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者用什么远古套: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之三) 列昂尼德?姆列钦

第九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第二次降世

这个人对我们国家的命运有过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他评价不一。一些认为他是个鬼才，另一些则称他是没有得到机会施展才能的杰出的组织者。历史显然有可能走另一条道路。假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不是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同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就不会是他的名字，而是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名字。

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到他被枪决的那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以激进改革的主要发起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当年人们愤怒地归咎于贝利亚的所有罪责，如今都可以看成是他的功绩了：反对针对斯大林的个崇拜，反对党的机构管理一切，实行大赦，提拔民族干部，努力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不阻碍德国统一。

贝利亚所做的一切不容忽视。只有一点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在斯大林死后极力同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脱离干系的变色龙呢，还是他的确有某种改革的计划？

斯大林怕他

1953年3月5日，贝利亚元帅成了国家领导之---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内务部长。而6月26日他就被逮捕。他当权114天。

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着手采取措施，使这个几乎完全被断送的国家得以复苏：释放了第一批政治犯，缓解恐惧气氛，外交领域出现了最初的缓和迹象。停办了由国家安全部搞出来的几个声名狼藉的案子，并且惩罚了这些案子的策划者。开始在已经打了3年仗的朝鲜进行和谈。

医生们还没有确定斯大林的死因，而他的战友们却已开始瓜分权力。原来由斯大林担任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交由马林科夫担任。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提议让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恰恰是贝利亚。

在斯大林生前，马林科夫是二号物，现在他按常规当上了头号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给自己保留了一个中央书记的头衔，而马林科夫放弃了这一职务。

4个最重要的人物成了政府第一副主席：贝利亚，他还是内务部长；莫洛托夫，他还是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国防部长，还有卡冈诺维奇。这4个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一起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核心。

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总共由5人组成，不过第5位--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差不多立即就被丢脸地开除出书记处。领导党的工作的是赫鲁晓夫，但他只是到了1953年9月才当上第一书记。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认为，政府比党中央重要。列宁时期是这样，斯大林后期也是如此。关键的问题都是由部长会议主席团解决。

况且，除了赫鲁晓夫之外，中央书记都是些威望不高的机关工作者，他们不可能也不敢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争执。

赫鲁晓夫后来在中央全会上说，匈牙利党和政府的领导拉科西·马加斯来到莫斯科，他礼貌地问苏联的同志：“我向诸位请教，什么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内解决，而什么问题应当在中央委员会解决？” 当时贝利亚轻蔑地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就让部长会议解决一切算了，中央委员会就摘事和宣传吧。”

5月8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完善国家机关的工作》的社论。社论说：“党的委员会取代了苏维埃机构并使其失去独立性，代替它来工作……承担了不属于自身的行政命令职能……”所有都注意到了这一社论。

3月5日通过决定：建立一个将内务部和前国家安全部合二为一的统一的内务部。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博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和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被任命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

贝利亚从牢里释放了大约半数在伊格纳季耶夫任部长时被逮捕的安全部工作员，释放的是那些他信任的和他需要的。除少数外，肃反工作者们为他返回卢比扬卡感到高兴。

在伊格纳季耶夫当部长期间担任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副局长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对我说，斯大林死的时候，他在英国，随一个青年代表团去了那里：“我回到莫斯科，主事的已经成了贝利亚。他两次召见我，建议我留在机关里。我说，我不是肃反工作者出身，而是搞宣传的。他说：‘我和你就是要展开这样的宣传，所有都会吃惊的。’他是在五一节前夕接见我的，他穿着一件衬衫，扣子敞到肚脐，领带松松垮垮，袖子卷起来，手臂毛乎乎的，手指胖胖的，说着粗野的骂娘话。我当时想：‘科利亚（尼古拉的小名--译者注），你居然还在红场上举着他的画像？！你举的是什么的画像？这是个流氓，是个政治冒险主义者--很有才能，但是个冒险主义者。”’

“您当时居然想到这些？”

“是的。我还想了另外一点：不要给自己塑造偶像，要理智行事。我说，我请求让我回社会科学院去学习。他说：‘回去想一想。’我给同志们打电话，他们说：‘离开吧，要不会进监狱的。我们现在什么也干不成。’一周后，他第二次把我叫去。‘怎么样？’我说：‘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同志，我请求调我回社会科学院学习。’‘是最后决定吗？’‘是最后决定。’‘收拾行李，到莫斯科的大街上讨饭去吧……’共青团中央的朋友们将我藏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别墅，而到了拉夫连季被抓起来之后，我重新回到了科学院……”

贝利亚将原来的内务民委员部当中的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有宏伟的计划。正如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后来所说，他极想大于一番。

在贝利亚之后被逮捕的前国家安全部长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在自己的供词中写道：

“在斯大林下葬前一天，贝利亚突然给我家里打电话（他已经有8年没这样做了），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并请我到克里姆林宫他那里去。

“原来是让我参与校订贝利亚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表的讲话稿。我们花了8个小时一同修改讲稿，在这期间，我注意到了贝利亚的情绪。他很高兴，逗乐说笑，似乎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心情舒畅。

“我因斯大林同志逝世而心情压抑，无法想象一个在这些日子里如此快乐，如此随便。现在我得出结论；贝利亚其实不仅不爱戴作为领袖、朋友和导师的斯大林同志，而且甚至可能在期待着他的去世（当然是指最近几年），目的是要开展自己的活动。”

这是确定无疑的。贝利亚不喜欢斯大林，他害怕斯大林。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位于沃伦斯基的斯大林别墅的那些酒席宴上，斯大林让贝利亚充当酒宴主持，不知为什么叫他检察官。斯大林喜欢看贝利亚如何把政治局委员们灌醉，如何嘲弄他们。但在新的一次事变中，贝利亚就要步自己前任的后尘了。

在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里，经斯大林的批准，“米格列尔案”酝酿成熟了。米格列尔是居住在格鲁吉亚的一个部族，这个“案子”是针对米格列尔贝利亚的。斯大林在送别侦查员时说：在米格列尔当中挖出个大物。这是命令。贝利亚离被捕不远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对我说：“国家安全部的惯例是这样的。如果犯提到了中央主席党团的某位成员，那么原来的审问程序便停止进行。侦查员向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报告，局长再向部长汇报。然后所有都到部长那里去，只有在那里才能继续进行审问。以后编写材料呈报斯大林时，主席团成员的名字避而不提，而是这样写：‘觊觎国家权力的军’。这是指朱可夫。或者：‘包揽苏联外交事务的重要国务活动家’。这是在说莫洛托夫……”

如果斯大林允许继续调查这名主席团成员，那么在下一阶段，文件里便会出现他的名字。可是要怎么做呢？即便是有权接触机密材料的打字员，也要凭许可证来打材料，而主席团成员的名字要由专亲手填写。在逮捕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审讯记录中可以公开称呼其名字。1952年，在国家安全部的文件里经常可以看到贝利亚的名字--既牵涉格鲁吉亚的案件，也牵涉“医生案”。

安全部的文件将他写成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绪、准备颠覆苏维埃政权并攫取权力的。

贝利亚发现，斯大林将身边那些由他贝利亚提拔上来的都给收拾了。他知道，他的谈话被窃听并做了记录。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斯大林不再需要他了吗？

早在1941年，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让贝利亚接触国家安全事务。斯大林不断地改变该部门的结构，重新进行事调整，这说明他无论是对该部门的工作，还是对其领导即贝利亚，都不满意。

瑙莫夫教授说：“令研究员感到不解的是，斯大林为什么经常要委托贝利亚向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传达这样或那样的指示。实际上伊格纳季耶夫预先就已经知道贝利亚要跟他说什么，他们要谈什么。要知道，斯大林见国家安全部长的次数多于见政治局委员的次数。不过程序如此，伊格纳季耶夫认真地记录下一切：贝利亚同志打电话，转达斯大林同志的话，比如这个案子的被告应该判以最高处罚。贝利亚和伊格纳季耶夫的谈话被记录下来并呈送斯大林，为的是让他更容易地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监督贝利亚，希望抓到他的不慎言辞。他知道这一点。因此，有几次伊格纳季耶夫注明：贝利亚同志拒绝谈论这个话题……”

斯大林把贝利亚调离了卢比扬卡，但仍利用他作稻草。贝利亚虽然什么都不管了，但他仍代表着惩罚机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明白，他的残酷博得了斯大林的赞许。领袖对他的战友们评价不高，认为除了贝利亚党内的这些同志可能都意志薄弱。

瑙莫夫教授说：“斯大林看重贝利亚哪一点呢？他是一个可靠而又残酷无情的。所有血腥的案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都交给贝利亚去办，他知道他的手不会打颤。但斯大林培养了他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接班。至于原子弹和导弹方面的工作，则已经都安排好了，所以不那么需要贝利亚了。更何况斯大林还怕他。”

“怕他？”

“斯大林害怕被谋杀。他怕别给他下毒。所以，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员们知道这一点后，在审理所有案子--甚至是中学生的案子--过程中，都要在起诉书中加上策划恐怖活动这一条。

“既然可以策划谋杀托洛茨基，那么为什么不会有策划谋杀斯大林呢？所以在他晚年，他撤换了沃伦斯基别墅的所有保卫员和仆--只有3个例外。他想把跟他赶走的那些有关系的全都开掉，因为他们可能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他抛弃了自己多年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因为他怀疑他们向贝利亚通风报信。而他不希望如此。”

“那么斯大林是否想过贝利亚可能冒险？”

“他认为他是一个可能干出任何事情的冒险分子。贝利亚感觉到对他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后来说，当他给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打电话的时候，后者只用‘是’或‘不是’来敷衍。他甚至害怕交谈。这发生在他同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谈话被录音，而阿巴库莫夫几周后被送进监狱之后。”

“贝利亚意识到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了吗？”

“当然！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一样岌岌可危，但每个对受到领袖宠爱还抱有一些希望。而贝利亚只盼着斯大林在抓他之前一命呜呼。他掌握着有关领袖健康状况的准确消息。要知道，他的遍布各类职位。”

卡冈诺维奇后来说：“贝利亚曾对我们讲，假如斯大林敢逮捕他，肃反工作员会造反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同志们在1953年6月也不敢只是撤销他的职务，而是将他逮捕。他们不想让自己遭到报复。

第一批冤案平反及“解冻”

马林科夫成了党和国家第一号角色。但他的权威和意志力都不足以使他成为头号物。因此他同贝利亚结盟，以求稳住政权。他们暂时还没有认真看待赫鲁晓夫，没有把他当成竞争对手。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了三领导集团。但贝利亚不把其他同事当回事，而是独立行事。

他们同贝利亚的差别在于，他们怀疑自己能否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他们长时间地习惯于执行斯大林的命令，以至于许多的意志都变得麻木了。而贝利亚则毫不怀疑地认为，他能够完成任何任务。

在国家其他领导成员还在艰难地适应新角色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行动了--独立而自信。他掌握着一切手段，国家安全机关无所不能，谁也不敢质问：您在那儿搞什么呢？

担任内务部长后，贝利亚立即建立了4个班子，分别审查“医生案”、“米格列尔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员一案以及苏联国防部炮兵总局被捕工作员一案。然后他又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对苏联空军领导层和航空工业部工作员的指控。

4个班子很快就报告：所有案子都是凭空捏造的。由贝利亚签发的命令中说：前苏联武装力量部除奸反间谍总局的侦查是主观而又肤浅的。

此后立即开始为战后被逮捕的那些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平反昭雪。

4月2日，贝利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谋杀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苏联民演员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的情况的材料。

4月3日，应贝利亚的倡议，中央主席团通过决定，为因“医生杀犯”一案而被捕的恢复名誉：

“批准苏联内务部的建议：

l）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逮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并为其彻底平反；

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员追究刑事责任。”

4月4日，贝利亚签发了《关于禁止对囚犯采取任何强迫措施和体罚措施》的命令：

“认定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苏联法律，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大量使用各种逼供方式--严刑拷打囚犯、昼夜用手铐将双手铐在背后（个别情况下持续达数月之久），长时间不让睡觉，脱去犯衣服将其关入冰冷的囚室等现象。

“在前国家安全部领导的指示下，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内部监狱，拷打囚犯在专门为此配置了刑具的房间中进行，并由那些从监狱工作员中专门挑选出来的组成一个特别小组用各种各样的刑具来实施。

“这种极其残暴的‘审讯方式’致使那些无辜被捕的被侦查员折磨得体质下降、精神压抑，而其中个别被折磨得没有样。

“伪造材料的侦查员利用囚犯的这种状态，将预先编造好的供认曾从事反苏活动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认罪书’强加于他们。

“类似这样不道德的侦查方式将办案员的努力引上了欺骗的道路，而国家安全机关不再关注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之间的斗争一”

重新审查的只有那些同贝利亚无关的近一个时期的案子。至于其他被抓错了的，他没有去考虑。

然而当1953年4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内务部关于为“医生杀犯”恢复名誉的公告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首次承认国家安全机关犯了罪。社会上的紧张局面得以缓和。

1953年大赦

贝利亚将内务部变成了权力中心。他在这几个月将其能抓到的一切机构都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甚至包括部长会议报刊保守军事和国家机密全权代表公署（新闻检查机关），以及地理测量和地图绘制总局。

不过，他不再让内务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将所有用犯劳动的建筑工程局和工业企业都分配给了各专业部。他只是讨厌从事经营活动。他想当政治家。

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和专业工程总局合并了从事核武器生产的部长会议下属第一总局。

劳改营里的囚犯以及劳改机构和武装警卫队的工作员--也就是整个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和儿童教养所，他都交给了司法部。

他放弃了一切，除了用来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和民族主义者）和以前那些战俘当中的战犯（德国和日本）的特别劳改营和特别监狱。内务部特别劳改营里共关押着22万。他们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被释放。

贝利亚组织发起了1953年的大赦。这次大赦被认为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此次大赦给那些因犯轻罪而坐牢的打开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而后来犯这类罪行已不会被抓去蹲监狱了。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说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教所共有250万。大部分囚犯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危险：这是些妇女、少年、老和病。

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是由战前苏联开始实行的严酷的司法制度造成的，那时，私自离开工作岗位、读职、经济犯罪、轻微投机倒把和偷盗都要蹲监狱。

而1939年6月15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还禁止因犯工作出色而提前将其释放。此命令是斯大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了一番话之后出台的。斯大林说：“我们做得不好，破坏了劳改营的工作。这些当然需要获释，但从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好了……不能让这些留下来工作吗？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奖赏，颁发勋章？可以提前让他们成为自由，但要让他们作为雇佣工留下来搞生产……这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自愿与强制买公债，这里就叫做--自愿与强制留下来。”

从30年代中期起，对刑法典的大部分修改要么是斯大林本的倡议，要么是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

1942年2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对那些没有干满法定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进行刑事处罚的命令。

从1940年起，生产劣质产品的工厂厂长要被判刑5-8年。强奸罪从此比杀罪判得还要重。

1947年通过了关于加重盗窃犯刑事责任的命令。犯被判处长期监禁。因犯此类罪行而坐牢的有120万。少年因小偷小摸而被判几年。在莫斯科，一名13岁少年因从合住的邻居家里偷了两罐果酱和一点面包被判了5年。

在劳改营里有3万是集体农庄主席、旅长、工程师、企业领导，他们因渎职、经济犯罪和触犯军法而被判5至10年。

牢里有40万妇女，其中有6000名孕妇和35000名有着两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坐牢的还有24万老年和3 1000名因小偷小摸和流氓行为而被判刑的未成年。

贝利亚建议释放约100万。那些被判5年以上徒刑，犯有反革命、抢劫、巨额侵占盗窃和谋杀罪行的不在大赦之列。

与此同时，贝利亚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减轻非严重罪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对经济犯罪、日常生活中的违法行为和读职罪通过行政措施予以惩罚。

贝利亚在信中写道，法院一年要审理150万的案子，其中有65万被判监禁，而他们当中有一半所犯的罪行并不会给国家带来特别的危险。如果不改变立法，那么一两年后，劳改营里又将有大约300万……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材料并附上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草案。草案是由内务部与司法部和总检察长一同起草的。贝利亚的建议一下子就通过了。3月28日，《大赦令》正式公布。

120万被释放，40万的案子停止侦查。大赦当时被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因为在命令上签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的名字……

贝利亚的第一副手的弟弟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中将1953年春天曾对自己的一名下属说：“你根本无法想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想要干什么。他不仅会彻底打破我国的现有秩序，而且要打破各个民民主国家的秩序。”

贝利亚拒绝增加国防开支，他对将军们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1953年3月27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递交了一分报告，建议放弃许多耗费大量预算资金的昂贵建设项目。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州委书记的赞同。

由内卫部队承建的和占用大量力物力的建设项目被停了下来，其中包括土库曼主运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自流运河、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水上通道、顿河下游水利枢纽。北方的铁路和公路项目。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显然想减轻农民的负担，下放经济管理权，推行较为自由的政策。

他们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重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马林科夫后来为此而受到指责。1953年4月1日，报纸上公布了占了一整版的一份长长的减价商品清单。

贝利亚还插手国际事务。

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时，朝鲜和谈开始。在匈牙利。斯大林主义时代结束，纳吉，伊姆雷首次成为总理，他1956年再次领导这个国家。匈牙利危机逐渐使另一位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得到了权力。

贝利亚试图同南斯拉夫恢复在斯大林时期破裂的关系。他委托自己的情报员安排他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秘密会面。兰科维奇在南斯拉夫领导层内担任的职务同他一样。他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但他们没有来得及见面。

1953年夏天，东德局势恶化。其领导推行的不当政策、生活水平的低下--特别是同西柏林相比，当时还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导致了6月17日的民起义。起义者在占领了民主德国的所有城市之后，被苏联坦克镇压了下去。这使们对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

莫斯科内部的意见出现了分歧。贝利亚认为，“没有必要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让西德和东德合并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当上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强烈反对他的主张。当时争论的结果是莫洛托夫获胜，因为6月26日贝利亚被逮捕。从历史角度来看，贝利亚更接近真理。

在被捕前不久，他将驻外国的主要情报头子召回了莫斯科，目的是向他们布置新任务。他还撤换了内务部驻民民主国家所有代表机构的领导，派去的全都是些很年轻的。代表机构原来的领导全都接受外语考试，通过的被降职任命，没有通过的调回莫斯科。而当时远非所有都懂外语，他们习惯于工作时带上翻译。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贝利亚差不多将内务部驻东德代表机构员裁减了90％，此前在那里工作的肃反员达2200。贝利亚认为，苏联军官不合理地取代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机关，并妨碍了他们的工作。在东德留下了300名肃反员，而且他们履行的已完全是顾问性质的职能。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1953年担任内务部第二总局（对外情报局）某处处长，他对我讲述了贝利亚突然将其叫去，派他前往罗马尼亚一下子担任两名罗马尼亚部长--国家安全部长和内务部长--的高级顾问一事的经过。

“您是不是得到了贝利亚的特殊信任？”

“我对他来说是个新人。贝利亚最近几年没有直接领导过国家安全民委员部和内务民委员部，整个这一时期我不在他的视野之内。1953年是我那良好的工作鉴定和一局领导对我的好评发挥了作用。”

“那么他为什么派您去罗马尼亚呢？”

“我第一次被派到那里是在1944年9月初。我在那儿呆了3年，认真研究了这个国家、那里的风上情、们的心理，熟练掌握了罗马尼亚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曾装扮成地道的罗马尼亚，我的长相也帮助了我。我不想放弃在总部机关的工作。我曾试图劝说局长取消我的候选资格。可有什么用：没有敢违拗贝利亚。”

“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这是个阴险狡猾、残酷无情、踏着许多的尸体走向权力顶峰的延臣。贝利亚的脑子很敏锐，精于算计。他熟悉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的技巧。

“在1953年3月来到内务部之后，贝利亚对战后这些年情报机关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开始对该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对派驻民民主国家的顾问班子进行了改组，让那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工作员担任领导。他要求他们熟练掌握驻在国的语言，不用翻译就能同保密机关负责和国家领导进行交谈。

“他认为，对待我们的盟友应当更加尊重和信任，因而他坚持要求顾问们不要干预他国内政，对那些‘不保险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由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而引发的事情，不要提建议，以使任何都没有任何借口说，这些事是应苏联同志的指示而发起和实施的。”

“您从贝利亚那里得到了什么指示？”

“我刚在罗马尼亚首都熟悉了一下情况，6月17日就在柏林爆发了工反对东德政府政策的运动，这次运动被苏联军队镇压了下去。贝利亚打电话给我，预先告诫我；‘您要用脑袋保证在布加勒斯特不发生此类事件。’他还吩咐我每天向他本或者是他的第一副手科布洛夫汇报罗马尼亚局势，科布洛夫当时分管对外情报工作。

“战时在苏联境内组建的罗马尼亚军队的一些精锐师以及边防部队被调往布加勒斯特城下，加强了城内和郊区的巡逻……罗马尼亚当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贝利亚被逮捕的那一天，我的专线电话不响了。我没能给莫斯科打通电话。

“大约过了一个月，像其他高级顾问一样，我也被召回：‘对您的任命没有经过苏共中央的同意，因此您被解除职务。请您等待新的命令……”’

执掌国家大权

如果以为当时所有都憎恨贝利亚，那就错了。当“医生杀犯”被释放，而那些将他们送进大狱的受到惩罚之后，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科学院院士雅科夫·鲍里索维奇·泽利多维奇不无自豪地对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说：“这可是我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搞定的！”

一些人当中有这样一种看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惟一的保护者和惟一的依靠。”

阿列克谢·阿朱别伊曾听过他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盛大集会上的讲话。从外表上看，他体态发福，脸部浮肿虚胖，像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穿的衣服又肥又大。但他讲得却很精彩，几乎没有口音，声音清晰而威严。他巧妙地利用停顿，然后突然抬起头来，期待鼓掌。他的报告不落俗套。

既是教授又是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当年是内务部的一名年轻的军官，他对我说：“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当年对我来说是个完美无缺的物。《肃反工作者进行曲》中有这么一句话：‘贝利亚指引我们跟随斯大林向前进’。我觉得，他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我曾在喀山军事学校工作过，身边服役的是塔什干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简直就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奉若神明……”

要不，有可能是怕他？

他并没有改革国家生活的计划，但他渴求权力，并且明白，应当在党内找到依靠--以各民族共和国中央和各州委的书记为代表的依靠。他这样做比赫鲁晓夫这样做要困难。那些第一书记们了解赫鲁晓夫，虽然对他有一点瞧不起，但还是把他当作自己。而贝利亚只能做到让他们害怕自己。可光靠让害怕是把持不住整个国家的。

1953年们产生了政治真空感。国家由集体领导统治，党的宣传机构不知道该突出谁。国家首次没有了领袖。

主要政治领导的名字几乎不被提及，他们做了什么也不报道。报纸上偶尔闪现的只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名字，他一个出席外交会晤，接收外国信件并作出回复。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认认真真地向先进工作者颁奖。

党的书记们不知道该听命于何，不知道该吹捧谁，向谁汇报工作，于是感到不自信。克里姆林宫里那过于复杂的纸牌卦令他们感到害怕，让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希望看到局势明朗化。

贝利亚把赌注压在了各民族共和国--即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上。他认为，应当给予这些共和国更多的权力，首先是在选拔地方干部问题上。令各共和国感到不满的是，给他们派来当领导的都来自于国家的另一端，他们既不熟悉当地的环境，也不懂当地语言--他们也不想知道这些。可他们为处事却像主子一样。

此外，他的建议似乎意味着停止同民族主义作斗争，而当时，杰出的电影导演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任科因为拍了一部关于乌克兰的影片而被禁止从事创作活动。贝利亚反而建议发展民族文化，用当地语言教学，还想设立各民族共和国自己的勋章。这令地方书记们感到高兴。他们将有可能任命自己的、而不是莫斯科派来的担任第二书记。

他向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一份有关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情况的报告。其中谈到了立陶宛和西乌克兰的迫害镇压和没收富农财产的情况，谈到了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和干部政策中的错误。

依照他的这份报告，很快通过了决议--关于选拔民族干部的决议，关于各共和国重要工作员应当懂当地语言并且用当地语言处理公文的决议。

维利斯·克鲁明什50年代曾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他后来回忆说，1953年6月，政府第一副总理贝利亚的报告和指示发到里加，指示要求将公文译成拉脱维亚语。上级任命的官员中，不懂拉脱维亚语的调离，听候苏共中央任用。

当时列出了一份包括107人的名单，这些人应当被打发回家。有给莫斯科打了电话：怎么能赶走这些人？要知道我们刚刚请他们来到拉脱维亚。

中央威胁说：“如果不执行指示，将负党内责任。可能还不止是党内责任。”

一些党务干部立刻就忘记了俄语。共和国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说：“干部应当拉脱维亚化。”可贝利亚不久就被逮捕了，原来的指示全都取消。此时拉脱维亚已不急于采取新举措。

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里的斯大林塑像一直摆放到1959年中期。克鲁明什曾对总务主任说：“你把它搬走！”

总务主任却去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佩尔谢小心翼翼地说：“再等等吧。”

1959年，赫鲁晓夫来到里加。他看到了塑像，对第一书记扬·爱德华多维奇·卡伦别尔津说：“你们怎么搞的，找不到牵引车把它拖走吗？……”

1953年6月8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谈了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结构问题。他写道，在内务部及下属机构中的领导职位上几乎没有白俄罗斯族，“在共和国、州和区一级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任用白俄罗斯族干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西部各州，几乎根本就不用当地的白俄罗斯族。学院里只用俄语授课，而30年代也用白俄罗斯语授课。他还捎带提到了农民的贫穷状况：西部各州集体农庄里的们在劳动日所得极少……

贝利亚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明斯克撤换了内务部长及其副手。撤换党的机关干部本应由中央主席团来进行。

根据贝利亚的同样一份信函，在基辅召开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全会认为共和国政治局在领导西部各州方面的工作不能令满意，取消了选拔其他州的工作员到西部各州从事领导工作以及在大学里一律改用俄语教学的做法。

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因犯下严重错误而被撤职。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梅利尼科夫虽然在顿涅茨克和基辅工作多年，但他是俄罗斯族。取代他的是乌克兰族的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

现在贝利亚建议让白俄罗斯族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齐米亚宁来取代白俄罗斯第一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

帕托利切夫留下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共和国内务部长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斯卡科夫当时通知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说拉脱维亚内务部长彼得·帕夫洛维奇·孔达科夫曾给打他电话。孔达科夫去了莫斯科，受到贝利亚的接见，他得知，内务部正在收集帕托利切夫的材料。

帕托利切夫立刻去了莫斯科。他在那儿见到了已经被解除职务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前第一书记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梅利尼科夫。他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梅利尼科夫讲述了他痛苦的经历。

帕托利切夫找了所有决策者：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和政府总理马林科夫。谁都不承认有解除帕托利切夫职务的计划。聪明的建议他求见贝利亚。

帕托利切夫给贝利亚打了电话。但贝利亚推托工作繁忙而拒绝会面。这对帕托利切夫来说已经意味着很多了。

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往明斯克打电话找到帕托利切夫，说他将因“违反列宁的民族政策”而被解职。

然而，帕托利切夫的运气实在是好得让难以置信。在白俄罗斯中央全会上，第一书记受到指责，与会者说他选拔和任命于部不当，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犯下重大错误。全会于1953年6月25日召开，这正是贝利亚被逮捕的前一天，当然，无论是帕托利切夫还是全会其他代表，谁都没有想到贝利亚会被抓起来。

会上宣读了批评第一书记的报告。帕托利切夫上台讲了话，他说：“我是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来到这里的，我离开这里也要有中央的指示。”

第二天，全会继续进行。然而当代表们在明斯克批评第一书记的时候，贝利亚在莫斯科被逮捕，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帕托利切夫被叫去接电话，电话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打的。他们说，贝利亚被抓起来了，但他们让他对此事暂时保密。重要的是：“如果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向苏共中央提出请求，关于召回您的决定会被取消。”

而那些刚才还打算罢免自己的第一书记的随即表决赞同让他留下来。3年后，赫鲁晓夫免去了帕托利切夫的职务，派他搞外交工作--任命他为副外长……

阴谋

人们通常说，逮捕贝利亚是国家历史的转折关头，是同斯大林个崇拜作斗争的开端。赫鲁晓夫有这种想法要晚得多，而在1953年只是为了争夺权力。党内的同志摆脱了一个危险的对手和一个令厌恶的。

斯大林通常是一步一步地除掉政治局委员，收集有关他们的证词，让政治局其他委员熟悉材料，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问题。受害者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一切职务，被传讯和逮捕。

但对贝利亚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战友们感到不自信，他们对他提不出什么指控来。更准确地说，可以用来指控他的那些罪名，他们也全都有份儿。

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下述说法：贝利亚准备推翻党的领导，准备逮捕所有人。只有赫鲁晓夫说：“同志们，对于这种奸诈小只能这样做。假如我们略微早一点对他说，他是个恶棍，那么他会除掉我们。他会这样做的……他会下毒，他也做得出一切卑鄙下流的事情……我们认为，如果他得知在会议上将讨论有关他的问题，那么结果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而他将会鼓动他的那些亡命徒，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1953年采取了斯大林时代惯用的做法。他们只是逮捕了贝利亚，没有宣布罪名，没有逮捕证。这次不是贝利亚的阴谋，而是针对贝利亚的阴谋。

然而，在改革时期，一些军官说，在逮捕贝利亚的那一天，上级用警报将他们所在的部队集合，命令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好像内务部第三局（武装力量中的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试图妨碍部队展开行动……还有传闻说，1953年夏天，内务部的一个师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只等待贝利亚下达进入首都的命令，以帮助他夺取政权。

瑙莫夫教授说：“这个师现在也还在那儿，这是内卫部队前捷尔任斯基师……没有证据表明他准备夺取政权。他也用不着这样，他靠自己拥有的那些案卷将他们所有都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指控任何犯下了某项罪行，但他不急于这样做。他认为，这个果实还没有成熟。他等待着果实成熟，然后权力自己摔到自己的脚下……”

如果贝利亚并不打算收拾政治局的同志，那么赫鲁晓夫等为什么要将他逮捕呢？

瑙莫夫教授说：“他在国内的威信急剧上升。在他的衬托下，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这些国务活动家显得软弱无能。他依靠自己的性格将所有都压倒了，开会时他不让任何说话，自己宣布开始讨论，自己做总结，时常打断其他的发言，还会用粗鲁的话侮辱他。他们害怕他，因而无法回击。主席团成员之间在重要的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他们会随即争吵起来的。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们暂时还拥有团结的基础--对贝利亚的恐惧，于是他们采取了这一做法……”

阴谋是在1953年6月初酝酿成熟的。这种事情不是所有都能做好的。无论是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还是朱可夫，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一个个地说服中央主席团成员。所有重要的谈话他们都是在街上进行的，他们不敢使用电话或是在办公室、自己的住宅或别墅里讨论什么重要的问题。

在1957年6月全会上，马林科夫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说国家安全机关对他进行了窃听。赫鲁晓夫表示反对，说被窃听的是他。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两个都遭到了窃听。

伏罗希洛夫元帅是从1942年开始被窃听的。当时斯大林因前线溃败而迁怒于他，任命他担任一个对这位前国防民委员来说并不大的官职--游击运动总司令。

记录他们谈话的是内务部第九局（政府保卫机构）。理由是确保主席团成员的安全：万一哪个犯罪分子给他们打电话怎么办？

党内领导层的同志们推翻贝利亚不只是因为他觊觎第一号角色。他们害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将那些证明他们参与迫害他的文件公之于众。谁参与了什么事，他可都知道。所有都犯过错误，有的在准备好的名单上签过字，有的亲自要求过逮捕某人。如今贝利亚将他们所有的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党的其他领导成员也明白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只是他们有些迟疑，胆小怕事。历史学博士尤里·茹科夫公布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件，苏联政府的新任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建议于1953年4月召开中央全会，谴责对斯大林的个崇拜。

他讲话的初稿保存了下来：

“同志们！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我认为必须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层的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我指的是对个在历史中所起作用的一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认识在我们这里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其结果是进行有害的个崇拜的宣传。无须证明，这种崇拜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其本身也不是别的，正是社会革命党的做法。

“我们党的力量和正确领导的保证，我们继续前进和我国经济与国防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条件，在于集体领导体制和领导层的团结一致……

“出于这些原则上的考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请苏共中央全会审议以下决议草案：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报刊和口头宣传中存在着不正常的现象，其表现是，我们的宣传工作者迷失了方向，对个在历史中的作用产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开始宣传个崇拜。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谴责和彻底消除我们宣传工作中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的倾向，其表现形式是宣传个崇拜，同时轻视党和政府团结一致的、统一的集体领导的意义和作用。”

然而，全会没有召开。马林科夫没有勇气说出斯大林的名字，而贝利亚则直接说过斯大林搞个崇拜，直言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将自己有关“医生杀犯”一案的报告拿给中央委员看。这是一份厚达数十页的长篇文件，其中引用了国家安全部侦查员的供词和斯大林要求毫不留情地殴打囚犯的批示。这如同一枚引爆的炸弹一样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利亚在讲述政治迫害的时候，却将自己应对此承担的责任推卸掉，同时试图让他来承担责任。这最令党的机关工作员感到害怕。

