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最后大亨 1976:曹禺话剧女性观的成因及特点探微

直面人生与诗性诉求
———曹禺话剧女性观的成因及特点探微
杨智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210083)
[摘要] 女性观是对女性的认识和理解。本文站在女性主义立场, 从曹禺早期创作社会现
实环境、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时代精神气候三方面入手, 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
人》等为主要分析对象, 对曹禺戏剧女性观的成因及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剖析, 试图对曹
禺作品人物形象、故事主题等与其女性观之间的联系做些有益探索。
[关键词] 女性观; 女性主义; 感情体验; 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366X( 2008) 02- 0025- 06
一社会现实环境: 传统家族文化和畸形都市文
明的双重批评判
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
曹禺对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这
种同情是建立在他对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和
现实环境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曹禺在谈到自
己为何写许多妇女形象时说, “在旧社会妇女是
受压迫的, 男女之间太不平等, 我总觉得妇女是
善良的”, “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 受着
政权、神权、族权和父权的压迫”, 虽然社会上也
有坏女人,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那些受
苦受难, 秉性高贵, 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
我愿用最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 1 ]。可以这
样说, 曹禺之所以能在戏剧中注入个人特殊的生
命体验, 能够强烈地体现创作主体对女性生存价
值的关注, 从而揭示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是
与他对现实社会有比较透彻深入的了解, 将悲剧
的根紧紧扎进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土壤, 与他对传统
家族文化和畸形都市文明作决绝的批判, 使作品能
够从最根本的生命价值层面启迪人生密不可分。
在《雷雨》中, 周朴园就是这类家族文化统
治的代表。他表面看是女性悲剧的制造者, 是专
制、冷酷和伪善的代表; 但透过他的文化背景去
看, 他其实是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
想文化的罪恶的体现者。封建文化传统要求赋予男
人以绝对的权威, 而这种权威性又来自社会与家庭
的双重认可。在家时, 周仆园拥有绝对的权威; 在
社会上, 留过洋的他回国开矿修桥, 聚资敛财, 残
忍剥削工人以敛财致富。对社会与家庭权威地位的
占有与其说是周朴园个人的追求, 不如说是社会赋
予这类为封建文化所异化的男人应有的责任。他们
在对社会和家庭的统治中完成封建文化道德下男人
的价值确认的同时, 要求女性是作为被统治和奴役
的对象出现在面前。曹禺深切体会到这种以男权为
中心的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戕害, 作品中充满了对封
建家庭制度及其文化的批判。
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文化是以重视家庭而忽
视个体为基本特征的。家庭的兴衰荣辱与每个家庭
成员都息息相关。这种观念导致了家庭一直沿袭下
来的强大的向心力, 家庭成员必须围绕家庭这一中
心旋转, 永远处于非统治地位的女性的价值和尊严
都得处于服从地位。在《雷雨》中, 周朴园就是这
种家庭父权和夫权的象征。为了将家庭成员纳入合
乎社会文化规范的有秩序的轨道, 周仆园说一不
[收稿日期]2008- 01- 08
[作者简介]杨智( 1963- ) , 男, 湖北浠水人, 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系2006 级博士生, 主要从事戏剧研究。
□戏剧研究专题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第24 卷第2 期
Vol.24 No.2
2008 年3 月
Mar. 2008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二, 苛刻冷酷地要求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从精神和
灵魂上折磨着妻子和儿女, 扼制他们的人性, 窒息
他们跳动的心灵。正是在这种压制下, 曾经充满生
机活力的蘩漪被“磨成了石头一样的死人”。无独
有偶, 尽管《北京人》中的曾家家道衰落日渐势
微, 曾皓也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权威, 但他仍
坚持“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他非常注意
表面上的繁文缛节, 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
