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h38.com:杜君立：卡扎菲——作为人民的狗 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7:23:11
杜君立：卡扎菲——作为人民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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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0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狂人卡扎菲被捕获，随后被正义民众乱枪打死，甚至其尸体被获胜的民众拖到四处展示，其悲惨之下场令世界各国的专制主义者闻之无不毛骨悚然。俗话说物伤同类兔死狐悲，据说囚禁中的穆巴拉克看到了卡扎菲被杀的电视新闻和画面，当时就哭死过去，另说其已经精神崩溃。想必卡扎菲已经为他在地狱里占好了座位，想必那里早已经“狗”满为患：秦始皇、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阿明、萨达姆……仅仅4个月前，国际刑事法院以“反人类罪”向卡扎菲正式发出国际通缉令。
大约就连卡扎菲自己也不会想到自己竟会像一条落水狗一样悲惨的死去。仅仅两年前，卡扎菲还被称为“人民的兄长、革命的导师”；利比亚还是如此和谐。到处都是伟大领袖卡扎菲的巨幅画像和醒目的标语：“利比亚是天堂，我们将以血肉和心灵永远保护我们的领袖！”卡扎菲执政40周年庆典将一个专制主义者的梦想推向一个几乎臻于完美的境界，的黎波里的绿色广场上，几十万利比亚人为卡扎菲大唱颂歌。然而转眼间，历史就撕去了一切皇帝的新装，揭穿了美轮美奂的谎言，将一个政治魔鬼彻底打回原形——所谓权力强人，原本不过只是一条狗，愚蠢、贪婪、凶恶、狂妄。
曾几何时，卡扎菲上校作为一个英雄登上历史舞台，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宣告：“利比亚人民，为了履行你们的意志，实现你们衷心的愿望，响应你们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你们为达到此目的而奋斗的渴望，你们的军队已经采取了推翻这个反动和腐败政权的行动……”正像许多无耻的政治话语一样，“人民选择了卡扎菲”。事实上，卡扎菲确实领导这个有600万人口的国家摆脱了贫困，凭借石油、天然气资源，利比亚成为非洲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富裕并不代表尊严，面包也无法代替尊严，这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对一条狗来说，面包就是最大的而且唯一的追求；对一个人来说，尊严远比面包重要。因为人类是唯一会自杀的动物，虽然他身边有很多面包。
为了维持暴力专制政府的稳定，卡扎菲在1996年将1270多名政治犯全部屠杀；当利比亚民众举行示威抗议时，卡扎菲命令雇佣军以炮弹和机枪来进行血腥镇压。在卡扎菲政府的暴力统治下，利比亚俨然是一座和谐的大监狱，利比亚民众则是任专制政府宰割虐待凌辱的牛羊和囚徒。对所有的专制者来说，“监狱”是最“稳定”的统治模式，暴力则是最“有效”的维稳手段。利比亚民众的公共资源成为卡扎菲政府疯狂掠夺的私人禁脔。卡扎菲在世界各地藏匿的私人资产高达2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财产不过600多亿美元，天妒英才的乔布斯净资产仅83亿美元，中国铁道部长运输局长张曙光为其妻女的海外存款仅28亿美元。
历史总是一遍遍的重复，卡扎菲的不幸不过是一种无趣的重复而已。从英国的查理一世到法国的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齐奥塞斯库，一个个暴君如同一条疯狗般被正义的民众处决，这样的历史既找不到起点，也不会有终点。卡扎菲从前总是命令全体利比亚人唱红歌《没有卡扎菲，就没有利比亚》，如今人们高喊着“没有卡扎菲，才有利比亚”，冲向他豪华之极的皇宫。利比亚人民今天终于可以豪迈地向世界宣布：“我们胜利了！我们用刀剑拿回了被独裁者用刀剑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东西！我们现在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今天的罗马尼亚就是未来的利比亚，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繁荣，专制是一种更加残酷而反人道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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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奥塞斯库到卡扎菲，无数中国人只能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心中块垒。中国古语云：“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以有道师伐无道，曰仁”；“邦无道，天下共伐”。事实上，中国历史从来不乏“卡扎菲”，从远古时代的周厉王开始，就不绝如缕延绵不绝，乃至最后成为一种“中国特色”。很久很久以前，周朝的第十位天子姬胡即位，因为他实行极其严厉甚至恐怖的维稳政策，后世称为周厉王。