他下令逮捕了国家安全部前第一副部长留明，还想逮捕前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指望他们俩能提供关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参与了迫害并批准了一系列逮捕和枪毙的供词。因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为推卸自己的罪责，认为最好是将所有罪名都扣到贝利亚头上。

那么，这样一个在斯大林时代都保全了性命的经验丰富的、一个狡猾的阴谋家怎么会让赫鲁晓夫给逮捕了呢？他放松了警惕，失去了警觉，低估了他的同志们，特别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他把我们当成了缺心眼的傻瓜，” 马林科夫后来在全会上说。

“但我们实际上并不那么傻，”赫鲁晓夫得意地随声附和。

决定贝利亚命运的是积极活跃、性情坚定的赫鲁晓夫。在推翻贝利亚之后，他跃身头面物之列，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党内其他领导成员本不打算枪毙贝利亚。

瑙莫夫教授说：

“我们找到一份马林科夫的讲话手稿。这份手稿中，等待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本来是另一种命运--撤销他内务部长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任命其为石油工业部长。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主张彻底解除贝利亚的职务。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没有感觉到有这么大的威胁，他们建议任用贝利亚从事其他工作。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占了上风。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发了言，然后他们向贝利亚宣布，他被逮捕。进来几名军官，为首的是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将军。选择朱可夫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身体强壮。莫斯卡连科身体虚弱，贝利亚会将他打倒的。然而根本没有用得上动武。朱可夫只是猛地将贝利亚面前的公文夹甩向一边，他以为那里面有武器。公文夹向赫鲁晓夫飞去，赫鲁晓夫吓得往后一闪。

“贝利亚被带走了。他本人什么话都没来得及说，因此只是在狱中所写的第一封信中才就对他的指控作出了回答。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直到被带离会议室的时候都没有料想到他会受到审判。

“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指控是，他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他对同志们盛气凌人，言行粗鲁。为此不会被枪毙的--贝利亚这样想没错。可他忘了，他本也曾因一点点小事而枪毙过别人。

“此次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议是匆忙间召集的，远非所有的与会者都被告知此刻将会发生什么事。米高扬是在来开会的路上知道此事的，是赫鲁晓夫告诉他的：他们坐在同一辆车上。有的直到会议开始那一刻才得知此事。他们需要立即确定方向，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过，他们的政治嗅觉并没有出卖他们。贝利亚被带走后，会议继续进行。这样一来，大家都有时间清醒过来，采取正确的党的立场……”

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呆到深夜，直至得到消息说，贝利亚已被押送到拘留所，直到那时才散会回家。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谁也没有试着去帮贝利亚一把。

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米尔一加法尔·阿巴索维奇·巴吉罗夫来到了莫斯科。早在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时，他就是贝利亚的朋友和战友。先前是他帮助过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后来是后者关照过他。巴吉罗夫吃惊地给米高扬打电话：“我给拉夫连季打电话，但没有一个电话打得通。发生了什么事？”

米高扬知道，他的电话正在被窃听，于是谨慎地回答：“你明天来中央委员会就全都知道了。”

甚至连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都一无所知。

歌剧《十二月党人》

贝利亚的儿子至今仍确信，他的父亲是在被捕之日被枪杀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住在小尼基塔街的一个宅子里。现在这里是突尼斯大使馆。

有甚至告诉贝利亚的儿子，说一些忠诚的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带到了阿根廷，还向他出示了据说是这位前国家安全机关头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照片。但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只有他儿子……

负责逮捕贝利亚的是武装力量部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他责成自己的第一副手朱可夫元帅直接领导这次行动。朱可夫挑选他相信的和那些不害怕的。因为有过这样胆小的人，如一名指挥员，在别告诉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晕了过去。

朱可夫挑了4个：莫斯科防空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第一副司令巴季茨基中将，防空区参谋长巴克索夫少将和政治部主任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祖布。

他们4人中只有祖布少将活得够长，从而来得及在改革年代讲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所有人都携带武器，被召集到布尔加宁那里。布尔加宁和未可夫用自己的免检车将几名军官带到克里姆林宫--说是去汇报防空体系的情况。直到这里他们才被告知要去做什么。

他们把贝利亚带到休息室，在那里呆到夜间。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换了岗，但是他们直到天黑才冒险将贝利亚带了出去。

他们将犯押送到莫斯科防空区司令部的拘留所。拘留所主任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加夫里洛夫在改革时期通过《苏联体育报》讲述了这一切发生的经过。

在此之前，晚上7点钟，布尔加宁部长来到这里，他查看了拘留所，亲自选了一间房，命令取掉会碰破脑袋的暖气片，还让在窗户上罩一层铁丝网，防止犯打破窗户，用玻璃残片割腕自杀。

半夜一点半，贝利亚被带到。在上路之前，贝利亚被裹在毯子里置于布尔加宁的高级轿车里。虽然克里姆林宫换了岗，但他们还是不想冒险。

拘留所其他被关押的都被清除了出去。警卫也换了。挖了堑壕，装甲运兵车做好了战斗准备。贝利亚在这里呆了一周。在7月3日凌晨，他被转送到防空区司令部，关在地堡里。

他在那里一直呆到死。谁也没有给过逮捕证、关押许可证。

贝利亚是星期五被逮捕的。各报的编辑接到中央指示：撤销有关他的一切报道。地方党的机关得到的指示是：摘下他的画像。

星期天报纸头条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于星期六，即6月27日在大剧院观看了作曲家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沙波林创作的新歌剧《十二月党人》的第二次演出。担任指挥的是苏联人民演员亚历山大·沙米利耶维奇·梅利克一巴沙耶夫。歌剧主演是苏联民演员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奥赫洛普科夫。贝利亚缺席。

具有某些象征意义的是，中央主席团去观看的恰恰是讲述反帝王起义的歌剧《十二月党人》。

这部歌剧的创作过程不同寻常。尤里·沙波林作曲是在1925年，1937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写的剧本没获通过。新剧本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写的，1953年1月，中央的决定认为该剧还是不适合在大剧院公演。直到斯大林死后，该剧才得以上演。

贝利亚被逮捕后，最高苏维埃立即取消其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他被撤销政府副总理和内务部长职务，所有职衔称号和奖章奖励也均被取消。

1953年7月2日至5日，苏共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有三个问题：“1、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的罪行（报告马林科夫同志）；2、关于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报告伏罗希洛夫同志）；3、组织问题（报告赫鲁晓夫同志）。

三个问题都没忘了贝利亚。

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说：

“我们大家得出结论：由于民主德国政策不当，犯了许多错误，德国居民当中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其特别明显的表现是居民开始从东德往西德跑。

“我们应当清醒地直面现实，应当承认，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存在，民主德国的现行制度是不稳固的。在讨论德国的问题时，贝利亚不是建议修正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而是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奉行建立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

赫鲁晓夫随声附和马林科夫：“这意味着将1800万德国置于美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贝利亚说：‘应当建立一个中立的、民主的德国。’难道一个资产阶级的德国会是中立的和民主的吗？贝利亚说：‘我们将缔结条约。’而这个条约顶什么用？我们知道条约的价值。如果有大炮作后盾，那么条约是有效力的。如果条约没有武力作后盾，那它将一文不值。家会笑话我们，会认为我们天真幼稚。而贝利亚并不天真，并不愚蠢，他不是傻瓜。他聪明、狡猾而又奸诈。他的所作所为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像是一个奸细，天晓得，或许他从外国间谍机关那里得到了任务……”

前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说：“他开始败坏斯大林同志的名声，开始给列宁之后最伟大的身上抹黑……我相信，正是由于他施加了压力，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很快便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崇拜问题……”

冶金工业部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捷沃相说：“贝利亚这个恶棍反对们在谈论我们党所遵循的学说时，将斯大林同志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相提并论。这个恶棍居然坏到了这种地步……”

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说：“在贝利亚的报告里不知何故常出现这样的专名：‘西乌克兰知识分子’，‘西乌克兰干部’，‘典型俄罗斯’，‘俄罗斯化’……而此时在乌克兰早就不用这些词了。乌克兰民和苏联民是一家，这个家庭里没有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之分……”

大家都千方百计往贝利亚身上泼脏水。

曾几何时，叶若夫曾被指控为同性恋。这会儿苏共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则讲述了贝利亚和女人的关系。他大段大段地引用了贝利亚的卫队长萨尔基索夫上校的供词：

“我知道贝利亚同各种各样的女之间有许多交往……贝利亚曾同外语学院女大学生迈妞同居。后来她怀孕了，堕了胎。贝利亚还同18至20岁的姑娘利亚利姬同居过。她生下了贝利亚的孩子，现在她带着孩子住奥布鲁奇尼科夫原来的别墅里。

“应贝利亚的指示，我专门列了一个曾与其同居过的妇女的名单（哄堂大笑）。后来依照他的建议，我将这个名单销毁了。但有一份名单我保存下来了。这份名单上列出了25名以上这样的女子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份名单现在在我的住处，在一件制服的衣兜里。

“一年或是一年半以前我确知，由于与妓女有染，贝利亚得了梅毒。”

与此同时，全会上也首次出现了谴责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言论。

马林科夫在总结性发言中说：“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日常领导工作中，对斯大林的个崇拜已达到了不正常的水平和程度。集体领导方式在工作中已被抛弃，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我们的最高领导层根本就不复存在。我们无权向你们隐瞒，这种畸型的个崇拜已导致一作决定的武断作风，并在近些年开始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克里姆林宫决定取消斯大林礼品展览。这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开始。

不过，全会上的所有发言仍然是秘密，什么都没有公开发表。几天后，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只有几行字的短消息：中央全会认定贝利亚为共产党和苏联民的敌，将其开除党籍。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有关贝利亚罪行的案件交由最高法院审理。

当时一首短歌谣风行全国：

贝利亚，贝利亚，

不再受信赖，

马林科夫同志，

一脚把他踹。

许多人也相信贝利亚是间谍。大家立刻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坏蛋和罪犯。这是斯大林时代沿袭下来的习惯性思维在作怪，那时谁也不怀疑：既然被逮捕，那就是有罪。

而平静地接受了斯大林死讯的那数百万囚犯则把贝利亚被捕看作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命运中的转折点……

在国家安全机关中，没有一个像克里姆林宫所担心的那样，试着去解救自己的上司。

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回忆说，1953年6月26日，他下班回别墅时，吃惊地看到一队坦克行驶在公路上。早上他注意到，他的会客室里挂着的贝利亚的画像不见了。一个小时后，部领导员被召集到会议厅开会。主持会议的是第一副部长科鲁格洛夫和谢罗夫。

科鲁格洛夫宣布，前部长贝利亚因从事反国家的奸细活动而被逮捕。科鲁格洛夫说，他将向马林科夫同志报告：内务部机关和内卫部队效忠党和政府。

贝利亚的被捕令全国党务机关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既害怕贝利亚本，也害怕贝利亚安插在地方上的，害怕国家安全机关。该机关向他们示意：它甚至在监视着党的领导层，与其平起平坐，它不承认党对自己的领导权。无论是州委第一书记，还是共和国中央书记，谁都保不准会突然被逮捕。他们全都害怕地方上的肃反头子，知道这些在监视他们，但不知道州内务局长或共和国内务部长具体都向莫斯科汇报了些什么。

《真理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党、政府、苏联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中说：“任何工作者，不论他身居什么职位，都应当接受党的严格监督。党组织应当不断地检查所有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检查所有领导员的活动。其中包括必须对内务部的活动进行系统而严格的监督。”

6月29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组织侦查有关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犯罪行为的案件》的决定。原总检察长被撤职，任命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为新的总检察长。他曾是乌克兰检察长，赫鲁晓夫对他很信任。

1953年夏天，《苏联大百科全书》的所有订户都收到了一个信封，内有刚刚打印好的几页纸，建议他们将这几页纸贴到第五卷，代替印有关于贝利亚的条目的第21-23页。他应当从历史上消失。

1953年12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审理贝利亚及其同谋的案件》的决定。案件应根据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法律所规定的办法在内部开庭审理，没有外人参加。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起诉书文本，并向各级党组织分发。

人犯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囚室里。囚室的电灯夜里也不关掉。一名军官与贝利亚寸步不离，他受命在有袭击囚室的情况下将贝利亚击毙。大家都怕有试图解救他。贝利亚对这名军官说，他没有任何过错，很快就会被释放。他不相信，他的同志们会用他处理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他。

在被监禁时写的第二封信中，贝利亚向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提到，他曾如何保护他们免受斯大林的迫害。他随即被禁止写信，眼镜和铅笔也被没收。他可千万别写出些什么他所知道的有关他们的情况……

而贝利亚多年来收集到的有关自己同志的那些材料命运如何呢？经主席团成员商量，11个装文件的袋子被烧掉。这些文件中有什么？此事不为知。

侦查工作进展艰难。主席团成员一个星期都不知道如何起草起诉书，后来指控贝利亚从事反党活动。可鲁坚科说，刑法典里没有这样的条款。于是说他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可具体是什么活动呢？贝利亚的罪行是大规模迫害，但这一点没法儿控告他。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他的阴谋。

于是，为以防万一，他们指控他犯有强奸罪。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9年1月4日通过的《关于加重强奸罪的刑事责任》的命令，这一罪状在任何情况下都允许枪毙贝利亚。国家安全部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同时宣布数条罪状。这条被取消了，那条也会留下来。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小组于12月18日至23日决定了贝利亚及其助手的命运。

该小组成员包括科涅夫元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莫斯卡连科大将、莫斯科州委书记米哈伊洛夫。格鲁吉亚工会主席库恰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两名法学家--苏联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赛丁和莫斯科市法院院长格罗莫夫。

和贝利亚一同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他多年来的一些助手：

梅尔库洛夫--前国家安全部长，被捕前担任苏联国家监察部部长；

杰卡诺佐夫--曾任苏联内务民委员部某局局长，被捕前担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

科布洛夫--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被捕前任内务部副部长；

戈格利泽--前格鲁吉亚内务民委员，被捕前任苏联内务部某局局长；

梅希克--曾任苏联内务民委员部某局局长，被捕前担任乌克兰内务部长；

弗洛济米尔斯基--一苏联内务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前局长。

庭审是根据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法律进行的，也就是没有检察官，也没有律师，采用的是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杀害后第二天所采取的简化审判方式。提出的指控根据的是臭名昭著的刑法典第58条。

判决书中说：“法庭一致认为，被告贝利亚以下罪行证据确凿：背叛祖国，组织建立反苏阴谋团伙，目的是夺取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针对忠实于共产党和民的政治活动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在阿塞拜疆木沙瓦特反革命政府的反间谍机关里担任秘密间谍期间极力镇压1919年巴库工革命运动，在被揭发和逮捕之前一直与外国情报机关保持联系。”

贝利亚在法庭受到的指控还有，他在1942年担任大本营驻外高加索方面军代表时曾试图开放高加索山脉的山口，以便让敌军进入格鲁吉亚……贝利亚还曾试图破坏苏联各族民同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友谊。他还抵制为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济、不断提高苏联民福祉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所有被告都被认定犯有如下罪行：叛国，组织反苏阴谋团伙以夺取政权，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事实证明有罪的被告贝利亚、梅尔库洛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戈格利泽、梅希克和弗洛济米尔斯基，在法庭上对他们在预审期间交代的供词供认不讳，承认自己犯下了一系列国事罪。”

对贝利亚的审判纯粹是一场闹剧，在审判之前就已经清楚了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12月23日，在宣判几小时后，他被枪毙。执行判决的是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巴季茨基将军，随后，同他在一起的5名军官又朝已经死了的贝利亚补了几枪。没有请行刑队，因为见证者越少越好。

瑙莫夫教授说：“巴季茨基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楼梯上就打死了贝利亚。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房间都不太大的混凝土大楼里，他们可能会伤到自己。巴季茨基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让赫鲁晓夫安心：贝利亚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他在受审之后刚一出来就被枪毙了。实际上他们带来了些木板，将其钉在房间四壁，以使子弹能留在里面。”

他们允许贝利亚换上新内衣，给他从家里拿来一套黑色西装。双手带上手铐。他看上去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没有哭，也没有提出任何请求。贝利亚的尸体被运往顿河火葬场火化。骨灰被随手抛撒了。

巴季茨基后来获得元帅衔，当上了国家防空军总司令和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他军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巴克索夫（后为上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祖布（后为少将）、维克托·伊万诺维奇·尤法列夫（后为上校）--于1954年1月被授予红旗勋章。据说他们指望获得金星英雄勋章。不管怎么样，他们尽心完成了工作，觉得自己是英雄。

贝利亚的约20名亲人和他的妻子被强迫迁离格鲁吉亚，这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做法。况且他的母亲和岳母都已经80开外了，但她们还是被送往偏僻的地方。母亲被强制迁离是因为她每天都“为民公敌贝利亚的健康”而祈祷。其他亲被指控谈话具有反苏性质，其中也包括他那又聋又哑的妹妹拉夫连季娅·帕夫洛维奇。这是纯粹的违法行为……

贝利亚的妻子和儿子被逮捕。

尼娜·泰穆拉佐夫娜·格格奇科里亚--贝利亚在她的丈夫被枪毙之后，于1954年初给赫鲁晓夫去了一封信。她写道，她被开除了党籍，并被指控“搞反苏阴谋，目的是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

另外，她还被指控同据说是她的亲属、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格格奇科里亚通信。但她否认了这一指控：

“我不认识他，从来没见过他，他不是我的亲属，我从未跟他通过信，也不可能跟他通信……

“我所背负的真正可怕的指控是，我当了30多年贝利亚的妻子（从1922年起），30多年用他的姓。而且，在他被逮捕之前，我忠实于他，对他在国家和社会上的地位尊崇有加，并且盲目地相信，他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一个忠诚的、经验丰富的和有用的……我没有料到，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这是在侦查案子的过程中告诉我的。然而他在这种情况下欺骗的不是我一个，而是全体苏联民。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所担任的职务，苏联民也曾信任他……

“1942年，我从他本人那里得知，他对婚姻不忠，从那时起，我不愿再作他的妻子。从1943年起，我住到了郊区，先是一个住，后来是跟我儿子一家住。”

尼娜·贝利亚还说，她身患重病，不久于世，请求不要让她“在没有自己儿孙们的安慰下，在牢房或是某个流放地孤独地死去”。

赫鲁晓夫将信散发给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但直到差不多一年后，1954年11月底，中央主席团才决定了贝利亚的儿子和遗孀的命运：给予他们行政迁移处分。这也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决定……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的姓氏被剥夺：他的所有证件都被收回，给他开了新的证件，用的是母亲的姓氏。

国内审理了数起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员的案子。

1954年7月，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被枪毙。

随后受审的是贝利亚的--他过去的对外政策助理彼得·阿法纳西耶维奇·沙里亚（被判10年），前内务民委员部和内务部秘书处处长马穆洛夫和柳德维戈夫10年），前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秘书处主任奥尔登采夫和贝利亚接待室主任穆哈诺夫（他们的罪行是对国事罪知情不报，被判流放）。

1955年9月7日至19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第比利斯审判了前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长拉帕瓦、鲁哈泽和格鲁吉亚内务部副部长采列捷利，此外还审判了一些执行员--前内务民委员部--内务部工作员萨维茨基、克里米扬、哈赞、帕拉莫诺夫，还有曾担任格鲁吉亚内务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狱长、后任贝利亚警卫的纳达赖。

除帕拉莫诺夫和纳达赖之外，所有都被判枪决。

1956年，轮到了前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米尔--加法尔·巴吉罗夫。他在共和国肃反委员会时曾是贝利亚的上司，后任共和国内务民委员。《老广场30年》一书的作者卡连·涅尔谢索维奇·布鲁坚获最初是从巴库干起的，他这样写巴吉罗夫：如果撇开伦理道德范畴和相关评价不谈，应当承认，这是一个坚强有力的。非凡的、给印象深刻的。此头脑清醒，拥有杰出的组织才能，见多识广，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嗅觉，意志坚定，行事果断。

他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巴库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被免去职务。他被逐出巴库，担任古比雪夫石油联合企业厂长，主管人事工作。1956年夏天，他在巴库受审后被枪毙。

1959年2月，原贝利亚卫队长拉斐尔·谢苗诺维奇·萨尔基索夫上校受审，他被判了10年。

贝利亚1953年114天的执政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困惑。国家的头号刽子手能成为一个改革者吗？

这种不同角色的结合只是初看上去让觉得诧异。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协助下，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强大的军工综合体，甚至成为超级大国。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国家几乎要被彻底拖垮。

于是上层统治者意识到，需要进行有限的改革，以挽救国家。最先产生这一想法的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不管他是拉夫连季·贝利亚还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他们比其他更清楚地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

他们担心，如果不稍微放松一点管束，那么他们很快就根本没可管了。

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崇拜者们痛心地说，“假如不让戈尔巴乔夫掌权，社会主义本可以得救的。”然而异端邪道始于戈尔巴乔夫之前。当初应该阻止柯西金搞经济改革……哦不，一切开始得还要早--是始于赫鲁晓夫的“解冻”。可假如阻止赫鲁晓夫掌权，那么掌权的将是拉夫连季·贝利亚。

贝利亚于1953年推行的令国家其他领导感到惊慌的改革只不过是一种自救的尝试。在短暂的改革时期结束后，国家还会再次变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现实社会主义自由化的任何尝试都会导致其毁灭，正如1991年所发生的那样。

第四部分 赫鲁晓夫时代

第十章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回忆说，1953年夏季的一天，一个秘密基地的住户发现，写着“贝利亚街” 的牌子被摘掉了。原处挂上了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科鲁格洛夫街”。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当了10年内务部长，斯大林时代7年，斯大林之后3年。1945年最后几天，科鲁格洛夫接替贝利亚，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

1946年1月10日，贝利亚和科鲁格洛夫签署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务交接文件，文件上写着：“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12月29日发布的关于免去拉·帕·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和任命谢·尼·科鲁格洛夫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命令，根据1945年12月30日的情况进行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务交接。交付事务一方为苏联元帅拉·帕·贝利亚，接收事务一方为上将谢·尼·科鲁格洛夫。”

随着他出现在这个惩戒性部门的首长办公室，一个军人时代开始了。科鲁格洛夫和克格勃第一任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既不是政客，也不是职业肃反人员。他们是通过党内挑选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而且都服过役，都像军人那样不折不扣地执行所有命令。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幸运的。他们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时，叶若夫的迫害浪潮已经结束，他们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也幸免于难。他们两人都曾是贝利亚的副手，但他们不属于他那些忠实助手的班子，因而在1953年没有随他坐到被告席上。可是后来，他们过去的罪过还是被回忆起来。谢罗夫是赫鲁晓夫身边的人，他受害轻一些。科鲁格洛夫受害重一些。

贝利亚的接班人

科鲁格洛夫1907年生于加里宁州。21岁入党。当过拖拉机手、农村阅览室管理员、村苏维埃主席、消费合作社理事。1929年他应征入伍。由于他曾是拖拉机手，因此他进入了坦克团。

他是继缅任斯基之后第一个获得过真正全面正规教育的部门领导人。也就是说，他愿意学习并且不无才能。他毕业于莫斯科卡尔·李卜克内西工业师范学院。然后他成为东方学学院特别班--日本班--的学员。最后，他进入了红色教授学院这样有名望的学府。

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教员。然而党的机关里出现了这么多空缺，以至于他在1937年上毕业班时被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责任召集人。他在那儿工作了不长时间。叶若夫被赶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成了内务人民委员，上级给他派去了一个党务工作者班子，协助他工作。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也被召到贝利亚那里。1938年12月20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代表，负责调查部内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

科鲁格洛夫得到了贝利亚的赏识，两个月后，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被任命为副人民委员兼人事局局长。科鲁格洛夫32岁就当上了副人民委员！当时升官真是快。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1941年分成两个部之后，贝利亚让科鲁格洛夫当上了自己的第一副手，把自己不喜欢管的事情交给他来主管，其中包括劳改营管理总局和生产建设局。科鲁格洛夫很少接触办案工作，这一点使他在1953年幸免于难。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于1941年7月合并后，科鲁格洛夫不再担任贝利亚的第一副手，而是普通副手，但他几乎不参与工作。他被派往作战部队--担任后备方面军、而后是西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1941年10月，当德国军队逼近莫斯科时，他指挥第四工程兵集团军，并负责防御设施的建设。

贝利亚还有一名副手被派到了前线，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他转入红军，当上了将军，负责指挥北高加索方面军。科鲁格洛夫依然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1943年2月4日，他同其他副内务人民委员一起被授予二级国家安全委员衔--这相当于军阶当中的上将。两个月后，4月底，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割后，他重新被任命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1944年3月8日，由于组织了将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强制迁移到苏联东部地区的行动，科鲁格洛夫被授予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1944年10月29日，由于“肃清了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科鲁格洛夫荣获二级库图佐夫勋章。这些都是统帅级的勋章，只有在前线指挥过大规模战役才能被授予这类勋章。

只是在当上部长之后，科鲁格洛夫才干过强行驱逐的事情。1948年11月30日，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上将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提交报告，汇报了关于成功地将加里宁格勒州的德国居民驱逐到德国苏占区的情况：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旧称--译者注）已经并入苏联版图，德国人在那里是多余的了……

1945年春，科鲁格洛夫作为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被派往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在那里起草产生。在战争时期，到国外长期出差简直就是命运之神的礼物。

在克里米亚会议（在雅尔塔举行）和波茨坦会议期间，科鲁格洛夫负责苏联政府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美国人和英国人授予了他本国的勋章。

1946年1月15日，《消息报》新闻栏刊登了这样一段话：“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帕·贝利亚同志提出的关于解除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原因是他的其他中央工作负担过重。谢·尼·科鲁格洛夫同志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

科鲁格洛夫当时38岁。

1946年春，人民委员更名为部长。

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是我国内务部历史研究方面最好的专家，他这样对我评价科鲁格洛夫：“他有才能、聪明、有学问--特别是同他的那些前任相比。有些严厉。有一次，他在深夜12点召集会议，但找不到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总局局长克里文科中将，于是，一项严厉的命令产生了：才12点钟，中将就不在班上了！不像话！要离开的话，你的副手和秘书应该知道你在哪儿。”

科鲁格洛夫当上部长时，内务部机构已经被精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不仅所有业务办案部门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就连内卫部队、边防部队、民警局、刑事侦查机构也都转到国家安全部名下，内务部实际上成了劳改营部。

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主人

当你读了贝利亚1953年起草的关于将内务部各生产单位转给其他部的决定之后，你便会知道劳改营管理总局的规模有多大了。这些生产单位包括：

远北建设总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矿山勘探和开发及有色和稀有金属建设总局；

诺里尔斯克有色和稀有金属联合企业；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第169精炼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第170精炼厂，新西伯利亚市的第171精炼厂；

维亚尔齐利亚冶金厂；

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工程局；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建设局；

水利工程勘探设计研究局；

石油加工厂和人造液体燃料企业建设总局；

乌赫塔石油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

公路总局；

铁路建设总局；

土库曼主运河建设总局；

顿河下游水利灌溉工程局；

石棉工业总局；

云母工业总局；

伯朝拉煤田工业联合企业--沃尔库塔煤炭联合企业、因塔煤炭联合企业；

磷灰石霞石精矿开采工业联合企业；

基洛夫化工厂建设局；

森林工业总局；

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河道建设总局；

加里宁格勒州统用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第九联合企业）

……

所有这些庞大的生产性机构都依靠囚犯们奴隶般的劳动而存在。内务部不仅向各生产建设部门无偿提供这种顺从的劳动力，而且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生产建设部。

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也当了几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的主人（“古拉格”在俄语中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译者注）。

群岛建了很长时间，起初它的主人并没有打算折磨犯人。

涅克拉索夫教授所著的《十三名“铁腕”人民委员》一书中节选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处处长萨姆索诺夫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份报告的片断，萨姆索诺夫曾到列福尔托沃监狱了解那里的政治犯的关押条件：

‘牢房里又脏又潮又臭，一股霉味，最严重的是那让人根本无法呼吸的烟雾……牢房里用的是原始的到处冒烟的火炉，没有任何通风装置；犯人们抱怨伙食太差，没有书看。走廊里烟雾弥漫，暗无天日，地上是脏水和污秽……这里的政治犯宣布进行绝食并要求转到布特尔斯基监狱，这应当被看作是正当的。不应当这样对待活着的人，不应当将他们关押在这种环境中，这是在犯罪。

“结论：解散列福尔托沃监狱管理机构，将管理人员移交法办，原因是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这是由于他们不尽职责。玩忽职守而造成的。”

十月革命之后，有一些人真正在从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活动，他们不怕迫害，虽然危险是明摆着的。许多没有在当地受处罚的政治反对者被判流放2-3年。然后再被判上同样的期限，不过这次已经是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或是在政治隔离所。在政治隔离所之后又是放逐以及禁止在大城市居住（称为“减刑”）。总的来看，当时建立了独特的一条龙措施：劳改营一流放一“减刑”。政治犯刚刚被释放不久就又被抓起来，当局制造新的案子，然后再将他们送入劳改营。

多名作者合著的《俄罗斯内务部机构和内卫部队》一书（1996年出版）讲述了我国惩戒制度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监管那些剥夺自由地点的职责由当地的苏维埃来承担。苏维埃建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是将犯人囚禁还是应该将其释放。新政权的官方声明说，他们与其说是要惩罚犯人，不如说是教育犯人，为此，他们说要建立农业劳动改造移民区。

然而，1918年9月5日，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关于红色恐怖》的决定出台。根据1919年3月21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和5月17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集中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劳动营。1920年，在索洛韦茨基群岛出现了第一座特种劳改营--专门囚禁苏维埃政权敌人当中的活跃分子。

国内战争结束后，所有监禁地都归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共监禁着大约7万人。

差不多从1925年起，被送进监狱的人多了起来。20年代末，广泛利用犯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想法酝酿成熟。

劳改营制度于1929年建立。这些劳改营不仅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得盈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有权侦查案件，作出判决，囚禁犯人并且用犯人来劳动。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利用犯人来劳动的决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集中营被改名为劳动改造营。那些刑期不少于3年的犯人都被转到那里。其他人仍留在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农业或工业移民区。

1929年7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项任务：利用犯人劳动来发展人迹难至但蕴藏丰富自然资源的边疆地区的经济。计划在西伯利亚、北部地区、远东和中亚建一些新的劳改营。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签发的命令中说，新的劳改营在肃反人员的领导下，应当发挥改变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面貌的作用。

到了1930年中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工业生活中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犯人们修建铁路，搞地质勘探，从事林业工作，建起化工、纸浆造纸联合工厂，从事木材采运和鱼类加工。不久以前还不知道让犯人干什么好，如今这些犯人已经成为劳动力的最重要来源。

1929年8月5日，北方特种劳改营最先成立。1931年2月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面成立了劳改营管理局。1931年4月，该局更名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1937年开始建立所谓的内部监狱，专门关押因犯有反革命罪而被侦讯和判刑的犯人，这些内部监狱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十处。

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有4所监狱：可关押570人的内部监狱、可关押3500人的布特尔斯基监狱、可关押625人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可关押225人的苏哈诺夫监狱。

1939年通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条例规定，禁止将受侦讯者的死讯告知其亲属，禁止将尸体送交其亲属安葬。

战前的几年里，劳改营管理总局不断扩大。政府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项新的任务，该部就为此成立一所劳改营。犯人们建军工厂，铺公路，修建机场，在采矿冶金、能源燃料、化工。造纸等工业领域从事繁重而有损健康的生产劳动。

比如，一项有关修建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索利卡姆斯克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政府决定一出台，未来的新建筑工地所在地区便立刻建起能容纳14万名犯人的伐木劳改营。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犯人们在这种可怕的、非人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生存下去的力量。作家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所有这些被强制迁移到伊加尔卡的犯人几乎无一生还，但他们挣扎着，努力通过教育来保护自己的孩子。有文化就有了一切。不管有没有教科书，所有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直到1947年，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政府提议让那些留在特别移民区的原囚犯恢复自由。共有11．5万个家庭（32万人）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不幸还没有人好好地写过。甚至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依然得不到信任。

战争开始后，因普通罪行和旷工而判刑的犯人被释放并送到军队。头3年共有97．5万名以上的犯人被送到红军。这大概是劳改营管理总局总人数的1／3。

双倍的人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200多万人呆在特别移民区，其中150万人是在战争期间被驱逐的，他们当中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

战争结束时，共有85万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服役。假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被派往迫切需要他们的前线，那么谁来看守那些犯人呢？

战争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建了数百个机场、许多飞机制造厂、炼铁高炉、煤矿、化工厂，修筑了数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开采了从黄金到石油在内的所有必需的矿产资源。

