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v青年频道:明万历“织佣之变”中的“激变良民”

　　葛成：明万历“织佣之变”中的“激变良民”

　　◎吴钩  文史学者

　　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1601年7月5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丝织业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的葑门，他们的目标是———捣毁东城外的税收站，将盘踞苏州城的税官揪出来殴杀。在葑门外的觅渡桥边，臭名昭著的税官黄建节正在殴打一名进城卖瓜、交不起重税的瓜农，于是怒不可遏的队伍立即向黄投掷石块，当场砸死了他。这就是苏州“织佣之变”惊心动魄的开幕。

　　苏州的织佣们之所以发起暴动，是因为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两年之前的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我们知道，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相信这些税款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流入他的个人腰包)，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说“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

　　葛成是个很了不起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与追随者在神前起誓：“今日之事，为朝廷为民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孰能说之。有听我号令者，从，否则，去”，并约定“不侠寸刃，不掠一物”，“分别敌友，不取财物”，将反抗的对象限定于盘剥商民的税官。领导抗税的组织者身上都带着一份“手摺”，上面写着每一个税官的姓名与住址。在葛成的指挥下，反抗队伍包围了这些税官的住宅，纵火焚烧，来不及逃跑的税官被愤怒的人群拖出来打死。对苏州的良民则秋毫无犯，反抗队伍曾误入一民家，但很快就发现误会了，“首者即率诸人罗拜”。即使在纵火焚毁税官住宅时，组织者也先警示附近居民做好准备，防止火势蔓延。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提出来：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到了第四天，即六月初九，发起“织佣之变”的组织者在苏州各个城门贴出榜文，称“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第五天，葛成主动向苏州官府投案：“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朱知府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地方官，虽将葛成收监，却对葛成及他背后的抗税织佣们表达了愧疚之意：“我实不德，以至于斯，尔民何罪？壮士其无辱。”朱知府体恤民情的表态，葛成敢作敢当的大义，使得被“织佣之变”搅动起来的苏州城内的惶惶人心很快平靖下来。一场由“激变良民”(台湾历史学者巫仁恕语)发起的暴动，以近乎完美的方式谢幕，这在中国民变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见的。

　　明万历年间发生的民变绝不仅仅苏州“织佣之变”这一宗。事实上，自万历二十四年，为弥补因连年战事及大兴土木造成的国库与皇室储备空虚，万历皇帝派遣太监担任各地税使，督征商业税之后，中官自此四出，钞关(收税的关卡)遍设大江南北，商民经过，雁过拔毛。明人周晖的《金陵琐事》记录了一事：有个叫做陆二的行商，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活计。“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如虎，与强盗无异。陆之草价不过八两，数处抽税，用银半之。船至青山，又来索税，囊中已罄。计无所出，取灯草上岸，一火焚之。”周晖感叹说，“此举可谓痴绝，而心之怨恨也，为何如哉？”

　　陆二的遭遇并不是孤例，在由太监充任的税使的盘剥下，各地从事工商业的商户纷纷倒闭。结果便是激起一系统民变，如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临清民变；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民变；二十九年九月，景德镇民变；三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广昌民变；三十四年正月，云南民变……二十九年的苏州“织佣之变”，不过是万历二十四年之后，各地此起彼伏众多民变中的一起而已。朱明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也就在民变中被腐蚀殆尽。历史学者认为明亡于万历朝，是有道理的。

　　从更开阔的历史眼光来看，晚明税使的暴敛、国家权力对商业的摧残，更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引爆民变，而且导致传统中国错失了发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机遇。台湾学者侯家驹认为，明代中叶，由于“法网渐疏”，商业资本与自由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然而，因为“神宗的矿监税使遍天下，以及后来的边饷，致使刚刚欣欣向荣的经济为之夭折”。读史至此，宁不惜乎？

　　重税引发晚明江浙城市广泛民变

　　◎四一  知名网友

　　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点是苏州玄妙观。愤怒的工人与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如乌云般聚集。一连三日，不呼而集者万人。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六十人之首脑葛成，一位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率众誓神，一呼而万人响应。

　　六月初六，民变者如山川奔腾般涌上街头，史称“织佣之变”。上午，民变者在灭渡桥捶毙正向卖瓜卖米者征税的参随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之后分别冲向阊、胥二门，四处殴杀税官，乃至缚而投之于河。