严厉到什么程度？“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如此稳定和谐，厉王大喜：“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则回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3年之后，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即周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镐京的贵族、平民和农民一起把政府平了，姬胡跑到了彘，说是流亡了。这一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年号，叫做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就是这么来的，从此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开始。
对人类来说，政府是一种不得已的东西，政府仅有的用处在于承担公共服务指责，这是自古以来就被确认的人类法则。《韩非子》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监门之养”即指政府的职责是看门人，而不是主人，所以尧舜禹都是辛劳的“看门人”，从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也，非立官以为长也。”
中国古语说：“鸡司晨，犬守夜。”公鸡的角色是闹钟，狗的角色是看门，除此之外，公鸡和狗就没有任何意义。人类驯化的动物主要是为食肉和动力，前者包括鸡鸭猪羊，后者包括牛马驴。狗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既不能吃肉，又不能干活；人类将其食物从肉变成屎，“狼吃肉狗吃屎”，同时让其担任守夜看门任务。与牛马驴或者猪羊相比，狗并不直接创造财富，甚至会消耗财富，因此只能以粪便饲养，以最大限度降低财富消耗。从很大程度上，对人类社会而言，政府就是扮演着狗的角色，叫做“守夜人”、“看门人”，要求最大限度的减少财富消耗。
“雄鸡一唱天下白”，人养公鸡，它的职责本来是报晓司晨，但它却常常狂妄地以为它不叫唤太阳就不会出来，天就不会亮。“东方红太阳升……它为人民谋幸福”，人养狗，狗的职责本来是看家护院，捍卫主人的利益，但它却无耻地认为自己是人的救命恩人和主子。人养狗为了让狗为人服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狗的天然使命，吃的是屎，付出的忠诚和生命，这是狗唯一的价值。当一条狗开始颐指气使养尊处优，无耻地告诉人该思考什么，该怎么去生活，甚至反过来撕咬主人，这条邪恶的狗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不仅不值得饲养，而且只能被处死。正如一句电影台词所说：“你对我并不重要，而是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对于狗而言，人永远是主人，这一点是永远不容置疑的。同样，对广大民众而言，有民众血汗供养的政府永远只是次要的服务者，而不是民众的主人。政府作为一个不会创造财富，只会消耗财富的“看门人”或者“公仆”，应当兢兢业业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狗一样的忠诚服务于民众，否则，民众可以随时抛弃它消灭它，就像人打死一条不忠恶劣的赖皮狗。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就是对政府作为从属的“狗”身份的确认。孟子还说：“贼人者谓之贼，残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始终是承认民众的主体和主人地位的，君主就像狗一样，民众拥有“喊打”和随时打死它的权利。
《周易》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本指皮革，兽皮去毛为革，因此指变更之意。夏、商、周三代都自以“天命”立国，“革命”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兴替。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就是“打狗”的历史。《史墨》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也就是说，只有民众才是永远的主人，而所谓的社稷、江山、政权、官吏、皇帝，都是无足轻重的狗而已，其唯一合理的存在理由是看好门。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作为一条好狗，与主人一起劳动，自力更生，自己做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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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明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指出，远古三代时期的君主只是人民的公仆，“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这种喧宾夺主的历史成为对人类政府的一种不可思议的颠覆，狗成为主人，人倒成为奴隶，不是人驯化了狗和支配狗，而是狗试图驯化人和奴役人。只许狗咬人，不许人打狗，甚至人连骂狗都不可以，这叫言论罪。