战争期间，劳改营和移民区的内部规章制度更加严格，看守人员甚至在犯人拒绝上工时都可以动用武器。监禁条件如此之严酷，以至于仅1942年一年在劳改营就有248877人死亡。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两度--1941年6月22日和1942年4月29日--联合下达指示，根据这些指示，那些刑期已满的犯人没有获得自由，而是作为雇用人员继续在当地劳动。区别在于，他们来去不再被押送，并且会给他们付工钱。他们不能离开或是更换工作。

这两项指示是保密的，那些受其约束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直到1946年才被释放，那时，斯大林终于同意放他们回家。

当红军转入进攻后，劳改营管理总局开始关押那些曾在被占领区同德国当局合作的苏联公民。

据多年领导国家计委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回忆，战争结束时，斯大林责成时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他修建生产合成发动机燃料的联合工厂。他下令将囚犯送到建筑工地上。“这是一支从不推辞工作的机动力量，” 巴伊巴科夫感叹地写道，“人们住在很快搭建起来的简易住房和防寒帐篷里，住在土窑洞里，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工作--无论是下雪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每天工作12小时。”

犯人们为生存权而工作，为增加口粮。为尽快获释而工作。起初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就连最有才能的、学识最渊博的专家都得从事一般的工作，结果他们接连死去。后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想到，如果让他们制造可以向斯大林汇报的新技术装备，那么这些未来的科学院院士可能会给部里带来荣誉。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命运很有代表性，他是火箭的发明者，最先将人送上太空。1938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10年监禁，原因是他“参与了反苏恐怖破坏活动”。

为他辩护的人当中包括苏联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那个时候家喻户晓的飞行员瓦连京娜·斯捷潘诺夫娜·格里佐杜博娃这样的人物。根据她这位代表的质询，1939年6月13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对科罗廖夫的判决，他的案子被送去重审。贝利亚会容忍这样做吗？请看对他们的回答！1940年7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判处他在劳改营改造8年。

此刻又有一位代表和苏联英雄为科罗廖夫说情，他是名气同样不小的飞行员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罗莫夫。贝利亚在他的信上写下批示：“送科布洛夫同志。请您看看材料，作出结论。”

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吩咐将科罗廖夫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特殊技术局，按专业任用。没有释放他，用他来做事情。科罗廖夫从事的是发动机的设计工作。

5年后，1944年7月27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文，科罗廖夫被提前释放，撤销罪案。直到1957年，他才被恢复名誉，那一年卫星发射上天。即使是在享受盛名之时，这位火箭技术的总设计师还畏畏缩缩地问赫鲁晓夫：“您是否真的相信我没有任何过错？”

特殊技术局于1941年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该局利用被判刑的专业人员制造军事技术装备：飞机、发动机、军舰、大炮。那里共有将近500名犯人，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军工厂和科研院所。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记录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的犯人在战争期间研制出的产品。单子上所列的产品包括在设计师图波列夫、佩特利亚科夫和米亚西谢夫领导下制造的三架轰炸机、飞机发动机、鱼雷艇、无线电台……不难想象，假如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们没有被关在劳改营里，他们能做多少事情……

“在签署文件之前，你要确认一点，如果因为这份文件而开始抓人进监狱，那么你将是黑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这是曾被斯大林吓得要命的我国炮兵司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元帅的座右铭。反导弹系统的总设计师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基苏尼科在自己所著的《秘密区域》一书中回忆起了这句话。

格里戈里·基苏尼科本人则因制造了防空导弹系统而闻名于世。该系统曾于1960年5月1日击落了美国的U-2侦察机。他当上了院士、奖金获得者、将军、议员，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安中度过的：人事部门的干部和机关同事会不会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而总设计师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他于1938年4月因一项捏造的指控--“参加反革命暴乱组织”而被枪毙。儿子隐瞒了此事。多年以来，他的脑海中总是出现一幕幕可怕的幻像：警觉的人事干部发现了在他的个人档案中用其他颜色的墨水笔填写的那行字，随后他被揭发，整个生活被毁掉--他失去工作，要不就是失去自由。

他也无法忘记叔叔过了好久在喝了两杯白兰地酒之后说出的一席话：“为给你的父亲报仇，一个卑鄙龌龊的告密者在你的两个叔叔的帮助下非常偶然而又非常保险地死在了火车车轮之下。

战争结束后，年轻的基苏尼科被分配到了苏联军械部第一特种局。该局在小贝利亚--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的领导下制造了苏联导弹武器。这里的主要专家是从德国带来的德国导弹专家和我们的科学家，这些人仍然呆在劳改营，每天被押送上班。

基苏尼科介绍了军工综合体所享受的特别优厚的条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那些武器制造者如此怀念苏联时代。军工综合体得以成功运作的基础是斯大林奠定的。他曾对导弹制造者们说：“你们将有权动用任何部委的任何单位来完成工作，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必要的物资和资金来确保这些工作的进行。”

他们获得了一切--有林中的小屋，有专用餐厅，有专门的医院，还有汽车。需不需要再说说试验场上令人愉快的好事情呢？坐飞机去趟中亚，采购西瓜、香瓜、葡萄。在一系列成功的试验之后，总书记对总设计师说：“派人到所有加盟共和国首都去采购食品、葡萄酒、伏特加、啤酒、白兰地，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然后以政府的名义办一次举世未见的盛大宴会。”

一位部长曾对设计师们说了大概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的一切都给了你们。我想，要是你们提出请求的话，连大剧院的马也会给你们的。现在该你们付出了。”

一旦某个设计方案获得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便财路大开，不受限制，格里戈里·基苏尼科写道，人们就像苍蝇看到了蜂蜜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希望从公家的这块大蛋糕上切下一块来享用。因此，导弹和其他装备的获得对国家来说的确是代价高昂，倾家荡产。

然而，武器制造者圈子里的气氛是极其冷酷无情的。

基苏尼科回忆道，有一次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将他拉进汽车，把分隔司机与后面客座的玻璃挡板放了下来，愤恨地问他：“我们对这个土匪得忍到什么时候？”

“土匪”是指一位同样有名的设计师，当时他吉运高照，因为他非常聪明地将党和人民的一位领导人的儿子调进来工作。

政治局成员的子女喜欢到军工综合体这个帝国里来工作。小乌斯季诺夫负责建造履带式激光器，小苏斯洛夫则担任无线电电子系统秘密研究所的领导。

设计师们无情地陷害竞争者，为的是不让他们与之分享“干草”--这是他们围内对勋章和其他各种奖章的称呼。他们还特别害怕那些轻易就可以毁掉他们的生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

据说，贝利亚有一次去看望了被监禁的航空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此人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当上了上将，曾是列宁奖金和三届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曾被三次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图波列夫试图向人民委员解释，他没有犯任何罪。贝利亚将他的话打断：“亲爱的，我本人知道你没犯任何罪。你的飞机就要飞上天空，而你也将获得自由。”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已经获得过国家各种奖章奖金的图波列夫院士曾对第一书记抱怨说，过去坐过牢这件事拖累着他，并且影响到他的子女。赫鲁晓夫安慰他：“图波列夫同志，您可以安心地去工作。我向您保证，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下令销毁那些与您有关的文件，使您在任何地方填写任何表格时，都不用写您曾经被逮捕。”

斯大林家族里的幸福童年

在回忆过图波列夫的经历之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又开始思考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那些管理者的命运：“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有半个世纪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在铁窗后度过多年，关于看守和劳改营管理总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是这样写的：“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

拉科西·马加斯战前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后来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和政府很长时间，他留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回忆录。他引用了当时有名的科学家瓦尔加院士的一席话。瓦尔加对他说：“正派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入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职业党务工作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纳舍夫写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在1937年冬天，它在我的意识当中像是一种不祥之物，它能从我们的家中抢走父亲，甚至剥夺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区内务局的木制大房子离我姑姑家的土窑不远，我在区中心上学的那些年一直住在姑姑家。每天，当我从内务局那被厚实的帷帝遮挡住的窗户跟前走过时，我总想，这些窗户后面隐藏着些什么秘密呢？我当时不可能明白很多事情，但像一头小兽一样本能地感觉到，这所房子里将发生某种对我、对其他人来说不幸的、危险的事情……”

在斯大林时期，肃反人员采用轮班工作制。他们建立一个班组来完成自己那部分工作。在这期间他们获得了一切--物质财富、称号、职务、勋章、荣誉、名声、同领袖交往的权利。从被捕者那里没收来的贵重物品要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供商店，商店只向本部职员出售商品。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就轮到下一个班组了。原来的班子被解散，新来的人又获得了一切。

在这个可怕的帝国里有时也能遇到好人--不打人的侦查员、天生并非恶人的监狱值班看守、并不那么凶恶的劳改营监督员。这些人极少遇到，但遇到他们可是福气。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基本上可分为两类。那些无可争议的崇拜者对斯大林无限忠诚，他们以斯大林的名义枪毙犯人，念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而那些追逐个人名利的人则会轻而易举地适应党的方针的任何转变：需要杀谁，他们便杀谁。渐渐地，第一类人几乎不复存在。

可是否应当把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卢比扬卡的主人都视为大恶人，看作是用自己的罗网缠裹住整个国家的鬼呢？将罪责归咎于某个生来就带有魔鬼印记的人，然后如释重负地说上一句：“一切事情都怪他！”--这种做法的确很诱人。

可是要知道，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他们领导的部门所需要的人。其他人在这个位置上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要不他会选择其他工作岗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权有势的部长或人民委员只不过是这个似乎是独立存在的宏大体系当中的一颗螺丝钉。

但他同时也在给这台机器紧扣，也在调试并开动这台机器。事实上，这一装置之所以能够工作，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更多的志愿助手心甘情愿地给自己选择了这一工作，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使全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他们为许多人设立了专案文件，国家安全机关人员渗透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中。

他们使人堕落腐化，使那些原本看上去正派文明的公民为了摆脱恐惧，或是为了钱财、房子、出国，再或者仅仅是指望获得领导的垂青，出卖自己的亲人、邻居和同事。

对被捕和对劳改营的恐惧致使人身上所有那些恶的东西暴露无遗。这让人觉得，坏人比重大于常人。人们之所以坚持不住，是因为他们面临万丈深渊。恐惧和不信任在苏联社会中成了一种推动力。其结果是遏制了一切首创精神和自我承担责任的意愿。

可是这些人能否选择另一种命运，不用害怕会消失在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呢？当时的人们受到的判决难道还不够严厉吗？要知道，肃反人员要么执行命令，要么就得死。如果一颗螺丝钉坏掉了，它立即会被另一颗所取代。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潘琴科院士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奴颜婢膝之徒和走狗们说：‘时代就是这样。’时代总是不好的，而我们能否超越它--这取决于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仍然可以做个正派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敬重的一位老师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托马舍夫斯基说过：‘别担心，在任何最丑恶的制度下都会给正派人留下两三个位置的。”’

还应当考虑到，对不少人来说，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卢比扬卡工作不仅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手段，而且也给他们创造了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1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是几百万人，对于他们来说，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存在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再把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及其家人也算进来呢？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对斯大林的迫害。对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国家安全机关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国内有多少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克格勃的将军，劳改营和监狱里有多少监督员，多少侦查员捏造出多少命案！但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呢？他们长大以后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谴责？咒骂？还是相反，赞颂他们？

没有这类书籍。谁也没有找到“卢比扬卡的”孩子，没有问过他们。这里需要的不是小说，而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那种严肃的纪实性文体。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此类书籍呢？这是因为，这种文章不仅读起来可怕，写起来也可怕。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的才能看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在苏联时期就问过他，为什么他再也不写东西了？他回答：“尝试过，曾经挖得深了一些，突然惊叫一声，赶紧把坑填上，再用脚踏平。”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妻子的侄子，他编写了阿利卢耶夫--斯大林--家的家谱，并撰写了《一个家庭的纪事》一书。

在他还是个3岁小孩时，他的父亲便被枪毙。过了整整10年，他母亲又被囚禁。父亲他几乎不记得了，只留下了诉讼案。母亲6年后被释放。她回家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但他对童年和少年时代却保存着完好的记忆，这一点令人惊讶。对这位回忆录作者来说，昔日子是后来才来的，那时已经没有人被枪毙了。

书中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对约瑟夫·斯大林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不成功的婚姻的评价，家人对阿利卢耶娃自杀一事的态度，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斯大林不幸的私生活。书中只缺少一点--没有表现出对不幸父母的同情，作者也没有试图去搞清楚父母先后被夺走的原因。

其实作者有答案。父亲是被贝利亚杀害的。抓母亲进监狱的也是他。贝利亚被枪毙后，母亲又被赫鲁晓夫囚禁在劳改营整整一年。如今的民主派尼基塔·赫鲁晓夫，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曾任捷尔任斯基的秘书。1938年，列坚斯被派往哈萨克斯坦任内务人民委员，几个月后被逮捕，他被指控为地主贵族国家波兰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枪毙。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写道：“母亲费尽周折找到斯大林，请求他过问父亲的案子。‘好的，’他说，‘我把莫洛托夫请来，你跟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来。他们会把列坚斯带来，我们一起解决此事。’但祖父拒绝去斯大林那儿。于是母亲和祖母两个人去了他那儿。祖父的缺席激怒了斯大林，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跟我母亲和祖母大吵一架，根本没有解决事情，于是父亲的命运便被注定了。”

然而作者认为，他父亲的死既不怪斯大林，也不能怪那个令无辜的人被处死的制度。制度是非常优越的：“那个年代，商业部门运作良好，物价下降，有段时间食堂里的面包免费供应，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不断改善……制度让人们过上了有保障的日子，国家在前进……就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报纸还充斥着有关鞋子、电视机、冰箱滞销的报道。”

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论断。尽管父亲被枪毙，无论未来的回忆录作者，还是他的家庭，仍然可以去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也可以去所谓的“病号食堂”（通常被称作“小灶”）去就餐，还可以调用政府车库里的汽车--林肯、奔驰，战后则是“吉斯--110”。住在沿河街上那幢有名的大楼里，五间一套的住房，大约有100平米，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心满意足地回忆着。夏天在斯大林的别墅度过。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斯大林的副官安排他进研究生班，并向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作者也真的相信，“我觉得，我们那时的生活方式完全是民主的……那个时候，过得比别人好的确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斯大林让作者失去了父亲，但作为交换给予他的却是对伟人难以忘怀的认同感。如果说书中也有英雄，那这个英雄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阿利卢耶夫根本没有发觉他下面这句话听上去有多么奇怪：“父亲死后。我和妈妈在战后非常喜欢上剧院。我记得，在大剧院里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包厢。”

未来的作者受到伟人关注的那一刻也令人难以忘怀。看到小阿利卢耶夫后，斯大林对他母亲说：“好啦，就凭这样的儿子，我也可以不跟你计较了！”父亲已经被枪毙了……

“斯大林当时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他常问我们许多问题，同我们开玩笑，逗我们玩儿。昨晚饭的时候，他不断地给我的盘子加饼干、陈皮。我们嬉笑着，不时兴奋地尖叫。”

最先记述在克里姆林宫的童年生活回忆的是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耶娃。她的文学水平迄今为止大概也是最出色的，她的书坦率而又严肃。不过，后来问世的由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所著的一部书在我国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得益于该书构思巧妙的、几乎类似侦探小说的情节。

小赫鲁晓夫为辩解文学开了个头，那时“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开始维护父辈的名誉。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马林科夫在《关于我的父亲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一书中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同迫害没有关系，相反，他曾试图阻止贝利亚搞迫害。

父亲被枪毙后被迫改用母姓的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在《我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一书中也表示相信，父亲只做了救人的事情。

对父亲的罪过视而不见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不过，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书恐怕是第一部没有为自己那遇害的父亲进行辩护，而是为允许杀害父亲的人说好话的书。

苏联战俘

对被敌人俘虏的红军官兵的不信任始于1939-1940年的芬兰战争。战事结束后，芬兰人交还了5500名战俘。他们全都受到审判，并被送进劳改营。

1941年被德国俘获的红军官兵达200万，1942年为130万，1943年将近50万，1944年是20万。

1941年秋，德国当局开始将占领区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迁往德国。战争期间共迁过去500万人。其中大约有25万人是希望回到历史上的故乡的德意志族人。

1941年6月28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对背叛祖国者及其家庭成员追究责任的办法》的命令。

当俘虏被看作是蓄意犯罪。被俘者以叛国罪论处。突围出来的士兵被当作潜在的叛徒。

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共审判了约100万军人，其中15．7万人被枪毙，也就是说，有15个师是被自己人消灭的。这些人基本上是突出重围或是被俘后逃出来的官兵。

1941年12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发布关于审查“原红军指战员”的决定。

第二天，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下达了《关于为曾经被俘和被敌人包围的原红军指战员建立特种劳改营》的命令，即第001735号令。该命令规定要在上述人等当中揭露“叛国者、间谍和破坏分子”。

当时负责处理被俘红军战士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局。也就是说，对待他们就像是对待敌军士兵一样。1943年，劳改营转归劳改营管理总局管辖。

从1944年起，被俘后获救和突出重围的军官被作为普通士兵编入突击营。在受伤和荣获勋章之后可以恢复军官职衔，但在突击营当中最后能活下来的并不多。他们被派到最危险的方向发动进攻。共有25000名军官曾被编入突击营。这么多的军官足可以用来配备22个师。

1944年8月，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针对从德国回来的人员建立审查网点的决定。在被俘人员和被驱往德国劳动的人员经受审查的过程中，他们被用来从事最艰苦的劳动。

1945年8月18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被俘获救的红军战士和被遣送回国人员送往工业企业工作》的决定。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伯朝拉煤田、诺里尔斯克和乌赫塔的联合企业便有了劳动力。

1945年10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剥夺曾在德国军队、德国特种部队服役的“弗拉索夫分子”和警察的军官职衔》的秘密决定。等待这些人的是劳改营。

德国人和日本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里关押过160万名德国战俘和60万名日本战俘。

负责管理这些人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当初是为管理被俘虏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

对日战争时间并不长，但驻扎在中国北部的关东军几乎全都成了俘虏。

1945年8月的行动进展神速，它确保斯大林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军事基地，使他能够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进行监控，并收回了南萨哈林，获得了千岛群岛，还为苏联军舰取得了一个自由出海口。

苏联坦克部队的侧翼迅速将关东军切断，于是日本人陷入包围之中。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他们的祖国在大海的那一边，而日本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1945年，英美军队也俘获了日本人，他们已经同皇军打了4年仗，不过在日本投降书签字生效之后，日本战俘开始被遣送回家。到1947年底，他们全都回到了日本。除了那些在西伯利亚的战俘。

他们在我们这里面临什么命运呢？这一点可以根据其中一个名叫柳川成夫的战俘的遭遇来判断。

1948年12月10日下午5点，他遭遇了不幸：被土埋在了下面。当人们将他掘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

战俘营的医生在第143号病历中写下如下诊断：胸廓挫伤。一天后，医生给柳川成夫做了手术。切除一根肋骨，切开蜂窝织炎：医生发现柳川成夫左胸有脓胸症状，并且伴有心肌炎。手术无济于事，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后，这个原日军上等兵于1月13日死去。

l月15日，据他的个人档案记载，“对第117号战俘营的日本人柳川成夫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对外科医生没有提出异议。

1月16日，第1339号医院分院人事登记检查员、分院主管保卫和生活制度的副院长以及物资供应局局长立下如下文据：“柳川成夫的尸体埋于4号坟1室。坟上立有识别标志--一根竿子，上面一块木板，木板上的铭文用耐清洗的涂料写成。”

在涂料罐的说明上，这种油性液体的确冠以“耐清洗”涂料之名，但湿雪和雨水很快便将这能够让人回忆起这名来自遥远日本的农民之子的最后的印记从地表冲洗掉了。

不仅如此，就连医院殡葬队战士那已经习惯于抬死人的双手所设置的标准的小竿子也没有竖立多久。这样一来，柳川成夫的父母永远不可能得知他们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死去的，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找到他的坟墓。

这样的坟墓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共有6万多座。1959年，苏联当局只向日本政府提供了4000名死亡战俘的资料，尽管6万余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知道的：他们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建了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

柳川成夫生于农村，没有上完学便开始做工，1945年应征入伍。他进入了关东军，在独立通信营里任文书……

曾经审问过他的战俘营管理处高级监察员布罗夫中尉毫不费力地描述了他的长相：身高165公分，黑头发，眼睛是褐色的，扁鼻子，典型日本人的大脸盘儿……

柳川成夫是1945年8月成为俘虏的许多日本年轻人当中的一员。作为营部文书，他不属于战胜者决定好好惩罚的战犯之列。那么，为什么他和其他6万名日本人没有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回到家乡呢？

那些记录着斯大林及其亲信对这一问题的主张的文件不为人知。可以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确实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方式。

1946年的头3个月，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副局长彼得罗夫中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战俘营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视察。他在自己的长篇报告当中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

战俘实际上都被送到了荒野之地。当局决定让营员们自己建造住房，但既不给钱，也不给物。战俘们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

由于没有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俘虏们徒步离开满洲里和朝鲜。经过两千公里的艰难跋涉，他们被安排到矿井工作或是去伐木。

第一个冬天最艰难。由于没有棉衣，日本夏季制服不顶用，而且日本人不适应这样的严寒，许多人生病、丧命。医院刚刚准备就绪，病人并不是在生病的时候，而是在床位空出来的时候才得以就医。

那些同日本战俘打交道的人首先记着的是他们有劳动能力并且遵守纪律。政工教导人员试图离间日本士兵和军官，而负责经营管理的人员则正相反，他们乐于利用日本士兵服从上级的习惯。但战俘的劳动效率不高。经济学家们的秘密统计结果表明，战俘营是在亏本经营。因战争而破产的苏联根本无力养活这么多日本战俘。

战俘营不归劳改营管理总局管辖。日本人受到的待遇同被俘的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远远好于苏联的囚犯。

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同行们不同的是，战俘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并不故意折磨自己的犯人。至于苏联的生活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战俘们因繁重的劳动、因寒冷和饥饿而死去--这是另一码事。不过那时“人的生命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也并不存在。

虽然如此，在苏联内务部长谢尔盖·科鲁格洛夫签发的关于预防战俘逃跑措施的命令中还是专门说：“对战俘使用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极端措施，在所有措施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应当采取这一措施。在所有使用武器的事例中，应对使用武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专门的审查。”

饮食标准划分成无数个等级--这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做法：通过肚子来控制营里的战俘。士兵、军官、将军、营养不良症患者、病人、反法西斯学校学员、拒绝劳动人员和被调查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就看他属于哪一类战俘。1948年，这样的标准有10个等级。

用战后苏联饥饿生活的标准来衡量，这些饮食标准看上去是可以接受的（不过，盛进劳改营饭盆里的当然只是饮食标准定额的一部分）。但这对于那些在西伯利亚挨饿受冻数年之久的日本士兵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那些同肃反工作人员和政工军官们有接触的人日子过得好一些。政工教导人员得借助于翻译和莫斯科出版的日语参考教材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确保积极支持本国民主变革和支持加强对苏友好关系的战俘人数的不断增长”。

当时还开设了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学习班，还举办了业余文娱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间过上10-12天，在那里，战俘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战俘营里盛行做表面文章之风。俘虏们按照宣传官员的要求展示“改造成果”，表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装订好的相册里夹的是同一类照片：战俘们在食堂、在理发馆、在牙医诊所，战俘们搞体育活动。

照片旁边配注的是关于战俘幸福生活的说明词和忠实于斯大林的誓言。

宣传者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就连那些被列为反法西斯积极分子的人，与其说是真正接受了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讲解，不如说是为了努力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

1950年5月24日，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汇报了“关于对战俘和拘押人员进行关押、使用其劳动和在他们中间开展政治和日常工作的总结以及有关遣返回国的情况”：

“为关押战俘和拘押人员，共建立  267个战俘营，下设2112个分营、392个工作队和178所专门医院……

“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领域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亚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阿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电站、塞凡湖电站、扎乌吉卡乌斯电站、法尔哈德斯电站、索契电站、库拉科夫电站等，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90%。

“通过在战俘和拘押人员当中采取间谍和侦查措施，共查出6136名为敌方充当间谍和情报人员的苏联公民，其中1554人的情况已经查明，其材料已转交国家安全部有关部门。在战俘当中共查出并审判了983名背叛祖国的苏联公民，他们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服役并在被俘之后冒充德国公民。“通过对曾经是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的战俘进行审讯，共查出819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间谍。有关这些间谍的情况已通过苏联外交部向相关人民民主国家当局进行了通报……

“同时还获得了553名德国驻外大牌间谍的材料，其中驻美国的有18名，英国20名，法国27名，南斯拉夫21名，土耳其41名，西班牙27名，比利时10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84名，人民民主国家186名，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白俄分子圈内有78名，各国宗教人士当中有41名。这些间谍分子的材料已转交情报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

“内务部机关还从已被招募为间谍的战俘和拘押人员当中筛选出986人，这些人因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拥有关系网和活动条件而具有发展潜力。这批间谍人员已转交情报委员会、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海军总参谋部和国家安全部……”

1950年4月22日，塔斯社播发了遣返日本战俘的消息，5月5日播发了关于将德国战俘全部遣送回国的消息。

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面有一个业务局，其局长是原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柏林情报站负责人、三级国家安全委员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

1945年和1946年初，战俘营里的业务部门负责处理被俘的宪兵、警察和日本情报人员。业务部门的任务与其说是惩罚他们这些战犯，不如说是查清楚在苏联境内有没有日本间谍。

很快便查明，在刺探苏联机密方面，日本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成绩，于是科布洛夫手下的工作人员在战争结束两年半以后接到新的指示：在俘虏当中建立自己的间谍网。

他们尽力招募那些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俘营里的内线的原德军和日军军官，试图让他们在回国后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那些军官同意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只为能活着回到祖国。

50年代末，苏联驻西德和日本的情报机关得到了与他们当中数十人进行接洽的指示。苏联情报机关挑选了最有潜力的一些人接头，结果令人失望。有的人干脆拒绝见面，有的人报了警，用他们在苏联战俘营里写下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效力的保证书来要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大赦不可避免

鉴于取得战争的胜利，苏联宣布实行大赦。根据1945年7月7日的命令，30万名犯人被释放。从1947年起，劳改营的管理略微松了一些：允许收取寄来的食品，工作表现好可以提前释放。但与此同时，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刑事立法更加严格，结果犯人数量上升。他们的活儿多着呢。

劳改营管理总局继续扩大。

这是怎么搞的呢？举例说，政府通过了关于向云母工业提供帮助措施的决议，于是便立刻建立了内务部云母开采加工总局。再比如通过了关于增加石棉开采量和产量的决定，立刻便成立了内务部石棉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政府通过关于发展地质勘探工作的决定，随即出现了关于建立苏联内务部地质局的指示。

1948年2月2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关押特别危险犯罪分子的劳改营和监狱》的决定。

特别危险分子包括间谍、破坏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白俄、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还有曾当过战俘的人和被遣送回国的非军事人员。

1948年1月，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和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建立专门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的监狱和劳改营的计划，这样的国事犯共有10万人。他们决定不释放那些服满刑期的人，而是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国家安全部全力工作：准备一些大案，准备大搜捕，监狱的床位可能不够……

1948年2月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能关押18万人的劳改营的决定。结果这还不够。1950年3月5日，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将劳改营的容量增加到25万人。科鲁格洛夫在科米自治共和国、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区、莫尔多维亚、卡拉干达附近、克麦罗沃州、巴甫洛达尔州和科雷马建立了特种营。特种监狱则根据科鲁格洛夫的指示建在了弗拉基米尔、伊尔库茨克州和上乌拉尔斯克。

普通的劳改营用于关押那些根据刑法条款判刑的人。政治犯被关押在特种营，他们得从事繁重的劳动。在这里，木围栏被带刺的铁丝网所取代，犯人们背上编了号，住处的窗户装上了铁栅栏，夜果要锁上门。

1954年，内务部的特种营改为劳改营，犯人的衣服上取消了编号，在见到劳改营管理人员时，他们可以报告自己的姓，而不再是报告号码，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中所描述的。

谈到科鲁格洛夫，涅克拉索夫教授指出：“他在斯大林时期干了7年。这7年间只同斯大林见过4次面。这个部没有得到‘亲爱的父亲’的宠爱。因为吸引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主要事情发生在另一幢大楼，即国家安全部。”

1949年，科鲁格洛夫因参与建造原子弹而获得了列宁勋章。在党的19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科鲁格洛夫在内务部长这一职位上干到1953年3月5日。贝利亚在这一天将所有特种机构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科鲁格洛夫再次成为他的第一副手--这一次是三个副手之一，另外两个是谢罗夫和科布洛夫。

在贝利亚二次挂帅期间，科鲁格洛夫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现。他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公务员，贝利亚信赖他，但没有把主要的心思告诉他。贝利亚让科鲁格洛夫来领导伊格纳季耶夫时期被逮捕的原肃反人员案件的审核小组。几名将军被释放，并随即被任命为内务部高官。

贝利亚成功地摆脱了劳改营管理总局，将其移交给司法部管辖。他被逮捕之后，这一决定被修改，根据部长会议1954年四月ZI日通过的决定，劳改营系统转回内务部。科鲁格洛夫重新得到了劳改营管理总局。

贝利亚被捕时，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对新的权力当局表现得非常忠诚，他立刻向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表达了自己的忠心。于是他被任命为部长。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选。

被任命为第一副部长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很熟悉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以及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当时的打算可能是让沙塔林稍微熟悉一下卢比扬卡的环境之后，立即由第一副部长升任部长。但赫鲁晓夫后来改变了计划，沙塔林实际上最终也没有参与内务部的工作。

贝利亚被逮捕后，部领导层中有4000人被解雇。从外边--党务机构和军队--调来一些人员。主管人事的副部长和人事局局长由苏共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两位局长担任。科鲁格洛夫受命削减人员编制并通过局的合并来精简机构。

是不幸事故还是谋杀？

科鲁格洛夫将曾经由贝利亚控制的所有特工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长达半年。新的国家领导人对这些机构的兴趣绝对没有消失。

1953年，贝利亚被枪决之后，赫鲁晓夫签发了中央关于在苏联内务部第二总局（对外情报局）下面建立第12特别处的决定，该处的任务是对美国、英国和其他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军事战略设施和交通线实施破坏，并对苏联最活跃的敌人采取恐怖活动。

这样的敌人包括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人和由流亡分子组成的民族劳动联盟的领导人。为了除掉这些人，专门训练了一些特工军官。霍赫洛夫大尉是其中之一，他后来被派往西德，民族劳动联盟领导人之一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就住在西德的法兰克福。派遣霍赫洛夫出去的是科鲁格洛夫，而这一事件引起轰动则是在克格勃首任主席谢罗夫在位时……

几乎很快，在1953年秋天，克里姆林宫便产生了关于像内务部这样的庞然大物应当被肢解的想法。况且，科鲁格洛夫也并不是那个可以把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军队监控和政府保卫部门全都托付给他的人。这一职位只能交给特别让人信赖的人物。

当时提出了各种方案，结果在1954年2月10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建立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译者注）并将所有业务部门移交该机构的建议。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的是科鲁格洛夫的第一副手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上将。

剩给科鲁格洛夫的是民警局、消防部门、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古拉格群岛”于1956年解散，当时对该局的称呼也好听一些了。而实际上，从1953年起，劳改营便已开始一个接一个不断地空了出来。

贝利亚实行的大赦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因为大赦削弱了强迫劳动奴隶制的基础。在贝利亚被捕之后，犯人继续获释。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瑞莫夫教授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不仅仅是出于人道或是正义方面的考虑。

我们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在50年代初，苏联处在社会爆炸的前夕。千百万人的忍耐力已达到极限。被神化了的领袖的去世减少了人们对国家的恐惧，并使人们产生了改善生活的希望。劳改营里的暴动早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已开始出现。而从1953年3月起，暴动的次数急剧增加。当局在镇压暴动的过程中使用了重武器、坦克和大炮。

“犯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假如他们全都行动起来，他们会消灭劳改营的看守，天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而劳改营旁边住的是那些原来的犯人，他们不久前刚被释放出来--有的是没有获准回家，有的是遇到了女人，结了婚。这里形成了对当局来说非常危险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所有大工业城市都被劳改营包围了。有些职业自由人是不会去从事的。

“贝利亚实行大赦是企图缓和局势，减轻紧张气氛，但这种尝试并不成功。释放的是一些流氓无赖和小刑事犯，他们不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于是全国兴起抢劫偷盗的浪潮。而那些早就等着释放的人仍然被关押着，于是便出现了暴动，参加暴动的是原来的战俘，也就是会摆弄武器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被赦免，这更增加了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获得自由的愿望……”

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于1956年10月25日通过决定，对送往剥夺自由之地的人员放松看管制度--缩减刑期，改善关押条件，安排受教育，根据社会危害程度来划分犯人。不过这已经是在科鲁格洛夫之后了，他已不再担任部长。赫鲁晓夫逐渐摆脱了老的官员，任用贝利亚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担任部长只会损害他的名声。