　　明神宗迫于严峻形势，以“抚”为基调，温柔结案：“苏州府织房机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只破起衅之人，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只收监领头者葛成，不及其余。而葛成在关押13年后，经巡按御史房壮丽特请矜宥，被释放回乡。出狱后，吴人敬之若神圣，尊称为“葛将军”。一场因抗税而起的民变，至此以较和谐的结局收场。

　　苏州之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万历间，因连年用兵和大兴土木，出现严重财政危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先后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从此中官四出，荼毒天下。不数年间，钞关遍布大江南北，运河、长江沿岸尤甚，造成重征叠税。税使所至，害商扰民，搜刮民财无算，且形成由地痞恶棍集合、披着税务外衣的黑恶势力，各地城市与商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工商业倒闭者甚众。

　　猛于虎毒于蛇的矿税苛政，终于在全国各地城市广泛引发民变。除了1601年苏州织佣之变，此前还有1599年临清万人抗税，此后还有1602年苏松地区机户官文以揭帖“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劫掠骚乱，1603年杭州机户大规模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临终遗诏罢除矿税才告一段落，但因大饥荒等而起的农民暴动，又接踵摩肩，明朝终于覆灭。故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乾隆帝也评论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马歇尔法官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1601年的苏州民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伦理话题：当税收这种关系民生至要的国之重器被滥用时，抵制甚至抗击“恶税”，便会成为在人民中达成共识的正当防卫，进而激发民变。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学者巫仁恕有系统研究。他认为，晚明因抗税而起的民变，乃是一种“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概念，源于查尔斯·蒂利，主要泛指人们为追求共同权益而集聚的行动)。引发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和农民叛乱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有时也跟贫富差距、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族群冲突有关。但城市集体行动与农民起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城市百姓的抗争，容易安抚，因为他们通常还能勉强生存，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农民，一旦起义，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风暴。简单地说，城市民变虽有抗争，并不颠覆，“他们反官员，但不反皇帝。”

　　在我看来，晚明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已然内含公民不服从的兴味。所谓公民不服从，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约有三个源头———苏格拉底、梭罗、马丁·路德·金，而在罗尔斯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归流。依照罗尔斯的定义，公民不服从，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一般而言，公民不服从有两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直接的公民不服从是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如上文提到的杭州机户罢工及逃亡；间接的公民不服从则是不但违反要抗议的法律，而且通过违反其他法律来引起社会注意而表达自己的抗议，如苏州民变中人们使用暴力手段，殴打乃至杀戮税吏、税棍，违反的已不只是税法而且是刑律。

　　风可以吹起一片枯叶，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而公民不服从的力量，可以缓，也可以急，为政者须深思。

　　《五人墓碑记》和明代苏州纺织业抗税风暴

　　◎十年砍柴  知名网友

　　因明代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许多国人对颜佩韦等五位反抗魏忠贤之暴政的苏州义士比较熟悉。在五个人位于苏州阊门外山塘街的墓地旁边，还有一位义士的墓，碑上隶书写着“有吴葛贤之墓”，墓主人乃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领导苏州商民反抗税监孙隆的葛成。这场民变发生在五义士反抗魏忠贤的缇骑之前25年。但葛成活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死后当地士民遵照其为五义士“守墓”的遗愿，六位义士的尸骨终于能长相厮守。

　　东南一直是富庶之乡，有明一代，乃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地，苏州尤甚。朱元璋开国之初，据说痛恨苏州等地的吴人支持过和他争夺江山的张士诚，将苏州的田赋定得非常高。到了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苏州的工商业之繁荣，又为海内之冠，尤其是其纺织业。整个城市有机匠达一千多户，而为之打工的机匠保守地估计也有数万，那么纺织业以及其上下游产业所养活的细民则就更多了。

　　民间的工商业一发达，朝廷自然不愿意放过，万历朝中期，田赋已不敷用，皇帝派出亲信太监充当“财税特派员”，四处采矿、征税，用来充实内廷的小金库。本来，官府对工商业征税也属正常，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培植税源。而这些口含天宪的公公们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掠夺来的钱财能入皇帝内库的不到十分之二，大多数中饱私囊。一下子搞得全国各地怨声载道。

