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到云南大货车:李文田《篆书诠赋篇》【移動音畫】

李文田（1834-1895）字畬光、号仲约、若农、芍农、蘧圃，广东顺德均安上村人。“幼颖异，有神童之目，学于南海何铁桥”。[1]李文田从小家境贫寒，年幼丧父，全靠他母亲一人维持生计，以至后来想过弃学营生；因何铁桥见他“天才英伦必能早致青云”，[2]故免其“束脩”，李文田才得以继续求学。从此他更加刻苦，学业也随之大进，咸丰六年（1856）乡试中举人；三年之后，又得中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一甲三名进士（即是通常讲的探花）[3]，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又历任各省乡试主考官、学政、会试副总裁、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史馆纂修、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卒后，赐谥号文诚。李文田一生为官尽忠勤勉，作风廉正。在同治十三年（1874），正值国库空虚，内忧外患交织之时，慈禧却要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在当时有不少官员上疏力阻才没有动工，而其中诤言最力者为李文田。《清史稿》本传中记载了此事：同治五年，大考，晋中允。九年，督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秩满，其母年已七十有七矣，将乞终养，会闻朝廷议修园篽，遂入都覆命。既至，谒军机大臣宝鋆，告以东南事可危，李光昭奸猥无行，责其不能匡救。宝鋆曰：“居南斋亦可言，奚必责枢府？”文田曰：“正为是来耳！”疏上，不报。逾岁，上停止园工封事，略言：“巴夏礼等焚毁圆明园，其人尚存。昔既焚之而不惧，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常人之家偶被盗劫，犹必固其门墙，慎其管钥，未闻有挥金誇富於盗前者。今彗星见，天象谴告，而犹忍而出此，此必内府诸臣及左右憸人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之举。使朘削而果无他患，则唐至元、明将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皇上亦思圆明园之所以兴乎？其时高宗西北拓地数千里，东西诸国詟惮天威，府库充盈，物力丰盛，园工取之内帑而民不知，故皆乐园之成。今皆反是，圣明在上，此不待思而决者矣。”疏入，上为动容。[4]“使朘削而果无他患，则唐至元、明将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一句肺腑之言更是表达了他对天下的担忧。在上疏后不久，李文田又弹劾皇亲、大学士叶赫那拉?瑞麟贪污舞弊，为朝野人士所瞩目。同年六月，获准南归奉养母亲，光绪八年（1882）丁忧，又在家守丧3年。在籍的十馀年期间，李文田在县内主管惠济义仓，并担任凤山、应元两书院的主讲。光绪十一年（1885），李文田回京复职。在这期间他一如既往，为革除积弊直抒己见。特别是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又正值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60岁大寿。清政府的许多官员为了博取这位“最高统治者”的欢心，想尽一切法子四处捞钱，都在为慈禧太后举办盛大的庆寿典礼而忙碌。李文田看到这种情形，随即上疏，吁告国难当头，时局艰危，“十月太后万寿，谕停寿贺”。[5]吴道镕在《礼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铭》中记载：“疏累数千言，词绝愤痛，皆人所难言者。”[6]可见李文田不计个人安危而为政事敢于直谏之一面。不久，日军攻陷朝鲜，进逼我国辽东腹地，清军节节败退时，李文田又一次上疏指责主持国政的礼亲王世铎，吁请起用恭亲王奕訢。陈伯陶在《李文诚公传》中记载：“光绪甲午日人构衅，牙山平壤既失。大东沟之战，海军又败，奉天告急。时疆臣李鸿章不欲战。枢臣礼亲王又惑于其所斯饰。因应失宜，中外岌岌。八月二十七日，先生忽召余往，既见，则呜咽流涕不能言，徐曰：今日之事亟矣，非恭亲王出任军机不可救，昨宵余具奏冒死请。”[7]慈禧虽重新起用了闲置在家近十年的恭亲王奕訢，但由于奸佞小人当道和朝纲的腐败不堪，此时的清政府已濒临崩溃；最终而导致甲午战争惨败，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文田对朝政极其失望，也因此一病不起。