他在为20大做准备。不断有人将有关斯大林搞迫害的文件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些文件上，科鲁格洛夫的名字也不时地出现。那里也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这都是些同样有名气、依然身居高位的人物。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政治家，作出了一个卑鄙的选择：将那些仍然用得着的人留下来，跟其他人分手。科鲁格洛夫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私人关系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正如在类似的情况下斯大林所做的那样，赫鲁晓夫物色了一名党务官员来担任科鲁格洛夫的职务，这名官员是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杜多罗夫。在内务部工作10年之后，科鲁格洛夫于1956年1月将工作交代完毕，彻底离开了内务部。这一切都安安静静，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我认为，他是一步一步被解除职务的。并不是突然地冒出一句‘他不称职’，就把他给撤掉了。解除他职务的过程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虽然采取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将一些事务从一位部长手里移交给另一位部长。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想摆脱这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人物，他决定通过解除科鲁格洛夫的职务来树立一个样板。这个委员会由中央书记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来领导，委员会下面的7个小组委员会审查了内务部方方面面的工作……”

在被解除部长职务后，科鲁格洛夫被任命为电站建设部副部长。但他在那里干了不长时间。第二年，他被调离莫斯科，前往基洛夫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科鲁格洛夫开始生病，1958年丧失劳动能力，辞职退休。他很长时间不能获准回到他在莫斯科的家中。他已经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盯上了，该委员会当时受赫鲁晓夫之命调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部前领导人的案子。

1959年，他被取消将军退休金待遇，并被迫迁离大宅子。他在社保处起初能领到60卢布，后来总共40卢布，过上了昔日子。一年后，1960年1月6日，他被开除党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告中说：

“科鲁格洛夫长期担任贝利亚的副手，对贝利亚忠心耿耿，粗暴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在1944年驱逐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时，他对被驱逐者任意处置，处决了无辜者、生病的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

“他欺骗党和政府，在汇报工作时称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工作井然有序，并介绍似乎在中亚各共和国为移民重新定居创造了良好条件。根据马林科夫的指示，他参与了建立专门关押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所谓‘特种监狱’。”

科鲁格洛夫在后来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1950年，根据马林科夫的指示--他是代表党中央并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下达该指示的--内务部受命腾出一所监狱，指定该监狱的负责人，配备值班看守，并且今后不再负责管理该监狱，因为它将隶属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该监狱关押的是“列宁格勒案”的被告、原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还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被告……负责管理这所监狱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监狱能容纳30-40名犯人，内有35间侦查员办公室。

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科鲁格洛夫请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我参加了国防工业、核工业的建设，我请求在研究我的党籍问题时考虑到这一点。我请求派我去建设布拉茨克水电站。”

然而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曾几何时，他也这样操纵过他人的生活……

有传言说，科鲁格洛夫被枪毙了。实际上，1977年6月6日，过去曾担任过部长、此时沦落为一个住在郊区的退休病人的科鲁格洛夫在火车车轮下悲惨地死去。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至于是他本人卧轨还是被人推下去的，目前还不清楚。对此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第十一章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1954年4月20日，西德爆出一件大丑闻。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尉尼古拉·霍赫洛夫被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说，他曾受命刺杀流亡组织民族劳动联盟的领导人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霍赫洛夫向记者们展示了克格勃为完成此次恐怖行动而专门给他配备的专用装备。

霍赫洛夫没有去刺杀奥科洛维奇，而是选择了留在西方。他在2月份就向西德警方投降，而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只存在于文件之中。交给霍赫洛夫的战斗任务是由内务部长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签发下达的。但在投敌分子霍赫洛夫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克格勃已经产生，它的成立受到了广泛的评论。大家都对苏联特工机构新任领导人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克格勃首任主席便名扬全世界。

1991年8月叛乱前不久，前大尉霍赫洛夫若无其事地来到莫斯科。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有点奇怪。霍赫洛夫早已在大洋彼岸安了家，当上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他似乎对心灵学更感兴趣，而且他在莫斯科出现本身就带有一些神秘色彩。他甚至还去了一趟卢比扬卡，在克格勃社会联络中心，人们跟他交谈时相当礼貌。这或许是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剩下几个月的光景了。

而当时，1954年，一切还刚刚开始。

在詹姆斯·邦德的塑造者、英国人扬·弗莱明的一部小说《来自俄国的爱情》中，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将军思索着谢罗夫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的杰出作用：

“谢罗夫，苏联英雄和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部创建者的天才门徒，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比贝利亚更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30年代领导铲除了苏联领导人所不喜欢的几百万人。他是大多数莫斯科公审的导演。他组织策划了对高加索民族的血腥屠杀。正是他，谢罗夫将军，策动驱逐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居民并绑架了德国原子弹专家，这些专家使俄罗斯在战后几年内在技术上取得了迅猛的进步。

“谢罗夫大将同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一起统治着国家。或许有那么一天，谢罗夫会超过所有人，从而站在令人眩目的权力之巅……”

扬·弗莱明小说里的主人公离现实生活实在太遥远，他描绘出的肖像眼人物原型鲜有共同之处，而且他对谢罗夫未来的预测也是不成功的。但这并不是围绕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这个名字出现的惟一的神话。

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教授写道，据说，谢罗夫的父亲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革命前在沃洛格达市卡多姆监狱当警察，斯大林1912年曾在那儿服过刑。革命后，谢罗夫的父亲失踪了……不过，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未必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取得如此辉煌的功名。

著名的《大恐怖》一书让西方了解了斯大林的犯罪史，根据该书作者罗伯特·科克维斯特的说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军方领导人“是于光天化日之下在捷尔任斯基街11号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前面被枪毙的。领导这次行动的是面如土色、浑身颤抖的加伦元帅，而对集团军统帅们执行枪决的行刑班的班长名叫伊万·谢罗夫，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军官”。

现在我们知道，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在卢比扬卡被枪决的，而是在位于尼科利大街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大楼的地下室里。时间是在1937年6月11日。谢罗夫当时还是军事学院的学员，而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这样敏感的事情不会交给他或加伦元帅，或是其他任何军人来完成。

大校同志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1905年生于沃洛格达州。他很早便拿到了党证--1926年，那时他在列宁格勒军校学习。曾在骑兵部队服役，而后是炮兵部队，职务迅速升迁。

1935年，谢罗夫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打算成为一名高级军官。此时的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年轻军官。他喜欢军旅生活，然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一纸命令使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军队里，而是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

谢罗夫的女婿、著名作家爱德华·阿纳托利耶维奇·赫鲁茨基对我说，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天之内：“一部分毕业生已经分赴各地上任，而被分配到远东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则耽搁了一天。这一天，所有还没有离开的人被召集到学院礼堂，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来了，他说：所有毕业生都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听候差遣。”

这是贝利亚提出的要求：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补充新人--党务工作者和军人。谢罗夫得到了刚刚上任的贝利亚的亲自接见，后者立刻决定了他的命运。谢罗夫当时是少校，贝利亚当时便授予他国家安全少校衔。当时专门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职衔要比相应的军衔高出两级。换句话说，谢罗夫一下子从少校变成了旅长，而两个半月后，他获得大校职衔，相当于军队中的少将（1940年5月之前相当于师长一级）。

谢罗夫在委员部里的工作也同样是从高级领导职务干起的。1939年2月9日，他开始代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农民警总局副局长一职。9天后，他成为民警总局局长。

当谢罗夫脱下很适合他的军装而换上了警服时，他的妻子非常难过。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30年代曾在民警局服役，在叶若夫时期被捕。他写道，有一次他正在受审，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民警总局局长的谢罗夫走了进来，请求他的帮助：“你要是能揭发民警总局内部参与你们的反革命阴谋的人员，那么你对我这个新人就可以有所帮助。你要知道，我能感觉到自己被敌人包围着，但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你真诚的坦白可以帮助我。”

1958年，在克格勃俱乐部的一次隆重的见面会上，老肃反工作者施赖德尔向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提起了此事。后者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随后补充一句：过去的事情应当努力去忘掉……

贝利亚来到部里后开始清除叶若夫的人，谢罗夫因此而升职极快。他在民警总局只干了半年。

1939年7月底，他被调往国家安全总局任副局长兼二处（机密政情处）处长。这是同反苏分子作斗争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在谢罗夫之前领导该处的是贝利亚身边的红人之一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他因升迁而离开该处。

1939年9月2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天，谢罗夫当上了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在他之前担任人民委员的是乌斯片斯基，就是这个人，为了逃脱注定要被枪毙的命运而逃离基辅，改名换姓隐藏数月。

很长时间找不到人来担任新的人民委员。代理人民委员一职的是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阿马亚克，此人后来到了柏林，担任驻当地情报站站长。

在基辅，生活促使谢罗夫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而在1940年春天，他还结识了刚刚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的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这两个人在他的生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当然，特别是赫鲁晓夫。

谢罗夫调往基辅两周后，苏联军队同波兰开战。西乌克兰并人苏联版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迅速进行了在新建各州肃清反苏分子的工作。

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关押波兰俘虏的战俘营以及搜捕波兰军官、警察、政治活动家、知识分子及一切有点名气的人。这样的工作肃反人员在苏联境内已经搞了20年，而在新吞并的各州，这一工作要求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

除了在卡廷被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外，不少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小分队逮捕的波兰人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监狱里就被直接枪杀了。

为便于直接领导这次行动，谢罗夫从基辅来到了西乌克兰的文化和历史中心利沃夫。当时来不及把所有事情都做完。1944年，当乌克兰西部各州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之后，当局在这些州重新开始进行镇压迫害行动。

谢罗夫在乌克兰工作了一年半。1941年2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分为二之后，他被召回莫斯科，并于2月25日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是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半年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谢罗夫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

谢罗夫主管民警、消防、监狱管理局、行刑大队总部及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局。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同贝利亚的其他副手一同领导了将一些民族全体驱逐的大规模行动。1941年8月12日，斯大林下令取消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将所有德意志人迁到更加远离前线的地方--迁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领导此次行动的是副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两个月之内处理完毕。为了迁移德意志人，共召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数千名人员，还有民警，甚至还动用了军队。在1941年决定命运的那几个星期，前线非常缺人，但斯大林生怕后方发生暴动，生怕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人企图推翻这个政权。

1944年，谢罗夫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体人员参与驱逐了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领导这些行动的是贝利亚本人，他的每个副手都分得一部分工作。

因为这项工作的完成，斯大林对所有人都慷慨嘉奖。1944年3月8日，谢罗夫获得一级苏沃洛夫勋章。贝利亚、科鲁格洛夫和科布洛夫也荣获这一勋章。除奸总局局长阿巴库莫夫被授予二级苏沃洛夫勋章。

7月，谢罗夫“因领导了肃清克里米亚境内的反苏和间谍分子的行动”而被授予红旗勋章。波格丹·科布洛夫也获得了这一勋章。他们两个还共同参与了将20多万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保加利亚族人、希腊族人、亚美尼亚族人--驱逐出克里米亚的行动。

驱逐行动在战后继续进行--从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展开驱逐行动。不过这些行动已没有谢罗夫的参与了。他接手的是更有意思的工作。

一颗金星

研究过有关谢罗夫的文件的历史学家尼基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罗夫说：“他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波兰社会安全部顾问，领导过逮捕波兰国家军指挥人员的行动。波兰国家军是隶属于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的一个地下武装组织……”

三个部门--除奸军事反间谍总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如何划分权限的呢？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除奸总局设立于红军进攻部队之中，它针对的是德国的特工机关，负责调查军队中的谋反事件。内务人民委员部紧随军队之后，从事后方安保工作，其中包括布防阻击队，同时在从德国手中解放的地区搞清剿工作。随后出现的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它们负责最后整顿秩序。”

1945年1月初，“为确保在红军作战部队的后方肃清敌对分子”，建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制度。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前往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任特派员。可以认为，是元帅本人点的他的名。

他们关系处得相当好，甚至还成了朋友。

1945年5月29日，由于“在同德国侵略者的正面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的战斗任务并由此取得巨大成绩”，在朱可夫的推荐下，谢罗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他同朱可夫一道进入德国，并且都留在了那里。朱可夫担任驻德国苏联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担任他的政治顾问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而谢罗夫上将则当上了负责处理民事行政事务的副领导人。同时他仍然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领导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德国被占领土的日常工作。

多年担任东德情报机关领导人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尔库斯·沃尔夫回忆说，谢罗夫总是穿着制服--无论是从本意上讲还是从引申意义上讲都是这样。他号召东德人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谢罗夫建立了东德国家安全机关，并任命了东德各地区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人。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在德国境内，三个部门--除奸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遇到了一块。大家都觉得挤得慌。渐渐地，除奸总局局长阿巴库莫夫占了上风。”

谢罗夫同除奸总局局长、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部长的阿巴库莫夫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阿巴库莫夫抱怨说，谢罗夫对除奸总局军事反间谍机构发号施令，虽然他没有这个权力：“谢罗夫以其特有的放肆无礼口吐一连串最下流无耻的骂人话，用最淫秽粮亵的话来评论我。”

这种敌意在谢罗夫回到莫斯科内务部总部之后进一步加剧了。

那时当上科鲁格洛夫的第一副手的是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又是一个前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7年2月底，里亚斯诺伊和谢罗夫调换了位子。2月25日，谢罗夫成了第一副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7年，直到1953年3月13日，而后开始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亚斯诺伊则被任命为“普通” 副手。

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之间进行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阿巴库莫夫从内务部拿去了一切能拿的东西，但他也想摆脱不驯的竞争者。阿巴库莫夫向贝利亚抱怨道：“谢罗夫同志有时候爱寻衅滋事闹矛盾，这一点是出了名的，所以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应当向他提出警告。”

谢罗夫没有认输，他表现出了斗士般的性格。

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信告谢罗夫的状，他说副内务人民委员从德国整车厢地往回运破烂儿，说朱可夫因为与他有交情而给他颁发苏联英雄勋章。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告密会毁了一个人的前程。但斯大林赏识谢罗夫，他没有受损。

谢罗夫也以牙还牙，写信告阿巴库莫夫的状。

内务部副部长谢罗夫向斯大林报告：“国家安全部清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秋季行动早在开始前十天就被民族主义分子知道了，于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藏了起来。这可是事实。而阿巴库莫夫却因这次行动而举荐数百名工作人员受奖。”

1948年2月，谢罗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我想通过这封信更详细地讲述一下阿巴库莫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阿巴库莫夫将来会找机会不仅跟我算账，而且也会同他的其他敌人算账--这里是指费多托夫、科鲁格洛夫、梅希克、拉帕瓦、米尔施泰因等同志。

“阿巴库莫夫曾于1943年对我说，他迟早会杀死梅希克。而如今，他在部长职位上，完全有可能找到另一种复仇方式。梅希克知道这一点，时时提防着。其他那些诚实的同志也惴惴不安。

“现在，在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下，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协同工作的环境令人无法忍受。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尽力地败坏内务部机构的名声。阿巴库莫夫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时就曾不屑一顾地说过‘现在我们摆脱了这些警察。内务部再也不会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碍手碍脚了’之类的话。要知道，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之间没有建立任何工作关系，而这种工作关系是为了搞好事业而必不可少的。这两个机构建立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敌对时期。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的党组织不愿一起开会来纪念列宁，而是各开各的会，国家安全部党组织在举行纪念会时就连内务部的领导人都不邀请，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阿巴库莫夫在部里制造恐怖气氛，以至于那些已经在一起干了20-25年、现在分别在内务部和安全部工作的肃反人员在见面时都不敢打招呼，更不用说谈些什么了。如果安全部的哪个工作人员因为公事而需要来找我，他得从阿巴库莫夫那里拿到特别许可证明。这是安全部处长格里博夫等人专门告诉我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到处都是除奸总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管理地方安全机关的工作方面缺乏经验。安全部人员都被解雇和调查吓怕了。”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斯大林喜欢坦白直率。谢罗夫和阿巴库莫夫把自己所知的有关对方的所有劣迹全都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斯大林只会感到满意。通过这种竞争，他了解到了哪个人有哪些弱点……”

1951年，阿巴库莫夫被撤职逮捕。谢罗夫被斯大林留了下来。

而在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谢罗夫又为赫鲁晓夫所救。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赫鲁晓夫是谢罗夫的守护神。谢罗夫完全可能被列入‘贝利亚团伙’，但是当赫鲁晓夫需要在特工机构中找个依靠的时候，他选择了谢罗夫……”

或许，在拉夫连季收夫洛维奇被捕后的那几个时辰和那几天里，谢罗夫也和内务部其他领导人一样非常不安。

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内务部另一名副部长、苏联英雄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大将开枪自杀，想必是怕步贝利亚的后尘。至于谢罗夫，看来是有人跟他说过，他不会有问题。”

克格勃主席

1954年1月，为落实苏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的决定，在苏联部长会议下面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最后决定是在1954年2月10日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这次会议研究了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内务部机构臃肿庞大，“无法使情报侦察工作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因此建议将肃反业务部门从内务部分离出来，并在其基础上建立“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当时立即决定将那些即将从内务部转交克格勃的业务部门的人员削减20％。主席团决定“原则上通过中央关于将国家安全部门从内务部分离出来的决定草案”。文件细节的最后修订由一个委员会来完成，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书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沙塔林和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和他的两个第一副手--谢罗夫和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卢尼奥夫。

1954年3月1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建立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出台。赫鲁晓夫不想加强这一肃反机构的力量，因此该机构没有成为一个部，而是被列为地位次一等的国家委员会。不过，克格勃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受到其表面地位的制约。

谢罗夫上将在同一天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一年后，他被授予大将军衔，1955年8月25日，为庆祝他50大寿，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的是卢尼奥夫。他是个职业党务工作者，是在贝利亚被捕前两年才从莫斯科市委行政处长的职位上调到内务部的。

在克格勃干了一辈子的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回忆道，克格勃成立后不久，1954年夏天，赫鲁晓夫来到捷尔任斯基中央俱乐部，对克格勃机关及其部队领导人员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这是新的委员会全苏领导人会议。

第一书记讲话之后，谢罗夫发言：“你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多么深刻，多么明确而又极其清楚地对情报侦察工作和整个工作作出了指示。这就是有着非凡的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人。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工作过10-15年了，但有时还是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因此你们应当好好地、清楚地思考、回忆赫鲁晓夫同志作出的所有指示。”

克格勃领导层接到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贝利亚的破坏活动在国家安全机关中所造成的后果，使国家安全机关变成我们党用来对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敌人、而不是诚实的人们的锐利武器。”

区级安全机关开始被撤销，市级和州一级的处局被裁员。肃反人员中，部分被调到民警局，部分被解雇。军衔依然保留，但优惠待遇被取消。这引起了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满。一些闲言碎语令上级领导感到不安，这些传言说，失望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将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争取对象。

战后，安全机关吸收了大量前线军官，即那些习惯于执行命令和同敌人战斗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略有提高，过去，大部分人甚至连中学都没读完。

谢罗夫在两年之内从克格勃辞退了16000名“政治上无法让人信任的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一心谋取功名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以及文化程度低的、表现落后的工作人员”。总部开除了2000人，4人被取消将军军衔。“总部几乎所有总局、局、处的领导人员都被撤换，”一份文件中说，“苏共中央从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岗位上抽调了60多人来担任这些职务。”

辞退老同志是很困难的。

曾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对我说：

“我在学校里喜欢过一个姑娘，我去过她家。她父亲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图哈切夫斯基手下任团长。后来他随元帅一起被关押、枪毙。这是为什么？因为她父亲说：‘我不相信日哈切夫斯基是人民公敌。斯大林在列宁灵枢前发誓时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可他什么都没有做。’当我在赫鲁晓夫时期当上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时，她找到我，对我说：‘他们不想给我父亲平反。’‘为什么？’‘不知道。’”

叶戈雷切夫通过国家安全机关寻问此案并且了解到有关情况。原来，负责处理平反问题的正是经办此案的那个侦查员……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写道，1954年，克格勃一次党委会议讨论了一个名叫茹科夫的中将的案子。此人30年代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西部铁路运输处处长。1937年或是1938年，在奥尔沙车站煤场查出一个“为波兰效力的间谍团伙”。因此案被逮捕的约有100人（一个煤场就有100名间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被改了姓，新的姓氏增加了辅音，像是波兰人的姓氏，这使得有关他们为波兰当局搞情报的证据更具有可信性。谢罗夫建议让茹科夫到某个共和国担任克格勃副主席。但这一任命没有获得通过。茹科夫被开除党籍，并被剥夺将军军衔。

在情报机关干了一辈子的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基尔皮琴科中将在自己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谢罗夫个头不高，动作迅速，在一个地方呆不了太久。他喜欢自己驾驶外国汽车在莫斯科兜风。有人说，他的长相和性格都像苏沃洛夫，这让谢罗夫感到很高兴。

随着谢罗夫到克格勃走马上任，业务人员不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担忧。但他招来的那些情报人员对其外交方面的无知和词汇的匮乏感到吃惊。他不懂外语。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说：

“谢罗夫在数量繁多的、大大小小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猛烈地抨击和揭露贝利亚及其同伙，这是他习惯做的事情--总要揭露什么人，总要痛骂‘人民公敌’并号召大家提高阶级的、革命的、肃反人员的警惕性。与此同时又要求大家在工作中要遵守法制和党的行为规范。

“当揭露贝利亚及在肃反队伍中肃清其同伙的运动稍微平息一些之后，谢罗夫开始抓情报系统的事务，这方面的工作因贝利亚的恣意妄为而疏于管理。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开始接到一些理性的工作指示，驻外情报站重新开始建立起来，寻找驻外机构领导人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历史学家们认为，谢罗夫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档案库进行了大规模清理，首先是销毁了那些最令人厌恶的、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材料。那些在1954年秋天蹲过卢比扬卡克格勃内部监狱的人后来说，当时不能开窗户，因为烟很大，院子里在焚烧保密文件。

莫斯科市委档案馆的文件用汽车往外运了数日，当时担任市委领导的是赫鲁晓夫。结果，那些证明赫鲁晓夫参与迫害行动的文件消失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因此才敢起草并在20大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讲话。他显然是希望抛弃过去的包袱并解救无辜的人，除此之外，这篇讲话还起到了一个很实际的作用--削弱他的对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阿诺维奇的地位。

为什么秘密报告要在大会正式结束之后才宣读？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是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的。其实不是这样。报告准备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多次在中央主席团讨论过。伏罗希洛夫心情沉重地说，作了这样的报告之后，他们当中谁也不会入选中央委员会，代表们会投反对票。因此报告在党的领导机构选举结束后才被宣读。

贝利亚曾保留了所有领导同志的材料。谢罗夫将这些文件从克格勃转移到中央委员会，为是的不让任何肃反人员看到这些文件。赫鲁晓夫在书中写道，他并没有看过这些材料。这有可能。但谢罗夫看过。此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意销毁所有材料。这是11个大纸口袋。的确，有些文件留了下来，而且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判断出其他卷宗里的内容。

政治局委员在国内视察后，告密信便发到国家安全机关。这些告密信是以视察情况报告的形式发回来的，可这些报告中的一些细节内容完全可以成为解除某人职务的理由。党的领导人也是人：远离家乡和同行们警觉的眼睛，他们会轻松轻松，放纵一下自己，而保卫人员则将这一切细心记录下来，报告给卢比扬卡的上司。从事这项工作的有一大班人马。

1956年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人民起义爆发于1956年10月23日，当天下午，人们唱着《马赛曲》和《国际歌》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者要求剥夺斯大林主义者的权力，让被罢免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复出。党的领导人奔向苏联大使馆请求帮助：出兵吧！

前往匈牙利处理这一事件的有两位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和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与他们一同前往的有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游行者围攻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死了数十人。纳吉·伊姆雷总理还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并宣布国家退出华约。

赫鲁晓夫命令朱可夫准备进行代号为“旋风” 的行动。11月1日，卡达尔·亚诺什被送到莫斯科面谈。赫鲁晓夫同他交谈后认定，可以把匈牙利托付给卡达尔。11月4日，“旋风”行动开始：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将人民起义镇压了下去。

第一件事是逮捕前来谈判苏联撤军问题的匈牙利国防部长马列特·帕尔和总参谋长科瓦奇·伊什特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说，谈判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建立将谈判地点转移到布达佩斯城外的苏军基地进行。

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在那里将这两名匈牙利军人逮捕。

谢罗夫向进入匈牙利的各师的特别处下达指示：逮捕那些手持武器对抗苏军的所有叛乱组织者，以及那些煽动人民仇视共产党人和安全机关人员的人。

卡达尔抱怨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扣押了参与暴动的一些普通人。谢罗夫对此回答道：“或许逮捕了个别不属于上述类别的人员。所以正在对所有被捕人员进行审查，那些在叛乱过程中不是特别活跃的人将被释放。”

谢罗夫向莫斯科告状说：“在一些州，党委和执委会的领导干部设置障碍，阻止逮捕那些在这次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反革命分子。”

卡达尔请求苏联特使释放前副总理埃尔杰伊·费伦茨。埃尔杰伊作为议员代表团团长被请到苏军大本营后被逮捕。卡达尔保证说，埃尔杰伊院士不是反革命分子。

谢罗夫向莫斯科报告：“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当作出让步，因为实践证明，对反动分子作极小的让步就会引来一系列新的要求和威胁。”

当匈牙利国内风传被捕的匈牙利人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卡达尔慌了。谢罗夫主席和安德罗波夫大使向莫斯科解释说：“载着囚犯的一辆不长的军列是开往乔普车站的。列车行进过程中，犯人在两个车站向窗外扔便条，上面说，他们将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些便条被匈牙利铁路工人捡到。我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下达命令，今后改用有篷汽车来运送囚犯，并将加强看管。”

前往乌日哥罗德接犯人的苏联内务部副部长霍洛德科夫向莫斯科汇报说：谢罗夫通知说犯人有四五千人。来了几十名14--17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有9名少女。大部分犯人都没有办理相应的证明材料--因此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逮捕。

副部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有些人被捕显然没有根据。谢罗夫答复莫斯科：一名师长搞错了，他“没跟我们商量”就把技校的学生送到了乔普。至于其他人，谢罗夫坚持说，死硬分子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罪行的。

谢罗夫报告说，领导起义者的是南斯拉夫人，而且起义者同美国外交官、其中包括美国武官见过面。这一说法后来没有得到证实。

谢罗夫建议绑架躲在美国使馆里的红衣主教明得森季·约热夫。苏联克格勃派去一名代表，建议将他秘密送到国外。但主教面对挑衅没有屈服。

因参与解决匈牙利事件，26名军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谢罗夫被授予一级库图佐夫勋章。

匈牙利的武装起义没有对谢罗夫的仕途起到任何作用。但它却决定了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命运。

谢罗夫救了赫鲁晓夫

匈牙利事件着实令苏联领导层感到不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事件扑灭了20大之后出现的自由化浪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受命清查和逮捕“造谣分子” 和“修正主义者”。当时共逮捕了数百人。

《独立报》曾刊登克格勃主席谢罗夫1957年12月写给苏共中央的一份很说明问题的材料，这份材料讲的是天才物理学家、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对匈牙利事件的评论：

“兰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他的父亲1930年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捕。兰道隐瞒了此事。1939年，兰道因参与反苏集团而被逮捕，但由于他是理论物理学界的著名科学家，因此被释放

“兰道在理论物理学界是相当有名气的科学家，具有世界性的知名度。许多专家认为，他善于发现科学中的新事物。不过他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实践工作主要局限于完成一些具体的课题，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认真。

“从政治观点方面来看，他多年以来是个具有明确反苏倾向的人，对整个苏联的现实怀有敌意，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有学问的奴隶’。

“比如，兰道在1947年对苏联科学界的状况是这样评价的：‘我们的科学界被彻底收买了，这比国外更严重，那里的科学家仍然还有一点自由……在我们这里，人们不懂科学，也不喜欢科学，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这里领导科学的是些钳工、木匠。家具工。没有个人发挥科学创造力的余地。工作方向由上面说了算’

“他把叛乱分子同匈牙利人民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将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说成是‘匈牙利革命’，是‘非常好的、让人再高兴不过的事件’，说是‘英勇的人民’在为自由而战……他说：‘我们的人身上真是沾满了鲜血。匈牙利人所做的事情，我认为是最伟大的成就。他们第一个打破了，真正沉重地打击了我们时代这种伪善的思想……我认为，我们的制度完完全全就是法西斯制度，这一点我1937年就知道了，这种制度如今依然如此，而且根本不可能改变。因此问题在于两件事。第一，这种法西斯制度的内部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第二，我认为，这种制度将会不断地衰落下去。我认为，这种制度存在一天，你就永远也别指望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这种指望甚至很可笑。我对此是不抱希望的，……’”

1956年3且，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哥里、苏呼米和巴统发生了在斯大林逝世周年纪念日搞的群众性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反对批评伟大领袖的年轻人……当局决定压制这一抗议活动。军人们驱散了游行队伍。20人被打死。克格勃拘捕了将近400人。

苏联内部出现的自由思潮的迹象加强了国家领导层内部的反赫鲁晓夫情绪。赫鲁晓夫的反对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具有破坏性，这种批判应当被制止。

在1957年的莫斯科，赫鲁晓夫及其年轻的支持者同老一代领导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

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政府第一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认为，赫鲁晓夫攫取了太多的权力，不尊重中央主席团内的其他同志，压制首创和独创精神，因此应当解除其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且根本就无需设立第一书记的职位，党的领导应当是集体领导。

在1957年6月18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向赫鲁晓夫提出上述抗议。力量对比不利于赫鲁晓夫。主席团以7票对4票的结果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

但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想过服从这一决定。谢罗夫和朱可夫在解救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协助下，运输航空兵的飞机从全国各地将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他们要求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在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明显占多数。剩下的委员看到谁占了上风，便立即转向胜利者。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认为，全党会自动接受他们的观点，可是他们错了。

其实，他们1957年说出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他们说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说党内需要民主和集体领导制，说“在肉类和牛奶产量上赶超美国”的口号是愚蠢荒唐的。谁也没有听他们的，正如他们过去听不进去别人对党的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一样。

莫洛托夫等人终究还是没有吃透党的运作机制。他们一辈子都在从事党的工作，而对于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党的机制的本质，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搞明白。

那些州委第一书记并不想在精神生活领域搞什么自由化，但他们更害怕回到谁也不能保证不会被逮捕的斯大林时代。在他们眼里，莫洛托夫等人正是那种日子的象征。因此，六月全会支持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并没有赢得所有人的好感，但他赶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旧主人，从而为年轻一代开辟了升迁之路。

赫鲁晓夫可以依赖克格勃，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并没有白白支持忠实于他的人担任克格勃领导人这一职务。

布尔加宁和所有老一代领导人都反对克格勃听命于中央委员会，即听命于赫鲁晓夫，而主张克格勃服从部长会议的领导，也就是服从他们，他们还反对克格勃的秘密文件只上报中央委员会的做法。

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政治机构，因此应当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至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材料，赫鲁晓夫在全会上透露，3年来，中央委员会从克格勃那里得到2508份文件，部长会议收到2316份文件。也就是说，没有人让政府吃亏。

赫鲁晓夫说：“我读过的谢罗夫的文件比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还要多。”这使得谢罗夫甚至在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总是抱怨说，他根本没有机会研究马克思著作，因为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阅读由谢罗夫签发的情报了！

在全会上，中央主席团成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萨布罗夫说，反党集团想罢免谢罗夫克格勃主席的职务，并任命前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或是由布尔加宁本人亲自来担任这一职务。

布尔加宁早先还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干过。他在那里呆了4年，当过国家政治保安局运输处情报科科长助理，1922年10月从国家安全机关调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萨布罗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讲道：

“我有一次和布尔加宁一起去伏努科沃机场接一个人，他对我说，他不信任谢罗夫，这个人可能会出卖我们。

“我对他说：你和赫鲁晓夫同志关系密切，跟他住在一起，你对他说，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我在这方面也不信任克格勃。

（大厅里响起喧哗声。有个人说：如果什么亏心事都没做，那就让他们监视好了。另一个人说：如果怕告密，那说明还是做了什么事儿。自己的机构没什么好怕的。）

“我对朱可夫也说了，而他回答说：让他试试看，我两下就把他解决掉，卢比扬卡也不会留下来。”

赫鲁晓夫的所有对手都被赶出政坛。只留下了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伏罗希洛夫，他担任的是有名无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没有任何权力。莫洛托夫被派到蒙古当大使，马林科夫被调到阿尔泰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市水电站当站长，卡阿诺维奇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阿斯别斯克市任阿斯别斯克联盟托拉斯总经理，布尔加宁任斯塔夫罗波尔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他们都处在当地克格勃机构的监控之下。

曾经担任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局局长的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贝利亚垮台之后被逮捕。他也被当作贝利亚分子而被审判。他写道，1958年秋天受审之后，他被带到谢罗夫的办公室。克格勃主席说：“您将被送往弗拉基米尔监狱。如果您在那里回忆起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哪些令人怀疑的行为或是违法的命令，请您告诉我。”

朱可夫元帅案

据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1957年夏天，在克里米亚，在一次气氛友好的酒宴上，朱可夫突然为谢罗夫举杯祝酒，他说：“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你不要忘记，克格勃是军队的耳目！”赫鲁晓夫瞬间作出反应。他站起身来，刻意大声说道：“请记住，谢罗夫同志，克格勃是党的耳目。”