的家教, 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 2 ]。
他动辄教训儿孙。愫方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
“三从四德”早已内化为她对自身的要求, 她的青
春和朝气也就这样被一点点地消磨殆尽。
在中国长期受封建文化统治的社会里, 男尊女
卑一直纳入封建礼教传承至今。曹禺深刻认识到这
种文化的弊端, 并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
判。于是, 他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
人》中, 一再颠覆着被传统定位的两性角色关系。
周萍、方达生、焦大星、曾文清或软弱, 或无能,
或怯懦, 与千年承传的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角色大相
径庭。相反, 蘩漪、陈白露、金子等人则一反传统
成为凸现“五四”狂飙精神的女性形象代表, 她们
充满活力, 热爱自由, 不愿任人摆布, 敢爱敢恨,
勇于张扬意志, 彰显自己的个性。以繁漪为例, 作
者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一的身份, 母亲、
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这位女性角色深
刻的内涵, 我们看到她内心的挣扎, 孤军作战时体
现出的“强蛮”而勇猛的精神, 这同曹禺笔下怯懦
无能的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曹禺出生在清末民初的一个封建官宦的家庭,
从小对封建卖淫制度感触至深, 十分憎恨并对其进
行了彻底批判。他在谈到《日出》的创作时说:
“我的良心迫使我写这么一幕( 第三幕) 。四幕剧必
须有一个第三幕”[ 3 ], 从曹禺的创作技巧上来看
是必要的考虑, 但他主要还是从感情上出发, 写这
个戏最迫切的希望是要暴露那地狱般的妓女生活。
他说, 为了创作这幕戏剧, 他曾到五台山跑过几
次, 在太原, 他目睹了那些妓女的悲惨生活。他还
到过四川成都一个叫做“花街”的卖淫地方, 那里
每个街口都有流氓把守着, 女人卖淫得了花柳病、
梅毒, 一个个被扔在臭水坑, 一夜一夜地惨叫着,
境况惨不忍睹。强烈社会责任感使他不能等闲视
之。谈到陈白露这个人物原型, 曹禺说, 在那堆
“人类的渣滓”里, 我怀着无限的惊异, 发现一颗
金子似的心, 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
心肠, 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
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 她老老实实地做她
的营生, “一分钱买一分货”, 即使在她那种生涯
里, 她也有她的公平。她没有希望, 希望早死了。
前途是一片惨淡, 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 她必须
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这些妓女的遭遇,
深深地刺痛了曹禺的心, “我的肺腑啊, 我的肺腑
呵, 我心疼痛, 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 我不能静默
不言。”[ 4 ]正是这种基于现实生活的发自内心的感
触, 成就了陈白露这个现代文学史上的鲜明女性人
物的丰满形象。在《雷雨》《日出》《原野》《北
京人》中, 曹禺能够对众多女性的思想开掘、人物
刻画、形象展示做到贴切, 自然, 到位, 这与他能
对社会现实作较为准确的本质把握密切相关。
二作家生活经历感情体验: 从诗意、婚恋出发
1934 年7 月, 《雷雨》在日本东京首演之前,
导演吴天、杜宣致信曹禺, 谈到对剧本的理解和演
出处理问题, 希望删去序幕和尾声。曹禺在回信中
明确表示: “我写的是一首诗, 一首叙事诗??这
诗不一定美丽, 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
感觉。”[ 5 ]在写于1936 年1 月的《〈雷雨〉·序》
中, 曹禺再次表示: 保留“序幕”和“尾声”的用
意, 在于让观众看完戏后, 心中还流荡着一种“诗
样的情怀”, 使“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
海”[ 6 ]。在1983 年5 月致蒋牧丛的信中, 曹禺写
道: “《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 它
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 7 ]可见, 诗意
是曹禺创作的有意的追求, 或者说是审美目标。
曹禺一直强调自己创作戏剧是在写“诗”, 田
本相在《曹禺评传》中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明确提
出曹禺剧作具有“诗化现实主义”特征。曹禺本人
也说过他与现实主义者茅盾走的是两条路子, 他虽
然作为剧作家, 却又以诗人的热情拥抱现实。从
《雷雨》到《北京人》, 他都在追求着诗与戏剧的融
合, 以及戏剧的诗的境界。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
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 将自己切
身的感受和经历融入了“诗”中。他的戏剧写作大
都在有了某种莫名冲动或灵感时, 在近似朦胧的、
诗歌或音乐旋律般的感受与想象中, 开始构思的。
据曹禺1981 年和田本相谈话, 写作《日出》之前
26
第24 卷第2 期
萦绕在作者心头的, 是剧中人物诵读的那几句诗: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