明末思想家唐甄一针见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宋末邓牧说，所谓君主，“败则盗贼，成则帝王”，“大小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这些官吏如同“虎豹蛇虫”，“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人类世界俨然已经变成一个“狗”的世界，而真正创造财富的“人”反倒沦为被驯化和被奴役的畜牲。
这种对“狗”的神化从秦始皇开始，最后由董仲舒完成，皇帝成为“天”的儿子，叫“天子”，皇帝受命于天，并体现“天”的统治权力，所以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沦为政府的牛羊，政府从附属的服务者变成操纵一切的主人； 狗变成人的主人，自我标榜为“万岁”、“大人”、“老爷”、“领导”、“先进代表”，乃至“以吏为师”。人向狗学习的结果是人变成狗，至少使人想变成狗。人性是善良的，而狗则是价值观缺失的动物，这也是狗与人的最大区别。狗一旦窃取主人位置，“狗”就成为披着人皮的狗，是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东汉崔寔叹道：“百姓之命委于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归于天”，“仇满天下，可不惧哉。”
“狗”对“人”的凌驾颠覆了人类社会的原有秩序，所以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人与狗之间，狗唯一的优势在于暴力，伦理缺失加上血盆大口狼牙利爪，狗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咬人，甚至咬死人，人却无法反过来咬狗。与天性敏感善良的人相比，狗要勇敢得多，或者说是残忍凶恶。人的道德和智力常常在狗的暴力面前失效。在“狗”的暴力淫威之下，“人”势必陷入极其悲惨的命运，“小民如发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事实上，对一个理性的正常的人来说，他深知“吏不可畏，民不可轻”。唐太宗李世民无疑是一个聪明人，他把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王，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及此，不觉惕然震惧”；“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竭泽而渔，非不得渔，明年无渔；焚林而兽，非不得兽，明年无兽，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与人相比，狗是低智的，没有审美的，没有情趣的，更是冷酷无情的。与人相比，狗最容易满足，一泡屎就足矣；另一方面，狗又最不容易满足，特别是当它习惯吃肉喝血的时候。创造财富的人类贫困潦倒，作威作福挥霍无度的狗们倒是养尊处优。虽然还在标榜“为人类服务”，但狗其实已经变成了狼，而人类倒变成了羊。对狗来说，最大的不幸是它的寄生性。“狗”即使成为主人，它依然不能脱离“人”而独自生存，而人却可以离开“狗”活得更好。“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帝国遗民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对国家和政府来说，民众就是最大的神祗和上帝，离开民众，国家与政府都将不存在。就好比离开人的喂养，狗会连屎都吃不上，只有活活饿死。“圣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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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就是“人”与“狗”的斗争史，从人驯养狗开始，然后一条好狗逐渐变成一条癞皮狗，后来变成恶狗，然后“狗咬吕洞宾”，最后被狗统治，恶狗再变成疯狗，人类只好将疯狗打死。套用张爱玲的一句名言，政治是一袭华美的锦袍，里面爬满了虱子。狗与虱子都是政府和政客的最典型形象，政客的人格常常是去人格化的，或者说是狗格化的。在价值观缺失的情况下，狗常常成为一个模范酷吏，因而政府最终自我膨胀成为人类社会的终结者。当国家和政府彻底消灭了社会之后，狗就完成了对人的俘获和驯化，剩余的事情只是灌输和洗脑，使人对狗更加向往和忠诚，甚至对人性和人权感到无法忍受，最终实现人与狗的和谐，是人还是狗，难以分清。
无论是任何社会，作为主体的“人”（民众）都是财富唯一的创造者，而作为“犬马”的政府并不创造任何财富，是人养了狗，而不是狗养了人。所以中国古语对官吏们反复强调“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当人疏于监管时，或者当人过于软弱时，狗就开始变异，从看家守夜变成监守自盗，从狗变成鼠，从乞食变成偷窃；再发展下去，就变成恶狗和疯狗，从偷变成抢，从保护人变成杀害人。恶狗们得寸进尺鸠占鹊巢，人创造的所有财富都被狗掠夺，狗享受所有的来自人的劳动成果，愚蠢而又凶残。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被彻底的边缘化，人的社会沦为狗的社会，每个人都想放弃人的尊严和人格去做狗，每个人都不再想去创造财富，而要像狗一样地去掠夺别人的劳动。