在赫鲁晓夫后来先后抛弃了朱可夫和谢罗夫之后，人们才明白了他上面这句对白的含义。朱可夫作为一个更为有力的角色，第一个被从战场上除掉……

1945年7月24日在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中，进行检阅的本应是最高统帅。但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困难。检阅在红场列队的军人应当骑着马。据说，斯大林甚至还试过骑马，下属给他牵过来一匹驯顺的马。但还是不成。他终究是66岁的人了，而他也没有在骑兵部队中服过役--与朱可夫不同，朱可夫的军旅生涯是从龙骑兵连开始的。

阅兵前几天，斯大林把朱可夫叫过去，让他来检阅军队。朱可夫表示感谢，但他巧妙地说，按规定，这个荣誉属于最高统帅。斯大林回答：我已经老了，而您还挺年轻。

参加胜利大阅兵的包括各方面军--从卡累利阿方面军到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的混成团和海军的一个混成团。空军不太走运：由于天气不适合飞行，他们没有从红场上空飞过。

天空布满乌云，下着蒙蒙细雨。丝丝雨水顺着大沿帽的帽沿儿流到士兵和军官的脸上。但在保存下来的纪录片画面上，这根本看不出来。阅兵式的参加者同全国人民一样，陶醉在幸福之中。

伴着鼓声，200名士兵将被打败的德国军队的200面战旗丢到列宁墓前。这对所有人，对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人来说，都是欢天喜地的一刻。或许，只有最高统帅的情绪稍有不快，因为这次阅兵的主角不是他……

关于朱可夫元帅，有许多传言。而且许多人到今天还相信，他曾打算发动军事政变，军队也准备支持他。只是到了最后一刻，他才被赫鲁晓夫制止了。

可即使是那些相信这一说法的人也无法搞明白，为什么完全有理由安享荣誉的朱可夫在战后岁月里似乎总是厄运缠身？

直到他去世，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赞颂他。他为自己在历史上永远赢得了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可以说出一个人民爱戴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他。

然而，元帅的大半生都是在不如意中度过的，有几年还面临被逮捕的厄运。他的名字好多年极少提及，他还被禁止在公共场合出现。到底朱可夫在1945年胜利大阅兵之后出了什么事？

在朱可夫元帅尽享荣誉、在莫斯科检阅参加胜利大阅兵的部队之后不到一年，他头上就已经是乌云密布了。

1946年，斯大林把朱可夫元帅从被征服的德国调回，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兼武装力量部副部长。朱可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但是战后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用行话来说，国家安全部开始算计元帅。换句话说，他们开始收集有关他的供词，当然也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他们把一些被捕的军事指挥人员的供词呈送斯大林。这些供词的结论是，朱可夫居功自傲，政治上不可靠，对党和斯大林怀有敌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布尔加宁向斯大林报告说，他们扣下了7节载有家具的车厢，这些家具是从德国为朱可夫托运的。

在1946年6月1日举行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朱可夫受到公开讨伐。他们是这样给他定罪的：“朱可夫元帅无视政府和最高统帅授予他的崇高地位，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对政府的决议表示不满……朱可夫元帅一点也不谦虚，陶醉于个人的成就感，认为他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把卫国战争的所有重要战役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都归功于自己。”

朱可夫被撤销职务，调任敖德萨军区司令。

半年后，他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当全会表决结束后，朱可夫站起身来，略微迟疑了一下，随后向右转，正步走出会场。一般情况下，在被中央委员会开除之后，紧接着就是被逮捕……

人们通常觉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似乎是吃朱可夫的醋了，嫉妒他的荣誉。可太阳会嫉妒月亮吗？斯大林这样的伟人会忽然间嫉妒起一个普通的元帅吗？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说：“斯大林企图掩盖战争的历史。他希望忘掉过去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因此，他把俘虏们赶到了西伯利亚，为的是不让他们讲述一切是怎么回事，不让他们谈起失败，谈起数百万人是怎么陷入包围的……”

斯大林禁止将军和元帅们写回忆录。他逐渐使那些参加过战争的老战士们不再佩带勋章。他说：现在该为因重建国家而荣获勋章感到自豪了。

朱可夫担任军区司令，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他旧日的部属及他身边的人则一个接一个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参与由朱可夫主导的阴谋活动。

瑙莫夫教授说：“在国家安全部的公函中，朱可夫被称呼为‘谋取特殊地位的人’。这是走向被捕的第一步……”

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汇报说，那些已经被捕的曾经在苏联驻德国军事行政机构工作过的国家安全人员在接受审讯时，讲述了苏联军用飞机从那里往出运贵重物品的事情。他们的供词中提到了朱可夫，那些最贵重的物品就是交给他的。

据元帅的前副官供认，朱可夫从德国运回很多缴获来的贵重品。1948年1月，朱可夫在莫斯科的住宅遭到秘密搜查。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搜查的目的是要“在朱可夫的住处寻找并没收装满金子、钻石和其他贵重品的一个皮箱和一个匣子”。

阿巴库莫夫报告说，“搜查过程中没有发现皮箱，而匣子放在卧室里的一个保险箱里。朱可夫的别墅实际上就是一个古董商店或是陈列馆，到处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珍贵的名画，而且这些画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连厨房里都挂了4幅。”

斯大林责成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把朱可夫叫去听他作解释。

朱可夫否认一切重大指控，但他也承认犯了错误：“画和古玩以及校形吊灯架的确是从那些无人居住的别墅和宅邸中拿走的，它们被用来装饰我所使用的别墅。我认为，所有这一切东西都将归属国家安全部，因为别墅和住宅都由安全部支配。”

他的财产被没收。《关于向苏联部长会议总务局移交由苏联国家安全部从苏联元帅朱可夫那里没收的被其非法获取和侵占的战利品、贵重品和其他物品的证书》保留至今。

难道元帅就这么喜欢这些漂亮的玩意儿吗？瑙莫夫教授坚决批驳了这一推断：“不，不！这一点后来查清楚了。指控被取消了……”

1948年2月，把朱可夫从敖德萨军区调往乌拉尔军区。安全部调查的有关朱可夫的案子越来越大，而他依然还没有被捕。不过，他身边的人仍然不断被抓。

其中之一是苏联英雄弗拉基米尔·克留科夫中将。他同朱可夫关系密切，因而被抓进了监狱，时间是1948年9月。随后，他的妻子、著名俄罗斯民歌表演艺术家利季娅·安德烈耶夫娜·鲁斯拉诺娃也被逮捕。

他们逮捕克留科夫将军为的是让他提供关于朱可夫从事敌对活动的证词。他被带到国家安全部。侦查员警告他：“你已经不是将军，而是一个囚犯，你要是拒不招供，我们会好好收抬你。”克留科夫反驳道：“我只是在接受侦讯过程中，我的将军军衔也没有撤销。”

侦查员把他领到窗前说：“看见那里的人了吗？他们才是在接受侦讯。而你已经被定罪了。从我们这里是回不到自由世界的。我们这儿的路只通向劳改营。”

克留科夫被带到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跟前。部长说：“你要是顽固不化，我们会打你，让你终生残废。”

克留科夫被控参与朱可夫元帅主使的阴谋活动，还被控从德国运回大量缴获的财物。克留科夫遭到毒打，直到失去知觉，他们要求他提供有关朱可夫有背叛行为的供词。他被判了25年。他的妻子随后也被送进劳改营。

斯大林死后，克留科夫成功地向朱可夫转交了一封信。朱可夫将信件转交赫鲁晓夫，后者第二天就建议中央主席团重新调查克留科夫和鲁斯拉诺娃的案子。后来他们被释放……

因朱可夫的案子而坐牢的将军约有百人--都未经审判。新的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在交接工作时曾问斯大林：这些人怎么处理？有些人被判12年，要不，把他们交由特别会议审查通过后送劳改营？

斯大林通过贝利亚答复了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认真地作了记录：据贝利亚同志传达，斯大林同志说：“让他们再坐一阵子牢吧。”

这些将军被抓的依据仅仅是他们谈话的窃听材料。因此有关方面至今也不愿公开他们的案卷。逮捕朱可夫身边的人几乎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元帅由此意识到，他被套在一个多么精巧的绳套里。

斯大林非常巧妙地让朱可夫觉得，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打算让他进监狱，而他则为元帅说情。不知格奥尔基·斯坦丁诺维奇是否真的相信他，不过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国家安全部对谁都不能想抓就抓--抓人入狱只能经斯大林的批准。斯大林不想除掉朱可夫。元帅可能还有用。

阿巴库莫夫将朱可夫同妻子的谈话记录交给斯大林。元帅认为，武装力量部长布尔加宁在陷害他：“我原先以为，斯大林是个讲原则的人，其实他听身边人的话。谁跟他说些什么，他就相信。这不，有人对他说了一些关于我的坏话，我就失宠了。去他们的，现在让别人去卖命吧。”

在去世前几天，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把朱可夫召到莫斯科。没有对元帅解释去干什么。或许是斯大林想向朱可夫下达什么特别命令？现在这件事已经不可能搞清楚了。

朱可夫按时来到莫斯科。领袖去世后，对他的所有指控都被遗忘了。发起调查他的案子的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前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已被收监。另一位前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被解除职务，也面临被逮捕的命运。元帅的生活一下子大变样。

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而后是部长。新政权需要他的威望。尽管当局避而不提朱可夫的名字，人民依然爱戴他，

朱可夫使军队实现了现代化。他创建了机动部队，采用了新的装备，加强了空降兵。后来有人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可他赢得了全体军官的尊重，因为他提高了工资，整顿了秩序。与此同时，他大力削减武装力量--削减了将近150万人。

当时的军队非常庞大。斯大林可是准备打仗的。但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时期，军队是慢慢缩减的，因此这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印象，而赫鲁晓夫对军队的削减则是急剧的，他这一举措人们至今还记得。不过，即便是朱可夫式的裁员对许多军人来说也是痛苦的。那些打过仗、荣获多枚勋章、但却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必须离开军队，为那些毕业于军事学院的年轻军官让位。

朱可夫第一个提出应当改变对战俘的态度这一问题。

在他之前，谢罗夫于1954年曾提出赦免那些曾同德国人合作的犯人的问题。他的建议得到采纳。1955年秋天通过了《关于赦免曾在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同占领者进行合作的苏联公民》的命令。

惟独没有被赦免的是那些被德国人俘虏并在后来因此而受到苏联当局审判的红军战士。为了决定他们今后的命运，1956年4月成立了一个以朱可夫为首的委员会。元帅在汇报材料中得出公正的结论：

“鉴于战争第一阶段出现的严峻局势，大量苏联军人处在包围之中，失去了原有的一切抵抗能力，结果才成了敌人的俘虏。许多军人被俘时已经受伤、震伤或是在空战中被击落……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对于那些战俘、那些逃离包围圈的和实际上没有被俘的人员所采取的做法极其严重地违反了苏联法律，普遍对他们恣意妄为，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了各种非法的限制……从1941年起，军人们……在内卫部队的押解下经解送集结站抵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方集中营，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专门审查。战俘们在这些特别集中营里的待遇是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确定的，同劳改营里关押的人员所受到的待遇一样。

“由于在专门审查过程中，多数情况下使用了非法的、挑拨性的侦查方法，大量诚实地履行了自己军人的职责、在被俘后绝没有做站污自己声誉的事情的军人遭到了无理迫害……”

朱可夫建议抛弃对曾经被俘人员的不信任政策，取消履历表中有关曾被俘虏或曾在被占领土居留的内容，恢复所有人的军衔称号，被俘时间列入军龄。而对那些被俘后逃脱受伤的人，建议予以嘉奖。

朱可夫被免职，什么事都没做成。履历表中的问题--是否被俘或是否在被占领土居留--直到1992年才取消……

1957年夏天，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试图将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的位子上拉下来的时候，朱可夫救了赫鲁晓夫。朱可夫坚定的声音和他身后军队的威力是对赫鲁晓夫最好的支持。

朱可夫立即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刻意表现他同元帅之间的友谊，哪也不放他去，甚至休假都在一起。朱可夫压根儿没有想到，有人已经策划了一个针对他的真正阴谋。使他当中央主席团成员连5个月都没有。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主席团成员不止一次表示，朱可夫正在走向军事政变，试图夺取个人权力。我们从军界一些人那里也获悉这一情况，他们曾谈到朱可夫有拿破仑式的志向。逐步积累的事实让人不能视而不见，无法不担心国家会发生类似拉丁美洲所发生的那种政变。我们被迫采取了撤销朱可夫职务的做法。我作出这一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1957年10月4日，朱可夫飞往塞瓦斯托波尔，从那里乘坐“古比雪夫”号巡洋舰前往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正式访问。

而赫鲁晓夫则前往基辅军区观看演习。他同将军们交谈，试探了军队中的情绪。而后赫鲁晓夫在全会上说：“你们以为我在那里猎捕鹿呢！我在那里进行的是一次政治上的捕猎，捕的是一个大猎物……”

赫鲁晓夫指责朱可夫伪善奸诈，虽然一切正相反。

瑙莫夫教授说：“朱可夫天真得让人吃惊。元帅在离开时以为，留在莫斯科的那个人是个朋友。而赫鲁晓夫则背着他同各军区领导人谈话，向他们解释情况。而他们也都对形势有了正确的理解。”

当朱可夫还在国外的时候，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善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定。全国各地都召开党的会议，严厉批评国防部长。

朱可夫没有料到这一点。有人向他汇报说，与莫斯科联系中断。有经验的人都会猜到这意味着什么……

有人讲，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马特韦耶维奇·什捷缅科通过自己的渠道向部长通报了一切，他为此还受到迫害--这不是真的。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什捷缅科此前已经被打击教训过。他是不会用自己的功名冒险的，即便是为了朱可夫元帅。

什捷缅科第一次受惩罚是在贝利亚被捕之后--职务被免，军衔降两级--从大将降至中将。布尔加宁指责什捷缅科通过贝利亚向斯大林传递“有关一些军事领导人员的流言蜚语”。

朱可夫下台后，什捷缅科再次被免职，但他很快又被召回莫斯科并被提升，这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认为他有过错……

在莫斯科的机场，迎接朱可夫的是他的第一副手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和他的家人。

女儿们给他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党员会议批判他。科涅夫在机场对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说：“他们请您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主席团会议，他们在那儿等着呢。”但朱可夫的女儿恳求科涅夫允许朱可夫顺道回趟家，喝口水。科涅夫被迫同意了。亲人们告诉了元帅一些事情。

朱可夫去了克里姆林宫。中央主席团成员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他们当即向他提出一系列指控。

瑙莫夫教授说：“他承认了一些错误，否认了其他指控。他说：我得看看文件，然后才能回答你们。而他们对他说，他已经被解除部长职务，不会让他去国防部……”

主席团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了中央全会，此时抨击朱可夫的已是整个党的高层。朱可夫简直就是在遭人践踏。

瑙莫夫教授说：“他们相互间几乎是在用粗话对骂，就像是在集市上一样。赫鲁晓夫喊道：‘如果朱可夫不能用头脑来理解党的作用，那我们就通过打屁股来向他解释！”

“朱可夫甚至不知道他是在同整个党的权力机关对抗。他实在是很自信。而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把他赶下政治舞台。朱可夫表现得宽容仁厚，而他本不应这样。他不解地说：‘我在3个星期前离开的时候，你们大家那样亲切地同我话别，而现在……到底这3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

“朱可夫被控试图使军队摆脱中央的控制、裁减政治机构、刚愎自用、粗鲁残酷、准备搞军事政变……”

这些指控有多少是真的呢？

在削减军队的时候，朱可夫努力保留指挥军官，裁减后勤和政工人员。在正在整改的军队中，人们对消闲散慢的政工人员的不齿是显而易见的。指挥军官们整天呆在训练场上，而政工人员则在俱乐部里读报纸，准备发表讲演……朱可夫认为他们是些游手好闲的人，他说，他们懒惯了，连老鼠也不会捉了。

他对政工人员的这种态度在全会讨论朱可夫的问题时发挥了作用。要知道大厅里就坐着这样的政工人员，只不过他们穿的是便服。

朱可夫还被特别指责的一点是，军队里在秘密组建特种破坏突击队和特种兵学校。学校计划在将来扩编成特种兵师。朱可夫要特种兵师干什么呢？进攻克里姆林宫吗？

瑙莫夫教授说：

“国内各军区共有17个侦察连。朱可夫将它们合并起来统一训练。就是这么回事。朱可夫在全会上提醒赫鲁晓夫：‘我就此事跟你谈过两次，曾保证提交一份详细报告。你也同意了……’

“避开克格勃和地方党的权力机关建立培训特种兵的军校是不可能的。国家安全机关下属的特别处知道军队里发生的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援引著名侦察员、被任命为特种兵学校校长的曼苏罗夫将军的证词来证明朱可夫元帅搞阴谋诡计的说法。可实际上，曼苏罗夫将军没有说过朱可夫的什么阴谋计划，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计划。将军只是向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局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批准对他的任命。而之所以没有批准对他的任命，是因为朱可夫没有打报告，而只是口头上跟赫鲁晓夫谈好了。

接待曼苏罗夫将军的中央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什么特种兵学校，他向自己的上司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上司又向上提，而此时恰巧朱可夫被兔职，上面说，瞧，所有人都不吭声，只有一个将军曼苏罗夫表现出了警惕性。将军是个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他是不会否认这一说法的……

他们利用这件事只是为了进一步证明强加给朱可夫的军事政变想法：人家说．朱可夫已经都为发动军事政变而训练了特种部队！

或许，朱可夫确实想当国家一号人物？

瑙莫夫教授说：“赫鲁晓夫知道，有人可能会怂恿朱可夫。他在国内享有威望。但并没有事实证明朱可夫在为政变做准备！”

据朱可夫的女儿讲，确实有些人打电话给元帅，劝说他夺取国家政权，整顿秩序。而他的谈话克格勒一直在窃听。所以这些电话要么是故意挑拨，要么是想知道他对这些话作何反应？

赫鲁晓夫当然会把朱可夫看作可能的政治竞争对手。元帅严厉刚强的性格和他的极度自信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感到不安。但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之间的个人冲突也是不对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朱可夫早在上次全会上就吓着了中央委员，他提到了镇压迫害，并说在这个问题上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有责任。

当朱可夫发表讲话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时，他提到了他们为镇压迫害所担负的责任。“我们曾相信这些人，”朱可夫说，“我们曾举过他们的肖像，而他们的手上却在滴血。假如人们知道了真相，他们会痛打他们的。”

也就是说，朱可夫曾直言，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所有最高层领导都有错。卡阿诺维奇反驳朱可夫：这是政治上的事。既然是政治上的事，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受法律管辖。朱可夫严厉回答：不，这是刑事犯罪！

从他的话来看，党的领导成员不仅可能被追究政治责任，而且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威胁他们记下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已把自己同党的整个机关对立起来了。

瑙莫夫教授说：“朱可夫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他是个军人，他想的是如何加强军队，而政工人员碍了他的事。双重权力局面对军队有害。党的书记们对朱可夫的做法感到吃惊。他们对他说：难道你不明白军队是党的工具，而且最重要的是维持政权吗？而朱可夫认为，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

每一次，当国家领导层需要选择什么最重要--是军事指挥员对党的忠诚还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时候，选择都是有利于前者：对党的路线的忠诚比国防安全更重要。朱可夫被解除一切职务。中央全会通过决定：“朱可夫违背了列宁和党的领导军队的原则，推行压制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工作的路线，推行消除党、党中央和政府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

《真理报》刊登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涅夫的一篇文章。科涅夫在文章中严厉批评了不久前的上司，他宣称，那些并非朱可夫立下的功劳也算在了他的头上。科涅夫指望当上部长，但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的却是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此人从战争年代起就多次受到赫鲁晓夫的关照。而马利诺夫斯基在7年之后却第一个背叛了赫鲁晓夫。

在1964年11月7日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赫鲁晓夫已被迫退休），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说：“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杯。我们把傻瓜尼基塔赶走了，您对毛泽东最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再好不过了。”

愤怒的周恩来离开了招待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将真正救过他的人称作“傻瓜”。

1942年末，斯大林派赫鲁晓夫到马利诺夫斯基那里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领袖对马利诺夫斯基起了疑心。他的一名副官失踪了，有人认为是投奔德国人了。而且他那里的一名军事委员会成员开枪自杀。马利诺夫斯基灾难临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为他说了好话，从而救了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相信，马利诺夫斯基会对他至死不渝，但他错了……

他们保证给朱可夫安排一份差事，但他们甚至都不把他列人国防部总监察员之列，他作为一个元帅，自然应当是总监察员

然而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几年后，在被推翻前不久，赫鲁晓夫感觉到失去了依靠，突然想起了被罢黜的元帅。

瑙莫夫教授说：“当赫鲁晓夫感觉到他的上空阴云密布时，他给朱可夫打了个电话，对他说：‘你被诬告了，我们应当见个面。’他的助手记录着：在皮聪大休假之后安排尼斯塔·谢尔盖耶维奇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会面。他们要谈的是恢复关系和新工作的问题。这样一来，赫鲁晓夫便可以巩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

但休假归来之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是个退休者了。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朱可夫一直担任国防部长，军队便不会参与倒赫行动。”

为什么朱可夫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没有官复原职呢？因为军队和政界领导层反对他。朱可夫反对放弃反斯大林的方针，认为不能不提1941年灾难的原因，而总政治部和中央坚决反对这一点。将军们采取了恢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针。朱可夫妨碍了他们。于是元帅们上告中央，说他依然反党。

朱可夫元帅关于斯大林的一篇没有发表的讲话稿保存至今。他这篇讲稿是为一次中央全会准备的，这次全会本打算于1956年在20大的浪潮中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

朱可夫的讲话稿是对斯大林的一份起诉书。他写道，对战争准备不足是“我们的祖国在战争第一阶段遭受重大军事失败和巨大牺牲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朱可夫断言：

“希特勒军队的进攻没有任何突然性，当时已经知道希特勒准备进攻，而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失误作辩解……

“从战争一开始，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层在国防指挥方面就表现得不知所措，敌人利用这一点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我们没有真正的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从一开始就被斯大林搞乱了……他在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和不大懂作战问题的情况下，下达了外行的指示……

“斯大林强迫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方面军司令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发动仓促策划的战役，没有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技术保障，从而导致过大的损失……我们还可以从斯大林的战场创作当中列举出不少负面的事实，来评判他的统帅素质和‘军事天分’到底如何……”

朱可夫打算发言的那次全会没有开成。

即使是在朱可夫被解职之后，克格勃仍继续监视着他，并将他的情绪和谈话汇报给赫鲁晓夫本人，而后来是汇报给勃列日涅夫。

1959年，克留科夫将军去世。朱可夫和布琼尼出席了葬后宴会，克格勃的密探也来了。此后，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朱可夫在宴会上不健康的、政治上有害的言论。

当时成立了一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同布琼尼和朱可夫谈了话。布琼尼说，他没有说过，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不好的言论。委员会对他也不感兴趣。他们要找的是未可夫。朱可夫被叫到苏共中央接受教育。。

当局对朱可夫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克留科夫的遗孀鲁斯拉诺娃的命运。他们当然没有妨碍她唱歌。但她抱怨说，当局不大喜欢她。利季姬·安德烈耶夫娜·鲁斯拉诺娃最终也只是个功勋演员。早在1942年，她就被授予了这一称号。

朱可夫元帅的别墅被安上了窃听器，就连他同妻子在卧室里的谈话都被作了记录。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而克格勃仍将他置于不断监控之下。当局仍然害怕他，仍然嫉妒他的荣誉和全体人民对他的爱戴。无怪乎当局在1957年就实际上指控他从事罪恶的、反国家的活动，指控他企图发动军事政变。所幸的是他没有受到审判。但对他的这一指控一直没有取消。实际上，朱可夫至今也没有被平反。

从卢比扬卡到“水族馆”

你不能把朱可夫和谢罗夫称作朋友。他们更像是战友。在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的冲突中，谢罗夫站在了第一书记一边。但是，赫鲁晓夫想到了两位将军之间的友谊，很快也将谢罗夫从那个关键职位上赶了下去。

1958年12月8日，谢罗夫被解除克格勃主席职务，两天后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兼主管情报工作的副总参谋长。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认为，谢罗夫被解除一切职务是因为中央委员会行政机构管理局的人反对他。

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认为，他的“爱部门主义” 和他不愿认真削减克格勃机构是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局局长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精简机构和裁减克格勃总部和外围机构编制的报告，此举没有得到谢罗夫的理解。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对于谢罗夫离开克格勃，谁都不觉得惋惜：

“那些对组织大规模迫害负有同等责任的人分为不平等的两类。处于权力顶峰的人整治了那些受他们管辖的人，将所有不法行为和镇压迫害的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

“而谢罗夫在国内同时又以关于民族迁移的政令的主要执行者而闻名。此后一切便按人所共知的那种模式进行下去：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就将走到底，有人会不断地脱你的衣服，摘下你的勋章，拆掉制服上的彩色镶条，将你逐出莫斯科，从百科词典中除掉你的名字，然后将赤条条的你埋葬……

“谢罗夫的悲剧让人感到怜悯和愤愤不平。他是在生前承受自己的耻辱和衰落。我们这里一般还是在人死之后才去揭露他，不过平反也一样是在那之后……”

瑙莫夫教授说：“当谢罗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时，整个中央主席团都表示反对。有中央总务局局长马林的笔记为证。可赫鲁晓夫当时坚持己见，而且也没有失算。但是后来他把他调到了情报总局，这明显是降职。当然，他参与迫害活动也是一个原因，但问题并不仅在于此。想必是谢罗夫跟朱可夫有接触一事令赫鲁晓夫感到不安。”

情报总局的调动手续是以最有利于谢罗夫的方式办理的。即使是在口头上，赫鲁晓夫也不想让他感到受辱。中央主席团的文件中提到了“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领导” 的必要性，提到为谢罗夫保留“原来工作所得待遇”。这与其说是指工资，不如说是指提供给各级官员的福利：食品供应，医疗服务……

谢罗夫后来对自己的女婿爱德华·赫鲁茨基说，他因受命到情报总局工作而感到幸福。

“怎么会这样？”赫鲁茨基惊讶地说，“您不再是中央委员，不再是最高苏维埃代表。”

“但我回到了军队里，”谢罗夫回答。

就这样，谢罗夫到了军事情报部门……

每年的11月4日，一大帮佩戴不同识别标志、在不同的兵种当中服役的俄罗斯军官都要悄然而简单地在小范围里庆祝自己的职业节日。这是些情报军官。他们穿的是坦克兵、飞行员或是炮兵的制服。他们官职并没有多高，但他们属于旁人所不了解的情报侦察系统。由维克托·苏沃洛夫建造的军事情报大楼如今被称作“水族馆”。

1918年11月4日，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在红军野战司令部内成立了登记局。如今被称为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的军事情报机关当初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普通的名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被任命为军事情报机关的第一任局长。

正如许多其他部门一样，军事情报机关也经常更换名称。

从登记局演变而来的工农红军司令部侦察局后来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局。1934年，军事情报机关在叫了几个月的信息统计局之后再次更名为侦察局，直接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1939年，该局又被称为工农红军第五局。

1942年2月出现了现在的名称--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不过到了9月，斯大林将军事情报机关分割开来。他将情报总局从总参那里分了出来，使其直接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也就是直接隶属于他本人。而在总参内部又出现了一个军事侦察局。

不过，到了1943年4月，一切又恢复原样。

军事情报机关的历史不会很快写出来的。现在知道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辉煌的战绩和重大的失败。军事情报机关总是希望人家完全忘记它的存在。但是内行人都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在运作。

发现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并不那么困难。所有国家的武官都是军事情报人员。他们被当成外交官，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另一个部门服务。而有时候，当你在使馆或是商务处看到一个年轻人，宽肩短发，军人体态，同普通驻外人员相比不知为何不爱说话，那就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个在官方身份掩护下工作的军事情报人员。

在我国，政治情报机关无论是属于克格勃管辖还是独立运作，它都隶属于国家元首--总书记或是总统。

军事情报机关总是部门所属机构，隶属于国防部，二战之后的一个较短的时期是个例外，当时斯大林下令将国内所有的情报机关都集中于情报委员会。

军事情报机关中也有过叛徒和投敌分子，他们到了西方之后，讲述了这个部门中所发生的事情，但人们对于情报总局所知依然不及对克格勃情报部门的了解。

一些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军官对我说，政治情报机关总觉得自己要比军事情报机关高半头：“但我们对军队里的邻居没有恶感。双方的关系是工作上的。同志式的关系。当然也有竞争。大家都想第一个向苏共中央的领导报告重要情报。而在两个情报部门发生争执的时候，老广场的头头们通常都向着卢比扬卡一方。例如，我们曾经从情报总局那里挖来了我们相中的情报人员。”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曾担任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四处处长，他回忆道：“比如我就曾与我们从军队邻居那里挖来的几名一流情报人员共过事。”

“军人们提出过抗议吗？”

“这我不记得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军事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受政治情报机关控制的。战后这种控制看来是减弱了，可国家安全机关依然担当着控制者的角色。况且，向情报总局和其他对外情报机关提供反间谍保障的职能一直掌握在国家安全机关手中……”

从20年代起，军事情报机关领导人的任命都要征得政治保安局一政治保安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克格勃的同意。而且一般说来，没有国家安全机关的审核，军事情报机关不得招人。在外派之前，军事情报人员还要再次经过审查。

曾担任驻瑞典军事情报站站长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

“克格勃是一个可以怀疑所有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构的一部分，而我们是他们有权怀疑的人。我们这个部门的悲剧在于，所有在国外呆过的人都自然成为怀疑对象，从而自然引起国家安全机关的关注。

“军事情报机关内部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他们有时在我们的会上发言--谈论必须提高警惕，保守秘密。有一次，一名特派员邀请我到离新圣母公墓不远的一处保密住宅。吃过午饭，喝了点酒之后，他对我说：‘到我们那儿干吧，你不会后悔的。’我说：‘我本来就在情报系统工作。’他开始想法儿劝我：‘我们干的是另一种工作，得揭露内部的敌人。’一句话，他招募我作内线，但我最终还是脱身了……”

“战后特派员制度保留下来了吗？”我问尼科利斯基。

“克格勃的人留了下来。他们监视我们。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监护人’。”

“军事情报机关的军官们私下里谴责过‘邻居’的行为吗？”

“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军事情报人员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经过考查的人，可你们不知为何总是得不到信任。你们不为此感到愤怒吗？”

“可以这样说，这让人略感不快。知道有人在告他的密，谁会高兴呢？可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人，而在基层工作人员当中任何时候都有不少正派人。宪兵式的恶棍并不多。我的出发点一直是：反间谍人员有自己的任务。”

“反间谍机构的多疑是不是徒劳的呢？”

“遗憾的是，我知道不少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军官叛逃到西方的事例。在奥地利，当我在那儿工作时，美国人策反了军官波波夫。但他是在后来才被查出来的，当时他已经从国外回来并且成功地进入情报总局总部工作。”

“情报总局的失误比克格勃多还是少？”

“我们这一行还有一个不太好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这儿总是尽量淡化自己的疏漏，而成绩总是被尽量夸大。我觉得，克格勃的失误和叛逃事件更多一些。可他们的机构要比军事情报机关大得多。”

“作为驻外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您和‘邻居’搞好关系了吗？”

“我首先努力做到不让自己的集体吃亏。要知道，克格勃的情报机关总想从军人这里‘扒皮’--总想抢案子，将我们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在我们这儿是常事儿：‘邻居’善于把肥肉从你的鼻子底下抢走。”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驻外机构相互合作。比如说，我跟一个对我们有某种价值的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们建立了正常的关系，我觉得，他愿意被我们招募。但在明确关系之前，我去找‘邻居’。不管怎么说，我得确认一下，这个人没有在他们那里作为招募对象。我去找克格勃对外情报站负责人，而他故作惊讶地说：‘我们对这个人都做了两年工作了。’

“而我看得出来，‘邻居’是在装模作样。他想自己招募这个人，况且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这种抢先一步将功劳据为己有的做法引起了怨恨。”

“竞争结果对你们不利？”

“总是克格勃得逞。我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第一个向领导汇报情况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军事情报人员不仅受到本局的指派，向本局汇报工作，而且也受政治情报机关的指派，向他们汇报工作。战后有人曾试图改变这种做法。在部长会议所属的情报委员会里，我们权利均等，但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我们再次分属不同的部门。而情报总局的领导人自己将自己置于从属的地位。”

“觉得不自信？”

“是的，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干不了多久。每个新主人显然都试图彻底改变原有的秩序。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改组，编制时而被削减，时而又被匆忙增加。有经验的被撤下去，没经验的被调进来。我们有自己的学院。空缺不久就会被补上，但对情报部门来说，任何改组都是极其有害的。可我们的领导不考虑这些。这些人都是从外面来的，有的是作战部队的军官，有的是司令部里的参谋，可就是没有行家。看来他们认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照样可以领导情报机关。”