们的, 我们要睡了。”其后才倒过来逐渐酝酿演化
出全剧的具体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无庸置疑,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
人》等四部戏剧是充分体现了曹禺的诗人气质、创
作个性和审美风格的, 而这恰恰与他早期个人阅
历、生活体验密不可分。童年时的曹禺是一个对悲
剧事件特别敏感的人。他生下来三天, 母亲就去世
了, 父亲是一个日渐潦倒的封建官僚, 脾气暴躁,
在家里动辄发火骂人, 整个家庭气氛非常沉闷压
抑。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曹禺, 自小就对生活充满
了恐惧心理, 时时谨小慎微, 内心非常孤独。成年
后的他依然故我, 耽于幻想, 少言寡语, 对外界事
却特别敏感。他自小与父亲无甚言语, 但与他的继
母却十分地亲近。继母是他的姨妈———他母亲的妹
妹泳南。泳南一生没有生过孩子, 曹禺又是姐姐的
孩子, 于是待他就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凡是曹
禺的饮食起居, 她都亲自动手料理, 她爱曹禺, 一
刻也不愿他离开。曹禺的大姐万家瑛也格外喜欢这
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 时常抱他, 亲他, 与他形影
不离。家瑛还是曹禺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她第一个
教他识字, 曹禺对她十分顺从。多少年过去了, 曹
禺都不能忘记姐姐的爱, 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给
他留下了深切的记忆。小时的曹禺是在继母、姐姐
和保姆等女性的呵护下长大的, 他从她们身上获得
了失去母爱的情感补偿。因而在他的记忆深处, 对
女性的同情和爱戴之情一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封
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 始终是男性的附庸, 在家从
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女性终其一生都没有多
少自主的权利。曹禺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后
来, 姐姐万家瑛不堪夫家虐待而含恨死去, 更加深
了他对女性的悲剧命运的认识。
分析《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
戏剧作品, 我们不难发现, 曹禺对女性精神世界、
性格特征、行为举止等都有极为细腻的体验和较为
准确的把握, 这与他童年酷爱话剧和亲自上演话剧
有很大关系。曹禺出生于官宦家庭, 从小对话剧耳
濡目染, 1922 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后更是迷恋
上了话剧。1925 年, 15 岁的曹禺参加了南开新剧
团。他这样回忆那时的情景: “当时的风气, 男女
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
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 8 ]1928
年10 月17 日南开中学瑞廷礼堂中, 观众挤得满满
的, 随着曹禺主演的《国民公敌》演出成功, 观众
对剧团、导演、演员充满了信任感。对于随后进行
的《娜拉》的演出, 留给鲁韧中的印象是这样的:
“曹禺演的娜拉, 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
他把娜拉和海尔茂夫妻间的感情, 甚至她的感情分
寸, 都很细腻地精湛地表演出来, 这就不能不令人
倾倒。”[ 9 ]曹禺最喜欢契诃夫的戏剧, 契诃夫的戏
剧讲究“情调”, 还有于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让他
倾心, 剧中女性人物的命运也让他揪心。契诃夫的
《三姊妹》他看过很多遍, 每次他都兴趣不减, 有
时一合上眼睛, 眼前就展现了一幅秋天的忧郁的图
景。玛夏、埃林娜、阿尔加这三个有着大眼睛的姐
妹, 悲哀地偎依在一起。他似乎看到她们眼中泛起
的湿润, 忧伤和悲愁。他沉浸在这戏的氛围里, 眼
里常常浸满了泪水。他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在这些经
典戏剧的熏染中悄然在心里扎下了根。
纵观曹禺的生活阅历, 我们不难发现, 他的婚
恋经历对其女性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曹
禺的同学、著名长诗《宝马》的作者、历史学家孙
毓棠说: 周冲就是曹禺自己, 他同他们家的小丫头
有过那么点意思。曹禺亲口告诉过孙毓棠, 说他喜
欢过他家里的那个小丫头, 那姑娘心地单纯, 聪明
活泼, 人又长得秀气, 只是没有念过书。曹禺的这
段单相思不能说对他的女性态度毫无影响, 初恋的
情怀往往可以让男性对女性的圣洁有现实的崇拜,
这样的感情常能使动了情的人心胸开阔, 长期摆脱
低级趣味, 并赋予人的心灵一种特殊情感, 影响到
他以后的女性观念。到他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
他开始热恋上法律系一年级的女学生郑秀。他不希
望再错过这样的机会, 不希望郑秀是第二个四凤。
因此, 他渴望得到爱, 渴望热烈的爱。他写蘩漪对
于爱的热烈, 差不多就等于是暗自希望郑秀要像蘩
漪那样有热烈的情感。曹禺曾针对写蘩漪这个角色
对郑秀说过这样一段话, 颇耐人寻味: “她发誓要
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 和她挚爱的人永远生活在
一起。我喜欢这样的性格, 写着写着, 不知不觉就
迷上了她。”[ 10 ]这里的“不知不觉”恐怕就是作家
