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少年朗诵音乐名:《水浒传》谈

《水浒传》乱谈

刘备/宋江/唐僧的“无能”之能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虽非一人所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帅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都是平常人看来的窝囊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更无一丝英雄气度。宋江武艺不如一寻常的地煞星，计谋不如吴用等人，而为一百单八将之首；民间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而唐僧呢，斗妖除魔的本事不但不济手下的三个徒儿，连胯下的白龙马都不如，身陷险境时，唯一能做的是念救苦救难观世音的名号或者叫“徒儿快来救我。”

　　宋江以群盗之首招安拜将；刘备三分天下；唐僧取得真经，功德圆满。三个“无能”的窝囊废最终成就大业，究竟是造化厚他，命该如此？还是别的原因？


　　其实我们仔细一分析，三人都具备“无能”之能，即个人的文武之资质未必出众，但有驾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的出众才能，更掌握一种要登堂入室、脱离草莽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才能和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下，往往能克服自身的文才武略之不足，脱颖而出。


　　先说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后，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在法场上被众兄弟劫了后，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上梁山，他无非是林冲那样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搜罗的新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至于宋江有吏的手段，吏的通达精明，其驾驭群雄之能力，远超晁盖，前文已经论述。


　　刘备从一个卖草席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钱没法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都有盖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业、多谋善断的孙权，似乎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刘备选择的策略完全是基于自身条件，套用一句流行语：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先不断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过刘焉、卢植、刘表等人。在此期间不断网罗了关、张、赵、诸葛等武将谋士，最后时机一到，自领益州牧，玩了个空手道，骗取了天府之地。此时便可和曹、孙一决雌雄。


　　唐僧能驾驭群雄的东西最具有物化的特征。——其实现实生活中老大驾驭众兄弟和这个和尚管教一般杀人放火出身的徒儿手段差不多：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从五指山下救出来。接着用悟空之力收编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儿面前，唐僧一直有种道德的优势，即师傅是你们的恩人。但降服这些魔鬼出身、本领高强的徒弟仅仅靠恩情显然不够，他还有观世音给的最厉害的一个东西——紧箍咒。俗世间的老大驾驭众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紧箍咒：或宗教教义、或利益、或胁迫。如忠王李秀成的老母留在天京为质，朱元璋大将出征后，必将家人留在大本营。一手硬一手软，这是老大们干大事从古到今必具的两手，作为暴力集团，最终决定老大权威和威慑力的，是道德优势加紧箍咒。


　　宋江、刘备、唐僧作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本钱就是其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皇权社会里包括道德、礼法甚至谶言等等。


　　先说宋江甫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所应的就是我宋公明，上天叫我作造反头子，这便是天然合法性。再加上九天玄女授兵书，梁山石碣排定的座次这些把戏，更是强化老大的合法性。中国造反者都喜欢这套神秘的愚人把戏，从“陈胜王”，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直到洪秀全装天父次子的鬼把戏，都是如此。不过造反的天然理由和天命所归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强盗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万民之主”必须有一个合法性的转移。陈胜能首先造反，但天命却应在另外一个斩白蛇的造反者身上，刘福通等人起事，但成功者是一个小和尚。宋江具有造反头子的合法性，但他不愿意在造反这条路上走到黑，必须漂白自己，最终修成正果。那么只有两条路——打下东京当皇帝，梁山还不具备这个势力，只有受招安，当大官了。宋江一旦确定了招安的目标，那么必须舍弃“播乱在山东”这样的“天命”，进行革命方针的转移，那么此时的道德资源就是“忠义”——而且忠必须在义之前。从“播乱”到“忠义”的蜕变，便是“造反”到“招安”的理论准备。宋江非常明白理论准备之重要，在排定座次后，推行“忠义”之说，使他掌握了主导招安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最后使招安水到渠成。


　　刘备最大的资源就是他的DNA和汉高祖刘邦发生关系。尽管经过几百年，那个不事产业的流氓刘邦的DNA，到了这个父亲早亡、流落为小商贩的刘玄德身上，已经稀释得所剩无几了。但在群雄并起、霸道横行的汉末，皇室之后还是一面很管用的旗帜。你看刘备和张飞、关羽刚见面，就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三人合伙做生意，组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公司，虽然关羽、张飞武艺比刘备高得多，但比起杀猪的翼德，推车的云长，汉宗室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刘备，其无形资产依然使他最具备做董事长的资格，自然，桃园三结义只能由刘备做老大，——公司这一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白帝托孤，尽管在公司漫长的经营中，董事会成员越来越多。