“这里说的只是最高领导人吗？”

“要是这样就好了！当年我在西德有一个出色的间谍--联邦议院的一名议员。有一次我们在东柏林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接头。他来了，在打字机上敲下了他知道的有关西德联邦国防军的所有情况，然后我们吃了点东西。

“在接头之前我的上司预先告诉我，他会来我们这儿，看看这名间谍。他的确来了。绷着个脸，不高兴。没有打招呼。坐下来，跷起二郎腿。他看着我，声音嘶哑着说了一句类似‘你可得小心一点’之类的话。然后就走了。

“我对议员说：‘您得原谅我们头儿，他牙痛得厉害，把他折磨得够呛。’而议员笑了一下答道：‘算了，别解释了。我是在讲波兰语的地方长大的，所以我全都明白。’”

“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将军感到脸红……”

“据说，朱可夫元帅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国防部长时，曾试图让自己的情报部门分量更重一些，使它同克格勃平起平坐，从而既加强自己的地位，也加强军队的威望？”

“我认为，克格勃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我重申一遍：我们同克格勃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平等。”

“您曾担任特工学院的系主任。人们是如何进入军事情报系统的？”

“通常是这样做的：派两三个人去军区司令部。他们找到军区司令，向他报告说，他们是来挑选军官到特工学院学习的。军区司令命令干部处人员选出合适的人选。看他们的个人档案，同履历材料合适的人员所在部队的领导交谈。然后将可能的人选找来作最后的谈话。”

“有人拒绝建议吗？”

“很少。在莫斯科学习本身就提供了升职的可能，而转到情报部门工作--这意味着将来有机会出国。”

“如果您遇到与您军衔一样的同仁，比如说是来自总参作战部的，你们当中谁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更成功？”

“作战部队的军官和司令部参谋的工作更受人关注，仕途更顺畅，军衔也升得更快。”

“‘水族馆’的未来居民是否要学习中途跳火车和双手射击？”

“我们惟一要学的是跳伞。而后来这个项目从特工训练大纲中取消了。情报人员学这些把戏干嘛？现在谁也不会被派去指挥游击队。日常工作中惟一需要掌握的本领是拍照……”

谢罗夫将军同情报总局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是个内行。但他受制于当时的那种行为模式。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贾丕才说，1960年2月，他赴巴基斯坦当大使。莫斯科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感到不安。

出发前一天，情报总局局长谢罗夫将军告诉贾丕才，巴基斯坦境内有10个美国基地--可能对苏联发动侵略的根据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贾丕才解释道：“巴基斯坦境内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我们一起去苏联外交部照会上所说的所有‘基地’转一圈，您自己就会相信这一点的。”

贾丕才大使本人很快就相信了：巴基斯坦境内没有外国军事基地。根据双边防御条约，美国人只是有权利用巴基斯坦的港口和机场。

那么关于外国军事基地的情报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一消息是印度情报部门抛出来的，为的是让苏联反对巴基斯坦。而莫斯科则信以为真。

佩尼科夫斯基，三家情报机关的特工

谢罗夫在情报总局干了5年，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但1962年10月22日，军事情报机关上校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的被捕毁掉了他的功名。对谢罗夫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任何一位情报机关领导人来说，这样的失败相当于一场灾难。不幸的是，谢罗夫有一次帮助了佩尼科夫斯基。他后来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生于1919年。战前毕业于基辅炮兵学校，打过仗,31岁成为上校。1953年毕业于军事外交学院后继续在情报总局服役。曾在情报总局驻土耳其情报站工作，同站长发生了争执，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便向莫斯科投诉，于是他被召回并被调离情报总局。

战争期间，他曾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身边工作。瓦连佐夫是苏联英雄，曾任炮兵主帅，1961年1月被任命为陆军火箭兵和炮兵司令。

瓦连佐夫早在战争时期就同赫鲁晓夫私交不错。据说，赫鲁晓夫说过：这是个现成的国防部长，此话或许是开玩笑，或许是认真的。

瓦连佐夫收留了佩尼科夫斯基，当他在那里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瓦连佐夫在已经当上情报总局局长的谢罗夫那里为他说了两句好话。

佩尼科夫斯基被列为情报总局预备役人员，并被派往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联络局工作。1960年＊月，他开始为中央情报局效力，而1961年4月，他又开始为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工作。

1963年5月初，在公审之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死刑。判决于5月16日执行。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之后，赫鲁晓夫不再怜惜自己的宠臣。瓦连佐夫元帅被没收一切奖章，降为少将并被立即勒令退役。他被取消中央候补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不过他只是被当作一个证人。

谢罗夫则被指控两度帮助被揭露的英国间谍佩尼科夫斯基安排工作，而谢罗夫的妻子和女儿在到伦敦参观游览时曾受到佩尼科夫斯基的照顾，接受过他的帮助。

而他的女儿如今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所有这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他们确实曾随一个旅游团飞往伦敦，但她们没有得到过佩尼科夫斯基的帮助……

当时赫鲁晓夫都气晕了：佩尼科夫斯基向西方透露了苏联导弹实力的真实情况，这对他可谓背后一击。1963年2月2日，谢罗夫被撤职，他的职务由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休京担任。

3月7日，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情报总局工作》的决议，决议责成主管党内人事问题的中央书记维塔利·尼古拉耶维奇·季托夫、总参谋长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和伊瓦休京调查谢罗夫的工作并作出评价。

委员会只用了几天就作出裁决。“由于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和行为不称职”，谢罗夫大将被降为少将。1963年3月12日，他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他对此尤为痛心。

他被调离莫斯科，调任突厥斯坦军区司令助理，主管军事院校工作，然后他被调到伏尔加河沿岸军区担任同一职务。他刚满60周岁，便因病退役。倒霉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1965年，“由于丧失政治警惕性和在情报总局干部任用方面的错误，以及由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克格勃机构工作期间粗暴违反法律和在德国工作期间滥用职权”，他被开除出苏共。在此之前，他还担任情报总局局长的时候，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期间荣获的几枚勋章就已经被收回了。

退伍之后，谢罗夫又活了25年，享受了一个退伍军人的生活。

爱德华·赫鲁茨基说：“我见过许多退伍军人，他们就像是要咽气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谢罗夫总是精神饱满，夏天他去‘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军队疗养院去打台球，冬天他长时间地滑雪。他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他在80岁时才不再开车。他对以前的事情从不后悔。他与其他受害者不同，他很清楚，一切都无法挽回。妻子说，他退伍之后，变得快活了，仿佛一付重担从肩上卸了下来……”

“他谈到过关于自己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事情吗？讲过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什么事吗？”

“此类交谈他一概回避。他从没谈论过自己的工作。他是个老派人物。常回忆战争期间的事情。或者是他在贝利亚1953年实行大赦之后如何同强盗匪徒作斗争。他喜欢讲别人如何偷走他这位克格勃主席的汽车的事情。他那天开车没带警卫，开到了格拉诺夫斯基街，那里有一家军官医院和一家军官餐厅。他在那里逗留的时候，不知哪儿来的一帮年轻人撬开了他的车，把车开走了。后来他们才发现偷了一辆特别的车--车上有专线电话，于是又把车丢弃了……”

“关于他被撤职的事情呢？”

“他有一次对我说起了佩尼科夫斯基：‘这个人我从来就没见过。’当有人造谢罗夫的谣的时候，他感到难受。他曾对我们说，他没有参与驱逐高加索各民族。这是科布洛夫干的……”

“谢罗夫退伍后还受到监视吗？”

“当他在莫斯科街头散步时，后面有尾巴跟着。电话一直被窃听。别墅的‘甲壳虫’（指窃听器--译者注）在他死后才被拆除。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开着刚买的一辆车过来，车上还挂着老式的外国车牌。于是立即出现‘几个同志’--一个民警模样的人和两个穿制服的人，开始检查证件。他们担心，万一谢罗夫搞阴谋，纠集那些老元帅，他们骑马上阵……”

爱德华·赫鲁茨基还回忆道：“有一次，他和朱可夫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军队疗养院休假。他们两人受到跟踪，电话遭到窃听。如果他们想讨论什么，他们就写纸条。然后再把纸条烧掉……谢罗夫是个勇敢的人。假如1941年莫斯科陷落，他将留下来，转入地下。他已经拿到了一个驾照，用的是瓦西里耶夫的名字，还有一份出狱证明，不过德国人肯定会认出他来……”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于1990年去世。他的死成了又一宗谣言的题材。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英国合作者在《克格勃》一书中写道，谢罗夫在一次豪饮之后“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院落里开枪自杀”。

第十二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此人拥有得天独厚的笼络人心的本事。一些人迄今仍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在1998年岁末的一个温暖的日子，昔日其麾下的那些人聚集到新圣母公墓，缅怀自己的友人和领袖。

此人在风华正茂、飞黄腾达的时候背地里被称作“铁腕人物舒里克（亚历山大的小名--译者注）”，影射他可同“铁腕人物费利克斯” 相媲美。

此人名震四方。当时无论我国，还是外国，许多人都确信他即将成为国家元首。他以一个瘦瘦的学生之身来到莫斯科上大学，却成就了如此非凡的功名。

多少次交锋都以他的胜利而告终，但他终究还是输了一次。他被排挤出政坛，他的照片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有人提起。

如果没有前几年一部关于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的那场阴谋的电影《灰狼》的走红，当代读者可能已想不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是何许人了。

历史记载的谢列平是推翻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策划者，曾被看作国家一把手的最可能的人选。但他未能成为一把手……

我是在谢列平被贬黜之后认识他的。原先对他阿波奉承的那些人现在甚至连招呼都不和他打。他也本能地回避着人们。但他的眼神，他的步态以及有力的握手，都能传达出某种信息，表明这是位意志坚强但最终却壮志未酬的人。

谢列平落魄前我见过他。年轻的谢列平有张表情非常丰富、生动的面庞，双唇紧抿，目光专注。

谢列平和勃列日涅夫是迥然不同的两种人。如果由他领导国家，多半是不会出现停滞的，大概也不会有改革。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外一种轨迹……

到别墅见斯大林

国人首次听说谢列平的名字时他才只有24岁。1941年秋，共青团莫斯科市委负责军事体育工作的书记亚历山大·谢列平，在几乎已是兵临城下的首都为游击队以及敌后工作物色志愿者。顺便说一句，他本人在那艰难的年代并没有打过仗。他参加过几个月的芬兰战争，但没有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后来有人因此指责他：派别人去打仗，自己却躲在莫斯科……

莫斯科第201中学的女学生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哑来找谢列平。要求参加游击队。他没有马上同意她入队。他觉得她到时候会害怕，没有能力开展活动，便拒绝了她。但后来他还是让卓娅加入了游击队。

卓娅的遭遇很悲惨。她实际上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干，就很快被德国人抓住，并于1941年12月初被当作纵火犯处死。

卓娅死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当时玛加丽塔·阿利格尔还写出了广为传诵并荣获斯大林奖金的长诗《卓娅》。该诗顺应那个年代的特点热情沤歌了团市委书记亚历山大·谢列平。这已成为全苏联的光荣。

十月的天空，低沉而阴沉

德国人的铁蹄已践踏在莫斯科的周围

莫斯科团委书记谢列平同志

一位满怀着正义之气的共产党员

你没有看错

--她是名真正的战士……

亚历山大·谢列平1918年8月出生在沃罗涅日的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他很早就表现出了领袖才能。在当团委书记的同时，又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作为奖励他得到了帕维尔·布列公司产的一块怀表。前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瓦列里·因诺肯季耶维奇·哈拉佐夫从五年级起就与谢列平成了朋友。他说：“萨沙（亚历山大的爱称--译者注）甚至就在个别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信。没有收到回信。但报纸上刊登了斯大林就这一问题给另一个人的回信，谢列平感到很满意……”

同那个年代里的许多人一样，萨沙·谢列平喜欢溜冰，骑自行车，酷爱足球，是狄纳摩队的球迷。孩提时他喜欢参加舞会，但不爱喝酒，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种罕见的品质。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即便十年级毕业后我们也不喝酒。无论葡萄酒，还是伏特加，他都不喜欢……”

中学毕业后，谢列平来到莫斯科，就读于战前著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历史、哲学和文学学院，这是人文科学人材的熔炉。谢列平到学院后马上当选为团委书记。

谢列平的仕途始于1940年10月2日。正是在这一天出台了关于高等教育将收费、奖学金将只发给优等生的命令。而谢列平曾作为志愿人员开赴芬兰战争前线，在共青团滑雪营服役。等他返回学院时，有些科目自然没有考试成绩，根据新的法律，他没有希望获得奖学金。

他坐在学院团委办公室里，思忖该怎么办。这时莫斯科市团委书记尼古拉·克拉萨夫琴科来了，是他决定了谢列平的命运。他说：“舒里克，我有工作让你做。你到团市委负责体育处的工作，怎么样？”

1942年，谢列平被授予红星勋章，不久被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先后任书记、第二书记。

斯大林在去世前一年决定把共青团工作交付自己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已故政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的儿子。年轻的日丹诺夫当时是党中央科学部的负责人，他来团中央了解情况。

时任团中央书记之一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说：“我们被召集到一起。日丹诺夫说：‘斯大林让我当第一书记。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我们把情况作了介绍。日丹诺夫说：‘亲爱的同伴们，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无法领导你们。我会去找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表示回绝。’”

于是，斯大林让谢列平当了第一书记。

他把谢列平召到自己的别墅。这是他们之间惟一的一次会面。斯大林让谢列平坐下，自己却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提一些问题。他偶尔走到谢列平面前，俯下身，注视他的眼睛，看得非常专注……谢列平后来对自己的好友瓦列里·哈拉佐夫说，他当时感到非常害怕……

在斯大林时代，共青团是一所严酷的学校。

可以说，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一直前脚接后脚地跟在谢列平后面，先是接替他领导共青团，后来又接替他在卢比扬卡的职位。他在谈及共青团时说了下面这些话：“苏联的干部特点何在？为了晋升，获得一官半职，得经过一道又一道的筛选，会撞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过了7道筛子后，就会被卡在第8道筛子里……”在共青团机关，许多人通过告自己领导的黑状来求得官职，深知这是获得提升的最佳渠道。

前团中央书记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科切马索夫曾回忆过别人写信告发他的经历：说他本人是富农的儿子，他的妻子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父亲曾是州委书记，被枪毙了，她母亲被投入监狱，还是小女孩的她被送到高尔基市，在那里她认识了科切马索夫。

告密信转交谢列平处理。

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说：‘有一次他请我过去一趟。他问‘你忙吗？’。我随口说‘不忙’。他就说“那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们聊了一会，然后他言归正传：‘我给你看份东西。’他打开保险柜，拿出那封告密信。待我看完，谢列平说：‘你不要放在心上。’他当着我的面把信撕碎，扔进废纸篓里。这种事发生过两次……”

据科切马索夫说，第一书记是一个纯朴的、值得尊敬的人，对以前的共青团领导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非常不喜欢无聊乏味的会议，也不喜欢教训别人。

谢列平任共青团领导最风光的那几年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赫鲁晓夫器重年轻人，许多工作放手让团员们去干。谢列平缩减了领工资的工作人员的编制，各共青团区委只保留两名脱产干部，其他所有人的工作都属社会义务性质。

上文提到过的前除奸部军官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也曾当选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他说：“曾有几名部长到团中央找我们，我们批评他们对年轻人的生活漠不关心，他们被我们抨击得体无完肤……”

1957年夏天，年轻的中央委员谢列平所属的党的领导集团不允许老近卫军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老近卫军指的是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谢列平比其他人更加积极、更加坚决地拥护赫鲁晓夫。他据理力争，暴跳如雷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冲他大吼：“就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要我们作出解释？你先得学会穿长裤！”

赫鲁晓夫对这位年轻的战友作出了应有的评价。第二年，谢列平开始负责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党务机关部的工作，但只干了几个月。1958年12月25日，40岁的他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瓦斯手枪的两声枪响

与自己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赫鲁晓夫不喜欢特工机关，也不竭力讨好它的工作人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充斥着大量的将军，这一点令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他要求国家安全工作人员“不佩肩章”，“身无彩条”，因此谢列平拒绝了军衔，到了晚年他对此有些后悔。

赫鲁晓夫公开要求“合理精简”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对选民发表例行讲话时说：“我们还大幅度削减了内部力量--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关，我们准备进一步削减这些机关。”

谢列平写了一封便函，对第一书记的殷切希望作了回答：“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在加里宁选区对选民发表的关于必须进一步削减国家安全机关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谢列平建议削减3200名侦查人员，他的建议得到了批准。

1960年2月，谢列平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说：“用肃反工作人员来监视许多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的设施的意图还没有根除。”换句话说，肃反工作人员的活不够干，他们臆造出了工作。间谍太少，肃反人员太多。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

“他削减了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情报网，裁掉了用假情报坑害人的告密者。他首先加强了预防工作。如果有谁说了反对苏联的话，不是逮捕他，而是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不该说这种话。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人们意识到，不会因进行‘可疑的’谈话而坐牢，或者至少不会立刻坐牢……”

谢列平建议撤销克格勃的牢狱处，削减国家安全机关所属的监狱的数量。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在谢列平和我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时，因政治原因而被关押的人最少。卢比扬卡内部的监狱空空如也。”

谢列平任主席时，克格勃监狱里关押着1388人。1961年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判刑的有207人，1962年有323人。

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回忆说，谢列平在任时，国内发生过几次群众骚乱，出事的地方在弗拉基米尔州、穆罗姆市和亚历山德罗夫市，人们对地方当局感到愤怒，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祖格迪迪。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9年1月9日的第200号会议记录表明，此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克格勃及其机关的条例。该文件到改革开始一直在发挥着效力：

“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是政治机关，负责贯彻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制定的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兔遭外部和内部敌人蓄意侵害以及保卫苏联国家边界的措施。它们的使命是警惕苏维埃国家的敌人的秘密阴谋，揭穿他们的意图，制止帝国主义情报机关针对苏维埃国家的犯罪活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由苏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监督。

“属于苏共中央编制的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员，其职务须经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属于党的地方机关编制的工作人员，其职务须经相应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苏共边疆区委及州委批准。”

谢列平继前任谢罗夫之后继续清理档案中的危险文件。

有一封谢列平亲笔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保存了下来。谢列平在信中建议销毁有关卡廷事件的全部文件，以使波兰人永远得不到他们1939年被俘的军官根本不是被希特勒枪决，而是被斯大林枪决的证据。这封信是近几年所公开的最令人发指的文件之一。

克格勃内部对谢列平有何看法呢？

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大将认为，谢列平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是他没有掩饰对国家安全机关干部的不信任，他撤换了一批有经验的肃反人员，用年轻的团干部替代他们。他未同专家商量就立刻着手调整委员会的结构。他撤掉了所有分管部门，像分管经济、运输等方面工作的分支机构，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反间谍总局。

博布科夫认为，谢列平是一个准备完成上司任何指示，但同时又希望显得有原则的人。后来他在执行上头的命令时已不是那么听话了……

前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说：“改弦更张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开始改组克格勃，邀请年轻人进来工作。”

谢列平把受过良好教育的团干部调进克格勃。他们缺乏工作经验，但手脚是清白的。谢列平之前的许多克格勃工作人员甚至连中学都没读完。由于新来的人立即被授以高级军衔，被委以重任，肃反干部感到愤愤不平。

在谢列平上任前，克格勃有自己的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相对应的机构，有负责经济的局、负责意识形态的局、负责运输的局等等。谢列平把所有这些局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反间谍总局，并精减了工作人员。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一套做法。

谢列平依靠的是电子情报工作和负责破译外国密码通信的破译员。

1959年谢列平在任期间出现了“D”处，后来又被改称 “A”处，即“积极措施”处的代称。这个处的任务是炮制假情报，其主要目标是被指责搞新纳粹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西德。

谢列平重新确立了捷尔任斯基--一位完美的、一直可靠地保护苏联人的肃反人员--的偶像地位。克格勃的普通工作人员却对谢列平心怀不满：他剥夺了工作人员享受机关疗养院、休养所及其他一些特权的权利。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基尔皮琴科中将说：

“谢列平有时表现出对普通工作人员的意见感兴趣的样子。这只不过是某种老套套，为了表现自己的民主。例如，有一次，在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讨论完非洲当前的问题后，我请求准许离开他的办公室，在得到同意后，我向门口走去。这时谢列平突然叫住了我，说：‘对不起，基尔皮琴科同志，我忘记问您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了！’我记得，当时我对克格勃主席‘亲自’征询我的意见感到非常高兴。

“我所知道的第二件谢列平对业务人员个人意见感兴趣的事例总的说来带有轰动性质。情报部门的一位领导在向主席汇报情况时，主席突然出人意料地问他对索马里事态的发展有何看法。作汇报的人答不上来，请求给他些时间研究一下，但谢列平显得迫不及待，说他要马上知道情报部门的看法，于是立刻吩咐自己的助手去查直接负责该国的情报人员的电话号码。

“几分钟后，助手报告说，负责索马里的是维塔利·伊万诺维奇，并说了他的电话。谢列平借此机会用自己的民主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这位情报部门的领导上了一课。他亲自拨号，并向那位工作人员自我介绍说：‘打扰您了，我是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您能否回答一个问题？……’

“关于这一电话交谈的消息很快在情报部门的走廊里传开了，所有人都对新的民主作风惊讶不已。”

谢列平在任期间，依然继续追杀叛逃到西方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他的前任谢罗夫曾签发除掉人民劳动联盟的主要思想家列夫·列别特的命令。1957年10月12日，列别特被克格勃军官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杀害。

两年后，斯塔申斯基在慕尼黑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袖斯捷潘·班杰拉。当班杰拉打开自己寓所的门时，躲在楼门口的杀手向他的脸部开了枪。

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班杰拉1908年出生于一个希腊天主教神甫的家庭。西乌克兰曾被并入波兰版图，最初的几年班杰拉一直在同波兰人作斗争。1934年他在华沙策划行刺波兰内务部长，遭到逮捕，被判死刑，后被改成终生监禁。德国人把他放了出来。1941年6月30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在被德国人占领的利沃夫宣布乌克兰独立。这惹恼了希特勒，班杰拉银挡入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呆了3年，直到1944年才获得自由。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和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反抗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进攻。他的身上背负着数千人的血债，因为班杰拉之流并不仅仅是向肃反人员和红军战士开枪……抵抗被镇压后，班杰拉使用化名在慕尼黑定居下来。

波格丹·斯塔申斯基从克格勃得到一支特制瓦斯手枪，这种枪可以使含有氰化钾的胶囊呈雾状喷出。喷出的气体可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使用这种手枪的目的是为了使病理解剖学家认定死亡原因是心衰竭。

谢列平因他除掉了班杰拉而授予他红旗勋章。但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有一个心爱的女人，是德国人，她的存在使他滑向另一个方面。两年后，即1961年8月12日，波格丹·斯塔申斯基逃到西方，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向西德警方和盘托出。

这件事发生后，克格勃决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此类追杀行动。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斯塔申斯基同一名德国女人发生了恋爱关系。他请求允许同她见面。作为奖赏，谢列平给了他一周的时间去看他所爱的女人，但他留下了，并供出了一切。我后来对谢列平说：‘你为什么要放他去呢？’你这哪像‘铁腕人物舒里克’呀……”

德国人对波格丹·斯塔申斯基进行了审判，但法庭裁定他是个执行者，对他从轻判处，而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被指控为谋杀的组织者。这件事导致谢列平在西方声名狼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了把谢列平赶出政坛的理由。

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发表了措词尖锐的反对斯大林的讲话，他谈到了镇压，并列举了数字。他说：“国家安全机关已进行了重新改组，完成了大幅度的精简，剔除了其所不应有的职能，清除了钻营分子……国家安全机关已不再是稻草人--贝利亚及其帮手这些敌人在不远的过去企图使其成为的样子，而是我党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权机关……现在，肃反工作人员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面对苏联人民。”

1961年10月31日，在22大后的第一次全会上，谢列平被选举为中央书记。这为其在党内平步青云奠定了开端。他在克格勃工作的时间不到3年。在他离开克格勃主席岗位两周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就任该职。谢米恰斯内此前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倚重新人，开始提拔我们这些年轻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私下里被认为是我们这些搞党务工作的年轻人中地位最高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

谢列平一下子得到了好几个职位。他还是政府首脑，即赫鲁晓夫本人的副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委员会的主席。这几项职务集于一身使他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赫鲁晓夫喜欢他严格要求的作风和他的聪明劲儿。谢列平从不喧宾夺主，在第二把手的位置上表现得很谦逊……”

赫鲁晓夫对任何人都没有这么信任过，也从未像提拔谢列平那样快速地提拔过任何人。第一书记信任谢列平，重视他的工作能力，把最重要的事情交付他，其中包括选拔党的干部这种工作。

为什么1964年恰好是以谢列平为首的“年轻人” 反对赫鲁晓夫呢？

赫鲁晓夫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能耐很大却未能充分施展的人。但不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经常弄出一些让全国上下当笑料的不理智的和愚蠢的新花样来。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身边的人不赞成他采取自由主义行动，批判斯大林，庇护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尝试同西方寻找共同语言，裁减军队和压缩军工生产。

党中央的几位书记都有不喜欢赫鲁晓夫的个人原因。他们渴望平静与舒适，而赫鲁晓夫却不断地进行人事变动，把中央委员像小孩子似地呼来阿去。

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这样描写赫鲁晓夫：“在学完了伪装和自我控制的课程之后，他隐藏起对暴君的仇恨。为了向其献媚，他不得不在客人面前跳起‘戈帕克’。想必他要为自己过去所受的屈辱报仇，登上王位之后，他养成了公开侮辱人、践踏人的尊严的习惯。”

一批党的领导，其中包括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商定推翻赫鲁晓夫。谢列平保证，这一消息不会传到赫鲁晓夫耳朵里。

但是，赫鲁晓夫大概还是感觉到了什么，他想使朱可夫元帅重返政坛，准确地说是叫他来帮自己的忙是不无原因的。

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向我描述了赫鲁晓夫下台前不久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宴会上出人意料地发表公开讲话的情景。赫鲁晓夫说：“真有意思，我前不久休假回来后，所有人都来安慰我，说我健康有问题，该去治治病。医生这样说，这些人也这样说。好吧，我去。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拔掉所有这些‘中央的软木塞子’。”他指了指在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接着说：“他们认为没有我照样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自以为是害了赫鲁晓夫。在他还没来及除掉更为年轻的对手之前，他就已被打发回家养老了。

推翻赫鲁晓夫并没有引起国内的不满。相反，人们感到很满意。出现了更新和改善生活的希望，出现了年轻的、让人愉快的面孔。除个别人以外，党的老一代领导人都不太得人心。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写道：一天又一天，默默地隐忍照片上的这群人物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真让人忍无可忍。

谢列平后来回忆起，在赫鲁晓夫被打发退休的那次全会结束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和他告别。大家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走过来，和大家-一握手。当走到谢列平面前时，他说：“他们也会这样对你的，说不定更糟……”

谢列平当时可能只是冷笑了一下。但经验丰富的赫鲁晓夫没有说错。他的话应验了……也许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不该参与推翻赫鲁晓夫？如果赫鲁晓夫继续执政，他们的境遇可能会好些。谢列平和他的朋友们后来有没有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呢？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没有后悔。赫鲁晓夫待我们不错，当有人对他说，我和谢列平也参加了时，他甚至都不相信。但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时国内的形势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错看了勃列日涅夫，尽管客观上说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柯西金合适，但他一向处在次要角色的位置上。而勃列日涅夫适合所有条件，是党的第二把手，搞过航天和火箭方面的工作，讨人喜欢，善于交际……”

起先人们都把勃列日涅夫当成一位软弱的、临时性质的领导，而国家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因此人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将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领袖--谢列平。

同谢列平保持着朋友关系的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神秘地对大家说：“要不了多久一切就会改变。廖尼亚（列昂尼德的小名--译者注〕的位于坐不了多久，谢列平就要上台了。”

当时许多人都认定勃列日涅夫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没太把他放在心上。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谢列平对他的看法也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充其量只是个州一级的干部，而不是个大国的领导。他头脑简单，把两三种观点归纳一下的能力都没有，理论知识微乎其微。所有发言都需要别人事先写好……”

谢列平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得到了提升，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谢列平与勃列日涅夫不同，勃列日涅夫从未对工作有太大的热情，而谢列平对工作却是全身心的投入。他俩的关系怎样呢？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最初他们很团结。两家甚至你来我往的，可后来开始出现各种细微的问题，虽说细微，但还是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

勃列日涅夫和谢列平之间很快有了嫌隙。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刚开始勃列日涅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这个人要拥有打开克格勃这把锁的钥匙，还要把他当作党和国家的领袖来支持。组成了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式双驾马车。但后来勃列日涅夫开始留意起谢列平。而且好事者很多，他们对谢列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勃列日涅夫表现得非常友好，他意味深长地暗示谢列平，说什么我休假或出差时由你代替我。然后却让其他人主持工作，他信不过谢列平。

有一次，科切马索夫到中央找谢列平，问他现在负责什么？所有人都以为谢列平将成为第二书记。谢列平两手一摊说：“我没有固定的职责，有的只是固定的谈话。”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有几个月谢列平被提拔到二把手的位置，勃列日涅夫让他负责组织部，人事工作是最重要的。谢列平管起了这摊工作。后来勃列日涅夫把人事工作交给了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并把他笼络到自己身边，让谢列平负责轻工业、食品工业以及财政方面的工作。”

这并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党内这帮推翻了赫鲁晓夫的年轻领导很快发现，勃列日涅夫同样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期望在政治、经济及个人命运方面能有更大的变化，结果却是，他们打倒赫鲁晓夫仅仅是为勃列日涅夫享受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我们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那些领导人政治观点不同。谢列平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有威望的。”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我和谢列平都持相当消极的立场。这使他确信我们是别有用心。‘倒赫行动’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这让他惶惶不安……”

难道共青团干部真地策划过阴谋吗？

人们已习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尖锐的抨击。但也许他并没有那么糟糕？在人们的眼里，他是相当有自由主义作风的一个人，是性格温和、彬彬有礼的一个人，没对谁做过特别坏的事。也许勃列日涅夫当国家元首会比谢列平当国家元首更好？

对他们两个人都了解的人说，勃列日涅夫只是显得和善，实际上他是口蜜腹剑。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话语不多，意志坚强，有组织纪律性，严以律己，不喜欢自由散漫，但他未必像人们所描述的那么专横，那么严厉。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说他是铁腕人物，就意味着他会将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吗？他是个天性民主的人，是个可爱、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他不是个眶毗必报的人。要知道，我们这里的风气一贯是，一旦有谁落难，大家就会落井下石，群起而攻之。而他没有报复过谁。”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我认为，关于他非常专横的说法言过其实，是想损害他的名誉。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个讲民主、平易近人的人。我知道只有两位国家领导人亲自接电话，一个是柯西金，另一个就是谢列平。找其他领导则先要过助手或秘书这一关。而且，如果谢列平正在开会不能接听电话，那他过后总会亲自打电话过来……”

谢列平周围团结了一批精力充沛、活动能力强、忠实于他的人。党和国家机关里的年轻人都喜欢他。

在谢列平关照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团干部出身的人--确实占据着国家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职位。国家安全机关、内务部、电视台、塔斯社，这些单位到处都有谢列平的朋友。列昂尼德·伊里奇或许因而产生了不祥的念头：他们会不会突然搞掉我这个新的第一书记，就像搞掉赫鲁晓夫那样？

谢列平的朋友们真的像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大军吗？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当我们所有人都被贬黜之后，经常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可能没有组织上的联络方式。但我们就是没有，我们向来只不过是朋友，是志同道合者。”

但老朋友私下里都开诚布公地表示，勃列日涅夫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当第一书记的应该是谢列平。团干部出身的少壮派骄傲地宣布：我们的“铁腕人物舒里克”正在成长，他将替代勃列日涅夫。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大家经常聚集到我的别墅，但没谈过应该推翻勃列日涅夫，扶持谢列平那种话题。我知道，所有这些谈话都在被窃听，或者说可能被窃听。我自己就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不过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傻瓜，一时心血来潮就会跳上桌子高呼‘谢列平万岁’。”

谢列平本人怎样想的呢？他有没有暗示过他想成为第一书记？要知道，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喜欢与人单独谈话。但我们没有谈起过他应该当一把手。谈话内容仅限于国家的发展停止了，在倒退。令我们不安的是这些……”

难道团结在谢列平周围的那批年轻领导就不想寻找机会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现吗？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不是这样，我们只不过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同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相比，我们是乳臭未干的团员。我们要觊觎什么是很可笑的……”

但一些传闻在莫斯科不胫而走，说谢列平和他的朋友已组建了一个影子内阁，分配好了职位。政治局委员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例会上叫住梅夏采夫，放肆地问他：“事情进行得怎样了，影子内阁成员？”梅夏采夫当时是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人们认为，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和院士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也属于谢列平的阵营。我问雅科夫列夫，是不是真地计划过，一旦谢列平上台就委他以高官？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回答说：“一派胡言。不过，开始调查这一年轻的集团后，好像还真找到了一份什么名单。据说名单上有我的名字。但这同我有什么关系？有些事情特别让我喜欢，例如，谢列平反对特权的行为。不能说我对谢列平有好感，但也不能说我反感他。”