从服务民众的“小政府”到统治民众的“大政府”，国家和官吏成为可怕的“利维坦”，不再容忍民众对它们的杯葛与批判，人沦为恶狗逼视下的可怜虫。在国家时代，人类极其无奈地忍受着“狗”的镇压和奴役，“狗”的反人类性常常使人类被冠以“反政府”的罪名而遭到迫害。人与狗，正义与邪恶，构成一场关于“反动”的不同解释和理解。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灵魂和良知，那么当知识分子变成体制的一条狗，他就沦为“犬儒”。这时，作为人还是作为狗就成为对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拷问，套用逯军的话说，就是替人说话还是替狗说话。中国知识分子茅于轼说过一段很常识的话，这段话却被很多狗认为是“大逆不道”，他说：“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这个道理，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把国家利益看的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过来。”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中国历史轮回的悲剧是打死狗做狗，而不是打死狗做人，所以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少有人的文化，而多狗的旋律。天朝末期，英国商人安德森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英国远征军在随后发布的中文告示中称：“（我们）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士兵。”中国自古就有替天行道的传统，所谓“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邦无道，天下共伐”。当人比狗最大的优势并不在暴力，而在于道义感，当人团结起来时，在正义的力量面前，再凶恶的狗也会沦为丧家犬和落水狗。所有的恶狗和疯狗无论怎样永远正确光荣伟大，无论怎样“绝不”，也只能猖狂一时，而不能猖狂一世，否则人类早就灭亡了，地球将成为狗的国度。
数百年前，启蒙运动拉开了一场人类对“恶狗”和“疯狗”的清算。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洛克的《政府论两篇》、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潘恩的《常识》，人性与人权重新回归到人类社会。1649年，弥尔顿在《为英国人民声辩》中写道：“对于那些爱真理超过党派利益的人，我希望从神律、万国公法和我国的各种国内法中引出的证据已经足以确定不移地证明：英国国王可以加以审判，并且可以处以死刑。”一个世纪后的法国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说：“路易十六指责法国人民是叛乱者，为了惩罚人民，他曾召唤他的同僚和暴君们的军队。对人民来说，他才是真正的叛乱者，……路易应当处死，因为法国必须生存。”
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从法国的《人权宣言》到美国《独立宣言》，人类对“狗”的反抗和管制越来越清晰，政治伦理逐渐重新恢复到2000多年前的墨子和亚里斯多德时代。在一个以牙齿和暴力谋生的“狗”政治逻辑中，革命成为善良的人类不得不接受的局面，只有打死一意孤行的疯狗，才能彻底摆脱狗的伤害。一条狗一旦尝到人肉的鲜美，它就再也不会满足于吃屎。不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枪杆子里面出民主。“当政府不能维护正义时，个人持枪反抗暴力是最后的手段。”一旦民众被剥夺反抗的权利，权利也将不复存在；一旦暴力被少数人垄断，暴政也将为之不远。200多年后，让我们重温伟大的《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於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华盛顿为人类塑造了一条好狗的经典形象，他率领军队推翻了蛮横的专制政府，然后解甲归田。1945年，邱吉尔为英国赢得战争的胜利，但他同时也失去了首相的职位。当斯大林嘲笑他失去“权杖”时，他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作为一个最完美的“人”——公民，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一文中说：“我绝不能承认作为奴隶制政府的一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人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即当政府是暴政或政府过于无能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有权拒绝为其效忠，并抵制它的权利。”作为一条最完美的“狗”——政治家，布什曾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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