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最新可铠甲: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布哈林的“倒计时”（下）

          1938年3月7日，在相隔37个小时后，特别军事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布哈林案。审讯虽然不是全部的公开，因为允许有各国的使馆派出一名官员旁听，以及《真理报》的跟踪报道，苏联人民可以知道被筛选过的法庭内容，各国的观察员也向自己政府报告。应该说，审讯在当时并不秘密。此前法庭审讯所谓的“同案犯”时的《真理报》的报道，已经让苏联人民认识了“杀人、投毒、间谍”的布哈林。
        吸取了3月5日的教训，维辛斯基作了战略上的改变，3月7日的审判，他单刀直入问布哈林有没有“反苏、反斯大林罪”。布哈林镇定自若、侃侃而谈。他说：他并不知道那些罪行，然而他要对这个“集团”承担责任。至于其他的指控，布哈林一概予以驳斥。但是布哈林又说：如果能使检察官心满意足的话，他也愿意承认对这些罪行负责，因为这些罪行可能认为是他的立场合乎逻辑的结果。他再一次施展一个辩证法老手的机灵态度，泰然自若的使用“胡说八道”、“荒谬绝伦”的措辞来否认法庭所采用的论点，并为此感到颇为得意。
         在许多的问题上，他表现得绝对强硬。他拒绝承认曾经策划“杀害列宁”；拒绝承认什么时候做过“外国的代理人”，或者什么时候同意“肢解苏联”，或者在战争爆发后对敌人“开门揖盗”；在法庭上，布哈林一次也没有跟随维辛斯基的笛子起舞，来控告自己同案的同志。法庭上，布哈林还把两位作内务人民委员会部的“托儿”，骂得狗血喷头。主审法官维辛斯基狼狈不堪、怒气冲天、大发雷霆，施展了一个二流法学家故意刁难者的一切伎俩。但是布哈林毫不动摇！

         1938年3月12日，布哈林在法庭上发表了被告的“最后陈述”。同前两次的做法不一样的是，苏联的报刊没有登载他的“最后陈述”，而仅有选择的刊登布哈林陈述的一小部分，即它所承认的所谓反对斯大林的政权的“政治上有罪”，和“反革命暴徒”、“阴谋家”的断章取义。
         然而，旁听的英国使馆麦克莱尔准将记录下了这样的文字：3月12日夜间，布哈林站起来作最后一次申述。他再一次以其个性和理智的真正力量，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已开始表面承认对“集团”所犯的一切罪行负有全部“政治和法律上的责任”。他还完全同意判处他死刑的检察官的意见，称对于他的控告是“公正”的。继而，布哈林滔滔不绝的说下去，把所有的控告驳得体无完肤。对于“集团”，布哈林说，他在出庭前，根本不认识这些所谓的“同伙”；对于“反苏”，布哈林说，我的“纲领”是，国家应该让农业“由个体农民经营，缩减集体农庄”；对于“基洛夫”被杀，布哈林不同意自己“多余的再把基洛夫杀一次”。他说：白卫军、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杀基洛夫，苏联有那么多的人要杀他，为什么到了这么晚才被杀死？基洛夫经常在基层，为什么凶手要在斯莫尔尼宫杀死他？就连同案的政府主席被告李可夫也无法在法庭上帮维辛斯基的忙，声称他也不知情；对于要杀害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等的指控，更是荒谬绝伦，都被布哈林驳得一钱不值；对于做“间谍”反对祖国，布哈林列举的自己在国外的被捕入狱，反对的是沙皇俄国，被外国人称作“俄国间谍”，这难道也算做是布哈林背叛“沙皇祖国”的罪行！？！
         布哈林在法庭上高声的演说：“我们全都变成了残酷无情的反革命分子、叛徒，我们变成了间谍、恐怖分子、资本主义复辟分子。我们走上了出卖、背叛、犯罪的道路。我们变成了暴动的队伍，组织了恐怖活动集团，从事暗杀勾当，打算颠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