那么共青团干部究竟有没有搞过反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呢？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可能喝醉以后说过些什么，就被人们当真了。可我们有谁没在喝醉之际杜撰过集团呢？酒醒了，集团也就没了。”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雅科夫列夫说：“是有过一个集团，由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组成，他们想把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扶植为国家元首。这关系到进步的经济改革，关系到能否推行更加合理的路线。如果勃列日涅夫被柯西金所取代，我同样不会反对。”

那谢列平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国家的一把手呢？

人们认为，谢列平的弱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是直接从团的工作转到克格勃的，随后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从来没有领导过某个地区，没有处理过国民经济问题。

一方面，对于一些州委第一书记来说，他不是贴心人。据说，他们不会支持他。另一方面，在某些州和边疆区有许多领导是团干部出身。他们对谢列平充满敬意。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可能也是最聪明的。因此，他是有机会成为第一把手的。

索尔仁尼琴当时写道：“以‘铁腕人物舒里克’为首的一伙人准备复辟斯大林主义……”谢列平被索尔仁尼琴视为洪水猛兽：“‘铁腕人物舒里克’在时刻准备着，他躲在角落里伺机夺取政权，他所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砍下我的脑袋。”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不是个愚蠢的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有能力，但是个教条主义者。有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为李森科大唱赞歌，听起来特别让人恶心。”

谢列平对斯大林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在任克格勃主席一职时，为了让蒙受不白之冤的人获得平反，他做了许多工作。谢列平坚决谴责1937年的镇压。但他又认为，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战胜德国这一点，斯大林值得人们深深的敬爱。这一点他同赫鲁晓夫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是某种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向斯大林主义宣战，可是却依靠了一个反对自己的人。”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是个安德罗波夫式的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许较其更胜一筹。但他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曾说：要想使机关工作人员的表现合乎规范，应先从党开始进行改革。让我高兴的是，他认为特权是国家党政机关的一个弊端……”

谢列平坚持认为，在党的文件中要强调阶级立场，他呼吁反击帝国主义，同推行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取得相互谅解。知识分子及中央机关的部分人士害怕他上台，认为他的上台将意味斯大林主义的复辟。

据说，谢列平反对20大的若干决定，要求在经济领域采取硬性措施。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事实并非如此。他拥护开办私营理发店和钟表修理铺，认为消灭手工合作社是愚蠢之举……但还是出现了那么一个时期，只生产重型载重汽车，运送区区几个箱子也要使用这种汽车。但这是路线，谁都甭想违背。可他认识到，这是荒唐的……”

谢列平代表着战后升上来的那批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干部。这部分人的出发点是，经济需要复兴，需要改革，尤其是技术现代化。这部分人希望在执行强硬的思想路线的同时进行经济改革。这大概就是邓小平当政时中国所选择的那条道路。党的年轻一代领导拥护柯西金和谢列平。如果由谢列平当国家领导，说不定我们国家已走上了中国式的道路。

大人物不要警卫？

谢列平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使自己同政治局其他委员形成了对立，使这些人成了他的敌人。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谢列平在成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后，没有要警卫。勃列日涅夫问我：‘为什么谢列平出行没有警卫保护？’我说：‘是他自己不要警卫的。只要他发话，明天我就给他配一个排。’这时谢列平站起来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用得着保护吗？我认为，有3个人需要保护--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政府首脑。我们何须保护？要提防谁呢？”’

谢列平同时还反对随处出现肖像。他说，他对游行时他站在列宁墓上而工人们举着他的肖像感到羞愧。为什么要到处展示领袖的肖像呢？

中央主席团成员都默不作声。这时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插了一句：“这是一种传统。这体现了党的威望。如果我们取消这种做法，人们就会不理解我们。”

这一问题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站起来说：“那就给谢列平配备警卫？”

谢列平不再反对，说：“配备吧……”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

“他从一套公寓搬到了另一套公寓。有一次给他家进行了装修，他问花了多少钱。给他找来了单据，他看了看，然后吩咐助手照单付钱。他的同事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政治局委员们愤愤不平：谢列平太让他们难堪了！难道现在要让他们也一切自费吗？他们不习惯这样。

“而且，谢列平还说政治局委员脱离了群众。谁会喜欢这样呢？

“他还表示反对政治局委员自己给自己授勋。这已完全戳到了同志们的痛处……”

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说：“他在政治局提出重新审议为领导人提供的一系列特权。这涉及到工资、别墅、特供、汽车以及警卫。他说得很坚决，深信不疑，把肚子里的话全倒了出来。一片寂静，没有一人作声。最后，波德戈尔内说：‘瞧，我们的萨沙是个民粹主义者，什么都想到了……’政治局委员们松了一口气，都笑了起来，他的所有建议也被顺利地埋葬了……”

曾有过这样一件著名的事。《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措词空前尖锐的文章，揭露了深得当局欢心的敖德萨捕鲸船队队长索利亚尼克的一些勾当。乌克兰党政机关为其说好话，于是中央书记处决定严惩记者。只有谢列平一人马上说：“为什么？有谁能否认这些事实吗？”他非常不客气地表示支持报纸，讨论立刻转变成另外一种性质，文内的“主人公”受到了惩罚。

为什么谢列平要把自己同党内的其他领导成员对立起来呢？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他主要是把自己同勃列日涅夫对立起来了。为什么要说得那么不客气呢？可换种语气就无法解决问题。那种情况下需要表现出强硬劲儿。”

谢列平性格耿直，不善于拐弯抹角。政治局委员们开始躲着他，感觉到他已日暮途穷，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态度很不好。

“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勃列日涅夫哪些方面胜过谢列平呢？勃列日涅夫有着令人称羡的经历：在工厂工作过，打过仗，垦过荒，当过州委第一书记，任过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他同军队和工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很管用。

而谢列平的履历表中只有共青团、克格勃以及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这可不是能使朋友越来越多的职务。党的监察工作比克格勃更让人畏惧。谢列平是个性格刚强的人，不苟言笑，加之工作的原因，令人望而生畏。而旁边的是面带微笑、讨人喜欢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善于同人搞好关系。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年轻时的勃列日涅夫是个待人彬彬有礼、善良、聪明而又英俊的小伙子。不仅女性对他神魂颠倒，就连男人也很喜欢他。但体会出什么是权力之后，他就变得判若两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权力更甜蜜的东西了。”

勃列日涅夫受的教育不多，但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政治斗士，是玩弄机关权术的高手。人们对他估计不足。他有敏锐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他能明确地感觉出，谁支持他，谁反对他。对此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我们这些年纪较轻的人容易轻信他人。如果不是因为轻信他人，坐在勃列日涅夫位置上的可能就是谢列平了……为了推翻赫鲁晓夫，他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发誓，甚至对天起誓，说他将执行20大和22大的路线。我们对他以诚相待。我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有过多次谈话。他了解我所有的想法。上台后他已知道谁和他不是一条道上的。但他装出对我们很好的样子，其实心里已准备和我们分道扬镳。他大权在握，我们变得非常被动。”

除掉谢列平及其追随者的行动是勃列日涅夫神通广大的亲信一手策划的。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勃列日涅夫的亲信都是玩弄幕后阴谋的大行家，是搞人事伎俩的高手。你到他们的办公室看看，桌子上空空如也，连张纸片都没有，好像没有任何国事需要处理。可事实上他们在通过电话活动着：谁要除掉，谁要升官，哪些人要打发得远一点。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人不知鬼不觉地在背地里挖着墙角。就这样，他们逐渐抽走了谢列平掌管的所有权力机构……”

1965年谢列平自己曾写过一份报告，说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享有的权力过大，建议改组这一委员会。委员会被一分为二。同时还撤消了谢列平政府副总理的职务。

勃列日涅夫及其战友在玩弄权术方面比谢列平和他的朋友老谋深算。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他们胜过了我们。去蒙古时泽登巴尔曾对我说：‘你们怎么  和孩子似的？你们会像母鸡似地被拧下脑袋。’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搞政治不能对人推心置腹……”

有人甚至警告过谢列平的亲信，向他们透露了已准备镇压他们的消息。曾有一位歌唱家来找过尼古拉·梅夏采夫，装成想和他散步的样子，走到外面后关切地告诉他，前一天他到与勃列日涅夫关系非常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的别墅唱歌，无意中听到基里连科对某人说：“我们要让所有这些年轻人见鬼去。”他提醒梅夏采夫要小心……

尽管谢米恰斯内是克格勃主席，但谢列平的人也受到窃听。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有人告诉我，除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手下的那个窃听机构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窃听谢米恰斯内本人的机构。我把这转告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他说：‘这不可能！’我说有可能。”

勃列日涅夫开始排挤谢列平，破坏他的亲信的声誉。关于共青团出身的干部企图篡党夺权的说法不胜而走。列昂尼德·伊里奇外表显得淳朴善良，他用自己所特有的勃列日涅夫式的计谋赶走了所有人。

勃列日涅夫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理由解除了谢米恰斯内克格勃主席的职务，打发他去了乌克兰。后来谢列平的亲信中又有30至40人被打发到各地，大部分被派到小国当大使。尼古拉·叶戈雷切夫去丹麦当大使。尼古拉·梅夏采夫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差回来后在机场被告知：您刚刚被撤职了。梅夏采夫被派往澳大利亚当大使。

最后轮到谢列平本人被勃列日涅夫赶出党中央。1967年9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这个光杆儿司令中央书记的职务。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被调任次要职位--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精力充沛、有声望的谢列平当工会的领导，这仍无法让勃列日涅夫心满意足。

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说：“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谢列平开始视察工厂，倾听工人的呼声。他提出了向工人阶级提供社会保障的计划，并着手为工人建造疗养院。他的声望与日俱增。”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谢列平到了工会以后，人们开始自由地呼吸。形成了全然不同的一种氛围，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找这个人，他会接待你，倾听你的意见，帮助你……”

但谢列平已很难开展工作。被调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后，每迈一步他都能感觉到，有人在排挤他。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他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已完全恶化。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期间所提的全部建议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否决。谢列平在自己的手下面前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他在努力地工作，但他的设想一个个全泡了汤。勃列日涅夫要打击他的权威，使他沦为一个普通的官员。”

勃列日涅夫依旧视谢列平为竞争对手。同谢列平保持密切关系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刚想借助工会为塔斯社的职工建一座疗养院，塔斯社社长扎米亚京就立刻被紧急召到巴尔维哈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谢列平身边所有的思想家都已被我们打发到国外或其他地方。现在他正在意识形态这块阵地上寻找新人。看来，他还没有抛弃自己的理想。所以，你应该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

1975年谢列平率领工会代表团前往英国访问。对他的迎接很不友好，又是游行，又是抗议，给他制造了一场真正的混乱。在英国人看来，他以前当过克格勃主席，是他下令杀害苏维埃政权在国外的敌人。人们回想起了班杰拉的被害以及西德法庭的判决--谢列平是谋杀的主犯。

不成功的英国之行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为其把谢列平赶出政治局提供了理由。他们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谈话。谢列平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人。”勃列日涅夫高兴地说：“走吧。”谢列平坐下来，马上写好了一项声明。勃列日涅夫立刻给所有政治局委员打电话，几小时后决定就获得了通过。

让谢列平退休还为时过早，于是给他找了一个侮辱性的低级职位--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要负责为年轻人开设的生产技术学校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这当然是一种嘲弄。当苏斯洛夫请他来，告诉他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职位时，他说：‘我甚至从来没有拿过锤子，更别说其他更重要的活计了。我怎么能教导未来的工人阶级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表明，他不配干大事……”

谢列平后来有没有后悔同勃列日涅夫吵翻，有没有说过“唉，我不该那样做”？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如果他的性格允许他这样做的话，那他大概早些时候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了。我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有另外一种表现……”

令人吃惊的是，谢列平仍有那么多忠心耿耿的朋友。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所有共青团干部出身的领导人都被清除掉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人。我被直接告知：‘不要再和谢列平联系。’我回答说：‘不，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难道您要我放弃这种友谊吗？’‘那就不妙了。’我说：‘不妙就不妙吧，我不想中断同谢列平的友谊。’”

谢列平到底有何魅力使得他所有的朋友对他如此死心塌地呢？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是在同一个聪慧、能干、正派、善良的人打交道，他在真心诚意地效力于自己的国家。他是个百分之百诚实的人。既没有别墅，也没有汽车，他什么都没有。”

也许一切缘于他身居高位，能够为朋友提供许多方便？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做朋友看来不失为一件好事？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我们从五年级时起就成了朋友，至死不渝。但他显赫的地位从未影响过我们的友谊。我的职位要低得多，但他从来没有为我的提升助一臂之力。我从未往他办公室打过电话，都是在星期日，或平日的晚上往他家打电话。我也从未想过要请他帮忙。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了明确的道德准则。用不着提拔朋友，如果人们发现了他的优点，他自然会得到提升，得到当之无愧的提升。”

权力会使人堕落，但朋友们相信，谢列平是个例外。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权力没有使他堕落。我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他。我俩这辈子在一起谈的话比谁都多。他是个谦逊而又腼腆的人，但干起事来很坚决果断。他到立陶宛时，我们一块散步，不断有人走上前来同他说话，他问他们：‘工作好吗？生活怎么样？供应如何？’”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赶出政坛后，都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两位前克格勃主席经常一块聊天，他们知道自己以前的手下正在窃听他们的谈话。

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说：“我们走到室外，一边呼吸清新空气一边聊天。我们在房间里尽量不谈那些不能让别人听到的话。我们知道，一切都受到了监视，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不过有时我们故意惹他们生气，故意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

所发生的事令谢列平一蹶不振。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前线的锻炼。经过了战争洗礼的人过起平民百姓的生活来会感觉容易些。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经受住这种打击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和梅夏采夫感觉稍好一些，我们上过前线。我曾冲锋陷阵，同敌人展开肉搏，在战壕里挨冻，两次负伤……解除我的职务，这算得了什么？受过教育，有工作，那我们就工作好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对此深感痛苦……”

1984年谢列平被打发退休。

谢列平的退休金很微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很艰难，穷困潦倒。他后悔在克格勃工作时放弃了将军军衔。将军的退休金要可观一些。

去世前不久他回了一趟故乡沃罗涅日，找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房子。他想进到他生长过的房子里看看，但女主人没同意。她已不记得谢列平是谁了。

瓦列里·哈拉佐夫说：“他感到难为情，回避谈话。临死之前他的腿有点瘸，心脏也不好。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他从医院给我打电话说：‘一切正常，就要出院了。’可两天后就去世了。”

当时是1994年。

机关工作表明，不管一个人多有棱角，总能找到磨盘，将他磨成粉末。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已和从前判若两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疾病缠身。命运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第五部分 勃列日涅夫时代

第十三章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

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紧急从皮聪大召回莫斯科出席中央主席团会议，在机场迎接中央第一书记的只有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

这不光是因为要由谢米怡斯内撤换赫鲁晓夫的警卫，关注事态的发展，以避免情绪易激动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采取某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还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在这一时刻单独面对赫鲁晓夫。不管怎么说，他仍是国家的一把手，人们害怕他。

据谢米怡斯内说，勃列日涅夫甚至建议杀害赫鲁晓夫，因为他不相信能成功地迫使赫鲁晓夫下台。曾有那么一个瞬间，勃列日涅夫的神经彻底崩溃，他大哭起来，惊恐地念叨着：“尼基塔会把我们都杀了。”

可谢米怡斯内不害怕赫鲁晓夫。别的怎么样不敢说，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有的是意志，有的是果断和强悍。

谢列平和谢米怡斯内不喜欢人们把推翻赫鲁晓夫一事称作阴谋。事实上这是一场宫廷政变。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党内领导彼此间进行了反复的磋商。

由于谢米怡斯内积极参与了这件事，赫鲁晓夫没有从克格勃得到任何有关幕后活动的消息。曾有一些风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甚至因而打算改组中央主席团。但他自始至终把谢米怡斯内视为自己的支持者，把他与谢列平等同看待。然而他错了。

10月14日，赫鲁晓夫同意“自愿”辞职，这一决定于当天得到中央全会的批准。

《莫斯科晚报》曾刊登过一篇对赫鲁晓夫私人厨师的采访。她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下台那天的情景：“1964年IO月14日，我那给赫鲁晓夫当警卫的丈夫像往常一样一清早去上班，可很快又回来了。他说：‘出事啦！我刚一到，就把我们大家弄进一辆大轿车，分别送回了家！’我吓坏了，于是迅速赶往别墅！当我到达那里时，一个陌生人开门后说：‘您的主人已被解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怡斯内温和地对我说：‘去安心工作吧，这里的一切同你没有关系……’还怎么工作？尼娜·彼得罗夫娜不在，她在卡罗维发利休养。别墅里一片惊慌，有人在哭……当赫鲁晓夫一家人离开别墅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没能忍住--他上车时哭了。”

赫鲁晓夫辞职后，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在全会上从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委员。人们向他表示祝贺。但事实上他已走上了一条下坡路。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是在乌克兰成长起来的，战后通过从事共青团工作开始飞黄腾达。21岁时他已是顿涅茨克州团委第一书记，几乎紧接着被提拔到基辅工作。

战后任乌克兰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任命谢米怡斯内为乌克兰共和国共青团领导人。从那时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直把谢米怡斯内看作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培养他，提携他。

谢米怡斯内记得，一次他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请求接见，赫鲁晓夫说：“你来吧。我要见一些部长，你稍坐一会儿。”

赫鲁晓夫召见了三名部长。然后他问了谢米怡斯内各种问题：“关于这点你怎么想？你意见如何？”他想看看这个年轻人有何本事。

赫鲁晓夫吩咐，中央机关解决任何有关共青团的问题都要请谢米怡斯内参加。

但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谢米怡斯内带着一大堆问题去找他。但第一书记当时的心情很不好。年轻的团领导汇报着，而赫鲁晓夫一概否决。这可如何是好？但就在这时，赫鲁晓夫发了慈悲，说：“有人惹我生气，我就冲你发火了。可你还是尽力说服我。你要学着这样做。”

1950年，谢米怡斯内被调到莫斯科，以26岁的年纪当上了团中央书记。他在首都经历了严酷的磨炼。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对我说：

“1952年我和谢列平到赫尔辛基参加奥运会。回来后立刻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阿诺维奇和苏斯洛夫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从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6点，他们一直在教训我们。主要罪责当然是足球输给南斯拉夫那件事。要知道，斯大林给足球运动员发了封电报，希望我们获胜。当时我们同南斯拉夫是仇敌，因此这场比赛不是体育比赛，而是政治较量。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足球队因输球而被解散。贝利亚阴森森地对我们说：‘看来送你们去的地方不该是那里……’

“还在赫尔辛基时，我们就发了密码电报，报告我们的得分已超过美国人。但在最后关头，美国就射击比赛结果提出抗议，抗议得到了满足。结果，我们没能胜过美国人，仅仅是打成了平手。我们因此受到了指责：‘你们怎么能欺骗斯大林同志呢！’

“后来马林科夫去了一趟斯大林那里，回来时态度平和地说：‘斯大林同志说，表现得不错，但有几个运动项目还需加把力。’这才把我们放了……”

共青团中流行的是一套官僚主义生活准则。在谢米怡斯内当上团中央书记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领导青年工作已有14个年头，从1938年到1952年。

谢米怡斯内还记得给米哈伊洛夫送报告的情景。如果报告有七八页，他就测览一下第一页，再溜一眼最后一页，读都不读，就说：“大致删掉两页，再修改一遍，好吗？”

当上国家领导人之后，赫鲁晓夫依旧很赏识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我请求赫鲁晓夫见一见即将开赴生荒地的团员。他同意了。大家聚集在大剧院。他把整个中央主席团都带来了。我们研究了最切实的经济工作……”

许多人记住谢米怡斯内是因为他就授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以及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而发表的那番轰动一时的讲话。曾对诗人发动了一场中伤运动。谢米怡斯内说：“帕斯捷尔纳克连猪都不如，猪都不会在食槽边拉屎。” 当然，他所说的话是别人写好的，因为该说些什么要听上级的指示，但激昂的情绪是真实的。

1958年谢列平被调到党中央后，谢米怡斯内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他没当多久团领导。第二年，同谢列平早先一样，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党机关部部长，即人事主管。叶若夫和伊格纳季耶夫都曾担任过这一关键职务。当部长后，谢米怡斯内写了一份关于干部更换与年轻化的必要性的报告。他的报告被用来除掉某位老干部。制度就是如此，谢米怡斯内必须第一个在决定上签名。没曾想苏斯洛夫打来电话，不满地说：“您怎么刚来就要赶走老干部？”

于是有人开始说，谢列平和谢米怡斯内这两位“共青团员”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把所有人都赶走。

谢米怡斯内曾在苏共中央工作过几个月。中央第二书记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琴科也赏识他。基里琴科曾在斯大林去世后在乌克兰当过4年第一书记。后来赫鲁晓夫把他调到莫斯科，当心腹一般看待，很信赖他。但很快发现，基里琴科不是个甘当第二把手的人，就甩开了他，把他打发到罗斯托夫州任州委第一书记。

鉴于谢米怡斯内与基里琴科过从甚密，就把他从中央部长的位置上调到巴库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这是降职，谢米怡斯内很受打击，好在他才35岁，前面的路还长。

他的忠实的朋友谢列平仍在赫鲁晓夫身旁，他在等待机会提醒赫鲁晓夫，让他想起谢米怡斯内。两年半后，即1961年终于有了合适的机会，谢列平本人要到中央工作，于是产生了他在克格勃的职位由谁接替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刚刚做完阑尾手术，正在莫斯科郊外的巴尔维哈疗养院休养。突然谢列平来电话说：“明天来中央一趟。”

扮演中央第二书记角色的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接待了谢米怡斯内，他说：“我们推荐您担任克格勃主席。”后来赫鲁晓夫也接见了他，赫鲁晓夫已转怒为喜，很高兴见到这位新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才37岁，他成为最年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首脑。赫鲁晓夫喜欢提拔年轻人。

一见面他就向谢米怡斯内讲明：“除了懒汉，所有人都对你感兴趣。但你要知道，对你来说，上帝和首长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一书记。”

有一次，谢米怡斯内不小心对一位中央书记说了些什么。后来当他带着一份报告去见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气愤地打断他的话说：“你怎么拿这种老掉牙的东西给我？连房顶上的麻雀都在叽叽喳喳地说这个！”

原来，那位中央书记吃午饭时已把谢米怡斯内的话转述了一遍。赫鲁晓夫嫉妒了。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克格勃主席发号施令，他希望垄断秘密情报。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曾规定，哪些情报只能让第一把手知道，哪些情报可以通报政治局。

“谢列平是怎样向您交接工作的？”我问谢米怡斯内。

“他交出了保险柜和办公桌的钥匙，演示了一下怎么开锁，但需要换密码。他说：‘你自己想个密码吧’。他还交代了什么？可能还有全体人员的名单？谢列平领我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介绍了我之后就走了。”

“难道什么建议都没提吗？”

“我们关系非常亲密，来往也很密切，如果有问题我可以随时问，同他商量。他没有教训过我。他说了说少数几个人的情况，和谁关系可以近一点，和谁要远一点，谁要尽快撤掉，可以依靠谁。就和通常一个来一个走的交接情况一样……”

安全机关的干部是如何看待谢米怡斯内的呢？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说：“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才37岁。克格勃的所有处长都比谢米怡斯内年长。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作国务活动家，大家首先把他看作谢列平的人。但与谢列平不同的是，谢米怡斯内正确地评估了形势，开始深人了解工作内容。他故作严肃，是个自尊心和权力欲都很强的人。”

菲利普·博布科夫大将说：“都说他是个文化水平低的人，但我不这样认为。他能很快领会任何想法，朴实而又平易近人。他关心专家，不轻率，在安排干部方面比谢列平考虑得周到。他不固执己见，如果他认为谁的建议合理，他不会死抱住自己的观点不放。他大概太爱轻信他人……”

命运对他并非是一味地宠爱。年轻成了他的障碍。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大多数领导都已到了花甲之年，而他却还像个团员。围绕谢米怡斯内制造了一系列的阴谋。他被认为是谢列平的人，因此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从乌克兰的党组织提拔上来并同勃列日涅夫保持着联系的那些克格勃分局领导都同他唱对台戏。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机关负责人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说：“这是一位好心的、友善的领导。但在和蔼可亲的外表下掩藏着一个精明、有心计、意识形态观念严重的人。”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

我问谢米怡斯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一天是怎样安排的？”

他说：“首先，应该浏览一下早晨的报纸，哪怕是溜一眼标题，了解都有些什么事。还要浏览已经筛选过的塔斯社综合报告，所有重要内容都已画上了着重线。秘书处和助手准备好了外国媒体综述，这是要看的，以便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事。

“然后是日常情报：内务部的汇报，卫生部的汇报以及反间谍机关的汇报，内容都是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同样是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所要了解的……

“接下来就是那种日复一日的工作。送来第一份邮件，需要立即审阅并作出决定。然后空出一段时间，用来接待某位工作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代表。约在11点，克格勃主席要审阅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为政治局委员们准备的绝密材料，然后要亲自在这些材料上签字。晚上他要签发第二份提供给政治局的专门材料。材料要放在封好的信封里送去。就连政治局委员的助手也无权打开和阅读这些文件。

“克格勃主席分门别类地发送文件：一般性情报供所有政治局委员参阅，以扩大视野；范围比较窄的情报供有关负责人参阅。如果情报涉及对外政策，则一定要送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情报要提供给安德罗波夫。他当时是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

“情报分析处负责对专门材料进行严格的分类。该处要就什么情报送什么人提出建议，还要考虑到这种情报以前送过什么人，以免发生向某位政治局委员通报了某些事情的开头，却忘了报告结局这种事。克格勃主席经常提出修改意见，有时指示把通报范围扩大点，或者相反，把范围缩小点。

“这之后是会议和大范围的会见。这涉及的已不是需要紧急处理的日常事务，而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最后是委员会会议，这些委员会是为执行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某些决定而成立的。星期一是‘钉钉子’的日子，即确定这一周应该解决或完成的3-4件重要的事。”

与前任，尤其是与自己的继任者不同的是，谢米怡斯内只有4个副手。他说：

\“自己需要几个副手，就设几个副手。否则安排了副手，你却不能让他们各司其职。副手可不单单只是提供帮助，他应该自己考虑该干什么。如果副手来了，就应该立刻接见。如果让他在那儿排队，等空闲下来的时候再召见他，那他还算什么副手呢？他来一趟可不只是呆3分钟，他要呆一个小时，有时还带着自己的部下来汇报工作。如果你有10个副手的话，你用一个星期都接见不过来！

“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及边防部队的司令克格勃主席也必须立刻接见。至于一些辅助性的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对技术局局长向来可以说：‘朋友，你得等等。过两天有空的时候我叫你。’当然，如果没有急事的话……

“跟踪局或政府通信局都是可以等的。特别是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那就拿起话筒，通过电话询问各种情况。

“但是，一些关键的处和部门的领导人是一定要见的。我有一个习惯，在许多事情上，我会把总局局长和直接办案的处长一起请来。首先，我想看看这个处长有何能力。其次，他进行了深人研究，什么都装在脑子里，总局局长不会向我汇报的所有细微之处他都了解。有了他们，汇报会更有意思。

“我上任时，真是一无所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没有你们我无法工作。’情报局长萨哈罗夫斯基头一次来汇报工作，我需要就我们在印度或孟加拉的工作作出决定，具体是哪国我现在不记得了。还不是解决什么，就是说一句话，给多少钱，是5000美元还是3000美元。我不发话，这件事就定不下来。我就直接问他：‘你意见如何？你怎么认为？’我就照他说的作出了决定。不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顺便说一句，6年里他们从没有哄骗过我。就连试探我或故意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偷偷塞给我这种意图都没有过。从未有过这种事！

“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和反间谍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都是非常能干的将军。萨哈罗夫斯基比较理性，矜持，少言寡语，而格里巴诺夫甚至带点冒险主义的味道，我喜欢这一点，因为对于一个反间谍工作者来说，带点冒险精神和幻想色彩是很棒的。”

“甜蜜的陷阱”

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亲自策划了招募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莫里斯·德让的行动，这位大使因喜爱大剧院芭蕾舞女演员而著称。

间谍出于意识形态、崇高的理想而为情报机关工作，这对情报机关来说真是件美事。但为理想而工作的间谍是非常稀少的。

基本上是出卖情报。有时是为了爱情，例如爱上了外国情报机关的女工作人员。有时需要借助恫吓招募间谍。

特意为法国大使设置了一个“甜蜜的陷阱”。在床上招募所需要的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动。他爱上了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她是那么地高不可攀，这更激起了他的欲望。当确信大使已牢牢地上钩后，就可以邀请他去一幢别墅了，这实际上是幢属于克格勃的别墅。于是他的恋人突然表示愿意与他幽会，还告诉他丈夫出差了。

大使感到幸福极了，一切都很美妙。当然，房间里已装上了窃听设备。半夜，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候，一个好像丈夫的人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来，他其实是克格勃军官。他巧妙地扮成一个喝醉的、爱吃醋的人。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时，他装出愤怒的样子，痛打大使，把身上只有一顶帽子的他赶出家门。

女演员大叫：“不要打他！他是法国大使！”“丈夫” 则愤怒地咆哮着，要去法院告他，向法国政府告发他……这是大使最害怕的。他赶紧向介绍给他的据说是莫斯科的一个“大人物” 求助。“大人物”在部长会议大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他的电话被告知大使。这个“大人物”就是反间谍局局长格里巴诺夫。

大使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不要闹成国际丑闻。格里巴诺夫不太情愿地同意试试，但又说只有克格勃的人才有办法。应该同他们建立起关系，也许他们愿意谈一谈未来的苏法关系。当然，不会涉及什么机密，只是谈一谈……大使什么都答应，只要不声张出去。他就这样被招募了。但一名叛逃者使整个行动泡了汤，他和盘托出了为法国人设计的“甜蜜陷阱”。

格里巴诺夫的仕途生涯由于1964年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尤里·诺先科叛逃而结束。反间谍局局长必须对失败负责。

不过，谢米怡斯内在任时抓获了20世纪最著名的间谍之一--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上校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他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他的落网是克格勃的一次重大胜利。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被立即带去见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我只不过是想见见他。佩尼科夫斯基嘟哝着说，他没做任何坏事，没有任何罪责，愿意为祖国效劳。我下令把他带走……”

佩尼科夫斯基葬送了苏联在瑞典的一名最优秀的间谍。瑞典政府裁军顾问、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朋友、总参谋部的上校斯蒂格·埃里克康斯坦斯·文纳斯特伦姆在斯德哥尔摩被捕后承认，他为莫斯科工作了15年。就提供的情报的数量来说，文纳斯特伦姆可与金·菲尔比相媲美。\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将军曾和他打过交道。1960年，尼科利斯基被任命为驻瑞典武官。

尼科利斯基将军说：“瑞典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关于其军队的消息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我们是想借助瑞典人找到刺探北约和美国机密的途径。我们需要文纳斯特伦姆干的正是这个。他在华盛顿当了5年的空军武官，为瑞典空军购买飞机，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国所有的新式武器，后来又到国防部空军装备处当了4年的领导。您自己想想，他是何等地神通广大。

“例如，当时我军对美国新式‘霍克’导弹非常感兴趣。我们请求文纳斯特伦姆帮忙，他搞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间谍来说，传递情报是最危险的时刻。您和文纳斯特伦姆在什么地方见面？”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经常见面，大约每周两次，在各种各样一定要请武官的招待会上。在这种嘈杂的情况下，他把情报转交给我，我则向他转达总部的任务。文纳斯特伦姆在莫斯科当过武官，俄语说得很好，因此他同俄罗斯人的接触显得合情合理。”

“为什么他会暴露呢？”

“情报总局把文纳斯特伦姆提供的关于西方最新式武器的情报交给了最感兴趣的那些人，即苏联的武器生产者。佩尼科夫斯基有机会接触这一情报，他最终查明，很大一部分秘密情报来自瑞典，于是把这一点报告给了自己的英国联络员。”

“总的说来，瑞典反间谍机关并不以成绩斐然而著称，可是瑞典人怎么会挖出了文纳斯特伦姆呢？”

“在他暴露前不久，总部指示安排文纳斯特伦姆同情报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见面，但不是在瑞典，而是在芬兰。文纳斯特伦姆赶到赫尔辛基，旅费是我们出的。

“我驻芬兰的同事得到指示，会晤不得安排在军事情报机关的秘密寓所，而要在‘邻居’，即克格勃负责人那里，以确保万无一失。间谍头目提供了自己的寓所。莫斯科来的官员同文纳斯特伦姆在这套寓所进行了愉快的谈话，可几周后作‘邻居’的间谍头目逃往西方。”