的潜意识倾向, 曹禺“不知不觉”地就在蘩漪身上
寄托了他的梦想和渴望。作品常常是作家经历的外
在显现, 因此可以从作家的亲身经历中找到其女性
观的发展线索, 曹禺对女性的理解从《雷雨》到
《北京人》逐渐深入, 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得益于他
杨智: 直面人生与诗性诉求□ 27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的婚恋经历遭受的挫折给他心灵带来的痛苦。曹禺
很早就蜚声文坛, 但早期对女性的理解很长一段时
间有些“同情有余, 理解不足”。蘩漪和陈白露尽
管个性鲜明, 但情感发展脉络还是稍嫌简单。促使
他在创作中对女性情感把握有质的飞跃并有更切实
际的悲悯情怀视之的, 是他后来自己情感上遭受到
痛苦, 而这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来源于他与郑秀的婚
姻及与方瑞的苦恋。这种痛苦时时折磨着曹禺, 使
他不仅亲历了女性带来的幸福与烦恼, 也让他对女
性的生存状况有更深的把握, 后者对于他的成熟至
为重要。在《北京人》中, 曹禺塑造愫芳这个人物
形象是基于自己的情爱经历及情感体验的, 了解到
这些具体情形, 我们才能知晓愫方这个人物塑造更
贴近生活, 才能进一步明白她爱文清的原因。正如
他数年以后坦露塑造愫方其人的原因时说: “愫方
是《北京人》里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部的力
量, 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我是根据我
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11 ]无疑, 曹禺的婚
恋经历很大程度上在他的女性观形成过程中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也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了丰厚
的戏剧创作源泉。
三时代精神气候: “五四”的烙印
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作品看, 曹
禺最熟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知识分子和封建
家庭生活。对于这方面题材的把握他可谓如鱼得
水, 得心应手。从这些作品的强烈悲剧气氛中, 不
仅可以看出他对受辱女性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
社会洞若观火, 而且可以看出他多方面能把握了时
代脉搏及其疗救的处方的。《雷雨》中他写了工人
鲁大海, 《日出》中出现了打夯的工人的号子声,
说明曹禺对之抱有的希望和朦胧般的期待, 而这又
是促使他无情地抨击社会腐恶的一个动力源泉。曹
禺创作《雷雨》《日出》时, 正是左翼戏剧运动蓬
勃开展的时期。他的戏剧和左翼戏剧运动起了呼应
作用, 可以这样说, 他的戏剧弥补了左翼戏剧创作
在文化内涵上的不足。曹禺在北平的时候, 帮助过
北平“剧联”的演出; 《雷雨》最初上演, “左
联”成员首先给予支持, 并且作了很高的评价。曹禺
当时还没有获得工人阶级的立场, 但并没有影响他在
作品中表现出的把握时代脉搏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五四”时期的曹禺, 是一个容易接受新思想
又不易为其左右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道
德的批判、对新道德的倡导, 由思想界倡导并很快
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家庭问题, 妇女解放问
题, 婚姻道德问题等等被一一提出, 形成一股强大
声势和舆论力量。当时, 报刊报道、讨论的热门话
题之一就是妇女解放问题。1920 年到1923 年出现
了一批专门讨论妇女解放问题的刊物, 如《劳动与
妇女》、《新妇女》等。这些刊物一方面翻译和介
绍西方女性主义文艺思潮, 另一方面发表大量揭露
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对女性造成戕害的的文艺作
品,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这种思潮的
影响, 许多人的道德心理逐步开始从封建的旧道德
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道德方向转变。妇女解放
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许多中下层妇女也已
开始觉醒, 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不仅如此,
受过新文化熏陶的新一代女性, 还以行动打破“男
女授受不亲”等封建道德樊篱, 自觉走出家门, 走
向了社会, 不少人还投入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
运动中去。这股文化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人
们的社会心理和女性观, 表现在夫妻关系上, 就是
基本摆脱了封建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
道德观念, 同时新式的平等的夫妻道德观也逐渐占
了上风, 旧式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婚姻道
德观已在家庭发生动摇。旧式的以贞操、名望、门
户、财产为依据的婚姻选择标准, 也逐渐在被以男
女双方个人素质为依据的婚姻选择标准所代替。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 女性问
题成为了新文学阵营持久关注的话题。作家们纷纷