　　刘备知道自己一穷二白，要感出点名堂，唯一的资本就是“汉中山王之后”这块招牌，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无数次刘备像祥林嫂那样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的汉宗室身份。初出江湖，募兵去投幽州太守刘焉，“玄德说起宗派，刘焉大喜，遂认玄德为侄。”——最后这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直到和汉献帝论宗派，成了“皇叔”，那就更不得了，其正统的合法性更无人质疑。——其实连皇后都保不住的傀儡汉献帝，（曹瞒传：公（操）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跣足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有个带兵的宗室名义上支持自己，甭说皇叔，就是“皇爷爷”他都愿意相认。就因为他的刘氏血统，于西南一隅称帝，不是割据而是复兴汉室，人中之龙的诸葛亮不辅佐占据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也不投奔有东南膏腴之地的孙权，而是在刘备无立锥之地时，因三顾茅庐出山，不能不说孔明先生也看好“刘氏宗室”的潜在价值。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但就是不敢称帝，当手下人劝进时，他说：“若天命归我，我当作周文王。”显然，统一黄河流域的曹孟德非常明智，自己称帝就把以前所做过一切，包括在百姓心中积累的民望几乎全部抵消，这是桩不合算的买卖，而他的儿子曹丕则无历史包袱，但还是搞出个“禅让”的把戏，让献帝自己承认：“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曹氏两代人处心积虑要克服的合法性难题，对刘备而言，根本不是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DNA，这世道就是如此不公平。


　　唐僧的道德资源便是奉旨取经。——虽然历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经是非组织行为，在边关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国。但到了小说家的笔下，不能不做一改变，否则凭什么唐僧有资格做老大？于是在《西游记》中，唐僧成了状元陈光蕊的遗孤——以显示血统高贵。唐太宗为回报从阴曹地府的还阳，选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经，那么唐僧就具备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可以让观世音帮忙，可以驭使有七十二般变化的孙猴子，那么唐僧取经成功后，成为第一大功臣，修成正果，成为旃檀功德佛理所当然。


　　儿时看小说，奇怪没有英雄气的宋江、刘备、唐僧何以能当老大，等到年岁渐长，见识略广后，才知道这些“无能之能”才是最重要的。

《水浒》中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

宋朝市场繁荣、商业发达，国库充盈，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路》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108人中，小商小贩不少，如张顺、朱贵、石秀等人都是经营好手。不要说东京、大名府等大城市，即使描写郓城、阳谷这样的小县城，依然可看到商品丰富、商贩云集。

　　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水浒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镇关西”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著名员外玉麒麟卢俊义。

　　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英雄暮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

　　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只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受黑、大胆奸滑。“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最后走投无路。总之，秦晖先生所总结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浒》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

　　先说郑屠，这个出身卑微而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渭州肉类加工销售工资公司老总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没有西门庆那样对女人的体贴，更没有赵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霸王鸡”。看金翠莲的哭诉：“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依翠莲之说，这郑屠实在太坏，先用白条占了人家的身子，大婆将二奶赶出来后，又要讨回三千贯钱。在那时身体是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卖，因此郑屠买翠莲不算违法。双方之间起争执，也只能算民事纠纷。而翠莲单方的诉说是否是事实，也待调查。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翠莲为葬母借贷了郑屠三千贯（就如阎婆惜卖身于宋江一样），后翠莲脱离郑家，郑屠追债。这起纠纷里牵扯两个关键问题。一、郑屠是否真的是“虚钱实契？”二、翠莲脱离郑家是否真是郑家的过错？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寻求救济，而且官府调查取证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当时的司法黑暗的现状（水浒牵扯的十数件案子无一个案子是秉公而断），金氏妇女两个异乡人在当地状告著名的企业家、纳税大户，不但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胜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么作为一个小老百姓，金老头选择忍气吞声，卖唱还钱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

　　问题是为什么鲁达一听翠莲的叙说，就根本不做调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为鲁达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从上到下已然废弛的官方制度，让民意有种想当然的模式：强者和弱者争端，肯定是强者无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强者，鲁达不调查便从金家父女之说；三是郑屠这个暴发户挑战了旧的既得利益者鲁达的尊严。