“赫尔辛基的这次会晤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所有的官员干嘛都那么喜欢出国？所谈的内容极其微不足道：对文纳斯特伦姆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好像这件事我做不了似的，如果由我转达感谢的话，就可以把情报机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向文纳斯特伦姆允诺了许多东西，养老金、勋章，但什么都没兑现。

“我们那种明明办不到，却还要打保票的习惯对他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他翻拍了我们感兴趣的机密材料。我向他提供了‘盾牌’专用胶卷。胶卷由我们的科学研究所研制，据他们向上级报告，即使胶卷落入敌人手中，也没办法使胶卷显影。

“文纳斯特伦姆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并不急于送出胶卷。但当他被捕后，瑞典专家很快就洗出了照片，这成了无可争辩的罪证。他是在按我们的指示偷拍了总参谋部的重要文件，但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时候被捕的。”

“这么说来，苏联情报机关对他的暴露负有责任？”

“情报机关并不是生存在真空里，它也患有我们整个国家机关所患的那些弊病。

“有一次，总部指示我搞到两个速度调制电子管，这是火箭发射所必需的零件，当然，这是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这两个零件每个花了我们4000美元。可是等零件到了我们手里之后，总部又来一个指示：只需要一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另一个用不着，要退掉。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通过冒名顶替的人买到零件的，因为做这种交易商人是要坐牢的。但总部不考虑我们的理由，购买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的钱没批下来。

“那个该死的零件价格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曾试图把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卖给捷克人或波兰人，但一无所获。无意中问了一下我们的商务代表：有没有谁需要速度调制电子管？他询问了对外贸易部，立即得到了答复：‘通过送急件的信使把零件送到莫斯科！赶快想办法再买5个，我们的研究所极为需要。’”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

我问谢米怡斯内：“真正了解一项新工作需要多少时间？”

“要熟悉一项工作并感觉到谁有什么能力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我又问他，到克格勃时让他惊奇的是什么。

“什么都让我惊奇。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内容如此广泛的情报和如此丰富的材料，从没有如此全面、如此深人地去了解世界上和国内正在发生的事。

“干部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被选拔到那里的人是经过7道筛子筛选出来的。人事干部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物色合适人选。100个人被考察，最后也就选3个。挑选工作是单独进行的，一个一个来。因此造就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素质的集体。

“这些人有的成了部长，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科学家。我们密码局的局长都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职业数学家。”

谢米怡斯内继续说道：“我记得，格鲁吉亚曾发生过一起所谓的‘酒案’，这并不完全归我们管，但被我们盯上了。在谢列平和我当主席时，我们的政治案很少，侦查处无所事事，来上班，却没事可做。我们把格鲁吉亚的这件案子管了起来，我向那里派遣了一个侦查队，大约40个人。案子涉及到500来人，我们留下约150人，其余的人交给了内务部和检察院。于是就有人向我们的侦查员行贿，数额达1．5万至2万卢布，想让他们把案子给结了。没有一人被诱惑！

在国内视察时，谢米怡斯内发现，国家安全系统太人浮于事，在某些城市工作人员根本无事可做，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故意编造出一些事端。他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精简，但他阻止了机关扩大的势头。在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的任期内，国家安全机关开始膨胀。

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肃反工作人员，退休了，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过了一天，儿子不无责备地对父亲说：“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束了。”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至于应掌管多少间谍，则不应超过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如果一名工作人员应该掌管15名间谍，那么给他50名间谍是无益于事的。这不会有任何好处。这已不是间谍，而是打小报告的，是告密者。我不需要这种人。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说：请不要逼我提供不应由克格勃，而应由共青团和党的机关提供的情报。汇报谁对中央全会的决定作何反应，这不是我的责任。当然，我会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但不是关于会上说些什么，而是市场上、商店里或人们排队时议论些什么。但从原则上讲，这不是克格勃的事……”

克格勃内的风气是很严明的。一般都认为，工作人员只应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其余的均属非分要求。

谢米怡斯内被告知，克格勃沃罗涅日分局有人“醉心于”购买汽车、别墅和游艇。甚至建起了台球室！调查发现，总部机关也有一些人为自己购置了别墅、游艇，还买了汽车。

克格勃主席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讲话：“购置游艇、汽车……那你们何时工作呢？我也是人，我也可以为自己买别墅，然后买汽车……那样的话上班时我会想些什么呢？会想怎样写分析报告或招募间谍吗？不可能！我会忙着找木板，找司机，或者零配件。因此，到时候会拿起话筒说：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我需要……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你们选吧，是在机关里工作，还是要这一切……”

不过谢米怡斯内说，工作人员总体上还是很出色的，兢兢业业，忠诚可靠。部下们的工作都用不着监督和检查。

令谢米怡斯内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有人说动了赫鲁晓夫，让他觉得应该取消克格勃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军衔。但赫鲁晓夫没有动边防部队和军事反间谍机关，因为特别处的工作人员在部队中工作，不能让他们穿便服。而其余的人他想把他们转成文职人员……

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也未给国家安全部的军官授予将军军衔。赫鲁晓夫当上第一书记后，于1954年5月签署了第一份名单，有10位军官成为将军。这之后国家安全系统每年约有20名高级军官能够获得将军军衔。

从1961年起，赫鲁晓夫没有签署一项关于授予将军军衔的呈文。一些局长和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才仅仅是上校。

克格勃主席有权授予上校军衔。但将官军衔只能由部长会议和政治局决定。谢米怡斯内为此几次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不太合适。按照所有不成文的规定，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是高级军事长官，可他只是个上校，身边的内务部长却是将军。”

赫鲁晓夫总是粗暴地打断他的话，随口说道；“没什么，会习惯的。”

谢米怡斯内只好进行旁敲侧击。他向赫鲁晓夫证明，如果取消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军衔，那么克格勃的纪律性将不复存在，而且，恐怕还得像所有的民间部门那样设立工会。他说：“如果我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传见人，难道还要请求工会的准许吗？要发双份工资吗？可如果不这样的话，工会就要对我提意见了。万一我需要发布比较重要的命令，比如说，枪毙谁，难道我也要同工会商量吗？军役可以确保纪律。我发布了命令，可能过后就忘了，但部下会记住，并向我报告执行情况。如果我失去这种权力，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也忘，我也忘，事情就会被耽误。”

赫鲁晓夫把这些话当成笑话听。当谢米怡斯内又扯到将军军衔的话题时，赫鲁晓夫打断了他：“走，我们去吃饭！”

进到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旁边中央主席团成员吃饭的房间后，赫鲁晓夫说：“瞧，克格勃主席来要将军军衔。我只能把自己的将军裤送给他，不过他穿太大。”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可不是为自己要……”

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就是因为他对克格勃的领导成员不够好。他对武装力量也是一样，因此使数以千计的军官被迫离开了军队。

诚然，赫鲁晓夫经受住了诱惑，也没有提高自己的军衔，这一点同勃列日涅夫不同。赫鲁晓夫从战场上回来时是中将，后来肩章上一直是两颗星。同样也有人劝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最高统帅，我们怎么能军衔比您高呢？”

赫鲁晓夫自信地说：“没关系，就这样我也能管着你们。”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谢米怡斯内提交了一份名单，结果有70多人获得了将官军衔。勃列日涅夫明白，必须同佩戴肩章的人搞好关系，没有必要吝惜几颗星星。克格勃主席本人也立刻被授予上将军衔。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否则很难说得过去。我签署关于授予军衔的命令，向部下授予肩章，而我自己还是个文职人员。我的秘书长比我工资高，因为他既拿军衔那部分钱，又拿工龄那部分钱。而我作为一个文职人员，拿一级部长的工资--700卢布，别的就没了。工作人员也都知道这一点。授予我将军军衔之后，我就既能按军衔拿钱，又能按工龄拿钱。”

没装弹头的导弹

我问谢米怡斯内，在任克格勃主席时，最让他吃惊和震惊的是什么？

谢米怡斯内说：

“这样的事很多。得知应急储备品的情况后就令我大吃一惊，还有其他许多让我无法想象的事。例如，有人会让未装弹头的导弹参加战斗值班。国防部长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和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叶菲姆·帕夫洛维奇·斯拉夫斯基曾报告说，导弹已各就各位，可实际上它们都没装弹头。

“军事反间谍机关报告我说，这是马利诺夫斯基和斯拉夫斯基私下商量好的。我当即向中央主席团作了汇报。马利诺夫斯基很有意见，说：‘为什么要捅出去？’我解释说：‘反间谍机关向我报告，难道我应默不作声吗？当同谋者吗？或者你想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准确地知道，你们是商量好的，所以，你可别。”

“后来，最高权力集团中相互关系的秘密被揭开了。我原先并不知道哪个帮派来自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老乡关系，从哪个村庄选拔干部。可一旦你注意到，为什么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有5个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副手，而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这里的人，你立刻就会明白，见什么人得说什么话。

“许多普通眼睛发现不了的东西都暴露了出来。克格勃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机构。”

我问：“据说，最高领导人的所有电话都受到了窃听，是这样吗？”

谢米怡斯内反驳了这种看法，他说：“并非如此。您简单地设想一下，比如说，我把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到一起。然后做什么呢？不可能就自己收着，总要告诉什么人，作汇报。这就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彼此耗费精力。人们会像罐中的蛇一般，而你则成为主要目标。这是很可怕的。从技术上说也不可能。录音机还是稀罕物。需要坐在那里录音，然后把全部录音交给打字员整理成文字。她可能会打出40页，可一点用都没有。谈话有一半是粗话，打出3页也就够了。这要投入多少人力呀？所以说，你连半个国家都窃听不过来。”

“难道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没有请求过克格勃主席窃听某个人吗？”

“有过这种事。例如，在得知朱可夫元帅正在撰写回忆录后，我得到直接的指示：‘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写了些什么？’我只好去了解一下。还有一次，赫鲁晓夫责成我去把卡冈诺维奇叫来教训一通。我照办了，尽管卡阿诺维奇比我年长1倍，还曾把我提拔成乌克兰团中央第一书记。这都是极个别的事。要知道，我对赫鲁晓夫有言在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电话交谈不该我听。机关里有12-15个人在做这个事。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情报多了，总是会流传出去的。’赫鲁晓夫对此表示理解。不过，他有两三次在会谈中非常不小心地泄露了情报资料，这有可能导致丧失情报来源……”

谢米怡斯内与我交谈时几次提到克格勃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他说：

“有人讲，克格勃的预算是没有限度的，克格勃主席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我有公开的账户，无论要什么，都会给！我真希望能在这样的克格勃里工作！

“我的预算是有限度的。同其他部委一样，给我的拨款是所能提供的拨款。我也曾在批准预算之前跑到财政部，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参加委员会会议，以便从他们手中再抠出50万或30万卢布。

“有时财政部长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加尔布佐夫给我打电话，恳求我不要出席委员会会议。”

“为什么？”

“他说，你明白吗，你一来我就很难拒绝，如果来的是你的副手，那我可以鼓起勇气拒绝你们的要求。可你总是强调保密性，弄得我真是没办法，很难同你争论。如果当着其他部长的面，我二话不说地拒绝你，他们就会以为，我没把克格勃放在眼里。”

“每项开支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一直是量人为出，”谢米怡斯内说，“同加尔布佐夫交情不错，如果他能帮忙的话，他就会帮忙。但如果到年底我还有没花完的钱，那么我会禁止乱花钱，像买图钉或纸什么的。我会打电话给加尔布佐夫说：我这里有1000万，你拿走吧，不过你要考虑到……”

克格勃负责政治局的保卫和日常生活。在第九局的编制中不仅有警卫军官，还有小卖部的服务人员以及在国家别墅中为最高级领导服务的清洁女工。官僚们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一位主席团成员不要冬天陈列花木的暖房，要一个游泳池。另一位成员要求把别墅四周的白杨树砍掉，改种板栗树。有人要求把砖路铺上沥青，还有人正好相反，希望把沥青清理掉。

谢米怡斯内到赫鲁晓夫那里去告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您节制一下主席团成员的欲望吧。我没有那种能力。您给我的那些钱不够把冬天的暖房变成游泳池。此外，我自己也干不了这件事，我得请莫斯科市执委会的人来干。他们有一支专门的队伍按我们的要求工作。但这些工人会把游泳池和板栗树的事传遍整个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

有一天，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想起了谢米怡斯内说的话，于是冷不防地说：“我听到一些传闻……”

他把中央主席团内追求奢侈的同志狠狠地训了一顿，尽管当时正给他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修建游泳池。”

新切尔卡斯克和持不同政见者

1962年6月的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正好发生在谢米怡斯内的克格勃主席任期内。

这场起义是由不成功的农业政策所致，剥夺农民宅旁园地和牲畜的做法使形势雪上加霜。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关于禁止居住在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实际上已被禁止从事个体经济活动。这导致了灾难般的后果。1962年5月31日，肉、油和牛奶的价格大约上涨了30％，在俄罗斯各个城市引起了人们的愤怒。

谢米怡斯内每天几次向党的领导人报告国内形势。

新切尔卡斯克最大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布琼尼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工人停止了工作，要求提高计件工资额。

这是因为，在物价上涨前夕工厂重新规定了生产定额，工人的工资因此大幅度下降。其他市民也响应了工人的行动。数千人聚集在一起。起先党的干部试图借助克格勃州分局的工作人员劝说大家散去，但未能成功。调来了200名警察，可他们也被击溃，四散逃走。深夜，来了满载军人的装甲运兵车和卡车。由于军官们不知道他们该做什么，过了一些时候军人掉头走了。最后来了有坦克支援的部队，占领了工厂。

第二天，又出现了群众集会。新切尔卡斯克石油机械制造厂的工人加入了集会者的行列。游行队伍扛着列宁的画像向市中心的市党委大楼进发。他们企图占领大楼，于是，向他们开了枪。

当时罗斯托夫州党委第一书记是阿列克谢·基里琴科。他的态度很强硬。北高加索军区司令是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所有主要决定都由从莫斯科紧急飞来的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及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负责作出。

克格勃递交中央的报告说：“在大规模骚乱被镇压之后，发现20具尸体，其中有两名妇女，尸体已被分别葬在州里不同地点。”

后经查明，有25人丧生。谢米怡斯内向赫鲁晓夫递交了完整的名单。

市里实行宵禁，150人被克格勃机关拘留，其中49人被逮捕。后来进行了审判。

最害怕的是国外了解到所发生的事。谢米怡斯内给中央的报告说：“为了发现和制止不良报道通过无线电爱好者传到国外这种可能，向新切尔卡斯克和沙赫蒂派去了5辆装备无线电接收和测向技术设备的无线电反间谍车。”

好在谢米怡斯内本人没有亲临那个城市。由其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在那里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

克格勃继续严密监视社会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谢米怡斯内于1965年8月6日签署的一份报告说：

“1965年上半年，在苏联境内散发的被记录在案的反苏传单和匿名信有6500多份，查出作案人员751人。与1964年同期相比，从事制作和散发反苏匿名材料的人减少了2／3……

“发现并制止了28个地区性反苏团伙的犯罪活动，这些团伙有成员125人……对405人，或者说82％以上的人采取了预防措施……”

1964年6月，谢米怡斯内签署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画家伊里亚·谢尔盖耶维奇·格拉祖诺夫的长篇报告：

“6月15至20日，由苏联文化部主办的画家格拉祖诺夫的作品展在中央展览大厅举行。

“众所周知，展览未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的同意，后者认为格拉祖诺夫的作品不符合现代思想艺术的要求。

“格拉祖诺夫利用不能容许的自吹自擂方式，促使展览会上形成了某种令人激动和投机的气氛。尽管造型艺术分会只同意印刷300份海报，但格拉祖诺夫在红旗印刷厂制作了1500份海报，并亲自与自己的崇拜者一道在市区张贴。在同外国人谈话时，格拉祖诺夫吹嘘说，他为了这一目的把莫斯科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对自己认识的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格拉祖诺夫预先通知了一些外国人，并邀请他们同亲朋好友一道参观展览。

“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当有两幅展品被撤下时，格拉祖诺夫声称：‘最好的两幅画被拿走了。’在一部分参观展览的人中间有流言说，格拉祖诺夫是得不到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承认的‘受难者’和‘真理的斗士’。这是由格拉祖诺夫在展览会上的行为所引起的，他经常向观众抱怨说，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不被承认……”

1965年9月，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马尔科维奇·达尼埃尔两位作家被捕。克格勃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特别危险的国事罪”。这一罪行是指他们两个以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为笔名在国外发表文章。1966年2月，法院判西尼亚夫斯基7年监禁，判达尼埃尔5年监禁。

1965年10月初，谢米怡斯内和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兹作如下通报：据现有材料证实，最近几年苏联人通过非法渠道交付发表的作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流行。通常，这是些具有各种政治危害作用、以经过伪装或赤裸裸的反苏内容为题材的文学‘著作’。

“在这些书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莫斯科作家塔尔西斯、曾被判过刑并患有精神病的列宁格勒作家纳里察以及阿布拉姆·捷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这两个笔名下隐藏着的是目前已被捕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作家协会会员西尼亚夫斯基和文学翻译家达尼埃尔）等人的中篇小说。

“这些人的书大量出版发行。这些书被敌人的宣传中心积极用来炮制西方国家的反苏社会舆论，散布所谓《苏联的真相》，并被恶意地弄到苏联来……

“一些作家的手里有极其重大的反苏作品，这也引起了一定的担忧。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不可能在苏联发表，可如果外国出版社得到这些作品，则可能对国家的政治威望造成重大损害。尤其是索尔仁尼琴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在搜查捷乌什家时发现的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有关这一点已向苏共中央作过汇报……

“我们觉得除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外，还必须在作家中间开展相当广泛的解释和预防工作……我们认为采取下列行动是适宜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实质通知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的理事会、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以及作家协会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分会的理事会。

“在侦查结束和被捕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责任问题解决之后，苏联作家协会应确保作家们参加本案的最后一部分工作，这一问题将由苏联检察院、克格勃和司法机关负责解决。

“苏联检察院和克格勃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头号圈子》和他的两个剧本《劳动的共和国》和《胜利者的宴会》的手稿作为例外予以没收，然后保存在克格勃的档案中。

“责成苏联作家协会经相应的党的地方机关同意，召开党员和作家积极分子会议，商讨如何利用反苏报刊撰稿者的刑事案件调查材料提高作家们的思想水平。就这些问题准备能够在苏联和外国刊物上发表的材料。

“至于塔尔西斯，应对原先所作的关于逮捕他并随后进行强制治疗的决定加以改动，目前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允许他出国，离开苏联，禁止他人境回国。

“这种措施有助于防止各种关于塔尔西斯受到‘迫害’的语言中伤，在采取上述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还有助于制止各种‘保护塔尔西斯委员会’的行动，在塔尔西斯被逮捕的情况下，这些委员会肯定会把他的名字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在政治上未必对我们有利。”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克格勃主席一天要阅读300-500页各种文件。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我经常扮演的只不过是转送站的角色：主要读者是别人。但既然我要签字，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校订，要求作些加工。既然签字，那就要负责。情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到处都有我们的间谍。所有人都想表明自己是在工作。有时把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摘编一下转发回来。分析处会把这些材料都扔掉。驻外间谍发回的密码电报中也许只有一句话有用，两三页纸都得扔进废纸篓里。”

谢米怡斯内接着又说：“情报局长向我表示，一些驻外间谍的工作相当出色。而研究了密码电报的分析员写道：这是两周前报纸上已登过的东西。驻外间谍起草电报，把它译成密码，然后占用通信线路发回，这里再进行解密。这要花多少钱呀！可他发回的却是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专挑莫斯科根本收不到或很迟才能收到的刊物。他们为什么要摘编报纸呢？这样干比较轻松……”

1964年，情报人员、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尤里·诺先科投入美国人的怀抱。当时他是去瑞士出差。诺先科是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美国处的副处长。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

“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撤换了300人。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人，但我们应该采取保险措施。我对赫鲁晓夫说：‘要不我们求求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就说诺先科是部长的儿子，出了些不愉快的事，也许会把他还给我们？’

“赫鲁晓夫非常形象地回答我说：‘你自己弄了一身臭狗屎，你得自己弄干净。’他还当着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谈起这个话题。当时米高扬说：‘尼基塔，我们不妨这样办：让谢米怡斯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再从中央委员会给他派一个人主管人事问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马上把他顶了回去：‘你不要多管闲事。这算怎么回事呀--他管日常事务，却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给他选拔干部……’

“我走开了，没曾想一名安全工作人员追上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见您。’

“赫鲁晓夫已平静下来。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说话声音高了些，你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样冲我嚷嚷，然后我去教训自己手下的人，他们再去教训驻外情报官员。您知道这会使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吗？会使他们4年里都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我们会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使情报机关失去斗志。冒险是需要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好抄抄报纸，因为每千件事都要挨一顿批。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对待挫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冷战’，既有胜利，也有损失，既有战利品，也有挨偷的时候。把对手形容为傻瓜的年代已结束了。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15年，足以摸清他的底细了。据说，他曾被一个学校开除，又被另一个学校……’

“我反驳说：‘如果我对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部长的子女们进行重新审查，那您会对我说什么？部长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连他们的子女都信不过的话？’

“据我们后来了解，诺先科同父亲用打台球来赌博，他知道母亲有情人。有时我们不得不对别人的私生活刨根问底，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就该去探听所有人的这种私生活吗？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6年。大约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从上报给我的文件中了解到，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生活恶化了。给我的书面报告可不会谈成绩。这让人无法忍受，我需要放松。我开玩笑说，我一年要休三次假才能得到放松。于是，我在动身前对我的第一副手说，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能给我打电话。其他方面我百分之百放心。在疗养院，我的床旁和办公室都装有电话。但他一个月内只打过一两次电话。我和第一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在发生过一件事后就有了完全的相互理解。

“那次，我距莫斯科约有60-80公里，从车上打不通电话。等车开到离莫斯科比较近的时候，我给第一副手扎哈罗夫打电话，他不在。我到了单位后，还是不见他的人影。后来他出现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趟中央。’

‘我刚一迈出门坎，你就去中央？你不要耍滑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说谈什么问题去了。’

“他来到我办公室后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让您受到嘉奖。’

“谁让你这么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如果我外出，让你代理我的工作，你可以去中央。可我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你却跑到中央去，我就会产生疑问：怎么回事？我有什么事没汇报吗？或者说你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返回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的头半年就已开始琢磨撤换克格勃主席。他给谢米怡斯内打电话：“沃洛佳，你是不是该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到中央来工作，好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还早呢。我到克格勃总共才3年。我想，应该再等一等。”

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重提这种话题，但他暗示谢米怡斯内，问题依然存在，正在第一书记的头脑中酝酿。3年后问题得到了解决。1967年，勃列日涅夫一口气撤掉了3个他不大喜欢、势力强大且独立自主的人物。5月份他撤掉了谢米怡斯内克格勃主席的职务，6月份他解除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9月份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不再担任中央书记的职务。

这几个人对勃列日涅夫都太疏忽大意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莫斯科开始流传小道消息。只要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市里就已有人在议论会上的决定及讨论的问题。有一次我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对我说：‘尼古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消息怎么会走漏出去呢？让你的人查一查，也许他们能搞清是怎么回事？’

“我把莫斯科市和州的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来，向他转述了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并补充说：‘要设法找到原因。’

“大约过了一周，他垂头丧气地来找我，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大事不妙！’

‘出了什么事？’

‘我们找到了源头。宾馆里有个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姑娘，所有这些消息都是她散布的。’

‘她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她经常呆在他们家。’

‘我去见勃列日涅夫，对他说：‘找到了！’

‘是谁？’

‘请把那个人从您家里赶出去。’

“他的脸红了，默不作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下令把所有这些材料烧掉。可您得把她赶走……”’

据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当政时，他没有发觉有人在背后监视他：“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个坦荡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市里视察，他想看一看某个建筑工程。他无法忍受警卫。如果看到他们跟着他，他就会冲着他们大发脾气。赫鲁晓夫当政时我什么都没有发觉，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在窃听我。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我已有所察觉。”

他接着又说：“我在莫斯科繁荣兴旺的时候下台，这一点就连同我关系最亲近的人也感觉非常意外。我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我瞒着他们所有人，因此他们以为我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很好。可事实上各种情况却复杂得多。看来，勃列日涅夫以为我觊觎他的位置。没有这回事，但我在莫斯科的威信很高却是事实。在1966年的党代会上，我在无记名投票中全票当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因为一般情况下肯定会有几张反对票。勃列日涅夫对此耿耿于怀。”

“难道您没有想过对谢米怡斯内说：‘哎，您为什么窃听我？’是不是这种话不能公开说？”

“我想，谢米怡斯内也远非任何时候都知道谁在受到窃听，因为这是件特别秘密的事……”

1967年3月，去印度参加其印度丈夫葬礼的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耶娃向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她被弄到华盛顿，这是举世皆知的一件丑闻：斯大林的女儿叛逃到美国。对于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来说，这正好是所期望的指责谢米怡斯内有失警惕性并把他解职的理由。

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5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情景：

勃列日涅夫从贴胸口袋掏出一张纸，看了看，说：“把谢米怡斯内叫来。”

谢米怡斯内走进会议厅，看得出，他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甚至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宣布：“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谢米怡斯内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反问了一句：“讨论什么？”

勃列日涅夫马上回答说：“有人提议解除您克格勃主席的职务，调任他职。”

谢米怡斯内说：“为什么？没有人同我谈过这件事，我甚至不知道这一调动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嚷道：“克格勃的工作缺点很多，情报和间谍工作没有起色……阿利卢耶娃一事怎么解释？她怎么会去印度，又从那里飞往美国呢？”

勃列日涅夫严厉地说：“谢米怡斯内去乌克兰。”

谢米怡斯内问：“我到那里干什么？”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转过身来对他说：“到那里我们会为您找到工作的。”

谢米怡斯内不服气地说：“彼得·叶菲莫维奇，怎么您出面为我找工作呀？我的党组织关系在莫斯科，而不在你们那里。为什么您要给我找工作？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不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但已没有任何人听他辩解，问题已经解决。中央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新的克格勃主席。

政治局批准成立克格勃事务交接委员会，这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委员会的成员有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雅诺维奇·佩尔谢、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安德罗波夫和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去了卢比扬卡，把自己的两个副手请来，对他们讲述了政治局所发生的事。他总共有4个副手。但有一个正躺在医院里，另一个去了列宁格勒参加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本该谢米怡斯内去参加这一会议，但中央出人意料地要求他不要外出……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一个半小时后，接待室的工作人员走进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说：“将军同志，政治局委员到大楼里了！”

“有多少人？”

“很多！”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从您的楼门进来了。”

平常只有克格勃主席和他的副手从捷尔任斯基广场进入克格勃老楼。

谢米怡斯内说：“请他们来这里，到我的办公室。”

基里连科、佩尔谢、马祖罗夫和安德罗波夫出现在门口。基里连科级别最高。

基里连科皮笑肉不笑地说：“哦，你们在这里喝茶！可以加人进来吗？”

谢米怡斯内说：“请吧，大家随便坐。如果你们愿意，我们还可以为客人提供些别的东西。这里可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不用，不用！”

大家随便坐下。谢米怡斯内问基里连科：“出什么事了？”

“这不，来接管工作。您也去了政治局，什么都听到了。”

谢米怡斯内心想，“他们害怕了”，于是说：“你们怎么啦，难道以为我会趁黑夜进行密谋吗？你们连等到明天上午都不行吗？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文件、书籍、衣服、衬衫、领带……我早晨上班穿一套衣服，白天穿制服，晚上出席招待会又得换衣服。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要整理好，搬回家。你们又没有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我……”

这番话并没有令他们感到难堪，他们早已是成竹在胸。基里连科要求召集克格勃领导班子开会。这花了约两个小时。已经是晚上，各局的局长都去了别墅。

谢米怡斯内对基里连科说：“你们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干部呢？难道不能同我商量一下我今后的工作吗？难道我不配被问一问工作是否适合我吗？我就这样回到家，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团员，我得向他们作些解释。”

安德罗波夫突然说：“那我怎么向我家里人解释呢？”

谢米怡斯内打断了他的话：“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怎么这样说话呢？您家里人都明白，您是被提拔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难道您的孩子不明白，您被提拔到什么职位上了吗？可我没法向家人交代……”

在苏联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未到齐时，这一争吵一直持续着。主席秘书处主任不时地报告谁来了，谁还没到。决定除了领导班子成员外，还邀请直属克格勃领导人的一些局和处的负责人列席。

安德罗波夫说了句：“一定要把齐涅夫找来。”

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是第三局（军事反间谍局）局长，并不是克格勃领导班子成员，但他属于总书记的私人朋友那个圈子，都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干部。战前他们就在一起工作。谢米怡斯内断定，之所以让齐涅夫出席会议，是为了在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下，他可以作为勃列日涅夫的朋友说出该说的话。

谢米怡斯内说：“齐涅夫住院了。他动了手术。”

安德罗波夫纠正他的话说：“不，他没有动手术。”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如果您已带来了准备好的要同我告别的人员名单，那您就下令好了！”

安德罗波夫遂不再吭声。

秘书处主任大声报告说，齐涅夫没到。桌旁的佩尔谢说：“那就不等齐涅夫了！”

谢米怡斯内还不依不饶地说：“不，既然指示我们开这个会要有齐涅夫同志参加，那就一定要照指示办。”

过了十来分钟，齐涅夫到了。

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是专门从布拉格紧急召回的：他正随议会代表团出访。克格勃领导班子会议由基里连科主持。而佩尔谢作为元老，负责通报政治局的决定，但没有什么值得通报的。没有出现任何变故。佩尔谢说，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工作时间已很久，政治局决定调他去做其他工作。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被推荐接替他。他现在就在这里，请多加关照。

基里连科在会议结束后说：“请给我们情报机关的所有驻外机构负责人起草一份密电。”

谢米怡斯内表示反对：“我自己的葬礼我有什么好通告的？让新主席起草吧。”

“他还不知道这该怎么做。”

“他什么都知道！况且还有秘书处和助手呢。哪用的着他本人亲自动笔呢？下命令好了。不仅要给驻外机构负责人发密电，还要给各州的局长发密电，通报谁卸任，谁接任。”

这时谢米怡斯内忽然醒悟过来，说：“还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你们怎么就这样先声夺人？我是由命令任命的，也该由命令来解职，安德罗波夫也需要有命令。”

大家劝慰谢米怡斯内：“命令马上就到。”

但是，如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分散在各共和国，又怎么可能有命令呢？

过了20分钟，秘书处的办事人员过来说：信使来了。

“让他进来。”

送来了一叠公文，命令也在其中。这只能让人觉得可笑。

安德罗波夫什么都没和谢米怡斯内说，没问任何问题，把钥匙要过来就完事了。基里连科想在会议结束后立刻撵走谢米怡斯内，便说：“既然钥匙都交了，你可以走了。”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火冒三丈地说：“对不起，我还需要整理文件和一些东西。”

他们对峙了一会儿，但还是不得不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把几箱书运回家，一些不需要的文件烧掉，需要的文件送交秘书处后，凌晨4时，谢米怡斯内乘车离开了卢比扬卡。

后来基里连科因对这位前克格勃主席过于宽容而受到了一顿申斥，因为他让谢米怡斯内独自留在克格勃大楼内，却没有没收他保险柜中的文件。

“他们想必以为政变计划就放在那里。”直到今天，谢米怡斯内仍无法忘记这段历史。

到基辅后，他被任命为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在临去乌克兰之前，谢米怡斯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说他要走了。勃列日涅夫问：“您想到我这里来一趟吗？您有问题要问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不，我没有问题要问您。”

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

谢米怡斯内在基辅工作了14年。有人不希望他回到莫斯科。这可以让勃列日涅夫感到更加安心。

有人甚至企图阻止谢米怡斯内出席中央全会，而当时他还是中央委员。但他还是来到了莫斯科开会。他说：“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后面跟着个小伙子。我认识他，我在克格勃时他在我手下工作过。在一个街角，我一把抓住他说：‘跟你的头儿说，你被我捉住了，你干得太不漂亮了。’我来到了全会上。坐在我身旁的一边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楚卡诺夫，另一边是新任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我猜想，一旦我朝主席台走去，他们就会抓住我。他们害怕我在全会上发言，说出勃列日涅夫的那些不光彩的事……”

谢米怡斯内多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但他说：“我和谢列平对此并不在意，仍互相来往，尽管勃列日涅夫想把我们拆散，还因此把我弄到乌克兰。勃列日涅夫来过乌克兰一两次。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来之前他去了巴库，有人给了他一枚镶嵌着宝石的戒指。他戴着这枚戒指出席招待会，整个人容光焕发。他在机场突然同我打招呼，我感到非常吃惊。他拥抱了我，并当着所有人的面同我走在一起。他是在演戏。我们互相说着笑话。关于我将被调到莫斯科的传言在基辅不胫而走。但这仅仅是传言……”

谢米怡斯内因患大面积梗塞在基辅医院住了4个月。他在病床上给勃列日涅夫写过3封信。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后来打来电话说，勃列日涅夫信都看了。中央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曾向他发过邀请，并开始为他物色工作，但谢米怡斯内没有返回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