        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的生命倒计时到了零时零分零秒。内务人民委员会部的“卢比扬卡”监狱的刑场上，列宁最后的朋友、战友、苏联的开国元勋、党的理论家、斯大林的恩师布哈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李可夫被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了”，一起被执行枪决的还有两个“内务人民委员会部”的“坐探”。

        布哈林的故事结束了。许多的疑问浮上了心头：布哈林为什么坚决否认和反驳关于间谍活动、背叛、谋杀和反革命的具体控告，而同时泛泛的承认自己有罪？这是布哈林的双重人格，还是为了保持党的崇高理想而效劳？抑或布哈林想保住生命？
        通过“季—加”的案件，布哈林已经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妻子安娜 拉琳娜和孩子，他愿意去死。后来的发展也是满足了布哈林的愿望。他的妻子拉琳娜五十年的奔走，终于等到了布哈林1988年2月4日平反的一天。1996年2月24日，拉琳娜去世，死得瞑目了。但是布哈林1938一定得死，这是毫无疑问的。布哈林想，如果一切都予以否定，那么斯大林的“反面教员”角色做不成了，也就无须审判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了，直接就上了刑场，跟许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一样。而布哈林将永远失去了申述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和借此机会来揭露斯大林政权的残酷、非人道的迫害。布哈林经受住了酷刑，也经受住了法庭的压迫，他昂首挺胸的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在法庭之上，他作了最后的斗争，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特别是军事法庭1938档案的解密，布哈林是少数几个没有乱咬人的“反革命元凶”。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布哈林，实质上他只是一个“士”，是个动笔、动嘴的“秀才”，能写、能辩、能演说。但是他既不能带兵打仗又不懂科技工业，更不懂政治的手腕残酷无情。其所谓的“农业纲领”，也是党的十六大交给他的任务，或许就是斯大林的一个计策。李可夫的十六大“工业纲领”和布哈林的十六大“农业纲领”，都被斯大林批为“右派纲领”，从此一步一步走进了斯大林对立面的圈套。犹如中国的毛泽东，也一直在“经济政策”上与同事们较劲。今天指责刘少奇、周恩来“右倾”，明天自己大搞“极左”，再说林彪搞“极左”，最后政治、经济搞得一团糟，苏联的历史也是这个样。后来证明布哈林的“纲领”正确，并不是因为斯大林的农业政策的失败，而是布哈林的“纲领”，其实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年代，“秀才遇见了兵”，或许还有一条生路，布哈林是“秀才遇见了强盗”，只有死路一条，这才会有“无一兵一卒”的“手无缚鸡之力”，来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杀人犯”的奇闻！！没有民主的政治，苏联和中国的伟大领袖的手腕是一样的：谁来跟你没完没了的争论农业还是“包产到户好”还是“人民公社好”，把你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你就什么都不好的死路一条。名称不一样，结果是殊途同归。
          布哈林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光荣典范！1

           至此，斯大林通过“右派”的手，消灭了“左派”，再自己接收了“左派”的武器，消灭了“右派”，再通过“刽子手”来消灭了“刽子手”。自己的心腹之患“列宁格勒中心”随着基洛夫的消失，被斯大林彻底连锅端；“莫斯科中心”也随着布哈林的消失，被斯大林彻底连根拔。两个“中心”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有，斯大林完成了把“列宁的党”彻底变成了“斯大林的党”，从此呼风唤雨苏联政坛二十多年，直到被赫鲁晓夫1956的《秘密报告》斩断，斯大林被掘坟弃尸逐出了神圣的列宁墓！！

          然而在当年，苏联一位少数民族农民诗人江布尔在《真理报》上唱道：“斯大林比大洋还深，比喜马拉雅山还高，比太阳还亮。他是全世界的导师！”。有点像我们雪域高原上唱的颂歌。从此以后苏联所有的宣传品都得遵循一个标准：每篇文章的开头，都必须引用领袖的话，我们叫做“语录”或者叫“最高指示”，不知他们是否也用“黑体字”加强；结尾是向领袖信誓旦旦地顶礼膜拜，我们是山呼万岁，他们就只好“乌拉！乌拉！”了。这样的场景，我们一点不感到陌生！？！