　　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镇关西”，“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从而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宋代对商人尽管比明代好点，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绸缎。——名号和衣着是社会地位最明显的符号象征。中国历代的官民关系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统治百姓的，其尊严不可被挑战；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这种政治形态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难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过得好。比如一个派出所长看到三年前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小混混，突然开着宝马，住着豪宅，他会怎么想？那么对于富了以后的百姓而言，由于缺乏安全感，必须依附官府。由于渭州和延安是防备西夏的前线，因此当地的军事首长比内地更重要，郑屠投托的是小种经略相公。

　　如果不是郑屠自称“镇关西”，鲁达即使想给金家父女出头，大约只会去质问郑屠，对于官家人鲁达，郑屠采取的态度也大约是息事宁人，最后可能会免掉三千贯钱，让翠莲回东京。可“镇关西”的称号冒犯了官威，鲁达根本不问青红皂白，想方设法激怒了郑屠，然后三拳送他见阎王。

　　可惜呀郑屠，要是生在今天，卖肉凭什么低人一等，不能称“镇关西”？堂堂最高学府国子监毕业、有功名的儒生不是也在离渭州不远的长安县卖肉吗？

　　西门庆比起郑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让他些个。”王婆向潘金莲隆重推出这位年轻英俊温柔的企业家是如此说的：“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家财，开着生药铺在县前。”显然这位医药公司的老总比前面那位肉类公司的老总和官府的关系更亲密。对官员郑屠只是攀附，西门庆是深交。（《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神通更广大，所以是纵欲而死非武二杀死）。“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说明西门大官人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做当地的“地下组织部长”了。在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下，企业家通过金钱左右地方行政，从而为自己撑起保护伞是买卖人的本能。正因为他和官府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敢于和潘金莲用毒药杀死武大。——这武大也非平常人，他兄弟武二那是阳谷县的都头，今天的刑警队长，好歹在当地也算个人物。武松从何九那里拿到兄长被毒死的“物证”——骨殖，又有何九验尸前被西门庆贿赂、郓哥有关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的证言，无论如何西门庆有重大杀人嫌疑，可知县至少可以立案侦查此事，然而他为西门庆开脱：“武松，你也是本县都头，不省晓得法度？。。。。。。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则行。”西门庆得知后，给官吏们塞了银两，县令和狱吏更是站到西门庆一边，而且以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最后武松一气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兄长报仇。

　　有意思的是西门、潘被杀后，县官又反过来为武松开脱。“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的招状，从新做过，改做‘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便，以至斗杀身死。’”前一阶段西门庆有重大嫌疑而不立案，此时武松明明是故意杀人而被开脱为过失杀人。国家法度在官员面前真得成了任意揉捏的泥团。此时，县官与西门庆的交情哪里去了？为什么要维护武松？县官此时念武松为他护送礼物上京的功劳，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有钱人和官家从来只有利益联盟，西门庆在世时给他银子，而且西门庆在当地有影响，他自然要维护西门庆，现在西门庆死了，树倒猢狲散，剩下孤儿寡母，再维护他有甚用！何况打虎英雄武松众人景仰，武大的遭遇众人同情，此时县官考虑的是所谓的“民意”，这民意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在这官员眼里，没有国家法度，只有个人得失。

　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算是个好汉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可他不得不落草为寇。宋江、吴用为了骗他上梁山，用了种种计策。等被擒获到了梁山后，首先慷慨激昂：“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要杀便杀，何得相戏！”当宋江邀他入伙时，遭到他严辞拒绝：“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好一个大宋的忠臣义民。可就是这样的忠臣义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敌人。官家李固和卢俊义妻子通奸，为霸占家产诬蔑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为北京城的军政首长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首先是卢俊义家产万贯又没有犯罪，没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么会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罗网呢？梁中书完全可以调查，怎能凭一面之词定卢俊义的罪，而卢俊义无任何申辩机会和救济渠道。

　　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昏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还有这几个原因。

　　一是平时卢俊义眼高气傲，身为河北三绝的卢大员外，声名远播又待人仁义，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书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不去送礼，梁中书早就对他不满。

　　二是梁中书觊觎他家的巨额财产，除了李固等人为陷害卢俊义奉上的重礼外，一旦卢家财产转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书的库房，可任意取用。

　　三是与一切专制政权的神经过敏，将一切人视为敌人的沉疴有关。专制的政体因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风骨有能力的人都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卢俊义符合这个标准。

　　把多数人视为敌人的政权，多数人必然会成为它的敌人。

　　卢俊义比起为富不仁的郑屠、西门庆而言，真是个民营企业家的楷模，可照样不容于大宋朝。

　　其实，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西门庆，要么当卢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