将目光投向了疏远已久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这在客观上对曹禺关注女性话题、自觉开掘女性题
材产生了影响。曹禺作品既深刻地揭露了社会问
题, 又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 这除了他受到“五
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 熟悉社会且能够对社
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作较准确的把握外, 还取决于他
的求学经历、创作经验和文学修养。曹禺在创作
《雷雨》前就曾广泛地接触了欧洲的古典戏剧, 他
喜欢古希腊悲剧, 用心地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 也
读了易卜生、契诃夫、高尔基、萧伯纳和奥尼尔等
人的剧作, 这些世界名著加深了他的艺术修养。还
有, 他在少年时代就受过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 相
当熟悉北方民间文艺, 这在他四十年代写的独幕剧
《正在想》中可得到证明。曹禺喜欢看国内名演员
演出的“文明新戏”, 是一个善于接触和较早接触
28
第24 卷第2 期
中国戏曲并受其影响的人, 老一辈的戏曲表演艺术
家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所有这些既培养了他的
艺术鉴赏能力, 也对他的创作中体现出的民族风格
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剧作家, 曹禺有自身舞台演
出经验, 因而他的作品经得起舞台实践的考验。他
说: “我们要象一个有经验的演员那样, 知道每一
句台词的作用。没有敏锐的舞台感觉是很难写得出
好剧本的。”[ 12 ]曹禺一直认为, 自己的戏应该做到
为普通的观众所了解。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
命”。曹禺的这种态度, 和那些主张“一个内行人
的认识重于整个戏院子的普通戏迷的称赞”的人正
好相反。这也许是他的作品总能牢牢抓住观众且在
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
时代精神气候影响了曹禺的女性观, 但曹禺本
身的个体性别与作家本人深受的奥尼尔剧作思想内
涵的感染, 对他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对女性情感的把
握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美国戏剧之父, 奥尼尔在
戏剧中时常吐露出了对美国黑暗现实的不满, 以及
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希望。剧作中有一种征服人心
唤起民族自尊的强大心灵力量, 一种不悔追求人类
理想的精神指向。正是这一点, 奥尼尔不仅对曹禺
甚至对当时的中国话剧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曹禺承
认, 自己从奥尼尔戏剧中得到过许多益处。他认为
“奥尼尔对人生看得比较全面, 看得深; 写得非常含
蓄, 不一目了然”[13 ], 在《雷雨》《日出》《原野》
《北京人》等剧作中, 曹禺像奥尼尔那样将具有悲
剧特质的普通人纳入主要视野, 以那些受社会压迫
的普通女性作为戏剧女主角, 在剧中充分融入了现
代观众的普遍审美需求, 注重以人的遭遇表现人的
本质, 以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揭示女性悲剧人
物的痛苦、内疚、怨愤的复杂内心世界, 使人们同
情于那一个个因美梦不断破灭而受尽心灵痛苦折磨
的女性同时, 惊破对不合理现实的幻想和美梦。
对曹禺来说, 奥尼尔戏剧是一种另类“时代思
潮”, 剧作中融入了太多的符合时代主题———女权
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创作元素, 体现了太多“五四”
以降新文学阵营持久关注的话题。善良多情的美丽
女性, 是曹禺和奥尼尔共同倾注了审美同情的最丰
润的形象。然而, 也正是这些对理想男子充满爱
意, 抱有美好生活理想的女性, 终被现实生活的无
情巨轮压得粉碎, 对自己满怀期望的爱侣也产生了
绝望, 如愫方、露斯、埃拉、玛丽等。对人生理想
的执着追求和精微表现, 曹禺和奥尼尔二人也达到
了惊人的一致, 剧作中充满对旧中国与美国社会制
度和思想观念的深刻怀疑和批判。在他们看来, 空
洞的自由, 平等口号, 诱人的物质利益, 许多人认
为是美满人生的象征的“爱情”美梦, 都不能使女
性们根本摆脱人生的痛苦和黑暗。
将人物放置在尖锐激烈戏剧冲突之中, 在戏剧
情节的跌宕转折中凸现人物性格, 凸现人物的精神
世界的复杂情态, 运用典型、有力、集中深刻的细
节动作形象性地刻画人物、开掘戏剧主题, 是曹禺
剧作中突出的艺术创作风格。这种风格显然受到了
契诃夫、奥尼尔创作风格的影响。创作于1933 年
的《雷雨》, 在提炼细节、组织冲突、结构戏剧场
面、创造性的再现人物形象等方面, 显示了年仅二
十三岁的曹禺非凡创作才能。在这部从人性深层进
行剖析、带有强烈的心理现实主义色彩而外部冲突
又异常激烈的家庭剧里, 封建买办家庭内部罪恶诸
如乱伦、残忍、私欲、家长制等等, 无一不带有鲜
明的人性化色彩, 同时又是时代化了的、社会化了
的矛盾反映。人物命运的峰回路转显示了时代和阶
段冲突的剧烈变化与历史必然。作者对人物关系的
深层次开掘又使得人物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单纯
的性格冲突, 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概括性地反映了
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 使人物形象获得了历史性的