　　苏州这样一个富庶之府，自然是征税的重点地区。文秉撰写的《定陵注略》记载：“时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监管税务，无赖尽入其幕，奉扎委称税官。”———办坏事要用无赖，真是千古不易之理，这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临时工”一旦上岗，更是不管不顾，横征暴敛。苏州六个门都设有税卡，“只鸡束菜，咸不能免，民不聊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发生水灾，田地收成受损，民生尤为艰难。当地民谣曰：“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麦杀禾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因为水灾影响了其他税源，孙隆等人就把更重的税负转嫁到纺织业上。

　　当地无赖汤莘、徐成、徐怡春等人成为孙隆的心腹。他们向孙隆献策，提议增加税额和严查漏税。于是孙隆委派“莘等十二人分据水陆孔道”，“乘委查税”，“攫商货”，导致“吴人罢市，行路皆哭”。当市场上交易的人急剧减少，那么征税也就更难了，于是他们想出最后一招，征收“机头税”，要求全城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纱一匹，税二分……所织纱缎，悉付玄妙观用印，而后准发卖。”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生产，每张织布机征税三钱银子，而织出来的纱布，先征税才许售卖。一下子，苏州与纺织业相关的商店铺行纷纷关闭，苏州万余织工，纱工，染工陷入失业的境地。

　　织户和工人们再也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决定起来抗税。六月初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聚集两千余人，推举有威望的昆山人葛成为首，“散步”到玄都观。一路上，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加入，人数一下子达到了一万多人。葛成担心参加抗税的人数太多，无法约束，引起抢掠平民等事件，给朝廷以口实，于是作了周密的部署。出发前，所有人当着玄都观的神像发誓：此行动为公义，私人不取一钱。六月初六，行动开始，群众分为六队，每队一个领头者手持芭蕉扇做指挥，走在队列前头。后面的人穿白衣短衫，手执棍棒，浩浩荡荡从葑门出发。走到灭渡桥，正碰上税官黄建节带领税丁在征税，于是愤怒的群众一顿乱石将其打死，接着又杖毙了税官徐怡春。群众的怒火一旦被煽起来，要控制在理性的轨道是非常难的。葛成深知这一点，于是在初战告捷后，葛成再次对上万群众说：“今日之事，为朝廷除民害也。若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要求跟随他的人必须听其约束，否则就会被踢出队伍，众人发誓应允。于是队伍又浩浩荡荡在苏州城里清算孙隆的爪牙，将一些征税者的房屋烧毁，毁前告诉邻居防范，以免祸及。有一个人跟随队伍从税官家里抢了一口古鼎，被葛成知道后令人将其处死。

　　吴县人钦叔扬作《税官谣》十三首描写当时盛况：“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税官头子孙隆一看大事不妙，慌慌张张跑到杭州去避难了。当地府、县长官手里也没几个衙役，无法弹压暴怒的群众，于是将汤莘、徐成两个作恶太多的税官抓获，派人捆绑到玄妙观前，任暴怒的群众将其乱棍打死———当时的地方官还是有些政治智慧的，他找两个替罪羊交由群众处置，一下子，众怒得到宣泄，局势也就平息了。朝廷亦下旨，“罢织珰而并撤诸关之税，四郡以宁。”

　　事后葛成等八位组织者被逮下狱。葛成显示出其工人领袖的风范，欣然就狱，任由官府捆绑鞭笞。并请对知府朱燮元说：“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葛成免于一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巡按御史房壮丽的请求下，葛成被释放———此时，他已经在监狱了呆了13年。出狱后，吴人敬其若神，尊称葛贤、葛将军。

　　葛成领导的抗税行动，朝廷的秋后算账殃及的人并不多，固然和其担心民怨反弹有关，更由于葛成等人事先的组织周密，自始至终将万余人的群众行动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只痛惩天怒人怨的税官、税丁，而不殃及无辜者。如此，避免了一场正义行动因失控变成破坏力极大的骚乱———400年前，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有这种组织能力，真让人感叹。而苏州这次抗税行动，也可窥见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阶级矛盾”远不如“官民矛盾”巨大。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当然是出资者从出力者的劳动获利，可以说是剥削。但变态的税收政策，使机户破产，机工失业，出资者和出力者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