而正当患病静养中的李文田听到同僚好友汪鸣銮、长麟两位侍郎因奏请 “日本坚索的台湾、澎湖等海疆重地不可弃”和“巩固帝位”之事，而被慈禧太后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之罪名，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之后。李文田也就此谢医拒药，以示对朝局的愤慨。吴道镕在《礼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铭》中记载：“遇同志则流涕，数月间，头须皆白，病亟闻侍郎汪鸣銮、长麟，因言前事获谴，浩然长叹。谢医拒药，遂以不起。”[8]最终李文田还是在悲痛和无奈中抑郁而死，但临终之时仍不言私，所以倍受时人敬仰。文廷式记其事云：“李若农侍郎文田，学问赅洽，晚节尤特立不苟，将死语不及私，惟谆谆以朝局为虑，见汪、长二侍郎被黜，时病已笃矣，犹喘息言曰：'吾病死不足惜，但某相国与某宦者朝夕聚集，密谋欲翻朝局，吾亲家某侍郎亦与其谋，可若何！’不越日卒。故余挽联以'鲁连蹈海，杞妇崩城’拟之，沈子培刑部挽联以'威公泪尽，苌叔心孤’拟之，皆所谓知其深者也。”[9]当他的挚友翁同龢闻其噩耗后悲痛不已，在日记中一再记其事，十月廿一日（12月7日）日记中云：“方饭，闻李若农于昨夕戌刻长逝，为之哽塞。”廿二日（12月28）云：“若农卹典尚厚，子赏员外分部行走。”廿三日（12月9日）又云：“哭李若农，为之摧绝，若农身后萧条，差囊尽买书点，其子渊硕年十五，号踊如成人，可怜可怜。”[10]并为其挽联：“积感填膺，斯人竟以衡文老；遗书满箧，馀事犹堪艺术传。”当时很多学者都对李文田的人品和学问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也鉴映了李文田凛然大义的气节和行廉志洁的人品。李文田学识渊博，尤其是对元朝历史及西北地理的研究，著述甚丰，是“蒙古学”的奠定者之一。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西游录注》、《塞北路程考》、《和林金石录》、《双溪醉隐集笺》等书。《清史稿?李文田传》评价道：“文田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尤谙究西北舆地。”[11]李文田对西北史地的特殊兴趣，当有感于我国西北边疆屡遭沙俄的觊觎。特别是在咸丰、同治之际，沙俄乘着中国发生内乱，占领了中国新疆伊犁地区的大片领土，许多边防险要均被俄军所控制。李文田高识远见意识到此处存在的危机，于是将自已的注意力转至元朝历史及西北地理的研究。汪兆镛在《李文诚公遗书记略》中说：“顺德李文诚公讲求西北舆地，盖有感于中俄议界纠纷。发愤著书，非徒为矜奇炫博也。”[12]由此，可知李文田并不是一个只知闭门读书的迂儒，也不是一位没有主见的庸宦，而是一位有高瞻远瞩的士人。李文田的书法及 “泰华楼”的由来 自阮元提出“北碑南帖”之说，又经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对碑学的推波助澜，碑派书法因此风靡崛起。李文田最初宗法隋唐碑刻，后又改攻魏碑，得其神韵；其书用笔朴雅，圆畅浑成，自然洒落，颇得北碑的高致。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介绍赵之谦北碑书法时说道：“那时写北碑比较好的，还有孙诒经、李文田”。[13]但沙孟海先生认为“李文田似乎太老实了些”，所以没有详论；而沙老所说的“老实”在吴道镕和张宗祥看来却是“精绝”和“功力甚深”。吴道镕在《礼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铭》中称李文田的书法是：“书自唐贤上窥北魏，石墨榜题，映照海内，秦篆汉分临摹精绝。”[14]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中亦称：“自慎伯之后，碑学日昌，能成名者，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三人而已……李氏最守绳墨，功力甚深，不能因其板浑而少之。”[15]足见他对碑帖用功极深。李文田的书法能达到清劲秀雅，温纯精绝的格调，也许正是由他崇高“人格”所决定的。 所谓“人格”是指一个人的品德和操守，也是 “生命精神”的体现，正如徐复观先生在《溥心畬先生的人格与画格》中说的那样：“文学艺术的高下，决定于作品的格；格的高下，决定于作者的心；心的清浊、深浅、广狭，决定于其人的学，尤决定于其人自许自期的立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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