哲学深度。鲁侍萍三十年前被周仆园所遗弃, 离开
了周家。三十年后, 为了不让女儿重演自己在阔人
家帮佣的历史而要来接女儿走的“简单”动作使得
她重返故地。“鲁妈的到来”使得《雷雨》危机四
伏, 把剧中所有人物紧紧捆绑在一起, 奔向毁灭的
结局。在第二幕那个著名的戏剧场面“相认”之后
不久, 鲁侍萍想见一见自己亲生儿子、现在的周家
大少爷周萍, 而恰在此是, 鲁侍萍的另一个在矿上
当工人现在是罢工工人领袖的儿子鲁大海来找本是
自己亲生父亲的周朴园论理。劳资双方争执情急
中, 悄然站在一边的周萍却猛地冲上来打了鲁大海
一记耳光, 鲁侍萍失声喊出: “你是萍———凭什么
打我的孩子?”深刻的命运悲剧蕴含在尖锐对峙的
戏剧情境中, 使戏剧中的现实主义主题得到了巨大
的深化, 使戏剧艺术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人
性及在典型化地再现生活的基础上艺术地概括出了
时代的力量, 并使揭示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成为了
可能。年轻的曹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 跟安
东·契诃夫和尤金·奥尼尔等戏剧大师的影响有关,
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剧作家们。
杨智: 直面人生与诗性诉求□ 29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Liter ary Struggle: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 atur e
———The Keywords in the Resear ch of “Liter ary Cr iticism in the Past 17 Year s”
LIU Zhi- 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Fujian 351100, China )
Abstr act: In the criticism activities in past seventeen years, the literary struggles not only include overt
literary critique movement, but also covert self- criticism of writers (or intellectuals). The literary struggles caused
by the tens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re helpful for establishing “new cultural order” of new China in
ideological field.
Key words: literary struggles; politics; literatur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past 17 years
[参考文献]
[1][3][6][13]曹禺戏剧集·论戏剧[M].成都: 四川文艺
出版社, 1985.460、453、362、156.
[2]钱理群.20 世纪中国文学名著·戏剧卷( 一) [M].
刘洪涛, 卢敏点评.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471.
[4][7][9][10][11]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 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 1985.205、464、87、87、274.
[5] 曹禺.《雷雨的写作》[J]. 杂文《质文》月刊,
1935,( 2) .
[8]樊涛陶.精编曹禺作品集[C].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
出版社, 2003.557.
[12]曹禺创作生活片断[J].剧本, 1957,( 7) : 48.
Facing Life and Pur suit of Poetic Appr eciation
———A Resear ch of the Causes and Featur es of Cao Yu’s Feminist of Viewpoint
YANG Zhi
(Literary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 act: Feminism means the understanding of females. From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Cao Yu’ s early
creation, lif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make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inism in Cao Yu’s four masterpiece dramas: Thunderstorm
Sunrise, Plain and Pekingese,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his feminist view and the
characters and themes of his drama.
Key words: view on women; feminist view; emotional experience; female consciousness
( 上接第11 页)
[责任编辑: 黄江华]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