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间的“剪刀差”

　　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因为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工资增长与劳动效率增长不同步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刘易斯拐点的临近预示着工资收入增长的转折，中国未来几年将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局面，从而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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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下的低工资现状

　　中国的宏观收入格局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中国经济在进入起飞阶段后，劳动者收入占比逐渐下降，归属于资本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两项占比逐渐上升，归属于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比重也基本不变。这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的投资型经济特征是一致的。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不仅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形成全社会低工资的状况。

　　第一，宏观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者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低。

　　数据显示，1993—1999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致在55%的水平，2000年之后出现下降，到2004年下降到47%，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4%。与此相反的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10.3%开始稳步提高，2004年达到16.5%，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20.8%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可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我们不仅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并且低于同处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致在65%—80%的水平。

　　第二，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率在1997年以前和GDP增长率保持大致相等的水平，之后前者小于后者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尤其到2004年两者之间的差额高达8.9%。尽管2005年和2006年，劳动者报酬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率，差额为8.37%和4.73%，但并没有维持这种趋势，2007年又出现劳动报酬落后GDP增长率1.01%的情况。从财政收入增长状况看， 1996年开始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劳动者报酬增长率，在2001年、2004年两者的差额分别高达15.4%和12.8%。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更是高达32.4%，2008年和2009年也分别达到19.5%和11.7%。

　　第三，工资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创新、人才与资本密集，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根据2008年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为3.5%。

　　以制造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为例，根据高盛估算，制造业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6%基本超过了2001年至2009年的平均工资增速。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呈总体下降走势。200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实际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劳动力成本要低于2001年水平。

　　“刘易斯拐点”临近打开工资上升通道

　　“刘易斯转折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在这个新的阶段，如何稳步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从而摆脱低水平均衡状态，将是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步。

　　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超过18%。上海市4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广东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达到21.1%。北京从今年7月起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上调幅度20%。中华全国总工会称，今年将有27个省市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资条例》历时近六年，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出台，不仅在于利益的份额，也在于对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否侵害中国的竞争力优势以及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短期通胀总水平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推升物价的具体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推升服务类消费价格上涨。服务项目在CPI中占22%左右，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价格中占比在20%左右，因此，未来劳动力成本每上升10%，将推动CPI提高0.4至0.5个百分点。二是间接推动制造业产成品价格上涨。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占企业生产成本比重较高，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的相对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利润空间缩减，将考虑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成本，从而引起大范围的物价上涨。

　　但是，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而言，当实际工资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会被劳动力的更高产出完全消化，因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占总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缩小“剪刀差”形成转型的倒逼机制

　　事实上，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重要的是比较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在一个生产率快速提高的经济体里，工资出现增长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一是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等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比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追赶必须要完成如下两个过程：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和技术的追赶过程。

　　从经济转型和效率来看。首先，“涨工资”的目的就是要变“竞次”的路径依赖为“竞优”的路径依赖。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向下竞争”已经在不断恶化我国的经济环境，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极为不利。而“涨工资”就是通过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无法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企业要么垮掉、要么出走、要么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企业“向上竞争”的机制。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因为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