曾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所以，言者若具“知无不言”之风范，听者则须“言者无罪”之胸襟。
“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
1973年5月25日，一架前往香港的飞机从北京起飞，机上乘坐的是时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已92岁高龄的章士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问题，欲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
遗憾的是，功未尽而身先死。
抵达香港后的章士钊，因频繁活动，劳累过度，37天后病逝于香港。
民国时期，章士钊仗义辩护陈独秀“危害民国案”，长达53分钟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使得“政府不等于国家”这一声音，响彻大江南北，其辩护词被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内战后中共执政，章士钊于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馆长。成为一馆之长时，章士钊已经78岁，但他并非静养天年，而是对时局、国策等建言不断，且多敢为之举。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在动乱非常、人人自危的文革时期，他对毛泽东、刘少奇矛盾的调停，以及向毛泽东直言文革之弊。
试想，章士钊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国民政府的参政员，还曾被鲁迅痛骂为“落水狗”，如此经历任何一项，在造反派“横扫一切”的恐怖中，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都万分“有理”。所以，这样的情形下，章士钊的所言所为，可谓之大义大勇。
据相关史料及其女章含之的回忆文章记载。文革初期，章士钊见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并公然提出“打到刘少奇”时，便深感不安和愤怒，并直言表示：“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以江青为首的陈伯达、康生等人）要把中国毁掉。”
1976年3月，章士钊同时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以期化解他们间的矛盾。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他写道：“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并劝刘少奇和毛泽东“相与化豹狼于玉帛”。而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信后，很快便给予了回复，复信很短：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其实在此前，章士钊已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对文革的不满与指责。
1966年8月19日夜，二三十名红卫兵冲进章士钊家，历数其“罪状”，两个多小时的批斗结束后，章士钊对其女章含之说：“拿纸笔来。”于是，毛泽东收到了章士钊第一封质疑文革的信，不过毛泽东对其未加责怪。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回电章士钊，告知主席已将他的信转批给总理落实。9月1日，他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复信：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凭借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件，拟出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一大批民主人士因此而免于文革劫难。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温家宝总理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几次座谈中，反复提及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称“这是我一生都崇尚的格言”。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其中深意值得体会，因为陈寅恪的一个身份，便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副馆长之一。
以当今文凭论学术造诣，陈寅恪一无是处。但梁启超曾如此说道：“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傅斯年则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论人格精神，陈寅恪的独立自由思想，更是贯其一生，令人肃然起敬。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并成立三个所（上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组成历史研究所，初拟陈寅恪为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陈寅恪远在广州，劝陈寅恪北返任职的任务，便落在了陈寅恪的学生、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身上。
同年11月，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双目已盲，但他给予的答复句句掷地有声，声声“惊世骇俗”。
首先陈寅恪以他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强调了自己的底线：“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进而，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同时，陈寅恪还“叮嘱”汪篯道：“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汪篯带着陈寅恪的答复回去后，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分别为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1960年7月，陈寅恪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此外，陈寅恪还当选过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但他开始也并未同意。据2004年5月《文摘报》一篇前中山大学教务长王越的回忆文章记载，1955年，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的杜国庠，向陈寅恪表达全国政协拟请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意愿时，陈寅恪回答道：“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
后杜国庠向陈寅恪表示此为周恩来总理之意，并承诺可以不去开会。此前陈寅恪为其父陈三立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他曾去函周总理，因此其父之墓得以保全。为此，陈寅恪同意了担任政协常委。
十年浩劫期间，陈寅恪饱受“造反派”摧残，1967年夏，陈寅恪担忧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了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5月5日下午，陈寅恪溘然长逝。但其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从来被崇尚，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所追寻的境界。
“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
“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环殿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这是康同壁19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所写的诗。这个名字，可能并不为人熟知，但只要了解过她的人，都会不禁对其叹服。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对她如此介绍道：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界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记载了其父章伯钧与康同壁的一段对话：章伯钧问康同壁：“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
留在大陆的康同壁，以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身份，整理其父康有为的遗稿和著作，但她所说的“在这里做些事”，绝非如此。她的直言善辩和绝强傲骨，不失为贵族遗风下的时代新姿。
毛泽东对康同壁十分尊重。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康同璧慷慨陈词：“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后北平和平演变，毛泽东对她的凛然直言极为赞赏。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办的文艺晚会上，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走进了会场，当他看见坐在第一排的康同壁时，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康同壁匆忙起身，而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按住了她的肩膀。
虽然如此，但康同壁亦在很多问题上敢于冒“不韪”而“妄论古今”。据章乃器之子章立凡《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壁母女》一文中记载，康同壁曾激动地说道：“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
当时其女罗仪凤紧张得直吐舌头，章立凡也大吃一惊康老竟说出如此“现行反革命”之语。
“文革”中，对一些被打倒的民主人士，许多人躲之唯恐不及，康同璧却毫无顾忌地主动亲近他们，并给予关爱。
1959年春的一天，章诒和好奇父亲章伯钧从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茶回家后满脸喜色，便问其母：“爸爸为啥这么高兴？”其母答道：“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这个人便是康同壁。
很多民主人士如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在被打成“右派”批斗后，都被康同璧邀到家中做客，并以最高规格的礼节盛装接待。相反的，据章立凡回忆，康家老宅的小屋糊窗户的纸张全部是“贵胄名流”们给康老祝寿的寿幛。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中央文史研究馆所立准的敢说话、说真话的品格，在如上历任馆员的践行、表率下，得以继承。现任的馆员中，也不乏如此德高望重之先生。
现年81岁高龄的资中筠，便是突出代表。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资中筠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五七干校”，1970年代末转入学术研究，此后曾任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届会长，2006年被中国社科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2009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南方人物周刊》在一篇专访文章中对她的评价：“从体制内的干部到体制内的研究者，再到视独立为生命的学者，耄耋之年的资中筠诠释了自由思想和启蒙的价值。”
“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
所以，1991年，资中筠辞去了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一职。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她说道：“因为在这个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指令。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高龄之下，忧思无尽，她曾如此慨叹：
“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我只能说，我写的文章都是真话。”
如资中筠，年高却不失思考，独立而不失品格的学者最为难得，他们于共识的基础上，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为自由而发声，为进步而建言。
近年来，一个近代史研究专家的名字被广为熟知，那就是圈里圈外被称为“杨公”的杨天石。其实，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便以《中山舰事件之谜》、《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等文章和《海外访史录》、《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等著作赢得了知识界的肯定与褒奖，并于1998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杨天石认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然后才有可能正确解释和说明历史。”在“追求信史和新知”的原则中，他为我们还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还原历史，需要严谨的姿态和敢说的勇气。比如他考证蒋介石日记，发现1937年5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暑期训练团，训练的对象是干部和学生。为此，蒋制订了一个叫《暑期训练要旨》的文件，要求参加训练的人员要记住两点：一是为国牺牲，二是为人民服务。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杨天石说这比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还要早几年，随即便引来一片口诛笔伐。更有某网站以 “中国社科院杨天石应上书取消‘为人民服务’或这五个字下书上蒋介石大名”的标题对其声讨。
面对压力和误解，杨天石表示：“我只能说，我写的文章都是真话。”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批人，方为国家之“镜”，希望从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光，不会被黑暗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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